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①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及及數據庫建設》自2017年11月立項以來，歷時已近兩年。課題組在首席專家陳文新教授領導下，各項研究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總體執行情況良好。子課題進展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其一，20世紀本土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出版。2018年3月，課題組與安徽文藝出版社合作，啟動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著作叢刊”整理出版工作，由陳文新、余來明擔任主編。初步計劃整理5-6輯，共計30種左右。目前已完成第一輯6種文學史著作的整理，分別是：魯小俊、劉妍整理《中國文學史》（張之純）、方憲整理《新著國語文學史》（凌獨見）、白金杰整理《中國文學大綱》（顧實）、周勇整理《中國文學史》（曾毅）、林昭整理《中國大文學史》（謝無量）、張奕整理《中國文學史略》和《中國文學史概要》（胡懷琛）。第一輯已進入出版流程，將于2019年12月底之前出版。

其二，域外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出版。目前進展如下：（1） 英文版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Wilt Idema & LIoyd Haf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書名暫譯為《中國文學導論》。本書共六章28節，另有參考文獻及索引，英文約20萬字。目前已譯完第一章導論、第二章“上古至紙張發明期”，第四章“書籍印刷的普及至西方現代印刷術的引進”中的第18節文言小說與詩詞、第19節戲劇，英文約65000余字。（2） 日文版《支那文學史》（作者： 藤田豊八 出版者：東京専門學校；出版年月日：不詳；備注：東京専門學校邦語文學科第1回2年級講義録），全書字數約20萬字，目前翻譯已完成約三分之一，計6萬余字。（3）日文版《支那文學史綱》（作者：兒島獻吉郎，富山1912年版），翻譯了約四分之一，進展順利，擬于2019年年底完成全書的翻譯，全書中文譯稿大約10萬字。（4）韓文版《中國文學史》（作者丁范鎮，學研社，1988年修訂版），已經全部完成，并向課題組提交了譯稿。（5）俄文版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ости и до XIII в.: поэзия, проза: в 2 ч（自古代至18世紀中國經典文學史（詩歌與散文）），作者：Алимов И. А.（阿利莫夫）, Кравцова М. Е（克拉夫佐娃）；出版社: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彼得堡東方學)。該書因版權引進遇到困難，譯者只完成了前言的翻譯；又因該書篇幅巨大，版權談妥后，譯者擬刪減到原書的四分之一，翻譯成中文約20萬字左右，目前已完成主要內容的擇取。

其三，中國文學史著作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編纂《中國文學史著作總目提要》；編纂《中國文學史著作編年紀事》；撰寫系列研究論文和書稿《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和新途徑》。目前《中國文學史著作總目提要》的進展情況是：國內自十九世紀初至1937年（含）以前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已搜集完成，并撰寫了提要初稿（概述的“史評”部分）。歐美、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正在搜集，已撰寫了俄國王西里、日本自笹川種郎、古城貞吉、鹽谷溫、兒島獻吉郎、鈴木虎雄、青木正兒等1935年以前的重要著作提要。《中國文學史著作編年紀事》的進展情況是：已基本完成與中國文學史著作有關的重要出版信息、評論信息和對中國文學史著作發展演變有顯著影響的教育制度、文藝理論思潮、文化思潮、人物言論等資料的搜集整理，約20萬字。在資料整理過程中，對已有文學史著作編年學術成果的錯漏、訛誤之處作了辨證；對部分文學史書目未收書、研究尚未關注的領域作了補充；對影響文學史書寫的重要文化背景與文學史生產之間的關系作了具體清理。系列研究論文和書稿《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和新途徑》的撰寫方面，目前的進展是：已發表論文二十余篇，其中《明代文學主導文體的重新確認》、《論<十四朝文學要略>的文學史書寫》、《論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的文學史闡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與“中國文學”觀念的興起》、《“大文學”與“小歷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書寫的錯位與困境》、《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學史話語體系》、《經濟生活視野下的中國文學史書寫-評前野直彬主編<中國文學史>的得與失》、《<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經濟生活視角》、《小說里的中國傳統--20世紀20年代前后中國文學史中的小說敘述》、《如何書寫“現代”“中國”的文學史——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的新進展》、《“文學史”何以寫成了“文化史”——譜系學視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國文學史”》等較有影響。

其四，中國文學史著作數據庫建設。百余年來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數量繁多，除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陳飛《中國文學專史書目提要》等少數著作外，沒有專門的著作收錄晚清以至當下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目錄。課題組利用各種書目文獻、出版史料以及全國各大圖書館的電子檢索系統，初步編定了《中國文學史著作目錄》（1894-2018，港澳臺包含在內），并對各文學史著作的館藏情況做了詳細梳理。以此為基礎，通過電子圖書獲取、館際文獻傳遞、掃描等不同方式，完成了大約100余種中國文學史著作的電子化。除此之外，《日本中國文學史著作目錄》、《歐美中國文學史著作目錄》也在編訂之中，并已完成了50余種歐美日韓等國學者所著中國文學史著作的電子化。

②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課題組成員利用出訪、參加學術會議等便利，分別赴美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和大陸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就中國文學史著作的館藏、借閱、研究等作了大量調查和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茲就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分別加以說明。

其一，調查研究情況。

本課題的資料搜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與中國文學史著作有關的重要出版信息、評論信息。對此前文學史書目中較少收錄的相關序跋、評論，予以重點調查，如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序》關于作者從寫作中學教科書《中國文學史大綱》（1925）到大學教科書《中國文學進化史》（1929）的來龍去脈的說明，有助于我們把握這兩部文學史產生的具體歷史文化背景及其內在關聯。（2）對中國文學史著作發展演變有顯著影響的教育制度、文藝理論思潮、文化思潮、人物言論等。如中學學制演變與面向中等教育的中國文學史寫作的關系，從晚清的“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到民國初“壬子癸丑”學制，中國語言文學教育在中學課程中經歷了從“詞章”、“中國文學”到“國文”的演變，中國文學史自民國初年正式納入中學國文教育，迎來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面向中學教育的文學史寫作高潮。此外，主流文藝思潮、文化思潮，如建國后關于“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論爭、“批判繼承文學遺產”等文藝思潮對于文學史寫作的影響，以及重要文化人物的言論，如茅盾《夜讀偶記》（1958）中的論述對于建國后文藝論述范式的重要影響，這些內容都在調查范圍之內。（3）相關學術名家的履歷。如1917年8月錢基厚《中國文學史綱》出版，結合《孫庵年譜》可知，此文學史寫作與錢基厚民國初年在無錫的教學、工作經歷相關，他曾在無錫競志女學校、縣立女子師范任教，并于1914年任無錫縣公署學務課課長，本書寫作始于錢氏在無錫縣公署學務課任上撰寫的《中國文學史》講義大綱節略本。此外，結合高校校史、學科發展史及相關學者口述史，搜集文學史撰寫的具體歷史語境資料，如結合費振剛、褚斌杰等北京大學校友回憶文章，及北京大學中文系發展簡史可以更清晰展現游國恩版中國文學史問世的文化教育背景。（4）與中國文學史著作有關的事件、會議等。主要結合重要文學期刊、研究機構、學術會議等資料，如王保生《<文學評論>編年史稿1957-2010》（2015）、《光明日報》“文學遺產”欄目發展及相關論爭，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重寫文學史”召開的重要學術會議等信息。

在資料的搜集整理過程中，課題組尤其注意資料的完備和準確性。（1）注意對已有文學史著作的錯訛之處加以辨證。如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中版本信息的錯漏，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多有駁正，而后者也存在若干錯誤，如關于徐珂《清代詞學概論》“吳興葆作序”的說法有誤。（2）注意對已有文學史的重要遺漏加以補充。如對面向中學教育的中國文學史書寫給予了關注。面向中學教育的中國文學史教材，是中國文學史書寫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統計，1912—1949年間共出版了約25種面向中學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部分教材如霍衣仙、王頌三編《新編高中中國文學史》（1936年8月，商務印書館廣州分館出版）等在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等諸種文學史書目中均未收錄。（3）注意對影響文學史書寫的重要文化背景與文學史生產之間的關系作具體清理。如國語運動與“國語文學史”書寫之間的關系。1923年2月誕生的凌獨見《新著國語文學史》，由于其內容多襲自胡適《國語文學史》講義，歷來人們對其評價不高。然而，檢視1920—1922年間的國語運動，尤其是國語講習所的開辦、國語改革，可以進一步明確《新著國語文學史》出現的歷史邏輯和意義。

其二，學術交流情況。課題組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孫分校東亞系、韓國慶熙大學東亞書籍文獻研究中心、日本神奈川大學外國語學部、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等學術機構和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相互之間的交流甚為活躍。交流方式包括訪問、講學、召開學術會議、合作展開學術研究等。其中成效最為顯著的合作，是與韓國慶熙大學東亞書籍文獻研究中心合作主編了《朝鮮漢籍稀見版本叢刊》。第一輯共七種：《朝鮮刊本劉向新序》《朝鮮刊本劉向說苑》《朝鮮刊本酉陽雜俎》《朝鮮刊本兩山墨談》 《朝鮮刊本世說新語補》 《朝鮮刊本世說新語姓匯韻分》《朝鮮刊本皇明世說新語》。叢刊所冠的“朝鮮”二字，指的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朝鮮時代（1392年—1910年）。1392年，李成桂取代王氏高麗而建立朝鮮王朝。到15世紀中葉，朝鮮王朝的國土基本定型，大致相當于當今朝鮮和韓國的總和。朝鮮王朝以儒教治國，自太宗李芳遠至高宗李熙，歷代國王均接受中國皇帝冊封；甲午中日戰爭后不再稱臣于中國。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半島，朝鮮王朝滅亡，共歷27代君主、519年。這一時期在韓國出版的漢籍，許多版本極為珍貴，或為中國本土所無，或比現存中國版本更早，或具備中國版本所沒有的一些特質，對于本課題的研究具有較大參考價值。第一輯已定稿，即將由崇文書局出版。

③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8年4月15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開題報告會在武漢大學舉行。到會專家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萬曙教授、中山大學董上德教授、暨南大學程國賦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戴建業教授等。光明日報2018年5月9日第9版以“百年文學史著作整理啟動”為題，作了深度報道：“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如今，即便是沒有系統學習過中國文學史的人，大多也能講出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這條脈絡。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正是因為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作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判斷，數千年枝蔓紛雜的文學歷程才有了如此簡明的歸納。”“據學者統計，百余年來，海內外出版的中國文學通史不下400部，像《宋元戲曲考》這樣的專史更是多達兩三千部。普通讀者或許很少有機會接觸這些專業著作，但這些文學史著作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大眾對文學的理解，進而影響著人們對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的認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需要一代的文學史。書寫新時代的中國文學史，離不開對過往百余年文學史著作的梳理和審視。日前，在國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陳文新和他的課題組開始對中國文學通史著作進行系統整理，他們不僅計劃大規模整理出版民國時期撰寫的中國文學史，而且還將翻譯出版多部海外發行的中國文學史，并展開相關專題研究及數據庫建設。”十余家重要門戶網站轉載了這一報道。

《光明日報》2018年11月26日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學遺產）集中刊發了課題組的一組論文，分別為白金杰《小說里的中國傳統--20世紀20年代前后中國文學史中的小說敘述》、竺洪波《近二十年來的＜西游記＞書寫》、陳慶《＜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經濟生活視角》。該期主編為課題組首席專家陳文新，其“編者按”指出：“中國文學史學科的建立，大量借用了外來的觀念、術語，運用它們來描述中國文學進程、確定研究對象、判定作品意義的做法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長期流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中國文學傳統’的失落，正是這一學術狀況的反映。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感到有必要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學史話語體系。在這一過程中，不少學者付出了辛勤努力，2017年獲批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也是此一努力的構成部分。本期一共選編了三篇論文，內容涉及20世紀20年代前后中國文學史中的小說敘述、近二十年間中國文學史中的《西游記》書寫、《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經濟視角，希望這些探討對讀者有所啟發。 ”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在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研究的過程中，課題組積累了不少經驗，也發現了一

些問題。主要的問題有：1.如何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努力加強文學史的理論研究，力爭在文學史觀念、模式等方面有理論突破。2.在注重中國文學通史的同時，如何適當注意與斷代文學史、分體文學史的關聯度。3.能否將“中國文學史數據庫的建設”調整為“中國文學史電子資料庫建設”？

改進措施：1.在文學史的理論研究方面，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重點，突破難點。比如，文學史著作的職能之一是建構知識體系，而文學史著作的寫作又需要有個性，“傳授知識”與“個性分明”之間，如何把握好一個度？這就是課題組近期的一個研究重點。2.中國文學通史的寫作與文學史教育密切相關，而斷代文學史、分體文學史則更多與學者個人的興趣有關，中國文學通史與斷代文學史、分體文學史之間，因而存在微妙的差異和互動關系。對其差異和互動關系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對文學通史的認識，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角度。3.先做“中國文學史電子資料庫建設”，再升級為“中國文學史數據庫的建設”。

研究心得：在以往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中，就理路而言，存在兩種不同的取徑：即“在中國的文學史”和“中國的文學史”。所謂“在中國的文學史”，即根據西方的學科理念和學術發展路徑來確立論述的標準,并用這種標準來裁剪中國傳統文學,篩選符合這種標準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與西方接軌;所謂“中國的文學史”，即從中國傳統文學的實際狀況出發,確立論述標準,梳理發展線索,選擇相關史料,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接近中國傳統文學的本來面貌。就治學方式而言,伴隨著對條理化和邏輯化的追求,大量現代術語被視為論述的基礎,而這些現代術語很難與古代的文學范疇對接,結果不僅造成了中國古代文論在現代文藝理論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現代論述很難把握古代文學的精髓。比如,將六朝駢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時期的小品文一概劃入“散文”范疇之內,而三者的體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將詩(以古詩、近體詩為主)、詞、散曲一概劃入詩歌一類,而三者的差異之大出乎許多人的想象。課題組在系統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基礎上，進一步體會到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文學史敘述話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意見建議：期待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支持本課題系列論文的發表。

⑤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在開題報告會上，專家組建議：建議調整為“中國文學史電子資料庫建設”。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①代表性成果簡介

代表性成果一

《明代文學主導文體的重新確認》，陳文新獨著，首發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1. 基本內容

論文共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從胡適《白話文學史》到宇文所安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相關敘述，說明重新確認明代文學主導文體的必要性。自胡適《白話文學史》出版以來，以白話小說為明代文學主導文體的文學史格局，迅速確立并占據了壓倒性優勢。《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問世，使“詩文主導論”和“白話小說主導論”這兩種敘述在明代文學研究領域形成了并立與互動態勢，其學術史意義由此彰顯。對明代文學主導文體重新加以確認，正是這一學術情境的產物。第二部分的要點是：明代前中期以詩文為主導文體。理由有二：1.代表明代白話小說主要成就的是“四大奇書”，而“四大奇書”中較早的兩種，《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真正進入文壇是在嘉靖初年，即明代中后期之交，《西游記》《金瓶梅》就更晚一些了。2.明代的精英文人大量染指白話小說，并成功提升這一文類的品格，是在萬歷以后，即明代后期。這兩個事實表明，明代文學的主導文體，就前中期而言，只能是詩文，而不可能是白話小說。第三部分的要點是：明后期文學以白話小說為主導。依據有二：1.晚明精英文人有了明確的白話小說經典意識，“四大奇書”這一術語就是這種經典意識的集中體現。2.在晚明精英文人手中，其詩文趣味與白話小說趣味有了越來越多的重合之處，白話小說以其卓越的表現力取代了詩文的中心地位。

2.主要觀點

明代文學的主導文體，前中期以詩文為主，蓋章回小說的早期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直到嘉靖初年才真正進入文壇，明代的精英文人大量染指白話小說，則是在萬歷以后。就后期而言，晚明精英文人的白話小說經典意識最終凝結為“四大奇書”這一劃時代的常用術語，其詩文趣味受白話小說趣味影響明顯，白話小說的主導地位得以確立。

3．學術價值

明代文學的主導文體，究竟是詩文還是白話小說？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既關系到基本文學史事實的認定，也關系到明代文學史敘述格局的調整和對現有敘述格局的評估。換句話說，這一研究既有文學史意義，也有學術史意義。

4.社會影響

論文發表后，《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8年第2期摘要轉載，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18年第9期全文轉載；還曾翻譯成日文，收入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未來》一書，日本勉誠出版株式會社2018年初版。

代表性成果二

《近代民族國家建構與“中國文學”觀念的興起》，余來明獨著，首發于《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1.基本內容

該文以晚清以降“中國文學”觀念的興起為線索，探討近代知識分子如何在“國家”與“學術”、“中國”與“文學”之間尋求共構，“中國文學”如何由民族國家建構的內容之一，逐漸演變為一種以歷史知識敘述為主的著述方式。論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文學”與“國家”。主要討論晚清中國士人如何將“文學”與“國家”聯系起來，又如何成為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載體。在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言說中，“文學”被視作是改變國民精神、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部分。由此而言，以文學“改造國民性”，提倡“民族國家文學”，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第二部分，不一樣的“中國”：“中國文學”觀念的興起。“中國文學”為近代新語，較早使用并對其展開論說的是梁啟超。他在“中國”論說中提出“中國文學”，使得這一概念在使用之初便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顯示出與“西方”相互比照的視野和用意。在近代語境中，“中國文學”敘述所面對的不僅僅有作為強勢文化的“西方”，還有以亟亟之勢輸入中國的“日本文體”。在此情境下，“中國文學”所重點關注的是其作為“中國”的一面。第三部分，作為歷史知識與民族國家想象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在被賦予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功能之外，也具有其天然的知識屬性。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在顯示20世紀前期知識的民族國家情懷之外，也體現了他們將其作為傳承知識、講述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重要文本。從某個方面來說，中國文學的歷史，正是通過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而得以呈現。

2.主要觀點

近代以來隨著世界意識的日益明晰，以及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輸入，中國傳統的王朝觀念漸趨解體，有關民族國家的建構與想象成為知識界言說的重要內容。在此背景下，部分知識分子開始尋求“國家”與“學術”、“中國”與“文學”的共構，促成了“中國文學”觀念的興起。相比于傳統的“朝代文學”，“中國文學”概念更多地反映出“文學”在近代語境中之于民族國家精神譜系建構的特殊意義。“中國文學”觀念興起的背后，映照的是清民之際知識群體在建構一個不一樣的“中國”層面上的努力，其中既反映出將中國“文學”作為歷史之一進行建構的知識實踐，又包含了由“文學”中國想象民族國家精神譜系的時代訴求。兩種內涵的交織，是“中國文學”觀念初生、演變的內在形態，也是中國文學史書寫興起的思想淵源。

3．學術價值

論文以“中國文學”概念的生成、演變為窗口，考察近代社會文化轉型過程中與之相關的政治文化與觀念轉換。與之相關的是，在概念演變背后，中國文學的歷史也被作為現代性建構的內容之一。通過對清末民初“中國文學”概念的生成以及相關的歷史書寫進行深入辨析，對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學術文化的轉型可以有更具體、生動的理解。

4.社會影響

該文發表以后，先后被《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8年第5期和《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9年第1期轉載。

代表性成果三

《經濟生活視野下的中國文學史書寫-評前野直彬主編＜中國文學史＞的得與失》，第一作者陳慶，首發于《文藝研究》2018年第11期。

1.基本內容

該文共分兩節。第一節為“前野直彬的中國文學史書寫范式”。文章認為，和所有的人一樣，一個作家或藝術家，無不需要解決生存或生計問題。我們經常說“文學是人學”，而人總是與經濟生活息息相關的。作家或藝術家以何種方式生存，誰給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來源，以何種方式提供生活來源，這都是經濟生活視野中的重要問題。而從最近一百余年的中國文學通史來看，學者們通常不太熱心于討論這些話題，即使有所涉及，也是偶一為之，不成格局。或許在大部分文學史家看來，過于關注作家或藝術家對經濟收入的依賴，是一件并不得體的事情；文學帶給我們的似乎只應是“仰望星空”的感覺。比較而言，前野直彬對“文學與經濟生活的關聯”，不是偶然的關心，而是持續不已的關心；不是淺嘗輒止的關心，而是刨根問底的關心。在經濟生活視野下考察中國文學的歷史變遷，前野直彬一以貫之，創獲甚多，而在“權力者與文人”之關系的考察方面尤有建樹。

第二節為“前野直彬對中國文學的修辭特征和作家藝術個性缺少‘同情之了解’”。文章認為，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看，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兩種不同的價值，但并非截然對立，蓋一種文學風尚的形成，有可能正是遵守藝術的內在準則的結果，也就是說，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在部分境況下可以是統一的。前野直彬《中國文學史》的盲區恰好在于忽略了這種統一性，僅僅注意到“權力者與文人”之間操縱與被操縱的現實的利害關系，而看不到他們超越了這種關系的共同的藝術感覺，和基于這種藝術感覺創造出來的藝術世界。換句話說，前野直彬偏于從經濟生活的視角考察文學，在解釋文學的發展路徑、藝術風貌的形成或作家的審美品格時，過于強調“市場”的導向作用，以致忽略了文學藝術的特殊性，其結果是視角的片面和結論的片面，對中國文學的修辭特征了無會心。

2. 主要觀點

在經濟生活視野下考察和書寫中國文學史，是前野直彬《中國文學史》的最大特點。前野直彬基于“權力者與文人”之關系的考察建立了他的敘述范式，其中國文學史書寫整體上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他偏于從經濟生活的視角考察文學，在解釋文學的發展路徑、藝術風貌的形成或作家的審美品格時，過于強調“市場”的導向作用，以致忽略了文學藝術的特殊性，對中國文學的修辭特征和作家的藝術個性幾乎不能領略。

3. 學術價值

《經濟生活視野下的中國文學史書寫-評前野直彬主編＜中國文學史＞的得與失》首次系統闡發了前野直彬的學術個性及其優劣所在，深化了相關文學史敘述和相關文藝理論。

4. 社會影響

中國知網下載123次。

代表性成果四

《小說里的中國傳統——20世紀20年代前后中國文學史中的小說敘述》，白金杰獨著，首發于《光明日報》2018年11月26日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學遺產）。

1.基本內容

該文以20世紀20年代前后的中國文學史為參考，探討近代學人在西方文學觀念的沖擊下，為了構建本國文學的歷史與理論體系，在述及小說這一別具中國特色的文體時，所做出的思考與選擇。全文主要論及三點：一、在本土理論缺失的前提下，如何定義和定位傳統小說。一種是堅持傳統文學觀念而泥古不化，視小說為小道，不屑論及，或僅以文言小說為正宗，鄙棄不見于四部之學的白話小說。另一種是移植西方的觀念來削足適履，僅將白話寫成的話本體與章回體、文言寫成的傳奇及少量符合“今小說”標準的子部（筆記）小說，以及原本臚列于子部、史部的部分作品如諸子寓言、史載傳說，視作與西方對等的“novel”，而將大量傳統的古小說剔除在外。前者故步自封，不利于近代學術觀念的建立；后者提升了白話小說的文體地位，卻造成了古代小說研究“中國傳統”的迷失。二、在嘗試建構本國小說理論的過程中，怎樣論述小說的起源與特性。一類嘗試融會中西，參考西方小說的起源，如曾毅提出小說始自怪力亂神，謝無量、劉貞晦、沈雁冰、趙祖抃等則以為源自滑稽派；一類立足民族傳統，希望找出中國小說的文體特征。如朱希祖提出古小說的文體特性為“識小”，以此來論，漢志小說為正宗，魏晉《世說新語》類也是“近古”之作，白話小說也“未失古人之意”。這些散見于文學史中的論述，已不能滿足國人對本國小說史論的期待，必然催生出《中國小說史略》這類專著。三、在嘗試走出小說研究“魯迅時代”的當下，重新審視《中國小說史略》之前文學史中的小說敘述，仍有必要。回顧中國小說研究的百年歷程，想要修正包括魯迅在內等前輩學人為時代所局限的論斷和觀點，還需回到中國小說研究的原點，在當時的百家爭鳴中找到啟示，只有在中西觀念的碰撞中找回學術自信，才能構建出中西會通的理論體系。

2.主要觀點

20世紀前后學人在“中國小說歷來無史”的背景下，已涉及到小說研究的幾大議題，包括小說的起源、文體特征與文本價值等，客觀上呈現了學人們在處理中西觀念沖突、古今學術轉型時的思考與取舍。小說研究至今仍要面對同樣的問題，即如何在現代學術體系下，構建起合乎中國小說傳統的理論體系，上個世紀初學人的局限與貢獻，仍然值得當下審視與借鑒。

3．學術價值

論文綜合考察了首部小說史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產生之前，早期的中國文學史中的小說敘述，審視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觀點，可為當下學界走出“魯迅時代”提供研究的范例和反例。

4.社會影響

該文發表后，由光明網首頁推送，中國社會科學網（讀書·資訊版）、新華網（ “悅讀”版）、中國作家網（理論評論·綜述版）、四川科學在線（理論研究·文學史新聞學版）等網站轉載。

代表性成果五

《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學史話語體系》，陳文新獨著，原刊《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1. 基本內容

該文共三節，依次討論了三個問題。第一節《中國文學編年史研究有助于克服文學史的“現代書寫”之弊》指出：文學史的寫作始終存在兩種相互對應的危險，一邊是理論前提過于整飭而產生的僵化，另一邊是缺少基本的理論前提而產生的雜亂。過分的統一和過分的豐富都有其弊端。但就目前林林總總的紀傳體文學史而言，所缺少的不是統一性而是豐富性，雜亂不是主要危險，僵化才是。編年體文學史有助于改變這一狀況，其補偏救弊的效果是顯著的。第二節《從事古代小說辨體研究旨在寫出“中國的小說史”》指出：胡適所建構的“在中國的小說史”，其基本特征是，完全推倒中國古代關于各種文體的基本觀念，一概采用近代西方的文體尺度，即所謂以西律中。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如要寫出一部“中國的小說史”，從辨體的角度切入，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所謂“辨體”，即從古人的文體觀念出發，厘定不同文體的邊界，以期在中國傳統的知識語境下給作家作品、文學現象一個準確的定位。第三節《科舉文體研究拓展了古代散文研究的視野》指出：在文學史視野下研究古代科舉文體，有兩種不同的視角。一是純文學視角，以抒情性作為詩歌、散文的基本特征，將絕大多數科舉文體排除在文學史之外。一是大文學視角，即使是實用性的文體，八股文也好，策論也好，只要是講求語言表達魅力的，都可以納入文學的范疇。從大文學的視角考察古代的科舉文體，有助于拓展古代散文的研究，改變古代散文研究長期較為薄弱的狀況。

2.主要觀點

“中國的文學史”和“在中國的文學史”的差異，其核心在于：前者對古人抱“同情之了解”的態度，在古人的語境下來理解古人，努力從客觀存在的事實中清理出中國文學史的發展線索；而后者則以今例古，套用現代西方的文學標準來裁斷古人，來建構中國的文學史秩序。該文從中國文學編年史研究、古代小說辨體研究和科舉文體研究三個方面切入，闡發了建構中國特色的文學史話語體系的一些思考。

3.學術價值

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學史話語體系是我們這一代學者的共同使命。在這一過程中，不少學者做出了突出貢獻。《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學史話語體系》從作者個人的學術經歷出發討論這一問題，尤為親切。

4.社會影響

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編輯部網站下載327次，中國知網下載232次。

代表性成果六

《“文學史”何以寫成了“文化史”-譜系學視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國文學史”》，陳文新、王少芳合著，首發于《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1. 基本內容

該文一共四節。第一節《＜中國古文學略史＞的書寫對象和宗旨更像一部文化史》描述了末松謙澄《中國古文學略史》的特點：全書大致以統一模板對作者時代、思想、作品真偽等展開論述，其中以作者的思想敘述最為主要，而作品的功用——包括其社會效應以及對歷史真相的探究效用，也得到極大關注。以現代學術標準來衡量，更像是一部“文化史”，而不是“文學史”。第二節《幕末明治時期末松謙澄的漢學觀、史學觀、文學觀》旨在從學術背景回答“文學史”何以寫成了“文化史”的提問：《略史》對“文學”和“文化”不加區分，與幕末明治時期日本漢學傳統的演變、實證主義史學逐漸擺脫漢學的制約、“文學”概念依然偏重“知識”的學術背景息息相關。第三節《＜略史＞“詩學觀”及“離騷觀”的折中性質》具體分析了末松《略史》“詩”“騷”解讀的特色：在論述《詩經》時，他遵循的仍是傳統漢學中注重作品功用的原則，不同于以往的是，以政治解《詩》的漢代詩經學被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指文本的解讀策略。在論述《楚辭》時，末松重視感情的傾向更為凸顯，詩人的個人情感得到更進一步的關注，而基于道德判斷的屈原的忠君愛國精神則被忽略。末松罕見地沒有賦予作品任何功利性作用，文學作品單純地以其動人的感情而受到肯定。末松謙澄的這一路徑，雖然可以為傳統漢學所容納，卻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正在興起的中國學的品格。《略史》的路徑選擇具有折中性質。第四節《結語：作為“文化史”的“文學史”》指出：末松吸收西學的一大重點是對實證主義史學的構建，拋棄傳統史學的道德緊箍咒，取而代之的是對真實史料的重視。他的《略史》，將大部分著作的歷史價值視為重要“文學”作用，而忽視了藝術表達的價值，就是這一觀念的體現。另一重點是，他對歐洲古典學的吸收，使得在選擇對象時將目光對準先秦，并且對“文學”的概念理解傾向于“古典、高級文獻”的原始釋義。他的漢學訓練，也加強了這一傾向。可以說：末松謙澄以其基于漢學的知識結構，嘗試寫一部與西方思潮有所關聯的中國“古文學”史，盡管偏離了近代意義上的文學意涵，但是從他的學術立場來看卻是順理成章的。

2. 主要觀點

舊的觀念和新的知識不是單純地取代或者相加，而是處于一種渾融的狀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處新舊之交、東西碰撞之時，又兼具國學、漢學、西學的素養，末松無意中寫出了一個具有轉型時期標本風味的文本，其意義在于，它有著豐富多彩的不確定性，并將召喚出一系列的繼續展開嘗試的文本。對于這些文本，首先需要深入的體察、理解，其次才是評判。

3.學術價值

總體來看，域外中國文學史著作數量不大，但起步早于漢語中國文學史著作，其中日本學者的著作影響于漢語中國文學史著作尤巨。近年來，學術界陸續展開了對日本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但在末松謙澄《中國古文學略史》的研究方面，該文是特別有深度、成系統的。

4.社會影響

中國知網下載33次。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其一，域外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與研究：需要繼續推進的有三個方面，1.完成六種域外中國文學史著作的翻譯和出版；2.撰寫《域外中國文學史著作總目提要》；3.圍繞翻譯和敘錄中發現的問題和線索，展開學術探討，撰寫系列論文和論著。

其二，20世紀本土中國文學史著作整理：在已完成六種的基礎上，繼續推進，爭取整理出版30種左右，包括若干種手稿本、油印本的整理出版。

其三，《中國文學史著作編年紀事》：在完成出版史料的整理爬梳和教育行政檔案資料的整理之后，寫定全書。預期成果60萬字左右。

其四，《中國文學史著作總目提要》：完成剩余的四分之三。中國文學史著作1938-2020年間文學史著作數量很大，還需要三至四年時間才能大體完成概要的撰寫。預期成果100萬字左右。

其五，撰寫系列論文并完成《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和新途徑》一書的撰寫：迄今已發表系列論文約20篇，擬再發表30篇左右；《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和新途徑》是系列論文基礎上的提升，約40萬字，努力在理論上有較大建樹和突破。

其六，中國文學史著作數據庫建設：在目前已完成的100余種中國文學史著作電子化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完成“中國文學史電子資料庫建設“。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