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禮制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1.開題報告會及其他相關情況

1.1.舉行開題報告會

本項目自2016年11月立項通知下發以后，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牽頭，全體課題組成員即進入《投標書》主體部分《課題設計論證》的補充修訂工作，形成了近4萬字的《開題報告書》，并于2017年3月27-30日在上海大學召開了開題報告會。

應邀參加開題論證會議的有南開大學陳洪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韓經太教授、華東師范大學譚帆教授、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安徽大學丁放教授、西華師范大學伏俊璉教授、清華大學劉石教授等7位專家，出席會議的還有課題組學術顧問、學術委員會成員及項目首席專家、子課題負責人、項目組核心成員等，及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鄭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西北大學、上海大學和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臺灣等地的海內外專家學者66位。與會專家對課題的申報成功及開題評審會的舉行表示祝賀，并對課題擬開展的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也對課題的內在邏輯關系、組織架構、人員安排、研究思路等提出了許多指導性意見與建議。開題報告會之后，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主持，立即召開課題組全體成員會議，在充分吸收專家的意見與建議的基礎上，對項目具體實施方案作進一步調整和優化。

課題組特邀復旦大學蔣凡教授、臺灣中正大學莊雅州教授、上海大學董乃斌教授、湖南大學陳戍國教授、上海大學謝維揚教授等5人為學術顧問，聘請了15位學術委員會委員，由韓經太教授任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周啟榮教授任副主任委員。在開題報告會開幕式上，由上海大學姚蓉教授代表課題組與研究院，為研究院學術顧問、學術委員會代表頒發聘書。

1.2.搭建學術研究平臺

開題報告會之前，上海大學為了給重大項目團隊搭建更好的學術平臺，特批準將原“上海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更名為“上海大學詩禮文化研究中心”，繼續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擔任主任，并邀請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先生題寫牌匾。在開題報告會開幕式上，由南開大學陳洪教授與臺灣中正大學莊雅州教授共同為“上海大學詩禮文化研究中心”揭牌。

2018年11月28日，在上海大學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下，依托重大項目課題組及上海大學詩禮文化研究院，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作為牽頭部門負責人，申報成功教育部首批中華傳統文化傳承基地——上海大學中華古詩文吟誦與創作基地。

1.3.召開中期預評估暨項目推進會

2018年6月1-4日，本項目中期預評估暨項目推進會在上海大學召開。來自上海市社科規劃辦、上海大學的相關領導，復旦大學、中國社科院、廣東省社科院、鄭州大學、浙江工業大學、西華師范大學、上海大學等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重大項目課題組成員參加了會議。

項目組特邀浙江工業大學梅新林教授、中國社科院劉躍進研究員、哈爾濱師范大學傅道彬教授、廣東職業技術師范大學郭杰教授、西華師范大學伏俊璉教授、河南省社科院鄭志強研究員、廣東省社科院韓冷研究員等7位先生擔任預評估專家，由劉躍進研究員擔任召集人。評估專家一致認為：本重大項目課題研究，基礎扎實，視野開闊，成果豐碩，操作規范，創新性與影響力強；同時，對后續研究工作進行具體指導，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詳見：《預評估評議書》）。

最后，重大項目課題組召開了項目推進會，就已有研究進展情況進行匯報交流，對下一步研究工作做出了具體部署與要求。

2.階段性研究成果論著出版與刊發概況

截至目前，已出版學術著作1部（精裝本，全2冊，73萬字），學術輯刊2種（平裝本、精裝本各1種，累計61萬字）；發表學術論文55篇（詳見：表二《階段性研究成果清單》）。其中，在《哲學研究》《歷史研究》《學術月刊》《清華大學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江海學刊》《廣東社會科學》《中州學刊》《學術界》《探索與爭鳴》《鄭州大學學報》等CSSCI核心期刊及《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29篇，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先秦、秦漢史》全文轉載5篇，《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及人大復印資料《文學研究文摘》摘要發表各1篇（詳見：表二《代表性成果簡介》）。

這些階段性研究成果，恪守從經驗實證到理性思辨的方法論原則，以《詩經》禮制類詩歌研究為切入點，通過對《詩經》與先秦禮制相融互滲現象的深入考辨，探尋《詩經》的創作、結集、傳播歷程與先秦禮制的生成、定型、流變歷程間的共生互動關系，探究華夏“詩禮文化”的科學內涵、生成機制、傳播方式及其流變規律，發掘其在當代思想文化建設方面的獨特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中國傳統禮制的生成、定型、流變與詩禮文化的當代傳承”這一重大問題。具體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2.1.中國傳統禮制的生成、定型、流變及其當代傳承

禮制是構成華夏禮樂文明的核心元素。它既包括國家層面的制度建設，也包括民間層面的風俗習慣，涉及到祭祀、喪葬、朝覲、會同、聘問、田獵、飲食、婚冠、燕饗、養老、優老、諷諫、教育等多方面的社會禮儀規范，具有“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隱十一年《左傳》載魯君子語）的功能。其作為社會上層建筑中的重要因素，影響著經濟基礎，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人類進步與社會繁榮。故該研究層面屬于本項目的基礎性研究內容，為子課題1：“《詩經》創作、傳播與先秦禮制成型、流變研究”的核心內容。

比如，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德音齋文集·詩經卷》（上海大學出版社）上編“周‘二王并立’時期詩歌創作年代研究”“春秋詩歌篇名、作者、詩旨、作時補證”“春秋詩歌系年輯證”“春秋詩歌創作年代考論”等4個專題，主要將“系年”體例與“輯證”方式結合，不僅為春秋時期（前770-前453）禮制流變確立了一個歷史年代學坐標，而且采用以史證《詩》與以禮明《詩》的傳統方式，勾稽了大量《詩》與禮共生互動的具體例證；《春秋政治生態變遷與詩歌創作政治化傾向演化》（《中州學刊》《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文學研究文摘》），旨在通過分析春秋時期不同歷史階段政治化傾向關注點的不同，反映出詩禮互動內涵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進而揭示詩禮文化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發展的內在動力；《“德”觀念的嬗變與春秋時期誡勉詩的演化》（《上海大學學報》），從“德”觀念由“天德”向“人德”的嬗變，促使春秋時期誡勉詩誡勉對象依次由天子向諸侯、卿士、大夫、士的演化視角，來討論《詩》與“禮”共生互動的基本形態。

再如，子課題負責人馬銀琴《詩樂互動中的〈詩〉》（《光明日報》），從周代《詩》與禮關聯互動關系入手，探討了“詩禮文化”生成、定型、流變的基本路徑；《風、風聲、風刺以及〈風〉名的出現》（《清華大學學報》《新華文摘》），從探討有關“風”的諸多概念發生流變的視角，認為“風”與“音”“律”關聯而具有指向歌聲、曲調的意義，再由“風言”“風聽”“風議”產生了“風刺”——不著痕跡、委婉曲折的言說方式，從而產生了最早的“風”詩；《〈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敬之〉的關系——兼論周代儀式樂歌的制作方式》（《清華大學學報》），從“詩”與“樂”結合視角入手，探討了“詩”與“禮”共生互動基本路徑。這些成果，對于探討“詩”與禮制的共生互動關系，提供了學理依據。

又如，子課題負責人王鍔教授《周禮與〈詩經〉關系探析》（《廣東社會科學》），旨在說明《詩經》是一種藝術化的禮制，由此在“詩禮相依”的雙向動態運動中構成了“詩禮文化”，并成為華夏文化的核心內核之一；項目組核心成員羅姝副教授《從春秋貴族詩人群體構成形態看詩歌創作方式的轉變》（《中州學刊》），從西周時期（約前1066-前771）的“獻詩”“采詩”制度由服務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至春秋時期逐步轉變為服務于“聽于民”的政治目的入手，來討論與這一轉變相伴而生的由詩、樂、舞三因素合一逐漸向詩與樂、舞二因素脫離的轉變，詩歌創作方式隨之開始由集體創作逐漸轉化為個人創作。

又如，子課題負責人寧鎮疆教授《早期“官人”之術的文獻源流與清華簡〈芮良夫毖〉相關文句的釋讀問題》（《出土文獻》），從探求西周春秋時期“官人”之法源流入手，涉及到禮制中官制的生成與發展過程問題。

2.2.《詩經》與“五禮”“五倫”的共生互動關系

就《詩經》的社會功能而論，“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篇》載魯孔丘語），故為治國之本、立身之基、人倫之要；就其與禮樂關系而論，“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記·孔子閑居》載孔丘語），即詩為禮的藝術表現形態，禮為詩的主觀精神內核，故“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篇》載孔丘語）。而《詩經》所具的儀式樂歌作用、禮樂文飾作用，以及詩教功能，都緣于其與禮制的密切關系。其中：“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等所謂“五禮”，屬于周代禮儀制度規范層面禮制的核心內容；“君（王）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所謂“五倫”，屬于周代倫理道德規范層面禮制的核心內容。故該研究層面屬于本項目關鍵性研究內容，為子課題2-4“《詩經》與吉禮、兇禮共生互動研究”“《詩經》與賓禮、軍禮、嘉禮共生互動研究”“《詩經》與五倫共生互動研究”的核心內容。

比如，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從〈椒聊〉〈蟋蟀〉〈山有樞〉看春秋前期晉國禮儀制度規范的基本態勢》（《廣東社會科學》），旨在從禮儀制度規范層面的“五禮”，來探討特定區域在特定時段內“詩禮文化”構成的核心元素；子課題負責人徐正英教授《“風”與“禮”》（《光明日報》），以“風”詩為例，以“嘉禮”為個案，探究周代《詩經》與禮儀制度規范層面的禮制——“五禮”之間的共生互動現象；子課題負責人羅家湘教授及其在讀博士生王璠《饑餓體驗與荒禮救護——〈詩經〉兇禮研究之一》（《鄭州大學學報》《中國古代近代文學》），通過對《詩經》作品中透露出來的“荒禮”信息，展示出周人通過“荒禮”以“聚萬民”的基本狀況，進而說明禮儀制度規范對于安定人心與穩定社會秩序的社會功能；項目組核心成員楊秀禮講師《〈周易〉“喪馬”為“反馬”婚俗考論》（《鄭州大學學報》），將《周易》“喪馬”與“反馬”勾連，展現了周人婚禮過程中的“反馬”婚俗——將新婦所乘之馬返還娘家，此正與《詩經》《左傳》相互印證；項目組核心成員在讀博士生呂樹明《〈詩經〉“吉禮”類農祭樂歌的敘事結構形態發微》（《中州學刊》），從《詩經》“吉禮”類農祭樂歌敘事結構多元化形態的生成視角，來討論該類詩歌作品通過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豐富性來強化溝通與協調天人關系的社會功能，從一個側面揭示出詩禮文化生成的藝術路徑；葉鑄漩《〈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春秋城建禮制管窺》（《人文論叢》），從一首詩的深度解讀入手，分析了衛國營建楚丘的過程，進而探討了“五禮”中“大役禮”在春秋時期的傳承與發展。

再如，子課題負責人寧鎮疆教授《也論“余一人”問題》（《歷史研究》），從結構解析、卜辭用例及其含義、泛稱與專稱三個層面，來討論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文本中的“余一人”問題，不僅討論了西周時期“王臣”倫理關系的特定內涵，也為我們如何歷史地、科學地解讀詩禮文獻文本提供了一個典型范例；《由清華簡〈芮良夫毖〉之“五相”論西周亦“尚賢”及“尚賢”古義》（《學術月刊》《先秦、秦漢史》），從探究官制中“尚賢”因素入手，來認識西周春秋時期“五倫”關系中的“君臣”之倫形成的內在因素；項目組核心成員梁奇副教授《〈孟子〉對虞舜孝行的書寫與“忠”“孝”一體的理論構設》（《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從春秋戰國之際“家”“國”觀念嬗變入手，集中探討“忠”與“孝”這兩個處理“五倫”中“君臣”和“父子”這兩個重要倫理道德規范的變遷；郝建杰副教授《從〈魏風〉〈唐風〉軍禮、嘉禮類詩歌看河汾文化區的孝道觀》（《江海學刊》《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則從微觀角度來回應“父子”倫理關系這一問題，認為春秋時期河汾文化區倫理道德規范層面的“父子”倫理關系的孝道觀，開始由宗親之“孝”向君臣之“忠”轉化，形成了以“孝”為體、以“忠”為本的“忠”“孝”一體的孝道觀，并逐漸上升成為整個華夏民族的一種社會風尚。

2.3.“詩禮文化”的生成、流傳與當代傳承

“詩”與“禮”共生互滲是先秦時期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在《詩經》和周禮盛行的兩周時代尤其如此。《詩經》是先秦詩性文化的總結，禮制是先秦禮樂文明的核心，二者在西周初期以后日益密切聯系，交融發展，形成宗周禮樂文明中詩禮相成的特殊現象——“詩禮文化”。故不僅要分析“詩禮文化”生成、流傳的歷史規律，闡發其蘊含的文化精神；而且要研究對“詩禮文化”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發展的基本路徑。故該研究層面既屬于理論性總結研究內容，更屬于現實性回應研究內容，為子課題5“‘詩禮文化’成型與當代傳承研究”的核心內容。

比如，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德音齋文集·詩經卷》下編的“朱熹《詩集傳》與南宋《詩》學革新精神研究”“‘國風’地域風格與周代文化生態地域性研究”“春秋詩歌敘事傳統研究”等3個單元，主要從《詩經》敘事主體、地域性特征及其在后世的接受與傳播方面，討論詩禮文化的生成及其流變；《從〈詩經〉與禮制的共生互動關系看詩禮文化的生成》（《江海學刊》《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從宏觀視野來回應詩禮文化的生成這一問題，認為在“五禮”“五倫”定型化過程中，周人通過建構“詩教”“禮教”“樂教”體系而逐漸形成了“詩禮文化”，經由歷代王族宗子、公族宗子與家族宗子的大力倡導而不斷完善，進而經由歷代上自廟堂下自民間的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轉化，逐漸成為華夏禮樂文明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春秋時期政治生態變遷與贊美詩類型演化——兼論春秋時期贊美詩的詩禮文化內涵》（《廣東社會科學》），從春秋時期政治生態環境變遷引發贊美詩贊美對象有贊美天子下贊美諸侯、卿大夫和士演變，從一個側面透露出禮儀制度規范與倫理道德規范內涵漸次由貴族化向平民化轉變的趨勢。

再如，子課題負責人馬銀琴教授《論“詩言志”與“詩緣情”的關系及其理論嬗變》（《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從中國古典詩歌理論中“詩言志”與“詩緣情”這兩個重要范疇“分”與“合”演變入手，不僅概括出自周至唐古典詩歌理論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且揭示出中國上古至中古時期詩禮文化發生、發展的內在機制。

又如，子課題負責人朱承教授《論朱熹哲學中的“公共性”》（《哲學研究》），從“道”的公共性特質、公共性原則的倫理表現、個體修養的公共化路徑、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四個層面，來探討“公共性”這一范疇，為闡釋“五禮”“五倫”如何由個體行為轉化為群體行為，進而成為全社會成員必須恪守的禮儀制度規范與倫理道德規范，提供了堅實的學理依據；《“君子”觀念的理論反思》（《學術界》），則從人性論基礎出發，討論“君子”的功夫論意味與信念論價值，進而闡釋其政治哲學意蘊，為闡釋“君子”如何成為詩禮文化行為主體與傳播主體，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儒家政治哲學的人格訴求》（《探索與爭鳴》），從“君子”的個體修養指向和公共生活要求，來探討“君子”價值指向的哲學意義。這些研究為詩禮文化生成、流傳與當代傳承奠定了哲學根基，即以理性思辨方式闡釋文本，以盡可能歸納其演變的歷史規律。

又如，項目組核心成員羅姝副教授《王族宗子：文學創作與詩禮傳家的主體——以春秋時期周王室諸王作家群體為中心》（《廣東社會科學》），旨在從王族、公族、氏族等不同類別之“家”中“宗子”的文學創作活動入手，來探討宗法制度社會背景下“詩禮文化”生成與傳承的主要渠道與內在機制；《公室宗子在詩禮文化生成與傳播過程中的主體性——以春秋時期齊公室諸君的文學創作為中心》（《鄭州大學學報》），以春秋時期齊公室諸君文學創作為個案，探討了詩禮文化在諸侯國定型、傳承的基本途徑；項目組核心成員楊秀禮講師《詩禮相成》（《光明日報》），以用《詩》為個案，梳理春秋時期“詩禮相成”的演化歷程，進而說明對西周時期傳統“詩禮文化”創新性傳承和創造性轉化的基本途徑。

又如，項目組核心成員尹楚兵教授《皮日休與晩唐詩禮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報》），以皮日休為個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詩禮文化在晚唐的傳播與接受狀況。

3.創辦學術輯刊，建立自己的學術成果發布平臺

由課題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創辦《詩禮文化研究》學術輯刊，每輯可刊發15-20篇左右的文章，約30萬字。本刊刊名由復旦大學中文系蔣凡教授題簽，聘請復旦大學蔣凡教授、臺灣中正大學莊雅州教授、湖南大學陳戍國教授、上海大學董乃斌教授、謝維揚教授、日本宮城學院女子大學·尚絅學院大學田中和夫教授等先生擔任學術顧問，編輯委員會由21人組成（其中海外5人），涉及“中國詩歌文獻整理研究”“中國詩學文獻整理研究”“中國禮學文獻整理研究”“詩禮文化古代變遷研究”“詩禮文化當代傳承研究”等5個研究領域，實行欄目主持人組稿初審制。

創刊號于2019年5月由中西書局出版，共收入中國大陸、臺灣暨韓國學者的文章17篇。其中，獨立標注本項目的文章15篇。代表性文章有：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的《〈詩·唐風·椒聊〉〈蟋蟀〉〈山有樞〉創作年代考論——兼說春秋前期晉國吉禮、軍禮與嘉禮的基本狀態》，學術顧問林素英（臺灣）的《綜論三禮地位在歷代之升降》，項目組核心成員鄭志強研究員的《〈詩經〉中蘊含的主流世界觀?》、邱奎副教授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為勸行藉禮之詩說》、金秀炅助教授（韓國）的《韓國朝鮮時期外交禮儀與〈詩經〉》，博士后諶衡的《〈詩經〉中的射禮與射義考釋——以〈賓之初筵〉〈行葦〉篇為例》，博士生谷文虎的《從〈詩經〉中有關宣姜詩歌看春秋前期衛國倫理觀念的嬗變》，等等。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1.文獻資料收集整理與禮俗考察

自2016年11月開始，組織項目組成員以子課題為單位，采用精讀與泛讀兩種方式，廣泛收集整理文獻資料。精讀指定書目為：唐孔穎達《毛詩正義》《禮記正義》、賈公彥《周禮注疏》《儀禮注疏》，清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孫詒讓《周禮正義》、胡培翬《儀禮正義》、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黃以周《禮書通故》、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泛讀指定書目為：收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新編四庫全書》的經部詩類著作248種、禮類著作381種，及今人代表性著作20種。課題組成員通過對這些指定書目的閱讀，為進一步的理論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

在此基礎上，組織項目組成員分別在上海、北京、江蘇、山東、河南、陜西、四川等地，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工作，重點考察《詩經》與禮制共生互動的歷史與現狀，為進一步的理論研究，夯實禮俗體驗。

同時，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編撰了《〈詩經〉作品所涉“五禮”分布表》，內容包括篇目、時世、作者、詩旨及所涉“五禮”分布情況：“吉禮”73篇，“兇禮”14篇，“賓禮”31篇，“軍禮”100篇，“嘉禮”172篇（有些詩篇涉及兩類以上），且細化到具體類型：“吉禮”之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籍田等，“兇禮”之喪禮、荒禮、吊禮、禬禮、恤禮等，“賓禮”之朝覲、會同、聘問、相見等，“軍禮”之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等，“嘉禮”之飲食、婚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等。這等于在《招標書》與《開題報告書》的基礎上，為全體課題組成員研究《詩經》與“五禮”共生互動關系，制定出了一個比較詳細的操作綱目。

另外，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編撰了《“〈詩經〉與禮制研究”主要參考文獻基本書目》，包括古籍類書目324種，現當代著作類書目214種，外文論著與譯著類45種，中文論文類443種。這等于對階段性研究成果及最終研究成果所使用的參考文獻，規定了一個統一的版本目錄體系。如此，無論是對課題組成員的階段性研究工作，還是為首席專家及子課題負責人進行最終研究成果統稿，都提供了便利條件。

2.獨立承辦或合作舉辦學術會議

2017年3月，項目組與上海大學國際交流處合作，在上海召開了“首屆詩禮文化國際論壇”。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中國大陸及海外高校學者79人，提交論文51篇。“第二屆詩禮文化國際論壇”，將于2019年8月在上海舉行。此類會議，今后將每兩年舉辦一次。

2017年10月，項目組與上海研究院合作，在上海舉辦了“上海市第二屆儒學博士生學術論壇:詩禮精神的歷史發展與現代傳承”，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上海地區高校博士生40名，提交論文40篇。

2019年7月，由項目組參與協辦的“‘典籍文獻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構’全國研究生創新論壇”在上海大學成功舉辦。該論壇共收到來自復旦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及香港嶺南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高校博士生和碩士生的學術論文226篇。其中，博士生組入圍42篇，碩士生組入圍34篇。項目組核心成員尹楚兵教授等3位專家，對論文進行了評議總結。

同時，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兼，與相關院校具有廣泛聯系，為項目組與相關院校合作舉辦學術會議提供了便利條件。2016年11月，由中國詩經學會主辦，由項目組與廣西大學文學院合作承辦，在廣西南寧召開了“第十二屆詩經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中國大陸及海外高校學者160余人，提交論文151篇。 2018年8月，由中國詩經學會主辦，由項目組與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合作承辦，在甘肅蘭州召開了“第十三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中國大陸及海外高校學者170余人，提交論文160篇。此類會議，項目組將繼續與其他單位合作承辦，每兩年舉辦一次。

3.采用“請進來”與“走出去”結合方式開展學術交流活動

3.1.“請進來”

自本課題立項以來，項目組采取系列講座、高峰論壇、多人談、一人談等多種方式，邀請了42位（人次）國內著名專家來學校講學。其中：

2016年11月，項目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舉辦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詩禮文化”系列講座，分別邀請山東大學鄭杰文教授、國家圖書館詹福瑞教授、首都師范大學趙敏俐教授、山西大學劉毓慶教授、河南大學關愛和教授、北京大學廖可斌教授、西北大學李浩教授、中國社科院葉濤研究員等8位先生主講。

2016年12月，項目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舉辦了“中國古代文學專書專題與詩禮文化研究”系列講座，分別邀請南開大學陳洪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韓經太教授、武漢大學陳文新教授、尚永亮教授、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黃仕忠教授、南京大學程章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萬曙教授、清華大學劉石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杜桂萍教授、西南大學何宗美教授、北京大學陳泳超教授、中國社科院張國星研究員、張劍研究員等14位先生主講。

2017年10月，項目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舉辦了“中國古代文學與詩禮文化研究三人談”，邀請北京師范大學李修生教授、南開大學查洪德教授、中山大學彭玉平教授聯袂主講。

2018年5月，項目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舉辦了“中國古代文學與詩禮文化高峰論壇（第一期）”，邀請武漢大學陳文新教授、北京大學錢志熙教授、復旦大學汪勇豪教授、陳引馳教授、北京師范大學過長寶教授聯袂主講。

2018年5月，項目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舉辦了“中國古代文學與詩禮文化研究三人談”，邀請武漢大學陳文新教授、北京師范大學過長寶教授和項目組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聯袂主講。

2018年6月，項目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舉辦了“中國古代文學與詩禮文化四人談”，邀請華東師范大學方勇教授、中國社科院劉躍進研究員、西華師范大學伏俊璉教授與子課題負責人鄭州大學羅家湘教授聯袂主講。

2018年6月，項目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舉辦了“中國古代文學與詩禮文化高峰論壇（第二期）”，邀請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南京師范大學鐘振振教授、東北師范大學曹書杰教授、南開大學查洪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萬曙教授聯袂主講。

2018年11月，項目組與上海市“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合作，舉辦了“中國古代文學與詩禮文化高峰論壇（第三期）”，邀請項目組學術顧問董乃斌教授，學術委員會委員韓經太教授與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致辭。

3.2.“走出去”

同時，課題組成員積極參加各種相關的學術會議，開展學術交流。據不完全統計，大致有百余人次。

比如，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先后參加了“第十二屆詩經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廣西南寧）“第十三屆詩經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甘肅蘭州）“第四屆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傳統經典與國學教育研討會”（北京）“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古代文學史料研究分會2017年年會暨中原文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河南鄭州）“第六屆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湖北武漢）“2017年中國昆明屈原與楚辭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暨中國屈原學會第十七屆年會”（云南昆明）“‘中華禮樂文明及其當代價值’學術研討會”（吉林長春）“東亞儒學創新論壇”（山東曲阜）等16次重要學術會議，并提交項目階段性成果《詩經·禮制·詩禮文化》等學術論文進行交流。

再如，子課題負責人朱承教授先后參加了“孔孟儒學的歷史傳承與轉化創新學術研討會”（山東青州）“上海儒學大會2017年會——儒家為什么要關懷天下”（上海）“東亞儒學創新論壇”（山東曲阜）“第三屆君子文化論壇”（江蘇華西）“首屆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北京）“第六屆儒學社團聯席會議暨安徽省第五屆孟子思想研討會”（安徽合肥）“第二屆酒與哲學論壇”（上海）等10次重要學術會議，并提交項目階段性成果進行交流。

4.加強國際合作

項目組聘請了日本宮城學院女子大學·尚絅學院大學田中和夫教授及臺灣中正大學莊雅州等擔任學術顧問，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周啟榮教授、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方秀潔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勞悅強教授、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潘碧華教授等擔任學術委員會委員，以強化課題研究的國際化水平。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1.采取專版與專欄形式發布階段性研究成果，擴大學術影響力與社會輻射面

截至目前，項目組與《光明日報》合作，舉辦了1個《文學遺產》專版；與《江海學刊》（CSSCI）合作，舉辦了1個《〈詩經〉與詩禮文化》專欄；《廣東社會科學》（CSSCI）合作，舉辦了1個《詩禮文化研究》專欄；與中國詩經學會會刊《詩經研究叢刊》合作，刊發專欄。這些欄目，共刊發了階段性研究成果論文13篇。其中：

2017年10月，《光明日報》推出了第一個“文學遺產”專版，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擔任主編，整版刊登本項目課題組成員的階段性研究論文3篇：子課題負責人徐正英教授的《“風”與“禮”》，馬銀琴教授的《詩樂互動中的〈詩〉》，項目組核心成員楊秀禮講師的《詩禮相成》。第二個“文學遺產”專版，已完成組稿工作，將于近期刊出，繼續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擔任主編，將整版刊登本項目課題組成員的階段性研究論文3篇：子課題負責人王鍔教授的《〈詩〉禮互動與詩禮傳家》，朱承教授的《詩樂之教的政治功能》，項目組核心成員王志芳副教授的《譏失匡惡 維護禮制》。

2018年3月，《廣東社會科學》推出了第一個“詩禮文化研究”專欄，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擔任專欄主持人，刊登本項目課題組成員的階段性研究論文3篇：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的《從<椒聊><蟋蟀><山有樞>看春秋前期晉國禮儀制度規范的基本態勢》，子課題負責人王鍔教授的《周禮與〈詩經〉關系探析》，項目組核心成員羅姝副教授的《王族宗子：文學創作與詩禮傳家的主體——以春秋時期周王室諸王作家群體為中心》。第二個“詩禮文化研究”專欄，已完成組稿，將于明年上半年刊出。

2018年6月，《詩經研究叢刊》第30-31輯，分別刊登了本項目課題組成員的階段性研究論文2篇：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的《〈詩·鄭風〉系年輯證下——春秋詩歌系年輯證之七》，項目組核心成員張憲華講師的《淺析〈詩經〉寓言詩的批判藝術》。

2018年7月，《江海學刊》推出了第一個“《詩經》與詩禮文化”專欄，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擔任專欄主持人，刊登本項目課題組成員的階段性研究論文2篇：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的《從〈詩經〉與禮制的共生互動關系看詩禮文化的生成》，項目組核心成員郝建杰副教授的《從〈魏風〉〈唐風〉軍禮、嘉禮類詩歌看河汾文化區的孝道觀》。

2.創辦“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

2018年3月，本項目獲得上海市社科辦“上海市在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宣傳推介項目”資助。其中，創辦“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是該項目建設的重要活動內容。本公眾號為本項目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擔任院長的上海大學詩禮文化研究院的官方公眾號，是本項目的信息發布平臺，成果交流平臺，文化傳播平臺。截止2019年7月19日，關注人數為1480人，推送相關信息總量為121篇。自2018年4月28日創辦以來，主要推送了以下兩類信息：

2.1.課題組成員已發表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代表作93篇

比如，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的《從〈詩經〉與禮制的共生互動關系看詩禮文化的生成》（《江海學刊》《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春秋政治生態變遷與詩歌創作政治化傾向演化》（《中州學刊》《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文學研究文摘》）、《從〈椒聊〉〈蟋蟀〉〈山有樞〉看春秋前期晉國禮儀制度規范的基本態勢》（《廣東社會科學》）、《春秋時期政治生態變遷與贊美詩類型演化——兼論春秋時期贊美詩的詩禮文化內涵》（《廣東社會科學》）、《“德”觀念的嬗變與春秋時期誡勉詩的演化》（《上海大學學報》）；子課題負責人寧鎮疆教授的《也論“余一人”》（《歷史研究》）、《由清華簡〈芮良夫毖〉之“五相”論西周亦“尚賢”及“尚賢”之古義》（《學術月刊》《先秦、秦漢史》）、《由清華簡〈子儀〉說到秦文化之“文”》（《中州學刊》）、《早期“官人”之術的文獻源流與清華簡〈芮良夫毖〉相關文句的釋讀問題》（《出土文獻》），馬銀琴教授的《詩樂互動中的〈詩〉》（《光明日報》）、《風、風聲、風刺以及〈風〉名的出現》（《清華大學學報》《新華文摘》）、《〈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敬之〉的關系——兼論周代儀式樂歌的制作方式》（《清華大學學報》）、《論“詩言志”與“詩緣情”的關系及其理論嬗變》（《中南民族大學學報》），朱承教授的《論朱熹哲學中的公共性思想》（《哲學研究》）、《“君子”觀念的理論反思》（《學術界》）、《儒家政治哲學的人格指向——以君子人格為例》（《探索與爭鳴》），徐正英教授的《“風”與“禮”》（《光明日報》），羅家湘教授的《饑餓體驗與荒禮救護——〈詩經〉兇禮研究之一》（《鄭州大學學報》《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王鍔教授的《周禮與〈詩經〉關系探析》（《廣東社會科學》）；項目組核心成員梁奇副教授的《〈孟子〉對虞舜孝行的書寫與“忠”“孝”一體的理論構設》（《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郝建杰副教授的《從〈魏風〉〈唐風〉軍禮、嘉禮類詩歌看河汾文化區的孝道觀》（《江海學刊》《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楊秀禮講師的《詩禮相成》（《光明日報》）、《〈周易〉“喪馬”為“反馬”婚俗考論》（《鄭州大學學報》），在讀博士生呂樹明的《〈詩經〉“吉禮”類農祭樂歌的敘事結構形態發微》（《中州學刊》），等等。

2.2.項目組相關活動的報道信息28篇

包括本項目學術顧問蔣凡教授撰寫的《徳音齋文集·詩經卷序》，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撰寫的《詩禮懿范，雅韻華章——在上海大學第二屆古典詩詞吟誦大會上的致辭》《德音齋文集·詩經卷跋》《詩禮文化研究·發刊辭》，項目組核心成員呂樹明撰寫的《徳音孔韶 詩禮潤輝——邵炳軍教授〈徳音齋文集·詩經卷〉受到好評》，聶林媛撰寫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詩經〉與禮制研究”中期預評估暨項目推進會成功召開》，馮春英撰寫的《首家詩禮文化研究院在上海大學成立》，王世沖撰寫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詩經〉與禮制研究”進展順利》；還有郭丹教授撰寫的《秩秩德音，乃如之人——讀邵炳軍教授〈德音齋文集·詩經卷〉》，胡劍等撰寫的《上海大學古代文學學科高峰論壇（第一期）成功舉辦》《雅韻華章——上海大學第二屆古典詩詞吟誦大會（邀請賽）成功舉辦》等等。

以上推送的121篇文章，許多為其他微信公眾平臺及個人多次推送，總閱讀量高達34,720人次，平均閱讀量為1,240人。其中：第一類總閱讀量達23,328人次，平均閱讀量為1,296人，閱讀量最高者達3,623人；第二類總閱讀量達11,320人次，平均閱讀量為1,132人，閱讀量最高者達2,196人。這樣高的閱讀量，在學術類微信公眾平臺里，是不多見的。足見通過微信公眾平臺推送，使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階段性成果從學術象牙塔里走向了公眾群體，擴大了重大項目的影響面，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四、強化社會效應情況

在開展學術研究的同時，組織動員課題組成員積極將階段性科研成果及時反哺教學、服務社會。

1.開展“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研究成果進課堂、進社區、下基層”活動

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在本校原來為本科生已開設的全校通識課“《詩經》與傳統文化”中，增加了重大項目研究相關內容；項目組其他成員先后在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鄭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江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17所院校，專門為本科生及研究生開設與本重大項目相關的學術講座。

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不僅免費為上海大學老年大學授課，并作為浙江省麗水市縉云縣獨峰書院恢復后聘請的首批“先生”，還專程赴云峰書院舉辦“朱熹與《詩經》研究”專題講座。劉旭標主持，縣四大班子領導主要領導及縣直有關部門負責人、各鄉鎮（街道）宣傳委員、縉云黃帝文化研究會成員等，以“學生”身份聽講。

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先后到江南大學、九江學院、隴東學院、廊坊師范學院等4所高校，子課題負責人朱承教授先后到陜西師范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華僑大學、華東交通大學及上海楊浦區海事局等5個單位，舉辦以本重大項目研究內容為主題的學術講座。

同時，項目組充分發揮所在綜合性大學優勢，與理工科學者一起舉辦詩禮文化研究學術講座，擴大重大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的影響力和輻射力。比如，2019年3月9日，項目組邀請當代著名舊體詩詞作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王玉明教授，專程來到上海大學進行了一場以“科學與藝術在山腳下分手，到山頂上會合”為主旨的師生座談交流會，會議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主持。

2.舉辦“上海大學古典詩詞吟誦大會（邀請賽）”

2017年5月，由本項目課題組成員參與策劃的“古韻新聲—上海大學第一屆古典詩詞吟誦大會”，在上海大學隆重舉行，來自校內外的古典詩詞吟誦愛好者200余人參加了大會。參加本次活動的除了上海大學的本科生、研究生、留學生代表隊之外，還特邀了閔行區莘松小學、楊浦區工農新村小學等代表隊參加，并邀請華東師范大學胡曉明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李定廣教授等作為嘉賓指導，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致辭。

2018年6月，由本項目課題組成員參與策劃的“雅韻華章——上海大學第二屆古典詩詞吟誦大會（邀請賽）”在上海大學隆重舉行。參加本次活動的除了上海大學的本科生與研究生代表隊之外，還邀請了復旦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南通大學、江蘇理工學院等5所華東地區高校的學生代表隊前來參與；大會邀請到復旦大學蔣凡教授、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南京師范大學鐘振振教授、東北師范大學曹書杰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萬曙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李定廣教授等，擔任比賽評委與頒獎嘉賓，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致辭。

2019年6月，由本項目課題組成員參與策劃的“盛世長歌——第三屆中華古典詩詞吟誦大會”在上海大學隆重舉行。包括來自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泰國、塞拉利昂等多國的留學生攜手中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市社會科學院、首都師范大學、揚州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吟誦隊伍共同參賽。復旦大學蔣凡教授，南京師范大學鐘振振教授，中南民族大學王兆鵬教授，中華詩詞學會林峰先生，上海師范大學李定廣教授，首都師范大學冷衛國教授，百家講壇主講人、中南大學中楊雨教授擔任比賽評委，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致辭。

3.將重大項目研究與研究生培養結合

無論是博士學位論文、碩士學位論文選題，還是研究生平時研究論文，盡可能貼近重大項目的研究領域。

比如，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的4位在讀博士生的學位論文選題，就是子課題的具體研究內容；邵炳軍教授及子課題負責人羅家湘教授、寧鎮疆教授指導的7位在讀博士生發表的9篇學術論文（其中CSSCI核心期刊3篇，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1篇，獨作1篇，與導師合作2篇），都與本項目直接相關；核心成員梁奇副教授和楊秀禮講師的3位在讀碩士生已發表的3篇學術論文，也都與本項目直接相關。

又如，子課題負責人羅家湘教授在鄭州大學文學院成立了“詩經研讀小組”，每周定期討論《詩經》“兇禮”類的一篇作品，逐步形成了一支有2名博士生、5名碩士生、7名本科生參加的研究團隊。他在引導學生全面閱讀《詩經》暨禮學文獻元典的基礎上，對《詩經》與“兇禮”的共生互動關系進行認真討論，全面思考，已經撰寫出5篇學術論文（其中在CSSCI核心期刊發表1篇，并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4.發揮新的重大項目的孵化功能

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根據課題組成員的學術研究專長，積極謀劃和培育新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期提升整個學術團隊的研究水平，搶占學術制高點。

2017年11月，項目組核心成員饒龍隼教授的“中國古代文學制度研究”與姚蓉教授的“明清唱和詩詞集整理與研究”獲準立項；2018年11月，楊緒容教授的“明清戲曲評點整理與研究”與王卓華教授（校聘兼職教授）的“全清詩歌總集文獻整理與研究”獲準立項；2019年7月，子課題負責人寧鎮疆教授的推薦選題“出土簡帛文獻與古書形成問題研究”與項目組核心成員尹楚兵教授的推薦選題“東林學派文獻整理與文獻研究”，都入圍招標選題，目前正在撰寫標書過程中。

由首席專家邵炳軍領銜的“詩禮文化研究”學術團隊的這6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與2016年之前獲準立項的張寅彭教授領銜的“清代詩話全編”、曹辛華教授領銜的“民國詞集編年敘錄與提要”、董乃斌教授領銜的“中國詩歌敘事傳統研究”及本項目，共計有10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些項目基本上聚焦于中華古典詩詞創作吟誦藝術教育與詩禮文化傳承研究領域，不僅將會在學術研究方面搭建高層次平臺，而且將會在人才培養取得更為突出的成績。

五、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截至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兩點：

一是盡管本課題獲批已經兩年半了，但依然處于課題研究中期階段，故就目前發表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而言，與本課題相關的基礎性研究成果比較多，本體性研究成果相對比較少。今后需要強化本體性研究，逐漸推出一批標志性研究成果。

二、研究成果情況

1、代表性成果簡介

1.1.學術著作與輯刊類

1.1.1.邵炳軍 德音齋文集·詩經卷（獨著，精裝本，全2冊） 上海大學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71.3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本書以考訂《詩經》文學史實為基礎，“周‘二王并立’時期詩歌創作年代研究”“春秋詩歌篇名、作者、詩旨、作時補證”“春秋詩歌系年輯證”“春秋詩歌創作年代考論”等4個專題，主要考證16位貴族詩人的族屬、世系及其主要事略，考證110篇作品的絕對年代與相對年代；以“詩禮文化”的生成、流變與當代傳承為主線，“朱熹《詩集傳》與南宋《詩》學革新精神研究”“‘國風’地域風格與周代文化生態地域性研究”“春秋詩歌敘事傳統研究”等3個專題，主要探討“詩禮文化的生成、流變與當代傳承”這一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學術價值：

本書以還原《詩經》中留存的社會風貌為歸宿，既將文學現象置于“詩禮文化”環境中進行審視，發掘詩歌作品所透露的以“五禮”為核心的禮儀制度規范與以“五倫”為核心的道德倫理規范的信息；又將文學現象置于政治生態環境中予以關照，旨在說明《詩經》對于中國詩歌敘事傳統形成的藍本意義，探究“詩禮文化”生成過程中地域性特征，探討“革新精神”是“詩禮文化”流變的內在動力。該研究成果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源頭——華夏文化，既是由貴族與平民共同創造的，又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累積而成的。該研究成果不僅為當代文學創作提供歷史借鑒，更為當下文化建構提供歷史淵源。

社會影響：

本書由復旦大學蔣凡教授撰寫序言，由山西大學劉毓慶教授題簽。該書出版后，福建師范大學郭丹教授撰寫書評，南京師范大學郁賢皓、浙江大學崔富章、中國人民大學李炳海等先生都給予充分肯定。光明網、搜狐網、上海大學網等，都給予報道。其中，呂樹明撰寫的綜合報道《德音孔韶 詩禮潤輝——讀邵炳軍教授〈德音齋文集·詩經卷〉受到好評》，由《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8年4月28日推送，閱讀量高達2409人次；郭丹教授的書評《秩秩德音 乃如之人——讀邵炳軍教授〈德音齋文集·詩經卷〉》，由《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8年7月12日推送，閱讀量478人次；蔣凡教授的《德音齋文集·詩經卷序》，由《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8年7月16日推送，閱讀量575人次；邵炳軍教授的《德音齋文集·詩經卷跋》，由《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8年7月18日推送，閱讀量800人次；本書所收錄的37篇論文，由《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間陸續推送，累計閱讀量達6043人次，平均閱讀量為163人次，單篇最高閱讀量達421人次。

1.1.2.邵炳軍、尹楚兵 詩禮文化研究（第1輯，主編/副主編） 中西書局2019年5月版 31.1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本書以研究詩歌、詩學、禮學文獻為基點，以探求禮義、禮儀、禮制內核為歸宿。具體分為六大板塊：一是“《詩經》與禮制研究”，主要從考證《唐風》《小雅》九篇創作年代入手，或分析諸侯國“吉禮”“軍禮”與“嘉禮”的基本狀態，或分析王室行“籍禮”“射禮”的基本狀況；二是“《詩經》作品研究”，主要考察《檜風》作品的詩旨、《邶風》之名的變遷，分析衛國女性詩人宣姜本事及其作品所顯示出的倫理觀念之嬗變；三是“禮學研究”，主要討論“三禮”地位之變遷和孫詒讓對《周禮》官聯問題的研究；四是“詩禮文獻研究”，或考錄民國期刊詩經學論著，或從具體作品疏釋看研究者之情志；五是“詩禮文化內涵研究”，或探討《詩經》中所蘊含的主流世界觀，或分析荀子“心”學理論對詩禮文化形成的影響；六是“詩禮文化傳播研究”，或介紹《詩》在春秋時期的傳播與接受大致狀況，或分析《詩經》對韓國朝鮮時期外交禮儀的影響。

學術價值：

恪守以經驗實證為基礎、以理性思辨為歸宿的方法論原則，以詩禮文化為研究根基，突出古今貫通的學術視野，凸顯中西融合的學術特色，勾勒同質文化生成、流變脈絡，描述異質文化傳播、交融線索，發掘詩禮文化核心價值體系，構建詩禮文化當代傳承模式；堅持辦刊的學術性、創新性與國際性，倡導學術自由和百家爭鳴方針。當前，正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關鍵時期，通過創辦《詩禮文化研究》學術輯刊，為海內外詩禮文化研究同仁搭建學術交流平臺，能夠增強詩禮文化學術交流，繁榮當代文化事業。

社會影響：

本書由本項目學術顧問蔣凡教授題簽，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撰寫發刊詞。其所刊發的15篇論文，由《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9年6月3日至7月23日期間陸續推送，累計閱讀量達4207人次，平均閱讀量為280人次，單篇最高閱讀量達1051人次。

1.1.3.邵炳軍 詩經與禮制研究（第1輯，主編） 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版 30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本書收錄了本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論文類代表作25篇。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傳統禮制的生成、定型及流變

禮制是構成華夏禮樂文明的核心元素。它既包括國家層面的制度建設，也包括民間層面的風俗習慣，涉及到祭祀、喪葬、朝覲、會同、聘問、田獵、飲食、婚冠、燕饗、養老、優老、諷諫、教育等多方面的禮儀規范，具有“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傳·隱十一年》載魯君子語）的功能。其作為社會上層建筑中的重要因素，影響著經濟基礎，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人類進步與社會文明。故這一研究層面，屬于本項目的基礎性研究內容。

二是《詩經》與“五禮”“五倫”的共生互動

就《詩經》的社會功能而論，“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篇》載魯孔丘語），故為治國之本、立身之基、人倫之要；就其與禮樂關系而論，“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記·孔子閑居》載孔丘語），即詩為禮的表現形態，禮為詩的精神內核，故“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篇》載孔丘語）。而《詩經》所具有的儀式樂歌作用、禮樂文飾作用，以及詩教功能，都緣于其與禮的密切關系。其中“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等所謂“五禮”，屬于周代禮儀制度規范的核心內容；“君（王）臣”“父（母）子”“兄弟”“夫婦”“朋友”等所謂“五倫”，屬于周代倫理道德規范的核心內容。故該研究層面，屬于本項目關鍵性研究內容。

三是“詩禮文化”的生成、流傳與當代傳承

“詩”與“禮”共生互滲是先秦時期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在《詩經》和周禮盛行的兩周時代尤其如此。《詩經》是先秦詩性文化的藝術總結，禮制是先秦禮樂文明的核心元素，二者自西周初期開始，日益密切聯系，交融發展，形成宗周禮樂文明中詩禮相成的特殊文化現象——“詩禮文化”。因此本項目研究不僅要分析“詩禮文化”生成、流傳的歷史規律，闡發其蘊含的文化精神；而且還要研究對“詩禮文化”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發展的基本路徑。該研究層面，既屬于理論性總結，更屬于現實性回應。

學術價值：

恪守從經驗實證到理性思辨的方法論原則，以《詩經》禮制類詩歌研究為切入點，通過對《詩經》與先秦禮制相融互滲現象的深入考辨，探尋《詩經》的創作、結集、傳播歷程與先秦禮制的生成、定型、流變歷程之間的共生互動關系，探究華夏“詩禮文化”的歷史內涵、生成機制、傳播方式及其流變規律，發掘其在當代思想文化建設方面的獨特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中國傳統禮制的生成、定型、流變與詩禮文化的當代傳承”這一重大問題。

社會影響：

本書由清華大學劉石教授題簽，由河北師范大學王長華教授作序，由首席專家邵炳軍教授作跋。其所收錄的25篇學術論文，已于7月26日陸續開始在《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推送。

1.2.學術論文類

1.2.1.邵炳軍 從《詩經》與禮制的共生互動關系看詩禮文化的生成 江海學刊·《詩經》與詩禮文化（CSSCI） 2018年第4期第184-190頁 1.0萬字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8年第11期第55-56頁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五禮”與“五倫”為“周禮”的核心元素，在“五禮”“五倫”定型化過程中，《詩》與禮之間存在共生互動關系。于是，周人通過建構“詩教”“禮教”“樂教”體系而逐漸形成了“詩禮文化”——通過詩教、禮教、樂教體系所建構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與文明形態。這種“詩禮文化”，經由周代王族宗子、公族宗子與家族宗子的大力倡導而不斷完善，進而經由歷代上自廟堂下自民間的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轉化，逐漸成為華夏禮樂文明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成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礎。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旨在以《詩經》與禮制的共生互動關系為切入點，來探討“詩禮文化”的生成路徑。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下載253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7月22日推送，閱讀量已達966人。

1.2.2.寧鎮疆 也論“余一人”問題 歷史研究（CSSCI） 2018年第2期第171-181頁 1.5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殷墟卜辭及商周兩代文獻及銅器銘文中，常見時王自稱“余（予）一人”或“我一人”。本文通過大量出土卜辭、銅器銘文及傳世文獻中的證據，認為“余一人”就其本義上看，是強調國家的治理責任由王一人承擔，但王之“一人”相對萬千政事無疑顯得勢單力孤，故其稱“余一人”其實與古代君主稱“孤”道“寡”義同，都是謙稱，并非“專制”或“獨裁”。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深入推進本項目研究，首先必須要具備的基本前提就是文獻學基礎，即以實證方式研讀文本，以盡可能還原其發生的真實面貌。本文從結構解析、卜辭用例及其含義、泛稱與專稱三個層面，來討論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文本中的“余一人”問題，“余一人”之為謙稱及早期王權觀念向“責任”而非“權力”義的傾斜，說明“民本”問題是伴隨王權發生即有的觀念，因此也是傳統政治理論的“元問題”。這既對我們認識商周時期“君（王）臣”倫理關系有重要啟示，重新思考“民本思想”的起源有重要價值，而“民本思想”實際上又是“五倫”中“君民”關系的集中反映；同時，為我們如何歷史地、科學地解讀詩禮文獻文本，提供了一個典型范例。本文在上海大學網有專門報道；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被引1次，下載668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8年6月11日推送，閱讀量高達1936人。

1.2.3.朱承 論朱熹哲學中的“公共性”思想 哲學研究（CSSCI） 2017年第5期第70-77頁 1.2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強調天理的普遍性，為社會交往的公共性原則提供了形而上依據，成為其公共性思想的邏輯前提。朱熹注意區分公私之別，將天理人欲之辯看作是公私之辯，認為“公”是仁愛思想的邏輯前提和重要內容。與先儒一致，朱熹認為公共性價值的具體落實，依賴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親民”，強調個體修養向公共空間的推衍。朱熹對“絜矩之道”或“禮”的重視，也為公共性原則落實提供了規則性的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對個體的擠壓，需要在現代價值觀視域中予以揚棄。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深入推進本項目研究，還必須要具備的基本前提就是哲學根基，即以理性思辨方式闡釋文本，以盡可能歸納其演變的歷史規律。本文從“道”的公共性特質、公共性原則的倫理表現、個體修養的公共化路徑、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四個層面，來探討“公共性”這一范疇，為闡釋以“德”為根基的“五禮”與以“仁”為根基的“五倫”，如何由個體行為的私人空間轉化為群體行為的公共空間，進而成為全社會成員必須恪守的禮儀制度規范與倫理道德規范，提供了堅實的學理依據。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被引2次，下載423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8年6月14日推送，閱讀量已達926人。

1.2.4.徐正英 “風”與“禮” 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2017年10月9日第13版 0.3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風”詩與“嘉禮”，從遠古至西周相伴而生，到東周互滲又不斷加深，為我國傳統禮樂文明的核心元素——“詩禮文化”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今天我們中華文化復興貢獻了豐厚資源。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以“風”詩為例，以“嘉禮”為個案，探究周代《詩經》與禮儀制度規范層面的禮制——“五禮”之間的共生互動現象。本文被光明網、歷史科學網、中國孔子網、搜狐網等全文轉載；“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5月17日推送，閱讀量高達1560人次。

1.2.5.馬銀琴 禮樂互動中的《詩》 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2017年10月9日第13版 0.3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詩》不僅僅是作為詩歌而存在，更是詩（歌辭）、樂、舞與禮結合的產物，其中承載著整個周代的禮樂文明。作為周代禮制度之產物與組成部分的《詩經》，它的創作、結集以及傳承的整個歷史，始終與周代禮樂制度的發展演變息息相關。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本文從周代禮樂文化中禮樂互動關系入手，討論了《詩》的發展與形成過程，進而探討了“詩禮文化”生成、定型、流變的基本路徑。特別是理清了《詩》的內容由歌頌擴展至諷刺并最終突破儀式配樂的限制向德義化發展的歷史線索，闡明了在禮樂互動中產生的《詩》，在從重“樂教”向重“義教”的轉化中，經過“聘問歌詠”“賦《詩》言志”的掙扎與過渡，最終成為孔子詩教的課本。在儒門弟子德義化的闡釋中，與“樂”分離之《詩》重新依附于“禮”。在《詩》與“禮”的關聯互動中，最終涵育為最具中華民族精神特質的詩禮文化，從根本上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文化基因與基本走勢。本文被新華網、光明網、中國社會科學網、湖北社會科學網、中國甘肅網、學科網、儒家網、黨建網、搜狐網等全文轉載；“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5月21日推送，閱讀量高達2467人次。

1.2.6.楊秀禮 詩禮相成 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2017年10月9日第13版 0.3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左傳》采用引《詩》取義方式，是他們對《詩》及其“詩禮文化”遺產，在價值認同前提下的一種創新型轉化。《左傳》中存在相當數量的引《詩》現象，是《左傳》對《詩》意義的一種建構，展現了春秋時期“詩禮相成”演化歷程，其主要類型有四：以辭相類，即借助詞語的語義關聯性特征，將《詩》中詞語的本義轉化為語義相關聯的引申義；以喻相類，即借助詞語的喻義關聯性特征，將《詩》中詞語的本義轉化為語義相關聯的比喻義；以人相類，即借助人物的行為關聯性特征，以《詩》中詞語本指之人轉化為他指之人；以事相類，即借助事件的類別關聯性特征，以《詩》中詞語本指之事轉化為他指之事。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本文以用《詩》為個案，梳理春秋時期“詩禮相成”的演化歷程，進而說明對西周傳統“詩禮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基本途徑。這無疑對當下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并將之轉化為一種文化軟實力，大有可資借鑒之處。本文被光明網、中國社會科學網、儒家網、搜狐網等全文轉載；“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5月24日推送，閱讀量已達1063人。

1.2.7.邵炳軍 春秋政治生態變遷與詩歌創作政治化傾向演化 中州學刊（CSSCI） 2018年第3期第136-147頁 2.1萬字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2018年第7期第17-29頁 全文轉載 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 2018年第4期第134-135頁 文摘 文學研究文摘 2018年第3期第30-32頁 文摘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春秋時期政治生態由“王權”政治向“霸權”政治、“族權”政治、“庶人”政治的漸次變遷，促使詩歌創作內容由以祭祀活動為主向以現實生活為主轉變，從而使這一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詩歌主旨具有明顯的政治化傾向：前期以“王權”為中心，關注點為王室興亡；中期以“霸權”為中心，關注點為公室興衰；后期以“族權”為中心，關注點為大夫專權；晚期以“庶民”為中心，關注點為“陪臣執國命”。這種政治化傾向在不同歷史階段關注點的不同，正好反映出詩禮互動內涵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詩歌創作政治化傾向與禮制變革現實性關照的有機結合，正是詩禮文化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發展的內在動力。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旨在通過分析春秋時期不同歷史階段政治化傾向關注點的不同，以反映出詩禮互動內涵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進而揭示詩禮文化創新性傳承與創造性發展的內在動力。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30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5月28日推送，閱讀量高達1277人次。

1.2.8.馬銀琴 風、風聲、風刺以及《風》名的出現 清華大學學報（CSSCI） 2017年第4期第124-134頁 1.7萬字 新華文摘 2017年第18期第165頁 文摘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風”是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概念，它經歷了一個由“自然之風”逐漸向“風化之教”“民歌民謠”“諷刺與勸說”的演變過程。特別是與“風言”“風聽”“風議”等相關聯的“風刺”，便指不著痕跡、委婉曲折的言說方式；因這種進諫方式而來的作品，便是最早的“風”詩。這些“風刺”之詩，或歸屬于《小雅》，或分列于各國，都只是被統納于“詩”名之下，一直到孔子刪《詩》正樂時，同屬鄉樂的十五國詩，才被正式地歸為一類，作為《詩經》作品類名的“國風”（或“風”）由此產生出來。至《毛詩序》，則在集合種種“風”義并對之加以解釋之余，又在“六義”的新名目下，為“風”字增添了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新義項。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系統梳理了“風”字義項的演變過程，并且通過字義的梳理，為人們理解“風”文化的豐富內涵及其復雜性提供了相對清晰的邏輯理路。本文除《新華文摘》摘發之外，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文學網、《文學遺產》網絡版全文轉發，微信公眾號“獨立精神”“詩禮文化研究”推送。其中，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409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7月5日推送，閱讀量高達1808人次。

1.2.9.馬銀琴 《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敬之》的關系——兼論周代儀式樂歌的制作方式 清華大學學報（CSSCI） 2019年第2期第47—55頁 1.4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周公之琴舞》通過“琴舞”“啟曰”“亂曰”等表現出來的樂歌屬性，并非其文辭的本來面目，而是后世改制的結果。其中的歌辭很可能來源于周公致政成王時發生在君臣之間的“儆毖”之語。它們最早只是史官記載的產物，未與儀式配樂發生關聯，也未被納入收錄儀式樂歌的《頌》中。至周穆王經歷家難、倉促繼位時，通過“言古以剴今”的改制，周成王“自儆”的“元納啟曰”，遂成為周穆王繼位典禮上“諸侯進戒嗣王”的《敬之》。經過改制配入儀式，既是《周公之琴舞》的“元納啟曰”進入《周頌》的途徑，同時也是導致《敬之》在情感上游離于《閔予小子》等三首詩歌的根源。就周代儀式樂歌的制作方式而言，“言古以剴今”的《敬之》提供了一個范例。盡管《周公之琴舞》的“儆毖”屬性與后世“疾而歌之”的諷刺之“詩”略有不同，但“言古以剴今”的方式所包含的納諫意味，以及詩歌本身的“儆毖”主題，仍然讓《敬之》成為周代詩歌史上最早的具有“詩”之意味、并借助于儀式變成樂歌的作品，為后世“詩入儀式”的正式登場開啟了方便之門。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從“詩”與“樂”結合視角入手，探討了“詩”與“禮”共生互動基本路徑，為《詩經》與禮制研究奠定了理論前提。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85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9年7月24日推送，閱讀量達1000人次。

1.2.10.梁奇 《孟子》對虞舜孝行的書寫與“忠”“孝”一體的理論構設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CSSCI） 2018年第6期第145—151頁 1萬字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2019年第6期第26-32頁 全文轉載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在早期典籍中，舜為樂官、賢臣和圣君。孟子著力宣揚舜的孝道與孝跡，突出其“父子有親”的人倫道德規范，從而將舜塑造成“孝”“賢”“圣”三者兼具的典型形象。孟子之所以選擇舜，是因為他既是天子，又有孝行見載于先前文獻，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但是，當“孝”和“忠”產生沖突而不得不進行取舍時，孟子與孔子、曾子等先哲一樣，主張取“孝”舍“忠”。孟子凸現舜的孝行孝跡，倡導崇孝與治國密不可分，解決了個體家庭形成后“孝”與“忠”和“家”與“國”之間的矛盾，從而使“孝”與“忠”相契合，以構設“忠”“孝”合一的理論體系。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從春秋戰國之際“家”“國”觀念嬗變入手，集中探討了處理“五倫”中“君臣”和“父子”倫理規范關系時，“忠”與“孝”這兩個重要倫理道德標準的變遷。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25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9年4月28日推送，閱讀量為315人次。

1.2.11.羅家湘、王璠 饑餓體驗與荒禮救護——《詩經》兇禮研究之一 鄭州大學學報（CSSCI） 2017年第3期第105-108頁 0.8萬字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2017年第10期第40-44頁 全文轉載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在以“五禮”為核心的周代禮儀制度規范之中，“兇禮”屬“哀邦國之憂”禮，核心為致哀，主要包括喪禮、荒禮、吊禮、禬禮、恤禮等五種類型，其中，“荒禮”，是一種在自然災害引起歉收、損失和饑饉后，國家為救荒而采取的政治禮儀措施。在現實生活中，人類普遍性的饑餓體驗逼出了人性的底線，個體的道德尊嚴有助于減緩饑餓對文明的殺傷力，但只有荒禮才是穩定秩序和安撫人心的良好制度設計。《詩經》中用荒禮解釋描寫荒年的詩歌，雖不盡合乎詩歌的文學面貌，但導善之意是值得尊敬的。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本文通過對《詩經》作品中透露出來的“荒禮”信息，展示出周人通過“荒禮”以“聚萬民”的基本狀況，進而說明禮儀制度規范對于安定人心與穩定社會秩序的社會功能；同時，從荒禮的角度展現兇禮之事，以及詩經與禮的互動，展示詩對禮的藝術化升華。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74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6月22日推送，閱讀量達838人次。

1.2.12.寧鎮疆 由清華簡《芮良夫毖》之“五相”論西周亦“尚賢”及“尚賢”古義 學術月刊（CSSCI） 2018年第6期第121-132頁 2.2萬字 先秦、秦漢史 2018年第6期第121-132頁 全文轉載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芮良夫毖》中兩次出現的“五相”，其實就是清華簡《皇門》中的“大門、宗子、邇臣”與“元武、圣夫”這五類人。他們是商周兩代最為重要的輔政之臣。“五相”之中，“大門、宗子、邇臣”多系“世官”，而“元武、圣夫”則往往是出身異族或身份低賤的人，其實即“尚賢”。這一則說明西周“世官”制下同樣強調“尚賢”，“尚賢”之舉并不待春秋之時或墨子鼓吹而始有；另外也說明：“尚賢”就其本義來說，其實是試圖于“世官”之外別辟一用人通道，而貴族仕途中那種正常的晉升其實并不屬于“舉賢”范疇。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本文結合新發現的簡帛材料，全面搜輯文獻中的相關證據，充分坐實了西周亦“尚賢”的事實；特別是在西周官制研究，第一次以充分的證據和扎實的論證證明了西周的“賢”出自哪里：他們只能是出身異族或身份低賤的人。澄清西周官制也包括任用出身異族和身份低賤的人，這對我們認識西周“五倫”關系中的“君臣”之倫有重要意義：西周的“臣”并非僅限于姬姓貴族，由于有異族和低賤身份者的加入，這無疑大大擴大了西周的任官范圍，這對于西周拓寬統治基礎，維護長久統治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211人次；由《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于2018年7月9日推送，閱讀量達678人次。

1.2.13.郝建杰 從《魏風》《唐風》軍禮、嘉禮類詩歌看河汾文化區的孝道觀 江海學刊·《詩經》與詩禮文化（CSSCI） 2018年第4期第191-196頁 1.0萬字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2018年第12期第191-196頁 全文轉載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魏風》《唐風》中“軍禮”“嘉禮”類詩歌，既反映了春秋時期河汾文化區禮儀制度規范層面禮制的發展趨勢，又反映了倫理道德規范層面禮制的基本狀況。這一文化區春秋時期的孝道觀，是自堯、舜歷夏、商、西周孝道觀的延續和發展，具有深厚久遠的經濟與文化淵源。尤其是在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發生嬗變的大環境下，不同社會階層孝道觀呈現出極為相反的狀態：一方面是貴族階層氏族家庭內部大宗與小宗之間的權利之爭，使得孝道觀念逐漸淡化，并開始由宗親之“孝”向君臣之“忠”轉化；而另一方面是庶民階層個體家庭內部成員之間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依存關系，使得孝道觀念得以強化，且對父母雙親之“孝”逐漸成為一種社會責任。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所引發的經濟基礎的漸次變革，上層建筑領域內的“家”“國”一體觀念開始形成；于是，在禮儀制度規范層面禮制與倫理道德規范層面禮制共生互動進程中，不同社會階層的孝道觀逐步整合為一，逐漸形成以“孝”為體、以“忠”為本的“忠”“孝”一體的孝道觀，并逐漸成為華夏民族的一種社會風尚。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旨在通過詩歌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窺視出先秦時期河汾文化區孝道觀的發生、發展與流變的歷史軌跡，進而揭示周代禮儀制度規范與倫理道德規范演變的歷史規律。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09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7月23日推送，閱讀量達740人次。

1.2.14.尹楚兵 皮日休與晩唐詩禮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8年10月15日第4版 0.3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晚唐詩人皮日休是中國儒學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為詩禮文化在唐宋之際的傳承與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他推崇孟子與王通、韓愈，構建了從孔子、孟子、荀子到王通、韓愈的儒學道統，開宋代理學之先河。在文化生態重建方面，他重視政教功能，主張恢復儒家詩禮文化傳統；在文學創作方面，標舉詩教傳統，倡導《詩經》的美刺功能。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詩禮文化生成、發展、流變的歷史進程，實際上是一個傳播、接受與重建的動態化過程。該文以皮日休為個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詩禮文化在晚唐的傳播、接受與重建狀況。本文在 “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11月22日推送，閱讀量達305人次。

1.2.15.王鍔 周禮與《詩經》關系探析 廣東社會科學·詩禮文化研究（CSSCI） 2018年第2期第146-152頁 0.9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六經”是西周春秋時期教育學生、教化民眾之教材。其中，《詩經》言簡意賅，大多押韻，便于誦讀，可譜曲演唱；賦《詩》言志，是貴族高雅之舉，在燕饗聘問、宗廟祭祀之時，參與者常征引《詩經》，傳遞情感，表達禮義。故將《詩》、禮與樂三者合而為一，使《詩》與樂不僅是行禮之重要環節，也是周禮之組成部分，成為周代禮樂文明的核心元素。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旨在說明《詩經》是一種藝術化的禮制，由此在“詩禮相依”的雙向動態運動中構成了“詩禮文化”，并成為華夏文化的核心內核之一。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381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5月9日推送，閱讀量高達1442人。

1.2.16.邵炳軍 從《椒聊》《蟋蟀》《山有樞》看春秋前期晉國禮儀制度規范的基本態勢 廣東社會科學·詩禮文化研究（CSSCI） 2018年第2期第153-159頁 0.9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椒聊》《蟋蟀》《山有樞》，當作于晉昭侯元年至孝侯元年（前749-前739）期間。此三詩，暗含了祈嗣禮的相關信息，反映了燕飲禮、飲食禮、大役禮、馬政禮的相關信息。由此我們可以窺視出春秋前期（前770-前682）晉國吉禮、軍禮與嘉禮的基本狀態：晉國大都耦國政治格局開始形成，公室大宗漸趨式微，禮儀制度漸趨衰微，但依然沒有形成“禮崩樂壞”的嚴重局面。這正好與當時周王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生態環境相適應，也正好與當時周王室“天下有道”而“鐘鳴鼎食”的文化氛圍相吻合。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旨在從禮儀制度規范層面的“五禮”，來探討“詩禮文化”構成的核心元素。本文被山西新聞網轉載，“上海儒學”微信公眾號平臺推送，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70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5月14日推送，閱讀量高達3746人次。

1.2.17.羅姝 王族宗子：文學創作與詩禮傳家的主體——以春秋時期周王室諸王作家群體為中心 廣東社會科學·詩禮文化研究（CSSCI） 2018年第2期第160-167頁 0.9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春秋時期，出身于世族尤其是作為王族宗子的諸王作家，依然為文學創作的行為主體；同時，他們繼承西周的詩禮文化傳統，以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為活動場域，以自身的行為實踐，尤其是以文學創作為主要載體，在王族乃至整個社會傳播詩禮文化，自然也是詩禮傳家的責任主體。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旨在從王族、公族、氏族等不同類別之“家”中“宗子”的文學創作活動入手，來探討宗法制度社會背景下“詩禮文化”生成與傳承的主要渠道與內在機制。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65人次。

1.2.18.邵炳軍 春秋時期政治生態變遷與贊美詩類型演化——兼論春秋時期贊美詩的詩禮文化內涵 廣東社會科學（CSSCI） 2019年第2期第155-162頁 1.1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春秋時期贊美詩就贊美對象而言，可以分為贊美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士四種類型，都透露出以“五禮”為主的禮儀制度規范與以“五倫”為主的倫理道德規范，具有豐富的詩禮文化內涵。這些贊美詩類型的演化進程，與政治生態環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的綜合狀態與環境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社會政治生態變遷促進了贊美詩類型的演化。但就整體狀況而言，“論功頌德”的基本特點一直延續，“將順其美”的創作動機一直未變，“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賢重才”的政治觀念依然存在，“教化風人”的基本功能依然如舊，尤其是創作主體以“德政”“德行”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與以“言美”話語為中心的審美觀念貫穿始終，彰顯出這一時期贊美詩歷史性與現實性融合、社會化與政治化結合的基本特質。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從春秋時期政治生態環境變遷引發贊美詩贊美對象有贊美天子下贊美諸侯、卿大夫和士演變，從一個側面透露出禮儀制度規范與倫理道德規范內涵漸次由貴族化向平民化轉變的趨勢。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95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9年4月18日推送，閱讀量達444人次。

1.2.19.羅姝 從春秋貴族詩人群體構成形態看詩歌創作方式的轉變 中州學刊（CSSCI） 2017年第4期第144-150頁 1.1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西周時代的“獻詩”“采詩”制度是以服務于禮樂制度為目的的，而春秋時期這種制度則由服務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逐步轉變為服務于“聽于民”的政治目的。與這一轉變相伴而生的就是由詩、樂、舞三因素合一逐漸向詩與樂、舞二因素脫離的轉變，使詩歌完全通過自己的語言符號所代表的語義發揮其社會政治功能，詩歌創作方式隨之開始由集體創作逐漸轉化為個人創作。而正是貴族詩人群體構成形態的多元化，促進了詩歌創作方式的重要變革。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本文旨從春秋時期不同歷史階段貴族詩人群體構成形態的演變歷程，來觀察中國早期詩歌創作方式由以集體為主向以個體為主的轉變歷程，進而探討中國古代貴族詩人群體與詩歌創作方式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上海儒學”微信公眾號平臺推送，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61人次。

1.2.20.寧鎮疆、龔偉 由清華簡《子儀》說到秦文化之“文” 中州學刊（CSSCI） 2018年第4期第136-141頁 1.0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清華簡《子儀》篇秦穆公歌詩溫婉敦厚，頗類《詩》之《風》《雅》，此與文獻中記載的早期秦文化斯文之盛恰相印證。秦自立國時起便積極向代表華夏正統的周文化靠攏，遷居周地后，又全盤接受周文化，故其斯文之盛較之中原諸國亦不稍遜。也就是說，秦文化融入華夏族是很早就開啟的進程。這方面的一個突出證據是，秦文化很早就對詩禮文化有很深的接受，而詩禮文化正是華夏族群在文化上的表徵。從族屬上看，秦本出東方，與戎狄不同。秦雖居西陲，但“世作周衛”，是周人倚重的西方守備力量。中原諸國亦視秦為華夏的一員，并未以戎狄目之。戰國時期東方六國之所以視其為戎狄，其實源于對強秦實力的恐懼和歧視，本無關其族屬。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本文從清華簡《子儀》篇秦穆公詩歌具有溫婉敦厚特征切入，來分析西周至春秋時期贏秦族群對周文化的認同歷程，從一個側面展現出詩禮文化在不同族群傳播與接受的基本途徑。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被引1次，下載166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5月31日推送，閱讀量達808人次。

1.2.21.呂樹明 《詩經》“吉禮”類農祭樂歌的敘事結構形態發微 中州學刊（CSSCI） 2018年第4期第147-151頁 1.0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詩經》“吉禮”類農祭樂歌作為《詩經》敘事詩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社會變遷、祭祀對象、民間信仰等因素綰合在一起，承擔著溝通與協調天人關系的社會功能。故其敘事結構形態的生成自然與祭祀儀式時空的流動性、儀式的搬演性密切相關，由此決定了農祭樂歌思想內容的情感基調與藝術形式的基本架構，從而促使農祭詩敘事結構形態呈現出豐富景致。《詩經》“吉禮”類農祭樂歌的敘事結構形態具體可分以下四種：以線性時間貫穿的循環型結構，以祭祀儀式統攝的封閉型結構，以外部敘事元素介入的混合型結構，以外部敘事因素占主導的開放型結構。這四種敘事結構的基本形態，折射出農祭樂歌敘事形態的嬗變軌跡。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從《詩經》“吉禮”類農祭樂歌敘事結構多元化形態的生成視角，來討論該類詩歌作品通過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豐富性來強化溝通與協調天人關系的社會功能，從一個側面揭示出詩禮文化生成的藝術路徑。農業作為王朝社稷，關乎國家興衰，通過對《詩經》“吉禮”類農祭樂歌的藝術體認，有利于增強現實關懷，助力響應當下“鄉村振興”“三農建設”等國家發展戰略問題，為農村道路建設提供文化根源方面的學理支撐。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35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6月7日推送，閱讀量高達1011人。

1.2.22.楊秀禮 《周易》“喪馬”為“反馬”婚俗考論 鄭州大學學報（CSSCI） 2018年第2期第94-98頁 1.0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在以“五禮”為核心的周代禮儀制度規范之中，“嘉禮”屬“親萬民”禮，核心為致親（萬民）。其中，“昏冠禮（昏禮、冠禮、笄禮）”，就屬于“嘉禮”的一種類型。《周易》時代已步入聘娶婚制階段，其卦爻辭中常見的“匪寇婚媾”一語應是對聘娶儀式的載錄。《睽》卦初九爻“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無咎”，為女子出嫁“見惡人”的男女暌違，該女子和其送嫁車馬一并“自復”至父母家，故得無咎，與九四“遇元夫”形成敵應卦象關系；《中孚》卦六四爻“月幾望，馬匹亡，無咎”，則是在送嫁、哭嫁場景中，男子“得敵”（敵為匹偶），婚事圓滿（“月幾望”），陰德（女德）盈盛不衰，（女方送嫁）車馬在男方家走失（返回女家），宣示婚禮告成，故得無咎。《睽》《中孚》卦爻象及取義，是分別從嫁娶雙方兩種不同視角，對當時“反馬”婚俗的一種展演。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本文將《周易》“喪馬”與“反馬”勾連，展現了周人婚禮過程中的“反馬”婚俗——將新婦所乘之馬返還娘家，此正與《詩經》《左傳》相互印證；同時，為可依據考古學等所獲出土文獻與文物，以厘清相關禮俗的質性認定、時代判斷等問題，通過方法與材料的共同創新，來推動《周易》考證與研究的開展，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案例。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18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6月25日推送，閱讀量達569人次。

1.2.23.羅姝 公室宗子在詩禮文化生成與傳播過程中的主體性——以春秋時期齊公室諸君的文學創作為中心 鄭州大學學報（CSSCI） 2018年第6期第103—107頁 1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春秋時期，出身于世族尤其是作為公族宗子的諸君作家，依然為文學創作的主體；同時，他們繼承西周的詩禮文化傳統，以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為活動場域，以自身的行為實踐，尤其是以文學創作為主要載體，在公族乃至整個社會傳播詩禮文化，自然也是詩禮傳家的主體。特別是自春秋中期霸主逐漸取代天子成為事實上的天下“共主”之后，君權漸次取代了王權，這種主體角色所發揮的功能就顯得越來越重要。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以春秋時期齊公室諸君文學創作為個案，探討了詩禮文化定型、傳承的基本途徑。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61人次。

1.2.24.朱承 “君子”觀念的理論反思 學術界（CSSCI） 2017年第1期第125-134頁 1.2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君子”作為一種觀念，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論體系，這一體系包含了人性論、工夫論、價值論以及政治哲學等多重維度。就儒家而言，以人性善論為前提，成為“君子”意味著“由君子之道行”；而以人性惡論為前提，成為“君子”則意味著“行君子之道”。“由君子之道行”偏向的是人們發掘自己的“君子之端”并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出來，君子是由內而外的“推致”而成；“行君子之道”更加強調要人們只有遵守了社會禮法的規矩，才能夠成為“君子”，這是一種“約束”意義上而造就的“君子”。作為一種“符號”，“君子”的本質意義在于樹立人格理想的信念。在一定的政治社會里，“君子”是共同體中優秀而杰出的成員，既能擔負引領社會前進的職責，也是共同體成員的楷模與榜樣，“君子”也因而具有了政治哲學的意義。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從人性論基礎出發，討論“君子”的功夫論意味與信念論價值，進而闡釋其政治哲學意蘊，為闡釋“君子”如何成為詩禮文化行為主體與傳播主體，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被引1次，下載312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6月19日推送，閱讀量達524人次。

1.2.25.朱承 儒家政治哲學的人格指向——以君子人格為例 探索與爭鳴（CSSCI） 2018年第5期第132-137頁 1.2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理想的社會應該由什么樣的人組成”，是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思想史上， 儒家政治哲學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有著豐富的回答。以“君子”人格為例，“君子”不僅是個體的修養指向，更是公共生活中對人的要求，具有公共性、導向性、規范性和評價性等政治哲學意義。研究儒家政治哲學，有必要關注理想人格觀念對于儒家式公共生活的意義。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從“君子”的個體修養指向和共公生活要求，來探討“君子”價值指向的哲學意義。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被引1次，下載324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7月21日推送，閱讀量為71人次。

1.2.26.邵炳軍 “德”觀念的嬗變與春秋時期誡勉詩的演化 上海大學學報（CSSCI） 2018年第5期第55-66頁 1.5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春秋時期傳世的比較典型的誡勉詩，主要有《詩·邶風·谷風》《衛風·氓》《齊風·雞鳴》《秦風·終南》《大雅·抑》及逸詩《暇豫歌》《祝辭》（二首）等8首。就誡勉對象而言，可分為他誡與自誡兩大類；就誡勉內容而言，關注點聚焦在天子、諸侯、卿士、大夫、士等不同社會階層貴族之“德”上。這是因為是否有“德”，是關系到國家存亡與個人禍福的重要因素。由于自西周初期開始，“德”觀念逐步完成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轉變，“敬德”思想觀念相伴而生，成為誡勉詩創作動機生發的思想根基。而作為實現“敬德”基本途徑的“誥教”與“慎獨”方法，則分別對他誡類詩歌與自誡類詩歌創作動機的生發產生了直接影響。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從“德”觀念嬗變促使春秋時期誡勉詩演化視角，來討論《詩》與“禮”共生互動的基本形態。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129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11月12日推送，閱讀量達530人次。

1.2.27.馬銀琴 論“詩言志”與“詩緣情”的關系及其理論嬗變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CSSCI） 2019年第3期第85—92頁 1.5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詩言志”是周代禮樂背景下，圍繞《詩經》作品而產生的《詩》學闡釋命題。基于《詩》的政教功能，“詩”所言之“志”也表現出密切關聯于政治教化的特點。“詩緣情”則是在有意為文的魏晉時代，以創作者為主體的對于創作機制的探究。從“詩言志”所代表的闡釋批評到“詩緣情”所表達的根源探究，這個過程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歷史內容，它既是一個由《詩》到“詩”的意義擴展過程，也是從“情、志一也”到“情”“志”分化的發展過程。同時，它還是一個創作主體由幕后走到臺前，最終成為文學活動主宰者的自覺過程。在“緣情而綺靡”的追求讓六朝詩歌蛻變為“亡國之音”后引發的反思與討論中，孔穎達對“詩言志”與“詩緣情”進行了深度整合，這兩個產生于不同歷史時段、具有不同詩學內涵的命題由此得以相互補足，從而奠定了唐代乃至整個后世詩歌理論的基礎。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從中國古典詩歌理論中“詩言志”與“詩緣情”這兩個重要范疇“分”與“合”演變入手，不僅概括出自周至唐古典詩歌理論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且揭示出中國上古至中古時期詩禮文化發生、發展的內在機制。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290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9年7月25日推送，閱讀量達1000人。

1.2.28.寧鎮疆 早期“官人”之術的文獻源流與清華簡《芮良夫毖》相關文句的釋讀問題 出土文獻（CSSCI） 第13輯 2018年11月 第97-110頁 1.5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早期“官人”之法，在《尚書》《逸周書》《國語》《管子》《大戴禮記》等傳世文獻中多有表述。而清華簡《芮良夫毖》“必探其度”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探取其志”相應，即通過與被考察者親自面談來對其進行考核，然后舉為上官。《逸周書·官人解》之“考言”，《國語·齊語》“召而與之語”，等等，皆與之同。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無論對于認識《芮良夫毖》年代學特征，還是對于認識早期“官人”之法源流，都具有重要價值。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24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9年3月25日推送，閱讀量達326人次。

1.2.29.葉鑄漩 《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春秋城建禮制管窺 人文論叢（CSSCI） 2018年第1期第114—120頁 0.8萬字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

《詩經·鄘風·定之方中》對衛文公營建楚丘過程中的施工時間、施工規劃、土地利用以及施工方案的確立，都有較為細致的描述，反映出春秋時期城建禮制狀況。這不僅是對西周立國以來城建禮制慣例的延續，更具有從禮制規范層面維系國家與社會的重要功能。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

該文從一首詩的深度解讀入手，通過分析衛國營建楚丘的具體過程，探討了“五禮”之“軍禮”中“大役禮”，在春秋時期諸侯國中傳承與發展的基本狀況。本文在中國知網中國期刊全文下載36人次；“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平臺于2018年9月27日推送，閱讀量達385人次。

②階段性成果清單（請填寫附件EXCEL表格）。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本項目距離2021年12月結項，實際上也就剩余29個月時間了。故下一步在繼續發布階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最終研究成果，爭取在2021年6月底之前完成初稿。5個子課題的具體研究工作方案如下：

子課題1：《詩經》創作、傳播與先秦禮制成型、流變研究

該項研究的時間斷限主要在商代晚期至戰國末期。作為總課題之首，子課題一應在《詩經》禮制類詩歌與各類典禮的具體對比研究基礎之上，宏觀地從《詩經》時代詩體文學與禮樂制度整體視野下，考察禮制對詩歌創作發展的促進和制約、詩歌對禮制構建演化的推動和影響。子課題一尤其要探究《詩經》與禮制互滲共進的歷史過程及根源，從二者形成、發展的源流入手，以禮制為參照考察《詩經》的創作、結集以及傳播，以《詩經》為視角考察禮制的成型與流變，探究“詩”與“禮”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并最終涵匯為“詩禮文化”的歷程，以此對子課題二、三、四的研究起到統貫作用，并為子課題五的研究奠定基礎。

因此，本子課題重點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先周時期禮樂文明與詩體文學自發的相互作用；

二是西周初期到中期禮制漸趨定型過程中詩體文學與禮樂文明自覺的互滲發展模式；

三是西周后期到春秋中后期以下“禮崩樂壞”過程中《詩經》的結集傳播與禮制新變的關系。

本子課題由馬銀琴教授牽頭，由馬銀琴和瞿林江負責撰寫。

子課題2：《詩經》與吉禮、兇禮共生互動研究

“吉禮”與“兇禮”的主要功能是協調天與人之間的關系，反映的是天道觀。《詩經》中吉禮類詩歌共73篇，包括祀天神者13篇，祭地祇者12篇，享人鬼者49篇，籍田禮10篇；兇禮類詩歌共14篇，包括喪禮9篇，荒禮2篇，吊禮2篇，禬禮1篇。本子課題以研究《詩經》中吉禮類詩歌、兇禮類詩歌代表作為切入點，研究吉禮、兇禮之生成、定型，結合春秋及以后的禮學及史學文獻探討吉禮、兇禮的流變，并深入探討古代吉禮、兇禮在當代禮學建構與文明和諧社會建設方面所蘊含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因此，本子課題重點解決以下二個問題：

一是吉禮之生成、定型及其流變；

二是兇禮之生成、定型及其流變。

本子課題由羅家湘教授牽頭，由羅家湘和王璠負責撰寫。

子課題3：《詩經》與賓禮、軍禮、嘉禮共生互動研究

“賓禮”“軍禮”與“嘉禮”的主要功能是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反映的是人道觀。《詩經》中賓禮類詩歌共31篇，包括朝覲禮10篇，會同禮2篇，聘問禮1篇，相見禮10篇，錫命禮12篇；軍禮類詩歌共100篇，包括征戰禮（大師禮）43篇，田獵禮（大田禮）14篇，馬政禮49篇，大均禮1篇，大役禮15篇，大封禮3篇；嘉禮類詩歌共172篇，包括飲食禮47篇，婚冠禮（含笈禮）100篇，賓射禮3篇，饗燕禮49篇，賀慶禮3篇，鄉飲酒禮15篇，養老禮7篇。本子課題以考證《詩經》中賓禮、軍禮、嘉禮類詩歌代表作為切入點，研究賓禮、軍禮、嘉禮的生成、定型，結合《詩經》時代之后的禮學及史學文獻探討賓禮、軍禮、嘉禮的流變，并深入挖掘古代賓禮、軍禮、嘉禮在當代禮學建構與文明和諧社會建設方面所蘊含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因此，本子課題重點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賓禮之生成、定型及其流變；

二是軍禮之生成、定型及其流變；

三是軍禮之生成、定型及其流變。

本子課題由徐正英教授牽頭，由劉加鋒、谷文虎和常佩雨負責撰寫。

子課題4：《詩經》與五倫共生互動研究

“五倫”是指“君（王）臣”“夫婦（男女）”“父（母）子”“兄弟”“朋友”等五種最重要的人倫道德規范，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其主要功能是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反映的是倫理觀。作為人倫道德規范范疇的“兄弟”“朋友”在《詩經》中已經出現；“君臣”“夫婦”“父子”等三種范疇雖然沒有直接出現在《詩經》中，但這三種人倫觀念的確在《詩經》中存在。《詩經》中賓禮類詩歌、軍禮類詩歌與嘉禮類詩歌，大都有協調人倫關系的功能。

因此，本子課題重點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詩經》中“五倫”道德規范的表現形態；

二是“五倫”道德規范的形成與發展；

三是《詩經》中“五倫”道德規范對后世文學的影響。

本子課題由寧鎮疆教授牽頭，由趙爭和龔偉負責撰寫。

子課題5：“詩禮文化”成型與當代傳承

詩和禮的發展雖淵源久遠，但最為典型也最易考求的形態，則是西周春秋《詩經》時代，在典型的宗周社會禮樂文明生態下，“詩”與“禮”的交融互滲所形成的“詩禮文化”。 文化傳統不同于文明遺跡，探尋“詩禮文化”的核心價值，提煉其中優秀的文化遺產，促使它在當代發揮積極作用，參與社會文化和制度文明建設，理應成為該項研究應當思考的重要問題，也是本課題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的體現，更是學術研究的使命所在。

因此，本子課題重點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詩禮文化”的生成、定型及其流變；

二是“詩禮文化”的傳承方式、途徑與當代禮制的重建；

三是“詩禮文化”對后世與當代文學的影響。

本子課題由朱承教授牽頭，由羅姝和邱奎負責撰寫。

最后，由首席專家邵炳軍及時統籌整合完成最終研究成果，形成《詩經與禮制研究叢書》，全3冊，約100萬字。

除了課題本體研究之外，還需要作以下3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強化課題研究成果宣傳與推廣，進一步發揮社會服務功能

截止目前，“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關注人數已達1480人，且仍在持續增長中。后續我們將持續拓展其宣傳與推廣功能。同時，利用網站、報紙、講座、會議等形式，多渠道、全方位推廣研究成果，依托“上海大學詩禮文化研究院”學術平臺，推行“進課堂、進社區、下基層”活動，以反哺教學、服務社會，不斷擴大覆蓋面和受益面，促進詩禮文化傳承。

二是加強合作交流，促進學科發展

與國內高校、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實現多種形式的資源共享，促進學科領域發展。依托“上海大學中華古典詩詞創作吟誦藝術教育與詩禮文化傳承基地”資源平臺，在上海大學建設“詩禮文化體驗館”；同時，與河南省文化藝術研究院合作共建河南研究基地（掛靠在鄭州大學文學院），與山東省曲阜市政府合作共建山東研究基地（掛靠在曲阜師范大學孔子研究院），與陜西省西安市政府合作共建陜西研究基地（掛靠在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及其其他形式的實踐基地。通過這些形式，不僅打破學術研究的地域與行業界限，而且打通文學、史學、哲學以及文獻學、禮學之間的界限，綜合運用多學科知識和研究范式，促進學科交叉融合。

三是強化內部管理，加快研究進度

課題組擬平均兩個月召開1次課題組成員學術會議，交流研究成果、探討研究中遇到的問題，加強溝通和協作。繼續在一些知名學術期刊、具有影響力的紙媒上合作，推出課題研究階段性成果專欄，每一次集中于某一重要問題，引發學界的關注、討論，助推研究的深入。繼續舉辦“詩禮文化國際學術論壇”，出版《詩禮文化研究》輯刊，拓展“詩禮文化研究”微信公眾平臺功能模塊，搭建“詩禮文化”百科，開發“詩禮文化微課”功能，以便強化學術交流，及時發布最新階段性研究成果。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