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ZD167 王錫榮 羊皮古書的記憶與手稿學（張蘊艷）

“羊皮古書”的記憶與文學手稿學研究

如若追溯記憶的形式與載體，不同時期記憶的形式與載體是不斷變化的，古老文字是記錄在黏土、石頭和蜂蠟上的，而用復用羊皮紙比喻人的大腦記憶，一位記憶研究者阿萊達?阿斯曼發現始于英國浪漫派作家托馬斯?德昆西，因為羊皮紙極其珍稀，所以會用化學制劑在將原來的字跡消除掉后繼續書寫，故而記載希臘悲劇的手跡被清除掉后再在古典后期繼續刻寫傳奇，然后在中世紀時再在其上書寫一部騎士史詩。德昆西通過復用羊皮紙的記憶載體看到，這種時序顛倒的回溯式閱讀會激起回憶對遺忘的神秘支配力量，他將之描述為猶如：“在一個長長的復歸中，我們回溯到每一只鳳凰之后，并強迫它去揭示鳳凰的祖先，而這祖先正安息在更深層的灰燼里”；人類大腦也就像一張“自然的、偉大的復用羊皮紙”，“不可磨滅的思想、圖像、感覺一層層柔和得就像光線一樣疊放在你的大腦中。每一層新的看起來都會把前邊的所有層次掩埋。但實際上沒有一層會被消除掉”。 這一對記憶的思考，后來不斷被不同的理論家重新反芻、消化、再創造，從弗洛伊德的“神奇畫板”到德里達的《書寫與差異》，關于記憶載體與形式的思考不斷，但一個核心的問題并未有大的轉換，即記憶的在場和缺席、記憶痕跡的固定性、不可消除性與記憶的缺席或潛伏狀態的矛盾問題，記憶的“無限的接收能力”和“持久痕跡的保留”的互相包容問題。

無獨有偶，當代左翼理論家馬克斯?西爾弗曼（Max Silverman）的《羊皮古書的記憶——法國與法語小說和電影中的大屠殺與殖民主義》 ，就是接著弗洛伊德、德里達的理論來思考記憶問題的，同樣借助了羊皮古書的比喻。此書比較集中地代表了他將記憶研究，特別是災難記憶研究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等問題結合在一起的思考。此書一開始他就借幾個法語小說與電影的典型片段說明記憶的重疊與雜糅結構。這一疊合雜糅的記憶結構也是民族記憶與集體記憶的結構。比如他舉例說，在弗朗索瓦?伊曼紐爾的小說《人類問題》中，敘事者，一個1990年代在德國總公司的法國分公司工作的心理學家，被分派任務調查這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的怪異行為，在調查的過程中，他發現這位執行官的父親與二戰時期納粹處決猶太人的政策有關。讓敘事者更困擾的是與此同時他收到了許多匿名信，因為公司最近針對納粹的金融解決方案要求裁員。為了暗示兩件時間相隔有50年之久的不同的事件之間具有聯系，發信者使用的策略，是在信件中插入部分著名的黨衛軍備忘錄，里面記載了1942年6月納粹為提高在海烏姆諾和切爾姆諾死亡集中營運行的“毒氣車”的效率而作了技術修改，這一技術修改的資料直接與敘事者為調整他所在公司的裁員選人程序起草的技術資料相聯系在一起，他發現后一文本的某些句子實際上奠基于第一個文本，它似乎把后一文本的邏輯推到了它的極端，并引出了邪惡的內涵，更重要的是某種熟悉的技術術語把一種人們通常不會把他們聯合在一起的意義聯合在了一起。這位敘事者描述了發信者這種寫信的策略造成的效果：“我立刻有一種倍加的感覺，發現自己在那種意義突然變得奇怪的詞語上猶豫，它（毫無疑問這里的參照物是兩封信）顯示第一個技術文本已經被入侵就好像被其他文本吞噬了。”作者由此推斷，后來的記憶時刻，總是會不經意間喚醒前期的某個記憶。再比如當人們看到層累的海報的某一時刻，也會重新喚起在文本中更早的記憶，由此也會產生一種密集的凝結的意義。比如他又舉一位法國作家迪迪葉?德倫克思的小說《為了記憶的謀殺》為例，該小說就是用這種疊加的廣告和標語的意象作為他書中處于核心的兩個互相聯系的事件的隱喻。一個事件二戰時期在法國聚集的猶太人被法國警察調遣去死亡集中營；第二個事件是宗主國對被殖民地，即法國對阿爾及利亞民族的暴力造成的災難，以“十月屠殺”事件為典型，即1961年10月，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和平示威的阿爾及利亞人在巴黎被大肆屠殺的事件。作家通過在法國歷史上跟這兩個事件都發生密切關聯的人物原型莫里斯? 帕蓬（Maurice Papon）將之聯系起來。他既在二戰期間對猶太人犯下罪行，又在法國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任職期間，鎮壓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在德倫克思小說中類似莫里斯?帕蓬這樣的人物是由一個叫安德烈的負責處理猶太事件的行政長官來演繹的，他在23年后，又接受了負責清除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前線頭領的任命。他既承擔連接前后記憶的事件經歷者的角色，又是兩起暴力事件的見證者，并且因為后一個事件的變型的記憶，前一個事件的初始記憶也被重新挖掘出來。而這些事件的挖掘，都始于對文本中記憶痕跡的發現與探索。類似這樣的例子證明了馬克斯?西爾弗曼在此書中意圖揭示的記憶文本的兩個方面，首先，現在是在過去的陰影下，過去的陰影可能不是立即可見的，但總是會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變得清晰可見，現在與過去的審美關系形式因此采用的是不同時間軌跡的疊加和互動的繁復結構，而這就像一個羊皮古書般的重寫本，一層軌跡能夠通過另一層被轉換了形式的軌跡所看見。其次，這種作品中的復合結構不是過去與現在兩個時刻的簡單組合，而是大量不同的時刻，生產出豐富的意義，把看似全然不相干的時空抽離并雜糅在一起。馬克斯?西爾弗曼認為，借助于羊皮古書般的重寫本，我們才能看清穿越時空的多向文化與政治記憶的聯系，才能在面臨有關極端暴力和恐怖的現象與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詩學與藝術文本時更具洞察力。許多文本正是這種堅持投入記憶的雜糅和動力性質的見證。這本書就是為了介入文化記憶在跨民族年代的爭論，提出一種不同的看待過去的暴力以及它與現在和未來關系的方法。他采用“羊皮古書的記憶”這一術語來討論記憶的雜糅形式，是因為羊皮古書暗含著所有這些通過類比、隱喻、分類、蒙太奇等手法將分立的元素相互聯系在一起的特點，羊皮古書具有能徹底完全地抓住不同文本疊加與生產互動的特點。

馬克斯?西爾弗曼這種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維度的記憶觀點，跨越單一國家、單一民族、單一文化與單一種族的記憶觀點，對我們當代中國如何借助記憶文本比如口述史、書信、日記以及作家手稿處理歷史痼疾與現實難題雜糅的集體記憶問題、邊緣與中心的地緣政治關系及其書寫問題，都有豐富的啟迪。具體而言，這種啟迪至少蘊含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記憶同一性的反思。馬克斯?西爾弗曼的文化記憶理論深化了前人對記憶功能與記憶形式等的研究。前已提及，維持記憶的永恒“同一性”或保留記憶痕跡的不變，這與記憶的缺席或潛伏狀態是存在著矛盾的，記憶理論家們思考的重心也在于兩者的包容性問題。阿萊達?阿斯曼甚至認為在當今數字媒介時代，把記憶看作固定的儲存器已不太可能，在當下不斷變換的視角下記憶更像是一個可塑的團塊，被不斷地重新塑形。張志揚的《創傷記憶》一書從中國本土的創傷性經驗與境遇出發，也認為絕對的同一性記憶在倫理上也包含著困境。在此情況下馬克斯?西爾弗曼的多元化文化記憶理論自覺地抵抗記憶同一性的誘惑，呈現并補救了記憶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刪減，也有助于文化記憶承擔反思現實的功能。重寫本或手稿本正可見證文化記憶在固定的傳承形式與不斷變動的重構形式間的雜糅疊合關系。因而若將之運用于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比如文革學的研究，將有望產生別開生面的研究局面。比如對巴金《隨想錄》手稿或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的研究，或將開拓其寫作時代的歷史的細枝末節，同時也豐富了個人記憶的細節，從而更好地去除歷史遮蔽。以此理論來關照，記憶理論家馬各利特所區分的“共時記憶分工”（不同身份的人對同一事件記憶的共時態分享與公共信息的交流） 與“歷時記憶分工”（后代人從前代人或更前代人那里獲得記憶） ，也有望在手稿研究中重新被激活，因為手稿的歷時記憶的形態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歷時記憶分工”的功能。二是即便是從個體身份認同或群體身份認同的角度而言，馬克斯?西爾弗曼的雜糅疊合的多元記憶觀也有助于重構對創作者個人或某一民族與共同體的認知，從而有助于構建共同體的可能性之實現。以魯迅手稿為例，對其版本的來源、筆跡、涂改、刪除等作知識考古學的還原與分類，對手稿本與初刊本、初版本、全集本作校對比勘，可發現其復雜的創作心理的隱秘與多元的記憶的軌跡。如學者符杰祥對魯迅《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的“記念”一詞的考訂，就是在對手稿的稿本辨考認證基礎上與當時社會通用的“紀念”一詞作了鑒別之后的成果。指出“記念”、“紀念”的書寫差異，絕非魯迅的隨意混用，而是魯迅個人化的修辭選擇，“紀念”側重集體儀式，多用于魯迅的各類“紀念文”中，“記念”更能“抒寫自己的心”，在魯迅各類“回憶記”的文體中，他傾向于用個人抒情色彩濃厚的“記念”一詞；同時，“記念”對日本語的沿用也體現了魯迅的“硬譯”原則。因而堅持個人的“記念”，未嘗不是對集體紀念儀式的有意的反思或補充。由此出發，方可進一步深究魯迅對與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群體的不同價值思考與選擇。因此，個人的回憶作為個人的動態記憶，其思想操練的痕跡是都呈現在手稿文本中的，文學手稿學作為這樣一種“文本發生學”，貼切地呈現了記憶痕跡具有超越創作家情感與想象的固定的儲存器功能，而成為一個微型的流動的圖書館，研究手稿因此也應致力于挖掘文本背后處于潛伏狀態的記憶。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