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的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2014年10月立項，2015年1月17日舉行開題論證會。論證會專家組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復旦大學資深教授陳尚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研究員劉躍進，長江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錢志熙，北京大學教授廖可斌，長江學者、武漢大學教授尚永亮組成，子課題負責人華南師范大學戴偉華教授、浙江大學王德華教授以及課題組核心成員等30余人參加了會議。項目負責人胡可先教授重點匯報了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的學術史梳理情況、研究意義與總體框架，同時也簡要敘述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重點難點、創新之處、預期目標、課題組架構和經費預算等多方面的內容，對項目的總體情況作了全面規范、詳略得當的匯報。

論證專家圍繞開題報告提出了許多較具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論證專家以為，出土文獻自身蘊藏著豐富的寶藏，擁有極大的文化史價值，因此本課題圍繞著考古發現進行研究是極具科學性和可行性的；在目前的學術界，出土文獻的歷史學研究已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文學研究則略顯薄弱，在出土文獻的文本闡述方面也仍有待挖掘，因此這一課題具有重要的開拓性和前沿性；選題在文史結合的互證，傳世文獻、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結合探研，以及文字材料與圖像實物甚至包括遺址、空間的結合研究設定得很好，這幾個“結合”是非常有意義的，在這樣綜合的基礎之上，就文學的層面進行縱深開拓，是這個選題重大價值所在。

專家論證意見，重點提出兩項建議：一是選題集中凝聚為“考古發現與隋唐五代文學研究”；二是加強出土文獻本身的文學性研究。

近幾年來，在課題負責人的帶領和統籌計劃安排下，研究工作全面展開，工作進展順利，并已取得預期的理想成果。已完成著作3部（其中1部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發表學術論文53篇，參加國際學術會議20余人次，組織重要學術考察活動4次。

本項目下設五個子課題：⑴新出土隋唐五代文學家碑志考釋與研究；⑵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⑶新出寫本與隋唐五代文學傳播研究；⑷考古資料與唐五代詩詞名物研究；⑸絲路考古與唐代文學關聯研究。

⑴新出土隋唐五代文學家碑志考釋與研究

這一子課題正常進行，并取得重要進展。目前已經整理了唐代詩人墓志的全部資料，完成了《新出土唐詩人墓志校證》著作一部，50萬字。發表《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敘錄》《新出土唐代文學家韋瓘墓志考論》《盛唐英靈交往之遺蹤：由<劉復墓志>看以王昌齡為中心的天寶丹陽詩人群》《新出土唐代詩人李當墓志考索》等重要論文。

⑵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

這一子課題基本完成，目前已經出版了《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專著一部，69.3萬字，入選“2016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17年3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表了《新出墓志與盧氏文學家族研究》《石刻史料與詩人王維、王縉兄弟述論》《新出土唐代鴛鴦墓志綜論》《出土墓志與唐代河東薛氏文學家族考論》《新出墓志與隋唐詩人盧思道、盧藏用家族的考察》等重要論文。

⑶新出寫本與隋唐五代文學傳播研究

這一子課題按計劃順利進行，并取得重要進展。目前已經完成了基本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寫了30余萬字的成果初稿。發表了《論中古寫本文獻的署名方式》《從題寫到編集：論唐詩題注的形成和特征》《寫本時代的詩歌》《薛道衡<典言>唐寫本殘卷的來源、體例和學術價值》等重要論文。

⑷考古資料與唐五代詩詞名物研究

這一子課題按計劃順利進行，并取得重要進展。目前已經完成了基本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正在撰寫《絲路重鎮與唐代文學研究》的專著。發表了《金銀飾品與唐五代詩詞》《“蹙金”考：一個唐五代詩詞名物的文化史解讀》《唐代“遺簪墮珥”的名物實意和文學代言》《唐詩與井：一個詩歌名物意象的個案考察》等重要論文。

⑸絲路考古與唐代文學關聯研究。

這一子課題按計劃順利進行，并取得一定進展。目前已經完成了基本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以及部分專題的研究，發表了《論鳩摩羅什譯經中的文學想象對王維詩文創作的影響》《論王維詩文對鳩摩羅什譯經“譬喻”的運用》《鳩摩羅什偈頌翻譯和創作對王維詩文的影響》等論文。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⑴調查研究情況

2015年8月25至9月5日，課題組成員胡可先、孟國棟、楊瓊、屈玉麗、胡秋妍、胡凌燕、虞越溪赴西安、天水、敦煌等地調研，主要考察以唐代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東部沿線的考古遺址和出土文獻情況。8月27日，考察組與西安碑林博物館裴建平館長、趙力光研究員、王其祎研究員進行了學術交流。胡可先應西安碑林博物館之邀，作了《出土石刻與唐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報告。西安碑林博物館門戶網站報道了該講座的情況。

2015年10月23日，借參加中國李白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與北京大學錢志熙教授、朱玉麒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薛天緯教授、西北大學李浩教授、華南師范大學戴偉華教授等就“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進行小型的學術研討，進一步厘清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在此期間，課題組相關成員考察了陜西省歷史博物館以及新出土的何家村遺寶展覽。

2016年8月4日至16日，課題組成員胡可先、孟國棟、咸曉婷、楊瓊、屈玉麗、胡秋妍、胡凌燕、虞越溪赴洛陽、西安等地調研，主要考察洛陽千唐志齋、龍門石窟、洛陽古墓博物館、陜西省歷史博物館、阿房宮遺址等地。在千唐志齋，課題組與千唐志齋負責人于小春等專家、洛陽日報社原副社長賈海修、新鄉學院副教授左健召開有關千唐志齋石刻研究的座談會。

2017年8月7日至20日，課題組成員胡可先、孟國棟、咸曉婷、屈玉麗、胡秋妍、胡凌燕等赴新疆考察絲路重鎮遺址。在吉木薩爾北庭博物院由副院長馬生巖召集舉行座談會，研究北庭遺址與中古文學關系；在烏魯木齊新疆師范大學，與著名學者薛天緯、朱玉麟就新疆考古發現進行學術交流，并參觀了新疆師范大學西域研究中心與黃文弼博物館；在吐魯番，考察了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并與正在當地考察的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孟憲實教授進行學術交流；在新疆龜茲研究院，與駐院學者苗利輝副研究員進行學術交流；在塔里木大學，與文學院師生交流該校西域研究的情況。

⑵學術交流情況

2015年4月23日至24日，胡可先參加臺灣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的“人文—第三屆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唐代墓志集本與石本對比研究》。

2015年9月15日至12月15日，胡可先邀請唐宋文學研究專家、日本早稻田大學內山精也教授作為高級訪問學者來浙江大學進行為期三個月與本課題相關的合作研究與交流。

2015年10月23日至26日，胡可先、戴偉華、胡秋妍參加西北大學舉辦的“中國李白研究會第十七屆年會暨李白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新出文獻與李白研究述論》《盛唐英靈交往之行蹤》《敦煌寫本李白詩研究述評》等。

2015年11月21日至24日，胡可先、查屏球、戴偉華參加華南師范大學和連州市劉禹錫學術研究會共同舉辦的“中國連州國際劉禹錫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新出土劉禹錫書<崔迢墓志>考論》《探尋劉禹錫研究的新視角》《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朝鮮刊<劉賓客詩集>考述》。

2015年12月4日至7日，胡可先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新出土唐代鴛鴦墓志綜論》。

2016年5月7日，胡可先在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開設“新出文獻與中古文學史的書寫和建構”的學術講座，并就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與南開大學盧盛江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劉真倫教授等進行學術交流。

2016年5月11日，胡可先參加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舉辦的“會通視野下的唐宋文學研究高層論壇”，并作了“中古文學史研究的幾個誤區”的主題發言。

2016年5月27日，課題組邀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西北大學李浩教授作《唐代長安與唐詩》的學術報告。

2016年6月4日于5日，咸曉婷參加浙江大學舉辦的“宮廷?貴族?官僚：失落的上層文學世界—古典文學青年學者研討會”，提交論文《唐代士大夫寄贈詩的書寫體式及其在別集中的變貌》。

2016年9月2日至4日，胡可先參加“文體?文心?文化——中國古代散文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新出土唐代詩人李當墓志考索》。

2016年9月9日至11日，胡可先、查屏球、戴偉華、咸曉婷、孟國棟參加“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八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新出文獻與中古文學史的書寫和建構》《唐代墓志形制與文化內涵的地域因緣》《范文教材印本化與宋初對唐末詩風的傳承》《從題寫到編集：論唐詩題注的形成與特征》《李白與科舉相關問題分析》。

2016年12月17日，胡可先、胡凌燕參加“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研究心日藏漢籍討會”，提交論文《正倉院藏王勃〈滕王閣序〉異文考疏》。

2017年4月16日至17日，胡可先、查屏球、咸曉婷、孟國棟參加“浙大高研院集部文獻整理之經驗與問題工作坊”，提交論文《唐詩詩題異名及其成因探析》《抄本文集的編纂與流傳方式——日傳有關〈白氏文集〉成書資料三則試析》等論文。

2017年9月22至24日，胡可先、查屏球、戴偉華、咸曉婷參加“中國劉禹錫研究會2017年年會暨中唐詩歌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白居易與劉禹錫書事實考證》等論文。

2017年10月11日至12日，胡可先、查屏球參加在安徽大學召開的“杜甫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暨中國杜甫研究會第八屆年會”，提交論文《杜甫與京兆韋氏家族關系述論》《微臣、人父與詩人：安史之亂中杜甫行跡考論》。

2017年10月18至20日，胡可先、咸曉婷、孟國棟參加“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討會”，提交論文《上林湖新出瓷墓志的地域屬性與文本特征》《唐代寄贈詩的書寫體式及其在別集中的變貌》等。

2017年10月28日至30日，胡可先、查屏球、孟國棟、楊瓊參加“西安碑林930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參觀了西安碑林博物館特別策劃的“桃花依舊-----唐代詩人墓志特展”。提交論文《唐九卿考增訂》《由墓志看長慶科場案內幕》《紙?石?紙：唐代墓志的生成與流傳》。

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胡可先、查屏球參加“北京大學第一屆古典學國際研討會”，提交論文《新出土“大歷十才子”耿湋墓志及其學術價值》《從科場明顯“白舍人”到中隱官場的“香山居士”》。

2017年12月2日至3日，胡可先、戴偉華參加復旦大學舉辦的“經典形塑與文本闡釋國際研討會”。提交論文《新出土“大歷十才子”耿湋墓志考論》《王灣〈次北固山下〉詩學史意義的確立》。

2017年12月28至31日，胡可先參加成都杜甫草堂舉辦的“杜甫與中國傳統文化前沿論壇”，提交論文《新出資料與杜甫研究的新開拓》。

2018年3月16日至18日，胡可先、咸曉婷參加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文章學理論與評點實踐暨史漢研究國際研討會”，提交論文《中古墓志與陶淵明研究述論》《唐詩詩題異名及其成因探析》。

2018年4月22日，胡可先參加“廣西師范大學石刻文化研究中心揭牌儀式暨海上絲綢之路視野下的石刻文獻研究高端論壇”，提交論文《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及其學術價值》。

2018年5月26日至27日，胡可先、楊瓊參加并協辦浙江大學“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提交論文《新出唐代詩人墓志的價值定位與內涵探析》。

2014年9月23日至2015年9月24日，課題組成員博士生武曉紅獲教育部公派留學基金資助赴日本大阪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交流，主要研究課題是“唐五代詩詞與名物專題研究”。

2015年2月4日至2016年2月3日，咸曉婷獲浙江大學人文學部資助赴美國伊利諾伊厄巴納-香檳分校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流訪問，主要研究課題是“唐五代時期唐詩寫本研究”。

2015年5月18日至19日，課題組博士生胡凌燕、胡秋妍參加澳門大學舉辦的“東亞漢學研究學會第六屆國際學術會議”，提交論文《日本正倉院藏〈王勃詩序〉的特色與價值》《張弘靖、李德裕太原唱和群體考論》。

2016年8月31日，課題組成員博士生楊瓊獲教育部公派留學生基金資助赴美國哈佛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交流，主要研究課題為“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研究”，并參加著名學者包弼德教授主持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據庫”研究，負責唐代墓志的整理。

2017年10月23日，課題組成員博士生胡凌燕獲教育部公派留學生基金資助赴日本九州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交流，主要研究課題為“日本所藏唐詩寫本研究”。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⑴成功舉辦“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開題論證會”

2015年1月17日在浙江大學舉行開題論證會。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華南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浙江大學的專家以及浙江大學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大學學報》負責人就項目的科學性、創新性、可行性進行了論證，并提出了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意見。

⑵成功舉辦“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專題研討會暨《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新書發布會

2017年7月1日在浙江大學成功舉辦“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專題研討會暨《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新書發布會。來自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安碑林博物館等十余家單位的專家學者共三十余人出席了會議。重點研討重大項目“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內容架構和需要突破的問題，對于本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入選2016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學術創新和學術意義進行了高度評價。

⑶“國家社會科基金專刊”專文發布本項目成果

第一，《光明日報》2016年4月18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刊”發表本項目首席專家胡可先《新出墓志：中古文學研究的重要載體》一文，論述了詩人墓志、鴛鴦墓志和自撰墓志的文學價值，并闡述了新出土墓志可以探討中古文學史演變進程中的各種背景和聯系。

第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9月6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刊”發表本項目組成員咸曉婷《唐代文學家族研究的新體系與新建構—— 評胡可先著〈新出石刻史料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從家族墓志文學的研究、文學家族世系的梳理等五個方面論述了成果的學術貢獻和學術意義。

⑷浙江大學校報專版專題報道項目情況

《浙江大學報》2015年5月5日第3版專版刊登了本項目組的四篇文章，展現了本項目的總體格局、研究方法和研究進程。浙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網站都對本項目的開題和進展情況做了跟蹤報道。

⑸重要學術期刊開設主題欄目發表本項目研究成果

《浙江大學學報》（CSSCI）開設“新出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主題欄目，已發表或即將發表本項目重要研究成果11篇；《學術界》（CSSCI）雜志“唐詩學研究”欄目已發表本項目成果4篇；《陜西師范大學報》（CSSCI）“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欄目發表本項目成果2篇。

⑹部分報刊專門評價、轉載本項目階段性成果

本項目階段性成果《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出版后，《中華讀書報》2017年7月12日專版發表書評3篇進行評論，影響廣泛。發表書評的報刊還有《中國社會科學報》《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唐研究》《中國文學研究（輯刊）》等。本項目階段性成果以論文形式發表，多篇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轉載。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首先，對于基礎性的學術研究，學術積累和學術創新同樣重要。重大項目的選題要在較為深厚的前期積累基礎上實施，在積累的基礎上逐步推進，才能使得學術創新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之上。其次，通過各種學術活動以拓展跨學科的視野非常重要，但核心和靈魂必須定位在本學科的積累之上，研究過程中要不斷發揮自己優勢，而不必跟蹤所謂的熱點。再者，根據選題的需要組織和選擇課題成員非常需要，而根據研究的進展增加、減少或調整團隊成員更是項目能夠高質量完成的重要因素。最后，要發揮年青研究者的創造力，放手讓優秀博士生參與重大項目的核心研究，這不僅是項目研究的需要，也是培養學術精英人才的重要舉措。

5.增補子課題負責人的說明

基于本項目的較大容量和實際運行情況，參考開題論證專家的意見和建議，從而保質保量地完成各子課題的任務，增補和調整部分子課題負責人和主要成員。

第一子課題將原課題組主要成員浙江師范大學中文系孟國棟副教授增加為負責人，負責“隋唐五代文學家碑志研究”工作。

第三子課題將原課題組主要成員浙江大學中文系咸曉婷副教授增加為負責人，負責“新出寫本與隋唐五代文學傳播”的研究工作。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1.代表性成果簡介

⑴《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

作者胡可先，共69.7萬字，入選“2016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主要內容

本成果是以新出石刻為依據，展開唐代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該成果依據新出石刻文獻尤其是墓志，探討唐代的文學家族及其特征，唐代文學家族形成的教育條件，唐代家族文學繁盛的士族、地域、文化、學術等重要因素，唐代家族文學的精神與風格，家族墓志與家族文學，唐人婚姻與家族文學，唐代科舉與家族文學，牛李黨爭與家族文學等方面的內容。這樣的研究，充分地挖掘新出石刻特別是墓志當中有關文學家族的資料，以作為研究基礎。就來源而言，新出石刻既具有本源性，又長期保存于地下，未受歷史上文獻轉錄的影響，從而較好地保持了獨立性；就價值而言，新出石刻是在傳統的文獻材料之外獨立形成的，對于傳世文獻，具有相互印證甚至是正本清源的作用。

本成果共十章：第一章《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總論》；第二章《新出墓志與唐代京兆韋氏文學家族研究》；第三章《新出墓志與唐代河東薛氏文學家族研究》；第四章《新出墓志與唐代弘農楊氏文學家族研究》；第五章《新出墓志與唐代京兆杜氏文學家族研究》；第六章《新出墓志與唐代太原王氏文學家族研究》；第七章《新出墓志與唐代崔氏文學家族研究》；第八章《新出墓志與唐代范陽盧氏文學家族研究》；第九章《新出墓志與唐代陜郡姚氏文學家族》；第十章《洛陽出土唐代李邕家族墓志考論》。

基本觀點

本成果重點選定九個文學家族進行專題研究，分屬于關中士族和山東士族等不同地域和類型的望族，也兼顧到對于唐代政治和文學產生重要影響的次等望族。在選取家族方面突出這些家族重要的政治文化和文學影響，也體現出典范意義。京兆韋氏、京兆杜氏、河東薛氏和弘農楊氏代表以關中士族為主的文學家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和范陽盧氏代表以山東士族為主的文學家族，陜郡姚氏則為政治和文化方面頗具影響的次等望族。在具體論述的過程中，特別注重兩個方面：一是以新出土的石刻史料為研究基礎，在材料挖掘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二是在唐代文學家族的研究范圍內，就具體問題展開，以學術性作為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核心，略去背景性和知識性的描述，體現作者對這一領域的個人思考。

學術價值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材料的發掘。本成果嘗試利用新出碑志展開唐代文學與家族關系的研究。如唐代弘農楊氏文學家族集中體現了中晚唐尤其是元和以后影響文學演變的很多環節。近年出土的楊氏家族墓志已逾百方，其中靖恭楊氏家族和修行楊氏家族中的文學人物墓志多達九方，尤其是新出土的《楊漢公墓志》和《楊收墓志》，堪稱中晚唐政治影響下的文人縮影，這樣的墓志是唐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載體。二是新視角的選取。本課題以新出石刻為基礎，以重要文學家族為切入點，以文學發展為指歸，關涉地緣、黨爭、科舉、婚姻等諸多方面而考察唐代文學的生態環境，是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三是以文學為指歸而對文學家族綜合研究的推進。家族文學是唐代文學以至中國文學的一個特定類型，在學術界對唐代家族本身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礎上，以新出石刻史料特別是墓志資料為主要依據，參合傳世文獻進行對比研究，對唐代重要家族的文學內涵進行挖掘，梳理唐代文學的家族譜系，不僅有助于建構以文學世家為基礎的中國文學史的特定類型，也是推進中國文學整體研究深化的重要途徑。

社會影響

本成果在研究過程中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已超過30篇，發表報刊主要有《文學遺產》《北京大學學報》《復旦學報》《浙江大學學報》《唐研究》《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如《“城南韋杜”與“杜陵野老”釋證》，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2015年第1期全文復印。中國知網顯示，本成果研究過程中已發表的論文被引用共16次。

本成果出版后，得到了學術界廣泛的好評。中國唐代文學家會副會長、南開大學教授盧盛江在書評中說：“一個是細致，一個是開闊，一個是會通。在這幾個方面，我覺得都是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它是利用新出的石刻文獻，當然結合傳世的文獻，為很多問題的解決提出了新的史料，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提出了新的問題。”復旦大學查屏球教授在書評中說：“本書能夠從閃爍其辭的墓志書寫中把歷史真相還原出來，這種原創性的研究也可以說是一大創獲。”南開大學盧燕新教授在書評中說：“該著作以出土文獻為基礎，參照和印證傳世文獻，以重要的文學家族為切入點，研究唐代九個重要的文學家族，以文學發展為指歸，關涉地緣、黨爭、科舉、婚姻等諸多方面考察唐代文學的生態環境，為唐代文學家族的研究開辟了新的局面，建構了新的體系。”

報刊雜志對于本成果的專門評論文章有：1.《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會通問題》，盧盛江，《中華讀書報》2017年7月12日。2.《墓志文獻的利用與學術研究的預流》，查屏球，《中華讀書報》2017年7月12日。3.《唐代文學家族研究的新體系與新建構》，咸曉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9月6日。4.《唐代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研究的新成就》，盧燕新，《中國文學研究》第26輯，復旦大學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版。5.《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書評）》，徐邁，《唐代文學研究年鑒2017年》，廣西師范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6.《新出石刻豐富唐代文學研究》，張春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7月19日。7. 《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書評）》，程耕，《唐研究》第2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⑵《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校證》

作者胡可先、楊瓊，共50萬字，已完成全稿，并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將由2019年出版。

主要內容

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研究，是新世紀唐代文學研究最核心、最主流、最前沿的基礎課題。我們已經從超過萬方的新出墓志中披沙揀金搜集了130余方詩人墓志，經過全面的整理完成了《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校證》一書，其主要體例為先錄墓志原文，而后進行五個方面的整理：一是敘錄，主要敘述墓志的形制、志主的簡況、文獻的著錄、收藏的地點、研究的成果等；二是校訂，主要校訂墓志釋的異同訛誤情況；三是輯證，輯錄這些墓志自出土以來各種文獻的記載和著錄文字；四是拓片，通過各種渠道搜集墓志拓片，以呈現墓志的本來面目并資與釋文參證；五是附錄，主要甄錄相關詩人配偶的墓志，并選錄個別詩人族人的墓志。在這樣綜合整理的基礎上，著手從事《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與墓志所載唐詩的綜合研究》。

學術價值

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是出土文獻的精華所在。它是唐代文學史研究得以憑借的最有價值的原始數據和實物載體。其中不乏著名詩人的墓志，如《張說墓志》《張九齡墓志》《上官婉兒墓志》《王之渙墓志》《韋應物墓志》《姚合墓志》《李益墓志》等等。這些墓志的價值是巨大的，諸如王之渙，在墓志出土之前，人們對他的家世籍貫、生卒年月、生平仕歷等，幾乎一無所知，而墓志出土以后，王之渙的生平經歷就昭然若揭，墓志還記載了“歌從軍，吟出塞，布乎人口”的文學活動，是王之渙作為盛唐邊塞詩人的最為有力的堅證，也是他詩歌影響的最早文獻記載。新出土的《張說墓志》則更有多方面的價值，志主為一代名相，又是引領文學潮流的文學大家，撰文者是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張九齡，后來也成為一代名相，同時是開啟盛唐詩境的先驅人物，書丹者是朝散大夫中書舍人梁升卿，當時以八分書名震海內。再如大詩人《韋應物墓志》，堪稱近百年來唐代新出土文獻的重要收獲，墓志的撰者是與韋應物同時的著名詩人丘丹，這一墓志不僅對于韋應物的家世、生平、科舉、婚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文獻，還為大詩人丘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線索。

社會影響

唐代詩人墓志的研究是本課題組具有較長時期和較多研究積累的工作，相關研究已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胡可先撰寫過《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綜論》，曾在2009年11月日本京都“東亞漢籍交流研討會”上演講，得到靜永健、淺見洋二、內山精也、芳村弘道等學者的關注并提出建議，后來刊載于《唐研究》第十七卷。對于詩人墓志的專題研究，也是本課題負責人近年來重點關注的對象，分別寫出了薛道衡墓志、上官婉兒墓志、苑咸墓志、廖有方墓志、姚合墓志、程修己墓志、楊收墓志等重要的個案研究論文，受到了唐代文史研究學者的關注。而本成果則是在諸多個案研究基礎綜合整理與研究的著作。

⑶《新出文獻與中古文學史的書寫和建構》

作者胡可先，共2.5萬字，發表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CSSCI來源期刊），2016年第4期。

主要內容

新出文獻中最重要的兩類文獻是石刻文獻（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寫本文獻，這兩類文獻是中古文學史研究的原典文獻。相較于傳世文獻，新出土墓志以原始的實物形態和文字形態反映中古時期家族文化的特點，這樣一篇篇活生生的傳記，展現了生活于三至九世紀的人物群像。特別是詩人墓志、自撰墓志和鴛鴦墓志，在形象塑造、敘事抒情和創作過程諸方面有了更加細致的呈現。中古文學寫本以敦煌寫本和吐魯番寫本居多，再加上東瀛回傳的寫本，這些寫本不僅提供了文學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是文學傳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中古時期的新出文獻呈獻出更多的文學史內涵，也是中古文學研究的重要載體，利用新出文獻可以促進中古文學史研究的多元化進展。中古文學史的書寫，一個重要途徑也是要從單線思維轉向多元化敘事，要注重文學中心的凝聚與邊緣活力的關系，關注中古文學中的女性書寫以展現文學發展的特殊路徑，通過文學家族傳承的梳理構建中古文學的家族譜系，加強文學體制演變的研究以對文學本位研究的定位進行重新審視。

學術價值

中古文學史的編纂和研究雖然已經走過百年的歷程，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弱點、盲點、偏頗和歧見。諸如文學自覺問題，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一些重要的文體和文學現象，使得文學史的書寫與文學發展的實際逐漸偏離；單線思維問題，傳統的中國文學史寫作大多按照時間線索敘述其歷史發展脈絡和演化進程，但由于時間向度的主導性，空間維度就難以得到強調和凸顯，這使得文學史的本來面貌得不到真正的呈現；學科限制問題，尤其是建國以來的學科分類對于傳統學術研究的限制，最明顯的方面是文史研究傳統的割裂。本成果就是隨著新出文獻的逐漸繁盛，力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舊有的研究模式，開拓新的研究空間。

社會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6年第12期轉載；《社會科學文摘》2016年第5期轉載；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第11期復印；《學術界》2016年第8期摘要介紹。

⑷《新出土“大歷十才子”耿湋墓志及其學術價值》

作者胡可先，共1.8萬字，將發表于《文學遺產》（人文社科版，CSSCI來源期刊），已收到《文學遺產》即將發表的正式通知。

主要內容

新近發現的《耿湋墓志》是作為唐代“大歷十才子”的重要詩人墓志。墓志透露出來的文學信息非常豐富，可以補充和訂正耿湋的名字和生卒年、家世和歷官；墓志記載耿湋的升遷和貶謫，對于理解他的仕途沉淪和文學創作都具有重要意義；墓志敘及耿湋的文學交游，也昭示出中唐由代宗大歷到德宗貞元年間文學環境的變化；墓志對于耿湋“才子”和“詩人”的定位，非常切合耿湋的文學個性和詩歌創作實際；考察墓志撰者侯釗，也提供了研究耿湋立身行事和平生交游的印證材料。《耿湋墓志》是我們研究以“大歷十才子”為中心的中唐前期文學的重要文獻。

學術價值

這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新發現而沒有公布的唐代“大歷十才子”耿湋的墓志，是屬于全新的資料公布，并且在資料公布的基礎上研究了以耿湋為中心的詩人群體對于中唐詩歌發展的作用，以及他們受到政治牽連而身世浮沉的狀況，從而對于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由耿湋推及到利用新出文獻研究“大歷十才子”的意義，在研究方法上了是“一對多”研究的嘗試。

⑸《盛唐英靈交往之遺蹤——由〈劉復墓志〉看以王昌齡為中心的天寶丹陽詩人群》

作者查屏球，共1.5萬字，發表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CSSCI來源期刊），2016年第4期。

主要內容

新近公布的《劉復墓志》的主體部分為劉復自撰，不僅完整介紹了劉復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寶年間與王昌齡、李白交往之事，據此我們可以完整地認識劉復其人其詩。墓志中關于劉復早年生活的介紹不僅可讓人了解到天寶學子的修業方式，而且還可對天寶年間以江寧為中心的江南詩壇有更真切的了解。這為解決天寶文學中幾個懸案，如王昌齡被貶龍標時間、王昌齡在江寧主持雅集及授學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證，據此可對著名的《琉璃堂詩客圖》做出新的解釋。借助這方墓志，我們可對盛唐時期京城之外的詩學活動有更具體的認識。

學術價值

這篇論文屬于在新出單篇墓志考證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拓展研究。根據墓志提供的線索，探討了盛唐時期詩人群體間發生的重要聯系，由此勾勒以江寧為中心的江南詩壇的面貌，是屬于利新文獻以從事地域文學、文學群體研究的嘗試。

社會影響

《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2016年第6期轉載。

⑹《論中古寫本文獻的署名方式：以唐詩寫本為核心的考察》

作者咸曉婷，共1.5萬字，發表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CSSCI來源期刊），2015年第5期。

主要內容

在我國古典文獻的發展史上，署名并非從一開始即存在，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探討古典文獻署名的源起、體式及特征等必須以原始文獻為基礎。到隋唐時期，四部典籍和詩文、各類文體署名的方式基本確立，但又各有分野。四部典籍的署名，戰國及兩漢時期多以姓氏命書名，以題代署，漢魏之際在經學、文學、史學的發展之下出現獨立署名，以姓氏或姓名署，最初由他署，后來漸漸由著者自署，魏晉以后漸成常例，就其方式而言，直至唐五代時期，仍以姓名署，方式簡單。

就各類文體的署名而言，以詩歌的署名最為復雜多樣，有自署，有他署，現存石刻、文集中的應制、唱和、贈答、呈遞、題壁等詩歌大致保存了唐詩自署的原始面貌，而敦煌詩歌寫本則大多為他署。就方式而言，有以姓名署、以字署、以官銜署，以官銜署又有繁簡之別。賦、論、說的署名，由于現存敦煌寫本多為傳抄本，以他署為主，方式與詩歌他署的方式相類，相對簡單，以名署或以官銜署。碑、銘、贊、墓志、行狀的署名與詔、誥、奏、疏等官文書相類，最為繁冗，將全部官銜一一列出。在幾種署名方式之中，以官銜“某官某”的方式逐漸成為后世文獻署名的一般體式。宋代印刷術繁興以后，文獻署名的方式更加復雜多樣，但其基本方式無疑是承繼隋唐而來。

學術價值

古代典籍的署名問題一向是學界較少關注的領域。文獻署名始于哪一時期？它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學術背景之下出現的？它的體式淵源何自？其早期的書寫形態又是怎樣的？這些問題均有待發覆。本文即利用魏晉南北朝隋唐中古時期寫本文獻探討我國古代文獻署名的源起、體式及書寫形態等問題。事實上，研究文獻署名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署名而已，我國古典文獻獨立署名的出現和體式的確立是與我國學術發展和文體發展密不可分的，每一種署名方式的出現和廣泛應用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每一種署名方式背后都是一部學術史和文化史。

社會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6年第3期全文轉載。

⑺《唐代墓志銘創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學意義》

作者孟國棟，共1.5萬字，發表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CSSCI來源期刊），2015年第5期。

主要內容

墓志銘創作的程式化模式是六朝到唐代普遍存在的現象，這是由其自身的應用文體性質所決定的。不過墓志銘創作的程式化模式，與一般的應用性文體的程式化有所不同。墓志銘通常分為志文和銘文兩部分，它們有著不同的功用和特質，特別是兩者在行文方式和語言形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導致了程式化的創作模式在志文和銘文中的表現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現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類型的模板式和具體內容的雷同性；銘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現為化用經典詩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襲用固定模板。采用程式化的方式創作的墓志銘雖然形式較為單一，結構相對固定，但卻有著重要的文學意義。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許多文士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唐人的文學作品中，從新出土的墓志銘來看，有兩個人物尤其值得關注：一是龐統，二是陶淵明。唐代墓志銘的作者在形容志主才高位下或隱居不仕時，往往以他們的經歷和身世作比，并逐漸成為唐人作文時常用的一種程式。這對于考察他們形象的經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況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唐代墓志銘中反復出現的一些套語，如“看花落淚，聽鳥心驚”、“生為人杰，死作鬼雄”等，經過杜甫、李清照等人的加工以后成為了千古傳誦的名句。雖然這不僅僅是語句的襲用問題，其中還有語境的轉移和情感的傾注等重要因素，使得這些俗語通過再創造而達到語益工和興益遠的境界。

學術價值

墓志銘作為一種應用性文體，通常會呈現出程式化的創作模式。長期以來，人們對于墓志銘創作中的程式化現象雖有所關注，但由于研究視角的不同，并未能對此進行深入考察，個別學者還對程式化現象持否定意見。對墓志銘程式化創作模式的考察，有助于對詩歌創作中點化前人成句的創作方法和詩歌經典的生成過程有更加直觀的認識，唐代墓志銘創作中的程式化現象也有必要進行恰當的評估，以充分挖掘其特有的內涵和價值。

社會影響

《新華文摘》2015年第22期摘要轉載。

⑻《賦與唐代墓志》

作者鄭真先、戴偉華，共1.8萬字，發表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CSSCI來源期刊），2017年第1期。

主要內容

將賦與墓志這兩種文體聯合考察，既可以據墓志輯考已佚的唐賦文獻，又可以發現唐人以賦為墓志的現象。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間接涉及賦家賦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陳周子、盧招、沈中黃、謝觀、楊漢公、張士貴、苗景符、獨孤申叔、于汝錫、崔文龜、路讜、張知實等人的墓志。據此既可了解其賦的數量、風格、傳播等情況，又可追溯確認若干賦學批評術語產生的時間。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創作存在化用先唐賦典的現象，這些賦作典實大略可以分為三類，即悼亡類、閑居類、士不遇類。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賦筆行文的現象，在行文結構和句式結構方面均有這樣的表現。唐代墓志以賦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賦與墓志兩者功用的契合，也與“詩賦取士”的制度和賦的文體特質有關。

學術價值

新世紀來，唐代墓志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漸由邊緣走向核心與前沿，但已有的成果集中于墓志與詩、墓志與文，以及墓志的個案研究，綜合研究較為少見，詩文以外的研究成果不多。《賦與唐代墓志》一文，選題很新穎，又屬于文體方面的綜合性專題研究，很有學術價值。論文的價值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新材料的發掘較多，如第一部分輯錄新出墓志中的賦學資料共13條，其中7條是作者新輯的材料，超過前人輯錄的總和，非常難能可貴；二是在類別劃分的基礎上，揭示墓志化用前人賦作的特點，這些地方分類恰當，比照精準，實屬不易；三是對于唐人墓志以賦行文的特點加以闡述，從句型、結構、用詞等方面，揭示出賦的墓志行文的特殊情況，且能上升到學理的層面加以概括，體現了論文具有的深度。

⑼《新出土唐代文學家韋瓘墓志考論》

作者楊瓊，共1.7萬字，發表于《文學遺產》（CSSCI來源期刊），2017年第3期。

主要內容

《韋瓘墓志》提供了韋瓘生平事跡的諸多信息，不僅可以糾正和補充傳世文獻失實、失載之處，而且對于考察韋瓘的家世生平、科舉仕宦、文學成就及其與牛李黨爭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印證傳世文獻，可以進一步揭示：韋瓘家族是一個綿延數代的文學世家，也是一個極具影響的科舉世家；韋瓘生長在良好的文學環境之中并取得了較高的文學成就；韋瓘的仕宦經歷了入幕、升遷、貶謫和重新擢用的過程;韋瓘與牛李黨爭具有復雜的關系。

學術價值

《韋瓘墓志》是近年出土的具有重要文史價值的墓志，楊瓊的論文利用這一新出墓志對于作為文學家的韋瓘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考證，尤其對于韋瓘的文學家世提出了新的解釋，對于唐代牛李黨爭與文學的關系、科舉制度與文學發展的關系，也做了新的探討，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新見解，對于晚唐文學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社會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17年第9期全文復印。

2.階段性成果清單

見附件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階段性成果清單》。包括著作3部，共159.7字；論文52篇（其中CSSCI期刊29篇），共87萬字。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和經費預算

下一步研究計劃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和各子課題進一步推進

2018年8月以后，全面開展下一階段的研究工作，全面執行總體研究計劃，不斷推出階段性成果，確保最終成果完成。五個子項目計劃如下：

⑴ 新出土隋唐五代文學家碑志考釋與研究

全部完成《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校證》中期成果，共50萬字，于2018年底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正式出版。再發表“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考索”系列論文2篇單篇論作為階段性成果。在整理考證的基礎上進一加強研究，完成《新出石刻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的專著，作為最終成果之一。

⑵ 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

在目前已經出版《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的專著研究九個文學家族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唐代文學家族的拓展研究。再發表《新出墓志所見大歷詩人的仕宦與心態》《詩人鴛鴦墓志與詩人家族研究》等2篇單篇論作為階段性成果。

⑶ 新出寫本與隋唐五代文學傳播研究

開拓唐詩寫本研究的重要領域，撰寫《唐代寄贈詩的書寫體式及其在別集中的變貌》《唐杜牧手跡<張好好詩>文本與流傳研究》等論文作為階段性成果，完成《新出寫本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作為最終成果之一。

⑷ 考古資料與唐五代詩詞名物研究

開拓新出文獻與唐詩名物研究的領域，撰寫《正倉院樂器與唐五代詩詞樂器名物研究》等2篇單篇論文作為階段性成果，完成《考古資料與唐五代詩詞名物研究》，作為最終成果之一。

⑸ 絲路考古與唐代文學關聯研究。

集中于絲綢之路沿線重鎮的考古遺址與唐代文學的關聯研究，撰寫《哥舒翰與盛唐詩壇》《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志文學內涵探論》等2篇單篇論文作為階段性成果。完成《絲路重鎮與唐代文學研究》，作為最終成果之一。

2.調研和學術交流

2018年7月22日至27日，首席專家胡可先赴蘭州考察，與蘭州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師生交流，為文學院和萃英學院開設《新出土唐代詩人墓志及其學術價值》《新出土唐代鴛鴦墓志專題討論》《中古墓志銘的文體形態與書寫規則》《中古墓志與陶淵明研究述論》《新出文獻與唐代文學研究》五場講座。

2018年8月，課題組考察蜀道及相關遺址，集中于漢中、劍閣、江油李白紀念館、成都杜甫草堂、重慶大足石刻等，搜集石刻文獻與考古遺址材料。

2018年8月13日，首席專家胡可先赴成都杜甫草堂進行學術交流，并開設《杜甫的家世、家學與家風》的學術講座。

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課題組成員通過參加各種國際學術研討會，加強對于本項目的學術交流，如2018年8月，胡可先、咸曉婷、孟國棟將參加在復旦大學召開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19屆年會，并提交論文《中古墓志的文體形態與書寫規則》《駱賓王從軍西域事辨證》等論文。

2019年7月，課題組分別考西安、洛陽等地的博物館，進一步搜集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并注重階段性成果、最終成果與新出土實物相印證。

2019年8月，舉行“新出文獻與唐代文學研究”小型學術研討會，集中研討課題的進展，聘請本領域專家對于最終成果進行把關論證，以提高最后定稿的質量。

2020年在最終成果基本完成之后，召開“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規模40人左右，匯聚國際國內學者之力，全面推進這一研究領域的進程。

3.成果的推介和宣傳

⑴凝煉課題進展報告，在《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開辟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刊”欄目刊登。課題階段性成果寫成《成果要報》報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辦公室。

⑵在重要學術期刊上繼續開設“新出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唐詩學研究”主題欄目，及時發表本項目的最新成果。

⑶將扎扎實實的研究和開辟廣泛的宣傳渠道結合起來。項目質量是項目的核心和關鍵，在做好資料整理和研究的同時，拓展交流和宣傳渠道也是重要環節。下一步將通過各種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以推介本項目成果，擴大本項目影響。如撰寫有關本項目成果的評論文章，在《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讀書報》等報刊發表。

4.最終成果的完成和出版

項目完成后，最終成果是6部學術專著，集合成“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書系”：

⑴ 《考古發現與中古文學研究綜論》

⑵ 《新出墓志與中古文學家族研究》

⑶ 《新出石刻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

⑷ 《新出寫本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

⑸ 《考古資料與唐五代詩詞名物研究》

⑹ 《絲路重鎮與唐代文學研究》

最終成果，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或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目前的階段性成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各出版一部）。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