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經驗和澳門體驗的充分表達

澳門文學作為正式概念，直至1984年才開始出現，逐漸得到學術界、評論界的承認。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澳門形成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發展的社會格局，這決定了澳門文學必然以漢語寫作為主流，多元語言寫作并存發展的文化格局。特別是澳門回歸20年來，澳門文學面臨著回歸性的運作與建設，從而形成自身的文化特性并顯示出其獨特的生態意義。

告別“離岸文學”狀態走自己的路

澳門回歸20年來，澳門文學迅速改變以“離岸文學”為主的文學生態。在這之前，澳門文學界讓自己的作品“僑寓”到香港等離岸地區發表、流通。澳門離岸文學形成的主要原因，無非是澳門讀書界的體量相對狹小，市場相對逼仄，發表園地一度奇缺，本土文學的發展相當緩慢。有些文學史家回憶說，至少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澳門還沒有出版過一本公開售賣發行的文學雜志”。澳門文學寫作者不得不另辟蹊徑，四處尋求發表的機會與發展空間。澳門回歸以后，文學發表平臺和文學出版機制得到健全與發展，澳門文學迅速結束離岸文學和“寄寓文學”的歷史階段，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澳門回歸以來，澳門文學的運作體制得以迅速建立與健全。澳門筆會的活動更趨正常，文學雜志《筆匯》的運營更加規范，澳門文學因此建立了井然有序的創作和運作體制，澳門作家協會等各種文學社團的紛紛成立，各種文學選本和文學作品集的推出，從整體上強化了澳門文學的聲勢和力量。隨著澳門回歸，澳門文學概念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并迅速成為文學研究界關注的焦點，澳門文學概念得到了某種學術認定。有必要提及的是，2010年4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中文系聯合召開“近代公共媒體與澳港臺文學經驗國際學術研討會”，首次在重要的學術活動中提出了“澳港臺”概念和排列順序。當然這不是無端地為澳門文學“爭氣”，不是片面地強調對澳門文學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的重視，而是從具體論題出發，強調澳門特殊的文化地位：澳門是中國近代媒體的肇始之地，從媒體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學，理所當然應將澳門置于首位。

回歸以來，文化管理和文學獎助格局逐漸健全，有力地促進澳門文學的發展。澳門的文學出版獎助機制通常來自一些政府部門、大量的社會團體，還包括部分重要的文學文化社團，它們或者設立各種獎項，或者通過正常的申請制度，對澳門文學出版予以獎勵性資助，對文學寫作成果予以褒獎。這對于人口不多的澳門來說有較大的覆蓋面，總體上能使心懷文學夢想又具有一定寫作能力的文學寫作者，都可以較為順暢地發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從而較為便捷地實現自己的文學之夢。

富有澳門特色的“副刊文化心態”

澳門的報紙副刊參與澳門文學獨特生態的承載與體現。澳門文學副刊文化與澳門文學寫作者休閑性的寫作方式，以及澳門讀者休閑性的閱讀需要緊密聯系在一起。澳門從城市規模而言，不過是60萬人的小城，卻擁有近30種報紙，其中日報超過一半。在這樣一個獨立的微型社會，居然每1.5萬人就擁有一個報社，這種高密度新聞文化的奇跡，說明澳門讀者對傳統媒體報紙的需求量在保持并上升。而且，澳門絕大部分報紙都開辟有相應的副刊。《澳門日報》《華僑報》等重要報紙長期保留著傳統的副刊，成為澳門文學發表的重要園地。《澳門日報》每天一版的“新園地”，成為澳門文學主打文體散文隨筆的集散地。澳門文學的創新文體即漢語新詩，也是這份報紙副刊的常備內容。澳門小說這個相對薄弱的文體在《澳門日報》上也有專題副刊加以刊載。

在多媒體時代，報紙副刊展示的是人們閱讀生活的經典化和休閑化。報紙副刊的密集出版和被普遍閱讀，體現出澳門社會仍然有著普遍的副刊文化心態。這并非僅僅指熱心副刊文章的閱讀心理，更是指養成某種副刊品位的閱讀習慣和文化性情。在讀報活動中，副刊的閱讀是休閑的，同時也是富有文化生活感的；在現今電子閱讀時代，報紙的閱讀同樣帶有休閑性質，也富于文化生活感；在多媒體時代，副刊文化心態就意味著對傳統閱讀習慣的堅持。報紙閱讀在澳門仍然表現得如此重要，則體現出這片文化熱土上依然流行較為傳統的副刊文化心態。

更為重要的是，《澳門日報》“新園地”以澳門作家為骨干作者，同時又采取開放姿態，向五湖四海公開征集文章。來自各地的華人寫作者都有機會在這塊園地上種植自己所心儀的文學果苗。一些由于各種機緣走出澳門的作家、評論家，都繼續在這片園地上澆灌自己的澳門文學夢想。

澳門文學通過這樣的開放平臺擁有了與澳門這個開放、包容的城市氣度相稱的格局和魅力，澳門文學因此建立了良好的藝術文化生態。這激勵著許多澳門人憑著自己的熱忱成為寫作者。有人說澳門每平方公里擁有的詩人數堪稱世界之最。澳門人最為適應的休閑文化與詩歌等文學寫作結合在一起，還與澳門的演劇活動結合在一起。其實，澳門這個小城每萬人每月擁有的藝術演出場次是世界之最。除了澳門文化中心等為數眾多的正式演出場所高頻度的演出安排，以及《澳門日報》等主流媒體公開報道和評論的正規演出外，還有一些娛樂場所長期不斷的商業性演出，各個戲劇和文化團體組織的經常性演出活動，更有在各個公園和街道自發組織的以粵曲為主體的自娛自樂的戲劇演藝活動，加上一些單位和學校組織的演藝和綜藝活動，澳門幾乎每天都有一場相當正規的演出活動。這對于澳門這樣的小城來說，其頻度之高已經相當驚人。這樣的藝術生態有益于培養綠色的文化生態，這樣的文化氣氛有益于澳門文學的生息與發展。

漢語文學不可或缺的特定板塊

20年來，澳門文學奉獻出富有時代性的澳門經驗。澳門是中國文化富有特色的一個重要板塊，其文化的歷史性和特征性都是其他地區無法替代的。澳門文學是澳門文學人依據澳門經驗、澳門感受共同創造出來的文學存在，它應該向漢語文學世界貢獻出獨特的澳門情緒和澳門精神，這是其他地區的文學無法提供甚至是無法復制的。可以說，澳門文學的獨特性是漢語新文學世界所關注并重視的對象，屬于不可或缺的特定板塊。

澳門回歸以后的小說創作以陶里、周桐、廖子馨等作家為代表，五月詩社及其后涌現的眾多詩人，向漢語新文學世界貢獻了富有特色的時代詩篇。澳門的生活，安寧、靜好、樸實，非常符合散文的表現，這是澳門體散文形成的重要生活資源和文化資源。在安寧、緩慢中散步，同時在煩瑣中解脫，是澳門體散文的風格和魅力，也是它的內容和質量。

澳門的人生體驗偏于溫和平淡，好像是在波瀾不驚的水面，或者是在淺顯平緩的海濱，展示平靜如水的人生，以及安寧靜謐的情態。澳門根系祖國，但長期漂動在大陸的邊緣，曾經獨自面對蒼茫的大海，于是澳門經驗和澳門體驗中有一種無定之感，不安定的靈魂常處于懸置無著的狀態。澳門回歸20年來，這樣的傳統經驗和歷史體驗已經開始發生改變。特別是澳門戲劇，呈現出從后現代感性中返歸現代主義甚至現實主義的某種趨勢。穆欣欣創作的京劇《鏡海魂》講述了澳門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故事：沈志亮刺殺葡國總督亞馬勒。劇本沒有僅僅停留在懲罰侵略者暴虐的正義感抒寫上，而是通過外來者的治理思路與中國老百姓的家族情感和宗法理念之間的文化沖突，刻畫出一代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和精神境界。

盡管至今澳門文學依然沒有出現標志性人物和經典性作品，但其顯示出了一種健康的、富有生氣的文學生態。經典性作品對于一個地區而言固然重要，能夠提升當地的文學影響力，增加世界能見度，但這并非文學發展的唯一形態。像澳門這樣的地區雖然并未推出自己的標志性作家和經典性作品，但營構出一種良好的文學生態，多數人可以圓文學之夢，文學愛好者可以多渠道發表作品，生動而細致地承載著澳門經驗和澳門體驗，從而使得澳門的文學生態綠意盎然。這樣的文學生態同樣是有意義的，是值得重視的。

澳門文學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擁有漢語和其他語言多元承載的結構形態，它以相當的文學積累，體現出一道引人入勝的文化景觀，使澳門呈現著一派文化熱土的基色。澳門文學成就的豐富性和所具有的局限，可以從多個理論視角加以總結，這是一項學術任務。澳門文學提供了有深度的澳門歷史和澳門現實的述說，提供了有價值的澳門經驗和澳門體驗的表達，甚至提供了關于文學自然生態的理論思考的資源與契機。澳門文學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它能夠而且應該為漢語新文學的總體格局作出富有澳門地域色彩的新貢獻。

（作者：朱壽桐，系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