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IFDI與OFDI互動發展的內在機制與經濟學解釋的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IFDI與OFDI互動發展的內在機制與經濟學解釋》于2016年11月正式立項，編號為16ZDA042，起止時間為2016年11月至2019年12月底。課題組按照研究計劃，通過開題報告、調查問卷、組織學術會議、文獻資料研究、指標體系與實證分析、實地調研以及專家交流等多種方式開展課題總體設計，重點推進子課題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的階段性成果，為課題取得預期成果和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

（一）召開開題報告會，明確研究重點和路線。2017年4月6日上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IFDI與OFDI互動發展的內在機制與經濟學解釋》開題報告在中山大學珠海校區行政樓915順利召開。由國務院評議組成員、長江特聘學者、國家杰出青年、經濟學院院長5名國內知名學者組成的專家組和20位課題組成員和師生參加開題報告，專家組在充分肯定課題的理論框架和論證設計后，提出從全球層面、產業層面和企業層面構建IFDI和OFDI的關系在于分析內在互動機制，從金融層面、金融發展和金融效率重點識別影響渠道和因果關系，加強日本和美國等國家歷史數據的實證檢驗和經驗總結，在粵港澳大灣區、人民幣國際化和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推動企業層面走出去微觀分析、跨國文化層面和政策決策層面在雙向FDI關系的研究。開題報告會簡報及其相關專家意見已經整理交國家哲學社會規劃辦。開題報告會之后，課題組開會學習了專家的觀點和意見，明確了下一步具體的研究思路和實施路徑圖。

（二）聯合相關課題研究團隊設計中國企業走出去調查問卷，并構建OFDI微觀數據庫。本課題組與山東大學綦建紅教授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國家金融生態多樣性對中國海外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課題組聯合設計中國企業OFDI的調查問卷，問卷包含企業基本信息、對外投資情況、海外投資環境和動因等四個方面內容，在粵港澳大灣區、環渤海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進行調查問卷發放企業調查問卷。目前已經在深圳市和濟南市發放少量問卷準備進行數據處理和調查問卷的第二次修改。具體的調查問卷見附件。

（三）依托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實地走訪調研自貿區建設與企業對外投資實踐。首席專家擔任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赴廣東省商務廳、珠海市商務局、深圳市國家稅局和橫琴自貿區調查IFDI現狀和問題，子課題負責人毛艷華教授依托國家高端智庫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和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于2018年4月深入舟山、大連自貿區調研企業對外投資實踐。2018年6月15日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發布《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藍皮書（2017-2018）》暨“2017-2018年度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指數”，制度創新指數選取了“投資便利化”、“貿易便利化”、“金融管理與服務創新”、“政府職能轉變”、“法治環境”5個一級指標、19個二級指標和57個三級指標，廣東電視臺、金羊網、中國科學報、《南方日報》、《深圳特區報》、《珠海特區報》、《每日新聞報》、《成都日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20多家媒體和網站報道該指數，該項研究成果將由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四）梳理雙向FDI的理論框架和文獻綜述，總結各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根據開題報告專家組的意見，課題組梳理了Wells和海默的競爭優勢、鄧寧的IDP理論和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以及產業組織理論、Helpman and Krugman的新貿易理論和價值鏈理論，Melitz的新新貿易理論理論，對世界主要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實踐經驗政策支撐體系進行了系統收集和整理，形成了系列研究資料。在此基礎上，課題組通過對國外相關資料的分析和研究，加深了對國外理論形成的現實基礎和社會背景的深入了解，為進一步深入研究雙向FDI內在聯系和互動機制的問題，提供有效參考。

（五）基于匹配中國微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庫，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和影響作用展開了前沿學術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課題組匹配中國上市公司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庫，采用雙倍差分法（DID）、傾向匹配得分（PSM）和IV（工具變量），從重點產業和地方政府資源配置、跨國文化對對外投資傳導機制、FDI技術溢出的國際貿易渠道和中間投入品的生產率效應等多個角度，對OFDI和IFDI的內在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了系統性的實證分析，形成了數篇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經濟》、《中國工業經濟》、《國際貿易問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和《經濟學季刊》等期刊，部分論文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管理科學學報》《經濟學季刊》《管理世界》五大期刊匿名審稿。

二、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子課題一“中國IFDI和OFDI互動發展的理論體系和發展階段研究”：首先，系統地回顧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查看對外直接投資由新古典?水平型與垂直型?IDP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的演進過程及其在最為成功的實證模型—引力模型中的體現；其次從IDP理論的中國應用、中國OFDI的驅動因素分析及中國OFDI區位分布問題三個方面探討了中國雙向FDI的發展階段問題；最后初步構建我國開放經濟資本賬戶的 DSGE 模型，使用政策關鍵性變量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同時使用倍差法以及斷點回歸法進行政策評估，模擬國家宏觀政策對IFDI和OFDI的互動機制影響。

子課題二“中國IFDI和OFDI互動發展的金融渠道：金融安全和構建高效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課題組成員從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視角論證中國IFDI與OFDI不平衡發展的原因，并從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調整以及中國金融安全的視角論述推動中國IFDI以IFDI協調互動發展的政策目標。將外匯市場上的微觀金融主體，即套息交易者納入傳統的宏觀經濟模型中，驗證 “貨幣政策的匯率傳染渠道” 假說。同時課題組構建了跨國間制度距離，將中國與全球147個其他國家和地區兩兩匹配，研究東道國金融發展通過減少融資渠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降低籌資成本，從而促進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該部分階段性研究成果在2017年第11期《世界經濟》發表，部分論文正在投稿中。

子課題三“中國IFDI與OFDI互動發展的產業渠道：供給側改革和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首先該部分借鑒王直等（2017）、Chor等（2014）的測算方法構建企業全球價值鏈位置，綜合反映企業生產結構、產品增加值率的變化以及中間品的跨境階段數，在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下，以生產率離散度衡量資源配置效率，選取2000-2006年全球投入產出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海關數據庫制造業數據，考察貿易自由化通過全球價值鏈的嵌入程度和價值鏈長度的變動，影響制造業行業資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機制。其次，利用2007—2015年城市層面工業用地出讓的面板數據，對重點產業政策對于資源配置的影響效應進行了評估。最后，基于 2002 ~ 2013 年廣東 88 個縣級市和市轄區的面板數據，利用FDI和產業轉移政策實施對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外生沖擊進行回歸分析。該部分階段性研究成果在2017年第8期《中國工業經濟》和2017年第2期《國際經貿探索》發表，部分論文正在投稿中。

子課題四“中國IFDI與OFDI互動發展的貿易渠道：“一帶一路”背景下貿易開放與企業創新驅動”：首先，課題組匹配了2000-2013年聯合國貿易商品(UN Comtrade)數據庫230 萬個HS-6位數商品數據，基于Hummels and Klenow(2005)的方法對中國出口貿易進行三元邊際分解，從貿易伙伴國對第三方發起反傾銷活動的視角研究其對中 國出口貿易三元邊際的影響及機制；其次，匹配2000-2006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中國海關數據庫，采用Olley和Pakes（1996）的方法估計企業生產率，基于PSM傾向匹配得分法研究中間投入品進口貿易對中國企業生產率的即期效應與長期影響，以及進口行為對不同行業生產率的差異性影響。最后，課題組將跨國文化信任對跨國技術溢出的影響機制內生化， 文化異質性引致的差異化信任影響跨國經濟交流規模，形成跨國技術溢出壁壘，從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和 FDI三方面測算國際R&D溢出程度。并且采用 2000-2016 年中國上市公司 對外直接投資微觀數據并匹配國泰安的企業財務數據，利用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實證 檢驗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避稅動機和避稅規模。 該部分階段性研究成果在2017年第4期《經濟學季刊》和2018年第5期《國際貿易問題》發表，部分論文正在投稿中。

三、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1. 調查問卷設計與初步調查

為了順利開展實地調研，課題組于2017年1-4月間共召開8次工作會議，充分討論、反復修改，篩選和確定調研對象，探討調研實施方案、調研提綱。并且于2018年6月與山東大學綦建紅教授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國家金融生態多樣性對中國海外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課題組聯合設計中國企業OFDI的調查問卷，具體問題見附件1。目前正在處于收集數據，并根據初步的數據處理和分析，開始第二輪調查問卷設計工作，預計在2018年10月完成。

同時課題組依托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赴廣東省商務廳、珠海市商務局、深圳市國家稅局和橫琴自貿區調查IFDI現狀和問題，依托國家高端智庫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和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于2018年4月深入舟山、大連自貿區調研企業對外投資實踐。2018年6月15日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發布《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藍皮書（2017-2018）》暨“2017-2018年度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制度創新指數”，該書將于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完成出版。

2. 組織全國性學術大會

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IFDI與OFDI互動發展的內在機制與經濟學解釋》課題組承辦的第一屆“國際經濟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沿”學術論壇于2018年6月17日在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成功舉辦。此次論壇由全國高校國際貿易學科協作組青年論壇和中山大學國際金融學院主辦，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對外經貿大學、湖南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44位國際經濟學的學者圍繞著世界經濟與中國、全球價值鏈與國際分工、一帶一路與企業走出去、國際貿易政策與中國經濟、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證、國際金融與企業投資和粵港澳大灣區與區域經濟等國內外理論核心選題和現實戰略問題展開深入交流和思想碰撞，會議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正在將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大戰略部署等，中國經濟前景可期。該會議在國際經濟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和高度好評，已被全國高校國際貿易學科協作組青年論壇列入每年定期學術專題會議，對于中山大學提升國際經濟學科影響力有著重要作用。會議綜述和專家觀點見附件2，已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珠海潮》2018年9月刊登發行，目前將專家觀點整理準備上報《成果要報》或者教育部智庫期刊。

3. 開展廣泛的學術交流

課題組通過“請進來和走出去”的方式，積極組織相關學術seminar會議，邀請業界有影響力的學者參與課題進展討論和學術交流，同時課題組依托中山大學國際金融學院青年雙周論壇，進行4次課題組內部研討和成果交流。課題組成員積極參加相關會議論壇，宣講課題研究成果，并了解理論研究與相關政策前沿動態。

課題組于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舉辦了48場應用經濟學研究團隊國際經濟研究方向seminar會議，邀請了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長江特聘教授、長江青年學者等國內外知名學者在內的50人次訪問中山大學國際金融學院，并與課題組成員就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外開放歷程、自貿區建設和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等話題展開了廣泛的學術討論，通過與高水平專家的思想碰撞和深入交流，了解國內外FDI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前沿和最新動態，共同籌謀推進課題進一步深入研究、更好地服務于國家開放經濟體系的策略方案。見附件3。

課題組首席專家黃新飛教授多次參加國內外重要會議，作為大會主講嘉賓和平行論壇主持人宣講課題研究成果，2017年6月22日參加對外經貿大學主辦的“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協同發展研討會”宣講子課題二階段性成果《金融競爭力金融開放與雙邊對外直接投資頭寸》，2017年4月15日和10月22日參加河南財經大學主辦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第六屆國際投資論壇和武漢大學舉辦的中國世界經濟年會做子課題三階段性成果《進口中間品、貿易自由化與貿易收益—基于中國制造業企業數據的實證分析》的主題演講， 2018年黃新飛教授作為特邀嘉賓分別參加由山東大學國際經貿大講壇、中國科技大學戰略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學術論壇、國際貿易(杭州)論壇等宣講子課題一階段性成果 《“親密關系”視角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合意區位配置問題研究》。2018年 參加國家高度智庫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學術研討會并做“改革開放四十年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實踐”的專題演講。具體情況見附件4。

課題組其他成員參加中國世界經濟學年會、國際貿易協作組青年論壇和公司金融全國學術會議等。

五、 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課題組通過文獻梳理、理論探索以及實地走訪調研等多種方式，積極推進課題進展，形成了一系列學術論文和調研報告，正在策劃相關專著出版。

（一）發表學術論文。本課題是研究雙向FDI的內在互動機制并給出經濟學解釋，故學術創新性和學理性要求是本課題最重要的突破口和貢獻，圍繞著子課題一至四，課題組匹配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庫、對外直接投資名錄數據庫、中國海關數據庫、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清科并購數據庫等微觀企業數據庫，并收集處理調查問卷的數據庫，采用多種國際前言的研究方法和計量模型，對雙向FDI互動關系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與金融效率、全球價值鏈和企業生產率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形成了十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世界經濟》、《中國工業經濟》等期刊，一些論文在國外頂級期刊和國內高水平期刊審稿中。

（二）積極參與智庫建設，宣傳本課題研究成果。首席專家黃新飛教授擔任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和國際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課題組基于實地走訪調研所獲取的大量一手資料，對國內主要沿海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和機制進行分析和總結，形成了一系列調研報告和政策建議書，送達有關部門決策參考，為推動我國開放經濟和企業走出去出謀獻策。

六、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改進措施

一是尚未構建IFDI和OFDI互動的DSGE模型，如何將政府決策、價值鏈測算、資本賬戶變化和外部沖擊融入到一個理論模型需要更細致的研究和理論探討，對于兩者之間的影響渠道和互動關系的分析目前還未能有一致結論。

二是缺乏微觀數據和指標體系。缺乏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數據庫一直是學術界難以克服的困難，由于國際投資過程中企業異質性導致采用宏觀數據庫出現加總偏誤，因此如何盡快獲得調查問卷的第一手企業微觀數據庫進行實證分析，構建雙向互動的直接投資指標體系是下一步重要內容。

三是需要有重量級的調研報告。此前課題組主要用于學術論文寫作和數據庫挖掘，忽略了雙向直接投資的互動機制以及如何促進雙向投資質量和結構的政策建議和調研報告，應該從更為宏觀和全國角度，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提煉出符合國際經濟環境發展和提高國家經濟質量的吸收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調研報告，供國家高層和相關部門決策。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一）黃新飛、王緒碩、楊子暉：《民族異質性、經濟交流與跨國技術溢出》，《經濟學季刊》2017年4月

論文將跨國間文化異質性對跨國技術溢出的影響機制內生化， 遺傳距離引致的差異化信任影響跨國經濟交流規模，形成跨國技術溢出壁壘。對1996—2011年110個國家（地區）的面板數據進行IV估計的結果表明:遺傳距離與一國 TFP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遺傳距離對跨國技術溢出的影響是通過出口貿易、進口貿易和 FDI三個渠道實現的。遺傳距離對跨國技術溢出的作用機制在美國與68個遺傳距離較近的國家(地區)間更顯著。通過對不同的遺傳距離指標的估計表明，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本文構建了跨國文化溢出、FDI和跨國技術溢出的理論基礎，與技術前沿國家的遺傳距離大小影響一國與技術前沿國家相互之間的信任度，遺傳距離越大，信任度越低。信任度的高低會作用于經濟交流—貿易(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信任度越低，貿易和投資規模越小。遺傳距離通過信任度影響國家間經濟交流的規模，進而形成技術溢出壁壘。從實證研究的角度，本文增加進口貿易、出口貿易、外國直接投資和遺傳距離的交叉項進行實證檢驗，分析進出口貿易、外國直接投資在遺傳距離對跨 國技術溢出的影響過程中的作用。 該論文從理論上和實證兩方面加深了跨國文化層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擴展了國際技術溢出的相關研究。

（二）黃新飛：《國際貿易、FDI和國際R&D溢出》，《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基于 DEA 方法求解 29 個省區 Malmquist 生產率變動指數，采用動態面板系統 GMM 方法估計分析國際 R&D 溢出的渠道和影響因素。結果顯示: 國際 R&D 資本溢出效應超過國內 R&D 資本; FDI 是國際 R&D 資本溢出的最主要渠道，出口貿易的國際 R&D 資本溢出效應小于進口貿易; 提高人力資本可以加快技術的趕超速度。分經濟區域進一步研究發現: 東部 FDI的國際R&D 資本溢出效應最高且顯著; 進口貿易的國 際 R&D 溢出效應有明顯的地區差異; 中部和西部地區出口貿易的國際 R&D 溢出效應為負數，仍然未能跨越人力資本的“技術門檻效應”。

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突出學術價值：（1）普遍關注全國和分工業行業的國際技術擴散問題，忽略了中國省區之間由于國際 R&D 溢出帶來的 TFP 的差異。(2) 并未全面研究國際 R&D 溢出的渠道。國內文獻通過構造國外 R&D 資本的指標，將進口貿易納入到國際 R&D 溢出渠道。事實上，除了進口貿易以外，FDI、出口貿易都有可能是國際 R&D 溢出的渠道，同時人力資本和技術差距對國際 R&D 溢出效應產生影響。(3) 在實證分析中并未考慮國際 R&D 溢出的內生性問題。比如生產率與進口貿易和國外R&D 資本是互為相關關系，生產率較高的國家可能提高進口貿易和吸收大量的國外 R&D 資本，而進口貿易與國外 R&D 資本的增加會提高吸收國際技術擴散的能力。

（三）黃新飛：《貿易伙伴對第三方發起反傾銷對中國出口三元邊際的影響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7年第1期

文章匹配了2000-2013年聯合國貿易商品(UN Comtrade)數據庫230萬個HS-6位數商品數據，基于Hummels and Klenow(2005)的方法對中國出口貿易進行三元邊際分解，從貿易伙伴國對第三方發起反傾銷活動的視角研究其對中國出口貿易三元邊際的影響及機制。實證結果表明:第三方遭遇反傾銷活動促進了中國出口貿易擴展邊際增長，抑制了中國出口貿易數量邊際和價格邊際的增長; 反傾銷活動對中國向非OECD國家出口擴展邊際的促進作用更顯著;采用不同反傾銷變量進行檢驗表明，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從微觀商品層面研究中國出口貿易的內部結構及其影響因素是國內學者致力的一個新的研究動態。從跨國跨行業的樣本出發，在第三方遭受反傾銷活動的視角下考察中國出口貿易三元邊際的貿易效應。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1) 在研究角度上，選擇從貿易伙伴國對第三方發起反傾銷的角度，研究其對中國出口貿易三元邊際的影響及機制，是對現有研究反傾銷問題的有益性補充;(2) 在數據處理上，利用臨時性 貿易壁壘數據庫 (TTBD) 中的各國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據，整理并匹配各國各行業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反傾銷確認、反傾銷損害和反傾銷措施等活動實施的數據1，為深入研究反傾銷問題提供了數據來源；3) 在研究方法上，在Hummels and Klenow(2005)的方法基礎上，考慮不同出口貿易伙伴的市場特殊性，將中國出口總額分解為跨國跨行業三元邊際，測量不同貿易伙伴國的不同行業的三元邊際值，是對國內三元邊際研究的拓展。

二、階段性成果清單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 2018.12月之前，設計出中國IFDI和OFDI互動關系的調查問卷并組織發放問卷，主要針對廣東省、山東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等沿海地區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處理數據并分析數據構建指標體系。根據數據分析和研究目的，決定是否進行第二次問卷調查。

2. 2019年3月之前，構建符合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中國IFDI和OFDI互動發展的DSGE模型，根據國際資本流動、金融中介、產業關聯和技術沖擊等各種經濟新常態調整基準參數，擴展DSGE模型，利用誤差修正模型、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考察各種傳導渠道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種政策沖擊帶來的影響。理論模型構建和數據模擬預計在2018年12月完成，論文初稿將于2019年3月完成。

3. 2019年6月之前，匹配調查問卷的數據、上市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名錄的微觀企業數據庫，從貨幣政策、金融發展、配置效率、稅務規避、制度距離等方面研究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發展階段，從逆向技術溢出、全球價值鏈和貿易自由化研究IFDI和OFDI的互動機制。爭取完成3-5篇高質量的中文文獻和1-2篇英文文獻，準備投稿國內頂級期刊和英文field top期刊，2019年底形成一本相關專著。

4. 2019年10月之前，依托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和中山大學國際金融學院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在廣東商務廳、自貿區和代表性對外投資企業，形成有分量的調查報告，供決策參考。

5. 2019年12月之前，首席專家組織1-2次全國性雙向FDI投資的學術研討，并且就研究成果參加國內外重要的相關學術會議，通過與高水平專家的思想碰撞和深入交流，了解最新前沿和研究最新動態，共同籌謀推進課題進一步深入研究。并完成國家社會基金重大項目計劃書的規定內容。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