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社會福利制度構建的歷史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的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1、按照申報書的計劃，在課題組成員和合作者略作調整的基礎上，本課題研究正在穩步有序地進行。具體體現在：明確了各自的分工；突出了中期任務的時間節點；強調階段性成果的發表；建立了子課題組之間的協調與創新機制。

2、根據調整后的方案，本課題研究的最終成果分為歷史篇與調研篇兩個部分。首先是歷史篇，計劃由四卷組成。第一卷內容為16世紀之前歐洲的福利；第二卷內容是17世紀到工業革命期間的社會福利制度；第三卷內容是工業革命到二戰；第四卷為二戰之后歐洲福利制度的發展。目前各卷正按照寫作提綱進行，并有階段性成果發表。第二是調研篇。計劃安排5批次課題組成員赴歐洲各國進行調研，目前已有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訪問調研工作在進行中，其余的調研任務即將展開。由于總結的經驗與教訓內容需要前面工作的開展，因此這一部分工作暫時沒有開展，待時機成熟后即可開始。

3、根據前期的工作安排，課題組在2017年6月召開了開題會，邀請學校相關職能部門以及課題組的主要成員參加。這次會議明確了各自的任務以及需要完成的目標，并根據課題研究的需要，劃撥外撥經費到華東師范大學孟鐘捷的子課題組。2017年3月，課題組邀請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丁堡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Harry Dikinson來南京大學商談課題的合作事宜，并確定相互之間的學術交流事宜。2018年7月課題組成員即將赴愛丁堡大學進行相關的學術訪問。2018年3月，邀請著名學者英國Reading大學經濟史教授Richard Hoyle來校訪問，探討農業社會的濟貧問題。2018年6月，邀請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副主席、著名社會福利研究專家、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Pat Thane教授來南京參加福利制度工作坊，與課題組的相關成員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并與Pat Thane教授商定今后更為深入的學術合作事宜。課題組成員將于2018年8月訪問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此外，課題組成員加強與德國學術界的聯系，孟鐘捷課題組邀請或者派成員到德國進行訪問與調研，目前取得較好的成果。在法國福利制度研究方面，趙永升教授與法國的研究機構建立了非常緊密的學術聯系與交流。同時，課題組成果積極組織并參加學術會議，特別是國別史會議與歐洲研究的會議。2017年4月，以南京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的名義與安徽大學歷史系舉辦了有關歐洲福利問題的會議，取得了良好的反響。在文獻整理方面，課題組積極籌劃，委派專門的成員進行相關的文獻整理工作，目前進展順利。

4、課題組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個別子課題進展緩慢；有關南歐如意大利等國的研究薄弱，此外北歐各國的福利制度研究缺乏實地調研；研究成果的推廣工作做得不夠，與主管部門的溝通不夠積極，導致一些研究成果發布滯后；經費使用方面，沒有按照原定的進度開支。

5、針對存在的問題，下一步我們將積極與上級主管部門溝通，積極做好《工作簡報》的上報工作；合理使用課題組經費，激勵課題組成員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按計劃派出成員到國外交流與調研。

6、結合兩年來組織實施課題的經歷，我們深感責任重大，同時也感到困難比之前想象的要多。如何統一思想，堅定目標，持之以恒是我們課題組，也應該是其他課題組遇到的現實問題。我們總的體會是，一是要與上級主管部門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吃透規章制度，按照國家社科辦的規定辦事。二是要協調不同的子課題組的工作，避免重復無效的勞動。三是借助重大項目的實施，培養鍛煉一批年輕人，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動性與積極性，這樣工作才能夠順利開展。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一、代表性成果簡介

（1）陳曉律：《歐洲社會福利制度的普適性與特殊性》，載《南國學術》2018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社會保障制度）2018年第4期全文轉載。歐洲福利國家產生的危機已引發學界諸多討論，本文以歐洲福利制度構建的普適性與特殊性為主線，擬從以下幾個角度展開探討：第一，福利制度在歐洲的建立具有普適性特征，生產與消費的社會化必然導致生活福利的社會化，工業經濟迫使社會保障職能由地方小共同體向國家轉移；第二，歐洲福利社會的建設不僅具有內部特殊性，更具有外部特殊性，歐洲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率先起步使之獲得了其他地區不具備的獨占性優勢，為其向國民提供更好、更高標準的社會公共產品創造了有利條件；第三，以提供社會福利為代表的軟權力控制模式有效化解了發達國家若干激烈的社會矛盾，在普選制度下，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競爭對福利國家構建造成了顯著影響；第四、外部經濟優勢地位的弱化與向消費社會的轉向對歐洲福利社會的可持續性產生了巨大壓力，歐洲在福利制度調整方面表現得相對滯后；第五、高福利是歐洲福利制度危機的根源，福利制度標準的設計應成為經濟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前瞻性和可調控空間，并隨時保持對“過度福利化”的警惕。

（2）雍正江：《英國過渡時期農民主體權利的嬗變與濟貧立法》，載《江海學刊》2017年第3期。16世紀初至17世紀中后期傳統上被認為是英國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由于各種原因,英國農民遭遇了較為普遍的失業和貧困,社會問題因之嚴重。濟貧立法應運而生。以主體權利為視角思考,可以深入解讀濟貧法建構和實踐動因。中世紀農民的主體權利主要由土地和勞動權利二元構成。中世紀晚期農民福利保障因土地權利的優化和勞動權利的改善而達到歷史上的最好時期。過渡時期農民土地權利被剝奪,勞動權利無保障,主體權利結構解體,失業、貧困、流民等社會問題尖銳。英國政府通過濟貧立法實踐試圖重構農民主體權利,以緩解社會矛盾,此時農民主體權利結構開始由二元結構向勞動權利為主的單一結構轉變。

（3）周真真：《charity概念在英國的歷史流變及其社會意蘊》，載《世界歷史》2018年第1期。charity是英國歷史上表示慈善的最常用詞語，但其概念卻在社會變遷中不斷發生變化。它從對上帝之愛發展到側重對鄰人之愛，后泛指一切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仁慈行為，到了現代社會其涵義變得更日益多元。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charity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其既反映了不同時期慈善主導話語權的變化，更體現了英國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由此引發的慈善評判標準的改變也促進了慈善社會功能的不斷增強。而charity理念的發展恰好與近代以來英國商業社會推崇的自由競爭潮流相克相生，慈善無意中悄然成為英國消解商業社會弊病的有效方式。因而，charity樹起了英國社會進步的一面正義和友善的旗幟，厘清charity概念的源頭流變十分重要，亦可為慈善的未來發展提供更為開闊的視野。

（4）唐軍：《后福利時代英國大學的學生國際化策略評析——以蘇塞克斯大學為例》，載《英國研究》2017年。學生國際化是英國大學國際化策略的重要內容。在英國史上，它經歷了從政治主導向市場驅動的轉變，并為提升英帝國的統治力和今日英國的發展水平，持續發揮著作用。在后福利時代，學生國際交流不僅是英國大學經費的重要來源，更成為拉動英國經濟發展的直接力量。在學生國際化進程中，擁有足量而富特色的國際化課程，是英國大學的自然優勢，也是保證國際學生高質量培養的重要依托和有效路徑。宏觀地看，學生國際化不僅是促進大學發展的現實策略，還是助推福利國家不斷進步的戰略舉措，值得深思和善用。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計劃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別召開一次學術會議，及若干次課題組會議；

安排課題負責人和主要科研人員出國學術交流，采集數據，收集材料；

將部分中期科研成果以學術論文的形式發表。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