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提要》匯輯匯校匯考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1、課題開題與子課題進展情況

2015年9月課題被批準后，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課題準備情況

1.調整、優化課題隊伍。

我們根據課題的需要，以及課題成員的實際情況，對課題組成員進行了適當的調整、優化，以便任務的更好完成。

2.制訂工作手冊。

工作手冊包括課題介紹、撰稿要求、參考文獻、編纂樣例等內容。對課題內容、文字錄入、標點符號、書名標示、校記撰寫、字體字號等都有具體的規定。主要參考文獻分類列出了四庫學的提要類著作、文本文獻、書目檔案類著作、訂補類著作、研究類著作、工具書類著作、主要纂修人員著作、常用古籍數據庫及古籍檢索系統等。編纂樣例則對每一項都有具體例證。工作手冊對每一項內容都有具體明確的說明，可以方便操作，并保證體例的統一。

3.開題會議。

2016年3月19日，開題報告會在南京師范大學舉行。

會議邀請了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嚴佐之終身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趙敏俐教授、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程章燦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劉石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張升教授作為評審專家，對該課題進行了評審和討論。開題報告會由嚴佐之教授主持。江慶柏研究員向評審專家匯報了項目的研究規劃、課題分工、資料準備、研究可行性基礎、重點難點以及創新之處。子課題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黃愛平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杜澤遜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陳曉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漆永祥教授、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劉薔研究員分別發言陳述。課題組主要成員南京師范大學楊新勛、韓山師范學院周錄祥副教授（現均被評為教授）參加了開題會議。

評議階段，與會評審專家組專家對課題的研究價值、前期準備工作、工作計劃給予高度肯定。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張升教授認為江慶柏研究員目前組織的四庫學研究團隊是國內最強大的團隊。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程章燦教授認為江慶柏研究員有主持大項目的豐富經驗，在四庫學的研究上亦有深厚積累，項目規模宏大，如果能順利完成將會成為“四庫學”領域標志性、集大成的著作。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趙敏俐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劉石教授指出項目中“評述”部分的設計，難度較大、不易把握，囿于時間所限，建議適當壓縮，可以考慮與“匯考”部分進行整合；同時對“匯校”一詞的使用有所質疑，各類《總目》是否可以作為一種古籍來看待，需要討論。程章燦教授、張升教授則認為《四庫提要》有其特殊性，不能與其他一般古書同樣對待，因此對其展開“匯校”也有其合理性。張升教授希望每篇都能有“匯考”，且有“新考”，把《四庫全書》相關的版本信息也都著錄進去，以便他人將來使用。開題報告會特邀嘉賓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鐘振振教授、趙生群教授認為課題若能將資料匯輯齊全，完成比勘工作，價值即可彰顯，其他工作可留將來再做，要盡量限于《提要》研究，不過多牽涉《四庫全書》的其他問題。項目的意義不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后續意義，將來在此基礎上建立數據庫、成立國內的“四庫學”研究中心也極其重要。關于課題組成員配置，與會專家大都認為可以從現實操作層面考慮，再作適當調整。

最后，評審專家組組長嚴佐之教授代表專家組宣布：“四庫提要匯輯匯校匯考”的意義毋庸置疑，無需贅言，課題團隊實力強大，首席專家足以擔當，可靠可信，準備工作周詳細致。專家組一致決議，該項目通過開題。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主任尚慶飛教授，南師大副校長傅康生教授、文學院院長駱冬青教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牧教授等領導出席了開幕式并講話。尚慶飛主任在講話中指出，《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一項重要文化工程，對江蘇而言有著特殊意義，當年乾隆皇帝編定該書后分抄七部藏于南北各地，江蘇一省就有兩部。尚慶飛主任還從社科管理角度提出幾點建議：聚焦課題設計的目標，利用有限的科研經費，把匯輯、匯校、匯考幾方面工作結合起來，推進工作，同時注意學術隊伍建設，以項目為依托，培養后備人才。

(二)課題總體執行情況

根據本課題的特殊情況，我們采用了有總有分、相互配合的工作方法。所謂有總有分，即基本的文獻資源由課題組提供，然后分配到各子課題組。課題組收集和整理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

1.已經收集和全部錄入電腦的文獻有：

分纂稿32萬字（word版）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50萬字（word版）

《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30萬字（word版）

《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電子版）

《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107萬字（word版）

《文津閣四庫全書提要》121萬字（word版）

《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27萬字（均為原抄提要，word版）

殿本《四庫全書總目》（電子版）

浙本《四庫全書總目》（電子版）

粵本《四庫全書總目》（電子版）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電子版）

浙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電子版）

殿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電子版）

以上word版文字有367萬字。

2.已收集未錄入電腦的文獻有：

《永樂大典》本書前提要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提要

這兩種文獻數量都不大，其中部分內容隨著課題的進行，也已經過整理。

3. 已經收集的文獻有：

《文源閣四庫全書提要》

這部提要有1433篇，90余萬字。我們也將爭取盡快錄入電腦。

(三)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課題包括五個子課題，分別為：《通論：四庫提要與清代學術》《四庫經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四庫史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四庫子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四庫集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現將各子課題的進展情況匯報如下。

子課題《通論：四庫提要與清代學術》

自立項以來，本子課題研究工作進展基本順利，課題組各位成員大多開始了資料搜集、數據整理、問題分析等前期工作，有的已經開始撰寫部分內容，并發表相關研究論文。如課題組成員劉仲華所撰論文《清后期“西學中源”論中“以子證西”的兩面性及其命運》，原發表于《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被《新華文摘》2016年第16期全文轉載。課題組主持人黃愛平撰寫的論文《四庫提要與清前期官方經學》，被指定為“第二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主題報告之一，引發與會學者關注。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對四庫學領域的研究起到了較好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子課題《四庫經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

1. 經部研究資料搜集到論文近兩千篇，研究專著十余部，研究資料基本搜羅齊備，既是課題著手的前提，又是課題匯訂部分的重要依據。

2. 經部提要文獻，經部提要分纂稿、《初目》經部、《四庫薈要》經部、四閣《四庫全書》經部書前提要、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經部書前提要、三個版本的《總目》提要經部，均已全部匯輯完畢，且全部打印錄入為電子文本。

3. 經部提要共計十類，易類、詩類、禮類、春秋類、五經總義類、孝經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等九類已經具體分工到學者負責進行匯校、匯訂和考論。楊新勛負責易類、孝經類、四書類，羅毅峰負責春秋類，袁強負責詩類、郭超穎負責禮類、馬奔嘯負責五經總義類、李曉龍負責樂類、蘇芃負責小學類。由楊新勛統籌、匯總，統一審核、修改。

4.經部提要辨正論文，楊新勛先后撰寫經部易類提要辨正論文四篇，公開發表三篇，參加學術會議三次，產生了一定影響。提要辨正發現的問題，撰寫的方式方法和思路可以歸類認識，成為本子課題“考論”部分的重要范式。

5. 經部提要按《總目》統計總四十四卷，課題進度基本順利，現已完稿十二卷，統一修改后本次中期檢查，可提交樣稿四卷，約25萬字。

子課題《四庫史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

劉楚：卷八十五目錄類一、卷八十六目錄類二、卷八十七目錄類存目、卷八十八史評類已完成，卷八十九史評類存目一、卷九十史評類存目二，“考論”部分還未完成。

王晶：卷七十九至卷八十史部“職官類”著錄書與存目書籍的匯輯匯校匯考已經完成。卷八十一史部“政書類一”著錄書與存目書籍的匯輯匯校匯考已經完成。卷八十二史部“政書類二”完成至《熬波圖》。

羅蘭：卷四十九史部紀事本末類著錄書與存目書的匯輯匯校匯考已經完成。卷五十史部別史類著錄書與存目書的匯輯匯校匯考已經完成。卷五十一史部雜史類著錄書的匯輯匯校匯考已經完成。卷五十二史部雜史類的存目書完成至《皇元圣武親征錄》。

黃志軍：四庫匯集匯校匯定考論做到了卷六十九史部二十五地理類二河渠之屬：水經注。

全見為：卷五十七史部傳記類完成進度為匯輯匯校匯考至著錄部分的《朱子年譜》，考論完成至《魏鄭公諫錄》。

薛錦霞：已將正史類的《四庫簡明目錄》與文津閣和文淵閣的電子版匯輯，剩下的考論部分沒有完成。

蔡英豪：編年部分剛轉接到任務未啟動。

李初童：時令、載記部分剛轉接到任務未啟動。

子課題《四庫子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

子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工作正有序進行，近兩年來，各成員克服個人困難，陸續將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來，目前大概已完成40%左右工作量。

子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相關的原始資料，包括進呈書目、分纂稿、各庫本提要、《總目》、《簡目》各版本、已經全部搜集準備完備，相關的研究資料也搜羅得較得齊全。本課題組成員參加了首屆四庫學高層論壇（湖南大學）、第二屆四庫學高層論壇（首都師范大學），并提交了學術論文，參與了相關的學術交流。另課題組成員來自四個省份，多為年輕教師，為完成課題，廣泛而深入進行學術交流，也促進了認識，加深了情誼。

子課題《四庫集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

集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工作基本是按照《四庫全書總目》的順序在進行。從進度上看，今年底完成到唐代的整理工作。

宋代部分的整理，將由今年9月份即將入學的博士研究生閆現霞承擔。我們要求博士論文即以四庫宋代文集提要的整理、研究為中心，爭取在三年時間里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也完成宋代集部提要的文獻整理。將對四庫宋人文集提要的整理與四庫宋人文集的研究結合起來，同步進行。目前閆現霞利用暑假時間，在抓緊進行集部宋代提要的整理。

從明年開始，課題組將展開元代以后文集提要的整理。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文獻資料收集整理

(一)在課題進行過程中，我們陸續發現了一些新的四庫提要文獻

1．關于《文源閣提要》

天津圖書館藏內府寫本《四庫全書》的卷前提要，共1433篇，約九十七萬字，分裝六十冊。其篇幅相當于《文淵閣提要》的十分之四，字數超過《文淵閣提要》的一半。由于書中沒有留下任何標記，單憑提要自身難以直觀地看出是屬于哪一閣的提要，所以長期以來一直被忽略了。此前該書不見著錄、無人言及、更無研究成果。江慶柏經過分析比較，認為這部提要就是四庫七閣之一的文源閣提要。《津圖提要》很有可能就是從已經抄寫好的文源閣提要中撤換出來的。

2016年11月27日清華大學圖書館劉薔研究員郵件說：“您的推斷縝密清晰，結論沒有疑義。我在安徽時，還跟張志清館長說起您的發現，他也說這很重要，畢竟無論是文源閣本、還是總目諸版本，能有確認的實物，對研究的深入是大有裨益的。最后一段關于抽換本之說，也是對的，近年民間看到的如蓋著‘文淵閣寶’大印的《三魚堂四書大全》，還有我叫不準確的，其實都屬于抽換書。提要因其內容重要，整批被抽換也是有可能的，這類材料攢在一起，就可以單獨討論下為何抽換、抽換了什么，前人很少提及，缺（卻）不可忽視到的一個現象。”

2016年12月11日臺灣大學中文系夏長樸名譽教授郵件說：“您提出可能與文源閣《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有關，這是相當具突破性的觀察，我非常有興趣，此說若能成立，將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發現，對四庫學貢獻極大。”

2016年12月14日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郵件說：“考證細密，當可成立。”

在今年6月首都師范大學“第二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上，代表小組發言的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董恩林教授說：如果這一結論能夠成立，將是四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發現。

2．關于《永樂大典本提要》

在四庫提要的撰寫過程中，根據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文獻類型，會形成一些有一定階段性的、或具有獨特性質的提要文獻。例如《武英殿聚珍版提要》即屬于這類提要，《永樂大典本提要》也屬于這類提要。《四庫全書》中的永樂大典本是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這批輯本在收入《四庫全書》時，同樣都會撰寫一篇提要。

江慶柏在現存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抄本（四庫底本）中，發現了《東觀漢記》《宣和北苑貢茶錄》《王魏公集》《環溪詩話》四篇書前提要。這幾篇提要在文字上和今本四庫提要有許多差異，有的如《環溪詩話》與現存書前提要完全不同。在形制上和今本四庫提要基本相同，但也有一定差異。所以江慶柏傾向于認為《永樂大典本提要》與《武英殿聚珍版提要》一樣，是一種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四庫提要。

據我們的調查，在現有四庫學研究論著中，僅有二人注意到了《永樂大典》本的提要。但其中一人只是說到四庫館臣有大典本提要，沒有具體例證。另一人對《永樂大典本提要》作了比較，但沒有分析這類提要的學術價值。他們都沒有從“類型”的角度來認識《永樂大典本提要》在四庫提要系統中的作用。我們的發現，可以更為完整地展現四庫提要的類型，從而更全面地考察四庫提要的發展、演化過程。

(二)在課題進行過程中，有關學者給我們提供了四庫提要文獻

1 .臺灣大學中文系原系主任、名譽教授夏長樸寄到了臺灣“國圖”所藏稿本《四庫全書總目》的復印件。這部稿本《總目》收有史部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九提要。數量雖然不多，但對研究四庫提要的分類情況及《總目》的前后修改情況等，有著重要的價值。

2 .董眾后人董大一發來了大量有關《文溯閣提要》輯錄者的文獻資料。

文溯閣《四庫全書》是現存四套《四庫全書》之一，民國年間，其書前提要被輯錄成書，并公開出版，這就是《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這部提要的整理者，通常認為是當時主持偽滿奉天圖書館的金毓黻，1999年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將此書影印出版，書名即作《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其前言云：“金毓黻先生，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主持偽滿奉天圖書館時，曾經組織人力，將館藏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每篇提要輯出。”前幾年，原私立北平弘達學院國文老師董眾的后人提出異議，認為此書的輯錄者是董眾而非金毓黻。因為事關重大，我們和董眾女兒董大一先生取得聯系。董先生通過電子郵件，發來了大量相關資料。這些資料對文溯閣提要輯錄者的認定有重要價值，也為課題組準確使用文溯閣提要提供了文獻依據。

為審慎起見，我們同時將此書恢復原書名《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不再使用通常所用的《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這個書名。

3、學術會議與學術交流活動

①學術會議

2016年6月5、6日，課題組成員江慶柏、陳曉華、劉薔、周錄祥、王培峰、王婷，參加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江慶柏作了題為《四庫提要文獻的比較與研究》的大會報告。

陳曉華提交了《清代學術自省與〈四庫全書〉的修編》的論文。論文從學術的自覺檢討、文獻學的總結、學術規范與通則的尋求、學術與政治之間關系做出了闡釋。論文指出：時代發展到四庫修書之時，正是我國思想文化進入總結的時期，也是國家安定團結、統一繁榮的時期。同時，這個時期也是中西文化互動出現困境，需要中西雙方各自思考的時期。正是在這樣機遇下，四庫撰修應運而生，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給中國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劉薔提交了《輯今弆古非同事，天祿文淵故別藏——論宮廷書目在學術史上的典范意義》的論文。論文從編纂體例、目錄體裁、編目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天祿琳瑯書目》的學術價值。論文指出《天祿琳瑯書目》是我國第一部官修版本目錄，它和《四庫全書總目》一樣，都繼承了此前同類目錄之長，又加以創新，顯示出相當的學術功力，對后世目錄著作產生了廣泛持久的示范效應。

周錄祥提交了《〈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江南士人著述提要補正——以經部易類存目為例》的論文。論文指出：前人針對《四庫全書總目》所存在訛誤、疏漏之訂誤補正，已卓有成就，但其中尚有許多問題未能揭示。《總目》所收今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上海的江南士人著述眾多，相關提要中的疏誤也最多，論文因就經部易類存目提要中的問題，補正若干則。

王培峰提交了《〈四庫全書總目〉對朱子之學的評價及其學術立場》的論文。論文指出《總目》對朱子之學持否定態度，對朱子后學，尤其是明代科舉講章之學，評價極低。《總目》對朱子之學的評價，從思想上講，是以清高宗御纂欽定經學著作為標準；從學術上講，是以清代漢學家的著作為標準。《總目》的纂修，進一步削弱了朱子之學的道統地位和學術范式地位，體現了乾隆后期學術思想領域的巨大變化。

王婷提交了《〈四庫全書〉史部提要文獻之書名改易原因訂析》的論文。論文指出《四庫全書》在匯集、纂修過程中轉折多手，歷經多番更動改易。論文從分纂提要、匯總提要兩類較早的《四庫全書》史部提要文入手，將之與庫本提要、總目提要進行比對，對同一提要書名各異的情況予以評述并總結改易原因。

2017年6月17、18日，課題組成員江慶柏、黃愛平、楊新勛、黃振材，參加了由首都師范大學主辦，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承辦，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協辦的“第二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 論壇主題是為《四庫全書》申請世界記憶遺產，推動《四庫全書》傳播張本。

黃愛平提交的《四庫提要與清前期官方經學》論文，被指定為會議主題報告之一進行大會發言，得到與會學者好評。

江慶柏提交了《天津圖書館藏內府寫本四庫提要為文源閣提要考說》的論文。論文認為天津圖書館藏內府寫本《四庫全書》書前提要，是從已經抄寫好的文源閣提要中被撤換出來的提要。《津圖提要》的發現填補了四庫提要中的一個重要空白，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各四庫提要、各四庫本之間的關系，為四庫學研究增添新的文獻資料。江慶柏并代表小組作了交流發言。

楊新勛提交了《四庫提要易類辨正七則》的論文。論文指出四庫各提要就《易數鉤隱圖》《周易口義》《溫公易說》《橫渠易說》《東坡易傳》《伊川易傳》《了翁易說》在書名、卷數、作者、版本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實、差異之處。通過匯校四庫所有提要、核實《四庫全書》所收書以及參考文獻，力圖考證事實原貌，梳理四庫提要源流，對提要所載加以澄清，并說明各提要存在的主要問題。

周錄祥提交了《后出轉精，未臻至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新整理本得失淺談》的書面論文。論文肯定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整理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成績，指出了在文字與標點等方面存在的許多問題。

除此以外，課題組還參加了多場相關的學術活動。

2016年10月，黃愛平參加由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主辦的“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37屆年會”，提交論文《清代理學家方東樹家訓及其思想探析》。

2016年8月25日，黃愛平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作題為《四庫全書講論》的學術講座。

2016年11月，劉仲華參加“區域?城市?社會”——第二屆城市比較學術研討會。

闞紅柳參加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合作項目研究清代縉紳錄，與北京市有關部門合作開展對清代園林特別是三山五園的研究等。

2016年12月，楊新勛赴福建武夷山參加福建師范大學與中國藝術研究院聯合舉辦的“朱子閩學與亞洲文化論壇”，提交論文《四庫全書?周易本義提要》辨正，受到與會專家的好評，論文被載入《閩學研究》。

2017年5月，楊新勛赴合肥參加安徽大學舉辦的“文化傳承發展與徽學研究”國際學術談論會，提舉論文《四庫提要易類辨正四則》。

2017年12月，楊新勛還將赴廣州參加中山大學“四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四庫提要四書類辨正六則》；赴北京參加“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四庫提要論語小類辨正》等文。

②學術交流

課題組成員利用各種形式，與有關方面進行了學術交流。

2016年8月，江慶柏向廣陵書社推薦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李國慶研究館員著《紀曉嵐筆削〈四庫全書總目〉殘稿斠讀》并被列入出版計劃。《紀曉嵐筆削〈四庫全書總目〉殘稿》是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親筆刪定的稿本，書稿上多有紀昀對《總目》所著錄條目的書名、卷數、撰者、版本、分類、一書位置及避諱問題等內容所做的修改、刪定筆跡。這是研究《四庫全書總目》及相關問題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本課題需要使用的文獻資料。

2017年1月23日，江慶柏為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研究館員撰寫了“關于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的推薦意見”，向大象出版社推薦影印出版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四庫全書總目》。上圖稿本《總目》對津圖稿本《總目》、今本《總目》等有著直接的影響，是《四庫全書總目》編纂過程中非常關鍵的一部目錄，也是現存《總目》稿本中極為重要的一部。

2017年4月15日，應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邀請，江慶柏至該校參加相關活動。上午出席湖南省中國四庫學研究基地掛牌儀式暨四庫基地發展座談會。下午在岳麓書院中國書院博物館報告廳作演講，題目是《后〈四庫全書〉時代的〈四庫全書〉印象》。此為岳麓書院講壇第256期（明倫堂講會220期）。演講比較了《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后的時期，《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的不同的社會反響，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江慶柏同時被聘為岳麓書院四庫學中心客座教授。

2017年4月，江慶柏應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陳立副研究館員之邀，協助該館整理《南京圖書館藏四庫底本輯刊》，此書將由廣陵書社出版。在整理過程中，發現了幾乎未有人提到的《永樂大典》本提要，可以為課題提供重要的文獻資料。

2017年7月6日，江慶柏為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李國慶研究館員撰寫了“關于影印《宛委別藏》的推薦意見”。《宛委別藏》是伴隨著《四庫全書》而產生的一部叢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版本價值，可為四庫學研究增添新的可資利用的典籍文獻。此書經李國慶先生整理，將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并申請國家出版項目。

以上這些學術會議和學術交流活動，開闊了課題組成員的研究視野，有裨于資料搜集工作，同時有效地擴大了本課題在清代學術和《四庫全書》研究方面的影響。

4、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6年5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第960期）發表了該報記者曾江、王廣祿的采訪稿《為何啟動四庫提要匯輯校考工作——匯為一編，剖析條流》。文章從“緣由：文本存差異影響四庫學深入”“方法：廣輯精校細考分析文本差異”“目標：提供最完備四庫提要文本”三個方面介紹了本課題的有關情況。中國社會科學網官網作了轉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主辦的“社科播報”第220期（20160506），還推出了“為學界提供完備四庫提要文獻合集”的學術視頻，電話采訪了江慶柏、陳曉華。視頻對本課題的情況作了進一步的介紹。

二、 研究成果情況

課題組在2017年第1期《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上，發表了“《四庫提要匯輯匯校匯考》課題專輯”。“專輯”的“主持人語”指出：

《四庫全書》的編纂和四庫提要的撰寫，是乾隆年間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在纂修《四庫全書》的同時，四庫纂修官還給收入《四庫全書》的圖書及一部分沒有收入《四庫全書》但已經進呈到四庫館、且有一定價值的圖書各撰一篇提要。這些提要統稱為“四庫提要”。從四庫館臣最初撰寫的分纂稿到最后形成的《四庫全書總目》之間，前后長達二十二、三年。在此期間，《四庫全書》的文本文字有許多改動，四庫提要也經過了反復的修改，因此四庫提要前后各本也存在不少差異。比較四庫提要的差異，分析形成差異的原因，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專輯”發表的論文有：

黃愛平《四庫提要與清前期官方經學》。論文指出：清前期,清廷以官修的方式,先后纂成各種名目的經部書籍十余種,或譯成滿文,或刊刻頒發。至乾隆末年,伴隨《四庫全書》編纂而撰成的官修大型目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又以“欽定”的姿態,對清初以來的官修各部經解以及由此而構建的官方經學體系作了全面的評判和總結。在尊漢抑宋的同時,《總目》反復強調了“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的持平態度和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清初以來形成的官方經學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折衷諸家、歸于一是的傾向。

楊新勛《四庫提要易類辨正五則》。論文指出：四庫各提要就《陸氏易解》《周易注》《周易注疏》《周易集解》《周易口訣義》在書名、卷數、作者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實、差異之處。通過匯校四庫所有提要、核實《四庫全書》所收書以及參考文獻，力圖考證事實原貌，梳理四庫提要源流，對提要所載加以澄清。

全見為《宋孔傳撰<東家雜記>二卷匯輯匯訂匯考》。論文匯輯了宋孔傳撰《東家雜記》的四庫提要，分析相互間的文字差異。指出四庫提要存在的訛誤。作者認為四閣提要都詳細地介紹了著者的生平以及書目的具體分類。在篇末都有提及《孔子生年月日考異》和《南渡廟記》這兩篇文章，其中對于趙去疾的孔子生年月日的考證提出異議，認為其引用《春秋》的版本是依據胡安國的傳，而清乾隆時期科舉考試所依據的《春秋》版本已經廢棄《胡氏傳》改用《左氏傳》和杜預注，原因是《胡氏傳》較多強調夷夏之辨。因此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四庫館臣當時的版本學觀念。此外。《文淵閣提要》《總目》皆比其余兩閣提要多了對錢曾《讀書敏求記》中所提及的《杏壇圖說》這一篇目的考證，以此來厘清《東家雜記》流傳卷數的實際數目。最后，《簡目》以簡明扼要的文字評價及肯定了《東家雜記》可以補充《孔子編年》所未記載的孔子身后之事的文獻價值。論文通過對四庫提要中一篇傳記類著錄書目提要的匯輯考訂，指出四庫提要存在的訛誤，為四庫學研究所需依據的基礎文獻提供了較為可靠的文本信息。

周錄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札記》。論文指出：前賢針對《四庫全書總目》疏漏的補正，已卓有成就，對《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則認為文字儉省，故訛誤較少，實際《簡目》也有一些訛誤，需要訂正。因就其子部，隨作札記，補正若干則。

江慶柏《〈四庫集部提要匯輯匯校匯考〉“考論”三則》。論文指出：各四庫提要著錄的《離騷圖》一書，有蕭云從原繪本與乾隆年間補繪本的差異，致使纂修者、纂修時間以及書名、卷數也都有差異，體現了四庫全書纂修的階段性特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曹子建集》，據以繕錄的不是同一個本子。文津閣本與明活字本相同處甚多，但也并不是簡單的照錄。今人《四庫提要辨證》用明活字本來評說文淵閣本的錯誤，并不合適。宋晁補之《雞肋集》提要的模糊說法對后世造成了誤解。

除此以外，編寫組發表的論文有：

黃愛平《清乾隆朝官修史書考論》（《安徽史學》2016年3期）。論文指出：清代乾隆一朝，是中國古代官方修書的鼎盛時期，其中尤以史部書籍為最。統治者出于總結歷史經驗、倡導倫理綱常、頌揚赫赫武功、厘定本朝歷史、疏理學術源流等多方面的考慮，以及制定條例法則，規范用人行政的現實需要，先后下令編纂了130余種史書。這些門類齊全，數量眾多的官修史書，不僅保留了極為豐富的歷史資料，而且反映出清統治者思想主張和文化政策的特征及其缺失，值得深入探究。

黃愛平《論阮元折衷漢宋的兼容并包思想》（《揚州大學學報》2016年3期）。論文指出：阮元（1764—1849）是清代漢學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譽為乾嘉學派的殿軍。其學術思想中折衷漢宋，兼采二者之長的主張，自清末民初以來，學者多有指出及肯定，其所撰《擬國史儒林傳序》一文，尤被學者視為“調和漢宋”的主要依據。但針對此文的學術傾向以及與之相關的阮元思想主張和學術實踐，學術界仍有不同見解，近年來又有學者再次提出異議。本文通過分析《擬國史儒林傳序》，考察《儒林傳》的撰寫情形和阮元自身的學術實踐，認為阮元在國史《儒林傳》的編纂過程中，從宗旨、凡例的確立，入傳人物的考量，到撰寫方法的制定，記述內容的采擇，都在堅持漢學立場的前提下，鮮明地表現出折衷漢宋的思想傾向。阮元自己的學術研究，也以文字訓詁為職志，以經書義理為歸宿，努力追求訓詁和義理的結合，走出了一條由訓詁以明義理的治學途徑，并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擬國史儒林傳序》一文，可謂集中體現了其力持漢宋之平的兼容并包思想。

劉仲華《清后期“西學中源”論中“以子證西”的兩面性及其命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新華文摘》2016年第16期全文轉載）。論文指出：嘉道以后，學者們紛紛從先秦諸子中挖掘材料，論證“中學”與“西學”的關系，成為當時國人認識“西學”的重要途徑。在“以子證西”的過程中，有人通過論證“西學”與“中學”相通，主張國人應該學習“西學”；有人則認為“西學”既然源自“中學”，那就不必再去學習“西學”。“以子證西”的論證模式曾經起過“勾通中西”的作用，但在清末因其牽強附會而日漸被拋棄，思想界逐步走向了“超勝”中西的新道路。

陳曉華《試論清代目錄學的幾個特征》（《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1期）。論文從自覺性、時代與學術政治的反映、理論探討與總結三個方面論述清代一朝古典目錄學的發展全貌。作者認為清代目錄學的時代特征主要體現在其一，繼承了明代目錄學優點的基礎上，去除了明代目錄學浮泛的弊病，學者相互取長補短補充前代目錄學著作不足。另外在清代統治者的政治導向和學者學術自覺性的綜合影響下，官方和私人都編纂了許多目錄學的著作。并且出現了“讀書記”這一新的目錄學著作體裁。其二，清代目錄學的著作大多體現了清代各個時期的政治特點。清初許多學者在其目錄學著作中體現了“故國之思”，清朝中葉則積極響應朝廷“尊朱”至“尊漢”的學術風氣之轉變，《四庫全書總目》則是乾嘉考據學在清朝中期占據學術主導地位的代表作。晚清的古典目錄學則陷于近代西方學術知識體系沖擊的矛盾與探索之中。其三，清代一朝通過王鳴盛、章學誠及四庫館臣的努力，為中國古典目錄學構建了一個初步的理論體系。提出了中國古典目錄學經典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主張。作者突破了傳統清代目錄學特征研究以某一階段或者目錄學分支學科作整體論述的角度，以時代政治和學術風氣相結合的方式來考察清代目錄學整體特征。

陳曉華《四庫館臣西學觀及其理路》（《哲學研究》2016年第5期）。文章以乾嘉時期四庫館臣對西學的立場態度及其思想來源為切入點，以此來考察乾嘉時期中西文化互動的失敗的緣由。作者認為館臣西學觀是和乾嘉時期“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的政策相一致的，即認同西學在科學技術上務實的特點，否定其天主教教義。認為其適應性傳教策略中融合中國文化是為了其傳播天主教思想服務的。但為了顯示天朝宏闊的胸懷，需要對其抱有一定的寬容。并且認為西學的絕大部分都是發源于中華。其次，作者通過對順治至乾隆西學觀的演變從而得出館臣西學觀的來源主要是受到儒家“夷夏觀”和“正統觀”的影響。第三，通過對錢大昕對館臣西學觀呼應的解讀，得出乾隆時期對西學的排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致影響到清末維新變法和民國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四庫館臣的時代背景追述其形成的政治基礎。突破了單純地從清人學術觀的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解讀館臣西學觀的理論視角。采用學術史與政治史相結合的方式考察館臣西學觀的濫觴。

陳曉華《論〈四庫全書〉的文化與遺產價值》（《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文章從《四庫全書》的歷史文化和學術文獻價值入手著重討論了其作為一份世界記憶遺產值得世人關注和保護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四庫全書》編纂規模巨大，輯佚保存了大量珍貴古籍。在輯佚古籍和編修裒輯成型的過程中所運用的古籍整理和校勘的經驗成為學林典范。《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后分別庋藏于南北七閣之中。其藏書樓的建造即仿造了浙江寧波天一閣的式樣，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江南藏書文化的風格。而南三閣在乾隆諭旨的許可下允許對士人開放閱覽，這種舉措更是有利于儒家文化的興盛。而《四庫全書》編纂的方式也帶動了清代匯刻叢書的學術風潮。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到了《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禁毀大量書籍以及忽視古籍版本的不足之處。但是在這樣一個規模巨大，在帝王監督下限期完成的文化工程的前提下，很難做到把萬余種古籍都作出詳細完善的品評。所以有些瑕疵也是在所難免。其三，作者從《四庫全書》的文化影響力、其現存各版本及相關文獻保存的重要性、《四庫全書》與世界記憶遺產的關系這三方面討論了對其進行保護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

楊新勛《〈四庫全書?周易本義〉提要辨正》（2016年《閩學研究》）。論文指出：四庫各提要就《周易鄭康成注》《新本鄭氏周易》《周易注》《周易正義》在書名、卷數、作者、版本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實、差異之處。通過匯校四庫所有提要、核實《四庫全書》所收書以及參考文獻，力圖考證事實原貌，梳理四庫提要源流，對提要所載加以澄清，并說明各提要存在的主要問題。

楊新勛《四庫提要易類辨正四則》（2017年《文化傳承發展與徽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論文指出：《四庫全書》收錄了朱熹《周易本義》的十二卷本和四卷本，這有其合理性；但四庫館臣所撰書前提要在書名、行文等方面存在一些需要商榷之處。通過匯校四庫所有提要、核實《四庫全書》所收書以及參考文獻，力圖考證事實原貌，梳理《周易本義》四庫提要源流，對提要所載及問題加以澄清。

王培峰《〈四庫全書總目〉對朱子經學的評價及其學術立場》（《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7年第8期）。論文指出：《四庫全書總目》對朱子之學持完全否定態度的，主要是《周易本義》采用圖書之說及卦變之說、《詩集傳》舍序言《詩》等，而對朱熹在《尚書》學、《春秋》學、三禮學、《四書》學等方面的論述，則基本上是贊同的。《四庫全書總目》對朱子之學的評價，從學術思想上講，是以清高宗御纂欽定經學著作為標準；從學術上講，是以清代漢學家的著作為標準。從這個角度講，朱子之學在乾隆時期逐漸失去其道統地位和學術范式地位，在《總目》中確有體現。以往學術界一般認為《四庫全書總目》對朱熹的評價是以批判為主，本文通過梳理與分析《四庫全書總目》對朱熹論著及學術觀點的評價，提出了新的說法，言之有據，有一定的說服力。此觀點對于四庫學研究，清代學術史相關內容的再認識，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江慶柏《四庫全書經部圖書的分類差異》（《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論文指出：《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四庫全書總目》，在經部的類目設置、類目名稱、類目順序方面均存在有差異。這些書目的差異是由于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編纂的不同時期對圖書性質理解的差異，或因圖書使用的差異而形成的。通過分類差異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四庫圖書分類在不斷進行調整的情況。

江慶柏《陸費墀與〈四庫全書薈要〉纂修》（《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論文指出：總校官兼編纂官陸費墀，勤劬于館務，對《四庫全書薈要》與《四庫全書》的纂修作出了重要貢獻。陸費墀編寫的《辨正通俗文字》一書，對《薈要》和《四庫全書》繕錄中的俗字作了規范。陸費墀又編撰了《薈要總目》，對《薈要》收錄圖書的基本信息和該書繕錄所依據的底本與來源等作了具體說明，并通過“按語”的形式對我國古代的學術思想作了總結。

江慶柏《四庫提要文獻的比較與研究》（《湖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論文指出：四庫提要從四庫館臣最初撰寫的分纂稿到最后形成的《四庫全書總目》之間，經過了撤換、增補、復校等過程，內容、文字、體例等都有不少變化，存在許多差異。提要的差異與文獻的修改、繕錄底本的改換、館臣的擅改、謄錄監生的隨意刪節與疏忽及一定的政治因素以及館臣的學術觀念等有關。四庫提要文獻的比較研究可以充實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充實文獻學學科理論建設，也可為四庫館的管理研究提供例證。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