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與先秦諸子思想的關系

《呂氏春秋》，從《漢書 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歷代目錄著作都將之隸屬于“雜家”。這說明《呂氏春秋》的思想，符合《漢書?藝文志》對雜家“兼儒、墨，合名、法”的界定。但近代以來，學術界有不少人并不認同這一傳統看法，或認為《呂氏春秋》的思想同于所謂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思想特征，或認為“《呂氏春秋》之指導思想為陰陽家”。筆者認為，全面梳理《呂氏春秋》思想與先秦諸子之學的關系，對于準確把握其學派歸屬是十分必要的。

《呂氏春秋》與道家、陰陽家

《呂氏春秋》與道家思想有密切的聯系。東漢高誘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正指出了這一點。《呂氏春秋》一書中大量引用老子、莊子、列子、子華子、詹何等人言論，以闡明其君道應“無得”、“無識”、“無事”，君人南面之術要在“至智去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得”等，皆是其例。故近代學者顧實以《呂氏春秋》之中《本生》《重己》《貴生》《情欲》《盡數》《先己》諸篇，為道家楊朱一派之遺說；而蒙文通則以《呂氏春秋》書中《知度》《慎勢》《貴因》《察今》《順說》《不廣》皆有取于黃老學派中慎到一系學說。當然，據筆者研究，《呂氏春秋》吸收的道家思想，主要源自道家伊尹學派中的黃老思想，而對其中老、莊道家的玄虛之“道”，則朝向客觀實在論進行了改造。

《呂氏春秋》對陰陽家思想也多有吸納。余嘉錫、陳奇猷認為：《呂氏春秋》中的《十二紀》，不僅“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陰陽家之義，即使是春、冬二《紀》，亦有“春令言生，冬令方死耳”之義。“今觀《呂氏春秋》書，《十二紀》每紀之首篇，《八覽》首覽首篇，《六論》首論首篇，以及《明理》《精通》《至忠》《見長》《應同》《首時》《召類》等篇，皆是陰陽家說，與《史》《漢》所指陰陽家之特點正合。其《十二紀》，每紀間以他文四篇，大抵春令言生，夏令言長，秋令言殺，冬令言死，蓋配合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義，正是司馬談所指陰陽家重四時大順、天道大經之旨。其他各篇流露陰陽之說者，比比皆是。”當然，《呂氏春秋》也并不認同陰陽家一切聽命于“天道”或“牽于禁忌，拘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而是明確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人的“修德行”、“知義理”的重要性。

《呂氏春秋》與儒家、墨家

儒、墨二家是先秦諸子中的“顯學”。《呂氏春秋》思想與先秦儒家的關系十分密切，以至于《四庫總目提要》有所謂此書“大抵以儒為主”之說。《呂氏春秋》《夏令》《言樂》諸篇，發揮儒家《樂論》思想最為突出，故清人汪中乃疑其為劉向所得，“亦有采及諸子同于河間獻王者。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其他各篇，如《先己》《尊師》《勸學》及《孝行覽》等，亦與儒家《學記》《孝經》相表里。《呂氏春秋?恃君覽》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猶且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此正合《荀子?王制》《非相》“明分使群”之義，為儒家所特有之人類社會起源學說。盡管《呂氏春秋》并不認為儒家的仁義之術有更多現實可行性，甚至在許多地方還將儒家的孔子與道家的老子相提并論時，有意地揚老抑孔，以顯示其對待儒、道兩家時思想傾向。

《呂氏春秋》一書墨家思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故清人盧文弨有此書“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之說。《呂氏春秋》一書中的《重己》《重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諸篇，發揚墨子思想中“節用”、“節葬”、“尚賢”諸義，固為《呂氏春秋》吸收墨學之顯例。其他，如《當染》繼承《墨子》的“所染”思想，《去私》贊揚墨者鉅子的“忍所私以行大義”，《高義》稱頌子墨子的義不受越王之封，《上德》肯認墨子之徒死陽城君之義等等，皆可見《呂氏春秋》一書確實與墨家思想有很深的淵源關系。盡管我們并不能否認，在《呂氏春秋》的有些地方，如在《振亂》《禁塞》《大樂》等篇中，曾對墨家“非攻”、“偃兵”及“非樂”等觀點有過明確的批駁，認為對待“攻”、“守”皆應明辨是非，以“義”為評價標準；而“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非樂”者乃不知音樂“所由出”。

《呂氏春秋》與名、法、縱橫、小說諸家

對于先秦名家，《呂氏春秋》主要吸收了其名實相副、形名耦合的“正名”思想，批評了“辯者”無用的“淫說”。如《呂氏春秋?正名》篇在批評“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的同時，為“東方之辯士”尹文等辯護，稱其與齊湣王之論為“見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去尤》《去宥》二篇發揮名家中宋鈃、尹文一派“接萬物以別宥為始”的觀點，主張以客觀、公平和全面的立場認識事物等等。對于先秦法家，《呂氏春秋》雖也強調“法”的重要性，認為執法應該“信賞必罰”，但更重視法家的“術論”和“勢論”，主要攝取了法家的“術”、“勢”思想。如《呂氏春秋》之《任數》《貴因》《知度》等篇，強調“因”術，說：“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慎勢》《分職》等篇則完全汲取法家慎到的“勢論”學說，認為應通過“督名審實”之“術”，來加強君主的“威勢”，使君主實現“無為而治”。但《呂氏春秋》并不贊成法家商鞅一系的嚴刑峻法或毫無仁愛的“徒法”。故《呂氏春秋?無義》一篇中將商鞅作為“無義”的典型加以貶斥。

對于農家、縱橫家、小說家等學派的思想，《呂氏春秋》也有所汲取和繼承。《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任地》《辨士》《審時》四篇，專門記載農家學說，保存了大量先秦農業科學的成果；但它對農家思想中“神農之教”一系“君臣并耕而食”的思想，則和《韓非子》一樣，是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認為這樣會嚴重破壞社會的等級制度。《呂氏春秋?振亂》《禁塞》等篇批評弱國站在墨家“非攻”立場上的“救守”行為，而為強國的“攻伐之事”辯護，認為“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報更》篇把縱橫家張儀作為“以德報人”的典型加以宣揚，更可見其對縱橫家的立場和態度。《呂氏春秋?本味》篇采用商湯與伊尹的故事，以說明“成己”與“成天子”、“具至味”的關系，歷來注家多以為出于“小說家伊尹學派”，則又可見其亦是有取于先秦小說家的。

《呂氏春秋》成書于戰國后期中國社會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前夜，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在尋求一種由分而合的方式和途徑。儒家、道家、法家都希望以自己的思想統一天下學術，儒家的《荀子》、道家的《管子》和法家的《韓非子》，就是這三家思想的代表。《呂氏春秋》想在此之外另辟蹊徑，對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進行整合。因此，它并不屬于儒、道、墨、名、法、農、陰陽、縱橫、小說諸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只能歸入先秦諸子中的雜家。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先秦諸子綜合研究”首席專家、暨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