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清：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解決好學風問題

作者：王京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

內容提要

●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唯有更加堅定理想、涵養道德、砥礪品性、奮發有為，努力成為先進思想的倡導者、學術研究的開拓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黨執政的堅定支持者，才能承擔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遏制不良學風和學術腐敗，就應建立健全懲戒監督機制，構建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標準，推動形成實事求是、崇尚精品、嚴謹治學、注重誠信、講求責任的優良學風，營造風清氣正、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術生態。

●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只有具備胸懷大局、心有大我的愛國精神，主動擔當、積極作為的擔當精神，堅守正道、追求真理的精神風骨，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奉獻精神和心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敬畏精神，才能成就學術人生，擔當歷史重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發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徑，也對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了期待和要求。

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承擔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心系家國天下，身傳道德文章”。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著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道德責任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心系國家命運、思索民族未來、憂慮人民疾苦，用鮮血和生命追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一批又一批知識分子，立時代潮頭、通古今變化、發思想先聲，為推動改革開放從全面探索到全面推進再到全面深化建言獻策，貢獻智慧與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各方面建設取得重大進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然而，建設社會主義是人類對理想社會的探索，在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更是前所未有的事業，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著清醒的戰略研判，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告誡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

大國興衰的歷史告訴我們，新興國家用30年左右時間實現跨越式發展，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但這個時候就到達了一個重要歷史節點，此后將是興衰成敗的關鍵階段。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節點，改革開放的關鍵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的戰略抉擇期，歷史將接力棒交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在宏大的時代背景下，在廣闊的歷史舞臺上，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唯有更加堅定理想、涵養道德、砥礪品性、奮發有為，努力成為先進思想的倡導者、學術研究的開拓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黨執政的堅定支持者，才能承擔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形成和維護哲學社會科學優良學術風氣和學術生態

“欲事立，須是心立”。學風是學者內心價值追求的外在表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解決好學風問題。”當前，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轉型，浮躁的社會風氣逐漸影響科研學風，學術不端行為有所滋長。這使得學術的道義價值被淡化、弱化，直接導致了學術的泡沫化、空洞化、私利化，也顛覆了公眾對學術凈土的認識，破壞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的群體形象。

不良學風和學術腐敗關乎整個學界的倫理。如果對其漠視不管，不僅是對學術規范的踐踏，更是對良好學術生態的破壞，嚴重者更會形成逆向選擇、逆向淘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大力弘揚優良學風，把軟約束和硬措施結合起來，推動形成崇尚精品、嚴謹治學、注重誠信、講求責任的優良學風，營造風清氣正、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術生態。”這就需要我們建立健全懲戒監督機制，對于敗壞學術風氣、損害學術發展的行為嚴懲不貸。此外，我們還應積極構建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標準，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發揮好學術評價對學術研究的引導作用，推動形成實事求是、崇尚精品、嚴謹治學、注重誠信、講求責任的優良學風，營造風清氣正、互學互鑒、積極向上的學術生態。

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具備的精神狀態和作風品格

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只有具備胸懷大局、心有大我的愛國精神，主動擔當、積極作為的擔當精神，堅守正道、追求真理的精神風骨，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奉獻精神和心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敬畏精神，以德促行、以行促知，才能成就學術人生，擔當歷史重任。

胸懷大局、心有大我的愛國精神。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憂國憂民情懷，自古備受知識分子推崇。作為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要始終堅持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把學術研究融入我國改革發展偉大事業之中、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奮斗之中，與黨和國家的發展同向而行，在為時代書寫、為人民做學問中成就“大我”。有的人以學術研究的“個體性”為名，否認學術研究的“公共性”，否認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說到底就是沒有擺正“大局”與“小局”，“大我”與“小我”的關系。毛澤東同志曾說：“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著。”學術研究也是如此。只有個人的“小道理”服從了國家社會的“大道理”，才能使知識分子深邃的學識素養，在維護國家發展、促進社會進步中體現價值和魅力。

主動擔當、積極作為的擔當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人告誡我們，君子處世，應該像天那樣保持生生不息的強健氣勢，頑強奮斗、永不停止。處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面對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考驗之大，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不斷提高運用科學理論指導我們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并明確提出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這就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運用專業知識素養和強大理論思維，進行深刻分析，得出深刻結論。在激流勇進的偉大時代，脫離社會、脫離實踐、脫離人民的知識分子，終將被時代、被歷史、被人民所拋棄。

堅守正道、追求真理的精神風骨。“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懈追求，并在此過程中展現出“載道”“弘道”甚至“殉道”的精神風骨。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改革開放做了重要的思想準備，那時，哲學社會科學界發起并多次召開全國性理論和實踐問題討論會。此后，在涉及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等重大改革問題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進行了認真調研、充分論證、深入研究，為堅持正確改革方向貢獻了智慧力量。新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能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旁觀者、評判者，而是要做行動者、建構者，要在回答時代問題中為黨和人民堅守正道、追求真理。

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奉獻精神。追求真理是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唯有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者，才能超越現實利益羈絆，實現“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躍遷，獲得真學問、大學問。范文瀾在華北大學時就提倡“二冷”，即“坐冷板凳、吃冷豬頭肉”。他在延安接受毛澤東同志交辦的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任務后，全力以赴投入材料和理論準備工作，從中國幾千年來浩若煙海的史書中匯集資料、全面研究。這位近乎失明的學者，在窯洞油燈下，經過一年半辛苦耕耘，最終完成了這部60萬字、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等。這無不與當前學術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學風有關。社會發展越快，需要研究的問題越多，就越需要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優良學風，就越需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嚴謹治學態度，就越需要“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無私奉獻精神。唯此，才有可能推出經得起時間和實踐檢驗的學術精品。

心有所戒、行有所止的敬畏精神。康德說過：“世界上唯有兩樣東西能讓我們的內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一是我們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敬畏是自律的開端、修身的根本。強烈的規則意識和是非觀念，是生發敬畏之心的重要力量。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承擔著特殊的道德責任和學術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強調堅守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要用固守是非觀念、堅守社會良知，來回應社會的道德期待。具體到學術研究領域，就是要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嚴格遵守學術研究規范，堅決杜絕各種形式的學術腐敗，把社會責任放在首位，嚴肅對待學術研究的社會效果。只有這樣，才能匯聚起學術界崇德向善、追求真理、積極創新的學術品格和道德精神。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偉大的時代，需要歷史鏡鑒的啟迪，需要人文力量的推動，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堅守道德理想，共擔歷史使命，為繁榮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貢獻智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