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勝高：秦漢國家建構與中國文學格局的奠定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秦漢國家建構與中國文學格局之初成”負責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

秦漢是中國社會轉型期，也是中國文化整合期。這一時期形成的國家治理體系，不僅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也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時期萌芽、生發以及成長起來的諸多文學要素，在秦漢國家建構中被吸納、調適、組合之后，形成了適于國家治理、社會整合和文化認同的文學形態。本文擬從秦漢國家建構層面討論國家制度如何促成文書格式、文體樣式、文學觀念的形成，從“大傳統”的視角描述秦漢文學“何以形成”，進而辨析秦漢社會形態、精神世界、民間情緒對文學認知、文學基調和文學形態的影響，從“小傳統”的視角分析中國文學格局“以何形成”。

秦漢文學研究需要深化的命題

秦漢不僅形成了古代中國的國家意識和社會結構，也奠定了中國文學的基本格局。國家制度如何要求文學與行政運作相調適？作為精神世界的文學認知，如何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作為社會情緒的文學基調，如何隨著社會思潮不斷演生？這些關乎中國文學建構的基礎性問題，恰是秦漢文學演進的關節所在。

從歷史上看，秦漢的政治文化、行政習慣構成了古代中國帝制的基本框架，由此形成的國家禮樂建制、文化活動、藝術形態等促成了中國文學格局中最為基礎的“制度文學”，即作為國家政治行為和行政運作的文學活動及其表達方式。諸多學者曾從政治史和社會史等角度進行探討，但對“制度文學”的形成及其作用模式缺乏詳盡討論，尤其是秦漢在帝制建構中所強調的歷史經驗、行政系統、管理秩序如何促進“制度文學”的形成，并使之成為中國文學的基本樣式，亟須深入研究。

從思想上看，傳統研究多集中于儒學、經學的討論，缺乏深入論及諸子學說在秦漢的延續與融通。先秦諸子思想在秦漢是如何分化并匯融的？這些思想意識如何衍化進入其他學術體系？先秦的信仰和方術如何經過整合與重組最終形成神仙譜系、巫術學說、神道觀念？這些思想觀念如何通過社會思潮構建古代的精神世界？需要借助文化人類學、民俗學和藝術學等學科理論展開討論，深入分析其對神話理論的開創、對文學時空的拓展、對生命體驗的理解等。

從文學上看，盡管近年來對秦漢文學的研究有較大進展，但仍需具有更為尖銳的問題意識，拓寬更具立意的研究領域，探尋更為開闊的研究視角。郊廟歌辭、疏奏論策、頌贊箴銘、誄碑哀吊等如何成為具有文學意義的文體？秦漢社會批判如何調整文學的基本功能？從制度需求、行政運行、社會交流和藝術審美等歷史縱深中探討，分析其作為帝制建構、思想表述和社會交流媒介的基礎功能與附加意義，有助于理解秦漢何以成長出分工不同的文學樣式，形成體系有別的文學認知。

以制度建構、行政運作和社會認知為視角，系統梳理秦漢文體形態、文學基調、文學想象、文學功能和文學認知，能夠描述出秦漢政治形態、行政制度、社會結構、文化需求對中國文學格局的建構過程，多維度審視中國文學的形成肌理、演進線索和塑造環境，多層面分析國家建構、行政秩序、社會情緒與精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作用方式。

以制度視角觀察文學形態

從國家治理體系建構角度討論文學格局的形成，需要從國家建構的制度性設計、公共價值認同的思想性動因、文化整合中的文學形態三個維度觀察國家、社會、文化變動對于文學的整體性影響。

討論國家治理體系對文學格局的影響，需要分析秦漢國家建構與“制度文學”的關系，討論在國家層面如何通過制度的建構整合秦漢思想觀念、社會形態和民間信仰，分析秦漢公文文學化的歷史認知過程和創作實踐過程，描述出文學服務于制度的基本模式、制度之于文學的主要影響。可以將制度史、政治史和文學史打通，分析先秦文體樣式、藝術格調、語言習慣、表達技巧等文學性因素，在服務于國家制度建設、使用于禮樂活動的過程中，如何重組以適應制度要求形成“制度文學”，并借此總結帝制形成期的文化需求對文學藝術的外在規范和內在驅動。

在研究服務于制度的文體形成與流變時，既要重視文體的內在延續，又要分析不同文體之間的相互浸潤，還要分析文體風格、樣式、語言等要素的演進規律，力爭更為妥帖地總結出秦漢文體演進的軌跡。制度需要文化作為精神支撐，文化需要制度作為行政保障。

先秦出于自發的文學創作和缺少理論支撐的制度建構，隨著儒家學說的完善和行政實踐的積累，在秦漢逐漸融合，文學活動被納入國家建構的視角下全新審視和重新定位。先秦文學傳統對制度建構做出了相應的反應，在彼此互動中完成了對文學的改造和創新。在此期間，要重點討論文學如何作用于制度，制度如何保障并要求文學參與，文學在帝制建構和行政活動中如何運作。

秦漢逐漸完善的公文制度使得頌、贊、書、論、箴、銘、碑、誄等文體得以形成，并不斷約定俗成，隨著行政效率和政治文化的需求而強化其形式、結構與風格。作為外部形態的禮制，通過禮樂精神、文化教養和社會觀念浸入政治學說和行政秩序中，國家制度和行政運作所需求、衍生出來的文學價值論、文本結構論、文章風尚論和藝術審美論，成為“制度文學”系統而持久的要求，對秦漢文學產生基礎性影響，促進了文學格局中主流價值、主體意識和主導傾向的形成。

文學：意識形態的生成方式

文學獨立的標識，既在于文學形式有著獨特的審美創造，更在于文學成為與眾不同的意識存在，使其能夠從歷史、哲學、經濟、法律等領域中獨立出來，不僅成為“有意味”的形式，更成為“有意味”的內容。這就需要我們從精神生活、行政批判、社會情趣等角度觀察秦漢文學在內容方面如何充實并獨立成為特有的表述空間。

在討論秦漢社會精神與文學形態時，可以民間精神生活和想象空間對文學認知的影響為視角，抓住秦漢民間信仰和官方信仰的互動關系，利用出土簡帛和畫像石作為印證資料，對神話、小說乃至部分詩文的想象模式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個案分析，歷時性地考察秦漢時期民間信仰的變遷及具體線索。研究秦漢思想、觀念和風俗，既能看到諸子思想如何經過官方主導變成社會意識，又能看到非主流的社會認知如何在民間流傳、整合、分流、演化，變異為漢人的想象空間和精神世界，能夠對秦漢基于“大傳統”的廟堂文學與基于“小傳統”的民間文學的二元格局進行整體觀照，彌合某些支離破碎的描述，更為立體地勾勒出想象空間和精神生活對秦漢、魏晉文學演進的作用方式。

在行政批判、社會情緒與文學基調的研究中，要側重于文本分析和史料考辨，對秦漢重要的典籍創作指向和作者的社會干預意識進行分析，由點到面，采用歸納法闡述秦漢著述的基本用意及其對中國文學基調的作用方式。秦漢時期國家精神世界由官方的“大傳統”與非官方的基于民間信仰的“小傳統”匯融而成，以兩者間的互補和互動作為切入點，可以討論社會管理對社會認知、民間信仰、文化心態的作用方式，描繪出秦漢社會的精神生活和想象世界，并討論這些思想、觀念、學說的演變軌跡及其詮釋的邏輯結構，審視其對文學思想、觀念的滋養和塑造。同時，分析源自于社會思潮的文學認知，在想象世界和精神生活的驅動下如何轉化、衍化和分化，并對神話、小說、辭賦、詩歌中相關題材的敘述方式、建構特征、表現邏輯、語言習慣進行系統總結，從精神生活史的角度分析文學認知的變動過程。

這樣就可以利用傳世文獻，參照考古資料，多維度、多層面討論秦漢文學格局形成的歷史環境及其作用方式，拓展研究思路，深化問題意識，細化秦漢研究的諸多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