家族與詩歌

氏族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姓氏之學盛于唐，唐人擁有濃郁的氏族情結，重視姓氏排名，唐太宗甚至還因姓氏排名與舊家大族產生過矛盾，編撰氏族譜的人因為最高統治者的干預而妥協，才有了著名的“五姓七家”之說。唐人濃郁的氏族情結表現在強調族屬，重視氏族婚姻，如薛元超人生三恨之一就是“不得娶五姓女”。氏族文化在唐代有大規模發展，其主要表現：一是大規模編輯譜牒，如《氏族志》《大唐姓系錄》《姓纂》等；二是唐代重視士族教育，家學發展很快。家族教育呈現出注重親人間的學業傳承，注重通過家誡、家規方式化育家風的特點等；三是氏族女性在文化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盧氏對柳宗元的影響、權德輿受母親的影響等。以往對唐代氏族文化與文學關系的研究，大多關注出現了多少同家族的作家及其作品，但對于家族文化中的文學教育因素，以及以氏族為基礎的文學活動，還有待深入研究。

杜氏是唐代望族，其排名雖不在“五姓七家”之內，但也有“城南韋杜，去天三尺”之說。唐代杜氏重要支系：京兆、襄陽、洹水、濮陽四支。唐代杜氏家族主要影響是在政治和文學兩方面。政治影響方面，唐代僅杜氏宰相就有12人；文學影響方面，則有杜審言、杜甫、杜牧、杜荀鶴等重要詩人，他們都是唐詩發展鏈條上的重要詩人。杜審言、杜甫的祖孫關系自是同一家族，杜牧是杜甫遠祖杜預的后人，杜荀鶴也認同自己與大小杜有族屬牽連。有一種說法，杜荀鶴是杜牧出妻之子。此說雖缺少有力證據，但杜荀鶴確實認同杜氏家族文化對自己有影響，也在詩中提及過大小杜。

唐代杜氏家族文化促生了杜氏文學家的誕生。當陽侯杜預才兼文武，是西晉滅吳的重要統帥之一，滅吳功成后耽思經籍，以注《左傳》稱名，其對家族后人影響極大，杜甫、杜牧等都推贊遠祖的文治武功。唐代杜氏家族文化教育中很重視道德教育和文學教育，如杜甫姑姑的仁德俠義和對杜甫的文學教育直接影響了杜甫的性格和文學努力，杜甫在《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中感念道：“若其先人后己，上下敦睦，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加以詩書潤業，導誘為心……”杜宣猷《……京兆杜氏墓志銘》：“德章休休然亦以詩禮充業，今則泣血崩心，若無所容。”杜氏詩人特別重視文學傳家，如杜甫說“詩是吾家事”，杜牧說“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還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中教導侄子注意文學修養：“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下成就的杜氏詩人一般而言道德修養和文學修養都值得肯定。唐代杜氏文學家注重對家族文學的追隨，如杜甫對杜審言文學成就的認同和追隨，說“吾祖詩冠古”“詩是吾家事”；杜牧對杜甫的推崇，包括致君堯舜的思想、讀書萬卷的努力；杜牧對杜佑歷史學成就的認同；杜荀鶴則說，“吾宗不謁謁詩宗，常仰門風繼國風”“他日親知問官況，但教吟取杜家詩”。

無論其歷史事實是否出于同一家族或家族遠近，唐代杜氏詩人在總體上認可“杜氏”詩人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功績，這是他們自己在家族文化上的自我認同。他們在發揚風雅傳統、反對浮華文風方面的文學主張有驚人相似的觀點，在講究詩歌精益求精方面也有共同的努力。杜甫提倡風雅傳統，提出“有才繼騷雅”“別裁偽體親風雅”；重視對他人的學習，“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重視格律研磨，“老來漸于詩律細”；重視語言的感染力，“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反對浮艷文風，“恐與齊梁作后塵”。杜牧主張“樹功立業流于歌詩”“興起教化”（《上宣州崔大夫書》），注重作品主旨精神，要求“文以意為主”；提倡高華大氣之作；反對“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詩歌要“不務奇麗，不涉習俗”；詩歌要有自己的特色，如他認同李賀實因李賀詩有獨到處；反對輕艷淫靡，對元白體嚴厲批評；追求韻律調新而屬對不差；反對窮極聲韻的排律。杜荀鶴也主張繼承風騷傳統，“常仰門風繼國風”；強調關注時事，“詩旨未能忘救物”“言論關時務，篇章見國風”；反對浮華詩風，“外卻浮華景，中含教化情”“直應吾道在，未覺國風衰”；作詩強調苦吟，精益求精，“不是營生拙，都緣覓句忙”（《山中寄友人》），“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苦吟》）。于以上詩論中，不難找到唐代杜氏詩人文學主張的多重一致性。

由于杜氏詩人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所養成的文學修養和自己的努力，杜氏文學家在唐代詩歌發展史上始終占有重要席位，著名的杜氏詩人詮釋了唐代詩歌的起承轉合。杜審言是唐詩開創期的功臣，其近體詩合律度達到94%，僅比李嶠低，故而律詩定型應推功于李嶠、杜審言；內容開拓上，杜審言的邊塞詩、山水詩，也對初唐詩歌離開宮廷和臺閣作出了積極努力。杜甫是唐詩由盛唐轉入中唐的代表，他的詩歌既是盛唐之音的代表，也是中唐之調的開啟者。其詩體努力則在于眾體兼備，無體不工，且多新變，在很多方面都有開創意義，既是前代詩歌的集大成者，又同時開啟了中晚唐詩歌、宋代詩歌的先河。杜牧是晚唐詩壇的明星，他在唐代詩壇的地位：一是詩歌風格明快俊爽，以矯正晚唐詩壇柔靡風氣，在晚唐詩壇獨樹一幟；二是遙承盛唐李白、王昌齡，創作了大量優秀的寫景、詠史絕句；三是繼承杜甫創作拗體律詩的作法；四是寫出了唐王朝走向衰亡的感受。杜荀鶴是唐代詩歌終結的符號，杜荀鶴出生比陸龜蒙、皮日休、羅隱晚10~20年，去世于唐代滅亡的907年，堪稱唐詩終結者，其終結者的符號意義在于：一是格律詩用到自然無為，基本沒有為合律而改動詞序的做法；二是鄙俚近俗的詩風成為走向宋詩的最后橋梁；三是敘事功能的衰退，遠不及杜甫和白居易的水平；四是寫出了亂世文人的落魄形象。

總之，唐代杜氏代表性詩人基本可以詮釋唐詩發展的初、盛、中、晚四個階段，是唐代氏族文化與文學關系中的重要力量。

（作者：吳淑玲，系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