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ZD154 倪延年：《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4）期

目 錄

一、編印說明

1、關于編印本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的說明

二、有關文件（摘錄）

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分冊書稿的修改意見》

三、具體修改情況說明

1、修改前書稿整體情況

2、修改后的書稿整體情況

3、修改前后書稿結構之比較

四、《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緒論》（修改稿）

第一節 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

第二節 民國時期中外新聞交流之溯源

本章結語

五、《關于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特約專題稿及有關事宜的通報》（補載）

關于編印本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的

情 況 說 明

項目組各位專家學者：

根據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及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有關決議的要求，項目組核心成員、本次會議決定新列入“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出版的《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分冊著作者、南京師范大學倪延年教授依據會議決議的有關要求，對《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書稿作了修改，現已基本完成。經研究，由秘書處通過編印《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4期））的途徑轉呈項目組各位專家，請各位專家就該分冊修改對會議決議的理解和把握、書稿修改是否妥當等事宜共同把關，以使之符合整套《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要求。（具體修改情況見附件）

本期“動態”把不久前由秘書處于2017年9月25日單獨編發的《關于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特約專題稿及有關事宜的通報》收入，以便各位保存資料。

謝謝！

“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

秘 書 處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編纂委員會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

對《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的修改要求

（2017年8月14日）

一、各分冊書稿修改的整體性要求

（1）撰稿者應科學處理好堅持學術性與堅守政治底線的辯證關系，既要堅持學術，更要堅守底線。不能把堅持學術和堅守底線對立起來。盡管《民國新聞史專題研究叢書》各分冊是文責自負，但仍然要堅守底線。不能因個別分冊的個別地方或個別字句影響全書，進而影響項目的正常結項。

（2）《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在內容上都不能出現“硬傷”，引用的史料最好是原始的即第一手的，盡量少用二手資料。引用第一手資料也必須正確完整，不能斷章取義。

（3）《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是學術性著作，且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應以學術專著的規范語言進行敘述，不能說成“大白話”，語言要精煉。

（4）必須盡可能地有所創新。要突出“民國新聞史”，要在“民國框架”下寫“民國新聞史”，不能寫成“1912-1949”中國近代新聞史。在史觀、評價上要力求視角、觀點上的新意。

（5）按照《投標書》的承諾，本項目研究工作計劃于2018年12月底左右如期申請結項，《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撰稿人會后要根據統一安排，抓緊文稿修改完善，保證負責的分冊按照統一的計劃推進。

二、對《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分冊的修改意見

（1）“緒論”部分太拖沓。第一節關于“新聞”、“交流”、“新聞交流”和“中外新聞交流”的概念的界定似乎多余，低估了專業讀者的水平。建議把第一節去掉，以節省篇幅。

（2）第一章“民國時期前的中外新聞交流溯源”的篇幅太大，應進行較大的壓縮。建議進行壓縮后成為“緒論”的內容。“緒論”包括概念界定的第一節“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第二節“民國時期前的中外新聞交流溯源”。

（3）建議把第三章第四節“民國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教育交流”中的“一、在國外新聞教育理念影響下的中國新聞教育”的標題改為“西方新聞教育理念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

（4）建議對一些章節標題進一步凝練。如第五章第一節中的“一、中國新聞界的創辦對外交流新聞媒介活動”和“二、外國新聞界的創辦對華交流新聞媒介活動”中的“的”可以省略；第四節標題“敵偽勢力與新聞交流有關的活動”中的“敵偽勢力”改為“日偽勢力”等等。

（摘自《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3期）

關于《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書稿

修改情況的具體說明

一、修改前后書稿整體情況之比較

1、修改前的《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書稿的基本情況：

（1）總篇幅：270663字。

（2）全稿包括：目錄（3121字）、第一章：緒論（10809字）、第二章：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溯源（39278字）、第三章：民國初期的中外新聞交流（29834字）、第四章：民國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交流（40226字）、第五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外新聞交流（54965字）、第六章：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中外新聞交流（65147字）、第七章：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交流（27160字）。

2、修改后的《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書稿的基本情況：

（1）總篇幅：248434字。

（2）全稿包括：目錄（2936字）、插圖目錄（1326字）、總序（10233字）、緒論（31384字）、第一章：民國初期的中外新聞交流（24403字）、第二章：民國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交流（37444字）、第三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外新聞交流（51634字）、第四章：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中外新聞交流（55964字）、第五章：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交流（24940字）、本書引用文獻目錄（4428字）和后記（3611字）

（3）修改稿增加部分包括插圖目錄（1326字）、總序（10233字）、本書引用文獻目錄（4428字）和后記（3611字），合計19598字。

（4）修改稿共刪減原稿文字41827字（包括合并“緒論”和“溯源”）。

3、修改前后兩稿的結構對比

序號 （本次修改前稿） （本次修改后稿） 說 明

1、 目錄：3121字 目錄：2936字 刪減：185字

2 插圖目錄：（無） 插圖目錄：1326字 增加：1326字

3 總序：（無） 總序：10233字 增加：10233字

4 第一章：緒論：10809字 緒論：31384字 修改前稿的緒論+溯源篇幅為50087字，兩者合并成31384字。

5 第二章：民國時期中外新聞交流溯源：39278字 溯源（并入緒論）

6 第三章：民國初期的中外新聞交流：29834字 第一章：民國初期的中外新聞交流：24403字 刪減：5431字

7 第四章：民國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交流：40226字 第二章：民國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交流：37444字 刪減：2782字

8 第五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外新聞交流：54965字 第三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中外新聞交流：51634字 刪減：3331字

9 第六章：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中外新聞交流：65147字 第四章: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中外新聞交流：55964字 刪減：9183字

10 第七章：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交流：27160字 第五章：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交流：

24940字 刪減：2220字

11 引用文獻目錄：4428字 增加：4428字

12 后記：3611字 增加：3611字

《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緒論》

（修改后稿）

【根據項目組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決議，此次修改把前一稿中的《緒論》和《民國時期中外新聞交流之溯源》兩部分合為一個部分，刪減了原稿中關于“新聞”“新聞交流”等基本概念】

“緒論”之“緒”本義“絲頭”。《易林?豫之同人》曰“饑蠶作室，緍多亂纏，緒不可得。”后人引伸為頭緒或開端。“緒論”是在正文前對那些應該有所交代而又難在正文中找到適合地方表述的內容先作簡單說明。本書“緒論”擬先界定本書基本概念“中外新聞交流”和“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后略述民國創立前的中外新聞交流概況，以作為敘述的學理和歷史基點。

第一節 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

“中外新聞交流”是在中國和外國（一國或多國）間發生的與新聞傳播相關的交流活動；是以中國和外國的新聞人、新聞媒介、新聞團體等為主體發動、組織或參與的社會性活動。“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則是“發生在民國時期這一歷史階段的中外新聞交流”。

一、“中外新聞交流”的內涵外延

“中外新聞交流”是中國和外國（即國與國）間發生的新聞活動或與其相關交流活動的總和。既不是國內“同一區域兩個/數個新聞媒介（新聞業者、媒介內組織、媒介間團體）交流”；也不是國內“不同區域新聞媒介（新聞業者、媒介內組織、媒介間團體）間的交流”；也不等同于中外新聞界的“新聞交換活動”。“中外新聞交流”的形式和內容特點可從不同的視角或維度認識：

（一）從“組織者性質”可分為官方交流和民間交流

官方交流是由官方（政府或代表政府）組織或由官方提供條件與外國新聞界進行的交流。如政府新聞代表團赴外國參加國際性會議、政府代表團應邀到某一外國進行考察訪問、或者是某一個/數個官方新聞媒體人員組成代表團的出國訪問交流等。

民間交流是雖然經由官方（政府）批準但交流的內容由非政府方面（新聞媒介）根據自身需要與對方商定且交流活動所需條件由非政府方面（民營新聞媒介或民間學術團體）自身提供的交流活動，如代表特定新聞媒介的新聞人個體或新聞媒介/學術團體組織特定代表團赴某一國或數國進行新聞考察交流等。

（二）從“中國視角”可分為“出去”和“進來”的交流

“出去”是指中國新聞人走“出”國門到外國“去”進行新聞交流活動。“出去”又包括成為新聞人后出國進行新聞交流和先以非新聞人出國，出國后才從事/參與新聞交流活動。前者如汪康年是在擔任《時務報》總理后到日本進行考察；后者如王慕陶（字侃叔）是先在清政府駐比利時大使館任隨員，后以個人身份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創辦“遠東通訊社”；還有一些新聞人（如蕭乾）則是先到國外留學后來從事新聞采訪成為著名新聞記者。

“進來”是指外國新聞人“進”到中國“來”進行新聞交流活動。包括外國人士進入中國境內創辦新聞媒介，外國新聞記者來中國進行新聞采訪報道，外國新聞媒介組團來中國進行新聞采訪報道，外國新聞學者來中國進行游歷考察或講學，外國新聞媒介人士來華進行新聞技術交流及外國新聞學者來華從事新聞專業教育等。早期來華創辦新聞媒介的外國傳教士基本屬于“不請自來”，他們來華創辦新聞媒介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傳播新聞而是為傳教服務——從更大處來說，是為其帝國進入中國拓展利益的政策和目標服務。

（三）從“交流內容重點”可分成業務交流和思想交流

業務交流主要是指偏重新聞傳播實踐活動的中外交流。比較典型的是中外新聞記者到對方國家的新聞采訪報道活動、中外新聞人到對方國家從事新聞教育/進行新聞專業知識和理論學習，及中外新聞界人士就新聞專門技術（如印報機械、新聞用紙、新聞油墨以及報紙版面編排、報紙印刷、報紙發行銷售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等。

思想交流主要是指中外新聞人士間的新聞思想及其固化形態（新聞學研究成果）的交流。中國第一批近代新聞報紙是由西方傳教士引入中國的，近代資產階級新聞思想也是西方傳教士引進中國的。但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創辦的第一批報刊卻是采用中國線裝書版式，封面上刻印諸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君子擇善而從之”等中國經典話語；報刊編輯出版發行者使用“愛漢者”等筆名。可見即使在中國近代新聞業肇始時期，中外新聞界也是互有學習和借鑒的。在新聞學成果交流方面，既有日本學者松本君平的《新聞學》及美國記者休曼的《新聞學》等傳入中國，也有中國學者林語堂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和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傳播到日本被譯成日文出版發行。

二、早期“中外新聞交流”的復雜屬性

“交流”應是參加“交流”的雙方（或多方）間的“相互溝通；相互交換” 或“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給對方” 。從這個意義上認識，“新聞交流”中的“中外雙方”應該是雙方“平等”和“自愿”的。如果參與活動的雙方不是“平等”和“自愿”的，那就構不成“交流”關系，實際上就是一方的“主動進入”和另一方的“被動接受”。

隨著鴉片戰爭硝煙進入中國公開辦報的西方傳教士，無疑是帶著傳教乃至為帝國勢力進入中國掃清思想障礙的使命來華傳教或創辦新式報刊的。當時中國處于任人宰割狀態，根本不具備與西方進行“平等”和“自愿”新聞交流的可能和條件，西方傳教士以勝利者的倨傲姿態進入中國辦報，宣傳西方的宗教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目的是“使中國人認識我們的工藝、科學和道義，從而清除他們那種高傲和排外觀念” ，這種行為無疑屬于“新聞侵略”的性質。

我們認為應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立場和觀點來認識清末西方傳教士在華新聞活動。吳廷俊先生在評價早期“西人在華辦報”時指出“西人揭開了中國近代新聞史的序章”、“在華外報是列強入侵中國的文器”、“在華外報在客觀上充當了西文東進的橋梁”和“從新聞事業發展的角度看，在華外報是國人辦報的啟蒙之師” 。說的通俗一點，就像一伙強盜憑借（帶著）堅船利炮侵入較落后的另一國家，為以使當地人“臣服”便屢屢向當地人炫耀其武器先進和文明高雅，渴求改變落后狀態的當地人通過觀察強盜使用武器等行為學會了自造武器并用以構筑起反對侵略的陣地。盡管外國人無意把較先進的辦報經驗、辦報技術和辦報理念傳授給中國人，但中國人在和外國人接觸過程中學會了并用于發展中國新聞業。中國人不愿把自己的思想市場出讓給外國人，但外國人憑借其先進的資產階級理論擠進了中國思想市場。這樣就客觀形成“相互溝通；相互交換”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暫且把早期乃至民國時期的某些外國在華新聞活動也算作“中外新聞交流”的范疇。

三、“民國時期中外新聞交流”的研究對象

“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包括“中國新聞界”為主體“出去”與外國（地區）新聞業進行的交流和“外國新聞業界”為主體“進入”中國在新聞學界、業界或管理界進行的交流。

（一）以“中國新聞界”為主體的對外新聞交流

“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首先研究的是以“中國新聞界為主動方”進行的對外交流，即中國新聞界“出去”的交流活動。具體包括：

中國新聞業管理界與外國（地區）新聞業管理界的交流活動。這一類交流的成果主要是中國政府（政黨）新聞管理機構及新聞行業性團體和相關國家的政府（政黨）及新聞行業性團體通過交流、溝通、協商后達成的各種合（協）作協議、條約、規則及合作項目管理制度、具體合作方案等。

中國的新聞業界（新聞報紙、新聞廣播、新聞通訊、新聞攝影、新聞電影等）與相關國家（地區）新聞業（新聞報刊、新聞廣播、新聞通訊、新聞攝影、新聞電影等）進行的交流。這類交流活動的成果主要是中國新聞業界與相關國家（地區）新聞業界的業務交流成果，如參觀考察、新聞分享、合作制片、互派人員、物資交換等。

中國新聞學術界（新聞教育單位、新聞學術研究團體、新聞學者等）與外國新聞學術界（新聞教育單位、新聞學術研究團體、新聞學者等）的交流活動。這類交流活動的成果如與相關國家（地區）新聞教育的合作、互派學生訪學、共同舉辦學術活動、合作進行專項科學研究、中國新聞學者應邀到相關國家（地區）進行學術演講等新聞交流活動等。

中國其他領域的政府機構、學術團體、社會成員到外國（地區）進行的與新聞業相關的行政性、學術性、事務性交流活動。如中國的交通管理部門與相關國家（地區）相關部門進行的海底電纜建設合作、中國的郵政部門與相關國家（地區）相關部門進行的通郵合作、中國的軍事部門與相關國家（地區）相關部門進行的軍事電信合作、中國的機械研究生產部門（廠家）與相關國家（地區）相關部門進行的有關合作等，都或多或少地與新聞業相關。

中國新聞人在外國（地區）創辦新聞媒介為國內政治斗爭服務的新聞活動。如大革命運動失敗后共產黨人在法國、蘇聯等國家進行的宣傳中國革命斗爭的新聞報刊活動；抗日戰爭時期那些主張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新聞（文化）人在海外進行的宣傳中國抗日正當性和正義性以及所處困難以爭取世界各國主持正義人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的新聞報刊活動。

（二）以“中國”為受體的外國新聞人來華新聞交流

外國人在民國時期“進來”的新聞業交流，既有外國新聞人員應中國方面“邀請”來中國進行的新聞交流，也有一些外國新聞人員“不請自來”的新聞活動，還一些外國新聞人依仗列強洋槍洋炮威勢“強行進入”中國進行新聞活動，更有一些打著“新聞人”招牌的文化特務懷有某種卑鄙目的進行的“新聞交流”。外國新聞人來華新聞交流的主要形式有：

外國（地區）政府或派出代表來中國進行新聞交流。這類新聞交流主要是外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層面的新聞交流活動。如相關國家（政府）派出的由政府官員帶隊組成的新聞代表團來華與中國新聞業管理界、新聞業界學界進行的交流活動；或業務性的參觀考察；或為合作項目進行的國家（政府）間的談判活動等。

外國（地區）教會團體派出人員來中國進行的新聞交流活動。這類活動起源于在十九世紀中期前后，尤其在鴉片戰爭后的五十年間特別集中。由外國教會組織派遣來華的傳教士一邊傳教，一邊辦報，一邊為中國政客出謀劃策，后來又擴大到進行新聞教育。通過傳教熏陶人心，通過辦報擴大政治影響，通過出謀劃策為“帝國”謀求利益，通過新聞教育培養親西方的新聞人才，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南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被推翻之前。

外國（地區）新聞團體派出人員“進入”中國與新聞界進行的交流活動。包括外國新聞通訊社（如美聯社、路透社、同盟社及塔斯社）或報紙（如美國《時代周刊》、英國《泰晤士報》等）在中國設立常駐機構采訪中國新聞消息并向本國媒體提供新聞訊息的新聞活動；外國報社（通訊社）派遣來華的常駐記者（臨時記者、戰地記者）進行的新聞采訪報道活動等。

外國（地區）其他非新聞領域的政府機構、學術團體和專業人員在“民國時期”來中國進行的與新聞有關的交流活動。

（三）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時空范圍

“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這一特定社會現象，涉及它所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環境，有特定的時間、空間范圍。

一、以作為“中央政府”的民國政府從創立到被推翻為時間范圍

孫中山在南京領導創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并正式運行，標志著“中華民國”誕生，也標志中國新聞業的“中外交流”進入了“民國時期”。正如“民國新聞業”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一樣，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也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在“民國前的中外新聞交流”基礎上發展的。因此，研究“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必須從源頭上梳理，必須追溯“民國前的新聞業交流”起源和發展過程，揭示“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的來龍去脈，探尋其中規律。以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主導的民國南京政府首都南京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占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并運行，標志著“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的終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的開始。

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經歷了以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為主導的民國南京臨時政府、以北洋軍閥為主導的民國北京政府、以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為主導的民國南京政府，直到“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占領后，一路顛簸，最后落腳在中國東南沿海孤島臺灣。盡管臺灣當局依舊打著“中華民國”招牌，但行政管理權所達地區事實上只有臺灣、澎湖、金門和馬祖等島嶼，與孫中山當年簽署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領土疆域相比，是個典型的地方政府。因此本書內容的時間下限截止1949年9月底前。

二、以作為“中央政府”的民國時期法定領土疆域為空間范圍

“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當以作為“中央政府”的民國時期法定的領土疆域為空間范圍。盡管民國南京政府行政管理權事實上難以有效管轄到共產黨領導創建的紅色政權地區，但共產黨領導紅色新聞業與外國新聞業的交流活動發生在“民國時期”這一特定時段和在作為“中央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領土疆域內，所以理應是本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國主義卵翼下建立“滿洲國”及“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軍在占領地區扶植漢奸新聞業并進行所謂“新聞交流”，盡管其性質與“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有本質差異，但被建立偽“滿洲國”的遼、吉、黑等省及“七?七事變”后日偽統治下的“淪陷區”，都在“民國時期”中國“固有疆域”中，這些活動也發生在“民國時期”。為“立此存照”，暫且把這些地區的中外新聞交流活動納入研究范圍。

從孫中山領導創立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前的數十年間，中國先后發生過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護法戰爭、北伐戰爭、國共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國共三年決戰等重大事件。為爭取海外華人華僑聲援和支持“國內”的政治運動，各政治派別的新聞人到海外創辦新聞媒介進行政治宣傳；海外華人華僑因關注國內政治形勢、宣傳國內政黨立場、動員華人華僑關注或參與國內政治運動及向傳播國內新聞創辦新聞媒介，本質上應屬于國內新聞界對外交流的延伸，所以也含在本研究之中。

第二節 民國時期中外新聞交流之溯源

在中外人民交往的同時就出現了初級形態的新聞交流——人們把各自曾看到聽到的新奇事情與對方分享。“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不是在中華民國宣告成立的1912年元旦突然產生的，而是在此前已有中外新聞交流基礎上的發展和深化。在研究“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前，有必要先探究“民國前”中外新聞交流的起源和發展簡況，作為該話題的出發基點。

一、民國成立前外國人“進入”中國的新聞交流

中外新聞界的互動交流在民國前就已出現。中國新聞界與外國新聞界的交流是從“被交流”開始起步的。早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的形式是創辦新聞媒介，最早進入中國創辦“新報”的是英美等西方國家傳教士。

一、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報刊活動

中國自古就有新聞傳播活動，至遲在唐朝出現古代新聞業形態，此后延續了數千年。但那是以“帝國”朝政新聞發布和傳播為主體的官方新聞體系，新聞傳播活動對象是朝廷大小官員，主要內容為圣旨諭旨和臣僚奏章。旨在“勸懲”各級官吏、“溝通上下之情”的朝廷官報是不傳播到普通民眾的。中國近代新聞業是在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創辦近代報刊后才出現的，近代性質的新聞交流也是在傳教士進入中國后出現的。他們創辦的報刊盡管開始不是創辦在中國大地，但是為了“進入”中國并圍繞“中國”主題所辦。首先從事報刊“進入”工作的是英國人。他們是第一批為辦報積極活動的基督教傳教士。

（一）率先建議美國雜志介紹中國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

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1782年出生于英國諾森伯蘭，1798年加入長老會。1807年1月在倫敦被按立為牧師。1807年1月31日從英國乘美國商船橫渡大西洋來到美國。在獲得時任美國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向美國駐廣州領事卡林頓（B?Garrington）推薦自己的親筆信后，于該年5月12日乘坐“三叉戟”號貨輪從紐約啟程，9月4日到達中國澳門，9月8日抵達廣州。 剛到中國廣州的馬禮遜以全部精力學習中國語文。他學習進步如此之迅速，曾使廣州的外國商人為之吃驚 。

1810年的6月29日，美國教會組織公理會領導人議決成立 “美國海外傳教部總會”（簡稱“美部會”）后，即“表現出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并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傳教站” 。1811年，美部會接管宗教雜志《麻省教士報》并改名為《傳教先驅報》。因馬禮遜來華途中在美國紐約停留期間和美國宗教界人士建立了聯系，因此經常向《傳教先驅報》投稿介紹自己在中國的活動。幾乎每卷的《傳教先驅報》“傳教通訊”、“宗教信息”欄目都有馬禮遜在華活動消息。1820年3月，美部會秘書沃瑟斯特致函馬禮遜，聘請他為該會的在華通訊委員，明確希望他向美部會提供對華傳教資料。馬禮遜建議美部會注意中文的學習和研究，并去信建議在《傳教先驅報》上發表文章介紹中國語言文化。

（二）以中國人為對象的第一種近代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

因印刷《新約》等宗教資料，馬禮遜1810年起結識了一些中國刻印工人，其中就有參與創辦第一個中文近代刊物《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的中國刻工梁發 。1813年7月，倫敦布道會派遣的傳教士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經澳門抵達廣州與馬禮遜會合。受馬禮遜委派，米憐偕妻子帶著刻工梁發等1815年5月22日左右抵達馬六甲。經過緊張籌備，面向中國讀者進行宗教宣傳的第一種近代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于8月5日正式出版第一期。該刊英文刊名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中文似可直譯為《中國月刊》。為增加中國讀者對它的親切感，該刊采用中國人較易接受的音譯和意譯相結合方法，把“中國”英文單詞“Chinese”音譯成“察世俗”，然后把“Monthly”和“Magazine”直譯成“每月統記傳”，刊名就成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采用中國傳統古籍版式，還在封面加印上“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的文字。該刊內容以“闡發基督教義為要務”，主體是宗教內容，但不限于“神理”（教義和《圣經》），還包括“人道”（評論倫理道德）、“國俗”（各國情況）及“雜識”（天文地理知識及詩歌、寓言等）。該刊不但刊載已發生的新聞，還刊載預告性新聞。如1815年9月出版的該刊第2期就刊載了標題為《月食》的預告性新聞 。因是第一種近代中文報刊并刊載過首條預告性新聞，使得該刊在中國新聞史具有重要意義。

（三）向海外報道中國的第一份英文報刊《印中搜訊》

英國人米憐1812年7月從高斯波特傳教院畢業受按立為牧師，8月即偕新婚妻子啟程來中國。不久，馬禮遜和米憐向倫敦會理事提交建立“恒和外方傳道團”（The Ultra-Ganges Mission）的計劃，提出了在馬六甲設立一所培養傳教士的免費中文學校，發行一份中文月刊和一種英文雜志的設想 。根據該計劃，米憐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創辦編輯第一種近代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并是主要撰稿人。根據“恒和外方傳道團”計劃第8條要在馬六甲“編印一種小型的英文期刊，用以促進印度（注：原文如此）各處本會傳道團之聯合與合作，并促進基督教道德及其實踐 ”，米憐1817年5月在馬六甲創辦名為《印中搜訊》（The Indo-Chinese Gleaner）的英文期刊（自任編輯和主要撰稿人）。該刊內容為“來自中國及周邊國家的各種消息；各種有關印支國家的歷史、哲學和文學的介紹，中文和馬來文作品的譯作；關于宗教的文章；關于在印度的各傳道團所取得的進展的記述；以及基督教的一般狀況。”盡管創辦在馬六甲，但“來自中國及周邊國家的各種消息”位列該刊內容第一，因此有人認為是“以報道和研究中國的現狀、歷史、文化和基督教在華傳教的情況為主的期刊”。 《印中搜訊》也是第一份向海外讀者介紹和傳播中國現狀、歷史、文化的期刊，在中外新聞交流史上有一席之地。

（四）為維護“外國公眾利益”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因多種原因在當時并沒產生很大影響。大概受已停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啟發，由“政治投機的傳教士”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qust Gutzlaff,1803-1851）1833年8月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一方面在版式上模仿《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國傳統書籍,封面加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等中國傳統文化語句外，另一方面又表現出諸多不同：首先是該刊宗旨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以闡述教義為主”轉變為“為維護廣州和澳門的外國公眾利益而開辦”；其次是用大量篇幅介紹西方社會的好處和西方近代科學的成就，以“使中國人認識我們的工藝、科學和道義，從而清除他們那種高傲和排外的觀念。” 三是每期刊載新聞內容，言論關注現實問題，并有固定欄目；卷首有目錄以便讀者查閱，部分文章末尾還加“按語”以表達編者觀點，更加“近似新聞雜志” 。該刊1843年3月發表的《新聞紙略論》一文是目前所知中文報刊發表的第一篇論述“西方近代報紙的起源、現狀及新聞自由等話題” 的文章，在中國新聞史及新聞學術史上具有歷史意義。

（五）由教會報刊“轉型”的政論報刊《萬國公報》

1868年9月5日，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創辦《中國教會新報》。和當時其他宗教報刊一樣，該刊重在宣傳基督教并主要在基督教徒中流傳，每期僅發行1000冊左右。為吸引中國讀者，林樂知1872年8月31日把《中國教會新報》改名《教會新報》，設政事、教務、中外、雜事、格致等五欄，“教務”僅為全刊1/5，宗旨改為“參詳天道為務，而其中或附中外新聞”，內容涉及天文、地志、人物、禽獸、草木、金石、舟車、氣球、電線等方面，“莫不是究是圖以明其秘旨”。 該刊由是從“宗教報刊”轉型為“知識性刊物”。兩年后，林樂知覺得中國人對科學知識的熱心遠不及對時事政治的關心，為增加刊物對中國社會的直接影響力，林樂知于1874年9月5日把《教會新報》改名為《萬國公報》，內容包括時事、教事、中外新聞、雜事、科學知識，完全脫掉“宗教”外衣，從“知識性刊物”變為“時事新聞報刊”，直到1883年7月28日休刊。《萬國公報》1889年2月復刊后改為月刊并成為英美在華基督教組織“廣學會”機關報。首先是社說、評議、政治、中外時事，譯介西方政論和倫理、學說等，其次是光緒政要，包括摘錄諭旨和奏折，然后是各國新聞和電報輯要 ，完成了由傳教士辦報向教會團體辦報的轉型。作為廣學會機關報的《萬國公報》在當時的確產生了重要影響，康有為創辦的第一份鼓吹維新變法的報刊就仿其取名為《萬國公報》，發行后“在京師引起強烈反響”。 林樂知們創辦報刊“以改變中國人思想觀念”的目的至少是部分地實現了。

二、西方政界人物（或商人）“進入”中國的新聞活動

傳教士的探路性辦報實踐在前，一些不具有傳教士身份的外國商人（洋行）或政客（政治團體）也隨之紛紛“進入”中國新聞界。

（一）葡萄牙政界人物“進入”中國創辦的第一種近代新聞紙《蜜蜂華報》

非傳教士外國人“進入”中國最早創辦的新聞報紙當屬被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外報” 的澳門《蜜蜂華報》。由土生葡人首領波巴沙（Pauli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和醫生阿達美（Jose de Almeida）1822年9月12日在澳門創辦，神父阿馬蘭特（Antonio de S.Goncalo de Amaarante）編輯，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 。該報大量篇幅刊登立憲黨人言論，詳盡刊登政情消息、會議記錄、名人演講、議事會與市民的往來信函、王室諭旨與報告等；同時一如自己的名稱——蜜蜂那樣痛蜇保守派，使其手足無措，狼狽不堪。 《蜜蜂華報》不十分關心中國政治動向，對當時中國政局也無明顯影響，但作為“中國境內近代第一報”和“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創辦的第一份外報”，它在中外新聞交流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英國商人“進入”中國創辦的第一種新聞周報《北華捷報》

外國商人“進入”中國創辦的第一種新聞周刊是1850年8月3日（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八）在上海創刊的英文《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創刊時只有North China Herald英文名稱 ，直到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意譯”為《北華捷報》后漸為學術界所認同 。該報由英國商人亨利?希爾曼（Henry Sheerman）創辦，目的是“要使公眾懂得，不能只顧暫時和眼前的利益，而應具有全局和長遠的觀點，認識到這樣做對于英國和整個文明世界的進一步發展有著極大的重要性，并看到這個巨大的帝國擁有驚人的豐富資源。” 《北華捷報》主要收集和刊載關于商船來往和商業方面信息，還開設與居滬英國僑民日常生活相關的“學習上海話”、“一周天氣綜述”等欄目。亨利?希爾曼1856年3月22日去世后，英籍報人查爾斯?斯潘瑟?康普東（Charles Spencer Compton，康普東）應聘主持《北華捷報》。不久創辦《每日航運新聞紙》 (The Daily Shipping News)以彌補周刊《北華捷報》報道商業新聞及時性的不足。因社會影響力受到外國駐華機構關注，至遲1859年6月13日被指定為上海駐華使臨署及首席商務監督公署的公告發布機關。同年增刊North China &Japan Market Report(《北華與日本市場報道》)，1861年合并擴充為The Daily Shipping News and Market Report（《每日航運與市場報》）。1861年秋末接盤墨海書館中文鉛字籌辦上海最早中文報紙《上海新報》（Chinese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ers）。 1864年7月1日增出日刊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報》)后成為該報的星期附刊。1865年改名為North China Overland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北華海外捷報與市場消息報道》， 1867年4月8日改稱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北華捷報與市場報道》 。1869年購入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最高法庭與領事公報》）。1870年1月合并成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北華捷報及最高法庭與領事館雜志》) 繼續出版，直到1942年12月停刊。

（三）英國洋行“進入”上海后出資創辦的第一種中文新聞紙《上海新報》

外國洋行“進入”中國后出資創辦的第一種出版時間較長且影響較大的中文報紙，是由英國商人愛德?匹克伍德（Edwin PickWoad）1861年11月下旬在上海創辦的《上海新報》（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ertiser,直譯應為《中文船期廣告紙》） 。創刊時為周刊，1862年5月7日起改為周二、四、六出版的周三刊。1866年左右，匹克伍德成立字林洋行后成為洋行的報紙。1872年7月2日改周三刊為日刊（周日無報），同年12月31日停刊 。發刊詞稱“大凡商賈貿易，貴乎信息流通。本館印此新報，所有一切國政軍情，市俗利弊，生意價值，船貨往來，無所不載”， “此外如近日賊蹤，以及中國軍務，不分遠近巨細，采有的信，本館亦即附刊聞報” 表明創辦者首先是想辦成一家以交流商業信息為主要內容的新聞報紙為商業活動服務，但又關注中國社會政治新聞：國政軍情（朝廷動態）、近日賊蹤（太平軍動向）、中國軍務（清軍調動及戰爭進展）以吸引中國讀者。《上海新報》一直將各種商業信息放在首要地位，以大部分版面刊登商業信息，常見的是商業航運消息專欄、洋銀錢價專欄、各地行情專欄及商品廣告專欄，內容集中，編排清晰，便于讀者閱讀。但也注意以報道新聞方式介入中國社會生活，除轉載香港報紙的國內新聞外，還報道上海本地社會新聞。尤其是通過從清朝地方政府“探報”和上海和香港外文報刊、與太平天國有接觸的外國傳教士、上海會防公所“偵探”提供情報等獲得有關新聞消息，以“探得”、“探報”、“探稱”、“探回稱”等吸引人眼球的說法 在報上集中報道，使該報成為人們獲得太平天國運動消息的最重要途徑，由此賺了一筆大錢。此前外人所辦的《蜜蜂華報》和《北華捷報》只是在外國來華人士圈子里發聲，《上海新報》因用中文出版，報紙言論和新聞傾向直接對中國讀者發生影響。這是外國人在中國新聞報壇上的“越界筑路”，外國人辦的報紙“從洋人圈子出發，跑到華人社會中來了”， 完成了從“洋文化”向“中文化”的進步，為西方政客和商人“進入”中國新聞業界打開了通道，也為中國新聞業近代化轉型提供了學習的“模本”。

（4）英國商人“進入”中國后創辦的第一種“中國化”新聞紙《申報》

在《上海新報》后面創辦卻打敗《上海新報》的《申報》是由英國商人安納斯特?美查（Ernest Major）1872年4月30日創辦的。針對匹克伍德在《上海新報》聘請外國來華傳教士擔任報紙主編，報紙主要體現匹克伍德“為促進商業貿易服務”思想和美英傳教士的新聞取舍標準，與中國讀者興趣存在距離而發行不廣的不足，安納斯特?美查創辦《申報》首先確定以“華人讀者利益”為中心的辦報宗旨，說“所賣之報皆屬賣與華人，故依持者惟華人，對國家使除其弊，望其振興，是本館所以為忠之正道”。 大膽任用華人主持報紙編務，放手由他們主持筆政。其次是從《上海新報》重在關注“在滬外國商人圈”進入“居滬中國普通讀者”，采取針對社會關心熱點或事件發表言論、注重社會新聞采集和刊載、發表中國文人文學作品、刊載上海戲館、新開飯店及游樂場等與上海讀者日常生活相關的廣告等手段，使得上海市民讀者樂于購閱《申報》而擴大發行量；再則是在一些新聞中以“華人利益”立場發聲，使中國讀者覺得《申報》在為中國人說話、壯膽、撐腰，使其社會影響更加擴大。姚公鶴《上海報紙小史》說“中文報紙，上海當以《申報》為最先 ”，忽視了早在1861年就創刊的《上海新報》。《上海新報》僅完成了舶來新聞紙的“中文化”，《申報》才達到“中國化”的水平 。《申報》不僅“進入”了中國土地，更“進入”了中國讀者的生活。

（五）天主教“進入”中國后投資創辦的第一種新聞報紙《大公報》

1902年6月17日，第一種具有鮮明天主教色彩的新聞報紙《大公報》在中國天津法租界狄總領事路（現哈爾濱路42號）創刊。雖然創辦該報的是中國滿族人英斂之（1867-1926，名華，字斂之，號安蹇），但創辦該報卻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總管柴天寵提議集資辦報，并邀請英斂之主持報館工作”， 而英斂之早 “自22歲（1899年）時信奉了天主教 ”， 所以該報具有鮮明的天主教色彩。因投資該報的天主教資本家柴天寵只是提供辦報所資本，把錢交由英斂之創辦《大公報》，因而英斂之是獨立創辦和全職負責報紙運作。正因這種特殊環境，《大公報》在開啟民智、轉移風俗、輿論監督、反對嚴設報律、主張君主立憲、倡導白話文及宣傳婦女解放 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報道“沈藎被棒殺事件”和支持社會各界反對美國“禁約”等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三、沙俄和日本人“進入”中國后的新聞活動

英國殖民者憑借“大英帝國”余威在中國新聞界“拓土開疆”后，美、法、德、葡萄牙、沙俄及日本等列強的各色人等也紛紛“進入”中國辦報，其中最為窮兇極惡的是沙俄和日本。

（一）沙俄人“進入”中國后的辦報活動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1858年6月13日和俄國簽訂《天津條約》，沙俄據此取得在中國沿海通商的權利。俄國人“進入”中國后創辦的第一種報刊是1895年創刊于漢口的俄文小報《來自東方》。創辦者為俄國人安德烈耶夫，目的是為在漢口的俄國茶商服務，提供貿易競爭對手的信息，介紹當地棉毛布匹商人的情況，刊行的時間不長。可能是一種為商人提供市場信息的單張小報，或是磚茶廠內部的商情通報之類的文件。

1899年8月在中國旅順創刊的《新邊疆報區》 是沙俄人在華創辦的第一份俄文新聞報紙。周三刊。主編彼得.亞歷山大.阿爾捷米耶夫是俄國太平洋艦隊中的中校，時任艦隊檢事長。創辦該報得到沙皇政府以及沙俄陸軍部、海軍部的支持，每年從沙俄陸軍部和海軍部領得5000盧布辦報經費。主要刊載總督府及各官署的命令、告示與法規等，并報道本地域“鄰國”的新聞。 報名中的“邊疆區”是沙俄地方行政區域名稱，阿爾米捷耶夫把報紙取名為《新邊疆區報》，反映了當時沙俄把根據《旅順大連租地條約》“租得”的旅順和大連視作沙俄領土一部分的基本觀點和企圖將中國東北三省變為“黃色俄羅斯”的侵略野心。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之際，沙俄人在北京創辦第一種中文新聞報紙《燕都報》。為與北京《燕都報》呼應，沙俄中東鐵路管理局先后在旅順創辦中文《關東報》，在奉天創辦中文《盛京報》。這些報紙出版時間都不長，也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日俄戰爭結束后，中東鐵路管理局1906年3月14日在哈爾濱創辦中文《遠東報》。社長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史弼臣是海參崴俄國東方學院高材生。為吸引中國人閱讀，該報除用中文出版外，還學習英商美查聘請華人擔任報紙主筆，并在版面上仿效上海《時報》和《申報》，要聞版首載清廷“上諭”，除了報頭三字的俄文譯名和俄歷年月日外，儼然是一家國人報紙的模樣 。這一階段沙俄在中國所辦報刊，一是集中在哈爾濱，和日本人爭奪人心和市場，二是滲透性強，從新聞到生活，從鐵路到商業，從行政到學術，都伸出魔爪，意欲攫為己有 。

（2）日本人“進入”中國后的辦報活動

日本是后起的軍國主義暴發戶。日本出現近代報刊遲于中國。當時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中文報刊《香港新聞》、《六合叢談》、《中外新報》等被傳至日本翻印（加注日本讀法符號）發行，這就是現在看到的《官版六合叢談》、《官版中外新報》、《官版香港新聞》等。

日本人“進入”中國后創辦的第一種新聞報刊是1890年6月5日松野平三郎主持的修文書館創辦的日文周報《上海新報》 ，一年不到即停刊。1892年由上海的日本青年會創辦的日文《上海時報》（雜志），不到一年即停刊。第三種是由日本居留民在上海的“共同活動所”（亦稱“共同活版所”）1894年創辦發行的日文《上海周報》， 內容側重貿易消息。1894年1月，日本人在上海的“東本愿寺別院”創辦的第一家中文報紙《佛門日報》創刊。“東本愿寺別院”院主佐野則悟主編，發行中國各地，聲稱闡揚佛教以“濟度支那人為目的” 。1895年，日本人中曾根在福建福州創辦日文《閩報》，標志著日人在華新聞活動“進入”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線”，直接配合日本政府的侵華政策和活動。

英美兩國傳教士在1827年-1911年創辦72種英文報刊；法國、德國和葡萄牙人創辦的報刊共計20種；阿爾捷米耶夫1899年在旅順創辦《新境報》到1911年，沙俄在中國創辦了20種俄文報刊。自松野平三郎1890年6月創辦《上海新報》到1911年8月，日本人在上海、福州、天津、大連、安東、奉天、漢口、營口、遼陽、長春、香港、鐵嶺及圖們江北東灘等地一共創辦了28種日文報刊 ，不但超過法德葡三國在中國所辦報刊的總數，也超過沙俄在中國創辦的報刊，表現出日本帝國主義既要插足全國，又重點盤踞東三省的狼子野心。

四、外國人“進入”中國新聞通訊業、新聞電影業及新聞團體界

外國人“進入”中國后除了創辦新聞（宗教或知識）性報刊，還逐步進入中國的新聞電報、新聞通訊和新聞電影業。

（一）外國人“進入”中國新聞電報業

自19世紀60年代初起，在華各國外交官及外商屢屢向中國政府提出由外國電報公司在中國設立電報，均遭拒絕。 60年代后期，清政府在被迫允許外國人在中國海面敷設海底電纜后規定不準上岸。但外國人在上海租界內私自“上岸”。1871年4月18日，上海到香港的電報線路竣工。6月3日，香港到新加坡的有線電報線路竣工。6月6日，上海英文《字林西報》收到了直接溝通上海和倫敦的有線電報送來的第一份電報。 1872年，大東電報公司海底電纜延伸至上海，路透社倫敦總社即派人來上海組織遠東分社。電報使倫敦的銀價和證券交易，利物浦、紐約和新奧爾良等處的棉價，倫敦、里昂、紐約的絲價，及世界各重要地點的金屬價格，都可以在12小時之內通報到上海、香港或遠東其他任何貿易中心，同時也把上海本埠金標、國外匯兌、證券、股票、棉市等，迅速傳達到上海當地客戶的辦公室， 商業信息的傳遞和交流，為上海英文《北華捷報》、中文《申報》等商業報紙提供了內容，創造了需求。中國人自辦的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竣工通報，1882年10月24日，清廷順天鄉試在北京發榜，上海中文《申報》駐京記者連夜用快馬將江浙皖三省士子中榜名單送往天津，電傳上海，次日見報，距發榜時間僅24小時，這是國內報紙第一次用電報傳遞朝廷科舉考試結果的新聞消息 。1883年，英國大東電報公司海底電纜展接到上海吳淞并獲得登陸權，上海與歐洲經過這條線路便可直接通報。上海英文《泰晤士報》在法租界霞飛路口設置的廣告牌稱為“世界在你的家中”。 中國朝政新聞和西方國家政治新聞，極具有明顯政治屬性和特殊新聞價值，就此在地球上空來往的電報中增加了“新聞電報”一類。外國人由此“進入”中國新聞電報業。

（二）外國人“進入”中國新聞通訊業

1870年英國路透社和法國哈瓦斯通訊社、德國的沃爾夫通訊社簽訂《通訊社條約》（Agency Treaties），規定“路透社的勢力范圍是大英帝國下屬的國家和東亞地區。” 據此路透社在中國及亞洲地區享有獨占發稿權。 1871年，路透社倫敦總部派記者科林茲抵達上海。次年，科林茲在上海組織路透社遠東分社，主要任務除搜集有關中國及亞洲重要消息發往總社外，還向《字林西報》供稿。為顯示其新聞的權威性，《字林西報》特地在報紙上標明“路透社特別供給字林西報”字樣。 隨著中國電報基礎設施發展，路透社在中國迅速發展。短短幾年，路透社特派記者已入駐中國主要的電報樞紐城市如上海、漢口、南京、天津、北平、廣州、香港、奉天、威海衛、煙臺、成都、云南府、青島和福州。 因有“三國四方”協定，其他外國通訊社在辛亥革命前沒有“進入”中國新聞通訊業。

（三）外國人“進入”中國新聞電影業

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園”內“又一村”茶樓放映“西洋影戲”《馬房失火》等十四部短片，是外國新聞紀錄電影第一次在中國土地上公開放映，標志外國人攝制的新聞紀錄電影正式“進入”中國。 同年，美國繆托斯柯普公司拍攝了《李鴻章在紐約》，內容是李鴻章在格倫特墓前和乘車經過第四號街和百老匯。日本解說員德川夢聲曾擔任放映時的解說 。1897年，美國愛迪生公司派攝影師來到中國，先去香港，后又到上海，拍攝了很多中國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情景，愛迪生公司把他拍攝的素材編輯成《香港碼頭》、《香港商團》、《香港街景》、《上海警察》、《上海街景》等六部短片，1898年上映。

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中國并攻占北京。伴隨八國聯軍士兵的皮靴，英美日法及意大利等國的新聞記者隨軍到北京拍攝了一批新聞電影。如1900年英國攝影師米歇爾(Mitchll)和勘永(Kenyon)攝制的《襲擊教會》；詹姆斯.威廉遜（James Williamson）攝制的《中國教會被襲記》；日本澤吉澤商店攝影師柴田常吉和陳谷駒攝制的《義和團世界》（16本）；法國百代公司攝制的《中國對聯軍的戰爭》、《中國的各國代表會議》和《中國事件》；美國攝影師阿曼拍攝的《中國北京南城門的戰斗》等， 保留了一些重要的歷史鏡頭。有些西方新聞攝影者為表現既定立場而“擺拍”。如英國攝影師詹姆斯.威廉遜（James Williamson）攝制的《中國教會被襲記》，講英國傳教士遭到義和團攻擊，一小隊英國步兵聞訊后趕來，營救了傳教士的過程。這部影片的前半部用了英國攝影師米歇爾(Mitchll)和勘永(Kenyon)拍攝編制的《襲擊教會》，后半部則將營救傳教士者換成了英國水兵。法國電影史專家喬治.薩杜爾指出，詹姆斯.威廉遜在制作《中國教會被襲記》過程中，除用一些新聞素材外，那是作者在自己的花園洋房前，由他一家人擔任演員拍攝的。這種排演偽造的新聞片并不是“新聞片”，而是“從當前的時事取材，根據自己的想象，隨意加以渲染”。

（四）外國新聞人組團“進入”中國的開始

1909年4月，日本《大和新聞》、《東京每日新聞》、《京都新聞》、《東京二六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國民新聞》、《報知新聞》、《萬朝報》、《中外商業新報》、《東京朝日新聞》、《中央新聞》、《日本新聞》、《日本英報》以及太平洋通信社等新聞單位宣布組織記者團來中國考察。 1909年5月4日，由上述十四家新聞單位共計14人組成的日本記者團抵達奉天今沈陽。日本人所辦《盛京時報》（中島真雄兼任該報總辦，主筆菊池真二 ）及中國官辦報紙《東三省日報》（房秩五主編）聯合宴請來訪的日本記者團。

1910年6月2日，日本新聞界以“增進兩國國民情誼”為由組織的記者觀光團到中國上海。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盛宴招待，上海各報館主筆均應邀出席宴會，《神州日報》代表鐘璞岑代表上海報界同仁發言，對日本記者團來上海觀光考察表示歡迎。6月3日，上海報界同人設宴回請日本記者團，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日本記者代表團代表加藤、三谷、伊東等24人及東亞同文書院大原信（由根津代表）參加。日本記者團結束上海之行后，前往南京參加勸業會，《勸業報》記者亦開會歡迎。

二、民國成立前中國人“出去”的新聞交流活動

民國成立前的中國人“出去”的新聞交流是在外國新聞業來華新聞及交流活動的啟發或推動下才出現的，中國新聞人自發的而不是業界或政府有意識組織和推動的，部分新聞人或若干報館“自顧自”式運作。

一、民國前中國人“出去”新聞交流的開端

目前所知民國前中國人“出去”進行新聞交流活動是從參加外國人辦報并向當地華僑、華人及外國人介紹中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情況開始的。

（一）海外第一份中文報刊《金山日新錄》

1848年，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金礦。由于常住人口、各類企業及政府機構劇增，使原先只有數百人的小鎮舊金山很快成為加州最大都市。1854年4月22日，美國人威廉.霍華德（William Howard）在舊金山創辦美國第一份華文報刊《金山日新錄》（The Golden Hill’News亦譯《華夷日新錄》）。周二報（第10期后改為周報），每期4頁。第1頁是評論和新聞，“評論”是英文，“中外新聞”用文言文和粵語方言編寫。第2頁是“中西工商廣告”，第3頁是“國內外船期”；第4頁是“貨物行情和雜俎”。 出版幾個月后停刊。

有學者認為中國人李根（Lee Kau）參與了《金山日新錄》中文部分的編輯。首先是《金山日新錄》和《東涯新錄》都是中英文合璧的報紙，都是石印報紙，都刊載來自中國的新聞消息。其次是兩種報紙在創刊啟事中都稱“今加利科爾一埠，乃四方云集之區，各國均有新文（原文如此）附刊，而唐人獨不行焉”（《金山日新錄》創刊緣起 ）或“本埠名為散泛思歌，乃四方云集之區，重客館垣之地，各國均有新聞錄刊，而唐人獨不行焉（《〈東涯新錄〉創刊啟事》）”，再則是兩種報紙的創刊詞不但內容相同，且行文風格甚至遣詞造句都明顯相似。兩份報刊創刊啟事的內容和文筆相同，因而也許都是出自李根之手。 假如這一推斷成立，李根就是目前有案可稽從事新聞對外交流的第一人。

（2）海外第一份明確由中國人參與編輯的中文報刊《東涯新錄》

1855年1月4日，華人基督教長老會牧師威廉.士比亞（Wiliiiam Speer）在舊金山創辦“傳播基督教義和中外新聞，溝通加州華人信息，促進其互通與互惠”的中文報刊《東涯新錄》（Tung-Ngai Sanluk,或Oriental）。該報為周三報，周二、周六全部是中文；周四為中英文各一半。內容為“一，金山正埠之新聞并國家規矩；一，錄唐山東邊帶來的新聞；一，紙內常云及本埠貨物行情。” 該報英文部分由士比亞編輯，內容比華文部分充實，讀者對象是美國商界人士。中文部分由李根（Lee Kau）編輯。李根曾在澳門馬禮遜學校肄業，與容閎、黃平甫同學。除編輯中文版外，他還充當翻譯和美商經紀人。由于經費困難，《東涯新錄》創刊數月后將華文版改為周刊，英文版改為月刊，勉強維持到1856年底，因創辦人威廉.士比亞患病而停刊。

（3）第一份由華僑在海外創辦的中文報刊《沙架免度新錄》

1856年12月，美國“最早的中文日報” 《沙架免度新錄》（Chinese Daily News）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沙加緬度（Sacramento，今譯“薩克拉門托”)創刊。鑒于此前華文報紙《金山日新錄》和《東涯新錄》的老板是美國人，在報紙工作的中國人不可能無條件地為華人說話。廣東四邑華僑司徒源（Ze Too Yune，黃泰）遂于1856年12月獨資創辦“無條件為華人說話”的日報《沙架免度新錄》。由于讀者不多和經費不足后改為周三刊，再后來又不定期出版，維持到1858年停刊。 《沙架免度新錄》是中國人在外國領土上創辦的第一種新聞報紙；也是第一份由華僑創辦“為華人說話”的新聞報紙；更是第一份由華僑創辦、華僑運作的真正華僑報紙；此外還是世界上第一份華文日報，因而“以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近代中文報紙而載入報刊史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四）海外第一個由中國人創辦新聞通訊社

國人自辦的最早對外發稿的通訊社是清政府駐比利時使館隨員王慕陶（字侃叔）1909年成立于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遠東通訊社”。當時賦閑在京滬的汪康年聯絡當時正在比利時大使館李盛鐸處任職的王慕陶，得到清廷外務部以“津貼”方式和清廷駐比利時大使李盛鐸以個人“資助經費”方式給予支持和鼓勵，以個人名義在布魯塞爾辦起了遠東通訊社。

遠東通訊社初期好像就只有王慕陶和汪康年兩個人在操作。汪康年寫好新聞稿后寄給身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王慕陶，由王慕陶負責向歐洲各國報紙發布有關國內政治、外交以及對有關國際事務表示國人立場態度的文稿，供歐洲國家報紙采用 。后來規模漸具，北京通訊由汪康年、黃遠庸供給，上海稿件則由雷奮、陳景韓寄送，并漸向國內外報紙雙向供稿，京滬各報都有采用者。1911年初，熊希齡依仗有川粵鄂吉黑浙等行省督撫作后臺致信汪康年，以“王侃叔曾以相托”為名吞并遠東通訊社，成立“在上海、奉天等處設通訊社，與歐洲相接”的“環球通報社”，遠東通訊社在國內各地機構并入環球通報社，王侃叔在北京的遠東通訊社機構改稱環球通報社“外洋之機關”，這一圖謀因遭到抵制反對未能得逞。

遠東通訊社在中外新聞交流史上具有多重意義：它獨立向歐洲各國報紙發稿，突破了英國路透社對中國新聞發布權的壟斷和封鎖，向世界發出了中國的聲音，開了中國人在國外創辦新聞通訊社并獨立發布新聞稿的先河；其次所發布中國新聞稿由中國人撰稿并由中國人向歐洲報紙發稿，外國讀者聽到了“原汁原味”的中國聲音，而不是由外國傳教士嘴里講的中國事情；第三是遠東通訊社采取新聞人自愿結合、分散運行，地區分工、整體展現的運行模式實踐證明是可行的，為后人提供了借鑒。

二、民國成立前中國政治派別在海外的新聞宣傳活動

甲午戰爭后的中國必須改變，且須有大的改變才能避免亡國滅種，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維新派的共識。差別在于革命派認定須推翻專制政府建立合眾政府才能實現大變；維新派則主張在原有封建君主制度框架內進行維新改良就能實現大變。為爭取海外華僑華人及世界各國支持、同情和幫助，兩派都十分重視在海外進行以“政治為體、新聞為用”的政治宣傳活動。

（一）民國成立前革命黨人在海外的新聞宣傳活動

1893年7月18日，孫中山參與發行的澳門《鏡海叢報》（周刊）創刊發行，包括“中文版”和“普文版”，中文版每期6頁，16開，鉛印，每期約一萬余字。葡文版，每期4頁，也刊載中文的商業廣告。“叢報主人”為澳門土生葡萄牙人飛南第（Francisco H.Fernades），曾在香港法院中任翻譯，與當時正在香港學醫的孫中山結識，并成為摯友。 孫中山在廣州開辦的“雙門底圣教書樓”、“石歧西門東西藥局”成為《鏡海叢報》“代派紙之處”之一。

1894年6月，孫中山由滬抵津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未被采納。同年秋持“在海外為農學會籌款” 護照前往美國檀香山。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發起創立中國興中會，把當地華僑報紙《隆記檀山新報》的經理、編撰人員全部吸收進興中會，并以報館為機關，秘密聚議，籌商進行。報紙的言論也從言商轉為言政，進行一些愛國救亡的宣傳。 1895年1月下旬孫中山由檀香山返港成立香港興中會策劃廣州起義。由于計劃泄密起義失敗。《鏡海叢報》對廣州起義作了多次報道，如起義失敗第3天的1895年10月30日，《鏡海叢報》在《本澳新聞》欄中用“謠言四起”標題報道了起義準備過程； 1895年11月6日又在《本澳新聞》欄“要電匯登”中敘述了廣州起義失敗的過程，客觀上宣傳了這次起義。1895年11月27日再在《本澳新聞》欄用“事必再發”的標題報道失敗了起義者在廣州起義失敗后的活動，“在河南開張生理西商”、“在附省近處制造炸藥”、“搭船東來至橫濱”及“杭州官巷口地方貼有無頭告示”，告示上“蓋有印章，內有‘平清王’”等 。《鏡海叢報》向澳門中外讀者傳播了革命黨人廣州起義的消息，擴大了革命黨人活動的影響。

1900年1月25日，孫中山直接領導、陳少白具體主持的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在港英殖民當局管制下的香港正式創刊，不久又出版《中國旬報》。《中國日報》日出4開一張半，大張包括論說、國內新聞、外國新聞、廣東新聞、香港新聞、來稿和來件等；小張登載廣告和貨價船期表。并“日撰英文論說一篇，附錄報紙，俾供洋人快睹”。 《中國日報》愛國救亡、排滿、抨擊清政府封建專制統制、揭露和反擊保皇黨誣蔑及宣傳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等宣傳，為在港外國人了解中國政治動態提供了信息渠道。

1905年7月19日，孫中山自法國馬賽東返抵達日本橫濱。7月30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11月26日，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報館設在日本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作為大型政論時事性刊物的《民報》設有論說、時評、談叢、紀事、譯叢等欄目，每期6-7萬字。編輯與發行人署張繼，實際主持人為胡漢民。自第6期起由章炳麟主持。恰逢革命派與保皇派的矛盾發展到高潮，很快演變成一場以《民報》等革命黨人報刊和以《新民叢報》等改良派報刊“關于中國前途問題”的論戰。雖然是圍繞“中國前途”展開，目標是爭取華僑華人對各自的支持，但發生在日本并波及到歐美東南亞的這場論戰，為外國讀者了解中國政治提供了渠道，同時也促進了中國政治信息的海外傳播和交流。

（二）民國成立前維新派在海外的新聞活動

因康有為、梁啟超等是在皇帝支持下企圖通過維新改良實現國家振興與強大，所以一直在京滬等政治中心創辦報刊鼓吹。直到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等人“劾奏”，光緒皇帝1896年1月20日下旨封閉北京強學會并禁止該會一切活動，北京《中外紀聞》及上海《強學報》被迫停刊后，才想到去清政府管不到的地方創辦宣傳變法維新報刊。1896年2月22日，重要的維新派報刊《知新報》在澳門創刊。報館經理康廣仁（康有為弟）和何廷光，康門弟子徐勤、何樹齡等主筆，梁啟超通訊主筆。因是在清政府“管不著”的澳門出版，所以在慈禧1898年9月21日再出訓政，百日維新宣告失敗，各地維新派報刊受到影響，自即日起紛紛停刊 的情況下，《知新報》仍繼續出版。直到1901年1月20日停刊。

戊戌政變失敗后，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后流亡日本 。改良派在國內的輿論陣地喪失殆盡 。回國必死但仍想說話，由馮鏡如任名義發行兼編輯人，梁啟超實際主編的《清議報》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橫濱創刊。該報以“擁帝反后”鼓吹改良為政治主張，宗旨為“維持支那之清議”、“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及“發明東亞學術” 。自創刊至1901年3月，梁啟超用“哀時客”、“任公”、“飲冰子”、“飲冰室主人”、“少年中國之少年”和“定遠”等筆名，為《清議報》寫了31篇論說及多篇專欄文章 ，產生了很大影響。該刊“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的宗旨表明梁啟超意在通過該報向日本讀者宣傳其“擁帝反后”政治立場和觀點。后因報館遇火災停刊。

1902年2月8日，馮紫珊為發行人而實際主編人和主要撰稿人仍是梁啟超 的《新民叢報》在橫濱創刊。該報創刊初期繼續進行從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界尋找武器并以此向中國民眾進行說教的“新民”工作，在青年中間產生很大影響。1903年正月，康有為主導下的美洲保皇會邀請梁啟超游歷美洲一年。1904年正月游美結束回到香港 后思想大變，認為“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適何。吾今其毋眩空華，吾今其勿圓好夢。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 隨著梁啟超思想“大變”，《新民叢報》“言論”也隨之“大變”。后來演變為以《民報》和《新民叢報》為主要戰場的那場“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涉及問題之多、斗爭之激烈”、“雙方投入這場論爭的國內外報刊有幾十種之多”的“全面大論戰。” 在更廣闊范圍向更多海外讀者傳播了兩大政治派別的不同觀點和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動態。

三、民國成立前“走出”國門開展新聞交流的中國新聞人

自西方傳教士把近代新聞報刊帶進中國后，使一些中國人的眼界逐漸打開。打開了眼界的國人又更加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于是出現了第一批具有“新聞意識”的國人，他們的活動推動了中國新聞界的對外交流。

（一）第一個“把眼光看向海外”的林則徐

林則徐1838年末受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次年3月10抵達廣州。為“采訪夷情”，“定控制之方”，林則徐派人搜集葡萄牙殖民統治下澳門地區出版的外文報刊，精選譯員進行翻譯編印《澳門新聞紙》，現存6冊。其內容是1839年7月23日到1840年11月7日澳門出版的外國報紙所載與禁煙、抗英作戰有關的新聞報道和評論選譯，重點是外國報紙對林則徐在廣州所采取的禁煙措施、施行的政策等方面的反映。譯稿忠實原文，不做任何修改。盡管《澳門新聞紙》只是有關報刊資料的選譯匯編——但說明中國人已經“把眼光看向海外”，這是“走出去”看世界的先聲。

（二）第一個“為學習辦報經驗”出去的錢昕伯

第一個以“學習辦報經驗”為目的“走出去”的中國人是曾擔任《申報》第二任總主筆的錢昕伯。在英國商人美查創辦《申報》的1872年之前，當時香港的華文報紙《中外日報》在上海已有發行，外號“天南遯叟”的王韜，常在《中外日報》上發表文章。美查為取得辦中文報紙的經驗，便請與王韜相識的錢昕伯去香港，向王韜學習經驗。錢昕伯去港學習辦報經驗回來后，美查便在公元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著手進行籌備工作 。另一說是美查于1871年5月19日與伍德沃德、普賴爾、瓦其洛等4人訂立合同，集股1600兩，由美查負責，籌備在上海創辦一份中文日報，并派專人赴港學習辦報經驗。

（三）第一個以“報紙總編輯”身份出去的王韜

第一個以“報紙總編輯”身份“走出去”與外國新聞界進行交流的是中國近代著名報人王韜 。1874年1月5日，王韜創辦了香港第一家國人自辦的中文報紙《循環日報》 并親任印刷商兼出版商 。1879年4月29日，王韜踏上赴日本參觀考察新聞業旅程，至同年8月31日返回香港，歷時125天。在日期間，王韜先后訪問長崎、神戶、大阪、京都、橫濱、東京等地，在東京最初下榻于上野附近的精養軒，一個多月后遷住日本橋附近的《報知新聞》（全稱為《郵便報知新聞》）（1872年創刊）社，共住80多天。王韜這次赴日本考察新聞業獲得兩個標志性的成果，一是記載“中日兩國新聞工作者之間第一次交流”（方漢奇語）的三卷本《扶桑游記》；二是和日本新聞界建立了新聞報紙交換關系。日本國會圖書館現藏有1880年夏至1884年底的《循環日報》。入藏起始的1880年恰是王韜訪日歸港后第二年，終止的1884年又正是王韜辭去《循環日報》工作離開香港的那一年。方漢奇認為：王韜訪日前，日本朋友沒有訂閱這份報紙，所以沒有收存。王韜離開該報后，接替他主持報紙工作的負責人不再送閱，因此日本也就沒有收存，所以保存的就只是這一段時期內的報紙了。

（四）第一個以“報館總理”身份出去交流的汪康年

第一個以“報社社長”身份“走出去”進行新聞交流的是《時務報》總理汪康年。《時務報》創刊于1896年8月9日。汪康年任負責館內“事務，兼外間應酬”的“總理”（相當于后來的社長），梁啟超任主持“報中文字”的總主筆 。1898年1月，《時務報》總理汪康年和該報翻譯曾廣銓受羅振玉等創辦的農學會委托赴日本訪問。他們在日本除辦理農學會事務外，主要活動就是與日本新聞界接觸交流。考察了解日本報業發展情況，拜訪日本新聞界名人，并特別參觀了日本著名的新聞機構朝日新聞社，為期半月后回國。汪康年回國后即應朝日新聞社之約，向該社寄贈了《時務報》第1期至30期縮印本和第31期至50期《時務報》，《朝日新聞》在報上向日本讀者介紹《時務報》并轉載了部分內容。日本其他新聞機構如日本精神社（辦有《中外討論》）、《日本》及《日本人》也把所處報刊送給時務報館進行交流。 汪康年對日考察訪問開啟了中日新聞界的交流之旅：《大阪日報》曾以《上海時務報》為題介紹維新派重要報刊《時務報》，擴大了維新派報刊在日本的影響；因汪康年曾和日本的《日本人》、《日本新聞》和《中外討論》三家報刊達成交換協議，日本精神社在其主辦的《中外討論》月刊和《時論》周刊刊登“社告”稱可為日本讀者代購中國《時務報》和《知新報》；后經汪康年介紹，日本《日本日報》和天津《國聞報》、澳門《知新報》；日本《日本人》和湖南《湘報》也建立了報紙交換關系。

（五）第一個參加國際記者組織“世界記者公會”的王慕陶

1910年7月24日，世界新聞記者公會（亦譯“萬國記者公會”）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萬國記者大會”。時任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翻譯（一說參贊 ）和汪康年一起創辦遠東通訊社的王慕陶（侃叔），因所辦遠東通訊社在西方新聞通訊界的影響，作為中國新聞記者代表參加了這次世界新聞界同人的盛大聚會，并應邀出任常年會員 。這是中國新聞人首次以國人所辦新聞通訊社代表的身份被世界新聞界同人組織吸收為會員，更是以中國新聞界“代表”首次參加世界性新聞記者國際會議，是中國新聞界代表走進世界新聞界同人組織的第一步。后來，王慕陶又介紹和他合辦遠東通訊社并在國內新聞界有很大影響的著名新聞人汪康年、《北京日報》主筆朱淇、時在北京“為《亞細亞報》撰文兼為上海《東方日報》通訊” 的著名記者黃遠庸（遠生）、上海《申報》主筆陳景韓等人參加世界記者公會。

四、民國前中外新聞交流的新形態

在民國成立前的中外新聞交流中逐漸出現一種新情況，即中國人“選擇性”地引進外國新聞著作翻譯出版和主動邀請或接受外國新聞界來華請求并予以接待的新聞交流活動。這是與外國人強行“進入”中國和中國人“走出”國門的交流活動有所不同，是中國新聞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出現的新態勢。

（一）中國新聞學界“引進”外國新聞學著作的開始

從外國傳進中國的第一部新聞學著作是1898年由《嶺南報》館譯印的《泰西新報源流表》。這部著作在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中著錄在“報章二十九”最后，為顧燮光所補。云“為《嶺學報》本”,但未作提要。甘韓所輯《皇朝經世文新編續輯》第二十一卷“雜纂”中收錄《泰西新報源流表并序》。介紹該書正文前有一千三百多字“序言”，正文《泰西新報源流表》分“中國紀年”、“地名”、“報名”、“紀事”、“西歷”等五欄， 記載從明萬歷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到清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共240年間德國、比利時、英國、法國、瑞典、俄羅斯、意大利、西班牙、丹麥等9國計41種報紙創刊和刊行情況，其中英國最多，有24種。從文獻內容的豐富和準確來看,在整個19世紀無出其右者,當是據相關西文著作編譯成。 《嶺學報》創刊于1898年2月10日（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旬刊，出至第16冊停刊時應在1898年7月20日左右停刊。《泰西新報源流表》由《嶺學報》館譯印，應不遲于1898年7月20日。

1903-1904年間，國內出版了名為《報章源流》的新聞史譯著。此書見錄于顧燮光《譯書經眼錄》“報章”。“提要”稱“英姑連氏原著,南洋官報館節譯。是書作于十九世紀, 原名《報章沿革》,書歐美各國報章沿革言之極詳。按西國報章,始于羅馬,由官主持,以當文告,未有論說,迄羅馬分裂以后,言論自由之說出, 而流弊益滋。讀是書者, 知文明諸國于報章定以專律,此民志所由定,而國政所由立者矣。”大英圖書館藏十九世紀作品目錄中有種名為The Newspaper press:Its Origin,Progerss and pers ent Position.的著作,二卷, 1871年出版,作者為James Grant(1802—1879)。此書在書名、出版時間及題目顯示內容與提要所述《報章源流》十分吻合, Grant又與“姑連”音近,估計此即為《報章源流》一書翻譯所據的英文原本 。《南洋官報》創刊于1903年，所以該書出版不會早于1903年。顧燮光《譯書經眼錄：自序》說“著錄各書由前清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止”，所以不會晚于1904年,即1903—1904年間。

1903年10月，日本學者松本君平的《新聞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這是在中國產生較大影響的第一本外國新聞學著作。該書1899年在日本出版后產生較大影響，流亡日本的梁啟超“近水樓臺先得月”在《清議報》第100 冊（1901年12月21日出版）上發表的《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一文“報館之勢力及其責任”中稱：“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聞學》一書，其頌報館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驅國民之運命;彼如裁判官,斷國民之疑獄;彼如大立法家,判定律令;彼如大哲學家,教育國民;彼如大圣賢,彈駭國民之罪惡;彼如救世主,察國民之無告苦痛而與以救濟之。諒哉言乎!” 在國內，1903 年 8月 7 日在上海創刊、章士釗主編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報紙《國民日日報》發刊詞寫道:“故以吾《國民日日報》區區之組織,詹詹之小言,而謂將解脫‘國民’二字,以餉我同胞,則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頌新聞記者),誠未之敢望。” 可見松本君平的《新聞學》出版后,在清末無論是對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報人,還是對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報人,都是有影響的。

（二）民國成立前中國新聞界“有意識”與外國新聞界的交流

隨著中國近代新聞業的發展，在民國成立前出現的中國新聞界主動與在華外國新聞人進行交流，或組團出國考察，或“各報館”一起開會接待外國新聞代表團來訪等活動，已具有一定的“有意識”成分。

第一次“有意識”與外國在華新聞同行交流合作的活動是英斂之領銜發起創設天津報館俱樂部。上海《時報》1905年3月13日發表《宜創通國報館記者同盟會說》一文倡議成立報界同業組織。上海《申報》于次日及16、17日發表社評響應《時報》關于“成立記者同盟會”倡議。提議雖出自上海報界，但上海報界卻“由于內部矛盾叢叢，各報館意見不一，尚未建立自己的同業團體”。 1906年7月1日，負責“董其事” 的《大公報》英斂之和天津《北洋日報》足立傳一郎（日本人）、《北支那每日新聞》木村篤（日本人）、《天津日日新聞》方若、津村宣光（日本人）等聯合發表《告天津各報大主筆》， 倡言組建天津報館俱樂部。天津報館俱樂部即日在日本租界旭街芙蓉館舉行第一次會議宣布正式成立。

第一次由“各報館”開會歡迎外國新聞界同行的是1909年4月北京各報開會歡迎美國《希露報》主筆歐路來京訪問 。據載“美國希露報主筆歐路君日前來京時，曾由京師各報館開會歡迎，茲于二十一日由歐路君假座六國飯店酬答各中報主筆。時日與會者為朱季箴諸君，并由歐路君提議中美交誼各問題，應有中美各報擔負責任，鼓吹提倡，以期直達目的” 。盡管北京報界公會已于1908年正式成立（《北京日報》朱淇為會長，《中央大同日報》康士鐸為副會長）；參與“開會”的報館都是“北京報界公會”成員單位，參加人員也大多是平時積極參加報界公會活動的“北京報界公會”成員，但這次歡迎美國新聞界同行歐路的活動卻不以“北京報界公會”而以“京師各報館”名義舉辦，其中原因有待探討。

第一次由報界出面組團出國考察的是1910年由沈陽（奉天）的《東三省日報》和《盛京時報》發起組織的考察日本活動。1910年3月16日，日本名古屋舉辦勸業博覽會。《盛京時報》和《東三省日報》“以擴見聞”為倡議，共同發起組織“游東（洋）考察政學農共商觀光團”，得到社會各界響應。在兩個報館的鼓吹和鼓動下，成行者達23人之多，最后組成以《東山省日報》主筆汪洋為團長的東三省赴日觀光團。4月11日該團抵達日本，按計劃考察商品陳列館、大學和專門學校，報社、博物館、動物園、工廠、監獄、美術館和銀行等，收獲頗多。 4月25日，東京各報館主筆與各通訊社聯合設宴歡迎觀光團，《盛京時報》中西正樹、《東京朝日新聞》池邊，《時事新報》石川、《國民新聞》德富等三十余名日本記者參加了歡迎宴會。

第一次以中國新聞人團體名義接待外國來訪團體的是北京報界公會接待日本“赴清游歷團”的活動。1910年4月，日本實業界決定組織由日本郵船會社社長近藤謙平任團長的“赴清游歷團”，前往中國東北、北京、漢口等地考察，并前往南京參加勸業會 。經過籌備和組織，日本實業團當年5月底抵達中國首都北京。北京報界公會5月31日設宴歡迎日本實業考察團。《北京日報》、《帝國日報》、《中國報》、《帝京新聞》、《英文北京日報》、《憲志日刊》和《順天時報》等七家報館代表出席歡迎宴會。北京報界公會會長、《北京日報》主筆朱淇代表北京報界公會致歡迎詞稱“我等同人亦系實業家，故歡迎實業家之貴團；敝報界是中國國民，故歡迎大日本國民之貴團” 。參加歡迎宴會的北京報界公會代表是北京報界公會會長、《北京日報》朱淇，《帝國日報》的陸鴻逵，《中國報》的黎宗獄，北京報界公會副會長、《帝京新聞》的康士鐸，《英文北京日報》的羅星樓，《憲志日刊》的孟昭常及《順天時報》上野巖太郎等人。

本 章 結 語

“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是發生在“民國時期（1912.1.1-1949.9.30）中外新聞界以新聞傳播為主題的相互交流活動”。既包含“民國時期”中國新聞界“走出去”的交流活動，也包含外國（地區）新聞界“走進來”的交流活動。

一、19世紀初外國人“進入”中國并從事圍繞“中國”主題的新聞活動開始到20世紀初（1912年元旦前）外國人對中國新聞交流活動歷程，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民國創立前外國人“進入”中國進行新聞活動不是為了“中國”。無論是早期傳教士馬禮遜、米憐，還是后來的林樂知和英國商人美查，本意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或實現自己的目的：或是傳播基督教，以西方“耶穌”和“上帝”開化中國“皇帝”和“愚民”，實現拯救“迷途羔羊”的“目標”；或是通過新聞宣傳西方的先進和科學，摧毀中國人的“傲慢和自大”，影響中國社會政治走向；也或是宣傳其自身領土、主權及文化觀，成為侵占中國的理由或依據；或是作為投資手段，以貌似公正、中立的言論吸引中國讀者購閱發“新聞財”。其次，民國創立前外國人在華新聞活動是隨著東西方列強強行“進入”中國推進的。外國人“想來就來”，“想什么時間來就什么時間來”，“想到哪里去就去哪里”。鴉片戰爭后外國傳教士在華辦報不必得到中國政府批準；辦在外國租界的報紙中國政府管不著；外國新聞攝影記者拍攝新聞照片不須中國同意。被英國遠征軍、英法聯軍、日本軍隊及八國聯軍打敗且打怕了的清政府既無膽量更無能力對外國在華新聞活動進行管理，中國政府（官員）乃至土地、城市統統處于被動“接受”狀態，沒有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拒絕”的態度。再則，早期外國人為了吸引并進而征服中國讀者，在創辦中文報刊時披上中國文化外衣和遷就中國讀者習慣。無論是米憐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還是郭士立在廣州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或是麥都思在巴達維亞創辦《特選撮要每月紀傳》以及再后的《各國消息》、《遐邇貫珍》等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中文報刊，不但都采用中國古籍線裝書版式，且采用“博愛者”、“尚德者”和“愛漢者”等稱號，以表示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和道德的一致性；一改西方語言橫寫習慣而改用文字豎寫，還在封面上印上諸如“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封面）、“子曰亦各其言志也已矣”（《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封面）等中國圣賢經典語錄，為的就是讓中國讀者產生親近感以接受它，使宣傳的內容逐漸滲入中國人頭腦，改變中國人觀念。最后，東西方列強在華新聞活動范圍與其國家利益和在華勢力范圍相對一致。民國前外國人在華新聞活動的范圍，英美兩國集中在中國上海、廣州、福建、寧波、香港等東南沿海城市；法國集中在天津北京周圍的北方地區；沙皇俄國主要集中在東三省等地尤其集中在哈爾濱。日本在華新聞活動則從上海、福州、天津、漢口和香港，到大連、安東、奉天、營口、遼陽、長春、鐵嶺及圖們江北東灘等地，表現出既重點經營東北，又企圖插足全國的野心。外國軍艦在中國長江里自由航行，外國軍隊在外國租界及東交民巷等“國中之國”自由駐扎，中國對所有西方列強、日本及沙俄帝國都欠著戰爭賠款外債，甚至海關都由外國人直接掌控，在國家主權受到嚴重踐踏的情況下，這是必然的現象和結果。

二、從19世紀中葉開始到民國成立前中國人與外國新聞界的交流活動，有如下特點：首先，中國人開始在海外進行新聞活動的時間點遲于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新聞活動。從米憐受馬禮遜派遣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的1815年開始，外國傳教士圍著“中國”轉的新聞活動到民國成立時已近百年歷史。而有案可稽的李根在舊金山參與編輯《金山日新錄》則是到1854年4月才出現的。外國傳教士對中國新聞界的“進入”是早在鴉片戰爭之前為“進入”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服務就出現了，而中國人的對外新聞交流則是在鴉片戰爭以后才出現的。其次，中國人在海外進行新聞活動的本意是為他人提供便利。如介紹當地政府的法律、介紹國內的新聞消息、提供來往商船和物價信息等，這些應是新聞報紙社會功能的“本意”。外國傳教士或商人的在華新聞活動則是以教會組織作依托，以為自己利益服務或實現自己目的為出發點和歸宿：或是傳播基督教，或摧毀中國人的“傲慢和自大”；或是作為資本投資經營。再則，民國創立前中國新聞人的對外交流活動處于滯后被動適應狀態。外國傳教士先來中國辦報，中國人也學著辦報；外國租界報紙中國政府管不著，中國人學著在外國租界及日美和港澳等清政府管不著的地方去創辦反清報刊；外國人組團來華“游歷”，中國報界也組織出國考察。一是中國封建專制統治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中國近代新聞業處于模仿學習階段；二是在國家主權受到嚴重踐踏、東西方列強橫行無阻情況下，中國新聞界只能以被動適應態勢參與對外新聞交流。最后，中國新聞界對外新聞交流起源于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影響和熏陶的人群。第一個在美國參與中文報刊《金山日新錄》和《東涯新錄》編輯的是中國廣東留學生李根，第一個在美國創辦中文報紙《沙架免度新錄》的是廣東華僑司徒源（黃泰），第一個在國外創辦新聞通訊社的是清政府駐比利時大使館參贊王慕陶（侃叔），第一個出國考察新聞業的是創辦過重要維新報刊《時務報》的汪康年，第一個在澳門參加報刊活動的是幼年即跟隨其兄在美國生活的孫中山；第一個倡議并組建中國報館團體的是接受西方文明影響并信奉天主教的英斂之。至于康有為和梁啟超當然更屬于較早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人物。

三、盡管民國成立前中國新聞界“與境外同業交流的規模有限”，交流效果也沒有明顯顯示出來，但“卻不失為中國報業史上的新動向”。中國新聞界在民國創立前的與境外同業的交流中，“取鑒異域，藉此擴充識力” ，不但對于自身發展有積極意義，而且促進了中國新聞業的對外開放，為民國時期的新聞業對外交流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文件補載

關于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

特約專題稿及有關事宜的通報

根據《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紀要》“決議”第四條：“（1）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各卷篇幅由原定每卷50萬字調整為每卷36萬至40萬字。（2）《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主編可根據每卷36萬至40萬的整體要求確定本卷的總字數；根據本卷情況確定各特約專題稿的具體字數；根據本卷情況明確各特定特約專題稿的完成要求；根據‘章節框架穩定，點目標題靈活’的原則決定調整本卷各章第三、四級標題和內容；（3）2018年8月項目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將審讀完整的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書稿”的要求和各分卷主編的建議，經項目編纂委員會主任同意，現就納入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特約專題稿的有關問題通報如下：

一、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篇幅設計：

（一）《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民國創立至民國初年的新聞業，時間跨度為1893.7-1916.1），總體篇幅控制在40 萬字。其中本卷主編倪延年負責撰稿25 萬字左右，各特約專題負責人撰寫的特約專題稿為15萬字左右。

（二）《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時間跨度為1916.7-1928.12），總體篇幅控制在40萬字。其中本卷主編王潤澤負責撰稿25萬字左右，各特約專題負責人撰寫的特約專題稿為15萬字左右。

（三）《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業，時間跨度為1929.1.7-1937.8），總體篇幅控制在40萬字。其中本卷主編劉繼忠負責撰稿 25萬字左右，各特約專題負責人撰寫的特約專題稿為 15 萬字左右。

（四）《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時間跨度為1937.8-1945.9），總體篇幅控制在40萬字。其中本卷主編劉亞負責撰稿25 萬字左右，各特約專題負責人撰寫的特約專題稿為15萬字左右。

（五）《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業，時間跨度為1945.9-1949.9），總體篇幅控制在 40 萬字。其中本卷主編艾紅紅負責撰稿 25 萬字左右，各特約專題負責人撰寫的特約專題稿為 15 萬字左右。

二、《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章節字數分配方案

（一）《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總篇幅為40萬。章節篇幅分配如下：

全書緒論（2.5萬，倪延年）

第一章 民國新聞業產生的社會背景（4.5萬，倪延年）

第二章 民國新聞報刊業的歷史淵源（5萬，倪延年）

第三章 民國新聞報刊業的誕生（5.5萬，倪延年）

第四章 民國北京政府袁世凱時期的新聞報刊業（5.5萬，倪延年）

第五章 民國初期的新聞通訊業、軍事新聞業和外國在華新聞業（5萬）

第一節 民國初期的新聞通訊業（1.5萬，萬京華）

第二節 民國初期的軍事新聞業（1.5萬，劉亞）

第三節 民國初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2萬，鄧紹根）

第六章 民國初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和圖像新聞業（5萬）

第一節 民國初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2.5萬，白潤生）

第二節 民國初期的圖像新聞業（2.5萬，韓叢耀）

第七章 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和新聞業經營（5萬）

第一節 民國初期的新聞管理體制（2.5萬，方曉紅）

第二節 民國初期的新聞業經營（2.5萬，張立勤）

本書結語 （2萬，倪延年）

（二）《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總篇幅為40萬。章節篇幅分配如下：

第一章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新聞業的社會背景（5.5萬，王潤澤）

第二章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官用新聞報刊業（5.5萬，王潤澤）

第三章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政黨新聞報刊業（5.5萬，王潤澤）

第四章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民營新聞報刊業（5.5萬，王潤澤）

第五章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通訊業、圖像新聞業和軍事新聞業（5萬）

第一節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通訊業（1.6萬，萬京華）

第二節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圖像新聞業（2萬，韓從耀）

第三節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軍事新聞業（1.4萬，劉亞）

第六章 民國初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和外國在華新聞業(3.3萬)

第一節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1.5萬，白潤生）

第二節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1.8萬，鄧紹根）

第七章 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和新聞業經營(4萬)

第一節 民國初期的新聞管理體制（2萬，方曉紅）

第二節 民國初期的新聞業經營（2萬，張立勤）

第八章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團體、新聞教育與新聞學研究(4.2萬)

第一節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團體（1.5萬，王潤澤）

第二節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教育（1.2萬，李建新）

第三節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學研究（1.5萬，徐新平）

本書結語 （1.5萬，王潤澤）

（三）《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總篇幅為 40 萬。章節篇幅分配如下：

第一章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新聞業發展的社會背景（5萬，劉繼忠）

第二章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國民黨新聞報刊業（5.5萬，劉繼忠）

第三章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共產黨新聞報刊業（5.5萬，劉繼忠）

第四章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民營新聞報刊業（5.5萬，劉繼忠）

第五章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廣播業、新聞通訊業和圖像新聞業（5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廣播業（2萬，艾紅紅）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通訊業（1.5萬，萬京華）

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圖像新聞業（1.5萬，韓叢耀）

第六章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少數民族新聞業、軍事新聞業和外國在華新聞業（4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1.3萬，白潤生）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軍事新聞業（1.3萬，劉亞）

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1.4萬，鄧紹根）

第七章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和新聞業經營（4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管理體制（2萬，方曉紅）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業經營（2萬，張立勤）

第八章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團體、新聞教育與新聞學研究（4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團體（1.3萬，劉繼忠）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教育（1.4萬，李建新）

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學研究（1.3萬，徐新平 李秀云）

本卷結語 （1.5萬，劉繼忠）

（四）《中華民國新聞史》（第四卷）總篇幅為40萬。章節篇幅分配如下：

第一章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新聞業發展的社會背景（3萬，劉亞）

第二章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國民黨新聞報刊業（6.5萬，劉亞）

第三章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共產黨新聞報刊業（6萬，劉亞）

第四章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民營新聞報刊業（ 6.5萬，劉亞）

第五章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廣播業、新聞通訊業和圖像新聞業（4.5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廣播業（1.5萬，艾紅紅）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通訊業（ 1.5萬，萬京華）

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圖像新聞業（1.5 萬，韓從耀）

第六章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少數民族新聞業、軍事新聞業和外國在華新聞業（5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1.5萬，白潤生）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軍事新聞業（ 2萬，劉亞）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1.5萬，鄧紹根）

第七章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和新聞業經營（3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管理體制（1.5萬，方曉紅）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經營（1.5萬，張立勤）

第八章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團體、新聞教育與新聞學研究（4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團體（1萬，劉亞）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教育（1.5萬，李建新）

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學研究（1.5萬，李秀云）

本卷結語 （1.5萬，劉亞）

（五）《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五卷）總篇幅為 40 萬。章節篇幅分配如下：

第一章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新聞業發展的社會背景（ 5 萬，艾紅紅）

第二章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國民黨新聞報刊業（ 5 萬，艾紅紅）

第三章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共產黨新聞報刊業（ 5 萬，艾紅紅）

第四章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民營新聞報刊業（ 5 萬，艾紅紅）

第五章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廣播業、新聞通訊業和圖像新聞業（5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廣播業（ 1.5 萬，艾紅紅）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通訊業（ 1.5 萬，萬京華）

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圖像新聞業（ 2 萬，韓從耀）

第六章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少數民族新聞業、軍事新聞業和外國在華新聞業（5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 2 萬，白潤生）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軍事新聞業（1.5 萬，劉亞）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1.5萬，鄧紹根）

第七章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和新聞業經營（3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管理體制（1.5萬，方曉紅）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業經營（1.5萬，張立勤）

第八章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團體、新聞教育與新聞學研究（5萬）

第一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團體（1.5萬，艾紅紅）

第二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教育（1.5萬，李建新）

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的新聞學研究（2萬，李秀云）

本書結語 （2萬，艾紅紅）

三、特約專題稿撰稿任務匯總

根據經各分卷主編溝通協商和反復權衡決定的《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章節字數設計，各專題負責人撰寫的特約專題稿匯總如下：

艾紅紅 （共三節，計6.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一節，2.0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一節 ，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一節， 1.5 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八章第一節， 1.5 萬；

萬京華 （共五節，計7.6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節，1.6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白潤生 （共五節，計8.8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節，2.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節，1.3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節，2.0萬。

李建新 （共四節，計5.6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節，1.2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節，1.4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劉 亞 （共五節，計8.7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第五章第二節 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三節1.4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三節1.3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三節2.0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八章第一節1.0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三節1.5萬；

韓叢耀 （共五節，計9.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節，2.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節，2.0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節，2.0萬。

鄧紹根 （共五節，計8.2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節，2.0 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節，1.8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節，1.4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徐新平、李秀云 （共四節，計6.3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節，1.3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節，2.0萬。

方曉紅 （共五節，計9.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節，2.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節，2.0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節，2.0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節，1.5 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張立勤 （共五節，計9.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第五章第一節，2.5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第五章第一節，2.0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第五章第二節，2.0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第五章第二節，1.5 萬；

《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第五章第二節，1.5萬。

四、請特約專題負責人搜集選擇特約專題稿的插圖

根據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關于“為增加本書內容的歷史直觀性和版面可讀性，各卷主編負責收集并選擇30-50幅插圖，并提出擬插入文中的具體位置建議，與本卷文字內容一起提交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審定”的決定，請特約專題負責人在撰寫特約專題稿的同時，收集并選擇3-5幅與本稿文字內容有密切關系的插圖，以備文中插圖。

五、請在2018年2月底前提交特約專題文字稿和插圖

為保證2018年8月會議審讀完整的《中華民國新聞史》書稿，納入《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的全部特約專題（新聞廣播業、新聞通訊業、少數民族新聞業、軍事新聞業、圖像新聞業、外國在華新聞業、新聞學研究、新聞教育、新聞管理體制和新聞業經營）的特約專題稿以及有關插圖最遲在2018年2月底前完成提交《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主編，以便各卷主編有較充裕時間整合統一，形成完整的各卷書稿，提交《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審讀。

敬請各位分卷主編及特約研究課題負責人統籌安排工作時間，保證研究工作如期推進，實現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確定的目標。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