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思考與無私奉獻——蔡美彪先生的學術與學風

編者按

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中國人自古重視歷史研究，歷來強調以史為鑒，我們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歷史典籍。在史學領域辛勤耕耘六十余載，從《元代白話碑集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到《中國通史》，再到《中國通史簡本》《中華史綱》，蔡美彪先生用自己一部部嘔心瀝血之作，詮釋著一位歷史學家的主流價值與家國情懷。客觀與微觀相結合，理論與史料相結合，淵博與專精相結合，天才與勤奮相結合，是他一生學術的真實寫照。

今年是我的授業師蔡美彪先生誕生九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舉行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話碑集錄》（修訂版）新聞發布座談會，南開大學、中國元史研究會舉辦慶祝蔡美彪先生九十華誕元史學術研討會，都是很有意義的活動。我自1991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跟隨蔡先生攻讀中國古代史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畢業后留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通史室，在蔡先生身邊工作。雖然一年后即調入中央機關，但仍然與蔡先生保持著密切聯系，也參與了一些他主持的學術活動。這里將我感受較深的往事和我對蔡先生治學的理解寫下來，以表達我對先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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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據我所知，蔡先生早在南開大學歷史系學習時，即致力于遼金元史的研究，1947年以來陸續寫文章發表。1949年考取北京大學研究生，1950年兼任助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室工作。當時，藝風堂、柳風堂及北大舊藏拓本近三萬張，未經整理編號，都堆放在蔡先生工作室的書架上，可以隨時檢閱。

識辨元碑是一件很苦的差事，需要把拓片鋪在地上，跪地伏視，或者懸掛在書架上抄錄。蔡先生從中揀出白話碑文拓本，與已知金石書刊錄的碑拓匯編注釋，編為《元代白話碑集錄》一書，1955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2017年又加修訂再版。修訂版沒有增加碑文，但增補了拓本圖影，增加了題解，最重要的是重寫了碑文的注釋。蔡先生說，他平生出的第一本書就是《元代白話碑集錄》（初版，1955年），最后一本書也是《元代白話碑集錄》（修訂版，2017年）。修訂版《集錄》是他的收山之作，修訂版和初版之間相隔已有六十余年。

蔡先生的另一顯著成果是對八思巴字文獻的研究。元世祖時，吐蕃僧人八思巴奉命依據藏文字母改制成拼寫蒙古語和漢語的拼音字母，元代稱為“蒙古國字”或“蒙古字”。1930年，蘇聯學者龍果夫（A.Dragunov）依據所見蒙古字碑文進行古漢語研究，稱其為“八思巴字”，為當代學者所沿用。

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曾得到陳寅恪先生惠贈的英國收藏抄本《蒙古字韻》的照片。這是一部前所未見的八思巴字與漢字對照的字書。蔡先生又在北大文研所陸續發現了一批八思巴字碑拓，在北大圖書館發現了館藏元至元刊本蒙古字《百家姓》。羅先生和蔡先生對這些新發現的資料做了整理和考訂，編為《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1959年出版。2004年，蔡先生把羅先生校勘《蒙古字韻》的遺稿和他所編的八思巴字字匯補入本書，作為增訂本再版。

關于八思巴字拼寫蒙古語的研究，1941年蘇聯學者包培（N.Poppe）的名著《方體字》奠立了基礎。包培在書中闡明了八思巴字音寫蒙古語的構制體系，使八思巴蒙古字成為可以識讀的文字。但包培當時所據文獻只有四篇碑拓，資料有限。蔡先生長期從事八思巴字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即2011年出版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收集了二十四篇碑拓和若干文物，資料大為豐富。所做的工作仍是對碑銘的注釋，但側重在漢譯詞匯的考索和歷史文獻的求證。即考釋不再限于語言的辨析，而涉及歷史學、文獻學，擴大了研究范圍，深入挖掘了八思巴蒙古字多學科的價值，成為這些學科可資利用的史料。20世紀以來，蘇聯、法國、波蘭、匈牙利、日本等國都有學者關注八思巴字文獻的研究，蔡先生把這方面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臺階，引起國內外同行學者的高度關注和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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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蔡先生常說，學術研究不能投機取巧。不能盡選擇容易寫作、容易發表的課題。要面對學術界未解決的問題，攻難關、做難題。蔡先生的文集《遼金元史考索》中收入了多篇解難攻關之作。試舉數例如下：

遼史問題多材料少是公認的難題。蔡先生關于遼史的一組文章，從“契丹的部落組織和國家的產生”到“遼代后族與遼季后妃三案”，獨辟蹊徑，從契丹氏族部落的形成與演變的探討，對遼代從建國到亡國的歷程做了深入的剖析，使一些疑難得以通解。

遼金史料中的“阻卜”或“阻”歷來不得其解。王國維提出“阻卜”即韃靼之說，曾引起學界的爭議。蔡先生在遼代哀冊和金代碑文中發現韃靼的記載，與史料互證，撰為《遼金石刻中之韃靼》一文，為“阻卜”即韃靼提供了確證。此文在1947年創稿，20世紀50年代初先后在香港出版的《學原》雜志和北大《國學季刊》發表，得到國內外學者的贊許。

遼金元史的“乣”和“乣軍”也是長期爭議費解的難題。蔡先生對三朝有關紀事作了縱向的考察，又對漢語、蒙古語、波斯語稱謂做了橫向的比對，經過縝密的考證，撰為長文，確認“乣”應讀如“札”，是對邊疆部民的泛稱。進而對乣軍的形成和演變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做了系統的論述。文中提出成吉思汗的封號“札忽惕忽魯”即是乣軍首領。

成吉思的釋義，長期沒有確解。較為流行的有“強盛偉大”“強者”“海洋”“勇猛剛強”等。蔡先生從漢人的謚法制度、尊號與謚號、蒙語與漢語等多個視角進行綜合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圣武”應與“成吉思”名號同義，“成吉思汗”原義即“雄武之王”。

元世祖時的阿合馬被殺案，涉嫌漢人眾多。漢文記載不詳，但明確記錄被處置的主犯是張易、王著。波斯拉施特《史集》記此案的主謀是“gau fin-jan”，漢譯“高平章”。歷來中外研究者和譯者都因此名不見史籍而感到困惑，做過各種推測。蔡先生研究的結果，波斯文g是j的誤寫，將“趙平章”誤作“高平章”。而原文作“趙平章”又是將經歷近似的趙璧和張易誤混為一人，實為張易的誤傳，從而解答了多年存在的疑難。

馬可·波羅在中國的身份，也是多年存在的疑難。有人曾懷疑他是元朝的小官，不能成立。一般稱他為“旅行家”，但在中國旅行十七年之久，無法通解。蔡先生依據元朝的制度和社會狀況，以及對《馬可·波羅游記》內容的周密分析，認為馬可·波羅是在中國和鄰國經營商業貿易的斡脫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因而回國時成為“百萬富翁”。此文用中英文發表，得到中外專家的推許。蔡先生說，學術文章與宣傳文字不同，要求探索未知，破解疑難。他在研究中即遵循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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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隨蔡先生學習期間，記憶較深的是他對史料的掌握和對問題的洞察力。我曾寫過一篇《關于木華黎家族世系的幾個問題》，其中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木華黎后裔塔思與霸都魯的關系是兄弟還是父子。《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等傳”，稱安童（霸都魯之子）為木華黎三世孫，塔思與霸都魯是兄弟，元人文獻有《東平王世家》可證。但《元史》卷一二六“安童傳”，稱安童為“木華黎四世孫”，由于安童世系排序變化，霸都魯也遞減一世，塔思與霸都魯則成了父子關系。這個世系排列又見元明善的《丞相東平忠憲王碑》。《元史》在此問題上前后抵牾，并由此涉及木華黎家族其他人的世系排列，導致紊亂。我文章的結論是塔思與霸都魯為兄弟關系，即《東平王世家》的記載可靠；元明善在過錄《世家》時可能出現了誤載。

文章送給蔡先生討教，他指出元明善過錄《世家》有誤是文章的重點部分，應著力說明。接著對我說，寫證據不足、帶有推理性的文章，要充分掌握已有的材料，運用自如。推理時邏輯性要強，不要只講有利的一面，不利的方面也要講，要試予解答，這樣容易讓人信服。幾天以后，即1992年3月5日，蔡先生又給我寫了張便箋，說：“黃溍有《寶忠堂記》一文，即為朵兒直班而作，文中有‘然自魯王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等語，見黃文獻集卷七，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四，可供參考。”我在修改文章時補入了這則史料，并按先生的意見加強了重點部分的論述。這篇文章后來發表在《蒙古史研究》第四輯上。

蔡先生用力最多、費時最長的工作是參與和主編《中國通史》。1953年，蔡先生從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轉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任務是協助范文瀾編寫多卷本的中國通史。范老1967年去世，生前完成三編四冊。蔡先生擔負起這項艱巨工作，續寫唐代以后各冊。范老編的前四冊，線索比較單一，按專題的方式，政治、經濟、戰爭、文化分別敘述，不是絕對地照時間排列。但從第五冊開始，同一時期涉及的朝代較多，宋、遼、金、夏并存。根據這個特點，蔡先生改為以時期為限、分別記敘的寫法，將政治、經濟等結合在一起。這樣易于貫通，清晰了然。續編的六冊并不拘泥于前四冊的寫法，六冊之間的寫法也不完全雷同。第十冊清代經濟就單獨立了一章。按照原計劃，共寫十冊，第十冊寫到清嘉慶朝為止。后來覺得應將清朝的歷史寫完。許多學者和讀者也建言補上清道光至宣統晚清史。蔡先生又增加了編寫第十一、十二冊的計劃，記敘清王朝由衰落到滅亡的過程。按照通史前十冊的體例，要寫成不同于通行近代史的晚清史，蔡先生的做法是側重于清王朝本身的敘述，這樣就與以侵略與反侵略為主線的通行近代史著作區分開來，也從體例上與前十冊保持了一致。

作為《中國通史》第十一、十二冊的主編，蔡先生并不是把別人提供的初稿拿來即用，而是深思熟慮，重新進行構思，親自定稿。記得有一次我去他家中，蔡先生與我談起了他的設想。他說《中國通史》第十一、十二冊的邏輯關系是：中日戰爭——變法，列強入侵——再變法，直至民主革命。同時他又說了幾點意見——

（一）書中只用“洋務”和“洋務派”的提法，不用“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一詞是20世紀50年代編寫近代史資料叢刊時提出的，后被大家沿用。實際上“運動”一詞不妥。近代史涉外事宜很多，可統稱為洋務，但不能專門劃出一個洋務運動。

（二）對戰爭的提法，過去的書中均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中法戰爭”等，標準不統一，分別是因戰爭起因而得名，因干支紀年和因交戰國而得名。蔡先生在書中做了處理，使用了“英國入侵”“中日戰爭”“中法戰爭”。戊戌變法也改稱“清廷變法”。在一部書中統一了稱謂。

（三）書中稱孫文不稱為孫中山。稱孫中山是習慣上的稱呼。孫中山姓孫名文，字德明，號逸仙。因他從事革命活動，曾化名“中山樵”，國民黨人尊稱他為中山先生。歷史書應用他的本名孫文。

（四）書中沒有使用“帝國主義侵略”這個詞。帝國主義說的是一個體系、一個制度，后面不宜用“侵略”這個動詞。書中統一使用“外國入侵”或“列強入侵”。

這些細節，蔡先生都體察到了，并進行了細微的辨析，體現出一位學者堅持嚴謹治學獨立思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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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講蔡先生主編《中國通史》，還得提及其他兩部書，即《中國通史簡本》和《中華史綱》。2006年3月的一個下午，蔡先生把我叫到他家中，說他打算編一本《中國通史》十二冊的縮寫本。原書的基本結構和基本觀點都不變動。縮寫本分為六章，讓我也參加進來，縮寫第四章宋遼金元時期的宋元部分。他提了幾點要求：（一）《中國通史》十二冊全書近四百萬字，縮寫成五十萬字。宋元部分五萬字左右，先不要考慮字數，寫起來再說。（二）以政治史的基本事件為主，這方面的內容不要隨意刪減。（三）社會經濟以及戰爭的過程要大大簡化。（四）專用名詞要做簡要的解釋，一般性的內容可以不要。比如理學的內容盡量簡化，理學家的著述不必全部例舉；文學部分講清源流即可。（五）本書的定位是通俗本，材料取舍要得當。文字首先是準確，其次才是簡化。

蔡先生還對通俗本的書下了一個我認為是很經典的定義：外行人看得懂，內行人不覺得是外行人說的話。讓我縮寫時先不想字數的事，是怕我有了框框后，束縛住手腳。蔡先生著述論文，腦子里沒有框框，思維是開放式的。這是他一貫的風格。蔡先生仍任本書的主編，修改定稿。參加縮寫的共五位同志。我自覺這是先生對我的信任，不敢怠慢，工作之余擠出時間抓緊干。交上的稿子受到先生的好評。這本書定名為《中國通史簡本》，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華史綱》是另外一部史學著作。2009年，根據中央領導同志關于出版中國簡史的倡議，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陳奎元把這項工作委托給了蔡先生。那一年，蔡先生已年逾八旬，接受任務后當成大事，放下自己手頭的其他工作專注于此。兩年多后完成這部近三十萬字的《中華史綱》。

《中華史綱》的體例與《中國通史》不同，按照史綱的寫法，對歷史素材有所取舍，不是對每個朝代都講政治、經濟和文化。用蔡先生的話說，主要講政治，其他都是補充，“敘事酌取要旨，文字務求簡約”。依據史綱的體裁，不引原文，不注出處，不用阿拉伯數字（公元紀年除外），不列參考書目。《中華史綱》不是簡編的《中國通史》，與《中國通史簡本》也不是一樣的書，這是一部按照蔡先生自己思路新編的學術性通俗著作。2012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幾年來多次再版重印。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有自己國家和民族代表性的通史著作。蔡先生從1953開始參與中國通史的寫作，從照片看，那時候的他是二十幾歲英姿煥發的青年，到2013年《中國通史簡本》出版，彈指間過去了六十年，他已是耄耋老人。有時候，我望著先生滿頭白發和他顫巍巍的身影，感慨萬千。在我的眼里，先生的名字是和《中國通史》這部書聯系在一起的。

當年，范老寄托了對年輕一代史學工作者的期望和心愿，蔡先生竟竭盡六十年的心血躬身實踐。當《中國通史》最后付印出版時，先生說：“面對十二冊全帙的《中國通史》，總算實現了范老‘完成比不完成要好些’的遺愿。”一句囑托，畢生的付出。先生說這番話時，又有多少人能體察到他內心的甘苦與酸甜。

蔡先生曾對我說，做學問一定要獨立思考，無私奉獻。獨立思考是方法，無私奉獻是精神和行為。先生在史學領域六十余年的辛勤耕耘，詮釋了無私奉獻的真實內涵。

修曉波，1982年畢業于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曾在吉林大學等高校任教。后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蔡美彪教授研習中國古代史。畢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留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調入中央機關。

學人小傳

蔡美彪，1928年3月生，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第二、三屆理事，曾任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在范文瀾編著前4冊《中國通史》基礎上，蔡美彪主持續編完成了5—12冊《中國通史》，完整地記述了從中國遠古到清末的歷史，成為一部影響深遠的史學巨著。他專精于遼、金、元歷史，研究涉及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等古文字和民族學、文字學、語言學等領域。著有《遼金元史考索》《中華史綱》《元代白話碑集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等。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2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