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庫 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多重維度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黨的全會決定中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次強調“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強調“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新型智庫面臨著更好地參與和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呼喚。

　　新型智庫多重功能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新型智庫建設，多次強調新型智庫的重要性，就新型智庫更好地服務科學決策、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明確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指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其中，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兩者相輔相成。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主要包括制度設計、制度創新等，在這一過程中，智庫主要發揮理論創新、咨政建言等功能，為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理論滋養，為科學制度體系的建立提供理論和智力支撐；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執行能力和執行效能不斷提升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智庫主要發揮輿論引導、社會服務等功能，通過政策和制度解讀、闡釋、宣講、評估等，推動政策實施，成為宣傳黨委政府政策的“擴音器”、人民群眾了解國家政策的“望遠鏡”、黨委政府觀察政策制度實施效果和社情民意的“顯微鏡”。

　　當前，新型智庫既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能力不足的嚴峻挑戰，迫切需要加強智庫的內部外部治理，通過完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推動智庫與相關主體多維良性互動，促進智庫功能更好地發揮，強化參與國家治理的內涵基礎，提升推動國家治理的整體效能。

　　精準定位新型智庫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

　　在智庫機構屬性上，回答好虛體化還是實體化問題。部分智庫的組織形式是小核心、大外圍，智庫運營機構實體化、研究機構虛體化，體制機制相對靈活，但若長期沒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團隊，易于導致發展空心化、空殼化、空洞化。有些智庫缺少專門專業研究力量，拿到政府資助經費后，只能通過課題招標方式來開展研究，對成果質量把控不嚴，甚至淪為“課題分包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對智庫八條基本標準的界定中，第一條就是“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相對穩定、運作規范的實體性研究機構”。因此，推動新型智庫實體化，培養自己的核心專家隊伍、專業的研究力量、有競爭力的思想產品，打造自主性的思想品牌，是當前智庫發展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對一些職能多元的綜合性機構而言，建議借鑒中國科學院組建中國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經驗，將智庫功能從其他功能中剝離出來，在充分嫁接母體單位優勢資源的基礎上，將具有研究優勢和潛質的智庫專家相對集中，重點建設小而精、小而專、小而強，實體化、專業化、職業化的智庫機構。

　　在智庫管理模式上，回答好傳統化還是現代化問題。在傳統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有不少是學術單干戶，成員之間缺少協作協同，存在著知識的傲慢和對“權力”的偏見。由于相當一部分智庫由傳統的科研院所改造而成，往往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沒有建立起與智庫特點相適應的高效的內部治理和經營運行機制，導致智庫參與決策咨詢服務存在明顯短板和局限。新型智庫迫切需要擺脫傳統機構的思維和運作慣性，推動研究內容轉變、研究范式轉型、研究路徑轉換，形成以決策研究為導向、以研究人員為中心、以研究項目為紐帶的管理方式，逐步建立符合決策咨詢規律、體現新型智庫特點的現代科研院所管理體制。

　　在智庫產品生產上，回答好粗放化還是精細化問題。有統計數據顯示，由于領導者有較多的事務需要處理，每天用來閱讀的時間平均只有30分鐘左右。這就要求智庫報告短小精悍、直截了當，找準痛點和穴位，決策咨詢類成果要呈現微型化、快捷化、網絡化、信息化的特征。應當說，智庫呈現出的產品可能是短小的、淺顯的薄薄幾頁紙，但背后一定要有厚重研究做基礎、長篇論證做依據、深厚理論做支撐。智庫生產要處理好短線與長線的關系，合理確定智庫產品生產周期和“出廠日期”，不經過深入反復論證決不“出廠”。不同于學術產品與實踐之間有較大緩沖地帶，智庫產品與政策和實踐緊密相連，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錯誤的建議一旦進入決策，造成的損失難以挽回，政府公信力也將受到損害。因此，迫切需要新型智庫強化質量導向，強化信用意識，進行智庫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智庫脫虛向實，去除低端產能和泡沫，供給高質量、有信用的思想產品。

　　在智庫研究領域上，回答好全能化還是專業化問題。智庫研究需要協同，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專家圍繞同一個問題進行“會診”，力爭得出客觀結論，還原“大象”的真實面貌。但智庫專家研究領域要聚焦，對研究不深刻的問題，不當“跨界歌王”。要不斷凝練研究方向，推動智庫向專業化、職業化、品牌化的方向發展。

　　要有專業化的數據庫。要通過建立跟蹤調查點、政策實驗室，經過長期積淀，形成自己的知識庫、數據庫、案例庫。特別是在大數據時代，善于運用大數據成為智庫的必修課。

　　要有職業化的專家團隊。注重智庫專家來源的多元化，實行社科研究機構和智庫雙聘制度，培養一批“學院派”和“實踐派”皆備的智庫專家，造就一批政策分析師、政策工程師和政策科學家。

　　要有品牌化的智庫產品。弘揚智庫專業倫理和職業文化精神，把自己擅長的專業領域做到第一、極致，形成品牌。

　　在智庫運行動力上，回答好行政化、市場化還是社會化的問題。智庫成果既不是純公共物品，也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商品。由于智庫成果用戶相對固定甚至是特定的，產品具有定制性質，供方可以形成競爭，但基本上面臨著相同的需方，只能形成有限競爭的思想品市場，缺乏正常的價格生成機制。因此，新型智庫的發展動力，既不能是行政化，內化為政府內設研究機構，也不是市場化，外化為市場營利機構，而是要以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為目標，以解決行政化、層級化管理為著力點，通過事業單位改革推動智庫去行政化、趨市場化，在行政和市場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走社會化的發展道路。

　　多維互動，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整體效能

　　推動智庫體系與黨政部門的互動，提升新型智庫參與國家治理的科學咨政能力。智庫必須能夠有效嵌入政策研究或決策系統，才能把握需求、掌握信息、更好地發揮作用。沒有實際工作部門支持的智庫研究、參與的智庫研討、主導的成果轉化，多是空轉、空談、空文。智庫專家不能躲在象牙塔里做研究，不能坐在辦公室里寫對策建議。要成為優秀的智庫專家，更好地發揮智庫功能，必須促進智庫與政府多方面的鏈接。一是推動智庫與參政議政機構的鏈接。引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民主黨派借鑒新型智庫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提高參與民主決策的科學化程度。推薦優秀的智庫專家通過法定程序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參事，注重發揮各民主黨派智庫類專家學者的作用。二是推動智庫與政策研究機構的鏈接。黨政部門政策研究機構與智庫既是“政智關系”，又是“智智關系”，政策研究是內腦，對策研究是外腦，要通過內腦與外腦之間的密切合作，提升決策的科學化程度。黨政政策研究機構作為政府的內腦，在智庫對接黨委政府和智庫成果轉化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樞紐作用。三是推動智庫機構與決策機構的鏈接。黨委政府要加大智庫研究項目的供給力度，強化供需對接和思想產品市場建設，完善政府購買決策咨詢服務制度等，為智庫嵌入政府治理提供制度化的接口。堅持黨管智庫，黨委政府要增加對新型智庫發展的政策供給。在確保智庫發展的政治方向的同時，能夠以第三方的客觀立場來觀察分析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推動智庫研究與學術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提升新型智庫參與國家治理的理論創新能力。從某種程度上說，智庫專家是在學術話語和政策話語之間充當橋梁（翻譯）角色，把深奧的學術思想用政策化的話語表達出來。在研究內容上，推動智庫專家走出象牙塔，走進社會，探下身子，腳踏實地，做與當下情況緊密相關、政策層面急需解決的問題研究。在研究方式上，要實現由以單干為主向協調研究轉變，增強研究團隊的理論根基、網絡支撐和戰略協同。在研究力量上，在推動政府與智庫之間人才流動的同時，重點推動高校研究機構內部建立旋轉門制度，引導高校部分有相關工作經歷和實踐經驗的專家向智庫研究轉型。在成果表達形式上，要把學術思維轉化為智庫思維，把復雜的問題概括化，推動學術話語向智庫話語轉換。在研究成果評價上，促進學術成果與智庫成果標準的貫通，重視智庫成果的現實影響力、政策影響力，建立起與學術成果評價對等的智庫成果評價認定機制。

　　推動新型智庫與各類媒體之間的互動，提升新型智庫參與國家治理的輿論引導能力。新型智庫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機構，要為公共政策提供高質量服務，不但要有強大的思想生產能力，還要有強大的傳播發聲能力，推動研究成果的政策性轉化和思想觀點的社會化傳播。思想生產和思想傳播如同新型智庫發展的兩翼，共同對智庫核心競爭力的形成與強化發揮作用。在當今傳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媒體融合發展不斷深化的大背景下，以深度見長的智庫與以速度見長的媒體之間有了緊密結合、良性互動的良好契機，有利于更好地實現智庫成果的思想價值。

　　推動新型智庫與社會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提升新型智庫參與國家治理的社會服務能力。人民群眾既是智庫思想的重要來源，又是智庫機構服務的重要對象。對于人民群眾來說，智庫專家的責任，就是開展政策咨詢，做服務民眾的延伸手臂；開展政策提取，做集中民智的最強大腦；開展政策監督，做看護民利的火眼金睛；開展政策闡釋，做啟迪民思的良朋益友；開展政策試驗，做測試民意的風箏路標；開展政策答疑，做疏解民慮的緩沖平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提出，在未來的100年，要把主要精力由過去的幫助政府制定決策轉變到幫助社會改進治理上來。我國也應該充分發揮智庫在社會治理方面的獨特作用，一方面，各級各類智庫為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貢獻智慧，另一方面，規范引領社會智庫，推動智庫內化到社會組織，更加深入地參與國家社會治理，運用社會智庫建設理念提升整個社會基層組織自我治理能力，形成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治理路徑的融合。

　　推動新型智庫與國際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提升新型智庫參與全球治理的公共外交能力。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設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智庫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力量”“打造智庫交流合作網絡”等重要論述，在積極擴大對外交流合作的實踐中深化完善智庫的公共外交功能。堅持開門辦智庫、開放辦智庫，在加強與世界著名智庫交流合作的同時，鼓勵推動更多的智庫和智庫產品走出去，建設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作為“連通世界各國民心的紐帶”，智庫要在國際舞臺上積極發聲、善于發聲，生產出更多不受西方理論左右、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和智力產品，實現由重引入、機械模仿到重輸出、增強話語權的顯著轉變，促進中國軟實力持續提升，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的中國話語、中國思想和中國價值。

　　 （作者：劉西忠，系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江蘇省社科聯研究室主任；本文系江蘇省333人才課題“基于柔性邊界特征的新型智庫協同治理與質量提升”〔BRA201903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