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文藝復興：一種書籍史的視角

編者按

書籍史是20世紀后半葉在歐美學術界逐漸興起的一個跨學科研究領域。它以書籍為中心，研究書籍創作、生產、流通、接受和流傳等各個環節及其參與者，探討書籍生產和傳播形式的演變歷史和規律，以及與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進入新世紀以來，研究者討論的議題或顯或隱地集中于書籍與不同社會歷史時期的信仰、制度以及權力變遷的關系上，這也是書籍史研究的核心議題。本期三篇文章從書籍史的視角，分別聚焦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書籍的制作與流通、15世紀末德國印刷業的發展、印刷媒介與近代早期英國民族認同，探討了書籍在推動文藝復興、建構民族認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以饗讀者。

查理曼作為加洛林王朝的一代雄主，其主要功績在于大大擴展了法蘭克王國的統治疆域，涵蓋了今歐洲大陸中西部大部分地區，以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區。為了在其廣袤國土上實行有效治理，查理曼急需一批受過教育、能夠識文斷字的人士。由于西歐之前的分裂混戰，在查理曼當政初期，文化知識在其國家已普遍被遺忘，無法滿足其治國的需要。有鑒于此，查理曼決定以基督教會為突破口，實施多種富有遠見的政策措施，以提高神職人員的知識水平，最終使加洛林王朝在政治、宗教、文化發展水平方面取得顯著成績，被后世史家奉為“加洛林文藝復興”。書籍作為這一時期知識傳輸的主要渠道，在這場文化復興運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繕寫室的建立與抄寫員的工作

有感于本土學術水平的低下，查理曼延攬約克的阿爾昆、比薩的彼得、倫巴第的保羅、西班牙的狄奧多夫等歐洲杰出學者進入其宮廷，并成立了宮廷學校，培養高級官員和教士。公元789年，查理曼頒布《教育通令》，命令每個主教區和修道院都要安排教授贊美詩、算術、語法等課程，并要求仔細校訂教材。而宮廷學校內的許多學者，后來亦紛紛從事具體的文教工作。

為了滿足各地文化發展的需要，王國境內的許多地方都建立了專門用于抄書的繕寫室。查理曼曾寫信給德意志中部的富爾達修道院院長，敦促其提高修道院和周邊地區的文化水平。科隆大主教希爾德巴爾德作為查理曼的密友，曾指示拉昂主教抄寫一部書籍，而該書是教皇利奧送給查理曼的禮物。

隨著所抄書籍數量的增長，對抄寫員的需求數量和技術要求也越來越高。抄寫員須經正規的培訓，方能從事這項工作：他們首先要懂得筆順，進而學寫字母和音節。此外，同一繕寫室的抄寫員通常要按照相同筆順進行書寫。在掌握了這些技能后，抄寫員便要坐在凳子上，俯身于斜面桌前，手拿鵝毛筆，蘸取從植物中提取的墨水，在羊皮紙上從事抄寫或配圖的工作。至于抄寫工序，有時是一個抄寫員負責整本書，如瓦朗謝訥修道院的一位抄寫員，曾用34天時間獨自完成一部圣哲羅姆的評注集；更多時候則是由數十位抄寫員合作完成，如圖爾修道院的多位修士一道抄寫了《圖爾法令全書》。學術界原先認為，中世紀早期制作書籍的權利只屬于修道院內的男修士。然而，有研究表明，當時并不只有男修士才有抄書的能力，修女、主教座堂神甫等也可以成為職業抄寫員。現存于牛津大學博德利安圖書館的奧古斯丁的《論三位一體》（8世紀手抄本），便是14位修女共同完成的杰作。而一旦抄寫完畢，繕寫室負責人通常要對文本進行校對，以保證質量。據統計，制作于加洛林王朝時期的手抄本，留存至今者多達7000余冊（一說為9000冊），相比墨洛溫王朝時期的500余冊，不啻一個巨大的飛躍。

手抄本的內容、語言與字體

抄寫員傳抄的作品起先多為宗教作品，后來源自羅馬的古典作品也成為這一時期手抄本的一大主題。普林尼、亞里士多德、多納圖斯、普利西安等人的著作都曾是阿爾昆在約克的收藏品。當他來到查理曼的宮廷后，亦將其帶到歐洲大陸。此后，古典作品不斷被發掘整理，如西塞羅的哲學與修辭著作、愷撒的作品、賀拉斯的詩作等都是初次在中世紀的歐洲出現。在這些古典作品中，亦包含有大量拉丁語語法書，拉丁語在這一時期被傳播到包括北歐在內的歐洲很多地區。就連一向被人忽視的希臘研究，也因希臘-拉丁語語法書及雙語禮儀書籍的傳抄而有所復興。與此同時，從8世紀起，以古高地德語、古法語等語言抄寫的手抄本也大量問世，預示了法語、德語、英語等地方性語言的誕生。此外，抄寫法律、產權交易、稅收等內容的文本也成為抄寫員的工作。

查理曼對文字頗感興趣。他認為：“只有正確地使用文字，才能學會正確的思考。”并曾告誡道：“抄寫者——請不要胡亂書寫。”伴隨手抄本的大量生產，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手寫方式上的重大變革。墨洛溫王朝后期的手寫體，其字母相互糾纏在一起，組合在一起幾乎成為無法辨別的一團墨跡，亦被稱為墨洛溫草書。以這樣的手寫體完成的書籍，很容易導致內容以訛傳訛。大約在公元771年至778年間，科爾比修道院的抄寫員在半安色爾字體和墨洛溫草書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新的手寫體。這種手寫體的字形較小，字母被巧妙地連接在一起，既優雅又容易辨認，被稱為加洛林小寫體。在阿爾昆的影響下，這種字體很快在不列顛、西班牙、意大利北部等地得到普及。正是從加洛林小寫體中，其后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汲取靈感并創造出用來印刷的羅馬字體。而一些重要標點符號（如問號），也是在查理曼統治時期被創造出來的，這些都大大有利于受眾對文本的閱讀理解。

手抄本的流通與收藏

這一時期，在倫巴第、西班牙和不列顛諸島之間，存在頻繁的書籍交流現象。擔任圖爾修道院院長后的阿爾昆，在執行教育計劃時面臨的首要難題便是缺少書籍。他曾向查理曼抱怨缺乏一些學習所需的最重要的書籍，并請求查理曼允許派遣一批學生前往不列顛獲取書籍。

查理曼自己的圖書館，自然是各類書籍的匯聚之地。他的扈從會遵照指示，四處搜尋各類手抄本，并運回其宮廷所在地亞琛。其藏書不僅包括神學書籍，也有大量與實際問題和知識應用有關的作品，如羅馬土地測量用書等。查理曼認為，作為統治者，他有責任向各種各樣的學問打開其宮廷大門。

除宗教作品外，古典書籍也逐漸進入各大修道院圖書館。在包括富爾達修道院在內的很多修道院圖書館的館藏中，都不乏西塞羅、波伊提烏、伊西多爾等人的作品，或可視為書籍傳播制度化的見證。而在很多教區教堂內，也多放置一個書架用于擺放書籍。自14世紀以后，很多意大利人發現了圣高尓等修道院圖書館內的大量拉丁文藏書，這成為人文主義者復興古典文學的重要依憑。事實上，古典作品的現代版本有90%以上都是以加洛林時期的手抄本為藍本制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加洛林文藝復興與后來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一脈相承。

查理曼推動基督教會大量制作手抄本書籍，將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與蠻族傳統相融合，為其治國理政服務的做法，體現了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和傳播媒介之間的緊密關聯。而從書籍的角度觀之，加洛林文藝復興雖然缺乏一定的原創性，而且知識的傳播也基本是在教士階層內部進行，尚未對普通民眾產生顯著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復興運動在歐洲文化發展歷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匯與傳承之功。

（作者：張煒，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