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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清民國時期官話語音語料庫平臺建設與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2019年12月16日10:14來源: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1)項目總體設計:建設元明清以來官話方言語音語料庫,我們項目將從韻書韻圖資料30-50種(原計劃80-100種,采納開題專家建議后修改),傳教士西文漢語字典與教科書10-15種(原計劃23-36種),日本近世唐音、片假名標音的教科書、琉球官話和對音10-20種資料(原計劃20種),朝鮮諺文注音近5-8種資料(原計劃10種),俗文學的押韻資料、地方戲曲戲劇資料,歷代方志中的官話方音資料估計100多種(原計劃400多種,剔除無關語音和非官話),建成了一個庫容達到200-400萬字熟語料庫的、元明清以來官話方言語音語料庫。項目目前執行情況總體良好,已經完成總體語料的30%左右,完成了數據庫平臺的建設。

    (2)子課題材料計劃與執行情況

    2.1 數據庫平臺建設

    ○1利用已有的數據根據類別建立五個數據庫

    ○2網站

    A.網站初步效果

    目前著力解決搜索問題,網站配色裝飾方面暫時沒有調整。

    左側分欄可以選擇不同的功能塊。介紹可以添加些介紹性文字,有利于使用者了解該網站功能和用法。下面幾項可選擇搜索的數據庫,綜合搜索目標實現五個數據庫的綜合搜索。其中各數據庫內的搜索已經實現,跨五個數據庫的綜合搜索正在完善。

    B.搜索功能和搜索結果的呈現方式

    可以在搜索框中輸入任意字段,網站將返回匹配該字段的所有行,以表格形式呈現。其中,中近古音韻數據庫中是廣韻、中原音韻,其中未收字用中州音韻補,標記Z。搜索單字時帶不帶z或Z都可以搜到

    除了中近古音韻地位以外均為精確搜索,即所搜索內容需完全匹配數據庫中內容才返回該行

    2.2 傳教士文獻材料

    材料完成傳教士字典與教科書、日本韓國漢語注音類材料10種,依據《漢語方言調查字表》3800字轉寫羅馬字為Excel數據庫,總40000多字。

    2.2.1《華英文義津逮》《語言自邇集》《尋津錄》標音數據庫

    2.2.2 高本漢記南京音、《南京官話》《南京字匯》標音數據庫

    2.2.3 明清時期日文漢字音片假名轉寫數據庫

    2.2.4 《漢清文鑒》韓文轉寫數據庫

    2.3 講唱文學押韻材料

    俗文學押韻材料,完成河西寶卷、賢孝唱詞、秦腔韻譜780000字,正進行校對,加入Excel數據庫。

    2.3.1 韻譜文本

    2.4 官話方志語音材料

    官話方志方音資料Excel數據庫總計4100多條,70000多字;文本及其校勘全部完成,總字數2638900,正與出版社商定出版事宜。

    2.4.1環北京地區方志數據庫

    2.4.2 山東地區方志數據庫

    2.4.3 歷代方志文獻集成

    2.5 韻書韻圖材料

    韻書韻圖部分,完成了《廣韻》《中原音韻》《蒙古字韻》(3800字標注地位,《中原音韻》未收的,用《洪武正韻》《中州音韻》等補入)《正音新纂》全部的3800音節表轉寫。

    2.5.1《正音新纂》入聲韻母表

    《正音新纂》

    日[??] 以[i?] 無[u?] 遇[y?]

    啊[a?] 娃[ua?] 雅[ia?]

    我[o?] 約[io?]

    額[??]

    危[ui?]

    野[i??]/[e?]

    越[ye?]

    2.5.2 中原音韻、蒙古字韻對應音節表

    2.6 其他比較數據庫

    完成了官話93個點(依據陳章太等《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3800字標音Excel數據庫建庫工作,總字數353000;完成現代漢語方言40個代表點( 據《現代漢語方言音庫》,有北京 、哈爾濱、天津、 濟南 、青島 、鄭州、 西安 、西寧 、銀川、 蘭州、 烏魯木齊、 武漢 、成都 、貴陽 、昆明 、南京、 合肥 、太原、 平遙 、呼和浩特、 上海 、蘇州、 杭州、 溫州 、歙縣 、屯溪、 長沙 、湘潭 、南昌、 梅縣、 桃園、 廣州 、南寧 、香港 、廈門、 福州 、建甌、汕頭、 海口 、臺北 )1800字標音Excel數據庫建庫工作,總字數72000。總庫建成后將剔除與官話93點重復部分。

    2.6.1 官話93點3800字語音數據庫

    2.6.2 現代漢語方言40點1037字數據庫

    其他專題數據庫:如果攝歷時音讀數據庫、元明清宕江攝入聲歷時音讀數據庫、現代漢語止攝遇攝讀音數據庫等,總數20000音節。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2.1 參加學術交流

    (1) 2017年9月16日至17日,徐朝東教授參加復旦大學中文系“漢語史研究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唐五代以來支微入魚現象之討論》,并作方言、音韻方面大會總結。

    (2) 2017年11月18至19日,徐朝東教授參加百色學院主辦“語言研究新視野高端論壇”,發表論文《宋元以來宕江攝入聲韻的演變研究》。

    (3) 2018年5月1日2-13日,徐朝東教授參加臺灣輔仁大學、臺灣“第十六屆國際暨第三十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唐五代時期、支微入魚、現象之調查》,并擔任大會專題評價。

    (4) 2018年6月29日-7月1日,徐朝東教授參加安徽大學“第十一屆中古漢語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敦煌世俗文書中所見語音現象之研究》。

    (5) 2018年7月2日4日,徐朝東教授參加北京語言大學“第四屆文獻語言學國際論壇”,發表論文《宋元以來宕江攝入聲韻演變之研究》。

    (6) 2018年12月1日,徐朝東教授參加清華大學中文系“明清漢語官話與方言工作坊”,發表論文《宋元以來宕江攝入聲韻讀音演變研究》。

    (7) 2018年11月14-16日,徐朝東教授參加杭州佛學院“第十六屆吳越佛教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元代僧人沙啰巴陀羅尼對音之研究》。

    (8) 2018年11月9-11日,徐朝東教授參加華中科技大學“第二屆華中大語言論壇”,發表論文《宋以來果攝韻母讀音及其在現代漢語官話中的分布研究》。

    (9) 2018年9月15-17日,徐朝東教授參加河南信陽師院與社科院語言所“漢語研究新視角高端論壇”,發表論文《語言接觸引起的唐代標準變化》。

    (10) 張續龍博士《清與民國山東方志所錄方言資料的方音研究》,廣州大學語言學青年論壇,2018年11月。

    (11) 2019年6月27-30日,徐朝東、陳琦付芳、李彬彬、王芳、王露參加內蒙古師大與北京語言大學合辦的“第五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暨第二屆文獻語言學青年學術論壇”,徐朝東與陳琦合作發表《百年來南京話入聲演變研究》,付芳發表了《明清以來疑母字演變研究》論文。

    2.2研究資料調研與文獻資料收集整理

    (1) 2018年5月徐朝東赴臺灣中研院圖書館、書店收集資料。

    (2) 2018年7月、12月 徐朝東先后赴南京、蘇州、上海等地收集資料。

    (3) 2018年12月張續龍、李彬彬赴福建等地調研方言材料。

    (4) 2019年4月陳琦赴南京調研方言材料。

    (5) 2019年6-7月張續龍赴天津收集、調研材料。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3.1 項目支持的音韻學主題沙龍

    2018年10月20日,項目主持人徐朝東教授主持并邀請馬重奇教授、蔣冀騁教授、黃笑山教授、孫建元教授、楊軍教授、儲泰松教授、華學誠教授、魏德勝教授、鄭林嘯副教授、趙彤副教授,梁慧婧博士,就、音韻學研究的新視野、進行了一次專題沙龍。也討論了本項目中一些技術問題。

    馬重奇教授講的是傳教士音韻文獻方面的前沿成果《近代西文閩方言文獻音系研究方法論》。馬重奇教授介紹了西方傳教士編寫的記錄閩方言的文獻大致情況。并指出,西文閩語文獻是由英語、荷蘭語、西班牙語、日語、拉丁語等不同語種寫成的,其中多以羅馬字標示閩南、閩東、閩北、潮汕諸方言的字或詞。這些文獻有別于中文閩語文獻。西文閩語文獻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根據某種閩語韻書的聲韻調系統編撰的西文閩語字典辭書,二是傳教士沒有可參考的某種閩語韻書而親自進行田野調查后編撰的字典辭書。

    馬重奇教授總結了四種研究方法。一是、中西文閩語文獻對讀法、。該方法就是把兩種音系相同或相近的閩語文獻放在一起、彼此對勘,互相參證、,以形成對事實的科學認識。對西文閩語文獻的對讀研究分為兩個方面:一種是西文閩語文獻與同期同音系中文閩語文獻對讀研究;第二種是西文閩語文獻與不同期同音系中文閩語文獻對讀研究。第二種研究方法是音系歸納法。馬老師細致地講解了歸納《夏英大辭典》音系的方法。先把辭典中所有的1127個音節列成表,并根據書中各個方言點不同的符合歸納整理出各自的聲韻調系統。第三種研究方法是共時和歷時比較法。馬重奇教授以《廈英大詞典》和《中西字典》為例來說明共時比較法。通過對比可知,《廈英大詞典》、泉州音系、有19個元音韻母,《中西字典》有16個個元音韻母。前者比后者多了3個韻母,即ō[?(?)]、ū[?]、ōe[?(?)e],此乃最能反映泉州音韻特征的韻母之一。第四種研究方法是內部擬測法。

    黃笑山教授就本土傳世文獻的價值,提出應該重新審視,比如重紐問題。《切韻》中某些字通過反切系聯法是無法展現一些有明顯對立的小韻的。有的人認為是方言的問題,這當是錯誤的觀點。通過改變方法,會發現這些重紐對立,不僅出現在《切韻》之中,也出現在其他音韻著作中,如《經典釋文》《一切經音義》。這種現象絕不是巧合能夠解釋的。傳統的反切系聯法無法解釋重紐A、B兩組的對立,但后來人們注意到它們是不一樣的,在語音上是有區別的,而反切結構分析法則能夠分辨出反切上字、反切下字是如何區分的。

    黃笑山教授提出,運用反切結構分析法來重新對《切韻》或《切韻》前后不同時期的注音材料的反切進行研究,發現這些對立小韻不僅存在某種相似性,而且這種語音現象還按一定的語音規律在變化發展中。因此,黃笑山教授提出,如今一般都認為反切的改良是在近代時期,其實在中古時期,反切就已經在變化了。這種新視角、新方法不僅可以用來審視已經研究過的材料,還可以運用到出土文獻中去。這就給音韻研究帶來了無限的空間。

    楊軍教授交流的前沿成果是《從慧琳的反切論傳世數據的語音價值》。首先,楊軍教授根據史實證明署名玄宗的《韻英》是唐代官定的標準韻書,是替代、未能厘革、的陸法言《切韻》的。景審說過慧琳的反切是從張戩《考聲切韻》、元庭堅《韻英》來的,因此就可以知道慧琳音系跟《切韻》音系不同,且差別巨大。這一點從聲母、韻母、聲調、聲韻配合關系和等的結構五方面均可以證明。其次,楊軍教授指出,慧琳的反切上字與被切字聲母與介音相同,有的反切上字甚至是、準直音、,即除了聲調不同,被切字與反切上字的讀音是一致的。如鞋,吁歌切。鞋、吁皆是三等字,而反切下字歌反而是一等字。因此,三等韻在《韻鏡》型韻圖上的位置需要作變更。

    楊軍教授總結了慧琳反切的整體特點:上字管聲母與介音,下字管韻核與聲調;亦即無論上字是類一致還是準直音,介音由上字管。因此就可以作如下解釋:1.下字介音不同類不影響拼讀,因為區別介音的功能已經轉移到了反切上字。2.重紐兩類只是介音不同,韻核相同,否則反切下字不能用不同類的下字作切的。3.既然重紐兩類只是介音不同,那么重紐韻沒有散。4.慧琳的重紐韻內容增加了,純四等并入了原來的A類和C1;同攝的普通三等韻并入了B類和C2。5.慧琳的系統里完全沒有了純四等韻,原先屬純四等的韻都有了一個跟三等重紐A類的一樣的前腭介音。

    趙彤老師則根據出土文獻材料介紹了一種全新的方法:系聯比較法,即根據諧聲關系將聲類相同或相近的字系聯起來。比如在楚簡中箸字,常用作書,兩者皆從者聲,這樣就將端母的、者、字與書母的、書、聯系起來,從而將這一類的字系聯起來。還列舉了楚簡中,常用作侮、誨、謀,這些字同樣運用系聯比較法可以聯系起來。

    蔣冀騁教授則強調了三點:一是《說文解字》中的字形有一部分是漢代演變以后的字形,如果進行諧聲歸納,需要參考甲骨文、金文等,互相參證。二是在使用對音材料時,需要特別注意其語音系統,尤其是漢語沒有的語音現象。三是研究音韻學,必須懂得一定的方言學知識。比如一等字、登、,擬音為?,與、一等洪大、相矛盾,這種構擬值得懷疑,需要從方言中尋求正確的構擬,因為有的方言中、登、字韻讀為a。

    廣西師范大學孫建元教授講述了自己做對音研究時會遇到的困難和一些經驗。一,剛剛蔣老師所說的對音要考慮對音符號產生的語言的語音與我們的目標語言的語音的差別,這是非常對的。從另一方面,剛剛馬老師說的一點我也很贊同。閩方言傳教士對音,很多域外的學者記錄漢語時比我們方言調查的學者要細致得多。如曾梗攝的字,我們現在一般擬音都是一個單元音,但在諺解注音是帶韻尾的,-i韻尾。這樣就好解釋曾梗攝的字在北京方言中進入韻ei類的讀音。所以我們在考慮對音時既要考慮語音的差異,同時也要有膽量來利用它做精細的語音描寫。二,明清對音和明清韻書的研究大面上的語音語料好寫,難點在于那些疑難問題,疑難的語言現象單獨從明清斷代文獻材料里面是不好解釋的。漢語語音史的研究要重視、音變節律,節律、是語音生成的結構問題,不同的反切結構可能源自不同的音變曲線、不同的音變形式和規律。孫老師認為音韻學不是沒有事情做,而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儲泰松教授則就梵漢對音的角度,從三個方面提出了自己音韻研究的新視野。一是拓展材料,比如地理文獻《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水經注》《太平寰宇記》等也含有許多音韻材料,尤其延邊地區地名的歷時演變是可以映像語音演變的。這些文獻中有一些我們不太關注的能揭示語音信息的材料,如一些地名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叫法。延邊地區的地名的變化我們能從音韻學角度進行解讀,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儲老師認為不能排除一個話題,就是受到了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二是音韻學研究需要吸收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比如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等。一些歷史學家的小學功底很好,他們的研究對我們研究音韻學是有啟發的。三是在使用對音材料時,須注意層次的問題,即文獻的層次和語音的層次。四,充分認識到我們現在利用的對音材料的復雜性。

    這次專題討論內容十分豐富,與會學者收獲頗豐。

    3.2元明清民國時期官話語音語料庫平臺建設與研究、開題專家咨詢會召開

    2018年10月21日上午,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元明清民國時期官話語音語料庫平臺建設與研究”開題專家咨詢會在北京語言大學綜合樓909會議室召開。南京大學魯國堯教授、清華大學黃德寬教授、福建師范大學馬重奇教授、湖南師范大學蔣冀騁教授、南京師范大學董志翹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校長劉利教授、安徽師范大學儲泰松教授、北京語言大學華學誠教授作為項目開題論證專家出席了會議,北京語言大學副校長張旺喜教授、北京語言大學科研處處長張健教授、北京語言大學程娟教授出席了會議。大會由程娟教授擔任主持人,黃德寬教授擔任咨詢會專家組組長。

    北京語言大學副校長張旺喜教授代表學校分管領導發表了講話。張旺喜教授代表學校支持該項目的進行。

    項目咨詢部分由黃德寬教授主持。首先項目負責人徐朝東教授,子項目負責人黃笑山教授、孫建元教授、曹小云教授、劉祥柏教授、皇甫偉教授,分別從研究背景、研究目標、研究材料、研究思路等方面,匯報了項目總體設計要求與目標各個子項目的內容和規劃。

    與會專家就項目操作與執行方面提出具體建議。劉利校長首先表達了對與會專家的歡迎,以及對徐朝東教授所帶領的項目組的支持。劉利校長肯定了項目立意宏大,提議做一些語音資料的匯編,把整理的成果成系統、多角度地呈現出來。

    馬重奇教授認為本項目材料多,工作量大。需要在不同性質的研究材料方面作出一定的取舍。魯國堯教授認為這個項目選題非常好,能夠對官話的定性產生影響,解決積疑。項目可以加強相關民國語音材料的研究。蔣冀騁教授提議適當減少縮減研究的語料范圍,把重點放在研究上。董志翹教授認為項目里涉及到大量的語料,要進行校勘,工作量非常大。華學誠教授指出方志里面涉及的方言資料承襲性很強,需要在材料定性、定時方面注意,項目組還需要在如何使用方志資料的理論上有所突破。儲泰松教授建議,加強子項目材料之間的協調與相關技術處理,提升研究的理論工作。

    咨詢會專家組組長黃德寬教授做專家意見總結講話。他提出,一是抓住重點,理清目標,明確任務清單。首席專家要把各個子項目統籌好,把平臺建設作為主要任務。在材料呈現上,既要有階段性的文本呈現,也有數據庫呈現,且要把數據庫做成綜合的開放的。研究成果圍繞數據庫建設,提煉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建設。二是希望項目組在數據分析挖掘這方面能夠提出創造一些高水平的成果。三是要促成資源共享,增強已有項目之間的聯系,提高工作效率。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主要是人工投入太大,所需勞務費開支太大,建議提高勞務費占比。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一、代表性成果簡介

    (1)完成國家社科一般項目《明清以來河西方音研究》,完成人:徐朝東、唐浩、王芳。結項等級:合格。本成果為本課題子課題“講唱文學的押韻資料”一部分。

    基本內容:我們對115種河西寶卷整理本、39種賢孝唱詞印刷本、170種陜甘秦腔傳統劇目印刷本中的韻文押韻內容,以及河西寶卷寫本中異文別字等材料中涉及語音內容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通過對河西寶卷、賢孝唱詞與陜甘秦腔傳統劇目中韻文的韻段,以及對河西寶卷中存在的異文別字現象分析研究,我們發現這些材料中存在語音現象:

    《中原音韻》的陽聲韻還存在[-m] [-n][-?]三分,明清西北方音中只有3部,前高元音后的陽聲韻尾不分,后低元音[a]僅區別[-n][-?]。西北方音中陽聲韻主要元音鼻音化,鼻音韻尾[-m]已經消失,并入了[-n]尾,且[-n]尾與[-?]已經相混(或消失)。明清西北方音中支思與齊微韻合并。

    寶卷所代表的河西走廊一帶方音中麻韻三等字與歌戈韻讀音相同,麻韻三等字(如爺、爹、夜、些、野、斜、射、舍等)已經完全演變為[e]、[ie];麻韻二等則獨立為家麻,現代蘭銀官話方音讀作[o],屬于蘭銀官話的特征。秦腔和賢孝中的麻韻二三等讀音無區別不相同。

    明清西北方音中存在“魚入支微”的現象,魚模與止攝開合口字都有混押的例子,表明魚模韻部分字讀為[i][ui]。

    明清西北方音中[-p]、[-t]、[-k]三個塞音韻尾完全失落,入聲韻消失,都按照其主元音押入了相對應的陰聲韻。鐸職(部分字)覺藥陌德麥昔(部分字)曷(部分字)沒(部分字)櫛薛末屑月(部分字)葉盍(部分字)合(部分字)等韻韻字押入歌戈韻。曷(部分字)轄月(部分字)黠合(部分字)盍(部分字)狎乏等韻韻字押入家麻韻。屋(部分字)燭沃物術沒(部分字)緝等韻韻字押入魚模韻。職(部分字)錫昔(部分字)德(“得”字白讀)迄質緝等韻韻字押入支微韻。屋(部分三等字)押入尤侯韻。這與《中原音韻》迥異,特別是宕江攝入聲字,基本歸入歌戈韻,極少數字有宵豪韻的異讀,這屬于后來北京官話影響所致。德陌藥韻的大部分是押韻歌戈部的。

    明清西北方音平聲已經分為陰陽,全濁上聲變為去聲,并且平聲與去聲的音值相近,入聲派入了四聲。“平聲似去”,這是《中原音韻》以來西北方音聲調的一個區別特征。河西寶卷中有11個入聲與陰聲形成的異文別字,基本與今蘭銀官話相同,全濁入讀陽平,全清入聲讀上聲等。

    河西寶卷中異文別字所代表的明清西北方音聲母方面現象有:(1)全濁聲母已經清化,全濁塞音、塞擦音、擦音聲母都清化為相同發音部位的清音,并且呈現出“平送仄不送”的規律。(2)非敷奉三母已經合并,知照系合口字讀作唇齒音,表現為“書”“夫”同音;微母與日母合口字讀作[-v],表現為“無”“如”同音。這是一種西北方音中獨特的音變現象。(3)還有精組和見組不分,細音腭化現象明顯。喻母三、四等不分,影、疑、喻三母不分,泥母和來母不分,知組與照組不分等現象。

    明清西北方音與《中原音韻》聲母的演變規律有著很高的一致性,只有泥母和來母不分、精組和見組細音獨立、知照系合口字讀作唇齒音等是西北方言性的體現。明清西北方音韻部方面,與《中原音韻》近、與《洪武正韻》完全不同。這說明了明清西北方音與《中原音韻》音系所代表的14世紀的官話說話音有關系密切,而與《洪武正韻》音系所代表的14世紀的官話讀書音有很大差異。河西寶卷等所反映的明清西北方音一方面繼承了唐五代、宋代西北方音的一些特點,如全濁聲母已經清化,輕、重唇音分化,中古精見合流(細音腭化),知照合流,喻三、四等不分,影疑喻三母不分,“濁上變去”“平聲似去”等等;又產生了一些區別于前代的新特點,如中古泥母和來母混同,麻韻三等字的演變,陽聲韻主要元音的鼻音化,鼻音韻尾[-m]消失,[-n]尾與[-?]已經相混(或消失),入聲的消失等等。

    主要觀點:

    通過與現代西北地區的蘭銀官話與中原官話代表點方言比較,寶卷等中9種個語音現象,全部匹配的是蘭銀官話銀吳片的銀川方言,其他如蘭州、張掖、涼州等蘭銀官話都有6-7項可以匹配,中原官話基本只有5項相合。濁音清化、[-n][-m][-?]消失、入聲消失、宕江攝部分入聲字有歌戈、宵豪異讀現象等4種,屬于中原與蘭銀官話所共有的語音特征;麻三歸歌、德陌藥覺韻等入聲字在蘭銀官話中主要讀入歌戈韻(中原官話大多讀作支微韻),知系擦音合口[f]、日母合口讀[v] 都是蘭銀官話的區別特征,個別中原官話中也能發現或多或少的語音現象,應該是受到蘭銀官話接觸影響而致。河西寶卷等講唱文學中有大量口語化強的韻文和別字等音韻材料,真實地反映了明清時期西北地區語語音的概貌。

    我們將明清河西方音9種區別性語音現象,與宋元以來西北地區存在過的西夏語、女真、契丹、蒙古語等與漢語的對音資料進行全面比較,這些語音現象在民族語言與漢語對音中或多或少有些體現,但是鮮有一種民族語對音與漢語本體的語音現象基本對應。只有東干族語言,多與寶卷等語音能夠對應。東干族是指清乾隆年間遷徙至新疆陜甘的回民與陜甘回民起義軍等,進入俄國等中亞地區形成的一個群體,他們使用的是陜甘地區漢語方言。寶卷等確實能夠反映明清時期河西方音。

    項目還專題討論了漢語方言中存在的“支微入魚”與宕江攝入聲韻異讀現象產生等問題。通過系統地調查與研究唐五代、宋元明清至于現代的方言資料,我們認為“支微入魚”是漢語兩種不同的演變方向,一種是漢末以來、現在存留在南方方言中比較多見的止攝合口字讀為遇攝;另外一種是從唐五代以來漢藏語共同發生的部分遇攝讀同止攝。現代漢語不少方言中保存著兩種音變的疊置現象。寶卷等中支微與魚模混押現象屬于“魚入支微”,即部分遇攝字讀為主元音[i]。

    宕江攝入聲韻由于入聲尾消失,其元音也高化,宋元以來在漢語官話中開始讀入歌戈韻;宕江攝入聲韻讀為宵豪是雍正以后由滿人帶入漢語北京話,后來成為標準音讀音。通過對宋元以來韻書韻圖中陰陽入相配情況考察,入聲配陰聲并非就是實際語音,有些是對陽入配的一種革新,其實質并無區別;有些陰入配確實實際音變的反映,要細致考察辨析。《蒙古字韻》中入聲還是獨立的,宕江攝乃至整個入聲韻是陰入配,其主要依據是主要元音相同,并不是入聲塞尾的脫落或者元音化。而《中原音韻》中入聲韻入宕江攝入聲就有大量的宵豪與歌戈韻的異讀,其重要的一個讀音來源就是仿照《蒙古字韻》,即采用了宕江攝入聲配宵豪韻,一個讀音來源是實際語音的記錄,即宕江攝入聲韻讀為歌戈韻。

    通過我們調查河西寶卷與賢孝唱詞、陜甘秦腔傳統劇目中韻文,發現這三種講唱文學形式的押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明清以來西北地區漢語方言的實際語音,而寫本的河西寶卷更加真實地再現了河西走廊地區的方音原貌。從這三種講唱文學韻文押韻如麻三韻歸屬等不同之處,中原官話與蘭銀官話的區別至少可以上推到明清。通過與唐五代西北方音、宋金元詞韻、《中原音韻》等歷時語音的比較,與西安等中原官話以及與蘭州等蘭銀官話的共時比較,河西寶卷代表的方音現象就是蘭銀官話的源頭。

    學術價值:

    本項目的創新之處在于,嘗試利用河西寶卷等講唱文學資料的音韻資料,建構了明清時期的河西與西北方音概貌;梳理了西北方音從唐五代經宋明清至今的發展脈絡。

    (2)完成專題論文及其相關內容與價值

    2.1 敦煌世俗文書中所見語音現象之研究,《語言研究》2019年第1期(CSSCI)。完成人

    主要內容:我們通過對敦煌文書中的韻文、非佛經音義等語音材料的研究,發現全濁聲母普遍清化、非敷奉不分、泥娘母不分、知照組合流、精見組聲母有腭化現象、零聲母已經產生、魚韻讀入支微韻、鼻韻尾已顯出了消失的跡象、入聲尾開始弱化,與陰聲韻相混,平聲與去聲調相近等九種在唐五代西北地區出現新的語音現象。

    2.2 宋元以來漢語與民族語對音所見幾種語音現象,《古漢語研究》2018年第4期(CSSCI)。

    主要內容:明清時期在西北地區流行的河西寶卷中存在11種典型性的語音現象,與宋元以來漢語與西夏語、女真、契丹、蒙古語等對音資料有一些對應關系,這些語音資料揭示了宋元以來漢語官話的發展一些規律,一種類似全濁聲母清化、陽聲尾-m并入-n、入聲塞尾丟失等,是漢語官話的普遍規律;一種如麻歌讀音相近,魚入支微,宕江、曾(一等)、梗(二等)攝入聲讀入歌戈韻,是宋元以來中原地區通語的普遍特征;一種是知照組與日微等合口字讀為唇擦音[f][v],這是明清以來西北方音區別特征。

    2.3 竺法護譯經中“晉言”所見梵漢譯音及其音韻現象,《勵耘語言學刊》2018年第2期(CSSCI)。

    主要內容:竺法護一生翻譯的大小乘經典共有154部309卷。其譯經中屢用“晉言”,是3-4世紀實際語言的運用。本文對法護譯經“晉言”15條專名的梵語形式進行考察,討論了兩晉之際漢語出現的如陰聲韻無塞音尾、幽部是一個單元音、聲母清濁分劃、影母為零聲母、沒有娘母等語音現象。

    2.4 《南京官話》音系初探,《合肥師范學院學報》,2018 年第第5期。徐朝東、陳琦。

    主要內容:本文對1907年出版的德國人何美齡《南京官話》進行系統研究,歸納出《南京官話》所反映的語音系統,著重分析《南京官話》泥來母不分、知莊章二分、尖團區分、入聲韻的歸并等十一個個語音特點,初步窺見晚清南京官話的面貌:

    1.《南京官話》的知莊章三組聲母是二分型。知二梗攝入聲、莊組部分韻讀[ts]組聲母,知組(除知二梗攝入聲)、莊組部分韻、章組讀[t?]組聲母, [t?]組:罩長抽知組扎壯炒豺莊組蔗敞成船涮章組。其中莊組聲母演變比較特殊。《南京官話》所收的莊組字:莊母和遇止流深曾梗六攝韻母相拼時為ts[ts],和假蟹效咸山宕江七攝韻母相拼時為ch[t?]。一個例外,臻韻的“臻”字讀[t?],不讀ts[ts]。初母和遇止深臻曾梗六攝韻母相拼時為ts?[ts?],和假蟹效咸山宕江七攝韻母相拼時為ch?[t??]。崇母仄聲變為不送氣音,和遇流兩攝韻母相拼時為ts[ts],和假咸山宕四攝韻母相拼時為ch[t?];崇母平聲變為送氣音,和遇流通三攝韻母相拼時為ts?[ts?],和假蟹效咸宕五攝聲母相拼時為ch?[t??];崇母的止攝開口字讀s[s],如“事士仕”。生母和遇止流深臻曾梗七攝聲母相拼時讀s[s],和 假蟹效咸山宕江相拼時讀sh[?],部分止攝字也讀sh[?],如“駛史使”。

    2.個別書母字在《南京官話》中讀塞擦音ch?[t??],如“鼠[t??u] 翅[t???]”。

    3.嚴格區分尖團。見曉組開口二三四等字已經腭化,讀[?][??] [?],也有一些未腭化,如“港[ka?]、給[ki]”;精組在細音前仍讀[ts] [ts?] [s] 。

    在細音見組字已經腭化,與精組字尚未腭化有別:[見曉組]雞[?i]欺[??i]希[?i]≠[精組]躋[tsi]妻[ts?i]西[si]。

    4.泥母字和來母字相混。何美玲在“語音概述”以及音值描寫部分都明確說明南京官話中的n和l在聽感上不易分辨,在所有的韻母前都相混,發音時舌尖觸碰上齒齦,實際上是帶上鼻化色彩的l。

    5.日母字大都讀j[?],如“然如茸”;個別日母字讀l [l],如“攘懦”,還有變為零聲母的,如“冗yung[io?]”。個別疑母、云母和以母入聲字,歸入日母,也讀j[?],如“獄郁育”。

    6. 《南京官話》中沒有舌根音聲母ng[?]聲母,只有零聲母,如ngan、ngên、ngou現在南京話讀成an[a?]、ên[??]、ou[ou]。

    7.果攝一等字無論開口還是合口都讀開口呼韻母[o],如“河[xo]哥[ko]坐[tso]”,也有一些例外“他[t?a]敷[fu]”。《南京官話》果攝開合口并未分化,在今天南京方言中仍是開口呼[o]。果攝見曉組和精組的合口三等字讀撮口呼韻母[üeh],如“瘸[??ye]靴[?ye]詮[tsye]”。《南京官話》讀ê[?]韻的字都來自于章組車遮韻,如“蛇舍者”。它們不和歌戈韻相混,歌戈韻的字都讀o[o]。

    8.蟹攝開口一、二等韻讀ai[ai],如“哀ai[ai]改kai[kai]”。見系蟹攝二等韻讀iai[iai],如“鞋[?iai]皆[?iai]”。蟹攝二等喉牙音字在《中原音韻》中屬于皆來韻,沒有和車遮韻字相混,如:皆來韻的“鞋捱街 iai[iai]”和車遮韻的“邪野姐ieh[e]”不同音。蟹攝合口的泥來母字依舊讀合口韻ui[ui],如“雷lui[lui]”。

    9.咸山攝一二等陽聲韻歸入宕攝一等和江攝二等陽聲韻,都讀ang[a?]或uang[ua?]。深臻攝開口陽聲韻歸入曾梗攝開口陽聲韻,讀êng[??]或ing[i?]。臻攝合口陽聲韻和通攝陽聲韻分立,不相混,如“春魂un [un]、充弘ung[u?]”。何美玲提到:“齒部(前)和喉部(后)鼻音在元音a、ê、i后易相混,而與此相矛盾且又無法解釋的是它們在元音u后面又嚴格區分。因此大量以ang、 êng、ing為韻母的音節與以an、ên、in為韻母的音節兩兩相對應著合并了。事實上,這些韻母的韻尾發成齒部鼻音似乎比喉部鼻音更常見,似乎語音和諧是唯一控制它們發生此種變化的準則,方言區內的發音人自己無法意識到也察覺不出它們的區別。有時同一個字單獨發音時,就會發成齒部鼻音;當它和其他字組合時,就發成喉部鼻音。”

    10.假攝開口三等、咸山攝開口三四等的i介音在幫組、端組、精組字后消失,讀[e][e?][en]。如“別[pe?]跌[te?]姐[tse]前[tsen]”。

    11.入聲韻的歸并及其與陰聲韻匹配情況比較特殊。曾攝一等(德韻)、梗攝二等(麥韻、陌韻)、曾攝三等(職韻)莊組、咸山攝三等(薛韻、葉韻)知系入聲字合流,讀[ai?]。山攝三等(薛韻)知系字、宕攝一等(鐸韻)、曾攝一等(德韻)字合流,讀[uai?]。臻攝三等(質韻)、深曾梗攝三等(緝韻、職韻、昔韻)知系入聲字合流,讀[??],其主要元音是舌尖后高元音[?],這在其他官話中不見,而現代南京話仍保留。江攝二等(覺韻)、山攝一等(曷韻)見系、山攝一等(末韻)、宕攝三等(藥韻)合流,讀[o]。宕江攝(藥韻、覺韻)見系讀[io]。藥覺末韻、盍韻見系字主要元音都與果攝[o]同。

    2.5 敦煌世俗文書中唇音問題之考察,《閱江學刊》,2018年第2期。

    主要內容:通過系統調查唐五代敦煌世俗文書中音切與異文別字材料發現,輕重唇音在隋唐五代的音義材料中,分成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切韻》系列韻書中,輕重唇聲母切上字仍有相混;另一種實際口語匯總無論北方方言還是南方方言的語音材料中,輕唇音和重唇音分化已經基本完成了,明微分化的速度稍慢。輕重唇分化后,全濁奉母開始清化,非敷衍奉合流成為河西方音重要的語音特征。

    2.6 山東膠東方言詞語考釋數則——訂正與補充《壽光》《牟平》等方言志,《東亞文獻研究》(韓國)第20卷,2017年,張續龍、徐朝東。

    主要內容: 我們以《壽光方言志》和《牟平方言志》為主,輔之以其它縣市的方言志,通過對照,找出其未使用本字標注的詞匯,再結合古典文獻和工具書,確認膠東方言詞語的本字。同時,民國時期出版的部分山東地方志,也記錄了當時膠東方言的語音和詞匯情況,不僅可以證明我們考釋的本字,還能補充方言志中并未錄用、現在正使用的方言詞語。

    我們分飲食、動作與言談、才能與品性和日常生活四類共十二個有山東方言特色的詞語,分別對其作語音或語義上的考釋,從而訂正和說明部分山東方言志的用字錯誤,如動作、言談:攎 [lu55] 雙手摟抱:樹那么粗,我們五個人~不過來。

    另外,山東方言志詞匯一章中,有的詞語義項安排欠妥,如楔子或楔入曰楔,無擊打義(《壽光方言志》p146);打、敲擊之義應該是揳;有的有音無字,如上文中的“趖”。這就要求我們在編纂方言志時,使用方言本字,避免誤用借音字;詞義不可強加合并,擴大字詞的詞義范圍。

    膠東方言口語中的一些常用的詞,由于不常見于普通話或現代書面語中,所以通常認為是有音無字的詞,但是通過考求本字,可以發現,這些詞古已有之,在方言中保存下來。

    作為語言地方變體的方言,是認識當地文化的一把鎖鑰;方言詞語更是直接折射出當地文化的特色,反映出當地的社會風俗。因此考察方言本字,我們首先在語音上確保聲、韻、調的一致性,即使發生訛變,也要符合變化規律;語義上,能夠通過古典文獻得到證明的方言詞語必須符合當地的文化內涵,同時考慮到語言的發展性,即方言詞語是古語詞還是新詞。比較《牟平》、《壽光》等部分膠東方言志的詞語用字,我們發現很多皆是使用借音字或白讀同音字來表示的,這雖然準確地記錄了方言語音,但割裂了字形與意義之間的關系。本文通過參考各經典文獻和工具書,找出膠東方言口語常用詞的本字,訂正并補充了部分已出版方言志使用的詞語,以期對后續的方言志編纂有所幫助。

    2.7 山東方志所錄方言資料的再認識,《東亞文獻研究》第22卷(韓國),2018年,張續龍。

    主要內容:日本波多野太郎編《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匯編》(以下簡稱《匯編》)僅收錄山東方志14種,所收山東方志并不完整。我們搜集的山東方志主要來源于臺灣成文出版社的《中國方志叢書·山東省》(共222冊,106種)和鳳凰出版社的《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共95冊,181種),同時輔以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所藏方志叢書。

    我們搜集到含有方言資料的山東方志共有26種,除《齊乘》外,其中,《東明縣新志》《昌樂縣續志》《夏津縣志續編》《續修廣饒縣志》《四續掖縣志》《齊東縣志》《青城縣志》《東平縣志》《沾化縣志》《續修臨邑縣志》《清平縣志》和《濰縣志稿》,共12種,日本波多野太郎的《匯編》皆漏收。

    山東方志所錄方言資料的體例問題。方言材料在山東方志中的地位并不是整齊劃一的,有的獨立成卷,如《昌樂縣續志》《臨朐續志》;大多數則在《民社志》《禮俗志》《風俗志》《故實略》等之下自成一小節;少數將其與“歌謠”“謠諺”混同。從解釋體例來看。山東方志所錄方言數據的解釋方法有“直述式”的,有“注釋式”的,這些解釋方法仍屬于傳統方言學范疇。就解釋的內容來看,主要是解釋某字詞在山東方言的意義,揭示其在何種古代文獻資料,并且考釋了部分方言本字,同時,縣志編纂者也注意到了山東方音的獨特性,故在解釋詞語的過程中標明了字詞的方音,值得一提的是,《牟平縣志》和《濰縣志稿》中,不僅使用傳統的注音方法,還采用了民國時期的注音字母給字詞標注方音。在山東方言史語音材料非常稀少的情況下,方志中有關山東方音的記錄就顯得尤為珍貴。

    綜觀山東方志所錄方言數據,其語言學價值當有三點。一是提供山東各地方言的一些詞匯材料,并且集錄了不少古代方言的數據,可以作為研究方言詞匯的參考,也可以作為研究漢語詞匯發展史的參考。二是反映了方音特點,可以作為研究山東方音史的參考。三是考釋山東方言“本字”或“語源”,訂正有關山東方言著作中的訛誤。

    山東方志所錄方言材料浩繁復雜,語料零散,難于整理,鮮有對其進行全面研究的。今人大多是就經濟、政治、地理、移民等方面的問題進行描述,而忽略了方志中含有的方言語音和詞匯數據。文章對山東26種方志方言材料的體例、地域和歷史分布以及語言學價值作了全面的概述。當然,這只是拋磚引玉,山東方志所錄方言材料的語言學價值還需撰文再研究,也期許今人加強對方志所錄方言數據價值的再認識。

    2.8 “子”尾親屬稱謂詞綜合研究——以清代及民國時期環北京地區方志方言為中心,《勵耘語言學刊》2018年第2期(CSSCI),仝正濤。

    主要內容:大型方志叢書《中國地方志集成》收入187種環北京地區方志。其中,方言類目下錄有“子稱詞”的方志有31種,其編修時間集中于清末及民國時期。方志方言文獻錄有“子稱詞”的相應地域涵蓋今北京官話、冀魯官話、晉語等多種官話方言。官話方言是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方志方言文獻所錄“子稱詞”的研究,有助于從語言學視角深化對官話方言及民族共同語中這種稱謂現象的認識和理解。

    通過考察方志方言文獻,梳理出了清代及民國時期環北京地區“子稱詞”的系統,我們發現:“子稱詞”萌芽于唐五代時期,元代以后才發展起來的特殊稱謂現象,成為親屬稱謂詞的重要組成部分;“子稱詞”采用附加式構詞,類推造詞法是其主要造詞方式,有“X+子”和“大/小X+子”兩種模式,多用于指稱平輩姻親親屬;從“子稱詞”內部關系看,“大/小X子”脫胎于“大/小X”,前者是后者附加“子”尾演變而來的,前者分擔了后者的部分語義,是專門作從兒稱謂的形式;“子稱詞”中的“子”尾屬于表達性詞綴,是表示非正式化功能的詞語標記,部分詞中還具有成詞、變義、衍音等功能。交際是語言的首要功能,催生語言的變化發展。“子稱詞”(尤其是“大/小X子”型)彌補了從兒稱謂現象引起的詞語空缺,給語言交際活動帶來了諸多便利。

    2.9 其他會議論文,學術刊物待刊

    2.9.1河西寶卷所見明清西北地區幾個方音現象,《語言學論叢》(CSSCI)即出

    主要內容:河西寶卷是一種明清時期流行于甘肅河西一帶的講唱文學形式。通過對寶卷中韻文韻腳字的系聯和異文別字的考察,發現其所代表的明清西北方音特點有:陰陽聲韻數量大大減少,陽聲韻韻尾合并或主元音的鼻音化,入聲韻已消失,部分麻三字與歌戈讀音相同;全濁聲母清化,知系擦音合口字讀[fu]或[phu],微影疑喻與日母合口字讀為[v]。寶卷中大部分的中古德陌韻押入歌戈韻,與蘭銀官話同、與中原官話主要讀支微韻不同。寶卷中的語音屬于蘭銀官話。

    2.10 專著《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三種點校整理本》,徐朝東,中華書局,2020年出版。

    2.11 專著《歷代方志文獻集成》,曹小云,與出版社商定出版事宜。

    2.12 專著《明清以來西北方音演變研究》,徐朝東、唐浩、王芳,商務印書館選題評審。

    2.13 專著《敦煌世俗文書語音綜合研究》,徐朝東、仝正濤、唐浩,與出版社商定出版事宜。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這個項目是一個工作量大、材料復雜,數據庫建設后對于漢語近代語音史的建構以及現代漢語官話方音的研究無疑將提供更大的便利,我們全體參與者全力以赴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這個重大的任務。

    5個子項目從目前工作的完成量看,

    數據庫平臺建設基本完成,負責人皇甫偉教授以及團隊正在與其他團隊磨合數據接口,規范數據標注工作。

    方志方面資料收集、文本錄入都已經完成,北京地區、山東地區方志語音數據庫及其研究部分已經完成,正在進行的是南京等地區方志,這些資料有限,估計2020年6月將完成。

    域外譯音資料包快傳教士的雙語字詞典、教科書,日語片假名對音資料,朝鮮漢字音資料等工作進展超出預期,估計2020年12月全部完成數據庫。

    講唱文學押韻數據庫方面,已經完成了西北地區河西寶卷、賢孝唱詞、秦腔等民間文學資料,現在正在剔除一些攙入的現代寫本資料;正在進行的元明清戲曲戲劇用韻資料整理,估計2021年6月全部完成數據庫。

    韻書韻圖資料數據庫建設,相對比較滯后。我們將加大人力投入,協調資料的規范與統一模板,估計2022年6月全部完成數據庫。

    1.韻書韻圖數據庫(音節表),計劃47種,完成了5種。

    根據開題專家的建議,將原計劃80左右韻書韻圖資料縮減至40-50本韻書韻圖資料,重點選擇北京地區與南京地區的資料。從目前整理的情況看,韻書韻圖資料選本已經完成,基本47種資料收集已經完成,酌情以后增補。

    本課題選擇的主要韻書韻圖資料有:元代的《蒙古字韻》《中原音韻》,其他分區域統計:燕京、東北地區方言韻書10種:徐孝、張元善《合并字學集韻便覽》(1602),喬中和《元韻譜》(1611),王荔《正音捃言》(1573-1620),樊騰鳳《五方元音》(1661-1670),趙紹箕《拙庵韻悟》(1674),釋阿摩利諦《三教經書文字根本》、《諧聲韻學》(1699-1704),李光地、王蘭生《音韻闡微》(1726),存之堂《圓音正考》(1743),都四德《黃鐘通韻》(乾隆晚年),劉世英《元音改正》(1779),李汝珍《李氏音鑒》(1805),徐鑒《音泭》(1817),華長忠《韻籟》(1805-1858),張恩成《等韻簡成》(1837),裕恩《音韻逢源》(1840),夏鸞翔《南北方音》中的北音(1863),王璞《京音字匯》(1912)《國音京音對照表》(1921),《國音常用字匯》(1932)。中原、西北地區方言韻書6種,如桑紹良《青郊雜著》《文韻考衷六聲會編》(1581)、賈存仁《等韻精要》(1776)等。山東地區方言韻書6種,如畢拱辰《韻略匯通》(1642)等。南方(江淮)官話韻書13種:李登(南京)《書文音義便考私編》(1587),李世澤(南京)《韻法橫圖》與《韻法直圖》(1573),蕭云從(蕪湖)《韻通》(成書于天啟、崇禎年間),方以智(桐城)《切韻聲原》(1666),吳烺(全椒)《五聲反切正韻》(1763),李書云《音韻須知》(康雍間),許桂林(連云港人)《說音》(1807),許惠(桐城人)《等韻學》(1878),汪鎏《空谷傳聲》(1882),胡垣(南京)《古今中外音韻通例》(1888),馬鳴鶴《正音新纂》(1902)徐宗斌(鹽城)《徐氏類音字匯》(1900)等。西南地區方言韻書6種,如蘭茂《韻略易通》(1442)等。

    已經初步完成了《蒙古字韻》《中原音韻》《古今中外音韻通例》《正音新纂》4-5種資料音節表的制作工作。但是類資料太復雜,沒有相應的模式,進展緩慢。經由與負責人黃笑山教授商量,決定使用《廣韻》音節表的結構,分合關系討論則根據各種資料性質的實際來決斷。由張續龍、孫珊、周芷羽博士加入本子項目,配合負責人黃笑山教授將設計通用的一個模板。

    2.域外對音資料數據庫,計劃20-30種,目前完成14種西文、3種片假名、1種諺文總共15種資料。

    本課題原計劃選擇23種羅馬字母、14種片假名、7種諺文注音的雙語詞典或教科書,先逐一將注音部分轉寫成現代羅馬字音(非國際音標)。接受開題專家建議,將重點內容縮減至20種左右。

    目前材料收集全部完成。

    轉寫已經完成:羅明堅和利瑪竇《葡漢辭典》(1583-1588),利瑪竇《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1606),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英華詞典》(1815),麥都思《華英字典》(1842-1843),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英華分韻撮要》(1856),威妥瑪《語言自邇集》(1857-1903);《尋津錄》(1859),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69)。屈耐特(Kühnert)《南京字匯》(1898),鮑康寧(F.W.Baller)《漢英分解字典》(1900),狄考文《官話課本》(1906),何美齡(K.Hemeling)《南京官話》(1902)。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8)各地方音字表。

    日文片假名資料:《唐話纂要》(1718),島津重豪《南山考講記》(1768),伊澤修二《日清字音鑒》(1895)。朝鮮編寫的北京話教材:《漢清文鑒》。

    正在進行的金尼閣《西儒耳目資》(1626),崔世珍《翻譯老乞大》《翻譯樸通事》(1507-1517);小倉錦太、金澤保胤編《中國南部會話》(又名《南京官話》,1768-1813)。

    由付芳負責西文材料,丁鼎、王露負責片假名材料,李彬彬負責諺文資料,這些數據統一轉寫為拉丁字母,不標音值。2019年12月底完成,將由皇甫偉教授驗收。

    3. 講唱文學的押韻資料數據庫。已經完成西北地區的講唱文學資料韻譜,正在進行全元與全明戲曲韻譜制作。

    本課題主要以講唱文學為主,元明的官話講唱文學資料;已經完成寫本講唱文學資料押韻韻譜建設,正在曲譜的建設工作。

    本項目由劉祥柏教授指導,具體有唐浩副教授、王芳博士帶領相關研究生正在進行韻譜轉為數據庫工作,曲譜將于今年年底開始,預計2020年6月底完成。

    4. 歷代方志中的語音材料,文本校勘已經完成,北京、山東地區方志方音數據庫已經完成,進行江淮、西北及中原地區方音數據庫建設,所有將于2020年元月完成。

    曹小云教授已經完成所有文本工作,仝正濤、張續龍博士分別完成北京與山東地區的方志方音數據庫,下一步由仝正濤博士負責其他地區的方志方音數據庫建設。

    課題組供稿 

    (責編:孫爽、艾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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