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拉丁美洲史研究70年的回顧與展望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拉美史的研究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拉美研究成果大量涌現。但是，中國拉美史的研究與世界研究水平和中拉關系快速發展的要求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快速提升中國拉美史研究的水平，是中國學術界的努力方向。

我國拉美史研究的發展歷程

作為世界歷史一門獨立的分支學科，拉丁美洲史是伴隨國際格局及中國社會的變遷而誕生和發展起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走向高漲。特別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大大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斗爭”。此后不久，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議上，指著墻上掛著的世界地圖說，拉丁美洲和非洲廣大地區，革命形勢很好，我們對其了解不多，要組織人研究。1960年中國與古巴建交，中國人民更加迫切需要了解古巴和拉美人民的狀況。于是，1961年7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率先成立。之前，在少數綜合性大學和師范院校開設的世界歷史課程中，有涉及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歷史的內容。從1960年起，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師范學院歷史學系又先后開設了拉丁美洲史課程。1964年，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的倡導下，高校建立起第一批從事拉美研究的機構，如由程博洪先生掛帥的復旦大學拉美研究室和由梁卓生先生掛帥的南開大學拉美史研究室，當時的武漢師范學院（即后來的湖北大學）在黃邦和先生的帶領下，也開始涉獵巴西史研究。同一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世界歷史所成立，其中設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室。這一批拉美研究機構的建立以及拉美史課程在高校的開設，標志著中國拉美史學科的確立。

20世紀60年代誕生的一批拉美研究機構，幾乎都是白手起家，需要從組建研究隊伍，培訓研究人員，購置外文報刊，搜集積累資料等基礎工作做起，但“文革”的發生使得正常的研究工作中斷。在“文革”后期，為適應我國重返聯合國的需要，國家有關部門組織一些研究單位和外語院校翻譯了一批拉美國家歷史和地理的書籍，共約30余種，囊括了幾乎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歷史。其中復旦大學拉美研究室從1970年開始，在程博洪先生的帶領下，先后編譯出版了《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地理透視》《卡斯特羅與古巴》《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格瓦拉傳》《拉丁美洲游擊運動》《秘魯的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庇隆與阿根廷》等十余本著作，該研究室一度聚集了近30名研究人員。這批翻譯著作分別譯自英語、西班牙語、俄語等語種，作者大多為當時相關國家的著名學者，譯者也多為國內相關專業的骨干，因此，這批書在此后很長時間內成為拉美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國拉美史研究機構和高校逐漸恢復了教學和研究工作。復旦大學拉美研究室正式恢復建制，1978年武漢師范學院的巴西研究室正式掛牌成立。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師范學院等十余所院校恢復和新增了拉丁美洲史課程。尤為重要的是，經過李春輝、羅榮渠、程博洪、黃邦和、喬明順、梁卓生、沙丁、薩那等老一輩拉美史學者的多次醞釀和精心籌劃，1979年12月中國拉美史研究會在武漢大學成立并召開了第一屆年會。中國拉美史研究會的成立，標志著全國拉美史研究力量得到了第一次整合，為之后拉美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從而推動了我國拉美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中國拉美史研究會自成立以來，緊緊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引導拉美史學研究與現實關懷相結合，推動了中國拉美史的教學與研究。從學會年會的主題，便可看出中國拉美史研究40年來所經歷的軌跡。

1979年至1992年，拉美史研究會先后召開了9次年會。會議主題分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拉美民族民主運動”（1979）；“拉美獨立戰爭的性質和拉美當代社會性質”（1982）；“西蒙·玻利瓦爾”（1983）；“當代拉美民族民主運動”（1984）；“拉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美拉關系的歷史演變”（1986）；“哥倫布航行美洲”（1988）；“拉丁美洲的民族”（1990）；“哥倫布航行美洲”（1991）；“紀念美洲發現——兩個世界文明匯合500周年”（1992）。其中，對拉美民族民主運動（包括拉美獨立運動、西蒙·玻利瓦爾）的討論，表明當時仍受“戰爭與革命”時代主題的影響；討論拉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社會性質，則表明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知識界需要了解和認識拉美國家的發展狀況；三次關于哥倫布航行美洲的討論，則是與國際上開展的哥倫布航行美洲500周年的紀念活動相一致；最后一次是國際學術討論會，它反映了中國學術界對世界認識的巨大進步。另外，對美拉關系的討論則是與20世紀反對美帝國主義對拉美的控制和掠奪聯系在一起的。

1994年至2019年，拉美史研究會先后召開了13次年會，會議的主題發生了重要轉向，即轉向拉美現代化和中拉關系方面。如“拉美現代化及對外關系”（1994）；“20世紀拉美的重大改革與發展”（1999）；“全球視野下的拉丁美洲發展”（2001）；“20世紀拉丁美洲變革與發展”（2003）；“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模式”（2005）；“拉丁美洲現代化進程研究”（2007）；“中拉關系60年：回顧與思考”（2009）；“紀念拉美獨立運動200周年”（2010）；“拉丁美洲文化與現代化”（2012）；“拉丁美洲與外部世界”（2014）；“全球史視野下的拉丁美洲文明”（2016）；“拉美史教學與研究”（2017）；“拉丁美洲歷史上的民族與國家”（2019）。發生這種轉向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國際格局發生重要變化，中拉關系漸入佳境，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出現了跨越式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現代化進程加速發展，亟須現代化的歷史鏡鑒和理論支撐，而拉美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對拉美現代化的研究，還離不開時任拉美史研究會會長羅榮渠先生的作用和貢獻。羅榮渠先生于1986年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研究”一文，率先轉向現代化研究。

我國拉美史研究取得的成果

在拉美史研究發展的70年里，前30年是準備和積累時期，當時出版的有關拉美史的著作大多譯自蘇聯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古巴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運動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內容。改革開放之后的40年，拉美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在通史類方面，先后有《拉丁美洲史稿》《拉丁美洲：從印第安文明到現代化》《拉丁美洲簡史》《拉丁美洲史》《美洲史論》等著作出版。其中，李春輝的《拉丁美洲史稿》，是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撰寫的拉美地區通史。該論著1973年出版了兩卷本，時間下限止于1957年，1993年又在蘇振興、徐世澄等人協助下完成了第三卷，使下限延伸到1989年。林被甸和董經勝的《拉丁美洲史》強調以現代化為拉美獨立后歷史發展的主旋律，被譽為“中國拉美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國別通史有《阿根廷簡史》《墨西哥簡史》《墨西哥通史》《巴西通史》等。同時，拉美斷代史的著作有《新世界的震蕩：拉丁美洲獨立運動》《通向現代世界的500年》等，這兩本書都是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500周年的研究成果。此外，由社科院拉美所集體完成的158萬字的《拉丁美洲歷史詞典》也是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

經濟史類著作，有《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拉丁美洲對外經濟關系》《拉丁美洲經濟制度史論》《拉美發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發展》《外國資本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拉丁美洲的農業發展》《勞爾·普雷維什經濟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等。

政治史類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是論述戰后民族民主運動發展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拉丁美洲政治》，以及對拉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行歷史回顧與分析的《拉美國家的可治理性問題研究》。此外，還有《當代拉美政治思潮》《多洛雷斯的呼聲——拉美民族解放風云錄》《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運動史論》《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運動》《拉丁美洲國家政治制度研究》《當代拉美政黨簡史》《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及左翼社會運動》《拉美國家政黨執政的經驗與教訓研究》《回顧拉美左翼思潮的理論與實踐》等。

文化史類著作，有《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古代美洲的瑪雅文化》《阿茲特克文化》《瑪雅與古代中國：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瑪雅文化：論瑪雅與華夏文化同源》《失落的文明：瑪雅》《失落的文明：印加》《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劇》《拉丁美洲文化概論》《拉丁美洲文明》《拉丁美洲思想史略》《拉丁美洲現代思潮》《全球化、民族主義與拉丁美洲思想文化》《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研究初步》《戰后拉丁美洲教育研究》等。其中，《拉丁美洲文化概論》對拉美文化的歷史演變進行了系統歸納，《拉丁美洲文明》則論述了拉美文明的發展史，二者都展現了拉美文化和文明的獨特性。

國際關系史類的著作，有《沖突與合作：美國與拉丁美洲關系的歷史考察》，該論著為國內美拉關系史研究的代表作；《中國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關系史》，此為中拉關系發展史的代表作。此外，還有《拉美國際關系史綱》《帝國霸權與拉丁美洲》《美國和拉丁美洲關系史》《獨立以來拉美外交思想史》《拉美地區一體化進程》《走向開放的地區主義》《中國和拉丁美洲關系簡史》等。

拉丁美洲現代化方面的著作，既有從拉美地區的角度對拉美國家現代化的歷史和經驗進行歸納總結的《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研究》，又有從地區與國別結合的角度分析拉美主要國家現代化經驗教訓的《世界現代化歷程（拉美卷）》。與此同時，還有《現代化戰略選擇與國際關系：拉美經驗研究》《拉丁美洲發展問題論綱：200年崛起失敗原因之研究》《西半球的裂變：近代拉美與美國發展模式比較研究》《發展模式與社會沖突：拉美國家社會問題透視》《拉美國家社會轉型期的困惑》《拉丁美洲城市化：經驗與教訓》等。另外，在國別現代化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不少專著，如：《政治穩定與現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歷史考察》《巴西現代化進程透視——歷史與現實》《巴西現代化研究》《巴西現代化道路研究：1964-1985年軍人政權時期的發展》《阿根廷現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現代化的歷史考察》《智利現代化道路研究——1970-1973年阿連德政府“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農民、土地與政治穩定：墨西哥現代村社制度研究》《土地與自由：墨西哥現代化進程中農民動員研究》等（以上羅列的成果側重于地區史，還有不少國別的專門史著作，不再贅述）。

幾點思考

如上所述，改革開放后我國學者撰寫的拉美史成果大幅增加，同時拉美史學科在機構建設、學位點的設立、碩士博士生的培養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但是，與國內其他區域、國別史相比，拉美史還有不小的差距。如研究深度不夠，研究領域窄，存在不少研究盲點，尤其是古代文明史、殖民地歷史、加勒比地區史的研究十分薄弱等。拉美史學科在研究人員數量、在權威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數量、獲得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成果獎勵數量等方面都較少。多卷本的《中東國家通史》《非洲通史》已問世多年，但至今尚未有一套多卷本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通史。中國拉美史的研究與國際學界相比，差距則更大。為此，或可從以下方面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

一是重視拉美史人才隊伍的培養。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老一代研究人員陸續退休，但未能很快遞補上年輕的研究人員，致使拉美史研究隊伍不斷萎縮。一度昌盛的拉美史研究重鎮紛紛出現了后繼乏人的危機，如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湖北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拉美史研究室，到21世紀初僅各余一人。盡管2012年之后在“拉美熱”的推動下，全國陸續建立起近60個拉美研究中心，但這些中心大多是在外語院校建立，未能解決拉美史研究人才短缺的問題。筆者以為，今后可以引導新畢業的拉美史博士向高校歷史系平臺流動，擴大有學位點的歷史系作為人才培養孵化器的功能；倡導新興的拉美研究中心將現狀研究與歷史研究相結合，吸納拉美史專業人才，融入跨學科研究；鼓勵培養復合型專業人才，引導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專業的學生向拉美史轉型；拉美史研究會和拉美學會繼續合作，辦好“中國拉丁美洲研究青年論壇”，鼓勵青年學術人才成長。

二是加強對拉美史研究方向的引導。要縮小與國際學術界的差距，密切關注國際學術發展的趨勢必不可少，因此，拉美史研究應該跟蹤國際學術前沿，加強拉美史學史的研究，尋找創新性研究的切入點。伴隨著我國現代化向縱深發展，拉美史研究應該在前一階段現代化研究的良好基礎上，繼續“挖井”“深耕”，從地區、國別研究轉向一些重點專題的研究，如拉美國家的社會轉型、拉美文化對現代化的影響、拉美現代化滯后的原因等。拓寬拉美史研究的新領域，如加強對拉美環境史、拉美宗教史、拉美法制史、全球史中的拉丁美洲、拉美華僑華人史等的研究。此外，為獲得拉美史研究方面的話語權，中國學者應爭取撰寫多卷本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通史。

三是強調拉美史研究方法的轉變。以往有些拉美史的研究成果缺乏深度，一個重要原因是未能利用原始資料和檔案文獻來解讀重大歷史問題。因此，使用研究對象國家語言，利用第一手資料，將是今后拉美史研究深化的方向。但僅僅滿足于挖掘史料仍是不夠的，還應具備深厚的史學理論素養和豐富的跨學科知識。要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兼收并蓄其他史學理論方法，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站在全球視野的高度來解讀拉丁美洲歷史，力求推出更多原創性的精品成果。

四是進一步深化國際學術交流，尤其是與拉美歷史學家的交流。近年來我國外出參加拉美史國際會議或交流訪學的人數逐漸增多，但學術交流的目的地多為英美國家，與拉美國家本土歷史學家的交流則很少。拉美現代史學經歷了百年發展，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史學家，代表著拉美本土的聲音。未來，我們在與西方拉美史學界繼續保持聯系外，還應該加強與拉美國家歷史學界的交流，傾聽他們的聲音，進而推動中國拉美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作者：韓琦，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