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媒介與近代早期英國民族認同

15世紀中期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將中世紀晚期以來以紙張的使用、手抄書的批量生產和書籍貿易為特征的歐洲“書籍革命”推向高潮，同時也開啟了印刷媒介參與近代歐洲社會轉型的序幕。在近代早期英國民族國家的建構中，印刷媒介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呢？

1476年，英國人威廉·卡克斯頓將印刷術傳入英格蘭。接下來的三個多世紀，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革命與復辟等社會背景下，大量文學、宗教、教育、史地類印刷品以及新聞報刊的出版，從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歷史觀和價值觀方面建構了英國民族認同。

首先，英語類印刷品的生產和廣泛傳播使英語逐步擺脫中古時期的口語化和地方性，初具民族標準語的雛形，成為“國王的語言”“國家語言”。

作為一種商品，印刷書從一開始就遵循嚴格的利潤法則。出于節約成本的目的，其生產者印刷商最先簡化和規范了書寫英語，將手稿編輯、校訂為市場上流通的印刷本，從而避免了因拼寫方法不同而導致的版本、內容差異。其次，印刷書在短時間內的大量生產和傳播，使得書寫英語迅速固定化，進而催生了閱讀群體的出現，對民族國家的最初“想象”恰恰是在他們中間發生的。最后，英國以倫敦為中心的印刷業發展模式，以及印刷媒介在信息傳播中的單向流動性，使得英語的規范化成為一個自上而下由精英階層、知識分子推動并不斷走近大眾的過程。

英語的標準化是英國邁向現代文明的重要一步。到18世紀，英語不僅是一種語言，更成為一種文化，成為民族認同的紐帶。大量英語印刷品的出版，使英法百年戰爭以來持續高漲的民族情緒得以公開表達，進而增長了英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大量用英語寫成并印行的宗教類讀物使英國國教的核心教義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廣為傳播，促成新教信仰共同體的產生。中世紀晚期以來，英國民族國家的建構自始至終充滿了與“異己”的對立。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逐漸確立的新教信仰是英國區別于天主教法國、西班牙的最好標簽，也是將不列顛各地區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劑。印刷媒介誕生之初，都鐸王室便通過任命王室印刷商、授予印刷特權等形式實現了對印刷媒介的掌控和利用。為將英國變為真正的新教國家，在亨利八世、愛德華六世的幾位大臣托馬斯·塞西爾、托馬斯·克倫威爾、托馬斯·克蘭默的推動下，一系列主張簡化宗教儀式、強調內在信仰的宗教類讀物相繼出版。從樣式來看，這類印刷品多為口袋書、冊頁，方便攜帶、傳播；從出版數量來說，清教傳教士威廉·珀金斯的布道詞在1640年前出版過128版，遠超同一時期莎士比亞的作品（約90版）。英語《圣經》的閱讀及在公共場合用英語進行的團體朗誦、吟唱、祈禱，促成了近代早期英國宗教共同體的形成。

最后，史地、文學類著作及新聞報刊的出版重新激發了人們對不列顛歷史和現實的興趣，拉近了不列顛各地區間的距離，塑造了共同的民族歷史觀和價值觀。

現代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以不列顛群島為國家建構的空間基礎，因此不列顛各地區間共同歷史和價值觀的塑造非常重要。不列顛（“Britannia”或“Britannus”）最初是羅馬對生活在不列顛島的原始居民的稱呼，中世紀時期不列顛人四分五裂地分布于布列塔尼、坎布里亞、康沃爾、威爾士等地，相互隔絕。都鐸王朝建立后，由于其祖先是威爾士血統，統治者有意借助印刷品重塑不列顛歷史。英國學者威廉·哈里遜的《不列顛描述》（1577）、威廉·坎登的《不列顛尼亞志》（1586）、約翰·斯皮德的《大不列顛史》（1611）等大量編年史、地方志的出版喚起人們對古代不列顛歷史、地理、風俗的興趣，強化了“共同起源”的集體記憶。以歷史事件為素材的詩歌、散文特別是歷史劇在16世紀最后二十年也深受歡迎，如托馬斯·馬洛里的《亞瑟王之死》、斯賓塞的《仙后》、莎士比亞的歷史劇，這些作品中關于不列顛的神話起源被不斷提及，都鐸君主被塑造為亞瑟王的后代。經過都鐸王權和精英階層的重塑，不列顛人由中世紀時期的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威爾士人的代名詞，向“英格蘭人和‘凱爾特’各族”的共同稱呼演變，不列顛由一個地理概念向政治文化共同體演變。

除論著外，新聞報刊的出版使不列顛各地區能同時關注和感受重大事件，有助于共同價值觀的形成。1640年革命的爆發，使英國的新聞報刊從“科蘭特”到《日報》獲得迅猛發展。1695年《特許經營法》廢止后，英國成為歐洲的報刊發行中心之一，印刷媒介的社會性更加突出。在17世紀，一個識字的蘇格蘭人可以輕易地獲取到英文版的報紙，通過王權與議會的斗爭、革命的進展、英荷戰爭等重大事件的共享，印刷媒介促成了不列顛各地形成統一的心理歸屬感，這正是1707年英蘇、1801年英愛政治合并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認同基礎。

綜上所述，印刷媒介通過推動英語的標準化、促成新教信仰共同體的產生、塑造共同的民族歷史觀和價值觀，在英國民族認同的建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影響應置于長時段（15—18世紀）和不斷變化的社會語境中加以考察。

（作者：陳金鋒，系安徽大學歷史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