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出土中國古代外銷瓷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1、課題開題與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課題自立項以來各項研究平穩開展，取得了一定數量的成果，各項工作進展順利。本課題的基礎材料是2010-2013年在東非肯尼亞實地調查獲得的當地出土中國瓷器的資料，目前我們逐個將調查的47個遺址中出土中國瓷器較多、種類豐富的幾個遺址的資料進行發表，出版了烏瓜納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報告，并已基本完成了耶穌堡遺址和上加遺址的報告。同時，基本完成了耶穌堡博物館收藏和展示的中國瓷器的研究性圖錄的整理工作，正在著手編撰這本圖錄。耶穌堡博物館收藏的中國瓷器絕大多數是肯尼亞沿海地區考古發掘出土的，曾經長期在世界遺產耶穌堡內作為最主要的展陳內容，在世界范圍內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將這些資料匯集出版，將是一個重要學術成果，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基于肯尼亞出土中國瓷器的相關研究也開展了一些。如對通過對肯尼亞發現的元代到明初的中國瓷器的整理和統計，得出元代是中國瓷器外銷非洲和環印度洋地區的一個高峰時期，指出國際上流行的關于明代初年中國瓷器輸出的空白期（Ming Gap）的觀點是不正確的，通過肯尼亞的發現認為這時期并不存在“空白期”現象，這時期主要的輸出器物是龍泉窯瓷器，而以往這些瓷器多被判斷為元代。在肯尼亞發現了明初的龍泉窯官器，這些官器帶有僅供宮廷使用的特點，肯尼亞遺址發現的中國瓷器是鄭和曾經到達過東非肯尼亞的重要證據。通過對肯尼亞沿海地區一萬多件片瓷器的整理統計，產地、時代的判斷，總結出中國古代瓷器外銷非洲地區的幾個高峰時期，分別是晚唐到宋初的9-10世紀；元代到明初的13世紀后半葉到15世紀初；明代中期的成化到正德時期，以及晚明到清初的17世紀等。以肯尼亞馬林迪區域的兩座柱墓為例，通過對中國瓷器在以柱墓為中心的遺址中的出土形式和分布特征，探討了古代東非沿海居民對中國瓷器的使用方法。從考古發現來看，東非沿海地區是中國瓷器的一個終端市場。中國瓷器在使用過程中完成了去商品化的過程，裝飾墓葬是其最終消費形式之一。在東非沿海社會中，中國瓷器盛裝食物的實用功能被弱化，而財富象征、促進商貿等其他功能通過展示的形式大大增強。中國古代瓷器在東非沿海人群社交生活和公共空間中發揮了特殊作用。這是古代中國商品在異質文化的消費地“本土化”的典型例子。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非洲北部地區最重要的商業集散地，也是出土中國瓷器最豐富的地點就是埃及福斯塔特遺址（舊開羅遺址）。這個遺址開展考古工作已有100年左右的時間，開展過許多次的發掘工作，本課題立項以來，我們持續收集歷次福斯塔特考古工作發現的中國瓷器的資料，基本完成了文獻資料的收集和研究史的梳理。福斯塔特遺址的研究工作是一個國際性的課題，日本學者的研究引人矚目。部分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的重要資料現收藏于日本，目前已經聯系好日本的收藏單位，將于近期前往日本調查這些資料。我們還在聯系前往埃及，探討與開羅大學合作研究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國瓷器的事務。

南非地區出土中國瓷器的資料主要是17世紀由荷蘭東印度公司主導的環球貿易中輸入的中國景德鎮窯為主的瓷器。通過調查發現，在非洲南部的馬達加斯加有一些更早期的中國瓷器被發現。我們對收藏于法國人類博物館（de muse de l’Homme）的馬達加斯加武海馬爾（VOHEMAR）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做了初步的調查，并與法國人類學博物館商定，將于近期對這批資料進行全面的考察，出版一本學術性的藏品圖錄，出版的圖錄的事情已與相關出版社商定，正在與發放協商購買版權的事項。我們也一直在積極聯系與開普敦大學的相關學者合作開展荷蘭東印度公司運銷到南非的中國瓷器的研究。

國內的調研主要集中在對江西景德鎮鎮區的重要民窯遺址落馬橋窯址出土資料的整理研究，已經出版了發掘簡報，這項工作對于建立景德鎮元明清時期民窯的時代標尺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中國古代瓷器外銷研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具有重要意義。此外，我們還持續對北方地區的重要白瓷窯址定窯的發掘資料進行整理，完成了分期研究和早期白瓷的外銷研究，正式的發掘報告不久就可以完成了。

在對非洲，特別是東非出土中國瓷器的科技分析研究方面，我們完成了一篇對耶穌堡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科技分析的論文，其他出土中國瓷器的科技考古研究工作也在積極開展，未來還會取得一定的成果。我們通過發掘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得到了時代發展序列清楚的從元代到清末的青花瓷器資料，并進行了一些基礎性的科技測試，建立了數據庫，正在開展我們從肯尼亞曼布魯伊遺址和馬林迪老城遺址發掘出土的青花瓷器的對比研究，將會取得較為重要的學術成果。

此外，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研究還開展了一些，比如派出課題組成員5人前往日本沖繩整理今歸仁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其中一人已工作了一年有余，但這項工作由于工程過于浩大，發現我們從人力和經費上都難以完成預定的計劃，所今年7月已對計劃進行了調整，收縮實際的調研工作，主要進行已刊布資料的梳理和開展二次研究。

3、學術會議與學術交流活動

本課題目前已經發表的學術成果已在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以這些學術成果為基礎，我們在多個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報告了這些成果。如在大英博物館舉辦的“Ming: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明：盛世皇朝五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做邀請發言：“Ming Ceramics Discovered in Kenya and the Related Issues（肯尼亞發現的明代瓷器及相關問題討論）”，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辦的：“考古文物與歷史闡釋”學術研討會，作“試論早期階段海上貿易的模式——9-10世紀的文獻記載及沉船資料”的報告。在由吳哥文物局，悉尼大學和法國遠東學院主辦的“the Conference on Special Topics in Khmer Studies, Siem Reap（高棉研究專題年會）”，作大會發言“An Overview of Early Ming Dynasty Ceramics in the Indian Ocean Trade Network: Implication for the Study of Ming Gap--On the Chinese ceramics unearthed in Kenya（明初環印度洋貿易圈發現的中國瓷器概說：以肯尼亞出土的中國瓷器為中心）”。在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舉辦的“‘東亞白瓷’——梨花女子大學博物館紀念開館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做“定窯白瓷的歷史地位與工藝貢獻”的主旨發言。在由法國漢學研究所（la première journée d’étude Intitule）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Storage Jar for the Maritime Trade: New data from the Kiln Sites in China and in Southeast Asia（海上貿易中的儲物罐：中國與東南亞瓷窯址發現的新資料）”中做主題發言：“Materials on Ancient Kilns Producing Porcelain Storage Jar and Some Related Issues（儲物類瓷罐的古代窯址資料及相關問題初探）”，并提交三篇在會議編撰的資料集中的資料論文：“The Cizao Kilns，Jinjiang City，Fujian Province，China（福建晉江磁灶窯）”，“Guanchong Kiln site, Xinhui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廣東新會官沖窯）”，“The QishiKiln site, Shiwan Town,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廣東佛山石灣鎮奇石窯）”。在韓國高麗大學和“Lee & Wen”基金會舉辦的第八次國際學術講壇“Porcelain Road: Ming Dynasty Trade Ceramic in the Age of Great Voyage（陶瓷之路：大航海時期的明代貿易瓷）”, 做“肯尼亞出土中國瓷器所體現的海上陶瓷貿易的階段性及相關問題討論”的講演。在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舉辦的“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Maritime Sea Silk Road in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元末明初青花瓷海上絲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做“從景德鎮落馬橋窯址發掘資料看元代青花瓷的生產年代”的大會發言。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舉辦的“紀念新安沉船發掘四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做“元代的海上貿易與新安沉船的相關問題”的主題演講。在韓國光州高興郡舉辦的“第三回高興云垈里粉青砂器國際學術大會”，做主題發言：“中國瓷器化妝土工藝的產生與發展”。此外，還在國內舉辦的多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做主題發言，如在河南鄭州舉辦的“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做“北京大學肯尼亞考古行動”的大會發言。在北京舉辦的第34屆世界藝術史大會上做“中國瓷器與東非柱墓”的發言。在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和揚州市人民政府主辦的“大運河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做：“從元代的部分沉船和海外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看慶元港的重要性”的主題報告。其他國內的學術會議還有許多，茲不一一。

同時，以這些關于非洲出土的中國瓷器的研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為基礎，在多個大學和研究機構做學術演講，受到了廣泛的好評。在海外的如，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伊朗德黑蘭大學歷史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藝術館，韓國光州市立民俗博物館，美國舊金山中國文化研究會等；在國內則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非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復旦大學文博學院，中山大學藝術學院，國家文物局水下遺產中心，信息中心，上海博物館，河南博物院，貴州省博物館，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北京藝術博物館等高校和學術機構。

二、 研究成果情況

本課題自立項至今，發表論文13篇，其中英文文章4篇，SCI檢索雜志1篇，CSSCI檢索雜志5篇；還有已接收待刊文章4篇，以及多篇已完成等待接收的論文。另有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9篇，其中英文5篇，韓文3篇。以下是幾篇有代表性的論文。

1. Qin Dashu, “Ming Ceramics Discovered in Kenya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肯尼亞發現的明代中國瓷器及相關問題討論)”, in Craig Clunas, Jessica Harrison-Hall, Luk Yu-ping eds, Ming China: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1400-1450，明代中國：宮廷與交流）,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2016, Chapter 28, pp. 245-252.

本文是2015年參加大英博物館舉辦的“Ming: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明：盛世皇朝五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所做的邀請發言。文章介紹了北京大學考古隊對肯尼亞出土的中國古代瓷器的介紹，詳細介紹了其中元代后期到明代初期出土中國瓷器的情況，包括數量，百分比，主要特點等。在此基礎上就四個問題進行了討論，分別是：A. 關于明代初年中國瓷器輸出的空白期（Ming Gap），這是以往國外流行的一個觀點，文章通過肯尼亞的發現認為這時期并不存在“空白期”現象，這時期主要的輸出器物是龍泉窯，而以往一些瓷器多被判斷為元代。B.在肯尼亞發現了明初的龍泉窯官器，這些官器帶有僅供宮廷使用的特點，肯尼亞遺址發現的中國瓷器是鄭和曾經到達過東非肯尼亞的重要證據。C.明中期成化到正德年間是中國瓷器輸往肯尼亞的一個小高峰。D.通過肯尼亞發現的中國瓷器在萬歷年間達到一個高峰的情況，看到葡萄牙人在開埠澳門以前主要從事近距離的走私貿易，開埠以后的嘉靖后期，特別是萬歷時期才開始大規模的開展環球貿易。本文以親身調研的資料為出發點，提出了一些與以前的研究很不同的觀點，在國際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2. 崔建峰，徐華烽，秦大樹，丁雨：《肯尼亞蒙巴薩耶穌堡出土克拉克瓷的便攜式XRF產地研究》，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水下考古學研究》第二卷，138-149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

本文使用便攜式XRF分析了肯尼亞蒙巴薩耶穌堡出土的部分克拉克瓷。結果表明使用便攜式XRF分析瓷釉的化學組成，可以較為準確的對瓷器的窯口進行區分，這使得瓷器產地研究的原位無損分析成為可能。耶穌堡出土克拉克瓷主要有三個來源，與考古類型學的研究結果基本相符，同時又對窯口判斷失誤的樣品進行了糾正。通過分析結果還對不同組別的瓷片的釉料配方進行了討論。認為第一組和第四組樣品使用了釉灰，因此應該來自景德鎮。而第二組和第三組樣品配釉時可能采用了草木灰。學術價值：國際國內首次使用便攜式XRF對瓷器進行產地研究，確立了便攜式XRF分析瓷釉化學組成從而研究瓷器來源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根據本次研究，對肯尼亞蒙巴薩克拉克瓷的窯口進行了明確判斷，同時也確定了部分存疑瓷器的產地。社會影響：開辟了瓷器產地研究的全新領域，使得使用化學分析研究瓷器的產地進入了真正無損、原位的新的階段。

3. 丁雨，秦大樹：《肯尼亞烏瓜納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考古與文物》，2016年6期，26-46頁。

基本內容：2010-2013年，北京大學考古隊對肯尼亞31處古代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了調研。烏瓜納遺址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處。本文對烏瓜納遺址出土的299件中國瓷器進行了整理和介紹。這些瓷片包括了從南宋至清代的產品，產地涉及浙江龍泉、江西景德鎮、福建、廣東等地。主要觀點：從統計數據來看，元代至明早期、明代晚期是中國瓷片輸入東非的高潮階段，代表瓷器種類分別為龍泉青瓷和景德鎮青花瓷。從烏瓜納遺址出土中國瓷片的個案出發，本文從政府政策、商人構成、流通環節等角度對東非輸入中國瓷器的階段性變化原因進行了分析。學術價值：本文為海上絲綢之路沿岸地區一手陶瓷調研資料報告，十分珍貴。在這批瓷器中，包含有明初龍泉官器，對于證明鄭和航海到達過的地點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4. 徐文鵬，崔建峰，秦大樹，江建新，鄒福安：《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出土元代白瓷成分分析及工藝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年1期，124-143頁。

基本內容：本文使用ED-XRF（能量色散X 熒光光譜儀）對景德鎮落馬橋紅光瓷廠窯址考古發掘出土的121 件元代白瓷（青白釉瓷、卵白釉瓷和灰青釉瓷）標本進行胎、釉成分分析，試圖了解不同品種瓷器的成分差異，以及元代景德鎮制瓷技術的變化發展規律。本文認為卵白釉瓷和青白釉瓷的釉色差別主要是因釉中主要助熔劑（Ka、Ca、Na）配比量不同所致，卵白瓷的燒成主要是由于釉料配方中出現了Na2O 含量較高的配料，而灰青瓷的外觀則主要是由于胎中Fe 和Ti 等雜質含量非常高。景德鎮落馬橋窯場白瓷的制作工藝在元代經歷了三次重要變革：南宋末至元代早期，窯場采用了新的堿鈣釉配方，并逐步取代了南宋時期高釉灰的配釉技術；從元代中期開始，窯場開始采用一種高Na2O含量的原料來生產卵白釉瓷這一新品種，其釉料配比到了元代晚期已十分穩定；元末明初，窯場的制瓷工藝再次發生了重要變革，釉料配方波動很大，制瓷技術非常不穩定。本文還認為，元代景德鎮窯場采用的“二元配方”應該是使用了一種伴生有高嶺土的瓷石礦或者是伴生有瓷石的高嶺土礦，即一種天然的“二元配方”。本文的學術價值是為深入探討景德鎮元代白瓷的發展脈絡做出了重要貢獻。首次發現景德鎮白瓷的制作工藝在有元一代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經歷了多次重大變革；理清了長期困擾學界的元代卵白釉瓷和青白釉瓷的差異問題；對學界十分關心的“二元配方”和“御土”等問題的探討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為海外發現的景德鎮元代白瓷的成分比對提供了可靠的數據支持。作為一次跨學科的研究，本文的社會價值是為考古學與成分分析有機結合的一次成功嘗試，為以后深入利用成分分析來解決陶瓷考古問題提供了思路。本文還為探討社會變革和國家控制對手工業發展的影響提供了考古學方面的證據，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古代手工業的發展模式。

5.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執筆：翁彥俊，江建新，秦大樹，江小民）：《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宋元遺存發掘簡報》，《文物》2017年5期，4-36頁。

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因其1980年曾隨工清理出土元青花瓷片和試照而備受世人矚目，2012年底開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單位對窯址進行了系統科學的考古發掘。發表于《文物》雜志2017年第5期的《江西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宋元遺存發掘簡報》（以下簡稱《簡報》）介紹了2012年11月－2015年9月期間發掘出土的典型北宋至元末的窯業遺跡和遺物。并以類型學和地層學為依據，將這些遺存劃分為三期五段。這是對宋元時期景德鎮制瓷業，特別是民窯的系統的考古學分期研究。揭示了以下重要啟示：一、景德鎮鎮區早在北宋后期就已經有了窯業。以往認為南宋之前的窯業都集中在南河、小南河地區，落馬橋則在北宋后期就開始了窯業生產。二、發現一些元代時期的重要器物，器型種類豐富、裝飾手法多樣，工藝水平較高，如制作精良的元代樞府瓷和青花瓷。從一些模印和青花彩繪五爪龍紋的產品來看，該窯址在元代很可能是浮梁磁局轄下的一處重要窯場。三、景德鎮窯卵白釉瓷、釉里紅瓷、元青花瓷的初創年代啟示。卵白釉瓷早在元代早期即有生產。釉里紅瓷和紅綠彩瓷則在元代中期開始出現；而元青花則只出現于元晚期地層，從考古地層上印證了其它地區的發現。宋元時期的景德鎮窯業繁榮興盛，從工藝和產品上達到了一個高峰，同時也為明清御窯廠的創建與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簡報》的發表填補了景德鎮鎮區窯業考古在這一時期的空白。落馬橋窯址的分期工作極大豐富、補充、和完善了景德鎮民窯的年代發展序列，其揭露的遺跡為研究當時瓷器的生產工藝和組織形式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而出土的一些重要器物，則對研究元代官窯具有顯著價值。特別是對研究海外發現的景德鎮瓷器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于非洲發現的景德鎮瓷器的分期斷代具有重要意義。

6. 丁雨：《中國瓷器與東非柱墓》，《考古》待刊。

基本內容：本文以肯尼亞馬林迪區域的兩座柱墓為例，通過展現中國瓷片在東非沿海地區的遺存形式和分布特征，探討了古代東非沿海居民對中國瓷器的使用方法。進而結合其他考古發現與資料，分析中國瓷器在當地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

主要觀點：從考古發現來看，東非沿海地區是中國瓷器的一個終端市場。中國瓷器在使用過程中完成了去商品化的過程，裝飾墓葬是其最終消費形式之一。在東非沿海社會中，中國瓷器盛裝食物的實用功能被弱化，而財富象征、促進商貿等其他功能通過展示的形式，大大增強。中國古代瓷器在東非沿海人群社交生活和公共空間中發揮了特殊作用。這是古代中國商品在異質文化的消費地“本土化”的典型例子。學術價值：這一研究是我國學者深入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深入沿岸市場取得一手資料之后進行了的深入分析，對于了解中國古代瓷器在海外社會的實際影響力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社會影響：本文主要觀點曾在第34屆世界藝術史大會發表，演講廣受好評，并受到眾多國際學者的關注。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