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機制及促進技術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

課題組各項工作與計劃進度基本一致。項目取得了一批代表性的成果，已經發表或錄用了20篇論文，其中3篇SSCI，17篇為CSSCI（其中國內心理學界權威期刊《心理學報》2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5篇，在投和已經成文并準備投稿的學術論文17篇。

各子課題進展具體如下。

（二）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子課題一：和諧醫患關系的社會心態建設及其促進策略研究

子課題一包括輿情傳播和制度信任兩方面的內容，目前已完成部分的工作，進展基本順利。輿情傳播方面，研究一主要采用主題模擬技術、語料庫檢索技術對當前主流媒體資料進行分析，探討醫患關系形成的內在原因，分析如何在符號層面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在此基礎上分析人稱代詞、情態動詞、名物化、評價性形容詞、高頻詞和關鍵詞等典型詞匯和句式結構應用的趨勢和具體特征，探討語料庫中醫患關系的演變。具體而言，我們選取民眾可及性高的《人民日報》和《健康報》作為詞頻分析的對象（《人民日報》是我國中央機關報紙，《健康報》是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管出版的報刊），從中抽取出了這兩份報紙從2001年至2018年有關醫患關系的所有文章，并就這些文章完成了相關詞匯的抽取，分別對兩份報紙在詞頻分布的特點進行了探析。在此基礎上，對兩份報紙提取的詞進行了比較分析，旨在探究兩份報紙在報道醫患關系的內容上的聯系與區別。目前正在進行相關研究工作后期的文章梳理及寫作。研究二主要采用文獻分析法、詞頻分析法探究醫訊傳播模式的特點以及傳播效用的檢驗。目前，檢索了CNKI收錄的核心期刊（CSSCI，北大核心）1998年至2018年以來刊載的新聞傳播學領域涉及醫療、健康等主題的研究論文進行文獻計量學分析，結果發現以媒體對醫患糾紛等各類事件的報道而產生對醫患關系的正面、負面的影響特別是對醫患信任影響的研究居多。而媒體的社會責任、媒體的話語權、媒體的廣告、媒體的輿論引導與輿論監督功能則是媒體對醫患關系產生影響的因素。以《新聞傳播學領域醫患關系研究的文獻計量學》為題的文章已完成數據的分析正在進行文章的寫作。研究三計劃采用問卷調查以及行為實驗的方法對于輿情傳播途徑進行研究，確定不同輿情傳播路徑與策略的特點，同時從接收者特質（歸因與認知偏差）的角度探討不同傳播策略的效用，對于起著損害作用的路徑加以矯正和引導，確定優化傳播機制。

制度信任方面，主要關注醫療制度信任對醫患和諧關系的作用。在文獻分析以及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使用心理量表以及行為實驗等研究手段提供多方面的證據以進一步挖掘背后的心理機制，為和諧醫患關系的建立與維護提供理論基礎。本研究中，首先通過對醫患雙方制度信任影響因素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礎上借由自編量表的大規模調查，評估當前醫療制度信任的現狀；其次在認知層面分析制度信任對醫患信任的影響；最后，立足于以上實證研究，提出并評估適合醫患雙方制度信任的促進方案。目前，研究1中醫療制度要素的調查正在進行相關問卷的編制。研究2已完成醫方及患方兩個版本的制度信任問卷的編制，醫方問卷已實施初測，通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及驗證性因素分析最終該問卷形成制度的功能性（包括8個題項）和制度的可及性（包括9個題項）兩個維度。該問卷信效度良好，可以作為醫護人員醫療制度信任的有效測量工具。此外，通過對500個護士樣本的人口學變量的分析，初步了解當前護士醫療制度信任的現狀。目前已完成《醫護人員制度信任問卷編制及現狀調查》的論文，文章處于整理投稿階段。研究3在研究2的基礎上完成了醫患關系問卷醫方版和患方版的修訂工作，并以醫護人員作為對象進行施測，目前已根據預測驗的結果對醫患關系問卷進行了修訂，醫療制度信任對醫患關系預測的問卷將于8月份進行施測。研究4著重探討醫療制度信任對于醫患關系的干預作用。重點考察醫療實踐中的知情同意制度對于醫患關系的影響，通過改善知情同意的實踐設置來促進醫患關系。課題組在國內外文獻的基礎上梳理了知情同意的核心要素、告知內容以及標準，初步確立了醫療知情同意的核心要素，建立了常規醫療實踐中知情同意應該遵循的標準。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課題組還提出從降低醫療信息的復雜度，簡化醫療信息獲取，提升知情同意文本的可讀性，提高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溝通技巧等方面來改善知情同意的質量。同時，采用實驗研究的方法，對于知情同意書的改善方式進行了探討。結果發現基于視頻輔助的知情同意效果最佳，患者的知情同意滿意度顯著高于紙質材料以及圖片補充材料組。知情同意制度改善方面已完成《醫療過程中知情同意的信息通達與提升：理解者的視角》、《紙質與視聽補充材料在手術知情同意過程中的應用》等文章的撰寫，目前處于投稿狀態。此外，對于知情同意過程中的各類信息分配權重，前述研究中發現視頻補充材料的知情同意在治療信息的理解與滿足治療信息需求上并未優于紙質材料，因此課題組決定探討治療信息、風險信息、疾病信息等應該如何分配，目前對于于知情同意過程正、負框架作用的研究已經進入實驗階段。

子課題二：群際關系因素對和諧醫患關系建構的影響及其促進策略研究

本子課題擬解決以下主要問題：?醫方群體和患方群體具體存在的群際關系因素（認知偏差、群體認同和社會距離）的發展狀況；?各類具體診療情境中各種群際關系因素對醫患關系的影響機制；?通過實施改善群際關系因素的積極心理訓練是否能夠顯著促進和諧醫患關系。目前已完成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進展順利。

研究1主要考察醫患群際刻板印象與元刻板印象對和諧醫患關系的影響。元刻板印象是影響群際關系的重要變量，元刻板印象威脅對群際關系具有破壞作用，且群際焦慮是元刻板印象威脅和群際關系之間的重要中介變量。課題組成員圍繞具體的醫療情境中群際刻板印象與元刻板印象對和諧醫患關系的影響展開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具體為：明晰各類具體診療情境中各種群際關系因素對醫患關系的影響機制，在已發表的《元刻板印象威脅對醫患關系的影響：群際焦慮的中介作用》一文中，課題組通過研究發現元刻板印象對醫患關系產生影響的內在機制是：群際焦慮在元刻板印象與醫患關系間起完全中介作用；醫患雙方形成消極的元刻板印象，從而引發群際焦慮最終損害醫患間群際關系的發展。

同時，人們對某個群體的刻板印象都會直接影響對該群體及其成員的態度和行為。大量群際接觸的研究發現，通過讓存在消極刻板印象的不同群體成員之間進行定期或長期的群際溝通，消極刻板印象能夠得到有效抑制或消除。因而課題組期望借由一定的促進手段，如改變群際溝通方式來改善患方人員對醫方群體的消極刻板印象、消解群際刻板印象和元刻板印象帶來的消極影響，達到促進和諧醫患關系的目的。課題組目前已完成相關研究，并發表文章《醫患溝通對醫生刻板印象表達的影響》，發現就改善患方人員對醫方群體的消極刻板印象而言，溝通頻次能夠調節有關醫生的消極刻板印象的傳遞。在此基礎上，從刻板印象和醫患關系的角度入手，采用故事復述的方法，考察了信息一致性和決策權力對于醫生刻板印象表達的影響。結果發現，大學生被試對醫生群體持有消極的刻板印象。信息不一致時，被試表達出更多的消極印象和更少的積極印象；信息一致時，被試表達出較少的消極印象和更多的積極印象。醫生獨斷決策時，被試表達出更多的消極印象和更少的積極印象；醫患共同決策時，被試表達出更少的消極印象和更多的積極印象。這說明信息一致和共同決策能夠帶來最為積極的醫生刻板印象表達。相關成果《信息一致性和決策權力對醫生刻板印象表達的影響》正在整理投稿。除此之外，為了了解醫方群體和患方群體具體存在的刻板印象與元刻板印象的發展狀況，課題組已經完成了《患者角色認知刻板印象》問卷數據的前期施測整理、分析處理，正在進行文章寫作。

此外，基于群際威脅理論，受威脅激活的消極情緒和認知可能會對受到威脅的個體產生消極的行為反應，例如攻擊行為等。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認識到自己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的成員帶給自己的情感和價值意義。因而課題組從群體認同角度出發，進行醫方群體和患方群體具體存在的群際關系因素——群體認同的發展狀況及其影響機制的系列研究。目前課題組已初見成果，發表文章《社會認同對外群體幸災樂禍的影響》，發現在低階層群體成員中，高內群體認同者對外群體成員（高階層成員）的不幸具有更高水平的幸災樂禍。這一結果對后續的研究有重要啟示作用。圍繞著這一主題，課題組隨后展開了深入研究，籍由三個行為實驗分別探究了內群體認同是否會影響因群際威脅而引發的攻擊行為、共同內群體認同對個體的攻擊行為的影響以及不同社會距離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對因群際威脅引發的攻擊行為的影響等。相關文章正在撰寫中。在此基礎上，以醫患關系為例，我們設計并完成了2019屆的碩士畢業論文《群際威脅引發攻擊行為：內群體認同的調節作用》。該碩士論文通過三個實驗探究了內群體認同對因患者群際威脅而引發的對于醫方攻擊行為的調節效應。結果發現，有患者群體認同的個體在醫患沖突情境下對醫生的攻擊水平顯著大于無患者群體認同的個體的攻擊水平，表明內群體認同會增強個體因群際威脅而引發的攻擊行為。無論是外顯攻擊還是內隱攻擊，同時啟動患者群體認同和同鄉群體認同的個體在醫患沖突情境下對醫生的攻擊水平顯著小于只啟動患者群體認同的個體的攻擊水平，支持了共同內群體認同理論的觀點；在共同內群體認同激發的情況下，個體對原屬于外群體的攻擊性會下降。同時啟動患者群體認同和同鄉群體認同的個體與同時啟動患者群體認同和同學群體認同的個體因群際威脅引發的外顯攻擊差異不顯著，而對因群際威脅而引發的內隱攻擊差異顯著，且同時啟動患者群體認同和同學群體認同的個體因群際威脅引發的內隱攻擊顯著小于同時啟動患者群體認同和同鄉群體認同的個體的內隱攻擊，表明社會距離更近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群際威脅而產生的內隱攻擊更小。相關結果正在整理投稿。

研究2聚焦于對影響群際信任的社會距離因素及其機制進行探究，目前已完成醫方及患方版社會距離量表的編制，并完成初步預測。通過項目分析、信度分析及結構效度分析，確定了三個因子：接納程度、交往意愿和接觸狀態。問卷信效度良好。同時對醫護人員人口統計學變量中的年齡、科室、職稱、工作年限與量表總分做單因素方差分析，未發現在各因素上有顯著差異，表明該量表在測量醫護人員對患者的社會距離上不受醫護人員的年齡、所在科室、職稱以及工作年限的影響，進一步表明該量表的適用性較廣泛。《醫護人員對患者的社會距離問卷編制》一文已完成，目前處于整理投稿階段。此外，已完成以護士為對象的社會距離量表以及醫患信任問卷的測試，目前處于數據分析階段。

研究3基于診療視角探究群際關系因素對和諧醫患關系建構的影響，該研究擬采用自控閱讀技術和內隱記憶測驗法探索醫方和患方的各種群際關系因素對診療結果滿意度、診療方案博弈以及診療方案服從的影響，目前已在進行相關的文獻整理工作。

研究4基于醫患群際關系因素矯正來促進和諧醫患關系的建立。本研究擬通過案例分析、行為促進以及臨床促進三個環節分別進行校正。案例分析部分目前以上海重點醫院為樣本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患者的籍貫、醫保類型、疾病分型、疾病轉歸、醫師的職稱和工作年限與醫療糾紛發生有關，患者的年齡和性別構成與醫療糾紛發生無關。在醫療糾紛發生的原因中，要重點關注醫師對患者病情的告知，以及患者對醫師的理解問題。此外，從醫方的角度發現突發事件處置經驗不足、醫生違反診療常規、疾病的治療效果等顯著影響了醫療糾紛的發生。通過加強對醫護人員突發事件處置的培訓、規范醫護人員臨床操作、注重患者疾病的治療效果，可以有效減少醫院醫療糾紛的發生。該部分已完成論文《軍隊某醫院醫療糾紛成因分析》，發表于《解放軍醫院管理雜志》；《Study of the factors causing medical disputes in a Third‐Level Grade A Hospital in Shanghai》發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行為促進方面已完成患者角色認知刻板印象問卷的編制，后續相關促進措施有待進一步研究。臨床促進方面已完成針對醫學生培訓的巴特林小組討論構建的課程規劃，并完成《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實踐性課程培養體系構建》論文，目前處于投稿階段，具體干預效果的檢驗將于下學年啟動。此外，課題組成員已熟練掌握了正念療法及團體治療的相關干預技術。

子課題三：醫患信任的心理機制及其對醫患和諧關系的影響

目前子課題三進展順利，已經完成了大部分內容，課題的部分成果已完成撰寫，處于投稿階段。子課題三主要探討醫患互動開始前穩定性情境因素和即時性情境因素對于醫患信任形成的影響，從而建立符合當下中國醫患信任關系規律的認知結構模型；此外，通過研究證據證實中國醫患信任關系的情境性特點和認知加工特點，并進一步揭示社會轉型與新醫改對當下中國醫患信任關系的影響，并為促進當下中國醫患信任關系的改善提供扎實的科學依據和策略建議。從社會心理學建構論的視角出發，提出了醫患信任的過程性理論框架: 基于就醫前醫患之間的“原發性信任”，通過醫患雙方的互動產生 “互動性信任”，最終形成較為穩定的醫患信任關系。據此揭示醫患信任作為大社會中的醫患制度信任、醫患群際信任與小社會中的醫患人際互動相互嵌入的特性。該部分已完成論文《醫患信任關系建設的社會心理價值研究構想》，發表于《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

目前關于醫患人際信任的測量系統已經形成，醫方信任的量表已進行改編和完善，拓展了該量表的適用性，并形成醫方對患方信任良好的模型結構，測量結果已撰寫成文《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hysician Trust in the Patient Scale (PTPS) in Nurses》，正在投稿中。通過采用修訂后的醫師信任患者量表（中文版），對中國江蘇省幾家公立醫院的護士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該模型信效度結果良好，能很好地適用于護士的群體中，從而擴展了該量表的適用性，建立護士信任患者的結構模型。與此同時，從量表的人口學變量的相關統計分析結果，我們發現不同的年齡和工作年限在信任結果上呈倒“U”型曲線；從新生成的“患者依從性”維度可以看出護患之間與醫患之間互動的不同，進而提出對于醫護人員的教育培訓要重視以上兩個方面；關于患方信任醫方的量表正在施測中。同時，課題組測查了患者角色認知刻板印象、醫生出診期望、醫患情境歸因、醫生共情能力，并結合醫患信任結果正在進行相關數據整理。目前關于患者的安德森癥狀評估量表的修訂和就醫環境體驗量表的編制仍在進行中。

為了更加明確中國醫患信任研究現狀，課題組系統梳理了醫患信任研究以來所有相關的文章本研究共檢索到501篇文獻，根據納入標準排除489篇，最終納入13篇文獻，并對研究中國人醫患信任的文獻進行元分析。從信任隨年限的變化結果和人口學變量與信任的相關結果來看，我國患者對醫生的信任總體呈下降趨勢，從微觀層面看近三年信任結果有上升趨勢，但結果不是很顯著，因此醫患信任提升工作還需進一步加強。同時，發現中國患者對醫患信任的研究停留在患者人口統計特征與信任之間的關系，然而通過元分析的結果發現性別、年齡等人口學變量因素與醫患信任程度多少無關，因此醫患信任研究建議無需將患者人口學特征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而應進一步挖掘深層次原因。雖然也有個別涉及患方人格特征、參與行為、心理契約，醫務工作者的人格特質，媒體不良報道等方面的相關研究，但從國外醫患信任研究狀況來看，大量深入醫患互動情境下的信任研究正不斷促進醫患信任結果。對此我們正在進行國外醫患信任進行元分析，進而比較國內外醫患信任研究現狀，為子課題3進一步明確研究方向，側重情境因素對醫患信任的影響，從實質上促進國內醫患信任的提升。相關結果已經在準備整理投稿中。

子課題四：醫患溝通模式對和諧醫患關系建構的影響及其促進策略研究

子課題四著重從個體印象形成、歸因方式和共情能力等角度探討和諧醫患溝通模式的形成機制，并以醫患信息互動模式和溝通交往模式兩個方面探討醫患溝通模式對于醫患關系的影響，最終分析出有效的溝通技巧提升促進方案，達到通過提升醫患溝通模式促進和諧醫患關系的目的。目前子課題正有序開展，課題成員主要圍繞個體印象形成、溝通、歸因和共情四大主題進行相應的研究，首先對個體印象形成進行相應的基礎研究，其次通過梳理國內外關于醫患溝通、歸因和共情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對醫患溝通、共情問卷進行中國版本的修訂，另外編制醫患情境歸因問卷（醫方版和患方版），同時進行了相應的問卷質量檢驗與校正。通過問卷法與訪談法，對護患溝通模式進行調查，了解了護患一般溝通模式狀況，在此基礎上編寫了醫患溝通腳本，通過虛擬任務對醫、患扮演者呈現不同效價的溝通模式，形成階梯性虛擬實驗情境的研究計劃；使用問卷對護士（區分科室、病種）歸因模式和共情能力進行測查，并收集了常見人口統計學指標。現已發表《知覺負荷對面孔多重社會范疇加工的影響》、《他人知覺的個體構念動態交互模型》、《面孔表情及注視方向對面孔加工特異性的影響—基于知覺負荷理論的視角》、《多重社會范疇間的相互作用》、《醫患溝通對醫生刻板印象表達的影響》等多篇文章，已完成《醫生溝通能力視角下的醫患關系促進技術》、《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實踐性課程培養體系構建》、《護士共情能力現狀調查》、《護士視角下共情對醫患關系的影響》、《患者中心溝通方式對醫療滿意度的影響：信息的視角》、《The Influence of Empath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ejudice》等研究報告的撰寫，均在投稿或返修階段。目前正在推進醫患情境中醫患雙方印象形成的機制研究，醫患溝通、歸因和共情現狀的大范圍調查以及醫患溝通模式虛擬情境的實驗等研究，以期進一步探討個體印象形成、溝通方式、歸因和共情能力之間的關系及其對和諧醫患關系的影響。

經過多次討論，子課題四研究團隊形成了以下共識：子課題四的研究內容主要是從醫患雙方的溝通模式及其影響機制著手，探討醫患關系的促進策略問題。本子課題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從醫患共情視角切入，探討雙方的當前的溝通模式及其潛在問題。依據項目研究方案，子課題四主要聚焦在醫患共情問題上，尤其是醫護人員在救助過程中的共情疲勞是否是雙方有效溝通的重要阻礙。

共情是醫療工作開展的重要質量保障，它能夠促進醫療就診過程中的醫患雙方互動與溝通，在保證雙方情感投入和共鳴的基礎上，提升患者就診的滿意度，并能有效促進臨床治療效果。盡管共情對于醫患溝通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但是由于長期處于創傷、疾病以及死亡等壓力情境下，醫護人員的共情投入可能出現資源耗竭，進而出現共情疲勞問題。這一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日積月累的壓力和大量重復曝光的創傷刺激容易導致醫生對患者的疼痛反應表現出共情疲勞，甚至難以產生疼痛共情。而另一方面，共情疲勞的存在會進一步作用于醫護人員，喚起更大的個體壓力與情緒反應，影響醫護人員的身心健康，并造成職業倦怠和醫患溝通障礙，進而對醫患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基于以上假設，子課題四意圖從醫護人員可能存在的共情疲勞現象問題著手，探討共情疲勞出現的心理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預防共情疲勞現象的有效策略。

目前的研究進展主要包括兩點重要內容：一是采用了現代神經科學手段，探討研究了醫護人員的共情疲勞機制與職業倦怠的關聯，分析創傷與壓力對于醫護人員共情的負面影響。對此，子課題研究團隊克服了較大困難，于2019年3至5月在浙江省湖州市部分醫院對從事一線醫護工作的臨床醫生進行了實驗與調查研究。作為研究對象的醫生有4至15年的臨床工作經驗，且遍及外科、內科、急診和麻醉科等科室，包括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和主任醫師等職稱。目前已經采集有效神經腦電數據30余例，行為數據約100余項。通過對現有腦電與行為數據的分析發現，一線醫護確實存在共情疲勞問題，突出表現為醫護人員對于患者疼痛刺激的情緒喚醒明顯受損，存在情緒共情的喚醒障礙。反映在腦電的事件相關電位上，顯示為醫生在反映早期情緒刺激喚醒的N110成分上出現有別于一般群體的抑制機制。這一發現對于干預醫護人員的共情疲勞，促進醫患雙方的有效溝通，具有重大價值。相關研究數據已在整理發表準備過程中。

二是基于醫護人員的職業發展，嘗試分析探討創傷與壓力情境下醫護人員共情疲勞的產生、預防與干預策略問題。對此，子課題研究團隊目前已經與金華職業技術學院的醫護學校形成了初步合作研究工作，將對醫護人員從職業技能學習至前往一線從事救治工作下的共情發展進行持續追蹤研究。相關研究工作正在準備進行過程中。

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初步嘗試開展了以巴特林小組和正念技術為核心的醫患關系促進的應用研究。具體地，我們開展了首輪以巴林特小組為主要形式的醫、護、患溝通能力和壓力緩解培訓，通過在上海市某三級甲等醫院內分5批招募54名醫護人員，每批進行6次巴林特小組與醫患溝通理論培訓，比較培訓前后小組成員的臨床溝通能力和應對方式。結果表明：小組成員臨床溝通能力各維度得分普遍提高，其中團隊溝通、情感感知和困難情景溝通能力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培訓后，小組成員的應對方式趨向于更積極，更多采取“解決問題”的成熟應對方式，而“退避”、“合理化”應對方式顯著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結果顯示以巴林特小組為主要形式的培訓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提高醫護人員的溝通能力，并使其在面對壓力時能夠采取更加積極的應對方式。運作正念訓練方法，從團體破冰、壓力概述、內心傾向與情緒調節、焦慮與睡眠、壓力察覺、身心應對壓力圖解、如何正確回應外境與挑戰等環節建立良好人際關系、邁回喜悅新生活共八個主題，對醫護人員進行了為期8期的正念減壓培訓，給醫護人員教授了正念減壓技巧，緩解壓力，并可通過他們將相應技巧傳遞給病人和家屬。質性訪談表明，培訓人員普遍感到對緩解職業倦怠，提升專注力，以及控制情緒、改善睡眠等方面均有獲益。我們還引進澳洲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程，為醫護人員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工作坊,培訓從常見情緒問題識別、藥物濫用、精神健康急救，危機干預等多個方面讓綜合醫院重點崗位醫護人員對精神健康急救有了全面系統理解，有益于在實際工作中避免精神心理問題導致的惡性醫患沖突。在此基礎上，我們面向社區全科醫師進行醫患溝通和壓力緩解的培訓400余人次，得到中華預防醫學會精神醫學分會的經驗推廣。

子課題五：醫患和諧關系評估系統與分級促進策略

目前子課題五進展順利，部分課題研究成果已經撰寫成文，還有部分研究也進入最后的實施及成果撰寫階段中。子課題五涉及四大塊研究主題。研究1是醫患關系評估指標的甄別與檢驗，它基于面向醫方和患方雙方開展調查及心理測量研究的結果，確定了醫患關系的三級評估指標，并已完成了針對綜合性醫患關系水平、醫患信任程度、醫患群際社會距離、醫療結果滿意度、醫患雙方的制度信任、群際認知偏差、醫患雙方的溝通技巧、共情能力、醫患醫療事件歸因傾向等各類指標變量的量表修訂和問卷編制，目前已完成面向千余名樣本基數的醫護人員和患者被試收集數據對如上醫患關系評估指標的檢測效力進行了驗證。課題組成員已完成《The survey of Chinese Nurses in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hysician Trust in the Patient Scale (PTPS) in Nurses》、《The Influence of Empath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ejudice》、《醫護人員對患者的社會距離問卷編制》、《護士移情共情能力現狀調查》、《護士視角下共情對醫患關系的影響》、《醫護人員制度信任問卷編制及現狀調查》等論文正向SCI、SSCI以及國內權威期刊投稿中。

研究2是醫患關系評價體系的建構，該研究構建了三級評估的層級系統。第一層級主要包括四個評估項：醫患關系的總體水平、醫生和患者對醫療質量滿意程度、醫患之間的信任程度以及醫患雙方之間的社會（群際）距離；第二層級主要包括醫患雙方的醫療制度信任、診療人性觀，醫患雙方對對方群體的群際認知偏差（如刻板印象及元刻板印象等）、醫患雙方的就（從）醫期望等；第三層級主要包括醫患互動過程中雙方共情能力、溝通技巧、醫療事件歸因傾向等因素。三級評估系統中所依托各類指標的特點和變化可面向醫生群體和患者群體同時檢測，進而獲得醫、患之間在各類指標上的群際差異值，這些差異值即可作為醫患關系質量的量化指數。本研究的后續計劃是在此基礎上，以醫患關系失諧程度的分級測評為思路，確定醫患沖突應激預警的評估方案。目前本研究正在有序推進，課題組已發表相關論文《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實質》、完成《和諧醫患關系評估體系的理論構建》一文并將于近日發表。

研究3是醫患關系突變（失諧）的預警體系建構，在前兩個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監控過程的視角考察醫患關系失諧的預警指標體系，建構醫患失諧的表征模型。接著對攻擊性人群的特質攻擊性對醫患失諧的預警指標的調節作用展開研究。目前課題組成員對醫患關系失諧的預警體系和特質攻擊性人群的研究進行了深入研究，以唾液皮質醇作為個體對攻擊行為發生的威脅情境的敏感性指標建構了醫患關系失諧的反應監控模型，以及特質攻擊性在反應監控模型中的調節作用，撰寫了《攻擊行為的反應監控表征：以醫患關系為例》、《特質攻擊性對威脅敏感性和攻擊行為的影響：以醫患關系為例》等論文，目前處于投稿狀態。在此基礎上，嘗試開展了情緒智力、應對方式與醫患沖突的相關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焦點訪談法、半結構式訪談等方法就醫患關系現狀的主觀體驗進行調查，同時探索醫患雙方在醫療互動的過程中關于角色理解、行為傾向、心理訴求等方面的主觀體驗，以期為醫院的微觀管理提供實證依據。該研究表明，醫生這一職業屬于高情緒性職業，醫生情緒智力及應對方式影響其對醫患關系的評價，醫生情緒智力通過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于應對方式的途徑對醫患關系產生影響，工作經驗的積累也對醫生和諧醫患關系的能力提升有顯著作用。患者既往就診經驗和家庭年收入對醫患關系的體驗產生影響。患方在關注醫療質量的同時重視雙方的情感交流。反映上述研究的論文正在撰寫中。

與此同時，我們還致力于簡明預警識別表制定與開發工作。我們選取了綜合醫院糾紛發生率最高的部門之一即急診部，進行方便樣本的醫患沖突預警機制和應對策略研究，主要目的是篩選出可能導致急診醫患沖突發生的行為并進行識別，提前進行干預和控制，將醫患沖突行為預防在萌芽狀態，提高醫護患滿意度、增強醫護人員職業歸屬感、增加自信心，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打下基礎。目前該研究主要進行的是現況調查，根據美國護理管理協會頒布的2008版工作場所暴力調查表的中文版內容，進行再次核查、校對，確定調查的可行性，最終形成急診護士暴力沖突調查表。主要內容包括急診護士遭受暴力沖突發生的頻率；遭受暴力沖突的類型；暴力沖突的特點、發生沖突的時間、地點、施暴者；沖突發生后對急診護士的影響以及目前的應對方式等。調查結果顯示有159名（84.6%）在最近1年內至少遭遇過1次及以上的暴力沖突，急診護士遭受暴力沖突的類型主要以言辭辱罵為主，其次是使用威脅性語言及威脅性動作等，急診護士遭受暴力沖突多發生在輸液室（58.5%），其次是分診臺（51.6%）、搶救室（48.9%）；81.4％的暴力沖突發生在白天，70.2％的暴力沖突發生在晚班；89．9％的施暴者是患者家屬(或朋友)，90.4％為男性，急診科護士遭受暴力沖突后常出現委屈、憤怒等不良心理反應，影響了護士的身心健康，75.5％的護士出現了工作熱情下降，60.1%的護士產生離職的想法。急診科護士發生暴力沖突后，多采取忍讓回避的方式，另外，69.1%的護士會尋求保安或上級領導的幫忙，有26.1%的護士會采取直接對質的方式。我們將跟蹤對醫患沖突的發生情況進行評價分析，從患者的10種行為表現出發，確定沖突先兆行為的分級標準，制定對應策略，在綜合醫院急診部進行試用，驗證該模型的有效性、實用性。醫患沖突先兆行為的表現如下：

序號-行為表現

1-凝視及目光延長

2-尖銳的諷刺或反駁醫護人員

3-激動、聲調變大

4-改變正常的語氣

5-說話語速增快

6-喃喃自語、謾罵

7-在醫護人員附近踱步

8-給醫療衛生部門或者媒體打電話投訴

9-表現出攻擊性的敵意的姿勢或態度，如扯拉醫護人員、摔東西

10-拒絕醫護人員給予建議的治療措施

因此，醫方需注重不同醫療環境和條件下患者及家屬的特殊需求，善于識別醫患沖突的先兆行為，擬定預案、強化現場應對技巧，把負性事件遏制在萌芽狀態。

研究4是醫患關系失諧的促進研究，研究是建立在前三個研究結果的基礎之上，提出修復破裂醫患關系的方法。目前研究進入設計階段。本研究擬從患方開展研究，幫助患者減少信息不對稱情境，從而促進醫患關系的良好發展。目前課題組已經完成對于就醫指導手冊的前期調研工作，現擬將與醫院合作完成不同等級醫院的就醫流程以及疾病的科普工作。后續課題組擬將患者的目的性健康教育融入醫院診療體系中，幫助患者提高醫療知識，減少醫患間的信息不對稱，更好地進行醫患互動，促進醫療關系的和諧發展。

（三）學術交流情況

1、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

項目首席專家王沛教授和各位子課題帶頭人應邀參加多個國際、國內學術會議并做特邀報告或主旨演講，報告主題均為課題組的階段性成果。具體包括：

（1）大會特邀報告：“和諧醫患關系分級促進技術建構”，中國心理學會社會心理學分會學術年會（2018年11月，曲阜）；

（2）大會特邀報告：“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機制與促進系統構建”，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學術大會（2019年7月，長春）；

（3）大會特邀報告：“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機制與促進系統構建”，中國心理學會社會心理學分會學術大會（2019年11月，贛州）；

（4）大會特邀報告：“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機制與促進系統構建”，中國心理學會護理心理學專業委員會第五屆學術年會（2019年7月，蘭州）；

（4）大會特邀報告：“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機制與促進系統構建”，福建省人民政府與國臺辦主辦“海峽兩岸家庭建設與社區心理服務研討會”（2019年6月，福州）；

（5）專題論壇“和諧醫患關系的理論、測量與研究發展趨勢”：“和諧醫患關系：要素、結構與測量設計”（田荷梅，王沛）、“我國醫患關系二十年：研究領域、熱點及演進--以CiteSpace 構建關鍵詞知識圖譜為證據”（許繼新，孫連榮，王沛，劉雨婷）、“我國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創新性課程體系構建”（孫連榮，王沛，劉雨婷）、“醫患沖突的反應監控的表征”（陶愛華，王沛）、“Study of the factors causing medical disputes in a Third‐Level Grade A Hospital in Shanghai”（劉宇，柏涌海，王沛，鄭同京）（2018年11月，曲阜）；

（6）2019海峽科技專家論壇分會場——海峽兩岸家庭建設與社區心理服務研討會 專題報告:“和諧醫患關系評估體系的理論建構”(王沛)、“醫務人員對患者的社會距離問卷編制（劉珍珠，王沛）、“護士移情能力現狀調查”（劉宸宸，王沛）、“中國護士的護患溝通技能水平調查”（過愛，王沛）、“醫療過程中的知情同意的信息通達與提升：理解者的視角”（鄭同京，王沛）、“醫護人員制度信任問卷編制及現狀調查”（劉雨婷，王沛）“Validating applicat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hysician Trust in the Patient Scale (PTPS) in Nurses (劉雨婷，鄭同京，王沛)。其中“醫療過程中的知情同意的信息通達與提升：理解者的視角”（鄭同京，王沛）和“中國護士的護患溝通技能水平調查”（過愛，王沛）分別獲得組委會論文征集的一等獎和三等獎，（2019年6月，福州）；

（7）2017上海市醫學會健康管理學術年會大會交流“上海地區醫療糾紛影響因素及分級預警的實證研究”（2017年12月，上海）。

2.舉行相關培訓

（1）舉辦澳洲心理急救課程培訓，培訓人數30人；

（2）舉辦中美精神科醫師和心理咨詢師規范化技能培訓，培訓人數400人。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研究中出現的主要問題是由于研究力量準備不足、技術障礙等問題使得各個課題研究計劃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子課題一的進度較之研究計劃延遲了半年，造成延遲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對語料庫技術以及語料庫建設的難度估計不足，所以未能如期完成基于報刊傳播的輿情對醫患關系影響機制的研究工作。二是對大數據挖掘的人才儲備不足，導致數據搜集、清洗、整合的速度有所滯后。

其他課題的原有計劃有所調整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網絡化醫患關系評估系統的開發不斷遇到了測試文本調整、測試后臺運行錯誤等問題，所以評估系統一直處于調試階段，2019年7月可以正式投入實測。所以與醫患關系評估系統有關的各個子課題的相關研究工作不得不處于等待狀態。二是具有促進技術研發能力的研究力量準備不足，所以涉及促進技術開發與實施的一些工作也有所滯后。

針對上述研究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我們采取了以下措施予以彌補或推進：一是將子課題二負責人由首席專家變更為具有良好的衛生管理與心理咨詢教育背景、長期從事醫患關系研究的長征醫院臨床心理科柏涌海醫生擔任。以他為核心的團隊具有強大的促進技術研發能力，可以迅速扭轉促進技術開發與實施工作滯后的局面。同時，我們通過深入討論后，請子課題五負責人、海軍軍醫大學護理學院博士生導師葉旭春教授集中團隊的力量針對高危人群與潛在患者研發基于積極心理護理理念的就醫促進技術，也將強有力地推進促進技術的研發與實踐應用工作。對語料庫和大數據分析滯后的問題，我們已經邀請課題組成員、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郇昌鵬副教授及其團隊全面負責。他的主攻方向就是語料庫分析技術，現在這方面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

值得欣喜的是，我們已經與6家醫院通過合同書的方式確立了正式、全面的合作關系，另外還有10余家醫院也會以同樣的方式與我們課題組全面合作。這樣一來，我們課題中無形中獲得了較為豐富的人力和被試等重要的研究資源，可以較好地支撐我們隨后開展的逐項研究。

（五）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就具體內容而言，鑒于本項目在評審階段專家給予的相應建議（1.建議進一步論述醫患的群際關系和醫患的人際關系；2.建議在使用多種方法系統探索時，應突出若干亮點；3.建議從積極方面挖掘和諧有關的心理資源；4.建議加強對醫患關系的社會性、社會政策角度的促進技術的論述；5.建議需要關注不同類型的患者及其家屬進入醫療情境后的壓力增加和控制感缺失的社會心理機制。）以及開題階段專家給出的相似的建議（1.本課題研究任務宏大，建議適當聚焦 、突出重點，選擇部分重要主題進行研究；2.建議重點加強醫患矛盾的社會背景、公眾醫療觀念、醫療問題歸因、醫患沖突的心理模型研究。），加之在具體研究中發現的實際情況，我們在具體研究中變更或加強了以下研究內容：

1.從積極促進的角度加大了促進技術的系統研究、特別是加強對醫患關系的社會性、社會政策角度的促進技術的研究；2.出于課題的立意與理論訴求，將醫患沖突預警機制及其模型的研究轉化為促進技術的建構與評估系統建設研究；3.加強了群際關系與人際關系對于和諧醫患關系影響機制的探索，尤其是聚焦于歸因、共情與溝通能力的訓練對于和諧醫患關系的促進作用的實踐研究，淡化了認知神經科學與神經遺傳學等與本課題關聯程度較低的基礎性研究。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本課題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三個方面，即理論研究、評估系統的開發及其應用、促進系統的構建及其初步應用。理論研究部分首先回答了和諧醫患關系的實質及其可能的心理機制，在此基礎上梳理了我國關于醫患關系的研究進展，發現存在的問題和在理論上的進一步探索，如提出并操作性地建構了和諧醫患關系的結構，形成了評估系統的諸項指標，形成了可以觀測到整體、單位、群體、個體諸多層面的評估方案。在此基礎上論證并初步形成了融教育培訓、信息管理、心理護理、心理干預等綜合性促進技術為一體的積極促進系統，并且以社會治理的角度厘清了和諧醫患關系建設的基本路徑。

（一）理論研究

理論研究涵蓋了對醫患關系機制及影響因素的探析、當前醫患關系研究現狀的分析、對細化理論的進一步探究。首先，對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實質以及影響因素進行了深度解析，分別從人際醫患互動以及群際醫患互動兩個角度對醫患關系失諧的機制及原因進行闡述，并總結出理論研究的具體方向。其次，對當前醫患關系研究的現狀進行文獻計量學分析，發現20年來我國醫患關系研究從“醫患雙方”、“醫療互動”、“醫患關系表現”三個范疇展開；醫患關系研究的熱點為涉及“醫學倫理與道德”、“民事糾紛”、“醫學人文與人文關懷”、“知情同意”、“信息不對稱”、“醫患溝通能力”、“醫學教育”、“醫院管理”、“醫患信任”等。基于該分析結果進行具體研究方向的文獻綜述，具體探究了知情同意過程中如何保障信息的通達，具體探究了紙質以及試聽補充材料在知情同意過程中的應用；采用實證研究論述了醫患溝通以及信息一致性等對醫生刻板印象的影響；重點對醫患糾紛產生的原因及其心理機制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其中包括從理論綜述方面論述了患者的元非人化、患者的權力感、社會拒絕等因素對攻擊行為的影響，也包括對醫生和護士的醫療糾紛成因的調查，并進一步通過實證研究探討了內隱偏見、他人知覺、失望效應、人際距離等社會因素影響醫患關系的機制，此外，還通過ERP技術探討了以人際沖突為代表的威脅信息加工的腦機制。該模塊為后續的評估系統以及干預系統的開發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由此構思出評估系統模型的組成。

具體的成果及其簡述如下：

1.“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實質”，《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第177期》，2019年5月21日

本文是對和諧醫患關系整體研究構架的介紹，其中對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實質進行了論述。分別從群際影響和人際影響兩個層面對影響醫患關系的因素進行解析，群際層面主要涉及到醫患社會心態的建設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醫訊輿情傳播方式與醫療制度信任模式以及刻板印象，人際層面主要包括溝通、共情、歸因、人際距離感知等等因素的影響。同時對醫患關系的監測及預警機制的構建進行了概述。

2.“醫患信任關系建設的社會心理價值研究構想”,《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2018年6月20日

本文從社會心理學建構論的視角出發，建構了醫患信任關系建設的社會心理機制模型，主張醫患信任關系是一種醫患雙方———信任方與受托方角色互動的信任過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醫患信任的過程性理論框架: 基于就醫前醫患之間的“原發性信任”，通過醫患雙方的互動產生 “互動性信任”，最終形成較為穩定的醫患信任關系。據此揭示醫患信任作為大社會中的醫患制度信任、醫患群際信任與小社會中的醫患人際互動相互嵌入的特性。其中，隱性的 “原發性醫患信任”反映著醫患直接接觸之前的社會心理活動背景，在醫療活動中為醫患雙方的互動過程所激活; “互動性醫患信任”則聚焦于醫患接觸的始末并且分為 “初始”狀態和 “即時”狀態，反映出醫患關系的動態性和建構性。

3.“我國醫患關系研究20年：熱點與演進--以CiteSpace關鍵詞可視化圖譜為證據”，《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已接受待發表

篩選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收錄的1998-2017年發表的2513篇期刊論文作為數據樣本，應用CiteSpace5.3軟件構建關鍵詞可視化圖譜，發現20年來我國醫患關系研究從“醫患雙方”、“醫療互動”、“醫患關系表現”三個范疇展開；醫患關系研究的熱點為涉及“醫學倫理與道德”、“民事糾紛”、“醫學人文與人文關懷”、“知情同意”、“信息不對稱”、“醫患溝通能力”、“醫學教育”、“醫院管理”、“醫患信任”等。

4.“軍隊某醫院醫療糾紛成因分析”，《解放軍醫院管理雜志》，2018年6月12日

目的通過對上海某三甲軍隊醫院近三年發生的醫療糾紛案例中醫患雙方的有關情況進行分析，找出發生醫療糾紛的成因，提出針對性的建議。整群抽取該院近三年所有的醫療糾紛案件，采用自主設計的問卷，運用描述性統計和 χ 2 檢驗方法對糾紛發生的年度分布、科室分布、疾病因素分布、醫患雙方的基本情況、醫療糾紛的成因進行分析。結果該院近三年平均每年發生醫療糾紛 66 起，其中骨科發生醫療糾紛的比例最高為 26.58%，在醫療糾紛發生率上，本地患者高于外地患者，男性低于女性，中老年患者高于青壯年患者，城鎮醫保患者高于其他醫保類型的患者，單純急診病例高于其他類型疾病，因患者治療無效引起的糾紛高于其他疾病轉歸引起的糾紛，副高職稱的主診醫師糾紛發生率最高，工作年限在 20～30 年的醫師糾紛發生率最高。醫療糾紛的醫方原因中，因醫師告知不足引起醫療糾紛的占比最多(21.24%);患方原因中，因患者對醫師存在誤解占比最多(54.17%)。患者的籍貫、醫保類型、疾病分型、疾病轉歸、醫師的職稱和工作年限與醫療糾紛發生有關，患者的年齡和性別構成與醫療糾紛發生無關。在醫療糾紛發生的原因中，要重點關注醫師對患者病情的告知，以及患者對醫師的理解問題。

5.“Study of the factors causing medical disputes in a Third‐Level Grade A Hospital in Shangha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2018年10月20日

通過對上海某三甲醫院2012-2014年發生的醫療糾紛案例進行分析，找出該院發生醫療糾紛的成因，結合國內外處理醫療糾紛的經驗，提出相應的對策。方法：整群抽取該醫院2012-2014年發生的醫療糾紛，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方法，對影響醫療糾紛等級的因素進行分析。結果：突發事件處置經驗不足、醫生違反診療常規、疾病的治療效果，有統計學意義。結論：通過加強對醫護人員突發事件處置的培訓、規范醫護人員臨床操作、注重患者疾病的治療效果,可以有效的減少該院醫療糾紛的發生。

6.“Perception of Threatening Intention Modulates Brain Processes to Body Actions: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Potentials”，《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8年11月

目前的研究檢測了人類大腦是否對通過身體動作傳達的意圖的差異敏感。為此，研究人員設計了一項新的意圖分類任務，參與者坐在電腦屏幕前，屏幕上隨機呈現高威脅性(HT)、中度威脅性(MT)和非威脅性(NT)身體動作的圖片。該研究中要求被試根據圖片的威脅意圖進行按鍵反應，同時記錄腦電信息(ERPs)。我們主要分析了N190、N2、EPP(早期正波)和P3。結果表明，三種身體動作誘發的EPP振幅與任務反應時間呈正相關。實驗結果還表明，EPP波幅越小，反應時間越短。我們認為EPP可以作為大腦對身體威脅意向加工的一個指標。該研究為后續對醫患沖突信息的檢測提供了神經指標，同時也為醫患沖突的加工機制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7.“Effect of Implicit Prejudice on Intergroup Conflict: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Perspective”,《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2019年5月6日

本研究以中國國內的醫患沖突為例，檢測社會偏見對選擇性注意偏見和記憶可得性的影響，并解釋敵意性歸因偏差引發醫患沖突。結果表明，存在著社會-患者-醫生偏見的分離，即隱性患者-醫生偏見被觀察到，而顯性社會偏見則沒有。此外，內隱患者-醫生偏見啟動對患者情緒性stroop任務和SCP的反應時間有顯著影響，但對LDT沒有影響。研究表明，內隱偏見并沒有改善信息加工后期的記憶可得性，而是在前期引發了選擇性注意偏見和敵意歸因偏見。這一結論支持攻擊性信息處理過程中的優先解釋模型。

8.“面孔表情及注視方向對面孔加工特異性的影響——基于知覺負荷理論的視角”，《心理科學進展》，2018年5月25日

知覺負荷理論認為, 當前任務知覺負荷的高低決定了選擇性注意過程中的資源分配狀況。面孔加工具有特異性, 不論知覺負荷的高低, 作為干擾刺激的面孔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工。不過面孔的表情和面孔的注視方向可能會受到知覺負荷的影響。其中, 面孔的負性情緒相比正性和中性情緒, 較少受知覺負荷的影響;正性和中性情緒相比負性情緒, 更易受到知覺負荷的影響。面孔直視的注視方向不需要主觀注意, 較少受知覺負荷的影響; 非直視的注視方向則容易受到知覺負荷的影響。今后可將研究范圍拓展到種族、性別、年齡等范疇, 探討不同知覺負荷條件對于這些面孔信息的影響。該研究可引申到對醫生在工作負荷情境下對患者情緒的注意特征。

9.“他人知覺的個體構念動態交互模型”《心理科學進展》，2018年2月27日

他人知覺的個體構念動態交互模型關注在感知他人時不同信息加工水平之間的互動模式, 主張低階加工(如對面孔、聲音和肢體運動線索的加工)、類別化加工、刻板印象激活與高階認知加工之間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動態系統對他人知覺起著調控作用。該動態系統包含提示水平、類別水平、刻板印象水平和高階水平。由于各加工水平之間的交互作用, 這一動態系統在神經網絡、加工水平以及加工時間維度上形成了一個具有動態建構特征的循環聯結網絡, 該網絡對他人知覺產生動態交互效應。正是這種動態交互效應使得他人印象在個體構念中變得有意義、有秩序和可預測。未來研究應從社會文化與情境互動模式出發, 利用內隱社會認知測量與認知神經科學方法, 進一步探測個體構念動態交互效應的認知神經基礎和社會動因, 為他人知覺個體構念的動態建構提供更為堅實的理論與實證依據。該理論可應用于醫患互動過程中信息加工特征的研究。

10.“元刻板印象威脅對醫患關系的影響：群際焦慮的中介作用”，《中國社會心理學評論》，2018年6月20日

社會認知理論表明，元刻板印象是影響群際關系的重要變量，元刻板印象威脅對群際關系具有破壞作用，且群際焦慮是元刻板印象威脅和群際關系之間的重要中介變量。因此，本研究采用實驗法探討元刻板印象威脅對醫患關系的影響及其內在作用機制，將 47 名醫生和 58 名患者隨機分配到元刻板印象威脅組和無元刻板印象威脅組。結果表明: 威脅組被試的群際焦慮水平顯著高于無威脅組，醫患關系評價顯著低于無威脅組; 醫生群體對醫患關系的評價顯著低于患者; 群際焦慮在元刻板印象與醫患關系間起完全中介作用。

11.“威脅性信息的加工特點及其調節策略”，《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7月15日

快速有效地知覺威脅性信息對于個體的生存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威脅性信息的加工特點主要表現為注意偏向、評價偏向與記憶偏向,并且受到依戀類型、焦慮水平與焦慮敏感性等個體因素,威脅性信息的形狀、呈現形式、方向等物理特征以及諸如安全信號與環境預期等背景環境的多重影響。對于不恰當的威脅性信息的加工，可以通過情緒調節和注意控制予以調節。今后需要使用多維方法進一步明晰威脅性信息的加工過程。此外，生理和行為層面的調節策略的開發與應用也應予以重視。對醫生快速識別患者攻擊性信息具有重要意義。

12.“人際沖突中失望的個人效應及沖突類型的調節作用”，《心理學報》，2018年2月20日

通過兩個計算機情景模擬實驗, 分別采用“保證游戲”與“最后通牒博弈”范式, 考察了人際沖突中失望的個體對于威脅評價與沖突行為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沖突類型對人際沖突中失望個人效應的調節作用。結果發現：(1)失望個體相比無情緒個體的威脅評價更高, 沖突行為更多。(2)沖突類型影響處于失望狀態的個體的威脅評價, 即價值觀沖突中失望個體的威脅評價要高于利益沖突中失望個體的威脅評價; 但是沖突類型并不影響失望個體的沖突行為。本研究為進一步探討醫患沖突的發生機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方法陸依據。

13.“醫患溝通對醫生刻板印象表達的影響”，《心理與行為研究》，2018年1月10日

從溝通頻次與刻板印象傳遞性質的關系入手，以住院患者和尚未成為住院患者的大學生為被試，采用系列再生范式，利用 10 條 4 人再生鏈，探討了醫患溝通頻次對醫生刻板印象表達的影響。結果顯示，與醫生溝通頻次高的住院患者在再生鏈的第 2 個位置傳遞醫生的積極信息高于消極信息，但是經過 4 人的傳遞，住院患者對醫生刻板印象信息的傳遞在積極信息與消極信息沒有差異。而與醫生溝通頻次低的大學生在再生鏈的后期表現出傳遞醫生消極信息的傾向。該結果表明：溝通頻次能夠調節有關醫生的消極刻板印象的傳遞—與醫生溝通頻次高的群體在傳遞醫生的刻板印象信息時，在傳遞的早期具有積極的傾向性；但經過多人傳遞之后，在效價方面已經沒有傾向性；與醫生溝通頻次低的群體傾向于傳遞醫生刻板印象的消極信息。

14.“關系認知與善意認知對大學生人際信任的影響”，《心理發展與教育》，已接受待發表

采用投資博弈，以大學生為被試探討關系認知(親疏關系、階層關系)和特質認知(以善意為例)對中國人人際信任的影響。結果發現，親疏關系認知、階層關系認知和善意認知都會影響人際信任。關系越近、階層越高、越善意，信任水平越高。隨著親疏關系下降或善意降低，階層關系對信任水平的作用之間的差異逐步減弱。親疏關系認知和階層關系認知存在交互作用，親疏、階層和善意也具有交互作用。人們對上位階層的信任大于平位大于下位，但是當信任對象存在低善意特質或陌生人身份時，人們對上位階層的信任會下降至和平位沒有差異；當低善意特質和陌生人身份同時存在時，人們對上位、平位和下位的信任無差異。該研究為進一步探討醫患人際信任提供了理論依據。

15.“The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 Feedback and Physicians' Traits Information on Threat Appraisal and Conflict Behaviors in Doctor-Patient Conflict”，整理投稿中

他人失望反饋和他人憤怒反饋在人際沖突解決中起著重要作用。這一情緒的人際效應在醫患沖突中是否同樣成立，醫生的特質對這一人際效應有何影響。為此，通過兩個計算機情景模擬實驗，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分別考察了他人失望反饋與他人憤怒反饋以及醫生的溫情與能力特質對于醫患沖突中個體威脅評價及其沖突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1）醫生能力高時患者對情境的威脅評價比能力低時更高，但在有醫生失望反饋中醫生能力高時患者對情境的威脅評價比能力低時更低。高溫情的醫生憤怒時患者的威脅評價比溫情低時更高。（2）醫生能力高時患者的出價比能力低時更高，沖突行為更少。（3）醫生溫情高時患者的出價比溫情低時更高，沖突行為更少。（4）在溫情高能力低時，有醫生憤怒反饋時患者的出價相比無情緒反饋時更低。說明了醫生需謹慎表達自己的情緒。相較而言，醫生的能力和溫情的培養更為重要。

（二）評估系統的開發及其應用

評估系統的開發及其應用模塊，根據醫患關系中所涵蓋的影響因素，我們把整個醫患關系分成了三大塊。首先，和諧醫患關系是一種隨著社會心態的變化不斷調整的社會關系，而影響這一社會關系包括刻板印象、就醫期望、制度信任、診療人性觀等因素；其次，和諧醫患關系又是一種醫護人員和患者在醫療活動中所構建的特殊的群際關系，影響這一群際關系的包括溝通、歸因、共情等因素；最后，研究通過醫患社會距離、醫患信任、醫患關系和醫療質量滿意度等因素來具體反映醫患關系質量。

該評估系統具體包括三大考察要點：考察要點之一是醫患雙方在單個評估量表上的得分指數和醫患雙方在醫患關系發展過程中單個評估量表上的貢獻量；考察要點之二醫患關系中所涵蓋的所有影響因素的共變與差異量；考察要點之三是在要點一與二的基礎之上，設定和諧指數以及不同失諧程度的評估線，若單向指數或差異指數下降到相應失諧程度上，說明該個體或者組織需要進行不同失諧程度相對應的心理促進技術的干預。

具體成果及其簡述如下：

1.“和諧醫患關系評估體系的理論構建”，《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已接受待發表

基于醫患關系建立及發展過程中群際互動和人際互動并存的實質，構建和諧醫患關系評估體系。主張和諧醫患關系是一種醫患雙方之間動態、可測、兼具群際關系特點的特殊的人際關系，對醫患關系質量的測評可基于醫方和患方雙方的視角，藉由檢測表征醫患關系的結果變量（如醫患信任、醫患群際距離、醫療結果滿意度等）、原發變量（如醫療制度信任、診療人性觀、醫患群際認知差異、就醫期望等）以及中介變量（醫患溝通能力、共情能力、醫療事件歸因傾向等）的三級評估系統來做出評估；三級評估系統中各類檢測指標可面向醫方和患方同時檢測，獲得醫、患之間在各類指標上的群際差異值，這些差異值即可作為和諧醫患關系的量化指數。在此基礎上，提出醫患關系失諧的三級預警系統。

2.“The survey of Chinese Nurses in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投稿中

該文章選取國內六所三甲醫院，對其中917名護士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以此讓護士對護患溝通能力進行自我評估，并探究SEGUE量表在護士群體的適用性。結果表明護士的SEGUE量表總分、溝通準備、信息收集、信息給予、理解病人和溝通結束等四個維度得分都顯著高于平均水平，而溝通結束維度得分未達到顯著性；其次，護士的年齡、職稱和工作年限都與SEGUE量表總分差異不顯著，而護患沖突與SEGUE量表總分及五個維度得分的差異達到了顯著性，以及對患者和醫療制度的信任程度都與SEGUE量表評分達到了統計學意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前國內護士人員的溝通技能水平自我評價較高以及SEGUE量表對護士群體具有很好地適用性。

3.“醫護人員對患者的社會距離問卷編制”，整理投稿中

社會距離是影響群際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醫患關系是醫療活動中最基礎的群際關系。為了揭示醫方對患者社會距離的基本狀況，編制了適用于測量醫護人員對患者的社會距離問卷。通過查閱文獻，搜集實證研究等方法編制題目。對江蘇省南通市六家綜合醫院的醫護人員進行了問卷調查，最終715份問卷數據納入統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3個因子，分別為接納程度、交往意愿和接觸狀態。各因子負載在0.49-0.88之間。驗證性因子分析模型各項指標擬合較好。總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61。通過測量醫護人員對患者的社會距離，有助于了解醫患在互動過程中的心理過程差異形成及其作用機制，從而為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提供新的干預視角。建議未來的相關量表將中國本土文化考慮進來，此外在各因素上均衡條目個數，增加條目個數可能有助于改善量表的信度系數。

4.“護士移情共情能力現狀調查”，整理投稿中

采用Jefferson醫師共情量表對江蘇省六家綜合醫院開展護士共情能力現狀調查。共748名被試。其中，21-30歲之間379人，31-40歲之間267人，41-50歲之間102人。結果發現：在不同的年齡階段，護士們的共情能力存在差異。其中，18到45歲之間，共情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當年齡超過45歲，護士的共情能力趨于穩定。與此同時，護士的共情能力還表現為工作年限的差異：6-12年這個階段的共情能力顯著低于13-25年和26年以上這兩個水平的共情能力，呈“U”型趨勢。另外，護士越信任醫療制度，越信任患者及其家屬，其共情能力就會越高。

5.“護士視角下共情對醫患關系的影響——溝通與信任患者的鏈式中介作用”，投稿中

旨在探討共情與醫患關系之間的關系，以及溝通與信任患者度在二者關系中的中介效應。采用杰弗遜共情能力量表（JES-HP）、醫患溝通評價技能量表（SEGUE）、醫方信任患者量表（PTPS）、醫患關系量表（DDPRQ-10）對728名護士進行調查。結果發現： （1）共情、溝通與信任患者能夠顯著預測醫患關系；（2）共情通過溝通與信任患者的中介作用對醫患關系產生影響，該中介作用包含三條中介路徑——溝通與信任患者各自的簡單中介效應以及溝通→信任患者的中介作用。

6.“醫護人員制度信任問卷編制及現狀調查”，整理投稿中

由于當前醫療制度信任的研究工具缺乏，編制了醫護人員醫療制度信任問卷并對其信效度進行檢驗。通過文獻分析法以及專家訪談法初步確定問卷的維度并收集項目。在預測試階段，選取480名護士作為施測對象，對數據進行項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據項目分析的結果，剔除相關系數小于0.3共刪除11道題。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以及相關標準析出3個有效維度，分別命名為：制度的功能性、制度的可及性和制度的明確性。最終形成的問卷包含17個題項，因子一：制度的功能性，包含8個項目；因子二：制度的可及性，包含6個項目；因子三：制度的明確性，包含3個項目。在正式測試階段，以500名護士作為施測對象，對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并對兩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進行比較，結果發現醫療制度信任兩因素模型具有更好的擬合度，其中，χ2/df為2.68，RMSEA為0.06，IFI為0.96， CFI為0.96。同時該結果也表明問卷的構想效度良好。最終問卷包含兩個維度：制度的功能性（包括8個題項）；制度的可及性（包括9個題項）。問卷的信度良好，醫療制度信任Cronbach’sα系數為0.924, 分半信度為0.790。該問卷可以作為醫護人員醫療制度信任的有效測量工具。

7.“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hysician Trust in the Patient Scale (PTPS) in Nurses”，《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外審中

該文章通過對醫師信任患者量表中文版進行修訂，對中國江蘇省幾家公立醫院的護士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該模型信效度結果良好，能很好地適用于護士的群體中，從而擴展了該量表的適用性，建立護士信任患者的結構模型。同時，護士作為醫患互動中重要的一環，從量表的人口學變量的相關結果，我們發現不同的年齡和工作年限在信任結果上呈倒“U”型曲線；從新生成的“患者依從性”維度可以看出護患之間與醫患之間互動上的不同。因而對于護士的教育培訓要重視以上兩個方面。

8.“The Influence of Empath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ejudice”，整理投稿中

該文章探究觀點采擇和群際偏見對醫患關系的影響，并認為群際偏見在醫患關系和觀點采擇之間起中介關系。該研究調查了幾家醫院的748名護士，他們填寫了DPRQ-10量表、社會距離量表和JSE-HP Scale等量表。結果表明，群際偏見部分中介了醫患關系與觀點采擇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強調對觀點采擇認知機制的理解對于醫患關系的重要性。

（三）促進系統的構建及其應用

醫患和諧關系的促進技術構建的研究與探索的關鍵在于醫療實踐與醫學教學相結合的促進措施的實施及其評估研究，諸如醫方的溝通能力與技巧的測評、訓練與培養、患方溝通能力與技巧的宣傳等工作亟待在和諧醫患關系的建構過程中予以推行，進而形成體系化、操作化的醫患關系促進技術。因此，該模塊把醫患關系的促進系統具體分成了四大塊：第一塊是診療制度信息化管理系統，主要通過知情同意制度建設、導醫制度建設和診療信息傳遞與溝通模式優化等進行；第二塊是應激預警與應對提升系統，通過逐級逐類分別制定針對醫護人員、患者和家屬以及公立醫療機構優化管理的促進方案，實現三位一體的動態人本化管理模式；第三塊是醫學教育與培訓系統，通過開設醫生溝通能力提升的相關課程來增加醫生與患者的溝通能力；第四塊是心理護理積極促進系統，通過開發醫護人員醫患和諧關系促進的心理素質訓練系統，創設以目的性健康教育為宗旨的患方醫療介入平臺，籍此促進醫患雙方在醫療過程中的良性互動。

具體成果及其簡述如下：

1.“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機制及其促進技術”，《心理科學進展》，2019年6月20日

該文章基于群體心理研究的相關理論和方法, 通過整合醫患關系的結構表征與動態建構過程, 提出和諧醫患關系的心理機制綜合模型, 主張和諧醫患關系的結構可以以醫療滿意度、醫患信任以及醫療方案服從性作為基本的觀測指標; 和諧醫患關系的動態建構過程經由就醫前零接觸的群際醫患關系和醫患互動過程中即時性的人際醫患關系兩大遞進性成分相互作用后逐步形成。其中, 群際層面和諧醫患關系的建構主要受到醫患輿情傳播、醫療制度信任以及醫患群際關系因素(如群際認知偏差、群體認同等)的影響, 人際層面和諧醫患關系的建構主要受到醫患人際信任水平和醫患溝通模式(包括信息互動模式與溝通交往模式)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驗證并提出和諧醫患關系的促進策略。

2.“和諧醫患關系的社會治理及其促進路徑:過程監控與預防”，《心理技術與應用》

該文章針對當下社會頻頻發生的醫患糾紛和沖突這一現狀，首先從誰的心理需要治理，以及該如何治理等兩個視角出發，來探究如何建設和諧醫患關系，文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和諧醫患關系社會治理的促進路徑。

3.“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實踐性課程培養體系構建”，《高教探索》，投稿中

該文章以溝通能力的核心素質即共情能力的訓練為切入點，結合國內醫學生能力培養目標需求，構建了“三合一+分階段”醫學生醫患溝通實踐能力培養課程體系。擬在第一至第三學年實施由醫學生的共情能力、醫患溝通基本技能以及醫患溝通應激性技能共同建構的的系統課程訓練。與此同時，依托客觀量化的課程評價系統驗證該實踐性課程體系對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成效，進而為該課程體系在其他高校醫學學生溝通能力培養中的推廣提供實踐依據。

4. “醫生溝通能力視角下的醫患關系促進技術”，《心理科學》，一審結束暨修改中

文章處于一審結束修改中。該文章從醫生溝通能力的視角出發，改善醫患關系的相關促進技術主要包括線下課程培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的實時交互式模擬訓練等形式。其中，線下課程培訓是當前醫生溝通能力提升的主要促進技術，分別以溝通技能培訓Comskil模型和真實工作場所中的醫生溝通能力培訓周期模型作為理論支撐，形成了針對特殊領域的“告知壞消息”溝通培訓課程和處方對話培訓課程。線下的課程培訓因其在培訓時間和培訓師能力要求方面的局限性，促使了計算機模擬在醫生溝通能力訓練上的運用，從而形成了基于計算機的實時交互式模擬訓練系統。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子課題一

子課題一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解析輿情傳播對和諧的醫患社會心態塑造作用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有助于優化醫患關系的輿情傳播策略。

具體計劃如下：

（1）2019年7月~10月，建構基于典型性報刊的輿情傳播的語料庫，完成報刊傳播對醫患社會心態塑造的作用機制分析；

（2）2019年7月~10月，通過對已有的輿情傳播影響醫患關系的研究論文的CiteSpace關鍵詞可視化圖譜分析與元分析，進一步解構輿情傳播影響醫患關系的作用機制；

（3）2019年11月~2020年3月，在研究（1）和研究（2）的基礎上設計和實施干預性實驗研究，探索優化醫患關系的輿情傳播策略。

（4）2019年8月~2019年12月，完成10000人次當量的醫患雙方制度信任狀況的測驗，形成各自的制度信任心理模型，比較二者的共享與差異性結構要素，提出優化制度信任的建設策略；

2020年1月~2021年5月，通過文獻查閱、資料收集、高端訪談、問卷調查與扎根理論等多種測評技術，從醫患雙方角度出發，構建影響醫患信任關系的醫療制度要素模型，為后期提出政策調整措施奠定基礎。根據當前的文獻分析，初步預估的要素有醫療財政投入制度、資源配置制度、人才培養制度、激勵制度、醫患雙方責權制度、執行管理制度、監督制度，與醫患溝通制度，然后再根據本研究的成果進一步確定和具體化影響醫患信任關系的醫療制度要素模型。

（6）2021年6月~2022年6月，通過實施醫療制度信任對醫患和諧關系影響的實驗研究，確定醫療制度信任的優化策略。從醫方角度出發，首先根據醫療制度信任中的結構設計相應的培訓內容；其次，通過對醫方群體進行醫療制度信任施測，篩選出信任度低的醫護人員被試作為本研究的醫方樣本，同時對樣本被試進行醫患和諧關系的前測；再次，根據之前設計的培訓內容，對樣本被試進行培訓；最后，在培訓結束之后對樣本被試進行醫患和諧關系的后測。以此考察醫護人員的醫療制度信任干預是否有效影響了醫患和諧關系的發展水平。從患者角度出發，使用與醫方角度類似的原理與步驟考察患者的醫療制度信任的促進是否有效影響了醫患和諧關系的水平。

2、子課題二

子課題二接下來的主要任務是基于10000個當量的醫患雙方的大規模心理測試，深刻揭示醫方群體和患方群體具體存在的群際關系因素（刻板印象與元刻板印象、就醫觀（非人性化與元非人性化）、群體認同、社會距離等）的發展狀況及其對醫患關系的影響機制。在此基礎上通過實施改善群際關系因素的積極心理訓練顯著促進和諧醫患關系。

具體計劃如下：

（1）2019年7月~8月，進行第一次試測，預計樣本1200人，包括400位醫生、400位護士、400位有過見習經驗的醫學士、400位在醫院就醫的患者；

（2）2019年9月，根據第一次試測的數據進行詳細的質量分析，確定各項目的難度和區分度、信度與效度、以篩選問卷項目，修改問卷；

（3）2019年10月~12月，分4-5個輪次完成9000份左右的三類人群的測試，每個輪次均進行詳細的質量分析，以確保問卷的精確度和高度的穩定性，最終形成可能科學揭示醫患關系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的“和諧醫患關系評估系統”大數據平臺；

（4）2020年1月~3月，與合作醫院群（目前落實并開展合作的三甲醫院已經有6家，包括上海長征醫院、西安唐都醫院、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齊齊哈爾市人民醫院、佳木斯市人民醫院、南通市人民醫院等）、合作的大學研究機構群（目前落實并開展合作的大學研究機構包括海軍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南京中醫藥大學心理學院、上海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護理學院、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等）、合作的專業測評公司（遼寧興云益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界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慧云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等）以及相關政府管理部門聯合成立“中國醫患關系評估中心”，向社會公開發布第一批“中國醫患關系藍皮書”；

（5）2020年4月~2021年4月5月，依托“和諧醫患關系評估系統”的相關數據分析，結合已經和正在開展的醫患關系群際要素的系列實驗研究，揭示醫患群體認同、醫患認知偏差、就醫觀、醫患社會距離等對醫患群際信任及醫患關系的影響機制，提出優化群際要素作用機制的促進方案；

（6）2021年6月~2022年6月，運用巴特林小組討論技術和正念減壓法等促進技術矯正醫方人員的群際認知偏差，提高其群體認同；運用目的性健康教育手段與正念減壓法矯正患方人員的群際認知偏差，提高其群體認同。在此基礎上，實施有效的團體治療以訓練醫患雙方的應激耐受力。在上述促進技術的實施過程中，我們將進行嚴格的過程性評價，即采用時間序列設計的方法通過多輪醫患關系評估指標的觀測進行過程監測，及時改進促進方案，最終形成行之有效的促進技術集合體。

3、子課題三

子課題三的主要任務是在探明醫患雙方信任狀況及其可能的影響因素的基礎上，結合不同性質的醫療情境（疾病性質、醫患雙方的相關特點等）考察醫患互動模式與歸因對醫患信任及醫療滿意度的影響。基于前面的研究成果，從優化醫療流程的角度提出并驗證系統性促進醫患信任形成的策略。

下一階段具體研究計劃如下：

（1）2019年7月~9月，完成國內外醫患關系研究的元分析，進一步梳理和佐證甚至矯正我們既有的觀點與研究思路；

（2）2019年10月~12月，依托“和諧醫患關系評估系統”大數據平臺建設的相關數據，形成高質量的醫患信任測試工具，揭示醫患信任的發展狀況及其影響因素；

（3）2020年1月~12月，依托“和諧醫患關系評估系統”的相關數據分析，結合已經、正在和即將論證后開展的醫患信任關系心理機制的系列實驗研究，找到規律性的心理模型，據此檢驗并形成優化醫患信任水平的促進方案；

（4）2021年1月~2022年6月，嘗試從“患者自治偏好和自治支持感知”的視角出發，結合知情同意制度優化以及導醫制度完善等相關研究，探討促進醫療過程中醫患雙方信任的醫院管理變革的促進技術。

4、子課題四

子課題四的主要任務是分別從信息特征和溝通方法兩個角度對和諧醫患溝通的建立進行解釋，同時在解析歸因、共情等社會認知因素對和諧醫患溝通模式建立及維持的影響的基礎上，提出具有實證根據的信任提升干預方案，制定醫護人員在個人印象管理、溝通手段、歸因模式方面的教育及訓練策略以及針對病患的宣傳引導策略建議。

下一階段具體研究計劃如下：

（1）2019年7月~9月，在分析與整合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和佐證甚至矯正我們既有的觀點與研究思路；

（2）2019年10月~12月，依托“和諧醫患關系評估系統”大數據平臺建設的相關數據，形成高質量的醫患溝通方式與溝通效果的測試工具，揭示醫患溝通的發展狀況與潛在問題；

（3）2020年1月~12月，依托“和諧醫患關系評估系統”的相關數據分析，結合已經、正在和即將論證后開展的醫患溝通方式及其對醫患關系影響的心理機制的系列實驗研究，找到規律性的心理模型，據此檢驗并形成優化醫患溝通方式、提升醫患關系的促進方案；

（4）2021年1月~2022年6月，根據實驗和測量數據，篩查出積極個體印象難以建立的、超出常態分布的醫生或者患者，分類進行團體心理咨詢。運用醫患溝通技術提供正確醫護人員和特殊患者的語言非語言技巧和印象整飾和態度表達技巧；通過巴特林小組討論技術和正念訓練等技術提高醫護人員和特殊患者及家屬的歸因能力和共情能力，并實施有效的團體治療以訓練醫患雙方各自積極的印象形成策略。同時推進、檢驗、完善正在開發的醫學士醫療溝通與共情教育課程。形成面向醫院就醫和普通公眾的醫療溝通與共情教育宣傳手冊與視頻宣傳資料，以社區醫院、社區學校為依托進行廣泛宣傳。

5、子課題五

子課題五的主要任務是基于復雜系統理論中的模糊集的突變級數法對醫患關系進行綜合評價，形成更有現實意義的醫患關系失諧的預警體系以及各級促進技術。

具體研究計劃如下：

（1）2020年1月~2020年3月，依據醫患關系綜合模型構想，基于前面四個子課題研究中醫患關系中的行為測量及神經生理生化指標，應用結構方程建模法進一步檢驗和修正影響醫患關系的因素路徑模型，考察有效變量指標的預測效應。

（2）2020年4月~6月，在預測指標篩選基礎上，引入復雜系統突變理論，采用基于模糊集的突變級數法，構建具有檢測和預測功能的醫患關系綜合評價指標結構及其醫患關系失諧模型。根據醫患關系綜合模型以及前面四個子研究中對醫患關系指標具有顯著預測作用的各種醫患群際信任指標、醫患社會心態指標、社會認知因素指標、醫患溝通指標，建構醫患關系的預警效應評價指標體系及其失諧模型。

（3）2020年6月~2021年6月，實施與檢驗“心理普測+心理護理”的積極醫療管理策略。具體地，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對患者的應激源進行定性和定量評估（超過20分的患者存在較大的應激源），重點監控和引導具有較大應激問題的患者。同時堅持循證醫學方法，將“醫方中心”的知情同意制度為改良“患方中心”模式或“共享參與”模式，并將知情信息的呈現變更為患者需求導向，如疾病信息與治療信息并舉等，努力打破信息不對稱“桎梏”。對就醫患者及其結束實行目的性健康教育，目的性健康教育是指針對醫患雙方敏感問題，采取誘導式、主動開放式溝通，以共情、傾聽、尊重和積極關注為核心，進而逐漸打開患者心鎖，加深醫患理解的干預方式。對參與本研究的健康教育人員進行集中培訓，培訓內容包括目的、意義、內容、方法、目標、要求。時間一般選擇在人院后 5 天~7 天，分次進行。

（4）2021年7月~2022年6月，開發與實施患方工作坊，進行理論授課和小組討論干預。理論授課涵蓋應激、認知、情緒、個性、溝通、心身醫學的基本理論。小組討論致力于醫患沖突的成因、認知偏差的形成、自身存在的問題、糾正應對的方法，如何與家庭討論疾病、如何感受和表達情緒、如何與患者（親屬）討論知情權等。對重點監測后發現出現典型應激行為的患者，開發并實施以心理支持和情緒管理為核心的積極引導技術，減輕和宣泄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同時運用積極消解技術明確問題所在，聚焦核心醫護人員，給予適當承諾。必要時更換醫護組成員，高級醫師介入治療，避免事態惡化。通過對醫護人員的培訓，使其可以隨時啟用危機應對干預技術迅速控制憤怒局面，防止負性情緒傳染。必要時轉移現場，積極尋求同事幫助，與患者（親屬）保持一定距離。

在順利完成五個子課題任務的基礎上，在2022年7月以后進行課題總結、課題總報告撰寫等工作，以便順利結題。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