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雷：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的路徑與秩序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文學史視域下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闡釋史研究”負責人、渤海大學教授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新時代文化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從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到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從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到黨的十九大有關文化問題的論述，使得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路徑更加清晰、秩序得以建立，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必須以文化自信為現實基礎。從現代文學誕生至今，中國文學的發展在不斷成熟和繁榮過程中，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積淀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發展理念和理論。20世紀中期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文學為世界文學的發展提供了鮮活的中國經驗和中國式的文學思維，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建基于中國文化基礎上的中國文學范式，成為世界文學發展中的重要一極。但也不可否認，在這種發展流變和日益壯大的文學實踐中，有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理論的自身建構上還缺乏原創的勇氣和視野，缺乏基于中國文化自身邏輯的理論創設和延伸。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缺少了這種自信，也就會缺失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的現實基礎，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也就無從談起。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自信不僅是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的現實基礎，而且是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的內生動力。

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必須蘊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當中。正如人們所知，特定的文化產生特定的文學。因此，新時代中國文學一定是蘊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之中的。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歷史的積淀、過程的總結、時代的凝練，是它們相互作用、彼此呼應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一論述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三個構成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三個層面累世疊加，通過不斷繼承和創新，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這三個方面既構成了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的線性文化線索，也指明了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必然的文化邏輯，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性和當代性總結。每一個作家都是帶著自身的文化積淀和文化經驗開始文學創作的，因此，只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精神特質的浸潤下，才能創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優秀文學作品，才能從文化還原的角度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建構提供豐富源泉。

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必須遵循無產階級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主線。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亦是如此。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當然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觀、文學觀。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發展方向，中國的文學發展由此進入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詞，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均闡釋了社會主義文學的繼承性和創新性問題。其中，“人民性”是最為根本的問題，黨的歷代領導人對此都高度重視。梳理這樣的主線以及這種主線在穿越歷史過程中不斷創生出的價值和精神內涵，無疑為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提出了遵循和任務，更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確立了規范和方向。

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必須把握好“二為”“雙百”“兩創”三個基本原則。一是要堅持文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既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總結，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過程中的理論創設，非常科學地概括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基本屬性和內在規定性。二是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必然要求。三是要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不僅包括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一以貫之文藝發展方針，更需要以問題為導向，切實認識到“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的真理性判斷，根據現實要求和時代任務建構起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的新形態，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