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宏武：地域文化視野下的唐前河隴文學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漢魏六朝河隴地區胡漢著姓與本土文學綜合研究”負責人、西北師范大學教授

【項目成果】

河隴地區雖然僻處西北邊隅，自古華戎交會，堪稱苦寒邊塞，但歷史悠久、人文薈萃，不僅孕育了豐富多彩的河隴文化，而且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河隴文士。河隴文學發軔于先秦，在東漢后期和五涼時期曾經出現過短期的繁榮。受河隴邊塞“風聲氣俗”的影響，河隴文學自先秦以來即呈現鮮明的地域特色，剛直勁健、慷慨任氣，激蕩著華戎交會的雄宏氣勢和力量。

嬴秦興起與河隴文學的濫觴

從有古史傳說可印證的大地灣文化說起，河隴地區的歷史可上推到8000年前。夏、商、周三代，河隴地區主要生活著氐、羌等古老民族。西周后期開始崛起的秦人，其早期在隴右的發展歷史已經被傳世文獻及考古發現共同證實。據《史記·秦本紀》等記載，嬴秦之祖非子雖以“息馬”受封，但秦人真正崛起于秦仲時代。秦仲憑借西戎反叛、大駱母族滅亡和宣王中興的歷史機遇，不僅代替大駱之族承擔了“抗西戎”“保西垂”的歷史重任，而且實現了部族文化由畜牧為主向“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的成功轉型，使嬴秦部族成為中原禮樂文明在隴右邊陲的傳播者和代言人。據文獻記載，秦國從秦仲時代開始有了明確紀年，秦國的禮樂文明也自秦仲時代開始奠定，秦人的發祥地“秦亭秦谷”在隴山之西今甘肅張家川、清水一帶。禮縣大堡子山秦公陵園的發掘，證明早期秦文化“和中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文化內涵應屬同一體系”，尤其是大量出土的青銅禮器鼎、簋、鐘、镈及石磬、車馬器等，充分說明古人所謂“禮樂射御，西垂有聲”并非虛譽。從周宣王晉封秦仲為大夫到秦文公歸葬西垂，早期秦人留守、經營隴右一百余年，極大促進了隴右地域文化的發展，見于文字記載的早期河隴文學作品也在此期間產生并廣泛流傳。

史籍所載秦人早期的文學作品，主要留存于《詩經·秦風》。關于《秦風》產生的時代和地域，鄭玄《詩譜》有明確說明：“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據此，則《秦風》諸作產生的時間上限當在秦仲時代；其產生的地域包括春秋時代秦國擁有的隴右關中地區。班固《漢書·地理志》認為：《詩經》中的《豳詩》與《秦詩》雖然同屬“秦地”之風，但二者產生的地域風習迥然有別。《豳詩》產生于周人曾經活動的豳地，“故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秦詩》產生于天水、隴西等迫近戎狄之地，所以作品“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清人顧棟高結合秦人早期發展歷程及《詩序》《詩譜》相關論斷，認為《秦風》中前五首詩都是秦人居于隴右時的作品：“自《車鄰》美秦仲，《駟驖》《小戎》《蒹葭》《終南》，皆襄公時詩，此時居秦州。”

《詩經·秦風》中的部分作品應是秦人受命“保西垂”時期所作，與河隴地域文化密切相關。這些作品和出土的秦莊公時期的《不其簋銘》等早期秦文化遺存，都是河隴地域文化孕育的碩果，堪稱河隴文學的發軔之作。這些作品的出現，與周宣王命秦仲作大夫，秦人“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密切相關，是西周后期中原禮樂文化和隴右地域文化交融影響的歷史產物。

河隴著姓與河隴文學的繁榮

秦漢時期，隨著西北邊疆的不斷拓展和開發，河隴地區相繼出現了天水趙氏、隴西李氏、狄道辛氏、安定梁氏、安定皇甫氏、武威段氏、敦煌張氏等一系列豪族大姓，史稱“西州著姓”或“河隴世族”。受尚武之風的影響，河隴著姓一般以勇武顯聞，但從東漢后期開始，不少家族逐漸由武力強宗轉變為文化世族，以經學傳家為標志的真正意義上的河隴世族正式形成。魏晉時期，河隴大族不僅實現了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發展，而且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備受史家稱道的文化成就。漢族著姓安定張氏、隴西李氏、敦煌宋氏、索氏、氾氏、陰氏等的空前強大，氐族苻氏、呂氏、楊氏、羌族姚氏、盧水胡沮渠氏、鮮卑族禿發氏等少數民族著姓的興盛和漢化，標志著河隴大族進入全面發展階段。南北朝時期，以李寶、李沖、源賀、源懷、辛彥之、辛德源、段榮、段韶、牛弘等為代表的河隴士人，不僅順應歷史潮流，致力于維護北方的統一和穩定，而且積極促進民族大融合時代多元文化的整合與建構。河隴士人生生不息的堅韌精神和河隴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得到有力彰顯。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河隴地區出現的著名作家，大部分出自河隴著姓。李陵、隗囂、秦嘉、徐淑、趙壹、張昶、傅玄、傅咸、張駿、胡義周、劉昞等人及其作品，深受后世認同和推崇，堪稱唐前河隴文學的翹楚。李陵是秦漢以來第一位有文學作品留傳后世的河隴士人。隗囂是有文獻可考的以“善為文書”享譽當時、并被中原文士普遍關注的河隴第一人。東漢后期，河隴地區先后出現了一批著名文士。梁竦著《七序》，班固見而稱贊；“涼州三明”（皇甫規、張奐、段颎）文武兼備，名重當時；侯瑾、趙壹躋身于《后漢書·文苑列傳》，王符隱居著書，指陳時弊，為東漢政論散文三大家之一；秦嘉、徐淑伉儷情深，《贈婦詩》三首，堪稱東漢文人五言抒情詩成熟的標志；張芝、張昶，書文兼擅，引領漢末新的風尚。其人其作，足以代表當時文化發展和文學創作的一流水準。魏晉時期，河隴文學沿著東漢以來的態勢繼續發展。皇甫謐、傅玄、傅咸、索靖等人在文壇享有盛譽，堪稱河隴文士的代表。十六國時期，戰亂頻仍，僻處西北邊隅的河隴地區政局相對穩定，加之五涼政權“文教兼設”，遂使河隴地區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之一，河隴文學也在五涼時期達到唐前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高峰。史稱“區區河右，而學者埒于中原”，劉昞、胡方回的刻石銘功之作，宏麗清典，堪稱名篇。河隴地區的文化底蘊和文學水準，由此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前秦氐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等少數民族作家群的出現，為河隴文學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色彩和新的生長點。

華戎交會與河隴文學的文化品格

“迫近戎狄”“地亦窮險”的邊塞環境和“高上氣力，射獵為先”的尚武風尚，使河隴文學自先秦以來已經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格。雖然嬴秦的崛起促進了禮樂文化在隴右的傳播，但是作為華戎交會的產物，《秦風》中產生于隴右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所以班固強調《秦詩》是河隴地區“風聲氣俗”的歷史產物和文學呈現。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季札聘魯觀樂，稱《秦風》為“夏聲”，西晉杜預注曰：“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楊伯峻認為季札所謂“夏聲”指“西方之聲”，并引揚雄《方言》說：“夏，大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以“大”評價《秦風》，應著眼于《秦風》呈現的粗獷豪放、昂揚向上的“壯大”之氣。從音樂特色來講，秦聲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的特點，其中既有中原禮樂“雅”的成分，又有原生態粗獷的戎狄之音，所以大氣磅礴，呈現了嬴秦民族處于歷史上升期的強悍勁健之風。朱熹《詩集傳》卷六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朱熹不僅強調了秦人俗尚對《秦風》詩歌主旨及風格特色的影響，而且指出秦人之俗與岐、豐之地周人舊俗迥然有別，其風俗源自隴右邊塞，是華戎交會而生的強悍勁健之風，這正是秦人雖崛起于隴右邊荒，但最終取代東周的重要原因。

兩漢以迄南北朝，歷代河隴文士雖然所處的時代和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其作品所承載和呈現的人文內涵，仍然是先秦以來河隴文化的“秦風”特質和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