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禪僧對《詩經》的講傳

日本五山文學，指鐮倉至江戶初期（公元12世紀末期至17世紀初期）由禪僧創作的漢詩文的總稱。“五山”是五山禪僧活動的大本營，即鐮倉、室町幕府仿照南宋創設的“鐮倉五山”（建長、圓覺、壽福、凈智、凈妙）、“京都五山”（天龍、相國、建仁、東福、萬壽）及南禪寺十一座寺院。在日本《詩經》傳播史上，五山禪僧上承奈良平安公家，下啟江戶儒家，在日本詩經漢學向宋學轉變過程中，在禪學、文學互融之間，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日本中世（1192—1603），皇權衰落，武士興起，朝廷、幕府政權并立，公家雖歷史顯赫，但日漸式微，武家因掌握兵權而風生水起。以五山禪僧為代表的寺家作為橫亙于公家、武家之間的特殊群體，因鎮護國家、武禪同修得到幕府支持，在兵荒馬亂、戰火頻仍的中世，堅守五山，承擔起傳播文學、傳承知識的重任。

禪宗是“一花開五葉”，中國有臨濟、云門、溈仰、曹洞、法眼五個派別，傳入日本之后也衍生出諸多流派，不過，五山文學以臨濟宗為獨尊。漢詩文的創作，臨濟宗五山禪僧占據了半壁江山。400余年間，五山文學英才輩出，《五山文學全集》《五山文學新集》中，禪僧達669人之多。其中不乏大陸赴日僧，如蘭溪道隆、無學祖元、一山一寧，弘法東瀛；本國僧眾又有入宋、入元僧，知名者如雪村友梅、天岸惠洪，求法開宗。入宋僧為數甚眾，據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記載，僅南宋時期可考來華日僧已達109人。正是如此數量眾多、高產的禪僧，才造就了日本漢文學的又一黃金時代。五山禪僧熱愛中國文化，通過與文人、史家、明經與紀傳博士等的交游，或依寺院講禪說理，或隱于山林修行，或詩禪唱酬寄贈，或感懷詠物作文，或游覽紀行紀事，學習、傳播、創作漢詩，成為中世《詩經》傳播的主力。

五山宗禪僧渡宋，或渡元，或渡明，在向佛求法的同時，也將《詩經》等儒家典籍的注本源源不斷地帶回日本。正如鈴木大拙在《禪與儒教在日本》一書中所言，“為了學禪而前往中國的日本僧也如此，他們的行囊，除了禪典之外，全被儒道兩教的書籍所填滿”。榮西于1168、1187年兩次入宋，帶回天臺章疏六十卷及各種典籍，結識朱子門人鐘唐杰等人，有可能已經了解到朱子詩學的思想。俊芿留宋十二年，與呂祖謙門人樓昉、陸九淵心學思想傳人楊簡交往過密。呂祖謙詩經學，既守《毛序》，又倡大義，主張解詩以情體之，以義理之，以平易觀之。陸九淵治詩“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重視經典的實踐性。樓昉、楊簡踐履師門解詩傳統，是詩經宋學的重要流派。1211年，俊芿返日之際，除佛典之外，還帶回儒道經典二百五十六卷。圓爾入宋六年，師從臨濟宗楊岐派高僧無準師范，歸國之際帶回《呂氏家塾讀詩記》、《毛詩注疏》、《毛詩句解》、《易集解》、《春秋解》、晦庵《大學》、晦庵《中庸或問》、《晦庵集注孟子》，攜來書籍中已不乏宋學代表成果。從章句之學到義理之學，宋學新解，在日本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花園天皇宸記》記載的1324年3月至12月開展的6次讀書活動中，花園天皇《論語抄》已參考了朱熹為代表的宋學注解。岐陽方秀為朱熹注《四書》加以和訓，并于1603年對明朝舶來的《詩集傳》注解并講學。應仁之亂，促進人員的大規模流動，《詩集傳》也由京都、鐮倉傳播到地方。如道向足利學校寄贈了《詩集傳》，加速了詩經宋學在中世這所儒學重鎮的傳播。

五山禪僧，內外群書，皆有涉獵，視外典甚至更重于內典。外典之中，《詩經》無疑是重要的學習材料。海藏和尚虎關師煉八歲參禪修行，十七學習《文選》、易學。在《虎關和尚紙衣謄》一書中，他強調為學者應先精一書，外典首推《詩經》《尚書》《孟子》等。在學習順序上，一部研熟之后方可博覽。南北朝時期蒙學教科書《異制庭訓往來》強調，內典如實，外典如花，花實相兼方可盡美也。花后才能結實，所以外典學習更在內典之前。在該書之中，《毛詩》被推為十三經、諸子、史書之首，足見《詩經》重要。五山弟子學習外典熱情之高令人驚嘆。義堂周信曾責令弟子誓斷俗書，不然將焚之于中庭，但弟子們依然不坐禪不看經，唯馳騁外典，學《詩》熱情似火，以競辭章、賦麗句為能事。據《虎關和尚紙衣謄》記載，“夫《毛詩》《尚書》《周易》《論語》等皆有本點，而各其一途，體時易讀”。可見，五山禪僧學習、傳播《詩經》，已經使用了加入訓點的版本。這種訓點版通俗易懂，助推了外書學習的新熱潮，促進了《詩經》的普及。

五山禪僧個個是詩文好手，又各具特色，禪儒兼修，既孜孜不倦地從以《詩經》為代表的典籍中汲取文學營養，又有修業向禪的追求。因此，儒學、禪學成為五山漢詩表、里兩端，引詩用詩之中禪中有儒、儒中有禪，充滿生活的寫意。在具體引詩方面，征引《詩經》，涉及取語、取意、取向、取理四方面的用途。

取語，即徑引字詞，增添詩歌修飾之美。中嚴圓月在《東海一漚集》《中嚴圓月集》中引《詩》11次。《田中寺書所見》詩：“負郭云連二頃秋，田中寺靜客懷幽。閑乘涼免步莎砌，無限螽斯躍出頭”。“螽斯”，《周南·螽斯》：“螽斯羽，詵詵兮。”《傳》云：“螽斯，蚣蝑也。詵詵，眾多也。”外城上空，祥云連綿如山，寺內清涼幽靜。乘涼走過草地，驚起蟋蟀一片。“螽斯詵詵”與“無限螽斯”，中嚴圓月直用本義，以《詩經》韻致的古樸詩風寫出了淡雅之情、田野之趣。

取意，即妙用《詩經》典故，推陳出新。雪村友梅，名作《岷峨集》以詩會禪，言言契理，句句脫俗。集中引《詩》15處。如《三韻寄樸庵》“伐木丁丁詩六首”，“伐木丁丁”典出《小雅·伐木》。《毛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伐木》中有“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之句，表達廣結良朋的訴求。“伐木丁丁詩六首”一句，意指用六首詩來表達對好友樸庵的深情厚誼。中嚴圓月《古詩·和祖東傳二首其一》云：“西方有美人，德音遠嘆嗟。想立東籬下，三嚥采其花。”“西方有美人”典出《邶風·簡兮》，“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圓月詩中則將《詩經》原意的“周室賢者”化作遠方大徹大悟的賢者，他身處遠方，英俊孔武，德音高遠，適意淡然，自由曠達的生活令人羨慕。

取象，即引用《詩經》中的物象，表達情懷。如《詩經》中黃鶯出谷與期待春天、桃夭與春意盎然、蟬聲與秋悲、蟋蟀與報秋、鹿鳴與求友、大雁與“相思”或“思鄉”，便是風物與物候、意象的常見結合。如義堂周信《寄友二首其二》：“蟋蟀深秋雨，蒹葭昨夜霜。何時紅葉句，乞我碧云房。”“蟋蟀”取象于《唐風·蟋蟀》，蟋蟀即是秋天的表征，旨在感慨歲月易逝；“蒹葭”取象于《秦風·蒹葭》，化用“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詩句，言秋思。

取理，即借用詩經學的大序、小序的文學理念及詩經學體系的文學觀，來為自己的文學理念鼓與呼。如虎關師煉《濟北詩話》，力主“詩以言志為貴”，假借“詩言志”的傳統來申述作詩應表達“學道憂世，匡君救民”之志的主張。

五山禪僧，清苦修禪，篤志文學，以一份“講《易》論《詩》隨分有”的瀟灑，詩意地棲居在日本中世山林，續寫著《詩經》講傳的傳奇。

（作者：張永平，系湖州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