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合作行為的前沿問題研究：認知的視角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自2015年11月立項以來，課題組圍繞人類合作行為前沿問題，參照研究計劃完成了多項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理論方面，經過大量的文獻分析與專家論證，初步確立項目的基本立論點“有限理性合作觀”；在實證方面，圍繞“人類合作啟發式”和“人類合作行為的認知機制”，進行了系列實證研究，為“有限理性合作觀”提供了一定的證據支持。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較好，各子課題進展順利。具體說明如下：

1 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

課題組按計劃開展了如下工作：（1）文獻資料的收集與整理。課題組圍繞人類合作行為，收集整理了心理學和經濟學等學科前沿和經典文獻，逐步理清了人類合作行為的研究脈絡。在此基礎上，總結提煉出合作行為的關鍵影響因素，包括信任、公平和獎懲等，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2）“有限理性合作觀”的提出與初步確立。在綜合認知心理學和合作行為領域的大量研究，并征詢專家意見的基礎上，課題組提出“有限理性合作觀”。該觀點認為人類合作決策并非以追求經濟最大化為根本目的的純粹理性計算過程，而是基于有限的線索、啟發式規則做出的具有環境和社會適應性的有限理性過程。該觀點為項目提供了整體理論框架。（3）圍繞“有限理性合作觀”的系列實驗研究。啟發式是有限理性的重要體現。課題組通過系列實驗，探討了合作啟發式使用的條件和個體差異。具體地，關注了時間壓力、社會價值取向和依戀類型等對啟發式使用的影響。根據“有限理性合作觀”，人類合作行為應該受個體對自我和環境的認識的綜合影響。據此課題組探討了影響合作行為的自我和環境因素。具體地，探究了權力感、感激/憤怒情緒和自然/建筑環境對人們合作行為的影響。

2 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子課題之一“人類合作啟發式的現狀描述”。該子課題的主要任務是：基于“有限理性合作觀”，提煉人們遵循和采用的一般合作啟發式規則。課題組成員在綜述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四種可能的合作啟發式：社會啟發式、以牙還牙啟發式、公平啟發式和情感啟發式。社會啟發式（social heuristic）主要運用于單次博弈情境，認為人們會沿用社會互動中的優勢策略。在一般的社會互動中，如果合作是優勢策略，人們往往表現出較多的合作行為。以牙還牙（tit for tat）啟發式適用于雙方多次博弈情境，認為人們會沿用對方的策略，若對方合作自己就合作，對方背叛自己就背叛。公平啟發式認為人們會遵循公平原則，比如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個體會拒絕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情感啟發式則認為，人們的合作決策依賴一定的情緒線索，比如憤怒可能會使人難以合作。

子課題之二“人類合作啟發式的條件及功用”。該子課題擬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啟發式作為“有限理性合作觀”的重要體現，其使用條件和功用如何。目前該子課題圍繞合作啟發式的使用條件進行了系列實驗研究，發現合作啟發式的使用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在時間壓力條件下，人們傾向使用合作啟發式，而在時間充裕條件下，人們會權衡利弊，更可能不合作。進一步地，時間壓力/延遲對合作行為的影響受到個體差異的調節。不論是在時間壓力還是延遲的條件下，親社會價值取向的個體均表現出較高程度的合作，但是親自我價值取向的個體僅在時間壓力下表現出較高程度的合作。高依戀回避個體在時間壓力和延遲條件下，都表現出較低程度的合作，而低依戀回避個體僅在時間壓力下表現出較高程度的合作。

子課題之三“人類合作行為的認知機制”。該子課題基于“有限理性合作觀”關注內外部因素對合作行為的影響，以挑戰傳統的絕對理性的觀點。目前該子課題組主要探討了個體狀態變量和外部環境變量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于低權力感個體，高權力感個體會表現出較少的合作行為，信任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感激和憤怒情緒對合作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感激情緒會促進人們的合作，而憤怒情緒會抑制人們的合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情感啟發式的觀點。尷尬情緒對合作行為的研究發現，尷尬個體傾向表現出更多的合作行為。根據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人類從自然環境中進化而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逐漸建造了屬于自己的建筑環境。研究比較了自然或建筑環境對合作行為的影響，發現相比于建筑環境，在自然環境下的人們更傾向合作。這可能是由于自然環境激發了人們的敬畏感。

子課題之四“合作啟發式的理論模型及實例分析”。該子課題旨在上述三個子課題研究的基礎上，建構“有限理性合作觀”理論模型，并選取現實中的正反兩個典型案例，進行案例分析，以檢驗理論模型的合理性和普適性，并嘗試將理論模型應用于現實情境。目前課題組的初步模型是：合作行為受到已有經驗、穩定性個體差異、相對不穩定的個體狀態以及外部環境的綜合影響。根據社會啟發式的觀點，啟發式的形成依賴已有的互動經驗。在良好的社會互動氛圍下，人們會形成合作啟發式。但是在理論模型的具體化上，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數據的支持。另外，根據前期討論，課題組目前擬選定上海市的河道治理作為正面典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的民族矛盾作為反面典型。課題組成員已與相關單位建立聯系，并獲取相關資料開展研究。

子課題之五“規范、引導集體行動的政策對策”。集體行動是合作行為的重要表現形式，而群體事件本質上是民眾和政府合作關系的破裂。該子課題組的任務是基于項目研究的理論成果，針對我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集體行動，提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截止目前，課題組主要關注三點，一是政府信任，二是程序公平，三是群體情緒。通常群體事件的發生源于政府在程序公平上存在不足，程序公平可能是群體行動的直接原因。而背后則體現的是人們對政府信任的缺失，即政府信任是集體行動的深層原因。為什么程序公平會引發集體行動，甚至一些過激行為？沒有得到適當緩解的、集聚的群體情緒可能是主要原因。相應地，在集體行動的應對上，管理部門應首先考慮緩解群體情緒，然后回應相應的民眾訴求，而政府信任是需要長期關注的一個課題。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在項目準備前期，特別是立項以來，課題組進行了廣泛地調查研究和學術交流，具體說明如下：

1 文獻資料收集整理

人類合作行為是一個宏大的課題，經濟學、心理學、進化生物學和社會學等學科對該課題都有著相對數量的研究。為梳理相關研究進展，整理文獻資料，課題組形成博士負責、碩士具體實施的專門的文獻資料收集、分享機制。廣泛搜集了人類合作行為的前沿和經典研究文獻，并跟蹤重要期刊文獻，如Nature、Sci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n、Psychological Review、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等。文獻上傳到百度網盤，分享給課題組成員。在文獻閱讀上，每周用大約三個小時的時間，集體分享學習2-4篇文獻。通過大量文獻的收集與整理，課題組理清了人類合作行為的研究脈絡，為下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2 調查研究情況

課題組在“有限理性合作觀”的觀點下，圍繞“人類合作啟發式”和“人類合作行為的認知機制”開展了多項調查研究。課題組圍繞合作啟發式的使用條件進行了系列實驗研究，發現合作啟發式的使用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在時間壓力條件下，人們傾向使用合作啟發式；而在時間充裕條件下，人們會權衡利弊，更可能不合作。進一步地，時間壓力/延遲對合作行為的影響受到個體差異的調節。不論是在時間壓力還是延遲的條件下，親社會價值取向的個體均表現出較高程度的合作，但是親自我價值取向的個體僅在時間壓力下表現出較高程度的合作。高依戀回避個體在時間壓力和延遲條件下，都表現出較低的程度的合作，而低依戀回避個體僅在時間壓力下表現出較高程度的合作。另外，課題組探討了個體狀態變量和外部環境變量對合作行為的影響。權力感對合作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于低權力感個體，高權力感個體會表現出較少的合作行為，信任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感激和憤怒情緒對合作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感激情緒會促進人們的合作，而憤怒情緒會抑制人們的合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情感啟發式的觀點。研究比較了自然或建筑環境對合作行為的影響，發現相比于建筑環境，在自然環境下的人們更傾向合作。這可能是由于自然環境激發了人們的敬畏感。

3 學術沙龍

自立項以來，課題組每半年舉辦一次沙龍，以總結現有工作進展，展望未來工作，并征詢與會專家們的意見或建議。

2015年11月21日，課題組組織召開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類合作行為的前沿問題研究：認知的視角”開題暨二次論證會。課題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代表課題組就課題的整體思路以及研究計劃等做了全面匯報和介紹，在座專家們對項目進行了認真評議和充分討論。課題組對各位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表示感謝，并表示將認真總結和吸納，優化研究方案，完善研究計劃，以期充分落實研究計劃并產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2016年4月16日，課題組組織召開以“認知視角下的人類合作行為——理性亦或有限理性”為主題的學術沙龍，課題首席專家、子課題負責人及主要項目成員出席了此次沙龍。中國心理學會決策心理學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學位委員會主席李紓研究員也應邀出席此次沙龍。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總結了課題組在理論探索和實證研究方面的最新進展，提出從心理學中的認知視角去審視人類合作行為這個跨學科熱點問題，有助于從更深層面上增加對合作的理解。課題組實驗研究初步發現合作存在同伴效應，佐證了人們并非完全理性地進行合作決策，符合西蒙（Herbert Simon）和吉仁澤等學者支持的有限理性觀。未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證據以證明合作行為是有限理性而非純理性。

2016年12月23日，以“社會困境下的合作——理性亦或有限理性”為主題的課題學術沙龍召開，上海科技大學周昊天博士與課題首席專家、子課題負責人以及課題組主要成員一同參加了本次沙龍。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就項目進展做了總結并指出，經過廣泛的交流與跨領域的文獻研讀，本課題研究對象進一步明確為社會困境中的合作行為。課題組成員分別匯報了近期的研究工作，包括接觸自然、時間壓力、個體權力等因素對社會困境中合作行為的影響，著重討論了信任的中介作用、基于社會啟發式假設對合作行為的理解以及直覺式思維與分析式思維的作用，試圖進一步探明社會困境下合作行為的有限理性本質。

2017年6月23日，以“有限理性合作觀：一些實驗的證據”為主題的課題學術沙龍召開，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子課題負責人及主要成員莊錦英副教授、王鵬副教授、陸靜怡副教授、畢玉芳副教授、鄭久華副教授及課題組博士、碩士生出席參加了此次沙龍的討論。劉永芳教授就項目立項以來的進展情況作了總結，在理論探索上面，通過整理已有研究，以及與德國馬普所著名專家吉仁澤教授等的交流溝通，初步確立有限理性合作觀。在實證研究上，開展了系列研究探討合作行為的啟發式以及認知機制，為有限理性合作觀提供了證據支持。課題組的研究工作主要表明：（1）時間壓力顯著提高了親自我個體的合作傾向與行為，對親社會個體卻無顯著影響；（2）對于低依戀回避個體，直覺思維促進其合作，分析思維抑制其合作，但思維模式對高依戀回避個體沒有顯著影響；（3）相比于建筑物照片，觀看自然景觀照片提升了個體的合作行為。與會人員就研究及結果展開討論，提出問題與改進，并就下一步研究重點達成一致：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繼續設計實驗探明有限理性合作觀的內涵與可靠性，并逐步關注社會中合作的現實問題。

2017年7月14日，課題組邀請美國南達科他大學心理系X. T. Wang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心理學系謝曉非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郭秀艷教授進行學術沙龍，主題為“小我—促進合作的心理學路徑”。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及部分課題組成員參加了討論。劉永芳教授指出，目前已有研究中促進合作的路徑多關注規范、制度等外在因素，而鮮有體現心理學特色的合作促進機制。“小我”指個體感受到更大實體的存在以及自身的渺小。這種弱化自我的概念可能使得個體較少關注自身利益，而較多看著他人利益，從而促進人們的合作行為。與會專家就概念的界定和操縱等問題進行了討論，為課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4 國內交流與合作

2016年10月，課題組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以及課題組成員陸靜怡副教授、孫慶洲、張湘一和尚雪松等參加了以“心理學助推中國夢”為主題的第十七屆全國心理學學術會議。

2016年11月，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參加以“心理學與社會治理”為主題的香山科學會議第578次學術討論會，并做了主題為“中國員工組織公平問題研究”的報告。

5 國際交流與合作

2016年7月，由中國心理學會決策心理學專業委員會主辦、華東師范大學承辦，以“變化世界中的人類決策”為主題的第三屆決策與腦研究國際研討會暨第二屆全國決策心理學學術年會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任大會主席。此次會議由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課題組負責籌備組織。劉永芳教授做了主題為“Persons with moderate level of self-esteem are more inclined to take risks”的報告，陸靜怡副教授做了主題為“Hedonic Products for You, Utilitarian Products for Me”的報告。該會議被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網站、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網站等報導。此次會議的成功舉辦，不僅促進了課題組與專家學者的廣泛交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課題組在國內外的知名度。

2016年8月-9月，項目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訪問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進行學術交流，交流主題為“基于有限理性視角探討人類合作行為”。劉永芳教授具體闡述了“有限理性合作觀”的基本觀點，以及項目整體規劃和研究計劃。吉仁澤教授等對項目整體設計表示贊同，并建議課題組圍繞有限理性的概念，從“有限理性不是絕對理性”和“有限理性不是非理性”兩個角度進行實證研究，以對“有限理性合作觀”提供充分的證據支持。

2016年7月、2017年7月，美國南達科他大學心理系X. T. Wang教授兩次應邀前來課題組交流。他認為傳統理性經濟人假設不足以解釋當前信息及身處環境對經濟博弈活動中參與者行為的影響，而結合過去經驗的進化與生態理性模型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度。這啟發了課題組可以從具體的決策情景和以往經驗等角度切入驗證有限理性合作觀。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5年11月，課題組召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人類合作行為的前沿問題研究：認知的視角’開題論證會”，被全國哲學社會規劃辦公室、華東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社科處、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等網站宣傳報導。

2016年6月，翻譯出版了由德國馬普研究所吉仁澤(Gerd Gigerenzer)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萊因哈德?澤爾騰（Reinhard Selten）主編的書籍《有限理性：適應性工具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內學界和社會大眾對有限理性觀點的認識和傳播。

2016年12月21日，項目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應邀出席“互聯網+智慧交通”專家研討會，提出智慧交通離不開社會心理需求的深度分析，并著眼于人類對未來需求的考慮，應該前瞻決策、合理決策，不能只關注現狀。

2017年4月19日，項目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應邀出席“互聯網+文化古鎮”持續發展研討會，為互聯網時代的上海特色小鎮建設獻言進策。

2017年6月，整理出版了專著《當代組織公平感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增加了組織和企業管理者對員工公平感的認識，以促進組織中的合作行為。

2017年6月，項目組首席專家劉永芳教授應邀出席“上海河道治理科技論壇”，基于項目現有進展，為河道質量建言獻策。

2017年7月，2017上海市研究生暑期學校（心理學）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辦，劉永芳教授給學員帶來一場“人類合作行為的前沿問題研究”的專題講座，向全國優秀研究生分享了課題組關于“人類合作行為的前沿問題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2017年8月，應中國心理學會的邀請，為主題為“心理學與社會治理”的《2016-2017年心理學科進展報告》撰文，總結合作行為及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展。

二、 研究成果情況

（一）主要觀點：有限理性合作觀

在綜合認知心理學的大量研究，征詢吉仁澤、X. T. Wang等專家意見的基礎上，本項目提出“有限理性合作觀”的基本觀點。該觀點認為，人類合作行為并非是博弈論和傳統經濟學等學科所認為的絕對理性，也并非是社會學等學科所認為的非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

博弈論和傳統經濟學研究遵循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人們在合作時能夠清楚計算所有選項的可能結果，進而選擇經濟利益最大化選項。而根據西蒙為代表的認知心理學家們的研究，由于受限于環境的復雜性和個體能力的有限性，人們在決策時往往不能清楚計算利弊，而是根據有限的線索，做出“滿意”的決策。人類合作行為并非絕對理性，而是會采用啟發式進行決策。

卡尼曼等學者認為人們普遍會采用啟發式進行決策，并認為啟發式往往會導致決策偏差，即傾向認為人類決策是非理性的。然而吉仁澤等人的研究指出，啟發式并非一定導致決策偏差，反而在諸多情境中幫助個體快速、節儉地做出合理的決策，具有環境和社會適應意義。也即是說，雖然人類合作決策時可能會使用啟發式，但并非導致非理性。

本項目現有研究圍繞“有限理性合作觀”，對“人類合作行為的啟發式”和“人類合作行為的認知機制”進行了研究。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合作決策是純粹的理性計算過程，而本項目現階段研究表明，人們往往會采用合作啟發式進行決策。另外，如果理性經濟人假設是成立的，那么人類會選擇經濟利益最大化選項，合作行為應該保持穩定，不應受到主、客觀因素的變化而變化。本項目現階段研究表明，人類合作行為并非穩定不變，而是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變化。總地來說，本項目現有研究證明了人類合作行為并非純理性，為“有限理性合作觀”提供了證據支持。

（二）學術價值：對傳統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觀點的挑戰

博弈論和傳統經濟學遵循理性經濟人假設，即認為人們能夠清楚計算利弊得失，進而選擇經濟利益最大化選項。合作意味著個體為他人和集體損失一定的個人利益（Rand，2016）。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在一般情境下人們肯定會選擇背叛，進而推導出人類合作的社會困境。然而在現實生活和實驗研究中，人們普遍表現出一定水平的合作行為。

究其原因，人類合作行為并非純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看來，傳統的進化理論和博弈分析為主線建立起來的各式各樣的關于個體競爭、公共選擇和集體行動的理論，即便不是錯誤的，至少也遭遇了無法解釋和解決當代社會諸多現實問題的困境。不是人類社會遭遇了這些理論模型所謂的“集體行動的困境”或社會困境，而是這些理論和模型遭遇了無法解釋和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困境。“有限理性合作觀”為解釋和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社會影響

如果人們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傳統經濟學基于絕對理性人假設推導出來的納什均衡或合作困境就可以通過操縱或改變各種主客觀條件被打破或削弱。如果找到削弱合作困境的因素，那么通過操控該因素即可提升合作水平，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增進社會的凝聚力。當今人類社會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問題和困難，合作而不是競爭成為人類未來進程和前景的決定性因素。從人類與自然界關系的角度來看，全球范圍內的氣候變化、環境惡化、資源枯竭等問題已經到了唯有人類共同面對、通力合作、集體行動，才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應對之策的境地；從人類內部不同層次和類型的錯綜復雜的關系角度來看，基于網絡的全球化和扁平化時代的到來，使得人類活動的空間越來越大,參與競爭與合作的范圍越來越廣，卻又越來越相互依存和依賴；國與國之間、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組織與個人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使得沒有一個國家、地區、組織或個人可以無視其他國家、地區、組織或個人而謀求獨立發展之路。合作成了唯一和必然的選擇。合作問題是21世紀人類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尋求促進合作的影響因素至關重要。本研究結果發現，時間壓力、認知負荷、權力感、接觸大自然、情緒、同伴影響、人際信任水平和性格相似性均可影響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合作的困境。

（四）本階段的代表性成果

1、翻譯著作《有限理性：適應性工具箱》

本書從跨學科的角度來闡述了有限理性的含義及其合理性。作為一個在許多學科領域乃至現實生活中逐漸流行開來并多少有些時髦的術語，有限理性概念受到了許多誤解或曲解。本書兩位主編試圖從赫伯特?西蒙提出這個概念的原始含義出發，正本清源，澄清這個概念的含義，至少表達自己關于這個概念的一家之言。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首先闡述了什么不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不是非理性，因而不能放在與傳統的理性思想體系相對立的位置上來理解。它不包含任何貶義的或是低等的意味！有限理性也不是受限制條件下的最優化，因而不是與傳統最優化思想相比次優的選擇！它不是受限制條件下無可奈何的將就之舉！有限理性是人類和動物適應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現實、穩定、可靠的資源，正是基于這種資源，有機體形成了應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的策略、規則、方法和手段，它們構成了所謂的“適應性工具箱”。適應性工具箱中的工具是具有適應性的，也就是說，它們是能夠很好地擬合或匹配于現實自然或社會環境的（即具有生態合理性），這已經被進化的、個體發生發展的、社會文化演進的大量證據所證明。可以說，人類的整個進化史、發展史就是有限理性驅動和推進的歷史！從這種意義上說，有限理性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現實的！換一個角度看，適應性工具箱思想及其所包含的各種具體啟發式策略和工具為有限理性提供了具體的特征，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有限性。有限理性衍生出了各種各樣的啟發式，而啟發式體現了有限理性所包含的智慧。

探索人類和動物的有限理性及其適應性問題不能局限于理性的或認知的層面，還必須延伸到情緒的、社會的層面。因為除了理性或認知屬性之外，人類和動物更具有情緒的、社會的層面。因為除了理性或認知屬性之外，人類和動物更具有情緒和社會屬性，而且后一種屬性既與前一種屬性相互影響、交互作用，又更能體現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毋寧說，情緒和社會屬性理應包含于理性和適應性概念的范疇之內，也就是說，人類和動物基于情緒和社會屬性而形成的啟發式亦包含在適應性工具箱內。此類啟發式和工具被作者稱為社會理性，它是有限理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于吉仁澤教授及ABC研究中心此前出版的兩本重要著作《簡潔式啟發——讓我們更精明》和《適應性思維——現實世界中的理性》而言，本書用了更大的篇幅從跨學科的角度闡述了情緒、社會學習和模仿、文化等在有限理性概念體系和適應性工具箱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拓展了相關的研究，豐富了理論體系的內容，另一方面將原有理論體系向應用方向推進了一大步。

2、社會啟發式影響合作水平研究

根據“有限理性合作觀”的基本觀點，人類合作行為并非純理性，即并非單純的理性計算過程，而會使用啟發式進行決策。本研究通過六個實驗探討個體是否使用啟發式，以及啟發式使用的條件和個體差異。前人研究發現時間壓力、認知負荷和接觸大自然均可誘發個體采用啟發式進行決策（Rand，2016）。實驗一要求被試在有時間壓力下和無時間壓力下完成合作傾向問卷，并測量其社會價值取向。實驗結果發現，時間壓力主效應顯著F(1, 126) = 6.765，p < 0.05，η2 = 0.034，被試在有時間壓力下（M = 6.81, SD = 0.93）比在無時間壓力下（M = 6.50, SD = 0.87）合作傾向更強。社會價值取向主效應顯著F(1, 126) = 4.497, p < 0.05, η2 =0.051，親社會型個體（M = 6.84, SD = 0.78）比親自我型個體（M = 6.41, SD = 1.00）合作傾向更高。時間壓力和社會價值取向的交互作用顯著F(1, 126) = 4.263, p < 0.05, η2 =0.033（圖1）。對于親自我型個體，有時間壓力（M = 6.75, SD = 0.98）比無時間壓力（M = 6.11, SD = 0.93）條件下合作傾向更高，t (70) = -2.522, p < 0.05。然而，對于親社會型個體，有、無時間壓力下的合作傾向并無顯著差異t (56) = -0.046, p > 0.05。

實驗二要求被試在有時間壓力下和無時間壓力下完成合作博弈游戲，并測定其社會價值取向。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時間壓力主效應顯著F(1, 125) = 4.406, p < 0.05, η2 =0.034，被試在有時間壓力下（M = 5.51, SD = 1.15）比在無時間壓力下（M = 5.06, SD = 1.46）合作行為水平更高。社會價值取向主效應顯著F(1, 125) = 4.922, p < 0.05, η2 =0.038，親社會型個體（M = 5.52, SD = 1.21）比親自我型個體（M = 4.96, SD = 1.43）合作行為水平更高。時間壓力和社會價值取向的交互作用顯著F(1, 125) = 4.222, p < 0.05, η2 = 0.033（圖2）。對于親自我型個體，有時間壓力（M = 5.48, SD = 1.23）比無時間壓力（M = 4.54, SD = 1.45）條件下合作傾向更高。t (71) = -2.594, p < 0.05。然而，對于親社型個體，有、無時間壓力下的合作傾向并無顯著差異t (54) = -0.035, p > 0.05。

實驗三要求被試在時間壓力和時間延遲條件下完成合作兩難游戲，并測定其依戀回避水平。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時間限制對合作的預測作用顯著(β = 0.24, p＜0.01),時間壓力組( M =11.15, SD = 3.87)的被試相比于時間延遲組( M = 9.37, SD = 4.62)合作水平更高。依戀回避對合作預測作用不顯著( β = -0.10, p > 0.05)。依戀回避在時間限制和合作之間調節效應顯著( β = -0.19, p＜0.05)（圖3）。對于高依戀回避個體，時間限制對合作水平的預測作用不顯著( β = -0.14，t = - 0.13，p＞0.05)；而對于低依戀回避個體，時間限制對合作水平的預測作用顯著( β = 3.69，t = 3.49，p＜0.01)，時間壓力組個體與時間延遲組相比合作水平增加了3.69個單位。

實驗四要求被試在低認知負荷條件下和高認知負荷條件下完成合作兩難游戲，并測定其依戀回避水平。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認知負荷對合作的預測作用顯著( β = 0.19, p＜0.05), 處于高認知負荷條件下( M = 11.56, SD = 4.45)的個體相比于低認知負荷條件下( M = 9.78, SD = 4.91)的個體合作水平更高。依戀回避對合作預測作用不顯著( β = -0.07, p > 0.05）。依戀回避在認知負荷和合作之間調節效應顯著( β = -0.19, p＜0.05)（圖4）。對于高依戀回避個體，認知負荷對合作水平的預測作用不顯著( β = 0.09，t = 0.08，p＞0.05)；而對于低依戀回避個體，認知負荷對合作水平的預測作用顯著( β = 3.47，t = 3.05，p＜0.01),與低認知負荷組相比，高認知負荷組的合作水平增加實驗五要求被試觀看自然視頻和建筑視頻后完成捕魚兩難游戲。因變量包括經歷魚季、捕魚總量、總利潤、魚季1 捕魚量、平均自我克制率(IR, individual restraint)和平均捕魚效率(IE, individual efficiency)。其中魚季1捕魚量和平均捕魚效率是合作水平的負向指標，其余均為正向預測指標。實驗結果發現，觀看自然視頻的被試相比于觀看建筑視頻的被試合作水平更高（表1）。

實驗六要求被試觀看自然視頻和建筑視頻后完成敬畏感測量和合作兩難游戲，以探討敬畏感可能的中介效應。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觀看自然視頻的被試（M = 26.72，SD = 3.19）相比于觀看建筑視頻的被試（M = 22.00，SD =3.46）在十輪游戲中合作水平無顯著差異t(58) = 1.645，p > 0.05，而在首輪游戲中觀看自然視頻的被試合作水平更高t(58) = 2.157，p < 0.05，Cohen's d = 0.558。此外，敬畏感并未在觀看視頻類型影響合作水平中作為中介。首先，視頻類型可以顯著預測合作水平( β = 7.533, t = 2.157, p = 0.035)；其次，視頻類型可以顯著預測敬畏感(β = 0.900, t = 2.917, p = 0.005)；最后將敬畏感引入視頻類型與合作水平的關系時，敬畏感不可以預測合作水平( β = 0.841, t = 0.563, p = 0.576)。這說明敬畏感沒有在視頻類型和合作水平間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

研究結果表明，合作傾向和合作行為均會受到社會啟發式的影響。采用時間壓力、認知負荷和觀看自然視頻的方式促使個體采用社會啟發式總體上提高了合作水平，可以顯著提高親社會型個體和低依戀回避型個體的合作水平。這樣的結果說明合作受到社會啟發式的影響，并非理性經濟人人假設所推論的：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算清楚怎樣才能達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故而其合作決策或行為不應該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合作兩難困境通過增加時間壓力、增加認知負荷和觀看自然視頻的方式被削弱了。

3、情緒影響合作水平研究

本研究通過四個實驗探討情緒對合作的影響。實驗一通過回憶法誘發被試的感激和憤怒情緒，完成合作兩難游戲。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情緒主效應顯著t (76) = 2.052, p < 0.05，誘發感激情緒的被試（M = 29.36, SD = 10.27）相比于誘發憤怒情緒的被試（M = 24.08, SD = 12.37）合作水平更高。

實驗二通過回憶法誘發被試的感激和憤怒情緒，完成信任博弈游戲和合作兩難游戲。本實驗采用公共資源游戲，被試從公共池中拿走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低。實驗結果發現，情緒主效應顯著t (80) = 2.062, p < 0.05，誘發感激情緒的被試（M = 5.76, SD = 3.73）相比于誘發憤怒情緒的被試（M = 7.51, SD = 3.98）合作水平更高。信任并未作為情緒影響合作的中介。首先，感激和憤怒情緒可以顯著預測合作水平 (β = 0.225, t = 2.062, p < 0.05)；其次，感激和憤怒情緒不能顯著預測信任水平（β = -0.090, t = -0.810，p > 0.05）；最后當將信任水平引入感激和憤怒情緒與合作水平的關系時，信任水平不可以顯著預測合作水平（β = -0.134, t = -1.225，p > 0.05）。采用Bootstrap進一步檢驗，樣本量設定為5000，取樣方法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參數百分位法，置信區間為95%，發現中介檢驗的結果依然包含0（LLCI =﹣0.1161，ULCI = 0.7492），說明信任的中介效應不顯著。

實驗三通過書寫任務誘發被試尷尬情緒后完成合作兩難游戲。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尷尬的主效應顯著F(1, 22) = 5.845, p < 0.05, 誘發尷尬情緒的被試（M = 8.08, SD = 2.07）相比于控制組（M = 5.63, SD = 2.85）合作水平更高。

實驗四通過書寫任務誘發被試尷尬情緒后完成合作兩難游戲，并測定其自尊水平。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尷尬的主效應顯著F(1, 53) = 7.76, p < 0.05, 誘發尷尬情緒的被試（M = 71.55, SD = 25.74）相比于控制組被試（M = 54.93, SD = 23.63）合作水平更高。自尊的主效應不顯著F(1, 53) = 2.04, p = 0.141。尷尬與自尊的交互作用邊緣顯著F(1, 53) = 3.095, p = 0.054。對于低自尊水平和中自尊水平的個體，尷尬組被試與對照組的合作行為并無顯著差異F(1, 53) = 0.00, p = 0.958; F(1, 53) = 1.62, p = 0.209。對于高自尊個體，尷尬組（M = 85.00, SD = 16.90）相比對照組（M = 44.75, SD = 24.94）合作水平顯著更高F(1, 53) = 11.36, p = 0.001

研究結果表明情緒可以影響個體的合作水平。感激的積極情緒或者尷尬情緒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合作困境，提高個體的合作水平。

4、同伴行為對合作的影響

本研究通過兩個實驗探討同伴行為對合作的影響。實驗一要求被試在提供同伴合作反饋、提供同伴不合作反饋和不提供反饋的條件下完成合作兩難游戲。本實驗采用公共資源游戲，被試從公共池中拿走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低。實驗結果發現，反饋主效應顯著F(2, 102) = 9.49，p < 0.001,提供同伴合作的反饋組（M = 7.89, SD = 3.20）合作水平最高，其次是不提供反饋組（M = 10.00, SD = 3.04），提供同伴不合作反饋組（M = 12.40, SD = 3.02）合作水平最低。

實驗二要求被試在提供同伴一人不合作反饋、多人不合作反饋的條件下完成合作兩難游戲和合作信念測量，并在隨后的分析中將被試分為低貢獻者和高貢獻者。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同伴行為的主效應顯著，F(1, 56) = 4.17, p < 0.05, ηp2 = 0.07，即被試在一人不合作時的合作水平（M = 55.50, SD =18.66）要高于他們在多人不合作時的合作水平（M = 51.92, SD = 11.76）。決策階段的主效應顯著，F(1, 56) = 22.73, p < 0.001, ηp2= 0.29，即被試在第二次決策時的合作水平（M = 57.83, SD = 16.68）明顯地高于他們在第一次決策時的合作水平（M = 49.58, SD = 18.44）。被試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 56) = 48.97, p < 0.001,ηp2 = 0.47，即高貢獻者的貢獻水平（M = 61.62, SD = 14.06）顯著地高于低貢獻者的貢獻水平（M = 40.98, SD = 7.18）。被試類型與決策階段的交互作用顯著，F(1, 56) = 11.53, p < 0.001（圖6）。低貢獻者在第二次決策中的合作水平（M = 49.13, SD = 13.71）要高于他們在第一次決策中的合作水平（M = 32.83, SD = 10.75），而高貢獻者在兩次決策中的合作水平沒有差異（第一次決策：M = 60.00, SD = 13.99；第二次決策：M = 63.24, SD =16.21）

以被試自我報告的合作信念為因變量，進行 2（被試類型）×2（同伴行為）×2（決策階段）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被試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 56) = 19.04, p < 0.001, η2 = 0.25，即高貢獻者的合作信念（M = 5.80, SD = 0.68）顯著地高于低貢獻者的合作信念（M = 5.02, SD = 0.68）。被試類型與決策階段的交互作用顯著F(1, 56) = 8.99, p < 0.05 （圖7）。低貢獻者在第二次決策時的合作信念（M = 5.21, SD = 0.88）顯著地高于他們在第一次決策時的合作信念（M = 4.82, SD = 0.70），而高貢獻者在第二次決策時的合作信念（M = 5.73, SD = 0.72）和第一次決策時的合作信念（M = 5.87, SD = 0.74）相比差異并不顯著。

結果還發現合作信念中介了被試類型對合作水平的影響（圖8）。首先被試類型和同伴行為顯著地預測了合作信念增加值，R2 = 0.15，F(2, 57) = 5.19，p < 0.01；而且被試類型的效應達到顯著水平，β = 0.37，p < 0.01。其次，同伴行為和被試類型顯著地解釋合作水平增加值的變異，R2 = 0.18，F(2, 57) = 6.31，p < 0.01；而且被試類型的效應達到顯著水平，β = 0.42，p < 0.001。加入合作信念增加值這一變量顯著地提高了對合作水平增加值的變異的解釋，△R2 = 0.08，F(3, 56) = 6.51，p = 0.001；而且，合作信念增加值的效應達到顯著水平，β = 0.30，p < 0.05。在第二層中，被試類型對合作水平增加值的效應降低，但依然達到顯著水平，β = 0.31，p < 0.05。Sobel檢驗顯示，這一中介效應達到邊際顯著，Z = 1.88，p = 0.06。

研究結果表明同伴的合作與否可以影響個體的合作水平。同伴影響很可能通過影響合作信念而影響合作行為水平。在兩次互動的連續式公共物品困境中，那些先前做出高貢獻的個體傾向于維持高的合作水平和信念水平，而那些先前做出低貢獻的個體則傾向于提高他們的合作水平，可能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合作能夠促進群體的利益。

5、權力感影響合作水平研究

本研究通過兩個實驗探討個體的權力感對合作的影響。實驗一采用回憶法啟動被試高權力感和低權力感，要求其完成合作兩難游戲。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權力感主效應顯著 t (74) = -2.107, p < 0.05，Cohen's d = 0.484，高權力感被試（M = 0.477, SD = 0.228）合作水平要低于低權力感者（M = 0.581, SD = 0.201）。

實驗二采用回憶法啟動被試高權力感和低權力感，要求其完成合作兩難游戲和信任測量。本實驗采用公共物品游戲，被試向公共池中貢獻的代幣數越多代表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信任在權力感和合作行為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表2和圖9）。首先，個體的權力感可以顯著預測合作水平（β = 0.284，t = 2.495，p = 0.015）；其次，個體的權力感可以顯著預測信任水平（β =﹣0.237，t =﹣2.054，p = 0.044）；最后，將信任引入權力感與合作行為之間的關系后，信任仍然可以顯著預測個體的合作水平（β =﹣0.256，t =﹣2.243，p = 0.028），而權力感對合作的影響不再顯著（β = 0.223，t = 1.961，p = 0.054）。因此，信任在權力感和合作行為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

研究結果表明，合作水平的高低受到個體權力感的影響。通過操縱個體內部的權力感，在任務不變的條件下合作水平發生了變化。

6、社會價值取向和人際信任水平對合作行為的影響研究

研究測定了被試的社會價值取向和人際信任水平，并要求被試完成合作兩難游戲。游戲中貢獻點數越多，表明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社會價值取向主效應顯著F(1, 220) = 4.082, p = 0.04, 親社會型個體（M = 3.12, SD = 1.22）相比親自我型個體（M = 2.77, SD = 1.21）合作水平更高。人際信任主效應顯著F(1, 220) = 6.580, p = 0.01，人際信任高者（M = 3.14, SD = 1.23）相比于人際信任低者（M = 2.68, SD = 1.17）合作水平更高。社會價值取向和人際信任交互作用顯著F(1, 220) = 5.618, p = 0.004（圖10）。對于親自我型個體，人際信任水平不影響合作水平t (72) = 0.738, p = 0.39。對于親社會型個體，人際信任水平高者（M = 3.78, SD = 0.81）相比于人際信任水平低者（M = 3.16, SD = 1.22）合作水平更高t (148) = 4.319, p = 0.04。

7、性格相似性對合作的影響研究

研究要求被試與其性格相似的同伴和性格不相似的同伴完成合作兩難游戲，并測量其信任水平。游戲中貢獻點數越多，表明合作水平越高。實驗結果發現，性格相似性主效應顯著t (64) = 2.485, p < 0.01，與同伴性格相似者（M = 467.09, SD = 37.458）合作水平要高于與同伴性格不相似者（M = 347.75, SD = 29.732）。

信任在性格相似性和合作行為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圖11）。首先，個體的性格相似性可以顯著預測合作水平（β = 0.30，t = 2.485，p < 0.05）；其次，個體的性格相似性可以顯著預測信任水平（β = 0.67，t = 7.187，p < 0.001）；最后，將信任引入性格相似性與合作行為之間的關系后，信任仍然可以顯著預測個體的合作水平（β = 0.70，t =5.08，p < 0.001），而性格相似性對合作的影響不再顯著（β = 0.17，t = 1.235，p > 0.05）。因此，信任在性格相似性和合作行為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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