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筑就理論創新和學術繁榮的廣闊空間

作者：顧海良，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七秩歲月，光明日報走過的不平凡的歷程，與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其中雖時有調整但卻初衷不改的經濟學等理論版，更是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發生著持續的重要影響。自1978年以來，我一直是光明日報的忠實讀者，尤其是理論版的忠實讀者。當然，對光明日報的特別情感，還在于近年來又由其讀者兼而為作者，從讀者兼為作者的視角來看光明日報，感受更為真實，感悟也更為真切。

從讀者到兼為作者的視界變化

在我們這些77級的文科大學生眼中，光明日報在新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發展和學術繁榮中發揮著特殊的重要作用。我讀光明日報，就是從1978年2月在安徽大學經濟學系學習時開始的。光明日報架設了我們追求知識的階梯，拓新了我們理論學習的境界。可以說，在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文科大學生，都會有認真閱讀光明日報的深刻記憶。

作為讀者，看待光明日報的視角也是有變化的。

我讀大學時正值改革開放剛剛開啟，我們這些有幸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對知識的渴求程度幾近瘋狂，對撥亂反正中的理論發展異常敏感。當時的經濟學版刊登了許滌新、孫冶方、駱耕漠、衛興華、宋濤、肖灼基、劉國光、張卓元等老一輩經濟學人對價值規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深入認識按勞分配、重視消費經濟學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對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關系展開了討論，有不少文章對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宏觀調控問題提出了客觀探討。我們這些經濟學專業的學生，能夠通過光明日報學習到老一輩經濟學家對經濟規律的闡釋、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的介紹，了解到國家經濟政策的方向以及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受到的幫助和啟發是非常大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任教，閱讀光明日報理論版上發表的各學科的文章，成為我全面了解和深入觀察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動向的重要窗口。我注意到，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社會主義經濟現象、經濟制度和經濟理論體系等方面的內容，成為光明日報經濟學版刊文的重點，一批老中青學者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展開了討論，對農村改革、價格改革、工資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比如，于光遠撰文提出注重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厲以寧提出重視在整體性改革前提下各個不同部分的改革（如價格改革、工資改革、勞動制度改革、稅制改革、銀行改革、外貿改革、企業管理改革等）之間的協調和適應。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學版刊發了一系列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重點討論了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其中也包括對外開放問題。此外，這一階段經濟學界的學術會議不斷增多，學術界圍繞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關系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經濟學版往往都會刊發系統而全面的會議綜述，以饗讀者。比如，在一篇《關于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和市場問題的討論》的會議綜述中，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我國經濟學界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展開的。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問題長期討論的繼續和發展”。到了80年代中后期，與市場經濟相關的文章越來越多，涉及宏觀調控、股份制、企業管理、投資、貨幣供給、國債、破產、承包制等諸多話題，一批中青年學者，如王夢奎、魏杰、馬建堂、汪同三等人，也逐漸走入了讀者的視野。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在國務院學位辦和教育部社政司工作期間，光明日報理論版的文章仍是我喜歡閱讀的內容，其中既能看到高校著名學者在新時期的精品力作，也能看到高校中青年學者的新品佳作。通過它們，觀察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發展狀況、了解各學科學者的理論創新和學術新探，便與我承擔的學科發展和理論研究的管理工作結合在了一起。比如，光明日報經濟學版自90年代初期開始，刊發了一系列探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文章，《論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論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計劃和市場結合的重點和難點》等文章，刊發及時，也甚為解渴，展現了理論界對推進改革作出的貢獻。此外，還有不少文章抓住了經濟改革中的關鍵問題，引發了學術界對這些問題的集中研究。比如，《二元經濟結構與人口問題》《急需明確我國證券市場管理體制》等文章，在學術界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20世紀90年代末期，正是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跨世紀”發展的時期，無論是在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評審中，還是在跨世紀人才的遴選中，光明日報刊發的理論文章都是評價學科和學者理論學術水平的重要參考。作為社會科學科研管理者，從光明日報得到的幫助是不可替代的。

2010年我從武漢大學回到教育部工作后，作為光明日報的讀者身份依然，沒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覺中我也成了它的作者，進一步體悟到光明日報理論版對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和發展的作用。

反映時代聲音、回應時代呼喚

只有在探索和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中，哲學社會科學才能把握歷史脈絡、推動理論創新、找準學科定位。2015年1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一個星期之后，12月2日的光明日報經濟學版就以“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主題，發表了衛興華、逄錦聚、洪銀興、劉偉、林崗、黃泰巖、張宇、何自力等學者的文章，對如何堅持好發展好運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了深入探討。我作為其中的學者，提出要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新特點新規律，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這一專版文章成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后，在全國各大報刊中最先、水平和層次最高的一次理論展示，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發揮著先導和引領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時的講話中指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并強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要堅持問題導向，這既有現實的問題導向，也有學科和理論本身的問題導向。比如，在我國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長期存在的脫離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現象，已經成為制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的關鍵問題。即使在對《資本論》作為馬克思“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解中，也鮮有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與相應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相結合的研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甚至沒有對相應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意識。記得2017年初，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談了以上這些見解，引起學界同仁們的贊同，突破經濟學學科發展的這一“困境”也幾成共識。沒想到，就在這次研討會上，光明日報的編輯就同我討論起這一問題，提出了重視“一論二史”實際上是中國學者長期的學術夙愿，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的必然途徑等觀點。這是一個有著深刻學術眼光的見解，反映出光明日報的編輯們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對學科發展和理論研究中的核心問題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2017年7月11日，光明日報以一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我的題為《“一論二史”：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學理依循》的文章。這篇文章從約稿到刊發歷時半年，在與編輯交流溝通的過程中，我明顯體會到，堅持問題導向已經深刻地嵌入到光明日報理論部編輯們的理念之中。

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鍥而不舍的不懈追求，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在具體學科和理論問題上不斷探索，是一個積微成著的過程。去年上半年，光明日報的編輯與我談起，希望能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從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一些探討，并建議從新中國成立70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特別是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發展的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經過近半年的努力，2018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歷史路標和時代意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概略》一文，就是我的最終成果。文章在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上，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的發展脈絡，也體現出光明日報作為聯系知識分子的橋梁紐帶，作為理論陣地和學術高地，在與學術界共同推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新時代是中國“強起來”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希望，光明日報在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和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