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洛經年月看花始覺春

　　洛陽自周公營建東都以后，古代王朝便多次定都于此，故后世有“九朝古都”之說。中古時，隋煬帝首先對洛陽城再次加以營建。唐高宗在位時，曾多次行幸東都，至武后執政時期，洛陽成為武周神都，在中古時期達到了鼎盛。作為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城市，洛陽吸引了許多人駐足。本文以敦煌石室所出的文學寫本為線索，分析與洛陽相關的文學作品在敦煌的傳播。

　　敦煌寫卷中有一些與洛陽有關的單篇文學作品，如P.3480內抄于王粲《登樓賦》之前的《白頭翁》末聯殘句，又如Дx.3871+P.2555內抄于孟浩然《閨情》之后的《白頭老翁》。《白頭翁》與《白頭老翁》實為一詩，這首詩又名《洛陽篇》《代悲白頭翁》《代悲白頭吟》，作者為初唐時人劉希夷。劉希夷為汝州（今河南臨汝縣）人，上元二年（675）登進士第。《唐才子傳》稱其“美姿容，好談笑。善彈琵琶，飲酒至數斗不醉，落魄不拒常檢”。若相關記載不虛，可見在劉希夷豪邁奔放的表象之下，實際也潛藏著哀婉悲涼的心態。其筆下多首詩歌的風格，正與辛文房所言“詞情哀怨”相稱。此處所論的《白頭翁》，便是這種心態的文學化表現。該詩在五言漢樂府《董嬌嬈》的基礎上形成，劉希夷不僅將原詩的五言改為七言，而且詩中表現的悲涼情緒比原詩更甚。《董嬌嬈》以洛陽城東一位采桑的女子起筆，轉而感慨“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但到結尾之處，作者又以美酒錦瑟抵御惆悵，一番悲情也就此打住。劉希夷在詩中增加了另一位抒情主人公白頭翁，令其與采桑女雙雙共同表現紅顏難駐、富貴難存、滄海桑田、老而成空的感嘆。詩句中的“宛轉蛾眉能幾時”，是否影響到《長恨歌》的“宛轉蛾眉馬前死”，我們姑且不論。但“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兩句，卻是以極淺白的詩句，道出了詩人對生命深處的敏感思索。這種由花落花飛產生的無限感慨和悲情，估計也只有《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能解此中味了。

　　除了文學作品中的洛陽少女和老翁，P.2621號寫本背面，與《二師泉賦》《漁父歌滄浪賦》抄在一起的《子靈賦》，還出現了一位久困洛陽的青年學子。但全篇卻由學子妻子對丈夫的思念和勸勉展開，正如賦中所言：“游洛經年月，看花始覺春。”“春日春樹帶春花，客子羈棲久別家。但看秋草枯憔悴，陽風漸拂即芳葩。君居簪子忙山側，□夜長多泣嘆嗟。”上文中的“忙”，張錫厚先生以為作“芒”，實則非是。忙山，即邙山。《太平寰宇記》卷三已言忙山，一名邙山，在（河南）縣北十里，可以證實這位女子的丈夫正羈旅洛中。篇末作者還告誡洛陽誅（諸）貴子，希望他們能夠周游四海，求取功業，日后封妻蔭子，不要做庸碌等閑之輩。

　　雖然歷史上在洛陽建都的王朝與西安平分秋色，但城市的實際規模和名勝景觀方面，洛陽要稍遜一籌。即便如此，分布于古代洛陽城南北的龍門和北邙，自北魏以來就成為洛陽著名的城市地標。無獨有偶，與這兩處勝景相關的文學作品，也在敦煌寫本中以組合的形式出現。在分藏英法的P.2673、P.2544的正面和S.2049V+P.4994V的背面，所抄寫的文學作品都有《龍門賦》和七言的《北邙篇》。

　　其中P.2673內，《龍門賦》與佚名的《北邙篇》，前后并不相連，二者中間還有署名安雅的五言古體詩《王昭君》。S.2049V+P.4994V與P.2544兩件寫本中，《龍門賦》與《北邙篇》則前后相連。除以上三件寫本外，《龍門賦》還見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P.3885寫本。關于詩體賦《龍門賦》的作者，除P.3885外，其余三件寫本均署為河南縣尉盧竧。盧竧的生平并不可考，目前只能確定河南縣為唐代洛陽下轄的一個縣，縣治在洛陽東南。全賦表現了洛陽民眾在清明節時，前往龍門乘游船賞樂舞品詩賦，在日落前惜別返程的場景。佚名《北邙篇》是一篇七言古體詩，與沈佺期的《北邙》一樣，也是借北邙發思往懷古之情。該詩從青松白骨起篇，到漢家城郭、晉國衣冠一路寫來，其中有四句寫道：“墨池沙枯通草蔓，妝樓瓦盡向林傾。古篋重書宜筆跡，崩臺鶴思若鉉聲。”比李白《吳宮懷古》和劉禹錫《烏衣巷》讀來更令人心傷。

　　敦煌寫本中的《北邙篇》除此之外，還有一首劉希夷的五言古體《北邙篇》。這首作品在P.3619內上與劉氏《死馬賦》《白頭翁》相接，并與《白頭翁》形成一組有關洛陽的文學組合。原寫本中詩名下無作者，王重民先生認為當系劉希夷之作。從詩作的內容來看，作者在開篇同樣寫道有人在春草萋萋的路邊，見到一位松下而泣的白頭老翁，進而由老翁帶出一段對朝代興衰的感嘆。其中“高樓倏冥滅，茂林久摧折。昔時歌舞臺，今成狐兔穴”，讀來古意頗濃，堪比漢樂府《十五從軍征》中“八十始得歸”的凄涼之感。

　　此前已有學者指出，P.2673和P.3619、P.3885三件寫本的字跡相同，可以想見抄寫者不僅多次抄寫《龍門賦》，對不同體裁的《北邙篇》也都有所關注。也有學者指出，S.2049V+P.4994V和P.2544兩件寫本雖然字跡不同，但抄寫的內容基本類同。另外，P.2544又是從P.2673移錄而來，因此這幾件寫本中也同時出現了與洛陽有關的《龍門賦》和《北邙篇》。那么，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導致這些作品在寫本中反復出現呢？

　　冷江山先生在分析P.3608+P.3252背面所抄的內容時，認為其中的《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記》《寒食篇》《夜燒篇》以及《咒愿女婿文》《催妝二首》等，與婚祭儀式有密切關系。《寒食篇》《夜燒篇》兩篇七言古體皆出自太原人王泠然之手。王泠然（692—725），一作王冷然，字仲清，開元五年（717）進士及第，后因仕途不暢，郁郁而早終。《寒食篇》中寫道：“今年寒食勝常春，總緣天子在東巡。能令氣色隨河洛，斗覺風光競逐人。”接下來的內容便圍繞洛陽的節慶展開，士女老少紛紛出城，到郊外蕩秋千、斗雞、踏青、宴樂、乘舟、拋彩球、擊馬球。直至月上柳梢，眾人才陸續回城。“南有龍門對洛城，車馬傾都滿路行。縱使遨游今日罷，明朝尚自有清明”，這是眾人在歸途中，對愉悅時光的無限追憶和自我安慰。所以《寒食篇》也是一篇名副其實的有關洛陽的文學作品，此后輾轉流傳保存在敦煌。據譚蟬雪先生研究，唐代的寒食在清明節前一日或兩日，兩個節日前后相連，敦煌地區的官員一般要休假三天。

　　如果說《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記》《寒食篇》和《夜燒篇》與寒食清明的祭祀有關，那么聯系S.2049V+P.4994V所抄的《咒愿新郎文》《咒愿新婦文》，我們也有理由認為，這件綴合后的寫本背面的內容也與婚喪及節日儀式有關。其中《王昭君》所寫的明妃為客死并葬于他鄉之人，劉希夷《洛陽篇》、邱為《老人篇》、佚名《老人相問嗟嘆詩》都寫到了老人，劉長卿《酒賦》和李白《惜罇空》都與酒有關，《龍門賦》與清明節有關，佚名《北邙篇》則與青松、白骨和墳墓有關。另外在與S.2049V+P.4994V內容相近的P.2544的卷尾部分，還抄寫著王羲之的《蘭亭序》，這篇作品向來被認為是書法的典范，但它的誕生與三月三日上巳節也有直接關系。因此，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這兩件內容豐富的寫本，與招魂、嘆老、奠酒、入墓、祭墓等一系列儀式之間的聯系。

　　同樣，P.3619將劉希夷的《死馬賦》《白頭翁》《北邙篇》抄在一起，也不僅僅是看重劉希夷的詩作。結合該寫本開篇的蘇癿《青（清）明日登張女郎神（廟）》， 就可以發現貫穿這些作品的主線，大概有清明、死亡、墳墓和祭祀。

　　綜上所言，本文主要討論了流傳到敦煌的各類有關洛陽的唐代文學作品，眾所周知，在歸義軍時期中原文學典籍在敦煌地區傳抄得更為廣泛，傳抄的內容也更為豐富。因此便有《珠英集》等在敦煌的流傳，這是文學特別是詩歌的歷史典范作用，因為它們作為經典被一代代人模仿借鑒。除此之外，文學特別是詩賦，還具有社會實用價值，有時為了實用的目的，不惜移花接木、斷章取義，甚至對作品形成破壞。明代小說《封神演義》在第九十九回，為表現周武王滅商后早朝的盛況，竟然引用了王維的《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稍具文學史眼光的讀者，就會看出這不是小說作者的詩作，但將其置于各方諸侯朝拜武王的場景之下，并無太大的違和感。這樣的手法還體現在明清傳奇每出的上下場詩，這些在文字游戲基礎上形成的集句，也側重文學作品的實用性。所以敦煌藏經洞所保存的文學作品，也包含了這兩種類型。特別是通過敦煌寫本這一形式，我們看到相關文學作品在其他地域的流行、傳播、改寫等情況，這也折射出在別集流行以前，文學作品在相關場景中的具體作用。

　　 （作者：邵小龍，系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