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晚清英語及日語類教材看外語教學史

　　晚清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轉型期，是中國社會逐漸覺醒、開放的歷史時期，政治易代、文化沖突、社會變革、教育革新等都賦予這一時段特殊的歷史意義。晚清歐人東來，同時日本也成為國人獲取新知識的重要來源，學習英語和日語在晚清具有重要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晚清時期英語和日語的教材，不僅可以呈現新式教科書誕生之初的歷史面貌，也能對研究早期我國的外語教育史和學習史提供一定的歷史參照。

　　英語教材注重實用

　　這一階段英語教科書之發展，呈現了與以往時期不同的特點。第一，中國英語教科書來源更加多元化：既有從西方直接引入的原版教科書，具有代表性的有《納氏英文法講義》，又有從日本引進的英語教科書，比如日本的英語教育家神田乃武為中國人編寫的英漢對照英語教材《正則英文教科書》，還有中國學者自己編寫的專門為國人學習英語使用的教科書，具有代表性的有嚴復的《英文漢詁》。第二，英語教科書門類細化。中國人自編英語教科書門類更為齊全、出版形式更為多樣，受眾面更廣。比較大的分類有：英語語法類教科書、綜合性系列讀物、英語閱讀類教科書、英語翻譯類教科書、英語作文類教科書、英語口語類教科書。更為重要的是，此時出現了由中國人編寫的專為適合具有現代教育意義的中小學分年級英語教學而使用的系列課本，有代表性的是1906年伍光建編寫的一套《帝國英文讀本》。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時期出現了一批商務英語類教材，原因是中西商貿文化的雜交，這是晚清中國商貿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19世紀中期廣州率先開埠后，英語成為中外商貿交流的重要語言，能否掌握一口實用的英語口語，可以說是作為一個成功的買辦、通事、跑樓、跑街等涉外職業不可缺少的條件。他們迫切希望掌握英文這一擴大生存機會的新的資本，英語同許多其他技能一樣，是從事中外商貿行業的一種必備手段。比如《英語集全》前5卷為中英貿易詞匯，共收錄了6000多個詞匯，綱目較為詳細。

　　日語教材啟發國人語言科學研究

　　晚清時期也出現了大量國人編寫和日本教習為國人編寫的日語學習教材。國人編寫的日語教材以詞匯集類、語法類和綜合類教材為主。詞匯集類教科書的代表是陳天麟編寫的《東語入門》，語法類教材的代表是《東文法程》。后者分19章，重點講解了日語語法，帶給學習者系統的語法體系，包括品詞分類、引進副詞等。綜合類教材以首部國人編寫的科學研究日語的教材《東語正規》為代表，內容包括語法、詞匯，并選取了一些課文，教人修身養性，提倡忠孝。該書是一本由掌握扎實日語知識的中國人獨立完成的承上啟下的日語教材，對日后留學熱潮有推動作用，使得有心赴日本和學習日語的中國人能以相對科學的方式學習日語。通過分析清末中國人編寫的日語教材，我們可以從整體上看到清末中國人的日語觀開始從“中日同文觀”“漢語本位觀”向比較科學的日語觀過渡。

　　清末日本教師專門為中國學習者編寫的日語教材和語法書，從文本細節中我們會看到他們比較準確地預測到中國人日語學習的難點并給出適合的教學方法。有代表性的文典包括松本龜次郎的《言文對照漢譯日本文典》。直至今天，有些教學方法仍然值得我們研究并參考，許多方法對后來國人編纂教科書具有一定借鑒意義。這部分教材在語法術語的使用、教學方法以及語言練習等方面都有創意。其中，他們編寫的漢譯日語文典帶給清末中國學生包括日語語音、詞法和句法在內的系統的語言知識體系。有的文典不僅教授中國學生日語書面語語法，還傳授給他們日語口語的表達方式，比如松下大三郎編寫的《漢譯日本口語文典》。

　　外語教材促進了晚清社會進步

　　第一，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職業翻譯與外交官。

　　1903年，在《奏定高等學堂章程》中規定，文科學生“英語必通習，德語或法語選一種習之”，學習理科的學生，“外國語除英語外，聽其選德語或法語習之”。學習醫科的學生，“外國語于德語外，選英語或法語習之”。

　　從當時上海廣方言館的辦學章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培養目的是學生既懂中國古典經史詞章，又兼通算學、西語西文，學貫中西。在上海廣方言館，有著較為嚴格的學習獎懲制，對于那些學習西語西文沒有進步之人，即行淘汰出館。對于學習有進步的學生，不僅有賞銀的獎勵，成績優異者還可以獲得功名。這些機制，對于學生學習西方語言技藝，是一個有效促進。上海廣方言館培養的學生，據熊月之統計，到1905年該校改為工業學堂為止42年的辦學時間內，共培養了約560名學生，服務于外交界的有周傳經、唐在復、陸征祥、劉境人、劉式訓、胡維德、翟青松、戴陳霖等人。有些畢業生成為其他行業佼佼者，如晚清有名的翻譯家鐘天緯、張坤德、瞿昂來、李景鎬等。

　　第二，為近代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外語教學和科研人才。

　　上海廣方言館所譯各類書目中，有舒高第譯述、朱格仁筆述的《英話入門》。1879年畢業于上海廣方言館的吳嘉善，在1881年前完成了英漢對照的教科書《翻譯小補》，可能是當時上海廣方言館的外語教學參考書。該書1907年及1933年都曾被上海商務印書館一再出版，足見其受歡迎程度。楊勛，作為上海廣方言館畢業生，撰寫了六卷本的《英字指南》，1879年由美華書館出版，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部有藏本。該書被再版多次。190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英字指南》增訂本，名為《增廣英字指南》。《英字指南》影響很大，早期很多初學者都把這本書看成學習英語的教科書，如《華英初階》和《華英進階》的作者謝洪賁在閑暇時間研習《英字指南》。英文教材的編寫者參照西方英語教科書編寫方式，開始了中國人自編正規英語教科書的歷程。從此以后，中國英語教科書的發展逐漸走上正規化、多樣化以及學科化的發展道路。

　　第三，為傳播先進文明翻譯書籍并開闊國人視野。

　　譯書中心的形成，是西學傳播從先前比較零散、無序狀態向集中、有序狀態發展的標志。西學影響逐漸擴大到社會各個階層，從知識分子精英階層擴大到社會基層。

　　根據熊月之的統計，從1896年到1911年，中國和留日人員中翻譯、出版日文書籍的機構至少有116家，很多是集翻譯、出版為一體。國內機構、留學人員都很熱衷翻譯、出版日文書籍，日書中譯數量急劇上升。據不完全統計，從1896年到1911年，中國翻譯日文書籍至少1014種。這一時期所譯日文書籍以社會科學和史地書籍為主，涵蓋了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許多學科被系統地介紹給中國，比如倫理學、法學、政治學、歷史學等。

　　西學在晚清傳播特點之一是轉口輸入。此前，中國介紹、吸收西學，主要是從英文、法文、德文等西書翻譯而來，1900年以后，從日本中轉輸入的西學數量急劇增長，成為輸入西學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為例，3年共譯西書533種，其中英文書89種，占全國譯書總數16.7%；德文24種，占4.5%；法文17種，占3.2%；日文321種，占60.2%，可謂數量空前。從1900年到1911年，中國通過日文、英文、法文共譯各種西書至少有1599種，占晚清100年譯書總數的69.8%，超過此前90年中國譯書總數的兩倍。其中，從1900年至1904年，譯書899種，比以往90年譯書還多。

　　晚清時期英語和日語教材的影響不僅使外語教學正規化、科學化，還培養了外語人才和翻譯人才，為當時的中國引進了大量的西方以及日本文明，向國內引進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引介了大量的科學和人文術語，一些學科實現了近代化，促進了時代進步。

　　外語教學和外語教科書的編寫如同一張靈敏的試紙，它在清末民初不斷變化的面貌，可以鮮明地測試出近代中國知識思想的深沉結構和時代變遷。在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過程中，這些外語教材如同鑰匙，開啟著中國人民的智慧。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晚清國人使用的英語和日語教材的搜集整理與研究”（19YJC74009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