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地區回族話與回族經堂語、小兒經語言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西北民族地區回族話與回族經堂語、小兒經語言研究”，下分四個子課題：（1）西北民族地區回族的語言研究；（2）回族經堂語的整理及其語言研究；（3）西北回族小兒錦語言研究；（4）早期伊斯蘭教文獻整理與語言研究。

自2017年立項以來，課題組成員在主持人的帶領與督促下，按照原定計劃全面開展工作，全力投入，全面展開，取得了預期效果：西北民族地區回族話的調查工作多批次展開；回族經堂語、小兒經資料的調查整理工作進展順利，均已經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共發表與課題相關的研究論文十余篇，出版著作1部《語言接觸與語言演變：東鄉語與東鄉漢語研究》，一部論文集《西北民族地區接觸方言“格”范疇》（完成待刊），課題組成員先后有8人次參加與西北民族地區語言接觸有關的國際學術會議，項目負責人均發表主題演講。

課題組于2018年6月23日，在蘭州大學文學院召開“西北民族地區回族話與回族經堂語、小兒經語言研究”開題報告會，除了課題組所有成員外，還邀請了國內外40余名相關專家參加會議。在開題報告會上，與會專家建議，由于該項目研究內容復雜，范圍較廣，工程量較大，且內容相對獨立，故課題最終成果減少為以下四部著作：

（1）《甘肅臨夏積石山語言研究》（2）《青海西寧東關回族話語言研究》（3）《青海托茂人語言研究》（4）《回族經堂語整理及其語言研究》

其中第（1）（2）（3）三部著作旨在為總課題提供“活化石”的方言資料。工程量較大，且內容相對獨立，故分為三個點，三者之間是相互依存又相對獨立的關系；第四部著作題旨在對宋元以后，珍藏在西北民間的珍貴的文獻經堂語文獻進行語言研究。第（1）（2）（3）三部與第（4）的內容是對應關系，前者研究的對象是方言，研究成果是數據庫和紙質本；后者的研究對象是歷代文獻，歷史文獻與方言相互印證。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一）調查研究

“西北民族地區回族話與回族經堂語、小兒經語言研究”自立項以來，課題組成員在主持人敏春芳教授的帶領與指導下，分批次前往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的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積石山縣、東鄉族自治縣、廣河縣，青海省的西寧市、祁連縣、化隆縣等，對西北民族地區的回族話進行集中調查，具體調查情況如下：

1.2017年9月10日至20日，項目負責人敏春芳帶領課題組成員雷雨前往青海祁連縣野牛溝鄉，對托茂人族群進行考察。考察中發現：托茂人習得的漢語方言是一種“回式漢語（夾雜一些經堂語）”，即穿蒙古袍說“回式漢語”，表現出異質性色彩，這是托茂人語言的特殊之處。

2.2018年1月至5月期間，項目負責人敏春芳帶領課題組成員雷雨前后多次前往青海祁連縣縣城，完成托茂人的語音、詞匯系統的調查。托茂人漢語方言有23個聲母，31個韻母，3個單字調；匯包含三個層面內容：一漢語詞匯，二回族化漢語詞匯；三是阿拉伯語、波斯語、蒙古語、藏語等借詞。

3.2017年11月28日-12月10日，課題組成員安麗卿前往青海西寧調查城東回民話的語法。城東話具有一套系統而嚴整的格標記，其格范疇及格助詞分別為：主格零標記，賓格“啊”，與格“啊”和“跟前”，領格“的”，位格“里”和“上”，離格“埉”和“唦”，以及工具-伴隨格“倆”。城東話的代詞系統由三身代詞、反身代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四部分組成。

4.2018年3月6日-3月17日，項目負責人敏春芳和課題組成員安麗卿再次前往青海西寧調查城東回民話語法。如“個”作為名量詞，其在城東話的搭配范圍相當廣泛，可以用來指量大部分表單個個體的名詞。動量詞“個”可以在陳述句和疑問句動詞的后面表示時間短、數量小，并進一步發現在祈使句句末“個”由動量詞發展出了表請求、希望語氣的語氣詞用法。同時它還有定指標記的用法。

5.2018年8月4日至8月18日，項目負責人敏春芳帶領課題組成員宋珊赴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對“卡力崗人”的語言狀況進行考察。共調查了1500個單字音、268個變調、430個詞匯和118個句子和長篇語料。卡力崗人轉用的漢語共28個聲母，30個韻母，2個單字調，日常用語中有相當一部分的藏語借詞，如：糌粑（藏族人的主食）、曲麻菜（一種植物）、卡碼（分寸）、杠趟（步行）、阿拉巴拉（湊湊合合）等；語法方面也體現出明顯的SOV語序特征。

6.2018年8月至9月，課題組成員雷雨，第三次前往青海祁連縣央隆鄉進行托茂人語法調查。托茂人的語法在語序類型上有與OV語序相和諧的句法表現，如：小句基本語序是SOV、使用后置詞、系詞位于判定語之后；名詞有格標記系統、復數標記“們”標記動物名詞和無生命名詞以及用在親戚稱謂后表示一輩人；動詞有體貌“著”“脫”“開”“得”“倆”等等，體現了諸多蒙古語干擾特征，具有鮮明的區域性特征。

通過集中調研，我們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為后期研究的順利展開提供了條件。后續我們還要對西北民族地區的回族話進行多次核實，再進行轉寫、核對，在此基礎上展開深入研究。

（二）文獻資料收集情況

《回族經堂語語法研究》子課題，也正按照前期的研究計劃開展研究。具體介紹如下：

（1）2017年9月到2018年2月，進行經堂語資料搜集工作，目前已搜集、下載、復印、購買了大量資料，建立了經堂語研究資料庫，此項工作已按期完成；

（2）2018年3月到2018年9月，進行經堂語的電腦錄入工作，這項工作是經堂語語法研究開展的前提與基礎，目前約35萬的經堂語語料已全部錄入完畢；

（3）2018年10月到2019年9月，進行經堂語的校勘整理工作，這項工作是經堂語語法研究的保障，目前校勘整理工作已完成85%，此項工作預計2019年8月底可提前完成。

總之，目前該子課題正嚴格按照前期計劃推進。我們制定的前期計劃對研究時間、研究人員及研究任務的分配是合理的。以上三項工作完成后，2019年9月本子課題即可正式進入語法研究階段。

（三）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參加學術會議

（1）2017年7月22日至26日，項目負責人敏春芳為甘肅民族師范學院主講“西北地區語言接觸和語言聯盟”的學術講座。

（2）2017年8月16日至18日，參加由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舉辦的“歷史語言學研究”高端論壇，參會人員：負責人敏春芳，項目組成成員：丁桃源、焦浩，雷雨、宋珊、康燕等人，敏春芳就“西北接觸方言引語標記的復雜用法” 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指出青海西寧話綴接于引語之后的 “說著”/說”、甘肅臨夏話中的“是”、甘肅臨潭話中的“是”等，是一種只具有語法功能、而脫離了詞匯意義的形態標記。

（3）2018年7月26日-29日，參加由《中國語文》編輯部和貴州師范大學學院聯合主辦的“一帶一路語言調查與研究”高峰論壇，參會人員：負責人敏春芳，項目組成成員：丁桃源、焦浩、杜冰心等人。敏春芳作了“西北接觸方言中的‘V+給’句式及其來源”的主題發言，證明：西北接觸方言中表示各種關系的“給”，不是從漢語動詞“給”演化來的虛，而是一種“不借之借”的結果。

（4）2018年8月15-16日，參加由全國漢語方言學會、陜西師范大學語言資源開發研究中心、天水師范學院聯合主辦的“第八屆西北方言與民俗國際學術研討會”，參會人員：負責人敏春芳，項目組成成員：宋珊。敏春芳就“西北方言中的語言接觸現象及其來源”等問題作了大會發言。

（5）2018年10月26日—28日，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二室與湖北大學聯合舉辦、湖北大學文學院承辦的“第十八屆全國近代漢語學術研討會”，參會人員：負責人敏春芳，項目組成成員：丁桃源、焦浩、宋珊。敏春芳就“西北方言的重疊并置現象”作了深入研討。指出：在漢語與其他語言發生語言接觸的時候，固有的與外來的兩種意義相近的語法格式常常會重疊并置。這種情況不僅在元代的白話文獻中比較多見，在西北漢語方言中也屢見不鮮。并指出，語言接觸是誘發重疊的一個重要原因。只要有語言的接觸，就有可能出現重疊。在不同類型的語言接觸過程中，當不同的表達方法尤其是語法格式差別較大的時候，語言的使用者會感到無所適從，兼顧的辦法就是兩種語法格式皆可，重疊并置。丁桃源做作了《從<歸真要道>中的特殊語言現象看經堂語的性質》的報告，焦浩作了《“薜蘿”源流及其連綿化》的報告。

（6）2019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首席專家敏春芳參加了在江蘇師范大學舉辦的“第八屆中國語言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問題學術討論會”，探討新時代中國語言學的創新之路。發表了“跨學科研究—語言學與生命遺傳科學的交叉研究”報告，指出甘肅聲調逐漸減少可能與這種演變類型很可能與基因有關。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8年６月23日，在蘭州大學文學院舉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西北民族地區回族話與回族經堂語、小兒經語言研究”開題報告，開題報告在中國社會科學網、蘭州大學新聞網、蘭州大學文學院新聞網全文刊登（見中國社會科學網訊：2018年６月23日）。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范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西北師范大學、西北民族大學以及甘肅民族師范學院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專家、學者，就項目研究中的重要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展開研討。

開題報告會上，項目負責人敏春芳介紹了項目選題的由來、項目的開展情況，研究的主要內容和重大突破以及研究方法、預期目標，并圍繞“西北民族地區的語言接觸研究”作了主題發言。敏春芳指出，西北民族地區是語言研究的富礦。方言和語言資源極為豐富。漢藏語系和阿爾泰語系兩種種沒有親屬關系的不同語言，長期共處于一個地區，密切接觸，在語言結構上產生了“區域特征”。

與會專家楊榮祥教授、洪波教授、徐時儀教授、唐賢清教授、郭芹納教授、楊永龍、李藍、胡敕瑞、朱冠明等教授對項目進行了具體評議。并從研究內容、研究思路、研究目標、研究成果等方面對課題研究做出了總結評議，對課題研究定位、問題選擇及研究成果的呈現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并一致同意項目通過開題。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首先，研究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足夠的能夠反映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接觸過程的歷史文獻，這方面需要深入挖掘，披沙揀金。

其次，正確認識西北民族地區回族話的性質是研究的主要問題。從回族語言發展歷史來看,西北地區的回族是以蒙元時期信仰伊斯蘭教的入華西域色目人為主，融合了多民族成分“華化”而成。他們在“華化”的過程中逐漸放棄了原用語而轉用了漢語。但他們在使用漢語的時候,卻印上了深深的民族痕跡。

再次，如何判定一個新的語法現象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結果，還是語言接觸的產物，是一項較難的工作。一是文獻記載的不足，使我們無法還原出這些語言現象發展的全過程，二是由于語言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分清這些復雜的現象需要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第四，在立項兩年多的時間里，我們大多時間和精力花在了方言的調研和語料的轉寫方面，所以，前期成果相對較少；再加上不太注重研究項目和研究成果的宣傳，有不少論文在發表時沒有寫上項目資助字樣。以后我們會注意這方面的問題，并加以改進。

盡管存在以上各類困難，但我們還是努力用各種語言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學、生命遺傳科學和歷史語言學等，對漢語史上一些由接觸導致的發展變化，追根溯源，瀝青復雜的語言現象的來龍去脈，為漢語的語言接觸研究提供規律性的成果。

下一步工作將繼續按照原定計劃穩步開展研究工作。

1.繼續做好資料的整理、錄入和校對工作，在現有基礎上開展工作，推進項目的研究。

2.繼續撰寫并發表一些高質量的論文。

3.編輯相關研究論文集，并著手專著的撰寫。

4.組織召開課題專題討論會。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①代表性成果簡介

1. 代表性成果簡介

近兩年來課題組發表了十多篇相關論文，研究內容圍繞項目的的各個方面。

敏春芳《西北方言特殊語法現象與漢語史中語言接觸引發的語法改變——以“格”范疇為例》（《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五輯，商務印書館，2012年）

敏春芳《語言接觸與語言變異——東鄉語與東鄉漢語研究》（著作）（中國社科出版社，2018年）

著作探討的是語言接觸引發的語言變異問題，以東鄉語與東鄉漢語為例。分上、下兩編，上編為“東鄉語語音語法詞匯研究”以東鄉語詞匯為代表，以借詞既是語言滲透的起點，又是語言混合的關鍵為突破口，對東鄉語不同時期、不同層次的漢語借詞進行溯本求源，得出的結論：語言接觸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就是優勢語言—漢語向民族語輸送大量的詞匯，東鄉語中的漢語借詞達到了58%。

下編為“東鄉漢語等西北方言特殊句法研究”，注意到：優勢語從劣勢語借入詞匯的情況卻雖然很少，但是，民族語言的底層干擾始終存在，且根深蒂固。如OV 語序，成系統的格標記，動詞的體、態、式范疇等。這是人們在二語習得的過程中，將母語中的特殊語法形式帶進了目的語，從而造成目的語的改變。主要探討東鄉語對東鄉漢語以及西北接觸方言的影響，同時將西北接觸方言和元白話中的特殊語法現象進行對比分析，探討西北接觸方言語法現象的來龍去脈。

著作不僅對西北民族地區“接觸語言”的語法特點和演變規律進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有價值的現象，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而且揭示了各種語言接觸的特性和共性，剖析了它們互相作用的方式、語言融合的過程與結果等。

《類型學視野下西北方言“給”字句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

文章指出：“給”字句在西北漢語方言隨處可見，比比皆是。“給”前的動詞范圍廣泛，幾乎所有動詞后都可以帶上“給”，如“走給、坐給、發展給”等。 西北漢語方言“給”字句的語法系統要比普通話復雜得多，其類別、來源、語法功能等都有不少值得再研究的地方。研究表明：西北方言位于句末、用法復雜、使用功能較發達的“給”與蒙古語族、東鄉語的引語標記“�酞�?”和祈使式附加成分“�酞�?”相匹配。是一種只具有語法功能、而脫離了詞匯意義的形態標記。

語言接觸是引發“給”這組特殊句式出現的直接原因。產生的模式是在第二語言習得策略（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trategies）下引發的語言接觸。即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在學習漢語的過程里，把自己母語的語法特征像引語標記、動詞的“式”范疇帶進了他們習得的漢語中，從而導致了目標語—漢語的改變。

敏春芳階段性成果相關論文：

《經堂語的格標記和從句標記》一文指出：經堂語是中國回族內部使用的一種特殊語言形式，是阿拉伯語與漢語接觸的產物，其語言面貌、語言性質及形成過程與近代白話文獻中的“漢兒言語”，現代西北漢語方言中的臨夏話、西寧話等比較接近。本文重點分析經堂語中的“格標記”及其他一些特殊語法形式，通過比較分析，論文認為這些特殊語法形式的源頭是蒙古語，但已經過漢語的改造與重塑。

《回族“經堂語”特殊語法形式研究》，文章以馬振武先生《〈古蘭經〉經堂語漢文、阿拉伯文、小兒錦對照本》為例，考察了回族經堂語中出現的特殊語法形式。得出的結論：經堂語是中國回族內部跨方言使用的一種特殊漢語變體，其中的特殊語法形式是元代以后蒙古語等阿爾泰語與漢語接觸的結果。

經堂語作為語言研究的對象，為我們保留了一份元代前后西北地區其他語言與漢語接觸并造成變化的珍貴資料。我們可以從中研究語言接觸的形態變化和語序類型，揭示語法演變的結構特點及形成機制。

《從語序類型分析經堂語的來源及其性質》，文章強調，經堂語在語法方面顯示出一些不同于漢語、阿拉伯語語序的 VO 語序特征，如賓語前置、判斷系詞句尾、假設后置詞等。文章通過比較，證明：回族經堂語和古本《老乞大》等元代直譯體文獻的語言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性質特征、形成過程與歷史上的“漢兒言語”等元代直譯體文獻比較接近。

以上系列論文對回族經堂語的特殊語法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論文觀點代表了學科前沿，具有開創性。在經堂語與漢語的語言接觸等方面提出了新說；在回族經堂語詞匯、語法研究方面提出了多種新觀點，尤其是在經堂語語法研究方面發現了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并糾正了前人在經堂語語法研究上的一些錯誤。

雷雨《蒙古回回“托茂人”族群互動中的語言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 2017年第3期，），文章認為托茂人以蒙古人為群體基礎，通過遷移、通婚等途徑，融合了穆斯林群體，最終形成非單 一的民族群體，是蒙元時期蒙古人伊斯蘭化的結果。族群的互動以語言為溝通手段并發生語言接觸，語言的變遷又印證了族群演變的軌跡。青海托茂人的語言由使用蒙古語進而轉用漢語的歷程，以及族群互動中顯現的語言特點，有力地支撐了托茂人是伊斯蘭化的蒙古人的觀點。

雷雨《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看唐汪話的語音特點》（《北方民族大學學報》 2017年第5期，），文章以語音為切入點，結合族群交往歷史和語言演變歷程，對唐汪話進行語言調查，可為西北語言接觸研究提供一種范例。唐汪人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經歷了從漢人到穆斯林的自然轉化，族群的互動以語言為溝通手 段并發生語言接觸。唐汪話作為一種混合語，其語音演變和《中原音韻》《切韻》密切相連，在接觸中變異簡化，母語對目標語的干擾引起語言的匹配和回歸。

雷雨《青海祁連縣漢語方言詞匯特點》（《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18年第3期），青海祁連漢語方言是當地漢族、回族以及各少數民族轉用的漢語共同語，具有西北接觸方言的普遍特征。祁連方言詞匯特點主要表現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保留豐富的古語詞、吸收少數民族母語詞匯（蒙古語借詞、藏語 借詞、回族經堂語詞匯）。對祁連方言詞匯的研究可以更系統地了解祁連方言的詞匯面貌。

康燕《域外漢籍<熱河日記>的詞匯來源及其形成機制探析》（《蘭州大學學報》2018年12月發表）,以《熱河日記》的詞匯為研究對象，通過探究詞匯的來源及造詞方式，進一步發現了其形成動因在于語言接觸和文化涵化的相互作用：分析列舉的四類漢字詞來源、構成各不相同，但均是文化涵化下漢朝語言接觸的產物，而這種以詞匯發生形式為主的漢朝語言接觸反過來又對史上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帶來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安麗卿《青海各民族的語言交流與社會發展》（《青海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文章對青海各民族語言交流的現狀進行了描述，指出不僅僅青海各民族的來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所使用的語言也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點。少數民族統治青海的時間遠長于漢族，而且漢族成為主體民族是明清以來才出現，這就導致在青海民族語言對漢語影響更大，這種影響在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都有表現。

焦浩，《“牲口”最早見于元代嗎？》，（《中國語文》，2018年第3期）

通過明臧晉叔《元曲選》中的《馬丹陽三度任風子》賓白“喒宰了一個牲口兒”中有“牲口”一詞，但《元曲選》中的賓白顯然是明人所加，元刊本沒有賓白，未見“牲口”一詞，故“喒宰了一個牲口兒”不可以作為“牲口”最早見于元代的例證。證明：《元曲選》不能作為元代語料來使用。

焦浩《日本的<元刊雜劇三十種>研究》，（《藝術百家》，2019年第2期）

文章指出，日本的元刊雜劇研究歷史已有約四十年，系統的整理與校訂始于1983年。目前共校出十五種，另外十五種仍在校訂和研究之中。其研究情況可大致分為覆元槧本的形成與流傳、研究成果、研究團隊、文獻的校注譯等四大方面。中國傳統小學知識的欠缺是日本學者校注元刊雜劇的不足之處，由此造成了一些誤校、誤注，但這并不影響日本的元刊雜劇研究能夠形成一個優秀的校本。

丁桃源 《歸真要道》的翻譯特色，（《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文章指出，《歸真要道》是明末清初伍遵契對波斯文《米爾撒德》（Mirsad）的漢語譯本，原作由13世紀波斯哲學家作于公元1223年，是伍遵契從事伊斯蘭教經典學習和研究三十年后的結晶，全書用經堂語直譯，引經設喻，說理透徹。他的譯經風格，開創了漢譯伊斯蘭教典籍用經堂語直譯的先河，對加強中外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這兩年的時間和我們主要集中在了方言的調研和語料的轉寫方面，所以，前期成果相對較少，但是我們完成了一批待刊論文。下面是完成待刊論文主要內容：

敏春芳《借用和干擾—東鄉語中的“?ie”和東鄉漢語的“些”》

文章指出，語言接觸最明顯的特征是弱勢語言從強勢語言借入大量的詞匯，有時還可以借入復數標記、構詞詞綴。如，東鄉語中的復數標記“-?ie”是借自漢語的“些”；反之，強勢語言向弱勢語言借入詞匯的情況卻很少，但弱勢語言的“底層干擾”始終存在，如東鄉漢語的“些”是東鄉語從比格“-se”的音譯和復制，兩者不能相提并論，混為一談。

敏春芳《語言接觸視野下甘青河湟方言“著”字句研究》

文章強調：在甘青河湟方言中“著”字句隨處可見，比比皆是。如，動詞后帶“著”，可以組成“回來著”“唱歌著”等結構；可以表示時間順序，表示假設、條件等語法關系，還可以表示補充說明，相當于結構助詞“得”。研究表明：甘青河湟方言“著”的復雜用法，既與自身演變發展有關，更與周邊 SOV 型語言的密切接觸相關。

敏春芳《語言接觸視角下臨夏話和東鄉語中的述補結構》

文章指出，在甘肅的臨夏話里，述補結構與普通話有所不同，補語標志不用“得”，而是使用助詞“著”；東鄉語是典型的黏著語，也出現了類似漢語的述補結構。這種情形的出現，既是語言自身發展的原因：漢語史上曾經出現過助詞“著”和“得”兼用的現象；更與語言的密切接觸相關：如，東鄉語并列副動詞“-zhi”與漢語“著”的讀音相似，且并列副動詞可以連接動詞和形容詞，表示動作獲得結果或完成程度。

敏春芳《語言接觸視域下關中方言“顙[sa]”的來源》

文章指出，以西安話為代表的中原官話關中片，“頭”讀為“顙[sa]”，學者們認為是“顙”的古語字音的遺存。本文從語言接觸的角度進行對比分析，發現“顙[sa]”與波斯語的（sār）在語音上非常相似。研究初步表明：關中方言“顙[sa]”的讀音及其來源，既與自身內部因素有關，更與漢語和波斯語的不斷融合相關。

焦浩《元代漢語后置詞“行”的發展歷程——兼與經堂語中的“上”比較》，

元代漢語后置詞“行”本是蒙古語靜詞附加成分的對譯，它從直譯體文獻進入漢語，主要表現是前置介詞“向”的介入。隨著元朝統治的結束，漢蒙語言接觸也逐漸停止，元末明初“行”逐漸退出漢語系統。這一消長過程不但體現了元代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也展現了漢語對蒙古語成分的調整與融合機制。元代的漢蒙語言接觸是兩種語言雙向互動的動態過程。

安麗卿《論西寧漢語方言中“個”的特殊用法》

西寧漢語方言中的“個”出現頻率高且用法多樣，除了作為量詞修飾各類名詞外，還可在句末表示祈使語氣，在動詞后面表示時間短、數量小，單獨使用表示定指等。文章在描述“個”特殊用法的基礎上對其來源進行了討論。

杜冰心《積石山保安語漢語借詞研究》

保安語詞匯系統擁有大量借詞，其中漢語借詞數量最為豐富，約占總數的一半，分布廣泛而不均衡。全借詞的音和義是當地方言（臨夏話）的復制，混合詞的構詞方式分為復合式和附加式兩種。大量漢語借詞的進入對保安語詞匯系統產生了重要影響，二者呈現在互補、融合變異、疊置、競爭中不斷發展的局面。

丁桃源《歸真要道》中的特殊語言現象看經堂語的性質

《歸真要道》是明末清初伍遵契對波斯文《米爾撒德》（Mirsad）的漢語譯本，全書用經堂語直譯，口語化強，既有同時期漢文文獻的語法特征，又有不合漢語規則的語言現象。其中方位詞的格標記功能、賓語前置復雜、述補結構極少、方位詞的格標記功能、賓語前置復雜、指示代詞的冠詞用法等現象和阿拉伯語、波斯語干擾有關，而方位詞的格標記功能、賓語前置及述補結構極少和三種語言共同干擾有關。因而得出：經堂語是受阿拉伯語、波斯語底層干擾的“漢兒言語”。

劉星《同位語來源的復數標記“幾個”》

文章從句法角度考察復數標記“幾個”語法化之前在短語中充當的成分，認為其來源于有定名詞短語（DP）后的同位語“幾個人”。這種分析可以更好地解釋“幾個”在宜春話中的句法分布，對名詞的選擇限制，有定性的由來以及與數量短語的共現等。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同位語來源復數標記的句法和語義，認為其不是 NumP 的核心（head），而是附接于 DP 的修飾語（modifier），語義上也不是加和算子，是不同于英語復數標記的另一種類型。

杜冰心《接觸語言學視域下的臨夏漢語方言否定表達研究》

文章考察了臨夏漢語方言否定表達的層次和手段，重點研究了臨夏話否定詞“不”“沒（有）”和“嫑”，以及多項狀語中否定副詞的語序與轄域。否定副詞“沒”與“不”存在一定程度的主、客觀混用，否定動詞“沒（有）”可以用相同的句式表示存在和領有否定；多項狀語中，否定副詞緊貼謂語核心動詞，否定轄域除其后的核心動詞外，還包括否定副詞前起修飾限制作用的狀語部分,違背了漢語語序轄域一致原則。我們推測這些特殊的否定現象很可能與漢語和阿爾泰語言接觸有關。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下一步工作將繼續按照原定計劃穩步開展研究工作。

1.繼續做好資料的整理、核實和校對工作，在現有基礎上開展工作，推進項目的研究。

2.繼續撰寫并發表一些高質量的論文。

3.編輯相關研究論文集，并著手專著的撰寫。專著撰寫計劃如下表：

2019.9—2020.12（1年半）-撰寫《經堂語整理及其語言研究》

2020.1—2021.1（1年）-撰寫《西寧東關話語言研究》

2020.1—2021.1（1年）-撰寫《青海托茂人語言研究》

2020.1—2021.1（1年）-撰寫《保安漢語語言研究》

2019.7—2020.12（1半年）-撰寫《漢譯伊斯蘭教典籍語言研究》

2021.5—2022.5（1年）-撰寫和修改報告，校對和完善工作

2022.9—-總課題驗收、研究成果的出版和推介等

4. 組織召開跟課題相關的學術研討會

（1）2019年9月6日至8日，舉辦“語言接觸與西北漢語方言的演變”論壇（會議通知已發）

（2）2019年10月25日至27日，舉辦首屆“甘肅漢語方言”學術研討會。（會議通知已發）

（3）與2020年6月，擬舉行“第八屆中國語言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問題”學術討論會。

（4）與2021年8月，擬舉行“西北語言接觸研究與敦煌文獻語言研究”學術討論會。

（5）與2022年6月，擬舉行“西北民族地區接觸語言與課題研究成果的出版和推介”學術討論會。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