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法治保障研究的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法治保障》課題組基于實踐主義的基本立場，采取實證研究的基本研究視角，理解和認識城鎮化進程在行為觀念、社會結構、法律制度和法律實施層面所呈現出的經驗現象，探索如何在法治中國建設背景下通過法治方式、法治思維來規范、完善城鎮化建設的體制機制，構建多元治理體系，解決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課題立項一年多來，課題組在細化研究計劃、推動實地調研、優化內部管理、強化成果推介運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批有社會影響力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各項研究計劃執行平穩、有序。

1.細化研究計劃。根據研究計劃確定的總體框架，經過課題組成員細致討論，我們完成了重大項目具體選題設計。圍繞“人—地—事—權”四個基本維度，我們對分別對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法治保障、城鎮話建設中的地權法治保障、城鎮化進程中的社區治理法治化、城鎮化進程中的多元化權益救濟體系這四個方面的重要問題。將項目設計細化為“基礎理論篇”、“民生法治保障篇”、“地權法治保障篇”、“社會治理法治保障篇”、“法律服務與權益救濟篇”和“結語”等六篇二十四章的內容，使研究計劃更為具體、研究內容更加科學。

2.推動實地調研。課題組成員曾先后赴河南、重慶、浙江、江西等地的基層鄉鎮、農村開展實地調研。通過半結構式訪談、參與式觀察以及實地查閱相關檔案資料等方式，總結了農村生活方式的變遷以及鄉鎮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情況。在國家提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時代背景下，特別關注了鄉村社會轉型的變遷、基層鄉鎮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以及城鄉社區治理等領域的基本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總結了鄉村社會生活的變遷模式及其治理形態。從農業生產、農民生活、村莊治理以及鄉村組織建設等方面分析了轉型期鄉村社會治理的多方面表現形態，并在區域比較中提煉了鄉村社會治理的一般機制及其類型，豐富和發展了城鄉社區治理的理論模型。此外，在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視野中，關注了農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過程及其困境，并分析了城市消費理念是如何不斷塑造和改變傳統農村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文化對農民價值觀的影響程度。

二是研究了不同地區的鄉鎮城鎮化發展模式。在歷史和現實中，通過對比國內與國外、山區和平原的城鎮化發展進程，重點關注了以“撤村并點”的方式解決土地資源供給方面的問題，并提煉了山區和平原城鎮化進程中土地資源供給的基本模式。通過調研城鄉增減掛鉤的國土政策在基層鄉鎮執行的基本情況，分析了農民違法占用耕地以及違規建房發生的一般機制，總結了基層政府應對農民違建的基本方式。通過深度訪談不同階層的農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及其生活預期，分析了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呈現的區域差異。

三是提煉了城鄉社區治理的一般機制。從基層派出所、司法所、派出法庭以及民政所等部門的工作實踐中，深入分析了基層政府在治理農民上訪、戶籍制度管理、城鄉社會保障、調解矛盾糾紛等方面的基本模式。從政策執行的實踐經驗出發，提煉了國家公共政策在城鄉社區治理中運作的一般機制。通過深度訪談與實地參與觀察，不斷了解農民“市民”化的過程、流動人口的管理方式以及綜治網格中心的建設經驗，分析了國家政策和法律制度在基層社會綜合治理運行中的困境。

課題組成員在堅持實地調研的基礎上，也特別關注城鎮化建設的理論。通過不斷研讀國內外城鎮化建設的一般理論，結合實地調研的具體經驗，課題組成員將不斷修正既有的國內外城鎮化建設的理論，提出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建設理論。

3.優化內部管理。在課題組的內部管理方面，重點采取了以下幾方面措施，確保了研究計劃的有序進行：一是建立首席專家、子課題組負責人定期會晤研討機制，借助網絡平臺和組織學術研討會等形式，課題組成員圍繞各自負責的課題每月定期進行交流和談論，研討課題的難點和調研中發現的問題，確保研究計劃有序進行。二是建立課題組成員分工協作、相互學習的機制。項目具體選題設計完成后，圍繞選題的六篇二十四章的具體內容，落實相關研究任務到個人，并通過定期的調研討論會、學術研討會等形式進行交流和學習，確保每一部分的研究內容經得起實踐和理論的檢驗。三是加強課題組內部管理制度的建設，對各個環節、各個責任人的內部管理進行有效的督促。

4.強化成果推介運用。研究工作開展以來，課題組成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指導下，通過廣泛地調研一些全國典型地區的城鎮化建設的實際經驗，撰寫了一大批調研報告、學術成果，先后在《中國法學》《法學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人民法院報》《北京日報》等國內外知名學術刊物、媒體上發表文章21篇，部分研究成果引起學術界和實務部門高度關注，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同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撰寫《政策咨詢報告》多份，為我國決策部門提供更加符合新型城鎮化建設實際的法律制度建議。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調研數據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1.調查數據整理運用。課題立項后，首席專家和子項目主持人先后在河南、重慶、浙江、江西、廣西、廣東等省市區做過大量調查，累計調查時間超過150個工作日，調查內容涉及法治建設、傳媒與法治、村民自治、縣鄉財政、土地制度、農村城鎮化、城市社會治理、基層紀檢監察工作等多個方面，形成了200多萬字的調研報告，為相關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咨詢報告多份。同時，課題組成員積極撰寫學術文章，先后在《中國法學》《法學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武漢大學學報》《人民法院報》《北京日報》等國內外知名學術刊物、媒體上發表文章21篇，部分研究成果引起學術界和實務部門高度關注，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2.文獻收集整理情況。課題立項后，我們從基礎理論和專題文獻兩個方面進行了細致的文獻收集工作。在基礎理論梳理方面，重點圍繞世界城鎮化建設法治保障的基本規律、中國城鎮化建設法治保障的基礎理論、城鎮化進程中政府體系的權責法治化、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法治保障的評估等多方面理論和文獻進行了收集和整理，形成了10多萬字的文獻整理材料。在專題文獻整理工作上，重點圍繞住房保障制度、進城農民工勞動權益的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法治促進、農業規模經營過程中的農民土地權益保障、“人的城鎮化”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城鎮社區（小區）治理法治化、基層社會網格化管理、城鄉基層一線執法、農民和農民工的法治意識、社會組織的功能定位與法治保障、基層普法工作、司法資源的定位與配置、信訪制度的功能與定位、城鄉群體性事件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文獻收集和整理，形成超過100萬字的基礎性文獻的研究綜述。

3.組織學術會議情況。課題立項之后，我們先后組織召開課題組成員會議5次，圍繞項目的具體的選題設計、子項目的推進等工作進行了組織研討，同時借助網絡平臺，定期開展溝通和交流。開展“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法治”專題學術研討會1次，參與并協辦其他相關學術會議多次，有效地推動了研究的開展。

4.學術交流與合作情況。課題組首先專家先后應邀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臺灣東海大學等國內外知名高校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洽談。同時，先后受邀到江蘇、云南、河南、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高校開展交流，舉辦學術講座十多場。同時課題組成員先后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十多次，積極分享研究成果，擴大合作交流。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成果發布會、《工作簡報》報送情況、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投稿及采用情況等）

課題開展以來，首席專家及課題組成員先后在《中國法學》《法學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中國法律評論》《人民法院報》《北京日報》《中國教育報》等報刊上發表了文章21篇，有效地宣傳課題的研究成果。同時出版了《傳媒監督的法治》學術專著1部，并舉辦專題研討會多次。報送《工作簡報》1次。此次中期檢查同時，擬向《成果要報》投稿4篇。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1.研究心得。項目開展一年多來，本人主持的課題推進工作較為順利，取得了一批看得見、有影響力的成果，各項研究工作也在扎實開展。這一切得益于課題組工作機制的順暢、課題組成員的齊心協力和外在保障制度的完備。本人有三點心得體會：

一是科學合理的工作機制是研究順利推進的制度保障。通過搭建合理的分工機制、定期會晤交流機制和內部督促機制，研究工作做到了分工明確、合作順暢和進度可控，這些對于推進項目實施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是選配一班有能力、搭配合理的課題組成員是內生動力。本課題組人員在過去的幾年里多次進行科研項目的合作，多次共同完成田野調查，有良好的合作經驗和默契，保證課題開展期間保持緊密的聯系和合作溝通，確保了課題的研究順利進行。課題組首席專家和子課題負責人與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門有長期合作關系，為選擇、安排合適的機構作為調研點進行深度調查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是科學順暢的科研保障體系是研究順利推進的外在保障。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大學積極支持本課題的開展，課題組根據課題調研和科研工作的實際需要，配備了計算機、寬帶網絡、打印機、復印機、傳真機、掃描儀等設備，并為研究人員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以保證課題研究的順利展開。同時，依托相關研究所與中心的硬件設施和網絡環境，課題組建立了“基層法治研究網”，為課題研究和成果交流創建一流的網絡平臺和數據庫。

2.尚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改進措施

（1）項目成果宣傳推介工作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盡管當前本項目取得了豐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但成果的宣傳推介工作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具體表現在成果發布的形式還稍顯單一，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推介宣傳力度還不夠。下一步我們將通過強化消息報送、構建多元化的宣傳平臺、加強學術成果類型化應用等多方面措施進一步優化相關工作。

（2）各子課題研究的整合力度還有待進一步增強。盡管我們在項目論證上進行較為細致的規劃，將本項目劃分為五大子課題，并形成了一定量的學術成果積累，但由于本課題涉及的面較廣，相關研究成果較為多元，各子課題之間的成果整合還有待進一步增強。下一步我們將通過定期開展學術研討會、強化溝通協調和優化合作機制等方面進行進一步提升項目實施的統籌力度。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一、新型城鎮化建設法治保障的基本問題研究

代表性成果：

1.陳柏峰、王裕根：《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法治保障：一個研究框架》，《求是學刊》2018年第2期

基本內容：“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人的具體問題。立足于城鄉社會結構轉型的背景，以人的具體問題為研究導向，分析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制約因素，有助于深化理解“人的城鎮化”的基本理念。具體來看，“人的城鎮化”建設理念包括四對基本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地的關系、人與事的關系以及人與權的關系，分別對應于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農業轉移人口的地權保障、城鄉社區事務的公共治理以及多元化權益救濟體系的構建等重要問題。研究這些重要問題應立足于中國城鎮化建設的實際經驗，擺脫既有的價值觀念束縛以及西方城鎮化理論的思想藩籬，從人的實際需求出發，分析各類問題發生的機制性和體制因素，并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層面給予有效回應，從而推進實現“人的城鎮化”目標。

2. 陳柏峰、呂健俊：《城市基層的網格化管理及其制度邏輯》，《山東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基本內容：網格化管理契合了轉型期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的治理需求，是理解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一個窗口。網格化管理通過將城市空間和城市管理范圍劃分為網格，對復雜的社會治理事務和社會事實進行信息化處理，提高了城市基層社會的清晰度，使精細化治理成為可能。網格化管理以執法力量下沉、治理結構整合和治理資源協同等方式，展開基層社會治理。黨政嵌入的機制是網格化管理有效運作的關鍵，以黨組織建設的方式向基層社會延伸黨政權力，具有社會控制的制度功能。對城市治理主體而言，黨政嵌入的網格化管理方式發揮了激勵與監督的制度效用。但網格化管理的實踐存在信息內卷化和組織適應性等限度。構建適合社會轉型和治理轉型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穩固和加強基層社會治理，使轉型中國社會的重要考驗和挑戰。

3.劉楊：《城鎮化進程中的社區治理轉型及其法治保障》，《山東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基本內容：以渝北M鎮公租房社區的經驗為個案，探究城鎮化進程中社區治理的轉型機制，提出新時期下社區治理轉型的法治保障構想。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深入，既蘊含有繼續深入發展的機遇，也隱藏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治理風險和挑戰。M鎮公租房社區的經驗顯示，當前社區治理主要面臨治理資源匱乏、社會結構轉型和治理體制滯后的挑戰。而為了緩解治理困境，社區治理轉型主要從發展網絡治理、協同治理和合作共治三方面展開。在此基礎上，建構社區治理轉型的法治保障，實現其法治化，還需要依靠法治思維轉換治理思路，通過依法行政推動整體治理，結合法治教育改善治理基礎。

主要觀點：

（1）“人的城鎮化”具體體現為四個基本維度：人與人的關系、人與地的關系、人與事的關系以及人與權的關系，這四個維度分別反映了新型城鎮化建設中農業轉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配置、農業轉移人口的土地權益保障、農業轉移人口的社會治理以及農業轉移人口的權益救濟等重要問題。

（2）網格化管理的制度邏輯表現為技術治理、組織整合和黨政嵌入三個方面，具有城市基層社會清晰化、基層社會治理協同化，和實現激勵監督與社會控制等制度功能，契合了地方政府進行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需求。

（3）社區治理的法治保障建構主要包括依靠法治思維轉換治理思路、通過依法行政推動整體治理，以及結合法治教育改善治理基礎三個方面。

學術價值：

（1）將機制分析方法引入城鎮化法治建設的實踐研究中，概括出當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法治保障機制的主要特征，深化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及相應的法治保障體系的實踐過程、性質和運行規律的經驗認識和理論把握。

（2）提煉總結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的主要經驗和模式特征，有利于在法治化的框架內融合多種治理傳統，構建法治化的現代治理體系。

（3）有助于建構符合中國現實所需的國家、社會、市場之間關系的認識框架，提煉出從中國社會轉型實踐出發的法學理論。有利于深化對城鎮化過程中的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者關系的認識，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法治理論。

社會影響及應用價值：

（1）本項研究成果發表后，獲得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好評，并產生了政策咨詢意義，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普遍關注，研究團隊的學術觀點和研究轉化為地方政府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法治保障實踐，對政府和社會的進一步工作起到了實際影響。

（2）加強對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法治保障實踐的研究，有利于為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法治保障，能夠有效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同時也有利于規范國家權力，改進政府運作方式，提升行政運作效率。

（3）集中探討城鎮化過程中的城鄉社會轉型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體制機制，有助于貫徹落實中央對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戰略部署，探尋促進實現“人的城鎮化”的可行路徑。

階段性成果：

1.《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村社集體：現狀與未來》，《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二、城鎮化進程中的執法研究

代表性成果：

1.陳柏峰：《黨政體制如何塑造基層執法》，《法學研究》2017年第4期

基本內容：與西方國家的執法屬于法治系統內部事務不同，中國的基層執法受到了黨政體制的深刻塑造。黨政體制的軸心是黨的領導，組織領導貫穿于條塊結構，政治領導內含于其中，思想領導則落實為政治倫理。黨政體制通過條條、塊塊、政治倫理三個維度塑造基層執法，呈現出條條推進執法、塊塊協同治理、政治倫理嵌入三種機制。條條以執法專項行動、執法規范化建設、執法工作考核為內容，通過指標化—競爭性的激勵手段，形成了執法推進機制。塊塊以嚴重問題的專項整治為內容，通過建構“中心工作”的形式，憑借體制壓力啟動治理協同機制。“執法為民”話語強調執法的群眾工作屬性，構成了政治倫理的嵌入機制，它可以將條塊結構中的權責不對等正當化，為基層執法提供政治合法性。黨政體制塑造的基層執法模式，呈現出復雜的實踐特征。

主要觀點：

（1）西方的執法研究主要有兩種理論視角，包括執法經濟學理論和街頭官僚理論，這些研究都沒有在執法機構所處的政治體制環境方面著墨。在制度和實踐中，基層執法都受到了黨政體制的深刻塑造，相關研究理應對此有所涉及。基層執法受到了黨政體制的塑造，這種塑造既有體制結構上的，也有政治倫理上的。因此，僅從行政方面認識執法遠遠不夠，黨政體制角度的理解不可或缺。

（2）黨政體制通過條條、塊塊、政治倫理三個維度塑造了基層執法，從而呈現出“條條推進執法、塊塊協同治理、政治倫理嵌入”的三維機制，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國特色基層執法模式。

（3）基層執法的主要推力來自上級條條，上級條條則通過各種方式推進、敦促基層執法機構依法執法。上級條條對下級分配各種執法任務，下級執法機構在體制壓力下展開工作，并接受考評。執法推進機制主要包括執法專項行動、執法規范化建設、執法工作考核等。條條的執法推進機制的有效性有賴于指標化和競爭性兩個方面。

（4）塊塊的治理協同機制以黨政發動的專項整治為主要著力點，其實質是黨委決策將需要整治的問題轉化為地方黨政的“中心工作”，通過體制壓力動員各種力量參與治理。“中心工作”化的治理協同機制，在基層事務中體現黨的政治領導。

（5）由于政治倫理的嵌入機制的塑造，條塊結構中的權責不對等現狀，雖然在行政上沒有被改變，卻在話語層面被合理化，從而取得正當性。可以說，黨政體制通過政治倫理的嵌入機制，在執法系統中起到了巨大的平衡作用，為執法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6）黨政體制塑造的基層執法模式，在實踐中產生了復雜的后果和影響，表現出復雜特征：第一，專項行動常態化；第二，執法動員體制化；第三，執法搖擺普遍化；第四，執法過程協商化。

學術價值：

（1）在黨政體制更為廣闊的視野中探討黨政體制如何塑造基層執法，進而形成中國特色的執法模式，從整體上探討基層執法的運行機制和實踐邏輯。

（2）從黨政體制對執法的塑造和執法實踐的基礎上，提煉基層執法運行模式的中層理論，從中國經驗出發構建國家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

（3）豐富呈現出黨政體制塑造基層執法的維度，增強法治和治理的學術積累，基于深厚經驗的理論概括，對豐富中國法治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影響及應用價值：

（1）通過黨政體制塑造基層執法的研究，可研析黨政體制與基層執法的運作模式和復雜影響，結合執法活動的綜合性和專業性間的關系，為基層執法權配置做好理論準備。

（2）系統分析黨政體制對基層執法運作的影響，揭示基層執法的實踐特征，可發現具有推廣價值的經驗，合理配置執法權，提高執法效益和執法能力。

（3）通過對黨政體制的系統研究，可發現黨政體制對執法權運行的深刻塑造，在此基礎上深入揭示黨政體制運作的內在機制，務實推進法治建設，以契合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

階段性成果：

1.《壓力型體制下的行政協助》，《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6卷第1輯（2017）

2.《基層協警體制的運作與改革》，《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6卷第1輯（2017）

3.《治超執法中的綜合治理》，《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6卷第1輯（2017）

三、行政應急管理與基層治理的研究

代表性成果：

1.龔春霞：《行政應急管理的規制與基層治理的實現》，《云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基本內容：反觀烏坎事件可以發現，行政應急管理雖暫時平息了烏坎事件，化解了因鄉村社會內部矛盾引發的社會沖突，但同時行政應急管理也為徹底解決烏坎問題增添了新的障礙。高位推動的處理方式消解了地方政府的權威：“鬧大”的預期結果強化了民眾超越鄉村社會進行維權的路徑和方法;“政府允諾”放大了民眾對解決具體問題的期待和想象。這也表明具體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常規化的基層治理模式，烏坎事件的有效處理，需要在外力推動下，重塑常規基層治理的可能性，營造鄉村社會的良好秩序。鄉村社會秩序的生成，“必須再造中間層”，即重新充實鄉村基層政權，有效整合鄉村社會內生資源并讓其發揮應有的作用。一方面需要加強基層政權的治理能力，盡量避免采取“高位推動”的方式解決村莊問題；另一方面，也應該從制度上加強對基層政權行為的規范化，以便形成新的村級自治結構和社會基礎。

主要觀點：

（1）行政應急機制對于平息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雖則必要，但僅僅關注行政應急機制并不能真正解決類似烏坎事件的具體問題。具體問題的解決有賴于鄉村社會秩序的生成及常規化的基層治理機制。

（2）鄉村社會的基層治理，強調在治理過程中，鄉村社會能有效化解小矛盾，從而避免矛盾逐步上移并被“鬧大”。基層治理的常規化運作能定紛止爭、平息糾紛，能在具備村莊共識的前提下，達成利益分享的機制。

（3）行政應急舉措對于社會穩定和建構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具有重要意義，既能讓民眾表達利益訴求，也能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

（4）基層自治強調基層社會的治理格局和治理狀況與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密切相關，鄉村自治秩序的生成必須契合鄉村社會的組織架構及其運行特質。在這個意義上，即使需要依托外部的力量，甚至是省級、中央的行政權力平息矛盾，但歸根結底，任何鄉村的問題都必須在鄉村內部解決。

（5）鄉村社會秩序的生成，“必須再造中間層”，即重新充實鄉村基層政權。一方面需要加強基層政權的治理能力，盡量避免采取“高位推動”的方式解決村莊問題，弱化地方政府的權威和行動力；另一方面，也應該從制度上加強對基層政權行為的規范化，既需要高層政府的有效監控，同時也需要完善鄉村社會對基層政權的意見表達渠道和民主監督程序，通過法律的約束防止基層政府侵犯普通民眾的權益。

學術價值：

（1）運用微型社會學的方法去理解烏坎事件，研究鄉村社會內部矛盾引發的社會沖突的化解，集中討論行政應急管理的規制，從整體上探究基層治理的實現。

（2）鄉村社會內部矛盾引發的社會沖突問題解決有賴于常規化的基層治理模式，提出烏坎事件的有效處理，需要在外力推動下，重塑常規基層治理的可能性，營造鄉村社會的良好秩序。

（3）從烏坎事件的個案經驗中思考鄉村社會秩序的生成，系統研究基層治理的機制及其內在邏輯，可豐富和發展中國基層治理理論。

社會影響及應用價值：

（1）通過行政應急管理實踐研究，可合理改善常規化的基層治理機制，重塑常規基層治理的可能性，營造鄉村社會的良好秩序。

（2）可發現具有推廣價值的經驗，改進行政應急管理機制，在此基礎上正視行政應急權力的行使對解決具體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影響，對于如何解決突發事件的可能途徑提出建議，務實推進基層治理的實現。

（3）集中探討如何引導鄉村社會秩序的生成，可發現鄉村社會生成的關鍵在于鄉村社會能形成新的村莊共識和良性的村莊治理權力結構，從而務實建構良性的基層治理局面。

四、討論轉型期基層社會性質與法治問題的思維轉換

代表性成果：

1. 陳柏峰：《“走出鄉土”的“后鄉土中國”》，《學術界》2017年第10期

基本內容：世紀之交前后，中國鄉村發生了一場巨變，《走出鄉土》就是返鄉的海外游子陳心想表達對此感受的著作。它以《鄉土中國》為參照，塑造了一系列豐富的二元對立和參照維度。這種描述“后鄉土中國”的方式，對作者和讀者都是捷徑。然而，《鄉土中國》更多是儒家秩序建構的經驗化表達，沿其體系可以多大程度上刻畫"后鄉土中國"多層次、多面向的變遷現實，是存在疑問的。全面理解社會變遷，注定需要更多的視角，區域差異、農民價值、政策執行等都不可或缺。討論“走出鄉土”的“后鄉土中國”，需要走出《鄉土中國》。

2.陳柏峰：《事理、法理與社科法學》，《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基本內容：《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曾給法學界帶來一股清風，其寫作方式與同時期的法學作品頗為不同，它著眼于“從事理講法理”，而不是抽象地講法理。從事理出發，走向從中國社會出發、尊重社會創造的法理，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法理研究。這種研究訴諸常情、常理、常識，講述的是生活經驗，而背后有理論視角，需要理論資源儲備，也需要社會科學知識和方法的運用，它最終會走向社科法學。社科法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重建中國法理學，在一般性法律現象、法律關系之外討論中國的法律體制、法律運行等問題，在經驗基礎上闡釋中國法治實踐。

3.陳柏峰：《法律實證研究的興起與分化》，《中國法學》2018年第3期

基本內容：改革開放后，最早的法律實證研究受到共產黨的調研傳統影響，以描述法律實踐狀況、提供立法和政策參考為依歸。后來的研究受法制現代化思潮影響，以農民的法律意識、權利意識為研究內容，有較強的價值預設，因問題意識外在于實踐而未形成學術傳統。蘇力的研究著眼微觀場景反思法制現代化范式，訴諸事理闡釋法理，從理論關切回應現實，在學界掀起了一股浪潮，但因實踐取向不徹底而未形成可傳承的學術傳統。目前，法律實證研究在回應法治實踐需求中繁榮發展，問題意識更加廣泛，研究視野更加開闊，方法運用更加豐富。同時，也出現了分化，在不同學科中分布不平衡，呈現出“法律實證研究”與“法律經驗研究”的分野。在繁榮與分化的背后，法律實證研究面臨總體性挑戰，缺乏宏大集中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關懷。因此，需要開拓多學科的理論視野，強化面向中國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意識，開展多層次學術共同體的建設。

主要觀點：

（1）討論“走出鄉土”的“后鄉土中國”，需要走出《鄉土中國》。全面理解社會變遷，注定需要更多的視角，區域差異、農民價值、政策執行等都不可或缺。

（2）研究基層法治問題，應當“從事理講法理”，不抽象的講過去學者所愛講的那一套法理，而是從事理切入討論法治問題。

（3）如何回應法治實踐、書寫未來圖景，這是法律實證研究所面臨的時代任務，需要開拓多學科的理論視野，強化面向中國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意識，并開展多層次學術共同體的建設。

學術價值：

（1）在具體法治問題研究之外，系統總結社科法學研究需要“從事理講法理”，要提煉有意義的法理問題，就必須弄清楚事理；要弄清楚事理，就需要走向社會科學。

（2）準確認識中國法理學需要直面中國法治實踐，在社科法學研究的基礎上精當的概括出“事理”，對法治具體環節、過程進行具體概括，揭示出重要的結構、因素和機制，并有相當程度的概念化、體系化、理論化。

（3）系統梳理法律實證研究的興起與分化，歸納總結法律實證研究發展中三個階段的特征，認為在繁榮與分化的背后，法律實證研究面臨總體性挑戰，缺乏宏大集中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關懷。

社會影響及應用價值：

（1）促進法學研究方法和理論多元化。把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基層法治問題研究中，貼近社會實際，在對基層社會有著良好質性把握的基礎上展開研究，而不是靜態地研究法律制度，對于促進法學理論、法律社會學、社會治理法治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多元化有一定貢獻。

（2）創新研究方法，重建法理學。打破法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壁壘，以“從事理講法理”的分析方法，通過社科法學的研究，提煉符合實踐的法學理論，實現法理學的重建，為中國法治建設服務。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2018年8月份召開召開討論會，對相關調查成果進行評估，討論各子課題報告的撰寫計劃，并安排下一步的研究進度。

2018年7月—2018年12月，各子課題依據前期調查成果，撰寫相關子課題報告初稿。

2019年1月—2019年6月，開展第二輪補充調查，在此基礎上完善子課題報告。撰寫總報告初稿。撰寫系列政策建議報告。

2019年7月—2020月8月，總報告定稿及征求意見。召開第三次課題組研討會，征求專家與相關部門領導的意見。

2020年8月-2020年12月，根據鑒定專家意見，對課題研究成果進行修改定稿，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和政策部門的同志參加，并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發布研究成果，最后向主管部門提交研究報告和政策咨詢報告，申請結項。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