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學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1、課題開題與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項目立項以來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和科研計劃開展工作，2016年3月在京召開了開題研討報告會，課題論證得到與會領導和專家的高度肯定寄予厚望，提出完善研究的建設性建議，課題組認真分析和吸收。開題會進一步研究經費分配、文獻資料以及科研步驟等實施細節，奠定了科研工作的基礎。立項至今，經過課題組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科研工作得以穩步推進，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較好。五個子課題的進展情況基本順利，首席專家與子課題負責人以及課題組成員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溝通交流，具體布置嚴格要求，對研究工作真抓實干。現已完成并發表中外文相關成果20余項（見階段性成果清單），超過了原計劃，這與較為扎實的前期準備分不開，一些研究成果產生了一定的學術反響。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本項目涉及大量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和調研數據的整理運用，這是十分艱辛的基礎性工作，尤其是其中涉及國外文獻資料，課題組下大氣力通過多種方式進行發掘搜集，包括一些數據庫的運用，已取得初步成效，如已刊出子課題負責人張亞光等的《中國經濟史學的新視野——歐美期刊中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研究》，受到學界重視。我們不僅與中外學者進行多方面的學術交流，而且召開多種形式的學術會議，如子課題負責人程霖主持主辦“第48屆英國經濟思想史年會暨全球視野下的中西經濟思想比較研討會”（2016年9月），又如多位課題組成員赴境外參加“第21屆歐洲經濟思想史學會年會”（2017年5月），在眾多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上介紹本課題的研究成果。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首席專家強調注重本項目的成果宣傳與推介，開題會后即組織撰寫工作匯報和會議綜述，及時上報并在《中國經濟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刊登重大項目開題研討會綜述，多家媒體予以轉載報道，如“經濟所舉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經濟史學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開題研討會”（http://ie.cass.cn/xsdt/201604/t20160408_2958213.shtml）。在國內外多種學術會議或論壇上宣傳與推介研究成果，如立項之初首席專家就在《人民日報》（2015年12月6日理論版）發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演進與走向》論文；在第二屆北京大學經濟史學大會（2016年9月23日）上作《調查研究與經濟史學——從實踐反思研究方法》主題演講；在第一屆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會（2016年10月29日）上作《中西交匯下的中國經濟學術轉型》主題報告；在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第17屆年會（2016年11月19日）作《“史無定法”與學科發展》主旨報告，重點詮釋本項目是集中體現中國經濟史學“深化”與“打通”的科研探索。再如，中國社會科學網2017年1月29日專訪子課題負責人程霖，深入闡述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不斷深入和拓展。另外，本項目課題組成員熊金武籌辦了兩屆“薊門經濟史學論壇”，此外其他一些學術活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更為重要的是，本項目在科研成果的推介方面進行系列集中推出方式的探索，由首席專家或子課題負責人擔任專欄主持人，計劃陸續組織推出多篇成果集中刊出的學術專欄，發表本項目的最新研究成果。應當說，這也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研究成果發布的一種新嘗試，這已在中國經濟史學界產生較大影響。

二、 研究成果情況

迄今為止，本項目已完成階段性成果二十余項，具體的成果目錄清單附后。

在這些階段性成果中，比較有影響、有代表性的即學術專欄成果。已經刊出的“中國經濟史學發展研究專欄”（《貴州社會科學》2016年第9期），系由首席專家擔任學術專欄主持人和主要撰稿人，兩個子課題負責人提交最新研究論文，三篇論文同時推出。這一專欄是本項目有計劃、分步驟集中推出系列研究成果的第一個學術專欄。此專欄不僅被刊物重點推介，而且專欄論文被《新華文摘》和“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產生較大反響。

專欄由首席專家葉坦的“主持人語”及其論文《中國經濟史學的新發展——以1896年的經濟學術公案為中心》、第四子課題負責人孫大權的《中國經濟史學的新探索——民國經濟學術史中的胡煥庸》，以及第三子課題負責人張亞光等的《中國經濟史學的新視野——歐美期刊中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研究》組成。

“主持人語”強調作為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本期專欄圍繞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進行創新性研究探索，基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學科基礎，將科研拓升到“經濟學術史”層面。分別從中國經濟史學的新發展、新探索和新視野各推出一篇論文，涵括了重要事件、核心人物以及科研視域三大學術創新點。研究發掘出若干新的一手史料素材，并對前人的研究進行新的解讀詮釋，還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成論、甚至震撼舊有知識體系的新論點。

《中國經濟史學的新發展》提出中國經濟史學具有傳統與現代兩種形態，前者即傳統“經世濟民”之學，植根于華夏悠久的經濟文化沃土而源遠流長；后者即其現代形態，伴隨“西學東漸”大潮逐步轉型發展而來。1896年可視為這兩種形態的轉折點，突出標志就是圍繞陳熾的《續富國策》及《重譯富國策》引發的經濟學術公案。120年來，學界對于陳熾到底是“續”亞當?斯密《國富論》，還是同文館譯著《富國策》等問題看法各異、莫衷一是。本研究將其置于中國經濟學術轉型歷程中進行考察，通過深入考證辨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認識和論點，并指出經濟學術的現代轉型并非一蹴而就，其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論文的閃光點不僅考察論證1896年為何是中國經濟學術轉型的轉折點，而且提出在嚴復之前已有西方經濟學傳入中國。

《中國經濟史學的新探索》系統研究民國經濟學術發展史中重要的代表性學者胡煥庸，指出作為經濟地理學家，他對中國近代國情探索做出了以下重要貢獻：一、他提出的璦琿——騰沖人口地理分布線是認識中國國情的適用工具；二、他首次將中國劃分為九大農業區，其基本構架至今仍有價值；三、他對“地大物博論”的質疑，以及耕地少、人口多的國情觀，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共識。胡煥庸引起和參與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關于人口與土地問題的論戰”，他被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主義者和“地大物不博論”的代表，他的“地理環境制約論”對中國地區經濟差異有較強的解釋力。因此，胡煥庸在民國經濟學術發展史中頗具重要代表性，其貢獻成為中國經濟史學新探索的重要案例。

《中國經濟史學的新視野》指出，中國經濟思想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時間，國內學者對歷代經濟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已經相當成熟和深入。然而長期以來，有關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史和學術史的整理主要以中文論著為對象，對西方學術界相關文獻關注和著墨較少。本研究基于對西方學術期刊數據庫的利用和研究表明，歐美學者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相關問題的研究熱度、廣度和深度始終處于上升的趨勢，涉及到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多個領域，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的視野和借鑒。此研究從科研理路層面提示域外研究同樣重要，即使研究對象是中國，甚至古代中國的經濟思想，也需要樹立“全球視域”，尤其是將歐美學界的相關研究納入我們的“學術史”，否則就是不全面、不完善的。

上述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資料、方法以及論點多新創。專欄面世之后，為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經濟史》2016年第6期、《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6年第6期、《新華文摘》網絡版2017年第4期等轉載。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