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研究計劃總體執行順利。
2016年3月29日,課題組在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召開了項目開題論證會。應邀出席論證會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研處處長劉國祥研究員、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付佳欣教授、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華玉冰教授、吉林省考古研究所所長安文榮研究員、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林沄先生、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吉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趙賓福教授。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課題的學術意義及實施計劃,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議。2015年11月—2017年6月,項目所設的五個子課題分別按計劃開展了研究工作,首席專家對各子課題的工作任務和計劃進度作了必要的總體統籌和協調,目前已初步按計劃完成了第一、二階段的工作目標,取得了預期的階段性成果。
在2015年12月底經費到賬之后,首席專家按工作實際需要為“后套木嘎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研究”、“后套木嘎遺址青銅時代及遼金時期遺存研究”、“后套木嘎遺址動物遺存研究”和“后套木嘎遺址植物遺存與古環境研究”四個子課題作了項目經費分卡, 仍按總體預算中各項支出的額度執行。
2015年10月后套木嘎遺址田野發掘工作結束后,“后套木嘎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研究”課題組全面轉入了對歷年發掘所獲新石器時代遺存的室內整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基本完成后套木嘎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器物標本(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的拼對與修復、標本繪圖與卡片制作、統計分析、紋飾拓片、分類排序及數據登錄等工作。發表了《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遺址AIII區發掘簡報》(《考古》2016年第9期,CSSCI檢索期刊論文)和《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CSSCI檢索集刊論文)2篇論文。
“后套木嘎遺址青銅時代及遼金時期遺存研究”課題組對124座墓葬的文字和圖像資料作了核對、統計,完成了標本繪圖與器物卡片、墓葬卡片的制作,并參考《天馬-曲村(1980-1989)》報告修訂了墓葬登記表中的統計格式和記錄格式。
“后套木嘎遺址動物遺存研究”課題組已初步建立了2011-2015年后套木嘎遺址出土動物骨骼遺存的完整數據庫。具體內容包括種屬及相關信息、骨骼數據、骨骼痕跡等三個方面。這些錄入的信息是進一步開展動物遺存綜合研究、經濟形態與相關人類行為分析的重要基礎。已完成2011-2012年出土哺乳動物骨骼遺存與2011-2015年出土魚類遺存(共計8613件有效標本)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以及出土骨角蚌器的分析研究工作。發表了《大安后套木嘎遺址DHAⅢG1動物骨骼遺存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CSSCI檢索集刊論文)。
“后套木嘎遺址出土人骨的體質人類學綜合研究”子課題,在人骨形態學方面已完成測量形態的研究,目前正在進行非測量項目的研究。病理學方面已挑出特殊少見病理及異常現象進行個案分析,對于懷疑為多發性骨髓瘤及顱骨水平變形的個體還需結合X光及CT掃描等醫學手段進行全面可靠的分析。人口學方面通過已整理的全部個體性別年齡數據正在進行合理的人口估算。古DNA研究方面,已對后套木嘎遺址新石器時代至鐵器時代6個不同時期的104例個體進行了試驗,對其中30個保存狀態較好個體的顳骨巖部進行了建庫。并成功獲得了20個個體的基因組數據。涉及后套木嘎第一至第六期文化,每一期至少覆蓋一個樣本。研究表明,后套木嘎遺址各個階段的人群自早至晚并沒有經歷過大規模的替換和混血,與地域鄰近的赫哲人、鄂倫春人都有緊密的遺傳關系。這說明從距今萬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至今,嫩江流域不同階段的人群間一直保持著非常強的區域連續性,應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單元,人群的遺傳結構一直保持相當穩定,沒有發生過大的人群替換。值得注意的是,后套木嘎第一期M45出土人骨標本中檢測到了低比率的來自于遠東地區的遺傳信號,而這一信號在后套木嘎遺址其他階段的人群中消失,可能是由于遺傳漂變的作用所導致。該區域現代人群中所含中國南方的遺傳成分,及東北亞或西伯利亞人群的影響,則可能來自于非常近期的歷史事件。初步研究成果可見2016年吉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寧超的博士學位論文。在骨化學分析方面,目前已完成后套木嘎遺址第一至第六期不同性別年齡人骨個體的全部碳、氮同位素分析,正在開展食譜、生業模式及飲食習慣的分析研究。
“后套木嘎遺址植物遺存與古環境研究”子課題已經完成2011年度發掘區的孢粉分析與古環境研究,發表了《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孢粉分析與古環境初步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CSSCI檢索集刊論文)。后套木嘎遺址及周邊地區資源域的分析研究也已初步完成,目前正在結合出土動物遺存的研究成果開展古環境的重建。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課題組首席專家王立新與子課題負責人陳全家、方啟等先后至黑龍江、內蒙古、遼寧進行了學術調研。考察了周邊地區出土相關遺存,在此基礎上擬開展后套木嘎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遺存與周邊相關遺存的比較研究。
“后套木嘎遺址植物遺存與古環境研究”課題組初步完成野外孢粉土樣采集、土壤及巖石資源調查、水系及水資源調查,地形圖底圖的數字化處理、數字高程圖的下載等數據采集和資料收集工作。其他課題組也基本完成了國內相關文獻的收集工作。
課題組成員就后套木嘎遺址出土遺存的研究與國內外學者開展了廣泛的交流,共參加國際會議4人次、國內會議4人次,開展國際合作3人次。
2016年10月3—7日,王立新應俄羅斯西伯利亞聯邦大學的邀請,赴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參加第七屆“蒙古、貝加爾-西伯利亞與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題目為《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來自中國、俄羅斯、日本、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國的70余位學者參加了會議。通過商談,該系列會議諸發起人一致同意吸納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成為會員單位,并擬定于2017年9月10-15日在吉林長春召開第八屆國際會議。
2016年12月7-10日,王立新應韓國濟州大學博物館邀請,參加“濟州高山里史前遺址”國際學術研討會,作了“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報告。
2015年11月27-28日,在重慶師范大學召開的第六屆全國動物考古學研討會上,課題組研究生張哲作了《吉林省大安后套木嘎遺址2012IVG2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大規模宰殺行為和宴享活動》的學術報告
2016年6月8-12日,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波士頓大學召開的第七屆東亞考古學大會上,課題組成員王春雪作了《Identification of Adhesive on Bone-handled Microblades from the Houtaomuga Site in Northeast China(中國東北后套木嘎遺址骨柄石刃刀的粘合劑分析)》的報告。
2016年6月8-12日,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波士頓大學召開的第七屆東亞考古學大會上,課題組研究生張哲作了《Mass Procurement and Feasting in Houtaomuga, Northeast China(中國東北后套木嘎遺址的動物屠宰及宴享行為研究)》的報告。
2016年,課題組成員崔銀秋、肖曉鳴、張全超等就后套木嘎遺址第六期即漢書二期文化墓葬中所特有的眾多未成年個體的體質人類學、骨病理學、古DNA分析成果,在首屆“中國人類骨骼考古專業委員會年會”、“全國第十三屆科技考古學術討論會”上與專家學者進行了有益的討論,并呼吁在今后的考古發掘及研究中重視對未成年人骨的研究,為古代居民的營養狀況與病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資料。
課題組成員還與國內外相關高校和科研院所開展了必要的合作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課題組王立新與日本東京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的專家合作,針對白城雙塔和大安后套木嘎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開展了測年與人群食譜的重建工作。發表了Radiocarbon dating and diet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Neolithic Houtaomuga and Shuangta sites in the Song-Nen Plain, Northeast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41(2017)62-68,SCI檢索期刊論文)。
“后套木嘎遺址植物遺存與古環境研究”子課題負責人湯卓煒與美國俄勒岡大學人類學系李炅娥教授就白城雙塔與后套木嘎遺址浮選碳化植物遺存及研磨石器上提取的淀粉粒遺存開展了合作研究。已完成The Earliest Neolithic Site in Northeast China---The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broad spectrum adaptation of ShuangtaSite in Baicheng City of Jilin Province during early Neolithic period一文。有關后套木嘎遺址碳化植物遺存和淀粉粒的分析正在進行中,有望在2017年9月獲得初步成果。
課題組成員劉爽、王立新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崔劍峰教授合作,就后套木嘎遺址各期陶器的成分結構、燒成溫度與制作工藝進行了合作研究。發表了《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出土陶片科技檢測分析》(《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CSSCI檢索集刊論文)一文。
課題組成員與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的莫多聞、李宜垠教授合作,對后套木嘎遺址周邊進行了自然沉積剖面的取樣,研究后套木嘎遺址所在區域的地貌與環境變遷。目前相關檢測正在進行中。
課題組還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對后套木嘎遺址各期遺存的數十例炭樣進行了碳十四年代檢測。已經得到了檢測結果。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5年12月25日,為吉林大學校史館提交了該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簡介及兩張工作圖片。
2016年1月,項目首席專家在《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1期發表《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發掘方法、技術與記錄手段的新嘗試》一文的同時,在該刊同期的封二和封三介紹了本項目的主要研究內容和意義。
在2016年3月29日項目開題論證會結束后,向學校社科處和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提交了開題論證會紀要。
2017年3月,為中國社會科學報駐長春記者提供了項目研究階段性成果的簡介。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及建議
(1)各子課題的進度快慢不一,相互之間就成果和進展開展的交流不夠。課題首席專家擬于近期召開小型工作會議,就各子課題小組的相互交流與合作進行協調和督促。
(2)目前各子課題研究均已取得不同程度的進展,但是宣傳報道不夠及時,力度也明顯不足。尤其是與日本東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合作進行的碳十年代檢測,表明后套木嘎第一期遺存的年代在距今13000—11000年之間,是中國東北乃至整個北方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一批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陶器遺存,可謂東北考古的一項重大突破,需要向媒體宣傳報道。對后套木嘎第一至第六期文化人骨的古DNA分析表明,后套木嘎遺址各階段的人群在遺傳特征上具有明顯的穩定性,并與現代的赫哲人、鄂倫春人有緊密的遺傳關系。說明從距今萬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至今,嫩江流域不同階段的人群間一直保持著非常強的區域連續性,沒有發生過大的人群替換。這是首次通過前沿的古DNA研究揭示出我國東北北部地區的漁獵經濟人群在遺傳特征上的古今一致性,是近年我國科技考古領域所取得的一項有重大學術意義的學術成果,也應及早報道和宣傳。以上成果將以簡報形式報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管理辦公室。
(3)由于整理場地受限,目前2011—2015年度發掘區的線圖的總平面圖拼對、剖面圖拼對還沒有完成。新石器時代各期的完整或已復原陶器標本的線圖和器物卡片已經完成,但是部分陶片標本的繪圖、拓片和卡片制作尚未完成。急需在近期完成這些材料的整理工作。
(4)部分墓葬的記錄不夠完善,存在線圖與照片、圖像與文字記錄不甚符合的現象,急需結合照片、原始記錄進行調整。
(5)一些科技檢測工作周期較長,例如動物遺存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測試及一些骨制品上所提取的粘合劑分析(需要蛋白組學分析,對比大量現生動物標本庫)等工作。但科學研究必須遵循學科自身的規律,需要抓緊,也不能操之過急。
(6)需根據項目總體進展情況,進一步加強多學科、多角度的科技檢測驗證工作,例如食譜分析可以將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與鍶同位素分析相結合,粘合劑分析可以將X射線衍射、蛋白組學分析、紅外光譜分析等方法結合起來,相互印證。
(7)在古環境研究方面,目前還缺少后套木嘎二期文化堆積中的孢粉檢測工作。由于該期遺存沒有地層單位,可以設法用第二期灰坑單位中收集的土樣標本作孢粉分析。此外,生土層形成時期、第四期至第七期土樣的孢粉分析工作也亟待開展。
(8)在整理中發現,對石器、陶器、骨器等人工遺物用水清洗會導致很多信息的丟失,建議今后在考古工地的資料收集中應該采用干刷的方式進行清理。
(9)數據庫的利用為后套木嘎遺址資料整理帶來了很大便利,建議繼續在今后的發掘資料整理工作中充分發揮數據庫的便利功能。
(10)初步分析顯示,后套木嘎第六期即漢書二期文化合葬墓的個體間無母系關系(兩個女性無母系關系,可能是堂姐妹,可能是同父異母等多種情況),面對復雜而遙遠的古代社會,在研究和解釋過程中應當更謹慎更全面,尤其是在整合階段要加強不同子課題間的交流。
二、研究成果情況
1、《大安后套木嘎遺址發掘方法、技術與記錄手段的新嘗試》(王立新、Pauline Sebillaud、霍東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1期。CSSCI檢索期刊論文)。
在一定程度上,考古學研究水平的提升,取決于田野考古發掘方法、技術與記錄手段的發展。伴隨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由文化史研究向社會史及人地關系研究的轉型,急需開展田野考古發掘方法、技術與記錄手段的探索。該文分析了歐洲平面發掘法與我國流行的探方發掘法之間的區別與聯系,探討了將二者結合起來的可行性。同時強調了發掘中采用全程全站儀測繪、全程數字化圖像采集與處理、系統采樣與系統浮選,以及構建田野考古數據庫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本項成果為推動我國現行田野考古技術與方法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2、 《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遺址AIII區發掘簡報》(霍東峰、周冰、梁建軍、李玉彬、石曉軒、馮楠、王立新,《考古》2016年第9期。CSSCI檢索期刊論文)
該文簡要報道了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2011—2012年AIII區的發掘成果,根據層位關系和陶器特征將出土遺存劃分為七個時期。其中第一至第四期為新石器時代遺存,第五、六期遺存屬于青銅時代晚期遺存,第七期屬于遼代及稍早時期遺存。后套木嘎第一期與第三期遺存是在后套木嘎遺址首次發現或辨識出來的新的考古學文化,填補了嫩江流域史前文化編年序列中的空白。此次發掘還在第六期即漢書二期文化中首次確認了洞室墓的存在。《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王立新、霍東峰、方啟,《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CSSCI檢索集刊論文)一文,重點對后套木嘎遺址第一至第四期,以及第六期遺存的內涵、年代、文化性質等進行了系統的探討。
3、Radiocarbon dating and diet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Neolithic Houtaomuga and Shuangta sites in the Song-Nen Plain, Northeast China. (Dai Kunikita, Lixin Wang, Shizuo Onuki, Hiroyuki Sato, Hiroyuki Matsuzaki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441(2017)62-68,SCI檢索期刊論文)
該文系課題組成員與日本東京大學人文與社會學研究院專家合作研究的成果。本項研究重點針對白城雙塔一期與大安后套木嘎一期兩種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進行了碳十四年代檢測與食譜重建。研究結果表明,雙塔一期的年代在距今11,000—7,800年之間,而大安后套木嘎遺址第一期遺存的年代則在距今13,000—11,000范圍內。后者是我國東北乃至整個北方地區目前可以確定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據檢測結果,后套木嘎第二期遺存為距今8,000—7,500年,后套木嘎三期遺存為距今6,300—5,500年,后套木嘎四期為距今5,000年前后。通過對陶器上的殘留碳化物作C/N穩定同位素分析可知,淡水魚類應當是該區域新石器時代居民的一個主要食物來源。以上研究對于東北亞地區早期陶器的出現及用途的研究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4、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出土陶片科技檢測分析》(劉爽、崔劍鋒、王立新,《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CSSCI檢索集刊論文)
課題組從后套木嘎遺址第一至第四期,以及第六、七期遺存中選取了20片陶片進行了顯微觀察、成分檢測和燒成溫度分析。結果顯示,后套木嘎一期的夾炭陶燒成溫度不會高于600℃,系露天燒制;后套木嘎二期為夾蚌陶,存在練泥過程,燒成溫度不超過730℃,亦為露天燒制;后套三期既有夾蚌陶,又有泥質陶,前者燒成溫度不高于710℃,而泥質陶則可達770℃;后套木嘎四期仍有夾蚌陶和泥質陶之分,夾蚌陶所羼蚌粉較三期明顯減少,燒成溫度不高于700℃,但泥質陶的燒成溫度則可達850℃,此期陶器仍應為露天燒制。至后套木嘎第六期,流行的薄胎沙質陶的燒成溫度達到了1000℃以上,應當是在陶窯中燒制的;第七期的沙質陶燒成溫度也高達950℃以上,也應是在陶窯中制成的。這是首次針對嫩江流域新石器時代至鐵器時代的陶制品所開展的成分檢測與燒成溫度、燒制工藝研究,揭示了該區域一萬三千年以來陶器制作工藝不斷提高并趨于成熟的一個發展過程。
5、 《大安后套木嘎遺址DHAⅢG1動物骨骼遺存研究》(宋姝、陳全家、王立新,《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CSSCI檢索集刊論文)。
大安后套木嘎DHAⅢG1是屬于第三期(距今6,300—5,500年)的一條灰溝,溝內自溝底至溝口各類動物骨骼呈連續狀分布,但散亂無序。骨骼間堆積為灰黃色夾黑色土塊的沙質亞粘土。堆積中間雜燒土、木炭和少量陶器碎片、骨器與細石器等人工遺物。經鑒定,溝內共出有動物骨骼15036件,其中可鑒定標本6518件。以魚類、哺乳動物和軟體動物骨骼為多,還有少量爬行類和鳥類骨骼。表明當時漁撈和狩獵是很重要的生業手段,其中野牛是主要的狩獵對象,占可鑒定哺乳動物總數的81%以上。溝內動物骨骼有不同程度的風化痕跡,并已留有很多人工痕跡,其中有鋸、切等制作骨器取料而留下的痕跡。種種跡象表明,此溝是一處堆放動物骨骼并初步選取骨料的場所,至于是否還有其他功能,還有待于進一步的分析。這批動物骨骼的鑒定分析,對于了解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的經濟形態、環境背景與人類行為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
6、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遺址孢粉分析與古環境初步研究》(湯卓煒、劉瑋、王立新,《邊疆考古研究》第21輯,CSSCI檢索集刊論文)。
本文是2011年采自后套木嘎遺址DHAⅢT1006南壁孢粉土樣的檢測分析報告,其中采自后套木嘎一期地層(AⅢT1006③)上、中、下部位的樣品各一例,采自后套木嘎三期地層(AⅢT1006②)上、下部位樣品各一例。分析結果顯示,后套木嘎一期當地屬于典型草甸草原植被組合,結合遺址所在的沙丘環境,推測后套木嘎一期的早、中段沉積環境濕潤,氣候較冷,到了晚段雖然植被覆蓋率有所提高,但氣候向著不利于人類生存的寒冷環境轉變。到了后套木嘎三期文化時期,沉積環境濕潤,氣候溫暖,植被種類更加豐富,植被覆蓋率尤其是木本植物的覆蓋率有所提高,顯示當時氣候較之后套木嘎一期更加溫暖,適宜于人類生存。該成果對于后套木嘎第一期與第三期文化階段的自然環境的復原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該區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不同階段人類與環境的互動等,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