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燦：魏晉南北朝的“村”與鄉野聚落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

【專家視點】

東漢之前，今天意義上的村落，常以“聚”“里”“格”或“廬”等來命名。其中，“聚”最為常見，它又與“落”連用，稱為“聚落”。《漢書·溝洫志》載，民眾沿黃河邊上可耕田之處，“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趙充國在青海一帶招撫罕羌，行軍至當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從其實指來看，“聚落”并非城邑，而是后世意義上的村落。漢代開始，聚落進入國家行政視野的頻率越來越高。《漢書·地理志》中列舉了二十多個聚落名；《后漢書·郡國志》中，聚落名增至五十七個。不過，這一時期的文獻中尚未見到“村”字。

現存典籍中，“村”字最早出現于《三國志》，共兩次。其一為《鄭渾傳》載：“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其二為《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兩處記載至少說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村”字已經開始被使用。東晉的文獻中，“村”字也時有出現，如法顯的《佛國記》載：“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葛洪的《抱樸子》卷五《茅君》載：“此村中諸已死者，誰可起之？”文人詩歌中也有一些，如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等等。諸如此類，既不太多，也不罕見，這是“村”字開始出現時的狀態。

關于以“村”作為鄉野聚落名稱的起源，很多學者作了相關考證。日本的宮崎市定認為，“村”字由“邨”演變而成，后世所謂的“村”與屯田產生有關。宮川尚志在《六朝時代的村》中進一步指出：“村起源于漢代的鄉聚，也有的是在魏晉時期戰亂破壞的縣城廢墟上形成的。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于軍事防衛的目的，此后演變成征稅、治安等施政對象。”兩位學者都將“村”的起源歸結于軍事原因。從魏晉時一部分村落的形成來看，確實如此。這一時期戰亂不斷，實力雄厚的鄉里大族多率領百姓逃亡山野之間，修筑塢壁以求自保，有時也稱“塢”“壁”“壘”“塢堡”“壁壘”等。由于“塢壁”在選址時，就將耕作生產的因素考慮進來了，所以即使與外界隔絕，民眾也可以自給自足。

“村”字出現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通常與堡、塢等并稱，也可見其軍事防御性特征。《魏書·爾朱榮傳》載：“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晉書·李特傳》載：“是時蜀人危懼，并結村堡。”根據這些史料的前后文可知，當“村”與“塢”“堡”連用時，一般都處于戰事之中。而戰亂消除之后，塢堡建筑以及周圍的耕作場地并未遭廢棄，而是繼續被用來居住和生產生活，變成了普通的鄉野聚落。這一影響甚遠，有些文獻中，即使是“村”字被單獨使用時，仍可見到其軍事痕跡。《魏書·楊播傳》載，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楊侃前往討伐，并昭告被圍困村民：“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從“各自還村”“不降之村”等表述來看，此處被圍困之村顯然具有軍事防御功能。“村”字的起源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部分村落的形成，都與軍事戰亂原因有關，這一點當毫無疑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村”被廣泛應用于鄉野聚落的命名，有兩個原因。一是由于世家大族向鄉野蔓延，出現了許多新的聚落；二是新出現的漢字“村”字逐漸普及。新興的事物需要一個新的名稱，于是原本與軍事相關的“村”字就被用來命名新起的聚落，并對傳統的聚落產生了影響。《顏氏家訓·勉學》記載了某處由“聚”變成“村”的故實：“吾嘗從齊主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后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余里亢仇城側。并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余聚。”北齊皇帝與顏之推起初都不清楚“獵閭村”是由“獵余聚”而來，這說明由“聚”變“村”可能是民間的自發性行為。而“獵閭村”原先不叫“獵余堡”或者“獵余壁”，則表明它的改名與軍事原因無關，而恰恰可能是“村”字開始在民間普及的緣故。盡管《顏氏家訓》中記載的事例發生在北朝，但是以“村”命名聚落的習氣并不局限于某個區域，而是具有全國性的意義。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在這一時期的相關文獻中出現了許多確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如《魏書》列傳第十二：“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北周書》帝紀第八：“太上……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南齊時，以“村”命名的村落，見于正史的，更是多達十余處。其中，以《南齊書·祥瑞志》所載最多，如：“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綍木，合為連理。”等等。《水經注》記錄的村名則共有19處，分布于全國各地，位于山東的有薛村，河北的有北城村，陜西的長柳村，湖北的有須導村、射堂村、平樂村、東亭村，浙江的有徐村、木客村，安徽的有烽村，巴蜀地區的有博村、陽村、故陵村、巴鄉村、七谷村，湖南的有烏林村、石塘村、萬歲村、湘陂村，等等。

在這一時期的某些石刻資料中，還有很多傳統典籍文獻中未見或未錄入的村名。侯旭東在《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一文中，搜集了45個以“村”命名的聚落。它表明了“村”字在當時民間流行的廣泛程度。另外，從名稱上來看，此時的某些村落可能已經以某一姓氏為主了，如大吳村、新王村等。而趙村出現了兩次，一個位于河南洛陽，另一個位于陜西咸陽。雖然可能同樣迫于遷徙，但在遷徙過程中可能演變成了一種以姓氏為單元的集體行為。這或許可以說明，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地方豪強為首結聚的聚落，在這一動亂時期，仍然有著頑強的態勢，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有了長足的發展。

正是如此，朝廷或者地方政府不得不開始承認自然形成的村落形態，并在某些情況下設立一個帶有一定自治職能的行政管理架構，與郡縣相協調。很多基層的事務，都表明是以“村”為單位進行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稅收。《晉書·劉超傳》載，劉超征收地方稅時，“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載，南齊政府官吏進行征稅時，“暮宿村縣，威福便行”。其二，行政管理。《宋書·謝方明傳》載，南朝宋時，江東實行“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南史·郭祖深傳》載，南朝梁時，以村為單位，嚴禁村民當兵叛逃，“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其三，社會事務。包括流民的安置、荒田的開墾、政府的救助等，也都以村為單位進行。《梁書·武帝紀中》載，梁武帝曾下詔安撫流民：“若流移之后，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親戚，即為詣縣，占請村內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托。”其四，村成為分封單位。南朝宋時，晉熙蠻梅式生被封為高山侯，領地即為牛岡、下柴二村三十戶（《宋書·蠻夷傳》）。此事雖然主要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而且是偶然行為，但仍值得注意。

當然，這四點還很難體現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村”已經被納入正式的行政單位，并具有完備的行政功能與作用，但至少可以表明，“村”已經成為當時朝廷和地方政府對于民間聚落的習慣性稱呼，并進入了國家管理的視野。正是這一時期以“村”命名鄉野聚落風氣的盛行與普及，所以到唐代的時候，它才最終成為國家管理體系中被正式規定的基層行政單位（《通典》卷三《鄉黨》）。

整體而言，在中國村落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關鍵時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出現了以“村”命名鄉野民眾聚居之所的方式，并逐漸被廣泛運用，初步形成了以血緣和地緣為核心的宗族觀念與鄉里觀念，這對中國村落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的一千多年以來，這種對于鄉野聚落的命名方式再未發生大的變化，并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