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司法正義的三個標準

正義是社會秩序的壓艙石，司法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在傳統的國家治理中具有減壓閥的作用，任何理性的統治者皆不敢等閑視之。清代作為傳統中國法的集大成者，在歷史積淀中繼往拓新，形成了獨特的司法正義標準。

司法正義的形式要件是情法合符

在清代的司法裁判中，情法合符是正義實現最基本的形式要件，其實質是尋求事實與法律的完全對應關系。雖然就一般經驗而言，司法裁判就是使事實與法律對號入座的過程，但是，由于清代立法思維的線性化，這個過程顯得尤具直觀性。清代法律淵源的主體是律和例，律是綱目，例則是對律的具體化。因為在司法過程中過分追求情法合符的吻合性，在有例則不用律的原則下，例就會不可遏止地進行同質性分化，在時間、空間、數量、主體、手段等方面不斷追求精細化，以無止境地追求情法合符的精細度。

在時間上，如白晝搶奪、夜無故入人之家、強盜五更早起在路等，皆構成獨立罪名。這就使本屬同類的罪名不斷分化，且在理論上無限可分。在空間上，同一強盜行為，黔楚兩省為盜、江洋為盜分別成罪；同一科斂行為，云貴兩廣、苗蠻黎僮等地，各有專條。在數量上，如監守自盜，一兩直至四十兩，數差至纖至悉，皆有定規；同為殺人，殺一家三人，則獨立成罪。在主體上，同樣是毆打傷人，卻有毆傷業師、奴婢毆家長、妻妾毆夫、同姓親屬相毆、毆祖父母父母、毆妻前夫之子、妻妾毆故夫父母、良賤相毆等各種獨立罪名。同一行為與差序主體進行不同的排列組合，交織出錯綜復雜的罪名譜系，令人嘆為觀止。在犯罪手段上也是如此，同一謀殺行為，就有造畜蠱毒殺人、采生折割人、屏去人服食等各種類別。

清代的立法模式，使每一個具體罪名的刑罰皆連帶地量化確定，形成了罪刑一體化的規則構造。也就是說，罪名確定即意味著刑罰確定，其間沒有幅度和彈性，排除了法官在量刑時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因此，清代司法裁判的主題就是在精細化的規則中尋求最恰當的罪名。雖然這種模式難免刻板化的形式主義，也極易造成事實與法律的供需矛盾，但是，精細化的立法對統一裁判和控制法官濫權還是卓有成效的。如果對這些經驗進行去蕪取精和理論建構，對于重新認識中華法系的當代意義，不無裨益。

司法正義是實現當時實質公平

清代司法裁判的理想目標是天理國法人情的完美融貫。換言之，司法正義的實現，除了要滿足其形式要件外，還須達到實質要件，實現實質正義。因此，如果依法裁判會造成實質的不公平，形式要件即有可能讓位于實質要件。這就要求在司法裁判中運用個案衡平的原則和技術，充分考量情理因素，實行法律上的變通，以尋求具體正義或個案正義。從立法上看，清代的律是大經大法，不斷增加的例是律的連續具體化和變通，這本身即體現了具體正義的原則。在司法過程中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合適的律例，則選用相近的律例或判例進行統籌考量，再予以裁判。

如果不仔細體會清代的立法模式，我們或許以為上述變通違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則。實際上，這是因為清代法律的過度精細化并且缺乏彈性，使之適用范圍窄化所導致的必然現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就是違反正義，在多數情況下反而恰恰實現了正義。因為此種法律模式不作如此變通，即便是自然犯罪也無法確定對應的法條而受到應有的懲罰，這顯然違反常理中的公平。因此，在此情況下要求實質公平，個案衡平是最合理的選擇。此外，在法律并不缺失但存在缺陷的情況下，如果依法裁判會有違實質公平或者達不到理想的社會效果，也會進行準情酌理。例如對家族爭產案件，理想的裁判并不是要在權利上分清是非，而是運用親情、倫理等進行處置，使當事者各自讓步，讓親情關系復位。

家事等民事案件可以個案衡平，刑事案件也不例外。例如嘉慶年間的一起案件，本夫縱妻與人通奸，并聽從奸夫行竊，竊案敗露后，奸夫謀死本夫之母以圖搪抵。奸夫罪屬謀殺，沒有疑義，問題是本夫如何定罪。因法無專條，刑部遂依照與本案情罪相仿的判例，將本夫擬判絞立決。但是，嘉慶認為：本案中本夫之母參與縱奸圖利和窩贓，本有應得之罪，遂將本夫減判為絞監候。這種個案斟酌，雖有因案立法之嫌，但是在傳統中國，實質公平更為重要，其結果顯然更符合當時的觀念。道光年間的一起案件更能體現這種衡平的精細度：本夫因撞遇其妻鐘黎氏被奸夫拐逃，羞憤自盡。廣東巡撫援引同類判例，以其未與奸夫通奸、與因奸致夫自盡者不同，將鐘黎氏擬減為流罪，但是，刑部不以為然。因為在所引判例中，本夫之死已有奸夫抵命，如果將鐘黎氏判為流罪，則其夫別無抵命之人。也就是說，判例是經過生命折抵、換算后的衡平，本案也應如此折算，即應判鐘黎氏死刑。一命一抵是傳統中國普遍接受的觀念，因此這種衡平是符合當時價值觀的，也容易被普遍接受。

當然，每個時代實質公平的標準并不相同，上述案件特別是后述兩案，在今天看來是不公平的，既違反抽象正義，也不合具體正義。對傳統法律的價值，我們應當注意到其中的時代差價，而不是刻板地套用這些經驗。實際上，更值得重視的是出于對實質公平的追求而考量個案衡平的思維方式。

司法正義的根本目的是道德實現

法律無論良窳，皆須以一定的道德為基礎，道德既是法律的母體，也是法律的最終目的，也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傳統中國道德的核心是忠和孝，分別指向政治道德與家庭道德，在家國一體的政治結構中，此兩者是至關重要的兩極，規制著法律的基本內容和走向。清代是傳統中國道德的繼承者與實踐者，其司法正義的根本目的當然也是為了保障忠孝道德的實現。

縱觀清代法典，維護忠誠的規則是其重中之重。同理，在司法過程中，保障忠誠的價值也是首要法則。這在皇權時代是不容置疑的原則，毋須贅言。至于孝之道德，在“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的政治哲學中，忠孝本為一體。因此，歷來的統治者對孝之強調是不遺余力的。因為孝接近百姓日常倫理，故而此類案件極其常見，在司法裁判中也因需要個案衡平而頗多爭議。

例如道光年間的一起案件：有一奸生之子因殺人被判絞刑，此時其母已年過七十，并且無人奉養。在此種情況下，犯人一般可以申請留養，即在將其母養老送終后再來執行，其結果往往會減等處理。但是，此案犯人因系奸生子，法無明文，判例也不統一。如何裁判，是個問題。本案問題的實質是兩種價值觀的沖突問題，即婦女的忠貞與子女的孝順，何者更值得法律保護。刑部認為：婦女因奸生子，固屬罪有應得，然子無絕母之理，也就是說，孝更重要，應當準予留養。在傳統中國的司法裁判中，有很多為孝子屈法的名案，也是追求道德原則的反映。不過，由于傳統道德在具體內容本身存在著非正義的一面，為維護孝之倫理，有些案件的裁判幾乎是匪夷所思甚至非道德的。如嘉慶年間，竇瑛聽從母親老劉氏一起投河自盡，結果其本人被救得生而其母喪命，此種情況，律例并無明文，也無相應的判例，但是，因案關倫紀，刑部還是牽強地進行比附論罪，將竇瑛擬判為斬立決。

從清代對司法正義的追求來看，一般案件，正義體現為情法相符，如果依法裁判違反實質公平，則需要考量情理進行個案衡平，就其本質而言，司法裁判的終極目的皆是為了追求道德的實現。只不過，我們今天思考道德實現的司法目的，需要理解道德的時代性，以發揚社會主義的新道德，真正做到法安天下，德潤人心。

（作者單位：南京工業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