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學術建構與時代關懷

【圓桌對話】

主持人：

光明日報記者 周曉菲

本期嘉賓：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趙立行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劉金源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洪慶明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兵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強調，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要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世界史作為歷史學的重要分支，不僅是我們認識外部世界的窗口，而且是反觀我們自身發展歷程及其未來走向的一面鏡子。改革開放40年來，尤其是2011年成為一級學科之后，我國世界史學科在研究廣度和深度、人才培養、國際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當然也存在諸多有待提升的地方。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對新時代史學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有必要思考：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世界史研究如何發揮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為此，本刊特約四位學者圍繞這些問題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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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19世紀歷史學發生專業化和職業化的變革以來，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科誕生。由于專業分工的日益細化，進一步出現了單獨的世界史學科，乃至于更為具體、細小的分支門類。我國世界史學科的興起和發展是同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請先介紹一下我國目前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狀況。

趙立行：我國今天的世界史研究正走在從未有過的蓬勃發展的道路上。世界史成為一級學科，許多學校成立了單獨的世界史系，世界史研究者的隊伍在壯大，地位在提升；隨著大量海外學成歸國的人加入到世界史研究隊伍中，世界史學界整體的外語水平、利用外文材料的能力、對海外相關研究熟悉的程度、與海外學者交流的頻度已今非昔比；不少學者已經達到了同步跟蹤世界前沿研究的水平，并能夠在海外刊物和國際學術會議上與海外學者同臺競技；一些世界史學者已經能夠充分了解國外研究的范式，從歷史學的訓練模式到對各種史學流派的了解，也基本上達到了與國際同行對話的程度。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如果說目前世界史研究尚存在問題，也不是方向性的問題，只是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起步晚，底子薄，只要假以時日，沿著這樣的模式不斷努力，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績，獲得更高的國際地位。

但與此同時，我國目前的世界史學科整體上偏向單向度地從專業角度評判世界史研究的價值，而不太考慮其他社會的維度，在世界史研究越來越專業化和精細化的同時，回應社會需求和發揮社會功能方面反而做得不夠。

劉金源：在經濟全球化已深刻影響我們每個人生活的今天，很少有人會否認世界史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歷史經驗表明，經濟社會越發達的國家，越是重視世界史研究。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世界史學科在研究視角、理論、方法、領域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世界史研究所取得的進展，固然得益于研究史料的豐富以及國內外學術交流的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史研究順應了改革開放的時代需求。與此同時，我國世界史學科仍然存在理論方法創新缺乏、在研究主題上對國外亦步亦趨、國別或區域研究不均衡等問題。例如，在目前的區域與國別史研究中，學者們對英、美、法、德、日、俄等國歷史的研究較為充分，而對中亞、南亞、非洲、東歐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研究較為薄弱。甚至我們的一些鄰國，如蒙古、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內的研究隊伍寥寥無幾。區域與國別史研究的嚴重失衡，難以適應新時代國家的戰略需要。此外，我們目前的世界史研究，在提高民族史學素養的功能方面有待加強。

周兵：回顧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不難發現，這個學科的興起和發展是同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鴉片戰爭之后，在屈辱中被迫打開國門的中國發出了“睜眼看世界”的吶喊，也第一次真正有了要求學習和了解世界歷史的需要，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也正是在這樣的危機中應運而生。而中國第二次如此迫切而強烈地需要世界史，則是在四十年前隨著改革開放而迎來的歷史轉變，這也使得中國的世界史學科獲得了重要轉機。歷史的經驗證明，一個落后、封閉的文化或國家，是不可能產生要求了解世界的需要的，更不可能發展起一個專業齊全、研究深入的世界歷史學科。今天的中國正以積極的姿態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為推動人類共同發展而作出不可低估的貢獻。歷史進程的演進和角色身份的改換，賦予了今天的中國世界史學科以全新的使命，也使得研究者們有了開拓前進的勇氣和高瞻遠矚的眼界。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我國世界史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諸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史、海洋文明與海洋史等，逐漸成為今天世界史關注的熱點之一。這既是學術發展數十年不斷積累、水到渠成的結果，也是對當今時代潮流的積極響應，正所謂“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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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百余年來，中國在諸多方面一直處于學習和追趕的狀態，其中包括在20世紀初逐漸引進和確立的現代學科體系。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歷史性巨變，在各個方面均對當下的中國提出新的要求，學術研究亦不例外。我們要建立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世界的發展繁榮貢獻中國智慧。那么，對于世界史學者來說，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進而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呢？

劉金源：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根本指導思想，具體來講，需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首先，要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化理論、后現代理論、后殖民理論、全球化理論、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論陸續進入到我國史學界，客觀上推動了世界史研究的繁榮。但需要認識到，即便在西方學術界，這些理論的質疑者也大有人在，對于這些理論的修正也在不斷進行。以現代化理論來說，經典現代化理論強調西方發展道路的普適性，而該理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非洲、拉丁美洲的實踐所擊碎。因此，一味地盲從西方的理論，不僅脫離了歷史史實及實踐，而且會束縛自己的手腳，從而難以在學術理論構建上有所作為。因此，無論西方的理論如何千變萬化，我們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在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結合21世紀的中國國情以及世界史研究現狀，創建中國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其次，注重對文獻檔案的發掘與運用，在此基礎上開展原創性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檔案文獻的缺乏此前一直是世界史研究水平提升的瓶頸，但進入21世紀后，這一狀況有了很大改觀。目前，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大量解密的文獻檔案，被專門的數據庫公司制作成為電子版，供研究者在線瀏覽或下載。英美兩國的歷史檔案數據庫最為齊全，以英國為例，國內學者可以方便地獲取早期、18世紀、19世紀英文作品在線，英國外交檔案，英國殖民檔案，英國議會文件集等。這也就意味著，國內學者與外國學者接觸一手檔案文獻的機會是均等的，只要確定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國內學者完全可以利用原始檔案文獻，開展原創性研究，進而為提升世界史研究的創新能力、與國際學界對話奠定基礎。

最后，正確處理好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避免世界史研究的碎片化趨勢。近年來，隨著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的興起，世界史研究中出現了不少微觀的碎片化研究。這些研究注重史料的整理與闡釋，強調歷史史實的還原，但缺少對歷史深層次的思考，缺乏對歷史規律及人類命運的認識。一個史學家如果缺乏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以堆砌史料、繁瑣考辨取代理論思考，那么，他就偏離了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學的學術傳統與基本精神。因此，中國的世界史學界在關注微觀研究的同時，也應更多地關注與時代潮流、人類命運、社會發展規律等相關的宏觀選題。

洪慶明：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解決不了我國的實際問題”。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以及深厚的文化積淀，為新時代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實現學術創新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智識資源。這就要求我國世界史研究者必須關注我們自身的變化和需求，根據我國發展需要開展世界史研究。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世界史學科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國家和社會的需求向世界史研究者提出了新要求，除傳統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之外，廣闊的亞非拉地區和國家、廣袤的海洋都應成為世界史研究重點關注的對象。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就史學而言，中華文明有著漫長的著史傳統和高度發達的歷史理性，傳統史學典籍文化里蘊含的文化思想的創造性轉化，亦將會給我們釋讀世界提供豐富的思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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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注重現實關懷，是歷史學作品思想性的源泉，也是歷史學所應發揮的最重要功能。古今中外，偉大的歷史學家無不是基于現實關懷而思考和總結歷史的。對于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來說，在21世紀的今天，如何發揮其現實功用呢？

周兵：對于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者來說，既需要對專業有精深的研究，也需要維系學科的長遠發展和蓬勃活力。除此之外，世界史也是整體的歷史學、乃至當代中國學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史的宏觀視野和開放多元的研究路徑，應更好地融入并推動包括中國史和世界史在內的歷史學整體的學術發展。只有在堅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上，世界史才能更好地發揮現實功用，因為除了專業的歷史學家外，需要世界史的還包括身處當今社會的每一個人、每一個普通的公眾。當今中國社會比任何時代都更加深入地融入到經濟全球化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之中，曾經遙不可及、陌生而神秘的世界已然成為普通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于世界史，它除了作為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體系中的一門專業性學科之外，還是社會和公眾所必需的基礎知識。從這一意義來講，專業的歷史學家們面臨的是機遇也是挑戰。

劉金源：世界史的功用，大體說來，一是強調客觀而忠實地“還原過去”，即恢復歷史原貌，而不作任何解讀，德國史學家蘭克是這一觀點的集大成者。二是強調對人類過去經歷的梳理，總結歷史演進的規律，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借鑒。不可否認，隨著美、英、德、法等國檔案的解密以及數據庫建設，中國學者在還原其他國家的歷史原貌、還原歷史情節等方面具備了更好的基礎，但我們依據豐富的史料所做的還原性研究，如果脫離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需要，研究成果的社會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因此，在世界史研究中，關注其他民族的發展經歷，總結歷史發展的規律及經驗教訓，為中國的社會發展提供歷史參照，應該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例如，要著力發揮世界史研究在現代化建設方面的借鑒作用。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脫離世界而謀求自身發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借鑒先行者的經驗教訓。從20世紀末開始至今，已有一些世界史學者開始關注并探討先行國家在現代化歷程中的經驗教訓，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前車之鑒。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后還需進一步加強。再如，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歷史文化研究，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制定與推行提供參考。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流，首先必須了解這些國家的歷史傳統與現實國情，世界史研究者應當承擔起這樣的重任。

趙立行：世界史研究要發揮現實功用，首先需了解世界史的需求對象和目標。世界史的研究者已經成為一個職業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有自己的職業標準和評價體系。但是，世界史不可能只是在一個職業共同體的生產體系中單獨存在，其價值也不能僅由職業共同體自身來確定，而應該在一個更大的供應需求體系以及一個更大的功能場域中衡量。我們必須承認，世界史知識不僅僅是專業人士才需要，社會中許多群體都需要世界史。如今，無論是個人對外交往，還是公司對外投資，都需要相應的世界史知識。從國家的角度來說，也同樣如此。如果說世界史學科是世界史知識和理論的提供者，那么社會和國家則是世界史知識的需求者和消費者。這些不同需求的聚合才形成了世界史的生存空間和價值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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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意大利學者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論點意味著，盡管歷史包羅萬象，但歷史學家總是從現在的立場出發，以當前的參照來考察和認識歷史，因為“歷史所涉及的是當前的需要”。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克羅齊式的觀點會讓學術研究陷入實用主義的窠臼，力主學術應該就是學術。那么，世界史學科的學術與致用是否存在矛盾？專業史學與公眾史學或者通俗史學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系呢？

洪慶明：學術與致用在很多情況下不僅并非不可調和，恰恰相反，它們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其一，世界史學者對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地區的歷史文化進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作為一種智識長久而安靜地存在著。當國家和民眾有需求時，這種已有的智識會自然而然地派上用場，化為致用。譬如美國史和現代國際關系史作為學術研究，靜水深流歷經幾代人的時間，當今天我們需要了解美國或其他國家外交行為的根源時，過去的學術積累自然會變為今天的智力資源。其二，我國文人歷來有“經世致用”的傳統，每一位讀書治學的學者，如果對吾國吾民毫不關注，學術研究將無意義。即便我們研究的是外國歷史，念茲在茲的依然是中國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億萬民眾。其三，學術生產離不開現實需求。稍加留意西方社會文化史便不難發現，倘若西歐沒有中世紀盛期之后的經濟復興以及由此產生的消費需求，便不會有如此豐富的文學藝術創作。中國是我們從事學術生產及生活的家園，理解時代的發展趨勢，順應現實的文化需求，是我們從事學術工作賴以立基的根本。

趙立行：有些學者認為專業性的歷史才是世界史研究者關注的范疇，而大眾需求的歷史只不過是通俗的歷史，與專業研究者無關。正是由于存在這樣的態度，所以專業歷史和通俗歷史之間長期存在鴻溝，結果是大眾無法親近高度專業化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專業的世界史研究者如果長期在走近大眾方面無所作為，其結果只能造成大量的社會需求空間任由其他渠道去填補，如影視劇的“戲說”和各種自媒體的“調侃”。世界史研究者當然是世界史知識的生產者，但如果認為這種生產只有學術價值而沒有社會價值，甚至認為兩者本身就是矛盾和沖突的，面向社會提供世界史知識是自貶身價，這并不是一種合適的態度。任何學科除了本體論建構還應具有工具性價值，除了專業自身的規范性意義還應具有功能性價值。我國未來的世界史研究，要努力實現學術性和現實性的融通。

周兵：專業史學與公眾史學之間雖然存在明確界線，但二者是可以相互交流和聯系溝通的。專業歷史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服務國家、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公眾史學是其達及普通讀者、實踐歷史學功用的工具和渠道。公眾史學涉及政策咨詢、文化遺產保護、教育普及、文化傳播、娛樂游戲等當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廣泛而多樣的應用。然而，如果缺乏了專業歷史學的學科支持，歷史學的通俗化可能轉變成為媚俗和庸俗；缺乏了專業歷史學的引導和規范，公眾史學在實踐中還可能被歪曲、甚至濫用。因此，面向過去的古老的歷史學，不僅只是一門坐冷板凳的學問，而且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有著現時和未來的面向。在這一方面，由于世界史本身在研究基礎和知識普及方面相對薄弱的客觀事實，今天的世界史研究者在專注于各自研究領域的同時，應更多關注和指導歷史學在公眾層面的普及和應用。唯有如此，當我們面對中外文明碰撞交鋒的議題時，才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自怨自艾，也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正視和理解文化的差異及其根源。

因此，我們一方面應更加精深廣博，跟蹤國際史學的前沿趨勢，進一步深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廣泛拓展新興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課題，運用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提高世界史的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從而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另一方面，要植根于中國社會的現實，順應時代潮流，同時積極主動地參與歷史學的公眾推廣和普及，以更加喜聞樂見的方式呈現世界歷史的精彩紛呈和多元發展，從而提高全民族的史學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