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的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1. 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1）總體執行情況

首先，邀請學界權威學者，舉行開題論證會。2017年3月21日下午，舉行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開題論證會，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王子今教授擔任專家組組長，人民出版社《新華文摘》編輯部尹選波編審、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劉進寶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郝春文教授和李華瑞教授任專家組成員。首都師范大學周建設副校長、校社科處王德勝處長、北京市社科規劃辦肖士兵處長及各子課題項目負責人和主要成員出席開題論證會。與會專家一致認為：課題組的研究計劃論證合理，思路清晰，針對性強，準予執行。

其次，理順研究思路和調整框架結構。根據開題論證會專家的建議，對原來的申報計劃做了如下調整：①調整課題組子項目。將原有的5卷，即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西夏遼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調整為7卷，即先秦卷、秦漢魏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遼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以凸顯童蒙文化的時代特點。②力求精品、避免冗長。刪減各卷篇幅，整體分為上、中、下3冊，每冊分若干卷，總字數限定在100萬字左右，以確保質量。③分時段點校蒙書。一方面，對歷代《蒙求》系列蒙書和《千字文》系列蒙書等進行整體、綜合校注，突出本項目的學術特色，字數限定在30萬字之內；另一方面，積極吸收并有效利用周邊國家的蒙書資源，收集整理日本、韓國、越南等漢文化輻射圈的若干國家現存的《千字文》《蒙求》等古代中國蒙書，同時也關注其注釋、改編本蒙書。

再次，重視發表優質論文，著力推動整體研究。開題論證會后，課題組調整了研究計劃，并著力推動課題進展。本項目截止目前，已經出版專著1部、主編2卷輯刊、發表80余篇學術論文，較原定計劃發表40篇論文增加一倍。其中包括《歷史研究》《光明日報》等權威刊物論文4篇，《廈門大學學報》《人文雜志》《學術月刊》《中國社會科學報》《山西大學學報》《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等核心刊物論文21篇，其中4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4篇論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另有普通刊物論文27篇，會議論文29篇。目前已經完成了約42萬字研究報告，占開題論證委員會將研究報告篇幅調整為100萬字的42%，占原申請書計劃250萬字的16.8%。資料收集方面，各子課題共計搜集整理了近300萬字的有關童蒙文化文獻資料，約占預計研究資料的60%，基本達到了預期目標（詳見下表（1）“文獻資料收集整理”說明）。

最后，開展學術交流，提升社會影響。一是召集學術研討會。課題立項以來，在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的精心策劃下，本課題組成員已先后參加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第三屆（山東聊城，2017年7月）、第四屆（安徽合肥，2018年6月）會議，并與日本廣島大學合作主辦了“中國童蒙文化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本廣島，2018年7月）。二是出版童蒙文化專業刊物。2015年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成立后，決定出版《童蒙文化研究》學術期刊。2016年本項目獲準立項以來，項目課題組成員的作品便成為了該刊的重要稿源。三是開展與社會童蒙教育實踐機構的合作。兩年多來，項目組除了與山東聊城同心國學院、安徽合肥國禎書院等民辦教育機構合作辦會，還與北京、上海、黑龍江、深圳、沈陽等地的多家兒童教育機構開展合作，將學術研究與教育實踐緊密相結合，凸顯了本項目研究的社會服務功能。

總體而言，本項目按照既定研究計劃，穩步、高效地開展整體研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是，課題組所發表的論文大多質量較高，權威、核心刊物論文占了較大的比重，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獲得社會各界的好評。另外，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主持編纂了《童蒙文化研究》第2卷、第3卷，子課題負責人韓昇的《良訓傳家：中國文化的根基與傳承》一書，還榮獲了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倡導，全國各地圖書館及讀者、專家、媒體共同參與評選的公益性優秀圖書獎項——2018年第13屆“文津圖書獎”。

（2）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課題組根據開題論證會專家組的建議，調整了子項目的設置，分為先秦卷（項目負責人韓昇教授）、秦漢魏晉南北朝（項目負責人林生海）、隋唐五代卷（項目負責人金瀅坤）、宋代卷（項目負責人周揚波）、遼夏金元卷（項目負責人張希清）、明代卷（項目負責人施克燦）、清代卷（項目負責人李世愉），共7卷。

目前各子課題大體按照既定計劃穩步推進，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總體而言，目前隋唐五代卷、遼夏金元卷進展較快，秦漢魏晉南北朝卷、清代卷稍顯遲緩，其他3卷勻速推進，較有保障。

先秦卷：完成約6萬字的研究報告，發表核心論文2篇，普通期刊論文1篇、會議論文2篇，共計5篇論文，出版相關專著1部，收集童蒙文化資料約30萬字；大概完成了本卷的30%，囿于先秦童蒙資料的缺少和時段長，尚需要在相對較豐富的戰國諸子百家文獻中尋求相關童蒙資料。

秦漢魏南北朝卷：完成約5萬字的研究報告，發表核心期刊論文2篇、普通期刊論文3篇、會議論文2篇，共8篇，其中1篇被人大報考復印資料全文轉載，收集童蒙文化資料約50萬字，還有約60萬字的資料以及大量的今人研究成果需要吸收和補充。

隋唐五代卷：完成約8萬字的研究報告，發表權威期刊論文2篇、核心期刊10篇、普通期刊論文14篇、會議論文15篇，共計40篇，其中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3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1篇。整理敦煌蒙書約10萬字，收集隋唐五代童蒙文化資料約70萬字；大概完成了本卷的40%，還有大量童蒙文化資料和今人研究成果需要補充和消化。

宋代卷：完成約8萬字的研究報告，發表權威期刊論文1篇、核心期刊論文1篇、普通期刊論文2篇、會議論文2篇，共計6篇，其中1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宋遼金元史》轉載。整理兩宋蒙書約6萬字，收集宋代童蒙文化資料約60萬字，尚有大量的今人研究成果需要補充和消化。

遼夏金元卷：完成約6萬字的研究報告，已發表核心論文4篇、普通期刊論文2篇、會議論文2篇，共8篇。已收集童蒙文化相關資料約50萬字，仍須補充資料約40萬字。

明代卷：明代卷已經完成研究報告約6萬字，發表權威期刊論文1篇、核心期刊論文1篇，會議論文2篇，共計4篇，其中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1篇。收集、梳理與明代童蒙教育及童蒙生活相關的論著347種，約70萬字，收集明代新撰兒童讀物和各種地方性蒙書16種，還有約40%的資料需要收集。

清代卷：由于清代是中國傳統童蒙文化發展的最后階段，也是近代童蒙文化的轉型時期，需要查閱的文獻資料眾多，頭緒復雜，故而目前清代卷僅完成約6萬字的研究報告，發表權威刊物論文1篇、普通刊物論文4篇、會議論文3篇，共計8篇。目前正在整理的清代蒙書主要包括《有諸己齋格言叢書》、閩臺蒙書等，約計60萬字。此外，共收集了有關清代義學教育、清代族學、私塾教育、清代著名蒙學大家、清末蒙學改革等相關資料約40萬字。此外，還有海量的今人研究論著需要閱讀、消化與吸收，更需進一步就清代蒙學教育內容、蒙學思想、滿蒙的少數民族蒙學教育等主題展開研究。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1）文獻資料收集整理

根據項目組共同制定的資料文獻搜集整理方案、總體進度安排和年度進展計劃，并參照開題論證會專家組意見，重新審定的研究大綱和體例，由子項目負責人負責各卷的相關資料收集整理工作，相關工作開展順利。

首先，對《四庫全書》、先秦諸子、二十四史、歷代文集、歷代類書、歷代叢書、歷代筆記小說等傳世典籍，利用團隊優勢，組織大量人手，進行人工查閱、收集，輔之以電子檢索，進行分類整理，此類資料收集了200萬余字。目前，在此類文獻查閱的范圍和細致程度上要超越以往的學者，力求在資料占有方面做到最大窮盡，在史料考證、解讀等方面實現大的突破。這部分資料是研究童蒙文化史的基礎，也是勾勒童蒙教育機構、教育內容和思想的堅實基礎。

其次，對簡帛、敦煌吐魯番文獻、黑水城文獻、徽州文書、太行山文書等新出土文獻中有關童蒙文化的資料進行查閱、整理。重點對新出土文獻中新發現的《開蒙要訓》《太公家教》《百行章》《崔氏夫人訓女文》《兔園策府》《文場秀句》《孔子相橐相問書》《雜抄》《碎金》等大量早已失傳的蒙書進行錄入、整理和校注，同時對敦煌文書中發現的《蕃漢千字文》和黑水城文獻中發現的西夏文《孝經》《番漢合時掌中珠》《三才雜字》等罕見蕃漢蒙書、少數民族語言蒙書進行錄入、整理、注釋和翻譯。這些蒙書對于了解唐宋時期少數民族政權對漢文蒙書的改造、編寫和使用情況，彌足珍貴。此外，新發現太行山文書中的《老百姓莊農雜字》《農家雜字》《士農工商買賣雜字》《買賣雜字》《繪圖應時雜字》《老百姓日用雜字》《便蒙六言》等各種便民字書和童蒙讀物，對了解明清太行山區的民間童蒙文化、大眾文化普及化等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項目組也對其進行了錄入和整理。同時，項目組還通過協同合作的方式，與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高田時雄、越南社科院呂明姮副研究員、（臺灣）朝陽科技大學耿慧玲教授合作，委托他們分別收集、整理漢傳《千字文》《蒙求》《三字經》等中國古代蒙書，以及日本、韓國、越南等漢文化輻射圈國家注解、改寫和仿作的日文、韓文、漢喃蒙書，為課題組了解中華傳統童蒙文化對亞洲各國的影響夯實了文獻基礎。此類資料，目前已經收集了100多萬字，約為總量的三分之一。由于出土文獻或新發現民間文書都是當時留下的第一手資料，文獻和史料價值很高，彌足珍貴，能夠用于分析、研究很多具體的學術問題，將助力本項目取得更多的重點突破。

其三，檢索墓志、金石資料中有關童蒙文化資料。從漢魏以至明清遺存的大量中國古代墓志中，收集墓主及相關家庭成員的童蒙教育信息。很多墓志中都會記錄亡者幼時的情況，或者其子女的情況，從而保存了不少有關童蒙文化的信息。特別是早亡兒童的墓志，通常都會提到其開蒙教育的情況，是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兒童教育史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婦女的墓志主要是講其養育和教育子女的情況。課題組重點對《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志》《宋代墓志輯釋》《碑傳集》《碑傳集補》《續碑傳集》《廣清碑傳集》《新中國出土墓志》《洛陽新獲墓志》等墓志匯編，以及散見于地方志、文集中的墓志材料進行了全方位的翻閱和檢索，已經搜集了約100多萬字的資料，可以充實正史和文集對古代兒童記載。當然，墓志的內容有時難免存在溢美之詞，我們在使用墓志資料時，必須分辨真偽，客觀分析。

其四，收集和整理家訓、族譜中有關童蒙文化的資料。家訓是中華文明的精髓，是家庭、家族訓誡子弟的重要內容和依據。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士族的興起，士族之家都非常重視編撰譜牒，以此作為維護門第的主要手段。譜牒除了記載家族的世襲、官位、婚姻、田產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記載家訓、家范、家規、家約、家語、家箴、家矩、家法、家則、家勸、庭訓、世范、宗訓、宗約、公約、祠規等，其內容多為涉及教誨子弟讀書、做人、為官、處事、勞作、禮儀等等，與童蒙文化有著密切關系。項目組在充分吸收樓含松主編《中國歷代家訓集成》等近年來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到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安徽博物院等藏書機構，重點查閱宋元以來的家訓、族譜資料，目前已經收集了相關資料50萬字以上。我們的設想是，從族譜中的家訓及其特點來分析中國古代家學、家族、宗族文化與童蒙文化的關系，對研究兒童收養、過繼和家塾、助學等問題很有幫助。

其五，重視考古資料和文物遺存中有關兒童文化的實物、圖像資料的收集和解讀。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界無論在考古發掘，還是在文物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對涉及中國童蒙文化文物、圖像等資料的研究則明顯不足。本課題組試圖通過大范圍普查、翻閱考古報告、出土文物、建筑遺存，尋找跟童蒙文化有關的器物、遺跡、圖像等，鑒別兒童住所、學堂等；通過翻閱歷代名畫、畫像石磚、壁畫、石刻、木雕等圖像資料，尋找、發現有關兒童形象、服飾、游戲、兒童書畫等圖像資料，也可以從古代文物中尋覓兒童玩具、衣物、用具、工具等實物。這項工作由于學界尚無人進行專門研究，研究基礎比較薄弱，現在主要收集到了敦煌壁畫、漢畫像石磚，以及歷代名畫中有關童蒙文化的不少資料，但在研究和解讀方面，成果還很有限。

其六，調查民俗資料中的童蒙文化資料。中國各地有很多與童蒙文化相關的司空見慣的風俗傳統，諸如小孩抓周、滿月、百日、長命鎖，以及虎頭鞋、虎頭帽、五彩線、荷葉燈、供兔兒爺等育兒習俗，它們內容豐富，饒有趣味，歷史悠久，至今流傳。課題組根據此前研究計劃，從童蒙文化的角度，從現存的不同地域、民族的兒童民俗入手，收集了一些相關資料，但總體而言比較雜亂，多為圖像資料和口述史資料，數量也比較有限。今后擬結合相關史籍、考古和文物資料，重點梳理和探討兒童民俗的文化起源和寓意。

其七，整理童蒙相關書目，收集今人研究成果。組織人員收集研究歷代童蒙文化論著目錄，已經編寫、出版了《2016年童蒙文化研究論著目錄》《2017年童蒙童蒙文化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吐魯番童蒙研究目錄》《宋遼夏金元童蒙文化研究目錄》，正在編寫《先秦童蒙文化研究目錄》《秦漢魏晉南北朝童蒙文化研究目錄》《明清童蒙文化研究目錄》，以及2016年以前的每年童蒙文化研究的論著目錄。在編寫論著目錄的基礎上，對良莠不齊的相關研究論著，進行篩選，按照時代分期，分時段購買相關研究論著，包括童蒙文化專題的論著，以及與童蒙文化緊密相關的中國教育史、科舉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學史、美術史等經典論著，以便擴大學術視野。重點對日本、韓國、越南和歐美學者的相關研究論著，進行收集、購買、復印，主要是吸納在外留學博士生、研究員來完成。目前主要有日本廣島大學的荒見泰史教授和林生海、任占鵬博士，越南社科院潘青皇博士，臺灣劉怡青博士后幫忙收集購買，確保在資料方面做到最強。此外，建國前也有不少民國學者的童蒙文化論著，課題組通過各種辦法，復制了朱元善《兒童學研究》、凌冰《兒童學概論》、王稚庵《中國兒童史》等非常難得的早期研究中國童蒙文化的經典著作。

總之，在資料文獻整理方面，課題組成員有步驟、有計劃地借助首都師范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廣島大學圖書館等各自所在大學、院系的圖書館，對其所收藏的中外典籍和研究論著，分步驟、有針對性地搜集有關中國童蒙文化的資料，加以分類整理，并用文獻學和歷史學的方法進行初步考訂。再就是有重點地組織課題組成員分批次前往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圖書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等查閱有關蒙書和兒童讀物的資料，未來將組織課題組成員前往朝鮮、韓國、日本、越南和臺灣地區搜集傳入該地區的漢文童蒙讀物，及其翻譯、改編過的中國歷代蒙書。

（2）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一是，根據項目進展情況，舉行了4次項目組工作會議。2017年7月27—29日，第一次“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項目組工作會議在山東聊城同心國學院順利召開。項目首席專家金瀅坤，王凌皓教授、耿慧玲教授、韓昇教授、施克燦教授、郭婭教授、陳中龍副教授、張國旺副研究員、蔡春娟副研究員等20余位課題組負責人、核心成員參加了本次會議。2017年12月8—9日，第二次“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項目組工作會議在北京紫玉飯店第一會議室順利召開。特邀嘉賓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吳麗娛研究員、國家圖書館張廷銀研究員、《中國史研究動態》蘇輝編審等，金瀅坤、韓昇、張小鋒、施克燦、周揚波、張國旺、蔡春娟、盛會蓮、林生海、常藎心等20余位課題組負責人、核心成員參加了會議。2018年6月2—3日，第三次“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項目組工作會議在北京紫玉飯店順利召開，特邀嘉賓高田時雄、柴劍虹，以及課題組首席專家金瀅坤、子項目負責人施克燦、毛曉陽、核心成員朱鳳玉、鄭阿財、張小鋒、常藎心、任占鵬等10余人參加了會議。2018年7月5—6日，第四次“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工作會議在日本廣島大學中央圖書館會議室順利召開，是在“中華童蒙文化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舉行。特邀嘉賓有京都大學高田時雄教授、人民大學王子今教授、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會長徐勇教授、西北師范大學副校長田澍教授，荒見泰史、朱鳳玉、鄭阿財、韓昇、王凌皓、楊秀清、施克燦、張小鋒、毛曉陽、周揚波、常藎心、任占鵬等課題組負責人與核心成員參加了會議。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對過去一年半來項目進展情況、研究進展的總體評估進行了匯報，重點討論了中期檢查事項，并對后續研究作了比較明晰的安排。經過會議的充分交流，課題組的前期成果基本得到了肯定，團隊對迎接中期檢查有了較為堅定的信心；同時也對課題存在的不足有了進一步認識，更加明確了后續的研究思路，整個隊伍的士氣有了大幅的提升。目前，項目組正積極籌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作，誠邀各地嘉賓，于2018年8月23—24日舉行第五次“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項目組工作會議。

二是，與日本廣島大學合辦“中國童蒙文化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大會的最初計劃，本來只是項目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與廣島大學荒見泰史教授商議在廣島舉辦一次主要由課題組成員參加的項目組工作會議。在商議過程中，雙方覺得機會難得，僅僅舉行一個小型會議，不足以體現兩國在童蒙文化領域的交融關系。最后，決定由廣島大學、中華炎黃文化研究童蒙文化委員會和首都師范大學聯合舉辦“中國童蒙文化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廣島大學來承辦。此次會議已經在7月4—7日在廣島大學圓滿舉行。參加本次會議的代表，除了本重大項目子課題組負責人、核心成員外，還特邀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的名譽會長王子今教授、會長徐勇教授、副會長楊秀清和王凌皓教授，以及童蒙文化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鄭阿財教授、朱鳳玉教授、韓昇教授、高田時雄教授、田澍教授等專家學者參加，代表了童蒙文化研究領域的最高水平。這次大會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走出國門，與東亞國家的高校首次合辦童蒙文化的國際研討會，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因此，本次大會上，中日兩國的學者共聚一堂，探討中國、日本和越南的童蒙文化，具有非凡的意義，既是對中日兩國童蒙文化交流的回顧，也是對兩國童蒙文化領域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促進兩國在兒童青少年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展望其美好的未來。出席此次會議的有本課題子項目負責人韓昇、施克燦、張小鋒、毛曉陽、周揚波諸位教授，與會課題組成員有王凌皓、楊秀清、鄭阿財、朱鳳玉、荒見泰史教授等，劉怡青博士后，常藎心、任占鵬博士生。此次會議十分圓滿，與會代表從不同角度對“中國童蒙文化史”進行了探討和交鋒。

三是，項目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的身份，積極主辦了兩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7月27—29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專業委員會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山東聊城圓滿舉行，來自中國大陸、臺灣以及日本、越南的90多位海內外學者參加了會議。2018年6月8日至10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第四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童蒙教育實踐研討會”在安徽合肥舉行，來自中國大陸、臺灣以及英國、日本、越南的100多位海內外童蒙文化研究者及熱愛童蒙教育事業的各界人士與會。

四是，參加學會年會。本課題組的首席專家、子課題負責人和主要成員都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的成員，均有參加學會年會、討論學會發展的義務。本重大項目立項以來，課題組成員集體出席了兩次學會年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專業委員會第一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山東聊城同心書院，2017年7月27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第一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安徽國禎書院，2018年6月8日）。本課題組的子項目負責人、主要成員都提交了論文，做了主題演講或小組發言，得到了學界的廣泛好評。

五是，參加各類相關學術會議。為拓展學術視野，提升研究水平，課題組負責人、核心成員等還分別參加了其他各類學術會議。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參加了“第十四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研討會”（南京科舉博物館，2016年12月）、“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第十五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大學，2017年9月）、“閩臺科舉文化學術研討會”（福建師范大學，2017年11月）。課題組子項目負責人施克燦教授參加了“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第十七屆學術年會”（山西師范大學，2016年9月）、“第十屆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教育史研究論壇”（浙江大學，2016年11月）、“全國教育史學科發展研討會”（北京師范大學，2017年11月）、“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教育史論壇”（北京師范大學，2017年11月）、“郭齊家先生教育學術思想研討會”（北京師范大學，2017年12月）。課題組子項目負責人毛曉陽教授參加了“第十屆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教育史研究論壇”（浙江大學，2016年11月）、“第十四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2016年12月）、“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學術研討會”（黃河科技學院，2017年4月）、“首屆閩臺科舉文化學術研討會”（福建師范大學，2017年11月）和“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教育史研究論壇”（北京師范大學，2017年11月）。鄭阿財教授參加了“北京論壇”（北京大學、釣魚臺國賓館，2017年11月）、“紀念林尹教授學術研討會”（北京師范大學，2017年11月）。蔡春娟副研究員參加了“2017年全國元代文學與西域文學研討會”（新疆大學，2017年8月）。

六是，舉辦有關中國童蒙文化的學術報告。項目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先后邀請王子今、王三慶、鄭阿財等三位學界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舉行有關中國童蒙文化的專題演講，并與課題組成員及本校碩、博士研究生就相關話題展開互動和討論。三次演講的題目分別為：王子今《漢代的童蒙教育》（2017年1月10日）、王三慶《敦煌類書的編纂與應用》（2017年5月8日）、鄭阿財《中國傳統蒙書在漢字文化圈的傳播與接受》（2017年6月3日）。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在成果宣傳推介方面，本課題做了如下幾點工作：

第一，開辟童蒙文化、家訓專欄。在《中國社會科學報》《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核心期刊合作開辟“奕世載德：傳統家風家教及其當代價值”“中國童蒙文化研究筆談”“古代蒙學研究”“中國古代家訓、家風及其歷史影響”等4組系列專欄、筆談，將本課題的研究成果集中發表，向學界、社會和中小學教育戰線推介課題組的最新研究成果。2017年10月20日，正值兩會期間，課題組與《中國社會科學報》聯合特別策劃了“奕世載德：傳統家風家教及其當代價值”的童蒙文化專欄，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的《“蒙以養正”：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課題組子項目負責人林生海的《〈顏氏家訓〉教誨子孫務本崇實》、課題組核心成員朱鳳玉教授的《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耿慧玲教授的《家訓文化在東亞的傳播發展》等4篇文章，十分契合十九大提倡的重視家風、家教的主題，受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其中金瀅坤、朱鳳玉、耿慧玲教授的3篇文章得到了學界的認可，被《新華文摘》2018年第1期全文轉載。2018年2月，課題組又與《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合作，于該刊2018年第1期開辟“中國童蒙文化研究筆談”專欄，刊登了本課題組的系列文章：金瀅坤《中國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與創新》、韓昇《中國童蒙教育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王三慶《論中國歷代啟蒙識字書籍的編輯與發展》、鄭阿財《中國蒙書在漢字文化圈的流傳與發展》、張小鋒《秦漢童蒙文化的特點與研究視角》、施克燦《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質》共計6篇論文，其中有3篇論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幼兒教育導讀》全文轉載，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的《中國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與創新》一文又被《新華文摘》2018年第10期轉載。2018年3月，課題組與《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合作，在該刊2018年第2期開辟“古代蒙學研究”專欄，刊登了金瀅坤《論古代家訓與中國人品格的養成》、張國旺《論元代的女童教育與女教書》、周揚波《知識社會史視野下的宋代蒙書》3篇論文。另外，課題組還在《光明日報?理論版》2018年7月9日開辟“中國古代家訓、家風及其歷史影響”一個整版，刊登了金瀅坤《唐代家訓、家風、家法與社會教化》、施克燦《〈鄭氏規范〉中的家庭倫理及其影響》、楊納名《從范仲淹家訓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國情懷》3篇論文，它們符合當前國家弘揚家訓、家風教育的需要，給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既通俗明了，又有理論深度的文化大餐。

第二，提交學術簡報。通過首都師范大學社科處向國家社科規劃辦提交了兩次簡報。2017年8月提交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第一次工作會議簡報”，2017年12月提交“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第二次工作會議簡報”。目前，課題組正在提交“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第三、四次工作會議簡報”。

第三，出版學術專著。子項目負責人韓昇出版了專著《良訓傳家：中國文化的根基與傳承》，還獲得2018年第13屆“文津圖書獎”。該圖書獎由中國國家圖書館發起，由全國各地圖書館及讀者、專家、媒體共同參與投票評選，客觀公正，體現民情，是最受讀者喜歡與認可的獎項。

第四，通告項目進展。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利用在山東聊城主辦2017年“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專業委員會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發言的機會，做了國家重大社科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進展情況的報告，向與會專家、中小學校長和教師代表，介紹了本課題的研究現狀、選題意義、發展與突破情況。

第五，開辦系列講座。主要是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合作開辦“中國典籍與文化講座?童蒙文化專題”系列講座。其中包括，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唐五代童蒙教育中的經典教育》（2017年4月23日）、課題組成員王啟濤教授《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童蒙教育》（2016年12月23日）、課題組成員張小鋒教授《童蒙文化與兩漢社會》（2017年1月7日）。

第六，主編《童蒙文化研究》。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與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人民出版社合作，自2016年起一直擔任《童蒙文化研究》主編，目前已經連續出版了3卷，刊登有關中國童蒙文化研究的論文近80篇，得到學界一致好評和密切關注。這一期刊是當前中國童蒙文化研究領域最具權威性的刊物，也是本課題組成果刊登和發表的重要平臺。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1）本項目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與改進措施

一是，中國童蒙文化史的發展時段跨度大，很難把握其基本脈絡和內容細節，更難準確定位不同時段的童蒙文化特點。本項目的研究對象時間跨度極大，所探討的主題復雜多樣，每個時段的童蒙文化均有其特定的內容，要從長時段、多角度歸納和總結其歷史變化情況頗具難度。即便是一些具有一定共性的問題，在不同時期里也存在較多的變化，較難分析和闡述其時代的特點。為此，我們主要采取了以下幾個改進措施：第一，為了解決時代跨度問題，增設子項目，依據開題委員會的意見，將原來的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分為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2卷，將宋遼西夏金元卷，分為兩宋、遼西夏金元2卷，以便突出中國童蒙文化的時代特點。第二，研究中國童蒙文化史，必須熟悉每個時段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變遷情況，才能準確把握童蒙文化相關事物產生、發展、變化的原因。在選擇子項目負責人時，主要選擇有史學學科專業背景的學者擔任，以便更好地把握中國童蒙文化發展的時代脈絡。

二是，中國童蒙文化史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因而在研究中單個研究者很難掌握多種研究方法。中國童蒙文化是以兒童啟蒙教育為核心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總和，主要包括養育、啟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學、藝術、服飾、游戲、交友、禮俗、勞作、選拔等一切相關的社會活動、制度和文化傳統，以及相關文化、思想、風俗和文物遺存等。因此，中國童蒙文化研究涉及多個學科的視角和方法，缺乏可供借鑒的研究范式，需要不同學科的學者協同配合，相互啟發，全景觀照。因此，在組建團隊的時候，根據中國童蒙文化內容涉及多學科的特點，邀請歷史學、教育學、文學、語言學、文獻學、文化學、兒童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兒童學”等多學科的專家參加課題，進行交叉研究，協同攻關，重點突破，還請德高望重的學者作為學術顧問，以保證課題研究的科學性、全面性和系統性，通過召開工作會議的形式，有針對性地請不同學科的專家提供建議和指導，以解決跨學科知識不足的問題。

三是，童蒙文化史的資料分散，查閱、收集史料十分困難。有關中國童蒙文化的文獻資料內容龐雜，分布較廣，搜集、整理和利用的難度頗大。同時，有關童蒙文化的蒙書和相關文獻相對內容淺顯、稚嫩，往往被官私史籍、文獻所忽視，完整保存至今的史料有限。在私人筆記小說、類書、墓志、雜史、野史等非正統文獻中雖然記載較多，但也都極為分散、零散。這也導致本項目必須耗費數倍于其他項目的時間和精力，用于搜集、整理相關資料。同時，由于筆記小說、墓志等文獻記載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欠缺，需要借助文獻學方法來鑒別真偽，去偽存真，這也將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無形中也增加了課題研究的難度。針對這一難題，課題組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采取人海戰術，盡量多聘請相關專業碩士、博士研究生對重點典籍進行拉網式查閱，同時輔之以電腦檢索，并聘請計算機專業人員，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第二，邀請文獻學、簡帛學、敦煌學、考古學等學科的專家，對金文、簡牘、敦煌吐魯番文獻、黑水城文獻、徽州文書、太行山文書等新出土文獻中有關童蒙文化的資料進行甄別、收集、整理和考訂，以填補童蒙文化史資料的不足，發現童蒙文化的新問題。再用歷史學、文獻學等多學科的交叉、協同研究，結合新出土文獻和考古發現進行分析，這也是本課題創新的重點。第三，著眼國際視野，廣泛復印、抄錄世界各大知名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童蒙書籍、家訓、族譜以及相關文物，深入發掘童蒙文化史料、文物。第四，以合作形式，邀請日本、越南、韓國、英國、美國等外國學者和碩博士研究生參加本課題。目前，已經邀請京都大學的高田時雄教授、廣島大學的荒見泰史教授參與本課題，指導臺灣籍劉怡青博士后做“越南童蒙文化研究”、日本廣島大學博士生任占鵬做“《蒙求》與日本童蒙文化”的課題，從而解決課題組對東亞史料收集困難和研究不足的問題。

四是，中國童蒙文化對東亞世界影響十分廣泛、深入，研究和總結童蒙文化對周邊影響難度極大。中國童蒙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最基本內容，在向朝鮮、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民族傳播的過程中，充當了先行者的作用，為亞洲文明作出了很大貢獻。在過去的幾千年里，東亞民族、國家更替頻繁，語言、文化和疆域、政權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即便是現代，受中國童蒙文化影響較深的有朝鮮、韓國、日本、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十余個東亞、東南亞國家，僅依靠課題組的現有力量全面研究中國童蒙文化對其的影響，不太現實。因此，我們采取如下策略：第一，邀請日本、韓國、越南的相關學者參加研究團隊，實現國際合作，共同攻關。第二，舉辦國際會議。如今年7月4—7日，與日本廣島大學荒見泰史教授合辦“中國童蒙文化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東亞20余位研究童蒙文化的知名教授、學者，共同探討中國童蒙文化與東亞世界的關系，加深了對中國童蒙文化影響東亞的認識，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第三，聯合培養博士，合作研究，通過項目來組織博士生搜集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周邊國家收藏的中國古代《孝經》《千字文》《蒙求》《李嶠百詠》《三字經》等經典童蒙讀物，及其注解、改編和撰寫的相關古本童蒙讀物，分析古代周邊國家、部族在童蒙教育中使用情況，來探討中國童蒙文化對周邊國家和民族的傳播和影響情況。

（2）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一是，資料是學術研究基礎。中國童蒙文化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以往學界將童蒙讀物、蒙書視作孩童幼稚、淺顯之作，歷代官方、民間都不是很重視，相關史料、信息都很少，導致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兒童（幼兒）教育，研究蒙書更是局限在《千字文》《弟子規》《百家姓》等經典蒙書，學者使用的相關資料很有限，導致研究內容、結果多很片面，千人一面的現象比較普遍。本項目一個重要的突破就是開拓童蒙文化的資料收集，不僅重視簡牘、敦煌吐魯番等新出土文獻，以及墓志、石刻等金石資料，而且注意到古代壁畫、畫像石、書畫中的圖像資料，以及考古文物、遺跡資料、民俗資料等等，無疑豐富了童蒙文化的資料來源，擴大了討論對象，提供了充實的論證依據，有效地保證了本課題的質量。

二是，理論和方法是拓展童蒙文化研究領域的利器。現有中國童蒙文化研究領域普遍存在選題單一、內容重復的問題，學界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兒童教育史、童蒙教材，對兒童心理、游戲社交、健康、心理、勞動、服飾、文學、藝術，以及童蒙文化相關的古跡遺存等領域，還有很多亟待突破的空間。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跨學科的協同研究。因此，在課題實行的過程中，我們是盡量組織教育學、歷史學、文獻學、文學、心理學、社會學、民俗學、音樂、美術等多學科的學者共同召開會議，探討相關問題，在商討中不斷實現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論的深度突破，改變中國童蒙文化研究方法、手段單一的情況，加強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優勢，協同創新，對中國童蒙文化進行整體性、綜合性的研究，從而界定童蒙文化的概念，開闊童蒙文化研究更廣泛的視野，這也是本課題在立項以來，取得較多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心得。

三是，加強問題意識，提升研究的深度和質量。針對以往研究所存在的問題意識不強、通論化、表面化的缺陷，本課題組是由多學科的專家組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隊伍，憑借多學科系統、綜合研究的優勢，擴大學術視野，拓寬研究范圍，抓住問題的核心，探索問題的發展規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交叉分析，比較容易提升研究的深度和質量。問題意識的提升，還在于整體史觀的把握，現有的童蒙文化研究往往是就事論事，沒有放在中國古代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討論，究其原因是因為缺乏整體觀念和學科問題意識。在課題執行過程中，強調在最大限度地搜集紙質文獻和考古材料中與童蒙文化相關的資料，確保資料的全面性，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用歷史、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確保研究、探討問題客觀、真實和全面，準確把握其發展規律，深入解決各類問題，避免研究問題表面化，最大限度避免出現研究內容、結論過于單一的弊端，防止盲人摸象，爭取做到客觀、科學、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國童蒙文化史。

四是，主辦研討會和參加學術交流，相互交流，力爭站在學術前沿。首席專家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童蒙文化委員會的身份組織兩次童蒙學會的年會，并與廣島大學合辦“中國童蒙文化與東亞國際研討會”，召集課題組子項目負責人、主要成員參加，與英、美、日、越南，包括臺灣在內的國內外童蒙文化領域權威學者、專家進行深度交流和探討，全面掌握了中國童蒙文化研究最新動態和發展趨勢，汲取、豐富童蒙文化研究的資訊、理論和視野。

五是，以子課題為核心，召開小型學術討論會。本課題組定于2018年8月23—24日，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聯合主辦“宋遼金元時期社會思想、教育思想的書寫與童蒙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邀請研究宋、遼金元時段的歷史學、文獻學，以及教育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專家，對“宋代”“遼夏金元卷”的研究大綱、具體問題進行會診，并請課題組成員以及與會專家提交相關論文，來補充和擴展課題組的研究思路和內容。

六是，開辟學術專欄，組織系列文章。首席專家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光明日報?理論版》《首都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組織了有關家訓、家風和童蒙文化史專題論文和筆談系列文章，邀請課題組項目負責人和成員發表了16篇論文，其中有4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4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幼兒教育導讀》全文轉載，轉載率達50%，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應，也宣傳了本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的研究成果。

最后，建議提高咨詢費、勞務費和間接費的比例，便于課題實際花銷使用，將經費使用監督，改為研究報告的質量驗收監管。

5.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第一，關于報賬管理問題，因學校財務管理制度和科研實際需要相互矛盾的問題，使得既定研究計劃往往跟現實需要相脫節。如最初在給子課題負責人、課題主要成員分配經費時，大家都希望放在首都師大報銷，但后來因為報銷工作巨大，很多課題組成員是外地人員，票據內容不符合北京市報銷要求，最終造成了無法報銷或者不便報銷的情況，使一些工作難以展開。希望相關管理部門能根據實際需要，及時調整政策，給北京市以外的課題子項目負責人、課題參與者外撥課題經費，減輕首席專家的報賬壓力。

第二，計劃經費使用與實際設想往往脫節。如原計劃去歐洲查找資料，但剩余經費，不能去歐洲，似乎很不科學。同時，希望放寬原計劃經費的使用限制，根據實際需要進行及時調整，如整個課題的參加人員有30多人，但只允許購買1臺電腦，極為不合理。又如原計劃購買一部價位比較高的相機，但現在想改為價位略低的相機，用節省來的錢買電腦，或買電紙書，也因為與原定預算不符而受到限制。

第三，由于報賬不方便，經費使用不是很暢通，影響了個別老師的積極性，在分配任務之后，持觀望態度，影響了課題研究的整體進展。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一、代表性成果簡介

截止目前，本項目出版專著1部，主編2卷以書代刊的輯刊，已經發表了81余篇學術論文，其中權威4篇，《新華文摘》全文轉載4篇，人大報刊復印資料轉載4篇，核心期刊論文21篇，普通期刊論文27篇，會議論文29篇，取得了較為理想的學術成績和社會效果。茲選取發表于各權威、核心刊物以及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的11篇論文，分3個專題，加以重點介紹。

（一）“奕世載德：傳統家風家教及其當代價值”特別策劃專題論文

2017年10月20日，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報》聯合特別策劃了“奕世載德：傳統家風家教及其當代價值”的童蒙文化研究欄目，刊登了本課題組成員撰寫的4篇論文。當時正值兩會期間，會議代表中不乏教育界、學術界的權威學者。本組論文由于十分契合十九大提倡的重視家風、家教的主題，因而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文章刊出后，金瀅坤的《“蒙以養正”：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朱鳳玉的《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耿慧玲的《家訓文化在東亞的傳播發展》等3篇文章，被《新華文摘》2018年第1期全文轉載，表明本項目研究的相關學術觀點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認可。這三篇論文的主要內容及核心觀點如下：

1.金瀅坤《“蒙以養正”：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

該文分三個部分，概述了唐代童蒙孝道教育的整體情況。文章認為，唐代將宣揚以“孝”為“百行之本”的《孝經》作為童蒙孝道教育的核心，從兒童時代開始，培養國人的忠孝觀念。同時，將《孝經》作為科舉考試最基礎的經典，體現了唐代童蒙教育、教材的科舉特征。

首先，《孝經》在童蒙教育中備受重視，主要表現為兩點：其一，隋唐皇帝對《孝經》備加推崇。如隋文帝首次主持國子學釋褐典禮，命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唐高祖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唐玄宗御注《孝經》，令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其二，《孝經》是唐代科舉常科考試的基本內容之一，士人從事舉業須從《孝經》學起。童子科考試的最主要內容是《孝經》《論語》，將《孝經》與科舉直接掛鉤。敦煌學郎詩云：“讀誦須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詞（辭）杖捶體，愿賜榮驅路。”

其次，培養孩童的忠孝觀念。唐初杜正倫《百行章?序》云：“《孝經》始終，用之無盡。”作者認為士人學習《孝經》是要終身踐行忠孝，盡節立孝，在實踐的潛移默化中，將《孝經》的相關原則融入日常行止。《孝經》還可以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完善儒家人格修養——“立身揚名”。

最后，大量新編蒙書推動了孝道觀念的傳播。《孝經》對于孩童而言，艱澀難懂。唐人將《孝經》的重要內容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并加入實踐性內容，改編成淺顯易懂的各種蒙書。《太公家教》就是其中的典范，不僅用語通俗活潑，而且將原本抽象高深的道理具象為向父母請安、問候父母冷暖、憂戚、疾病等實踐行為，方便兒童閱讀、理解和踐行。此外，以《孝經》為藍本、以闡發“孝道”觀念為中心的童蒙教材也大量出現，與《孝經》相輔相成，構成了唐代童蒙孝道教育的“教材”和教育體系。唐代孝道教育也與士庶家訓相融合，成為訓誡子孫的重要內容。以穆寧《家令》、柳玭《家訓》最為著名。唐代《孝經》成為童蒙教育的核心讀本，也是士人必備經典，終身受益。杜甫詩云：“群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

2.朱鳳玉《敦煌典籍中的庶民家教》

從廣義上講，教育貫穿人的一生，人一生的教育可分為孩提時代的家庭教育、青少年期的學校教育和成人階段的社會教育三個階段。“家教”是人一生中最早、最直接也最親切的教導，大抵以基本的倫理道德和舉止禮節為主要內容。

父母是子女“家教”的第一責任人，正如童蒙讀物《三字經》所言：“養不教，父之過。”中國古代士族子弟讀書，意在科舉取功名。庶民百姓除農作必需的知識、技能外，還學習一些佛教義理與淺近日常的生活道理結合起來。敦煌文書中《太公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等訓蒙類通俗教材。

在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內容亦體現性別差異。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是“言傳身教”，即知識、經驗、道理的傳授者為履踐者本人，即“父教子，母教女”。如敦煌寫本中既有以母親口吻編撰的《崔氏夫人訓女文》，也有以嚴父口吻編成的《新集嚴父教》。

敦煌寫本《新集嚴父教》第一章以“家中所生男，常依嚴父教”起首，開宗明義地訓誡男子應以“嚴父教”作為日常行止的依循；強調家中有子除了撫養之外，還得教育，這樣才是有教養。之后每章首句均先列舉一樁日常生活的事例或場面，如“遇醉客”“逢斗打”“爭人我”等，而后敘述應對原則和方法，最后以“尋思也大好”結尾。總體來看，“嚴父教”訓誡男子要以謙讓恭順、正直守禮為處事和修養原則。如“路上逢醉人”，需要“抽身以下道”，即盡量避讓；“忽逢斗打處”，要做到“叉手卻陪笑”；雖出身貧寒，但“寧乞勿盜”。

針對女子的家庭教育，重點往往集中在教導女兒如何做好媳婦的“本分”。敦煌本《崔氏夫人訓女文》，以母親告誡訓示待嫁女兒的形式，闡述如何成為稱職媳婦的“錦囊秘訣”。

“訓女文”全篇為32句，七言韻文，以“香車寶馬競爭輝，少女堂前哭正悲”起首，描摹出一副“悲喜交加”的婚禮場景。然后以“吾今勸汝不須哭，三日拜堂還得歸”一句，將文脈導入“少女”之母“崔氏夫人”規勸訓導的語境。這位母親首先告誡“少女”需認清即將從“慣嬌憐”到“作他婦”的“現實”，此后不能如“在家時”一樣揮灑“本意”，一言一行必需“守規矩”。在母親看來，“欲語三思”、“少語莫言”乃新媳婦務必遵守的“第一要務”，而且要“外言莫向家中說，家語莫向外人傳”。無論是面對“姑嫜”還是“小郎”應答說話要注意“音量”。

這篇古代“女訓”性質的作品，題名署作“崔氏夫人”，顯然是托名當時居甲族四姓之首的“崔氏”。但《崔氏夫人訓女文》的流行不完全因為借名，其內容簡明扼要，文辭通俗，筆調活潑，將嚴肅抽象的大道理置于切近具體的生活場景，并加以形象地呈現，使得在封建社會謹奉“無才是德”的女子亦可通曉掌握。至于“訓女文”所追求的家庭和睦，固然有著超越時空的倫理價值，但其體現的男尊女卑性別觀，更需要我們警惕和思考。

3.耿慧玲《家訓文化在東亞的傳播發展》

家訓是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環節，家訓多見于上層士人，主要目的在于訓導子孫，以求延續家業家風，香火永續。自漢代伊始，儒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儒家道德規范成為家訓的基礎內容。隨著朝貢體系在東亞世界的鋪展，家訓文化亦廣泛流布于東亞各地。在古代，越南與中國的關系十分密切。越南在語言學上具有吸收中國文化的獨特優勢，而越南自李朝（1010—1225）仁宗大寧四年（1075）首開科舉，科舉使越南形成了諸多仕讀傳家的士人家族，成為越南家訓文化的承載主體。

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可知，現存越南家訓書籍約有三十余部。有印本，也有抄本；有從中國傳入家訓，如《朱子家政》《明道家訓》；也有越南自撰家訓，如胡丕績《窮達家訓》和阮朝鄧春榜撰《居家勸戒則》等。古代越南流傳的家訓，集中在后黎朝和阮朝時期。兩朝家訓又各有特點，后黎朝家訓除吳維垣《吳公訓子文》、阮逸《阮唐臣傳家規范》現僅存漢文抄本之外，其如阮廌《黎朝阮相公家訓歌》、胡丕績《窮達家訓》、裴楊瓑《裴家訓孩》均在阮朝時有刻印本流傳。意味著科舉世家的聲望，原本僅作為家族“訓子書”的“一家之訓”已轉變為普羅大眾“訓俗書”。后黎朝家訓多為漢文書寫本，唯阮廌《黎朝阮相公家訓歌》以喃文印本流傳。在數量上，越南現存家訓印本，多刊刻于阮朝。雖阮朝時遭遇劇烈“變局”成為法國殖民地，卻是刊刻家訓最多的時代。這與越南政治和文化脫離的雙軌策略比較符合，也說明越南對于中國文化的堅持。家訓均附存于善書中流傳，也是越南家訓文化的一大特色，這些家訓通過善書或宗教的倡導，從個別家族訓誡，成為普羅大眾的道德教本。

越南流布的中國家訓，除《朱子家政》《明道家訓》外，其余多為清代流傳甚廣的家訓類叢書，如鄧淳《家范輯要》、石成金《傳家至寶》、陳宏謀《五種遺規》等。越南現存的家訓漢文版本均多于喃文版本，也反映出漢文化與儒家思想對越南的深刻影響。以黎朝阮逸《阮唐臣傳家規范》與阮朝不詳撰人以六八體喃歌著錄的《教訓演歌》比較，其內容均有摘錄中國古籍或引用中國家訓的現象，越南家訓文化源自中國，契機在于儒學思想和科舉制的影響。傳入之初，儒家倫理規范僅流傳于世家大族之間，形成獨特的儒士群體。真正將家訓文化和儒家倫理道德在越南的傳播推向深入的是喃文家訓及其與童蒙教育的結合。在此過程中，原為“一家之言”的《戒子書》，借助刊刻、宗教等媒介，轉為面向普羅大眾的《訓俗書》，對越南民間風化教育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二）“中國古代家訓、家風及其歷史影響”的專題論文

本篇文章為金瀅坤教授應邀在《光明日報?理論版》（2018年7月9日）主持“中國古代家訓、家風及其歷史影響”專題的首篇，該版還刊登了本課題的2篇成果，為施克燦《〈鄭氏規范〉中的家庭倫理及其影響》、楊納名《從范仲淹家訓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國情懷》。該版已廣泛被學界傳閱，其內容符合當前國家弘揚家訓、家風教育的需要，給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通俗明了，且有理論深度相關文章。

本專題“中國古代家訓、家風及其歷史影響”主持語（金瀅坤）

家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由家族中有威望和有學養者汲取忠孝、勤學、積德等古代文化的優秀價值觀念，總結家族成功經驗和教訓，制定家族成員共同遵守的生活起居、為人處世、入仕為官等方面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以啟蒙孩童，訓誡子弟。家訓對古代社會尤其是名門望族優秀人才的培養、良好家風的養成乃至社會風氣的熏陶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里的三篇文章或從宏觀角度總論家訓與唐代家風、家法和社會教化的關系；或以士大夫的楷模范仲淹為例，探討家訓與宋代士大夫的家國情懷；或以《鄭氏規范》為中心，探討家訓、族規與家庭倫理的關系和社會影響。通過剖析唐、宋、明三代家訓與社會變遷、時代風貌的關系，總結中國古代家風養成和社會教化的一些特點，為培養良好的家風文化與社會風氣提供借鑒與啟示。

1.金瀅坤《唐代家訓、家風、家法與社會教化》

唐代是中古士族社會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士族名門的家風、家訓和家法對新舊士族的興衰有著重要意義。傳統社會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風、家訓、家法，它們在社會教化、國家治理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不僅關乎家庭之興衰，也影響著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作者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首先，家訓、家風、家法與士族的興衰。陳寅恪先生認為所謂士族“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魏晉隋唐時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視家風、家訓、禮法和家法，注重傳承家學教育子弟，“家法備，然后可以言養人”，成為社會共識。顏之推在開皇末作《顏氏家訓》，開啟世家大族重視編撰家訓的風氣。

唐代名門士族家風的形成和延續，離不開優秀的家訓、嚴明的家法。中唐“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又博陵崔邠兄弟四人進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宣宗聞而嘆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牛僧孺贊嘆京兆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

其次，家訓內容與家風、家法的形成。唐代家訓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書傳家”的文化傳統。大一統的隋唐王朝采取了削弱士族勢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貴、財產不再恒久，“讀書便是隨身寶，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詩書傳家，求取功名的觀念，成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勸勉兒子：“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韓愈勸誡子弟：“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余。”苦讀詩書是貧寒子弟通向富貴最有效的途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話在唐宋成為現實。王安石便勸勉子孫，“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

唐代家訓總體以“忠孝”教育為主。《太公家教》云：“事君盡忠，事父盡孝。”很多士族把“忠孝”作為家訓的核心內容。柳玭《家訓》云：“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

唐代家訓對子弟的各種勸誡中還比較重視勤奮、節儉等作風的養成和堅守。唐代科場競爭激烈，士人勤奮程度往往決定個人成敗。韓愈勸誡子弟：“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太公家教》對勤勞和勤學做了形象總結：“勤耕之人，必豐谷食；勤學之人，必居官職……勤是無價之寶，學是明月神珠。”

唐代家訓還重視謙虛禮讓等美德。朱仁軌《誨子弟言》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這是中國人謙讓的經典闡釋，謙讓是個人的優良品格，受人尊重。唐代家訓將禮讓、謙讓作為立身、修養之根本。《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義讓為先……謙是百行之本。”

最后，家風、家訓和家學決定子弟的學風與成敗。家風、家訓和家學就是現在經常講的家庭教育環境，對兒童成長的影響至關重要。如《太公家教》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家庭環境與風氣的好壞，對兒童習慣和品行的養成非常重要，甚至從根本上決定了子弟教育的成敗。家學傳統和淵源對子弟成才的影響尤為明顯。如顏氏一門自魏晉以來以世儒著稱，出了顏騰之、顏真卿等許多書法名家，這應該與顏氏家族的子弟自幼就注重書法蒙訓有密切關系。相反，缺乏書法家傳的子弟，往往是“有知其門，不知其奧”，其結果多“不能遂”。

總之，一個家族的興衰，與良好的家風、家訓，以及嚴格的家法有很大關系。正如柳玼所云：“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士族之家“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嚴、家風不正、家訓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風、家訓、家教和家法無疑是維護士族門第的重要手段，客觀上也為教化社會、繁榮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

2.施克燦《〈鄭氏規范〉中的家庭倫理及其影響》

浙江浦江鄭氏家族以“孝義”治家，因累世同居而受到最高統治者的旌表，是明代最有影響的家族典范之一。其家族文獻《鄭氏規范》累積了鄭氏家族數代為人處世、修身齊家、睦鄰之道的經驗，經數次修訂、增刪，至明初最終完成，在統治者的倡導下，逐漸超越家族的意義，成為明清社會教化的重要教本。鄭氏家庭之所以歷宋元明三朝不衰，得益于其“孝義冠天下”的家風；《鄭氏規范》之所以影響深遠，是因為其通篇貫徹儒家的“孝義”理念，將孝義視為立身處世的重要準則。鄭氏家族“孝義立家”的宗旨，經過歷世的提倡和強化，在其家族中也變得根深蒂固，成為鄭氏家族共同的價值取向。一方面，《鄭氏規范》將傳承家風視為家族第一要務，通過日常行為規范的訓練、家族學校的教育，勸導族人要積善積德，凡鄭氏子孫，皆以救難扶貧、博施濟眾為榮，充分體現了鄭氏家族樂善好施的家風，在鄭氏家族史上，曾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孝義”故事。另一方面，《鄭氏規范》則是懲處不軌子孫、達到齊家睦族的重要法典，其治家功能與倫理宣講同等重要。鄭氏家族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組織機構，以保證家族各項事務的順利運行，又選“端嚴公明、可以服眾者”擔任監視，對族人則教以人倫大義，不從則責罰。既有身體上的處罰，也有道德上的譴責，更要受到精神與心靈上的折磨。有效的監督機制是家族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家族倫理的具體實施。自元至清代，鄭氏家族中出仕為官的達169人，除一人受誣遭辟，其余竟無一人因貪墨而被罷官者，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從中可見鄭氏家族教育的成功之處。《鄭氏規范》是中國古代最完備的治家法典之一，對當時和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一，《鄭氏規范》成為民間教化的重要材料。明初統治者希望通過樹立這個典型，引領整個社會的教化，進而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第二，《鄭氏規范》被譽為中國傳統家訓的重要里程碑，對明清家訓的繁榮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鄭氏規范》兼有勸導與懲戒的雙重功能，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明清時期大多數家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鄭氏規范的影響。《鄭氏規范》雖然也存在不少專制時代的局限性，但其倡導的孝義治家、積德行善、睦族扶困、勤儉持家、廉潔奉公等倫理觀念及其社會實踐，對于當今樹立文明家風、維護社會穩定，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中國童蒙文化筆談”專題論文

本組論文是首席專家金瀅坤教授在《首都師大學報》2018年第1期上主持的一組“中國童蒙文化筆談”的專題論文，共7篇，其中金瀅坤教授文章被《新華文摘》2018年第10期全文轉載，金瀅坤、徐勇、施克燦、張小鋒4位教授的論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幼兒教育導讀（教育科學版）》2018年第6期全文轉載。

主持人寄語：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是當下社會的熱點問題，‘童蒙文化’概念是針對‘蒙學’而提出的，從更廣泛的文化視角探討中國古代兒童的教育、養育、禮儀、勞作、游戲、才藝和選拔等問題，以擴大學界對兒童研究領域，吸引更多學科的學者參與兒童的研究。時值中華文明偉大復興之際，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傳承，離不開對中國童蒙文化的挖掘和繼承。因此，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專門設立‘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的選題，來推動中國童蒙文化的研究。本期設置‘中國童蒙文化筆談’欄目，邀請海峽兩岸不同學科的7位知名專家和師友，除徐梓教授之外，均為課題組成員，從不同角度撰寫了7篇相關文章，就‘童蒙文化’的概念、研究方法、理論和意義展開討論，對中國兒童啟蒙教育的演變與時代特點、蒙書的編撰、童蒙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等問題展開提綱挈領的探討，以期引起學界對中國童蒙文化相關問題的爭鳴與探討，推動童蒙文化研究的蓬勃發展，也展示了本課題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金瀅坤《中國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與創新》

作者正式提出了“童蒙文化”概念：

童蒙文化，是指以兒童啟蒙教育為核心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總和，主要包括兒童養育、啟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學、藝術、服飾、游戲、交友、禮俗、勞作和選拔等一切與兒童相關的社會活動、制度和文化傳統，以及相關文化、思想、風俗和文物遺存等。

值此筆談機會，作者進一步闡釋童蒙文化的含義、對象、內容和研究范疇，闡述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推動學科體系建設，探討童蒙文化研究與歷史、教育、經學、文學以及科舉文化等學科的關系，勾勒童蒙文化核心價值，論述研究童蒙文化對傳承傳統文化的價值，為弘揚傳統文化提供學術支持和指導。本文將從以下幾個角度闡述研究中國童蒙文化的童蒙文化思路、方法、視角和突破點。

首先，中國童蒙文化總體研究的思路和構架。作者認為中國童蒙文化研究大體要把握以下幾條主線：其一，從中華民族形成的淵源和演變的角度，考察中國童蒙文化的多元性、延續性和一致性。其二，著重從社會歷史變遷的角度，考察童蒙文化的起源、發展和演進。其三，探討社會結構變化與童蒙文化的關系。其四，考察中國童蒙文化對周邊民族和國家的影響。其五，總結中國童蒙文化的基本特點和核心價值觀。

其次，研究理方法和視角。中國童蒙文化的內容跨越歷史學、教育學、文學、語言學、文獻學、文化學、兒童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兒童學等多學科，這就決定了研究中國童蒙文化必須借助多學科的研究手段，跨學科、多角度來觀察、探討，將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相互補充，取長補短，豐富和深化童蒙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鑒于此，對中國童蒙文化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須要多學科協同研究。因此，本文按各學科的相關性大小依次說明歷史學研究方法、文獻學研究方法、教育學研究方法、社會學研究方法、兒童學研究方法、語言文字學研究方法、考古學研究方法、民俗學和民族學研究方法、統計學的學科方法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童蒙文化研究的關系和作用。童蒙文化是一個綜合性的學科，需要不同學科學者發揮各自學術專長，確保立足學術前沿，取得科學結論。

其三，研究資料的突破與創新。作者認為應實現以下突破和創新：一是，中國童蒙文化的長遠發展，必須依靠國家支持，組建多學科、專業化、國際化的團隊，建立中國童蒙文化史文獻數據庫，實現資料占有的最大化。二是，從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徽州文書等新出土文獻中發掘中國古代已經散佚的《百行章》等蒙書，加以整理和研究，實現資料創新。三是，通過搜集日本等周邊國家收藏的中國古代古本童蒙讀物，及其注解、改編和撰寫的相關古本童蒙讀物，來探討中國童蒙文化對周邊國家和民族的傳播和影響情況，以拓寬研究視野。四是，充分發掘考古文物、民間民俗遺物、博物館圖像等資料的學術價值，通過實物形象學研究，還原古代童蒙教育的場所，以及兒童形象、服飾、玩具等歷史原型。其五，運用民俗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補充紙質文獻記載的不足。

簡而言之，童蒙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核心價值的體現，也是民眾日常行為規范體系的集中體現，始終承擔著啟蒙與傳承傳統文化的任務，肩負著士人和社會的教化及儒家倫理道德普及的使命。明確研究中國童蒙文化的方法和理論，有助于我們總結中國童蒙文化的核心內容和價值，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文化特點，為少年兒童學習國學和傳統文化提供借鑒。

2.韓昇《童蒙教育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教育對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家族的賡續，直至個人的為人處世都具有根本的意義，自古以來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視。人的教育從小抓起，從家庭教育開始。孔子曾經對其子孔鯉的庭訓故事，膾炙人口，成為講家訓的經典故事。古人從自己一生奮斗的經歷和對于歷史的總結，明白一條根本性的道理，那就是大到民族，小到家族，綿延不絕的關鍵在于人的培養，只要人才輩出，就一定長盛不衰。開啟童蒙，建立良好的家訓，是教育的初階，也是培養國之棟梁的基礎，具有很高的歷史意義。

開啟童蒙始于家庭教育，因而家教尤其重要。家教不但是人生的起點，而且伴隨一生，時時刻刻影響著我們的行為舉止。今天我們面對的教育現實相當嚴峻。父母一輩對傳統教育與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家教相當隔膜，不懂得如何去教育孩子；學校教育過分強調知識灌輸，忽略品質教育與生活技能教育，人文素養的不足制約著孩子悟性的發展。孩子幼年時的品質，又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成長的方向。中外成功的人才培養，都非常重視幼年時期的品質教育，而此時最有效果的便是家教。

主導行為規矩的背后是為人處世的理念。儒家強調“仁”與“禮”，是深深扎根于中國農業社會的形態，并且被廣大的中國人所認同，共同遵守，成為悠久的文化傳統，而家訓則是從這些優良傳統提煉而成。家訓首先具有高度的真實性特點，反映了千百年來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價值觀和人才觀。第二，家訓是經驗之談，所以，它不同于一般說教的書籍，讀起來覺得親切，而且踏實可靠，融合了社會的行為準則和家族的處世經驗，很少有大話虛飾，其中不少是秘不示人的獨家心得。語言樸實，寓意深刻，寄望殷殷。第三，家訓具有實用性的特點。用來切切實實地調教子孫，因此，它必須把美好的道德化為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并且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從小做起，毫不含糊，最終成為生活習慣，無須刻意，卻能自然而然地遵守。第四，家訓還具備有效性，它經過了千百年實踐的檢驗，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從來引領潮流，不曾落伍。所以，家訓是從人生經驗總結出來的智慧，把倫理道德化成日常的行為規矩和禮儀，培育文明而高雅之人，千百年來成效顯著，潛移默化中規范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乃至構成了中華民族的血脈、價值與族群認同的凝聚力。

中華文明延續到今日，并非一帆風順，其間經歷過許多次的改朝換代，甚至發生統治民族更替的情況。但是，朝廷崩潰了，中國文化卻一直傳承下來，為什么呢？就因為家庭這個社會基層細胞一直堅韌地維續著。在家族內部，恪守中國的文化傳統，通過家訓家教，頑強地堅守住自己的根本，并且一代代傳承下去。只要家沒有被摧毀，我們的文化就將薪火相傳，家訓家教扮演著中華文化傳承者的角色。

3.鄭阿財《中國蒙書在漢字文化圈的流傳與發展》

蒙書是指孩童蒙養階段所使用的教材，蓋取義于《周經》蒙卦的彖辭：“蒙以養正，圣功也。”所以也稱為“蒙養書”。又因其教育的對象是正式入學前的小兒，因此也有稱為“小兒書”的。

以漢字作為書寫與閱讀工具的地區，我們稱為漢字文化圈。它是以中國為主體，包括了周邊國家北方、西北地區歷史上的高昌王國、遼及西夏，東北亞的韓國、日本，東南亞的越南等。漢字在這些國家的使用，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逐漸衰退。在這段漫長的過程中，漢文文獻在漢字文化圈的發展也存在著接受與變衍的歷程。以下以《千字文》《蒙求》為例，談談這兩種蒙書在晉唐以來到明清時期，北方、西北地區及東亞漢字文化圈諸國對于中國傳統蒙書的流傳與發展的情形。

梁周興嗣《千字文》是隋唐五代時期啟蒙識字、習字最主要的教材。敦煌文獻中存有多達150多件的《千字文》寫本，西北的高昌地區《千字文》寫本遺存也不少，據吐魯番文書統計，約有70多件。這些寫本大抵為當地學生的習字，足見《千字文》是當時當地蒙學教育流行的用書。充分顯示隋、唐、五代時期，在中原甚至遠在西陲敦煌吐魯番地區風行的盛況。隋唐以后周興嗣《千字文》傳入日本，很快的成為奈良貴族習字學文的重要范本。鐮倉、室町的五山時期（1192—1602）佛教寺院里的世俗教育，《千字文》也常常被用作課本。《千字文》傳入韓國很早，而且長久以來被用作學習漢字與認識漢文化的教材，至今仍然流行。《千字文》何時傳入越南，雖不可考，但在明清時期越南已有不少《千字文》音解、翻譯的出現，可以推知明代以前越南已有《千字文》的流傳。

唐代李翰撰寫的《蒙求》，是一部列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的蒙書。今敦煌文獻中保存有P.2710《蒙求》白文寫本一件，敦煌研究院藏敦研95號及法藏P.4877二件是唐代古注《蒙求》寫本，說明晚唐五代時《蒙求》已流傳至相距數千里外西北邊陲的敦煌。1974年山西應縣木塔遼代秘藏中發現有雕版印刷的《蒙求》，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亞考古中，也發現有西夏的漢文寫本《蒙求》殘頁。至于東亞的日、韓等國，《蒙求》也曾流傳。尤其是日本，既流傳有《蒙求》，又有唐注《蒙求》寫本，不僅有傳抄，更有翻刻及箋注、校訂的出版。

中國蒙書原本在民間廣為流傳，為大家習以為常，雖不如一般經、史、子、集為上層社會知識分子所重視，然卻始終在文化傳播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唐宋以來，高昌、西夏與遼等周邊國家，以及東亞的日本、韓國、越南等漢字文化圈的國度里，蒙書被奉為學習漢字、漢文、漢文化的寶典，不斷出現轉抄、翻刻、注釋、改編與仿作。

4.王三慶《論歷代啟蒙識字書籍的編輯與發展》

語言是人類溝通的重要媒介，它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個人的意志表達，也是群體之間共同的文化現象。《韓詩外傳》云：“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指母親懷胎，幼兒生命開始的一刻起，已經展開學習之旅，媽媽的行立坐臥一言一行都必須謹慎從事，自己心境的變化也必然會影響胎中小孩心智的發展。

語言產生后，便需要文字傳承文明。《說文解字?序》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認為統一文字是統治者必須推行的首要任務，與正朔歷法同等重要。秦始皇一統六國之后，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的政令，并且請李斯作《倉頡篇》七章、趙高作《爰歷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多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為秦篆，成為有秦一代的文化系統符號。

漢朝初年，閭里塾師曾經把《蒼頡》《爰歷》《博學》等三篇合而為一，即《三蒼》。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這段時間以編纂字書為主，針對文字的形符、字義進行整理。當時小學教育以六書識字為先，是啟蒙教育的初階。兩漢以來小學之童蒙課本，除了附屬在《孝經》之《弟子職》一篇外，其余大都是漢人所編寫的字書。

中國的啟蒙教育發軔于六書的識字教育以及《弟子職》一篇，教導的是人際之間應對進退以及簡單基本的做人道理。有了這個基礎之后，才能進入《孝經》《論語》等小型經典的研讀，然后才修習更高層次的大學課程。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以迄于東漢初年，諸子并非大學的必修學分，然而六經也非初學者之所能研讀，以至于面對秦火之余的經典，謹守師承，章句詁訓，正是那時儒林師生所從事的工作。識解文字正是進入經典的一個必備基礎，也是啟蒙教育必需教授給予的內容，所以從《蒼頡篇》《爰歷篇》《博學篇》等以六十字為一章，編輯成五十五章的《三蒼》篇什，到《凡將篇》《急就篇》及《元尚篇》，而揚雄之作《訓纂篇》，順續《蒼頡篇》，班固則續揚雄之作十三章，以迄許慎《說文解字》，正好反映了這個時期文化系統的基因符號。小學識字啟蒙教育的大概內容，更是繼承漢初以來，字書編輯和考試內容的一個總結。兩漢以后，《隋志》增入金石刻文，《唐志》又多加了書法書品，已非原來宗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并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并列，而小學益加紛岐，也使后來的啟蒙教育更呈多元。

5.張小鋒《秦漢童蒙文化的特點與研究視角》

與歷代相比，秦漢童蒙文化呈現出諸多特點。第一，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王朝的確立為秦漢童蒙文化生成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秦漢時期是中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確立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經濟水平、治國思想、文教政策、選人機制等無不影響到童蒙文化。第二，秦漢童蒙讀物質量高、影響大，童蒙教育思想甚為豐富。秦漢童蒙讀本的編篡者均為當世名臣碩儒，他們不僅博學多識，文采斐然，而且思想觀點與國家的主流意識完全合拍，確保了帝國思想向社會基層的滲透和蒙學讀本的質量。秦漢時期留下了諸多關于如何進行教育、如何開展“童蒙”教育、乃至“胎教”的真知灼見。第三，秦漢童蒙文化中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家風家訓引人矚目。秦朝重法制、尚軍功；漢代推崇德教、察舉征辟選才、以“孝”治天下。漢代“尊師而重傅”、研習“五經”之風、尊老慈幼之氣濃。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童蒙文化，既有長足發展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環境；反過來，又促進良好社會環境和社會風尚的形成。秦漢的家風家訓引人矚目，涌現出諸多世代賡續的大家族。第四，秦漢時期太子教育和女童教育呈現新面貌。秦漢時期形成了嚴整的專門教育太子的制度規范。皇室勛貴和上流社會對子嗣的童蒙教育也極為重視，漢代女童教育極具特色。第五，秦漢時期童歌童謠頗為流行。童歌童謠，不惟兒童喜歡傳習，而且統治者也十分重視。童謠中不乏隱刺皇帝、皇后行為不當行為、抨擊政治黑暗、鼓噪政權更迭者，這些看似妄言不道的“童謠”，竟被統治者“容忍”或“默許”傳唱于世，這是兩漢童謠不同于其他時代童謠的顯著特點，也是兩漢童歌童謠頗為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開啟秦漢童蒙文化研究的新征程，需要研究者轉換新視角。一方面，充分利用且善于運用新出土材料。（一）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等出土，大大豐富了秦漢童蒙教育的內容。（二）漢簡中屢屢發現的《倉頡篇》《急就篇》殘簡以及大量習字簡，為漢代童蒙識字教育提供了佐證。（三）眾多的出土畫像和碑刻墓志資料，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漢代童蒙世界的認知。另一方面，轉換新視角，采用新方式。譬如秦漢時期“神童”不少，以往學者往往只關注神童本身，卻忽略了神童誕生的家庭教育因素，可以說，每一位神童的出現，都是其父母或家族在教育上傾注大量心血的有力注解。又如，漢代的畫像資料，研究者往往關注其文字信息，但卻忽略了圖像本身的教育功能，事實上，畫像資料不僅是對文本史料的重要補充，更是對教育活動更切近歷史樣貌的真實描述。

6.施克燦《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質》

結合明代特殊的文化特質與政治經濟體制，著重探討了明代童蒙教育的實施主體、童蒙教育的內容及主要蒙書、童蒙教育的教育原則方法等問題，概述了明代童蒙教育的總體狀況，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認為明代童蒙教育的目的具有雙重性的特點：一是肩負了童蒙識字教育的主要任務，它造就了大批能獨立謀生的人，這也反過來促進了明代蒙學的發展；二是在科舉教育的體系之下，童蒙教育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科舉的印記。明代童蒙教育的實施主體包括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一些家訓族規、家族文獻、家譜族譜普遍成為明代教育子女的重要材料之一，對子弟的立身處世、日常行為等都提出明確要求，不僅使家族童蒙教育更加正規，更為社會提供了足以仿效的范本，此外，明代構建了以社學、義學、族學為中心的童蒙教育體系，具體說有三種辦學主體：一是家族辦學，主要由富裕家庭或家族集體提供辦學經費；二是社會辦學，主要是士紳捐資提供辦學經費，由官方監管；三是政府辦學，童蒙教育機構逐漸趨于正規化。在童蒙教育內容上，主要以承擔民間子弟的啟蒙教育，使之掌握日常知識、倫理規范、行為習慣及法律常識為主要任務，對舊有童蒙讀物的考據與新創童蒙讀物的編撰，亦產生了相應變化，出現了大批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童蒙讀物。在童蒙教育方式方法上，明代上層精英人士開始關注童蒙教育，出現了許多童蒙教育的思想家，他們或者總結童蒙教育理論，或者直接投入童蒙教育實踐，或者編著童蒙教材，他們針對當時童蒙教育中的弊病，提出諸多童蒙教育的原則與方法，在具體教育方式上，除了傳統的個別教學外，明代出現了一些新的童蒙教學組織方式，如分科教學、復式教學與分堂教學法等，這也是本文的重要發現之一，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

本文最后概括了明代童蒙教育的三大特質：一是世俗性與倫理性的結合。明中葉以后，由于心學的盛行，傳統儒學倫理觀念開始逐步世俗化，儒家社會教化深刻地影響著這一時期的童蒙文化。二是傳承與創新的結合。就童蒙教育而言，這一時期，既建立了以社學為核心的啟蒙教育系統，并結合“蒙以養正”的傳統觀點，在蒙學教育內容、教學方法上有諸多創新。三是尊教化與尚個性的結合。明清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教化網絡，培養統治者所需要的精英人才以及順民，明代童蒙從小就接受貫徹政府教化意旨的教育，但與此同時，由于時代的發展，社會生活觀念的變遷以及市民階層的興起，尤其是明末商品經濟的產生以及早期的西學東漸，在一些地區，尊重兒童興趣、崇尚個性發展的風尚也初步形成。

二、階段性成果清單

階段性成果統計匯總

成果形式 作者角色 等級 數量

專著 著作 權威出版社 1部

書刊 主編 權威出版社 2卷

論文 獨立 權威 4篇

論文 獨立 《新華文摘》權威 4篇

論文 獨立 人大報刊復印資料 4篇

論文 獨立 核心 21篇

論文 獨立 一般 26篇

論文 獨立 論文集 29篇

合計 論文 81篇 專著和書刊 3部

共計出版專著1部，主編輯刊2卷，發表論文81篇，其中權威期刊論文4篇，《新華文摘》全文轉載4篇，人大報刊復印資料轉載4篇，核心期刊論文21篇，普通期刊論文27篇，會議論文29篇。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2018年7月—12月，在首席專家的總體規劃下，各子項目負責人和參加人員對相關資料進行深度整理和研究，對一些重點問題、核心問題進行嘗試研究和撰寫，發現研究的困難與問題所在，并及時調整研究框架結構。準備在8月23—24日，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聯合召開一次課題論證會，各子項目負責人分別介紹各自研究的問題，提取專家意見，進一步討論和解決遇到的難題，調整研究思路和方法。

2.進一步完善資料搜集工作。在對童蒙文化研究有一定認識和思考的基礎上，組織課題組成員分批次前往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圖書館查閱敦煌吐魯番文獻和黑水城文獻中的蒙書和兒童讀物，前往朝鮮、韓國、日本、越南和臺灣地區搜集傳入該地區的漢文童蒙讀物，及其翻譯、改編過的中國歷代蒙書。同時聘請碩博研究生大規模搜集典籍和壁畫、書畫等各種資料中的童蒙相關資料。

3.準備申請新增“中華經典蒙書”子項目，擬增補新成員高田時雄（京都大學教授）、劉全波（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胡耀飛（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劉怡青（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點校出版50種“中華經典蒙書輯校”，約100萬字。主要收集已經散佚，但出土文獻、考古發掘中新獲的古代中國蒙書。主要收集已經散佚，但出土文獻、考古發掘中新獲的古代中國蒙書，如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和太行山文書中新發現的《倉頡》《開蒙要訓》《百行章》《太公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文場秀句》《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文《三才雜字》等。對這些蒙書進行錄文、整理和校注的同時，選取古代中國傳入韓國、朝鮮、日本、越南等東亞國家的經典蒙書《幼學五言詩》，以及傳入后經校注、改寫的若干經典本，加以整理和點校，構成“中華經典蒙書”。同時影印出版國內外珍稀“中華蒙書精粹”50種，約100萬字。

4.2019年1月—2020年6月，各子項目負責及參加人員全力以赴開始撰寫研究報告，并完成初稿，各課題組負責相互評閱，并外請專家進行審閱，召開一至兩次課題研討會，并舉行一次國際童蒙會議，提出修改意見，商量定稿事宜。

5.2020年7月—2021年12月，修改和完善研究報告。子項目負責人先分別審定各自負責的稿件，提交首席專家進行審定。然后由首席專家提出修改意見，交付子項目負責人修改并定稿，提交研究報告。期間召開一至兩次課題研討會，討論修改意見，商量定稿事宜。

6.期間保證所有參加人員每年都參加1—2次的國內外有關童蒙文化的國際研討會，并舉辦一次國際研討會，交流研究心得，開闊學術視野，提升學術水平。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