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和平：為時代立言立信立命 用明德引領社會風尚

本文系作者：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樊和平，在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工作會議上的發言

【專家視點】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秉持家國情懷、講求道德文章，始終將承擔社會責任、引領道德風尚作為自己的使命和責任，也作為人生的理想追求。《左傳》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這就是后來傳統文人士大夫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中，立德是最高的價值追求和理想人格。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為時代明德”，“用明德引領風尚”。這是對整個社科界的殷切期望，更是倫理學研究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倫理學工作者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勇于回答時代課題”“用明德引領風尚”的要求，應當首先在理論和實踐上“明”兩種“德”。一是“明”新時代中國社會“德”的光明本性，科學揭示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時代精神狀況，為其“立信”，建構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二是“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社會“德”的轉型軌跡和發展規律，實現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立。總體來說，應當以深植于“家國情懷”“勤業精業”的“立言”，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倫理關系和道德生活“立信”，為倫理道德的歷史發展“立命”，以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立引領社會風尚。

如何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我們認為，應當在科學持續的大規模調查研究中發現真正的中國問題，履行文化傳承和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雙重使命。

關于中國倫理道德狀況的科學揭示和理論闡釋，不僅關乎對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的認知，而且關乎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和社會對于中國倫理道德到底“滑坡”還是“爬坡”進行了長期爭論，這也是倫理學工作者持續跟蹤的課題。為了攻克這一時代難題，東南大學的倫理學團隊依托“道德發展高端智庫”和“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協同創新中心，進行了持續十年的倫理道德大調查，先后在全國29個省區市進行了三輪調查，在江蘇進行了五輪調查。不同時間、地點、方法得到的海量數據表明，社會大眾對當今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狀況大多滿意或基本滿意，滿意率在75%左右。值得關注的是，對倫理關系或人際關系的滿意率低于對道德生活的滿意率，甚至出現了“道德上滿意—倫理上不滿意”的倫理—道德悖論。“用明德引領風尚”，一方面，必須持續發布調查的客觀信息，引導社會大眾建立新時代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2010年和2018年，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中國倫理道德報告》《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倫理道德發展數據庫與研究報告”》公開發布，以真實的數據、翔實的情況和比較令人信服的結論，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另一方面，必須對持續調查所發現的“中國問題”進行新解釋、探索新理論，進行倫理型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規律研究，推進文化傳承創新。中國文化歷史上是一種倫理型文化，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文化雖然發生諸多深刻變化，但倫理型文化這一傳統文化基因仍然影響著當代生活。倫理型文化以倫理道德為終極關懷和終極憂患，即孟子所說“近于禽獸”的失道之憂和“教以人倫”的終極關懷。在此背景下，社會理性和社會情結的文化邏輯就是：因為終極價值，所以終極憂患；因為終極憂患，所以終極批評。當下存在一些對倫理道德的批評，說明中國社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面臨倫理道德的挑戰，但我們要對倫理道德乃至中國文化保持應有的自信。

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倫理道德發生重大轉型，倫理學研究應當樹立文化自覺，推進中國倫理道德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立，由此引領社會風尚。在世界文明史上，倫理道德及其理論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所作的最杰出貢獻之一。自軸心時代始，以孔孟老莊為代表的中國哲學家便建立起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倫理道德一體的精神哲學體系。可以毫不謙遜地說，倫理學的故鄉在中國，倫理學是最應建立文化自信、學術自信的學科。

調查數據表明，現代中國倫理道德轉型的文化軌跡是“倫理上守望傳統，道德上走向現代”，出現倫理與道德現代轉型的“同行異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倫理學引進康德的道德哲學理論，然而正如黑格爾所批評的那樣，康德哲學“完全沒有倫理的概念”，是真空中飛翔的鴿子。“無倫理”的康德理論的移植導致了不少誤區，實踐上突出表現為“道德信用”的問題意識，“倫理信任”成為潛在和深刻的“中國問題”，“老人跌倒扶不扶”等現象便體現了這種問題軌跡。倫理學研究要真正做到“為時代明德”，一方面要研究“中國問題”的轉型軌跡，建立倫理道德一體的問題意識和價值取向，引導社會大眾在捍衛道德信用的同時呵護倫理信任，建構社會的倫理凝聚力。另一方面，必須走出西方學術依賴，回歸中國傳統，建構關于倫理道德一體的中國精神哲學形態和現代倫理學理論形態。

在哲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體系中，倫理學是應用性比較強的學科之一，康德稱之為“實踐理性”，不僅承擔“為時代明德”“用明德引領風尚”的文化天職，而且內含“回答時代課題”的學術條件和學科基因。作為哲學的二級學科，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內核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構造，倫理學應當深覺自己的學術責任，在回答時代課題、破解時代難題的同時，進行關于現代中國倫理學理論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宏大高遠的建構，在調查研究中發現真正的中國問題及其理論前沿，切實履行文化傳承與服務國家戰略的雙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