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潔：重拾日本反戰記憶傳播時代和平之聲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本民間反戰記憶跨領域研究”首席專家、南京師范大學教授

19世紀下半葉，明治政府引領日本迅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日本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其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相繼獲勝，攫取了巨額財富。此后隨著社會危機與階級矛盾急劇加深，日本軍部加快了侵略擴張的步伐，企圖效仿列強爭奪亞洲乃至世界霸權。在日本尚戰崇武的盲從洪流中，并非所有國民都盲目崇戰，從20世紀初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40余年間，亦存在著多種形式的反戰活動，存在著具有良知與道德、為反戰而呼吁、為和平而受難的各方人士。他們的反戰活動與思想是近代日本反戰和平運動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20世紀初至20年代末的早期反戰運動

日本近代史上成規模的反戰運動可追溯至20世紀初，當時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反帝反戰斗爭的主要是早期社會主義者，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幸德秋水與堺利彥等人結成的“平民社”活動。他們于1903年11月創刊《平民新聞》，以宣傳“平民主義、社會主義、和平主義”為主要任務，尤其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作為早期宣傳內容。但隨著社會主義者隊伍的壯大，日本政府于1910年以企圖暗殺天皇之“大逆罪”為名，對社會主義者進行了全面剿殺，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由此陷入低潮。隨著大正民主時期到來，左翼勢力壯大并逐漸登上政治舞臺，掀起反對藩閥及軍閥統治、擴大人民參政權利的運動，同時提出縮減軍備、反對戰爭的口號。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五國海軍協定限制了各國擴軍計劃，日本軍事干涉西伯利亞的失敗進一步推動日本國內反戰思潮的發展。該時期反戰力量以左翼知識分子為主導，特別是日本共產黨作為日本反帝反戰先鋒隊，自成立之初即開展反戰和平運動，積極組織工人與農民開展反戰集會及示威游行，將反戰與反資產階級斗爭結合起來。與此同時，進步的學生運動與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亦開始發展。日本高校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聯合組成“學生聯合會”，展開反對軍事研究與軍事訓練等斗爭。文藝界以1921年創刊《播種人》為肇始，《文藝戰線》《戰旗》等無產階級文藝雜志相繼創刊，并于1925年底聯合無產階級劇團及其他文藝工作者成立“日本無產階級文藝聯盟”。工農運動由此與學生運動及進步知識分子運動結合起來，具有了反軍國主義聯盟的意義。

昭和初期，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日本國內經濟低迷，階級矛盾激化，內閣更迭頻繁，軍部趁機加強對政府的控制，逐漸將日本引上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歧途。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日本當局逮捕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逾千人，解散多個左翼政黨、數十個左翼學生團體，責成高校解聘教授近百人，并殘忍殺害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進步國會議員山本宣治等。1929年“四一六事件”中，日本當局再次在全國范圍內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并下令驅逐各高校“左翼教授”。在經歷了大規模、持續性的鎮壓后，日本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人幾乎全被逮捕，革命運動與反戰運動均受重創。針對時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發表了“防止帝國主義戰爭”的演講，呼吁通過裁軍來反對戰爭、促進和平。但隨著軍部的鎮壓日益嚴酷，反戰運動陷入低潮。

九一八事變后的反戰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對華武裝侵略的序幕，其后，日本軍事擴張頻頻得手，這給日本社會各界帶來極大刺激。在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裹挾下，許多原本反戰的人士也陷入了狹隘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的窠臼，轉而為軍國主義搖旗吶喊，另有不少反戰人士迫于政府的言論控制和武力鎮壓而放棄了反戰立場。反戰陣營的分裂令飽受摧殘的反戰運動雪上加霜。盡管如此，“日本工會全國協議會”、日本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等反戰力量仍以各種形式進行著抵抗。文藝界的進步人士如秋田雨雀、長谷川如是閑等為支持在上海舉行的“遠東反戰大會”，于1933年8月成立反戰組織“遠東和平友好協會”，但很快在軍部的鎮壓下宣告解散。媒體方面，《朝日新聞》作為戰時日本國內發行量最大的報刊之一，雖在九一八事變后逐漸走上右傾路線，但在事變發生前后仍刊載了百余篇反戰報道及近20篇反戰時評，直擊日本政治、軍事、經濟、意識形態等領域存在的重大問題。

1934年后，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及軍國主義的猖獗，日本當局變本加厲地鎮壓國內反戰力量，反戰活動幾乎全部轉為地下。1935年日本共產黨再度被取締后，日本國內有組織的反戰運動近乎銷聲匿跡。此后，隨著野坂參三等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及鹿地亙、綠川英子等進步知識分子陸續出走國外，日本人民的反戰活動分為日本國內陣地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陣地。

盧溝橋事變后的反戰運動

1937年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一些學者及知識分子對日本關東軍的非法戰爭行為進行譴責，其中東京大學教授橫田喜三郎從國際法的角度對關東軍的戰爭行動進行批判，并以日軍在中國東北的行動超出自衛權的范圍為理由提出質疑。作家石川達三因撰寫《活著的士兵》揭露南京大屠殺而被判刑。為施行自上而下的統治，日本政府提出了《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通過《國家總動員法》，由此進入“舉國一致”時期。日本民間反戰人士在事變后曾欲再振反戰旗鼓，但隨即慘遭鎮壓。接著，日本警方以“勞農派”組織人民戰線“意在變革國體”等為罪名，逮捕左翼民主主義者、日本共產黨、日本工會及全國評議會的領導人及骨干成員446名。東京大學教授大內兵衛、有澤廣巳等近40名教授被視為“勞農派”而被捕，持反戰反軍部思想的文人學者亦大都被視作“國賊”而遭鎮壓。與此同時，在嚴苛的輿論管控下，左翼出版物及含有反戰思想的出版物均遭取締。報刊版面逐漸被歌頌日軍戰績、國民支持戰爭活動等內容占據，評論家矢崎彈、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雜志主編井上信子、學者帆足理一郎等因發表反戰言論或反戰作品而相繼接受調查或被捕。

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海外戰場日漸失利，日本權力當局對國內的專制統治亦日趨殘暴。內閣制定《對曾犯有思想罪者的措施》加大對“自由思想者”“民主思想者”“反戰思想者”等一切進步人士的迫害。1943年3月至12月，約百余名高校師生因反戰而被捕；1944年1月，進步期刊《中央公論》《改造》的十余名編輯被捕，兩刊社長嶋中雄作與山本實彥二人均遭起訴。這種迫害一直持續到戰后，在日本投降后，仍有不少反戰人士未得到釋放，甚至慘死獄中。

回顧日本近代反戰史可知，包括早期社會主義者、大正無產階級、日本共產黨、勞農黨、工會團體、學生團體、高校教師群體、文藝界人士以及基督教等在內的各界人士，都曾對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侵略行徑開展過多種形式的反抗運動。即便面對殘酷鎮壓和反戰陣營的分裂瓦解，他們依然堅持表達自己的立場。他們的反戰行動及反戰精神在戰后逐漸獲得日本進步人士的肯定與傳承。作家三浦綾子曾于1982年公開表示：“倘若那時有人說戰爭不對，他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盡管寥寥無幾，確實有過那樣的人。但僅因他們說國家的行為不對，就被捕入獄，受嚴刑拷打，甚至死于獄中。”三浦綾子還表示：“那些知道日本所犯罪行的人們，應該把侵略說成侵略，將戰敗說成戰敗。”二戰結束后，受美蘇冷戰及朝鮮戰爭爆發等影響，戰爭責任一直未能得到徹底明確清算，這影響了日本國民的戰爭認知，也影響著中日關系及日本與其他國家的關系。

因此，在二戰結束74年后的今天，重拾日本民間反戰和平記憶，聯合日本國內反戰力量共同宣傳正確歷史觀，傳播和平友好之聲，尤顯意義重大。以史為鑒，紀念反戰、抗戰先烈，促進兩國民間友好交流，為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夯實社會基礎與民意基礎，是時代對我們的要求，亦是社會科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