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制度設計 壯大社會治理新力量

社會轉型期，我國社會面臨的新發展、新機遇對社會治理模式創新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戰。新時代，引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需要運用新的形式、開拓新的途徑。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社會治理的對象還是社會治理的力量？或者說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能否成為社會治理的新生力量？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從關注這一群體的作用和特征、考察這一群體參與社會治理的意愿與形式出發。發揮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作為社會治理新生力量的作用，需要充分結合我國社會治理格局創新的現實需要，探索新的形式和途徑并逐步完善相關制度的設計。

社會轉型催生治理中的新主體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在我國市場化改革背景下，伴隨所有制形式、社會治理方式、社會分工以及產業結構等改革的不斷深入而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群體，主要包括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根據新華網的數據，截至2019年，我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規模已經達到7200萬。隨著這一群體的規模和社會影響不斷增長，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于職業分布廣泛，大量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各自所屬的行業領域內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私營企業主們通過做大做強自己的企業，樹立起行業標桿，從而推動行業的發展、轉型、改革；新媒體行業從業人員作為信息傳播者，在樹立正確價值觀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此前更多地被視為社會治理的對象，而非社會治理的主體。事實上，這一群體在參與社會治理方面的主觀能動作用被忽略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人士，既有參與社會治理的實力，又有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及時轉換思路，通過社會化賦能，促進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成為社會治理的生力軍，對于我國的社會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發揮獨特性，鼓勵參與治理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樂觀向上、充滿活力、富有韌性，是具有社會治理主體特點的群體。通過調研發現，這一群體樂于用“正能量”“有活力”等詞匯形容自身特征，體現出了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尤其私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展現出了極強的企業家精神與抗壓能力，這些性格特點使得該群體在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優勢。此外，其中的代表人士無論從社會經濟地位，還是社會聲望層面，都屬于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一定程度上，這些活躍在政治參與領域、行業建設領域以及慈善福利領域的代表人士在各個方面都發揮著事實上的領頭羊作用。

因由不同職業群體組成，各類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社會治理的各個專業領域具有諸多獨特優勢。需要通過加強對不同類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群體的認知，發揮各類群體在社會治理領域的特征特長。例如，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在企業發展中影響大，在社會治理資源的提供方面具有優勢。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在聯系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群眾中能夠發揮橋梁和紐帶的作用，在提供社會服務方面具有優勢。新媒體從業人員在網絡輿情的引導和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優勢。由此，立足于我國社會治理實際需求，應鼓勵各類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發揮本群體的特長以多種形式、途徑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

關注多元性，拓展參與途徑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新的群體，引導新的群體參與社會治理需要運用新的機制和方法，需要聚焦參與途徑方面的創新，鼓勵其以多元化的方式投入社會治理實踐之中。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愿意主動了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熱衷于通過承擔社會職務建言獻策、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具有較高的政治參與意愿。尤其是一些代表人士，他們擔任著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等社會職務，通過提案等方式傳達所屬行業領域或社會領域的利益訴求，借由這些政治途徑，深入到社會治理領域。

同時，大量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通過行業途徑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發揮著力量。他們往往具有很高的專業技術水平，熟悉所在行業的最新發展趨勢，在所在的工作領域或行業具有較強的影響力。此外，行業協會在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扮演著關鍵紐帶的角色，不少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通過行業協會，在制定行業規范、表達行業訴求、推動行業發展方面發揮著一定作用。

然而，對于如何在行業領域之外的社會領域發揮其獨特性，為社會建設作出貢獻，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往往并不明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需要拓展多元化的參與途徑。近年來，全國各個地區開始圍繞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群體特征積極創新統戰工作的機制和方法。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合會，在聯絡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傳遞政策信息與導向，收集意見與建議，引導這一群體充分在社會參與、公益事業中發揮作用等方面起到了一定功效。而進一步擴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合會工作領域，將有利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的平臺建設。

重視特殊性，完善制度設計

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視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制度設計時尤其不能忽略這一群體的特殊性。

第一，考慮到其普遍具有黨外、體制外以及職業流動性強等群體特征，需要加強制度供給，通過相關制度的完善來不斷增強社會治理相關的規范建設。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必定涉及“再組織化”問題。按照興趣、業緣、地緣等因素，通過多種形式的社會組織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組織”起來，必然涉及平臺載體的建設。在搭建平臺載體時，一方面要關注平臺載體的功能與實效，另一方面要明確平臺載體的職能定位，通過不斷完善工作機制，逐步推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的有序發展。

第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國家的利益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利益總是息息相關。在提高其獲得感、歸屬感的同時，要思考如何激發這一群體在經濟和社會建設方面的使命感。通過社會整合機制，調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而關注這一群體的利益訴求、落實這一群體的切實需要是提高這一群體獲得感、歸屬感、使命感的重要途徑。

第三，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還涉及參與邊界與參與效果的問題。有必要結合我國社會治理格局創新的實際需求，建立和完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的引導機制、評估機制、監督機制，逐步推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

“如何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進行有效的社會治理？”“如何引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規范、合理、有效地參與社會治理？”這兩個問題都亟待思考。總體看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不單是社會治理的對象，更是社會治理新的力量，是我國社會建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群體，是事實上的中堅力量。激發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責任感，調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積極性，將有利于推動這一群體從“社會治理對象”向“社會治理力量”的角色轉變，發揮其在參與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公正、化解社會矛盾等各個方面的積極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社會階層的社會流動與社會政治態度研究”（17ZDA11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