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審判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執行及進展情況

本課題自2015年11月立項后，課題組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始工作：

（1）資料收集：課題組成員先后赴廣東省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徐州市檔案館等單位查閱、抄錄、復印國民政府在當地設立的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檔案，獲取部分歷史資料。

課題組成員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廣東省圖書館查閱1945-1948年報刊，收集審判日本戰犯的相關報道。

2016年5月，課題組赴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復制日方館藏的中國審判歷史檔案，共計十個法庭，368個卷宗，約12000余頁檔案資料。

課題組委托有關人員在臺北“國史館”復制國民政府外交部、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司法行政部有關審判日本戰犯檔案�；�本掌握了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過程中的政策、法規、審判進程等方面的情況。

課題組委托有關人員在臺灣發展委員會檔案館復制國民政府國防部史政局檔案，主要是各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個人案卷。掌握了部分日本戰犯審判的詳細資料。

（2）2017年5月，課題組成員與江蘇電視臺合作，到美國馬里蘭國家檔案館、紐約聯合國總部檔案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檔案館查閱、復制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檔案，東京審判檔案和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部分判決書。拷貝了部分審判日本戰犯、接受日軍投降和抗戰的歷史記錄片。

大量歷史檔案資料的收集，為課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自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嚴海建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訪問學者，并搜集有關歷史檔案資料。

（4）2017年4月，與上海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簽訂合作協議，出版本課題的全部成果。出版社申請了國家重大項目出版基金，獲得批準。出版項目名稱：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1946—1948）（第一期），項目編號：2017k-066，協議號：20170026，協議簽訂最終時間2017年4月6日。項目包括一本論文集、一本專著、以及資料匯編。論文集題目為《戰后中國國內對日本戰犯審判研究》。預計出版時間：2017年11月。出版進度計劃：2017年6月15日交稿，2017年7月20日發稿（排版定樣）。

2、成果宣傳推介：

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重大題材領導小組2016年批準立項，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出品的五集電視紀錄片《正義之劍——戰后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檔案揭秘》正由總臺紀錄片創作中心執行拍攝制作，將于2017年8月15日前后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在此之前，上海東方電視臺與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歷史紀錄片《東京審判》。江蘇臺的紀錄片是在此基礎上，再現抗戰勝利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亞洲各國審判日本乙、丙級戰犯的49個法庭中，中國國民政府設立的法庭就有10處，包括南京、徐州、漢口、沈陽、北平、太原、濟南、廣州、上海、臺北。新中國成立后，又在沈陽、太原設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以上十二個中國法庭，對日本戰爭暴行以及負有直接責任的2300余名戰犯，進行的“中國戰后對日戰犯審判”。

江蘇電視臺攝制組與本課題組進行了密切合作，通過珍貴歷史檔案、文獻、證人證詞和歷史影像，充分揭露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種種罪惡，全景式地展現“中國戰后對日審判”的真實歷史。作為一部以反映抗戰勝利后中國對侵華日軍進行審判為主題的電視紀錄片，在國內尚屬首次。

二、 研究成果情況

1、劉統撰寫的專著《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研究》。是全面敘述國民政府十個軍事法庭審判2300名日本戰犯的全過程。全書提綱分為以下幾部分：

第一部：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審判的醞釀和準備

第二部：十個軍事法庭的審判過程

第三部：涉外案件審判

第四部：重要戰犯審判

第五部：審判中處理的若干問題（改判、證據問題與無罪釋放、引渡、與東京審判的配合、戰犯遣返與釋放）

第六部：審判的總結和歷史教訓

現已完成初稿的章節：

第一部：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審判的醞釀和準備

第1章：聯合國戰爭罪行審查委員會倫敦總會（9000字）

第2章：日本戰爭罪行調查：第一階段（26000字）

第3章:審判法規的制訂與審判籌備（19000字）

第4章：日本戰犯的確認與逮捕（17000字）

第5章：日軍罪行調查：第二階段（26000字）

第二部：十個軍事法庭審判過程

第2章：濟南軍事法庭審判

第1節：清井真光與濟南新華院戰俘營案（18000字）

第2節：濟南憲兵福田永案（8000字）

第3節：神保信彥無罪釋放案（7000字）

第三部：涉外案件審判

第1章：上海外國僑民集中營虐待平民案（22000字）

第2章：李安東間諜案（42000字）

第3章：貝安加譚間諜案（17000字）

第四部：重要戰犯審判

第1章：岡村寧次無罪判決（23000字）

以上章節，完全是依靠歷史檔案資料完成的，除第一部分參考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余部分都是原創性的研究，在國內是填補空白的成果。濟南法庭因為檔案卷宗較完整，可以展示個案審判的全過程，從對戰犯的庭審記錄、證人出庭作證、罪行的調查和取證，終審的法庭辯論，以及起訴書和判決書、上報和復審批復等完整的法律文書，體現當年審判日本戰犯的審訊水平，也詳細揭示了日軍各種罪行。李安東間諜案是1051年新中國鎮壓反革命的重大國際案件，作者從民國檔案中發現他在1947年曾被北平軍事法庭逮捕審訊，將兩案合并研究，使這個重大事件第一次完整展現。岡村寧次無罪判決，過去偏重政治解析。此次從新發現的檔案中找到1945年日軍投降后，岡村與國民政府軍方的密切聯絡，為阻止共產黨和八路軍受降，阻止蘇軍接管察哈爾地區，日軍為國民政府軍隊提供了很多幫助。這也是后來國民黨高層決定對岡村寧次做無罪判決的原因。這些研究完成后，我們對中國戰后審判的情況將第一次獲得完整的了解，對日軍侵華罪行有更深刻、具體的認識，對當前日本右翼否認戰爭罪行，否定戰后審判的倒行逆施，是一個有力的回擊。

2、劉統主編：《戰后中國國內對日本戰犯審判研究》。論文集，匯集國內學者和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青年研究人員自2012年到2017年對本課題的研究成果，全書約30萬字。該書已和上海書店出版社簽約，并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贊助，將于2017年底出版。

劉統：中國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概述（首次發表）

左雙文：國民政府與懲處日本戰犯幾個問題的再考察

劉萍：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的設立與運行——以臺北“國史館”檔案為中心的探討

張連紅：戰時國民政府對日軍罪行的調查—以“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為中心

劉萍：國民政府之日軍罪證調查問題再考察

嚴海建：國民政府與乙丙級戰犯審判

嚴海建：被遺忘的審判？——戰后國民政府對日審判研究的回顧與探討

嚴海建：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案審判的社會影響論析

嚴海建：法理與罪責：國民政府對戰犯谷壽夫審判的再認識

嚴海建：谷壽夫戰爭責任的再檢證

劉萍：戰后美軍在華處置戰犯問題初探

徐家駿：提籃橋監獄對日本戰犯的關押、審判與執行

(德)高安雅：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以第二綏靖區司令部軍事法庭為例（首次發表）

熊昆旗：徐州審判略論（首次發表）

龔志偉：東京審判日本侵華戰爭罪行的辯護策略舉隅——以對檢方證人的質證為中心（首次發表）

趙玉蕙：東京審判的翻譯研究（首次發表）

《論文集》內容簡介與學術價值：

華南師范大學左雙文教授的《國民政府與懲處日本戰犯幾個問題的再考察》全面考察了國民政府在對日本戰犯的處理問題上的一系列決策過程。他認為國民政府各有關部門甚為重視，在戰時即成立了專門的調查機構，戰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進行審判。但因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對日方針，對戰犯的處理面與處罰度均作了嚴格控制，且對少數重要戰犯網開一面，在離開大陸前夕又將在押戰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臺締結和約后，使之全部開釋�？傊�，戰后國民政府的戰犯審判既有伸張正義、懲處元兇的一面，又有虎頭蛇尾，甚至開脫的一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劉萍編審的《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的設立與運行》依據臺北“國史館”檔案為，探討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的組織經過和歷史作用。這個國際成立后，指導了對德日等戰爭罪行證據的搜集和調查，對各國提出的戰犯名單和案件進行審核，并對罪行性質、審判方式、法律程序等問題進行廣泛的探討，保證了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為代表的戰后審判的順利展開，推進了國際刑法的發展。

劉萍的另一篇《國民政府之日軍罪證調查問題再考察》回顧了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與中國國民政府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之間的關系。中國最初對日軍罪證的調查，因調查機構和調查方法經驗不足，調查成果不佳。二戰結束后，國際檢查局在中國檢察處和國民政府相關機構配合下，赴中國調查取證，并確定了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的證人，為法庭對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和制造南京大屠殺等暴行的判決提供了重要證據。但因證據的缺乏和美國對戰犯的庇護，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戰爭暴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從這個意義上看，東京審判是不完整的。

南京師范大學張連紅教授的《戰時國民政府對日軍罪行的調查》以國民政府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工作為中心，探討了中國對日審判之前進行的罪行調查工作。他認為：1944年2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成立的“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日軍罪行調查的工作規程和辦事細側，推動了調查工作。委員會進行了十分認真艱辛的努力，也整理匯編了近3000件罪證材料上報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但由于各級政府對調查敵人罪行認識不足，調查委員會缺失權威以及戰爭條件等因素的制約，國民政府戰時日軍罪行的調查成效并不顯著。大規模的調查工作還是在審判戰犯的工作啟動后才開始的。

南京師范大學嚴海建副教授是貢獻論文最多的作者。他的《國民政府與日本乙丙級戰犯審判》也是一個概括性的綜述。看似與我的《概述》內容差不多。我要說明的是，當時我們寫這些論文的時候，事先并沒有互相協商，是各自寫作的。雖然題目相似，但各人側重不同。我側重了對日本重要戰犯的審理，一些特殊和涉外案件的審理，以及岡村寧次是如何無罪釋放等方面的問題。嚴的論文側重了對審判全局的分析研究，戰犯引渡和對審判工作的全面評價等問題。

嚴海建認為：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具有強烈的主體性色彩。中國近代受日本侵略數十年，為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完整長期堅持抗戰，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戰后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對于國家主權的宣示和戰爭創傷的撫慰有重要意義。但最終審判的效果不盡如人意，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政治影響。評價這些得失時，應該考慮到國民政府當年面臨的各種困難。

國民政府對日本乙丙級戰犯的審判恪守證據中心主義，使得整個審判均受制于證據的缺乏，因而處理的憲兵、特務遠多于日軍中的戰犯。但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國民政府自主設立的審判戰犯法庭在法理與法定程序上的公正性。 戰罪審查和戰犯引渡是確保審判的國際標準和各國自主性平衡的關鍵因素，擬議中的引渡協定并未得到有效實施。中國法庭基本是對現地受降部隊中的日本戰犯的審判，而對于日軍長達十余年侵華過程中發生的戰爭犯罪責任，未能得到切實的追究。

南京大屠殺研究是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多年來的重點研究方向。嚴海建的三篇論文，都是對南京審判，特別是對谷壽夫審判進行了細化的分析研究。在《谷壽夫戰爭責任的再檢證》中。指出國民政府國防部軍事法庭在審理南京大屠殺案時，由于掌握的日方文獻有限，對于被告谷壽夫的申辯未能進行有力的質證。加上谷壽夫并未完全否認日軍暴行，只是申辯第六師團不存在暴行，在日本國內引起部分同情，從而影響了日本國內對南京審判公正性的認識。通過比對日軍的軍方文件、日軍第六師團的官兵日記及回憶等日方文獻，可以證明法庭對谷壽夫的判決并無不當，其所做申訴基本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狡辯。

在《法理與罪責：國民政府對戰犯谷壽夫審判的再認識》中，嚴海建針對谷壽夫審判的公正性，在戰后引起較多爭議，特別是在日本右翼認為對谷壽夫的判決是“冤枉”的論點。詳細論證了法庭對于谷壽夫戰爭責任的認定是，建立在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事實全面調查的基礎上的。限于當時的條件，審判所需相關證據的調查工作雖存在一定的缺失，加之在戰爭暴行的發生地審判，被告確實處于某種弱勢地位。但從整體來看，并不影響審判的公正性。

在《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案審判的社會影響論析》中，嚴海建列舉了國民政府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過程中，在檢舉戰爭罪犯、搜集證據、法庭審判以及判決執行等各個環節中都有社會的積極參與。通過媒體報道、公開審判以及專題電影的公映等傳播方式，審判的社會影響范圍得以擴大。審判使受害者的個體創傷記憶得以申訴，并在社會廣泛傳播，由此產生了早期關于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集體記憶。對于后代牢記歷史教訓，根絕日本軍國主義招魂，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全面展開之前，美軍在上海對一些日本戰犯率先進行了審判。這些審判雖然對后來的中國審判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是損壞了中國的主權。劉萍的《戰后美軍在華處置戰犯問題初探》論述了中美之間在審判戰犯問題上的交涉和有關政策問題，認美軍自行在中國境內處置戰犯，極大地侵害了中國主權，引發中美司法管轄權之爭。中美雙方就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理解中美口頭諒解協議和盟國間引渡戰犯條約這兩項文件展開交涉。美軍的行動不僅突破了中美《關于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所規定的司法管轄權，甚至也超越了《中美新約》簽訂前有關領事裁判權的權限，但基于“中美軍事同盟”的壓力，國民政府最終妥協退讓。這一事件也折射出戰后中美關系及戰犯處置問題的復雜性。

當年美軍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設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徐家駿主編的《提籃橋監獄對日本戰犯的關押、審判與執行》詳細具體地記述了美軍審判、處決日本戰犯的情況，使我們對此次審判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

2015年5月，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舉辦了第一次青年史學論壇，國內外的青年學者和研究人員對東京審判和中國審判提交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論文。我們選擇了其中四篇。

德國海德堡大學歷史學博士高安雅（Anja Bihler）的《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以第二綏靖區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為例》，對比了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在立法和審判程序等方面的異同，評價了戰后國際法在審判戰爭罪犯、建立新型地區政治格局方面取得的成就。她指出：戰后審判研究的意義也不僅限于近代歷史，其對國際刑法理論的發展同樣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作為國際法領域內的新興學科，國際刑法要逐漸鞏固對國際刑法發展不同階段歷史的了解，戰犯審判不僅給現代國際刑法和它核心的理念奠定了基石，各國審理戰犯的具體案件也是有效的法律先例。她研究了中國國民政府濟南軍事法庭的審判過程，指出日軍在侵華期間的罪行，仍有尚待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戰犯審判的記載是能夠證明戰爭罪行的寶貴歷史資料。此外，關于國際刑法的發展，中國通常不被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然而對國民政府戰后審判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一個獨特的機會，能重新挖掘中國在國際刑法發展中所做的貢獻。

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碩士熊昆旗的《徐州審判研究》是一篇很好的個案研究論文。徐州綏靖公署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是戰后國民政府在國內成立的10個對日審判的法庭之一，自1946年4月至1947年6月，法庭對犯有戰爭罪行的25名戰犯嫌疑人進行了審判。徐州審判貫徹了國民政府“寬大從速”的審判政策，對證據確鑿的戰犯判處不同程度的有期徒刑和死刑，對證據不足的戰犯嫌疑人無罪釋放，體現了法庭的公平正義、懲惡揚善。徐州審判不論從軍事、政治意義上看，還是從民國司法進步的角度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上海交大東京審判中心龔志偉博士的《東京審判日本侵華戰爭罪行的辯護策略舉隅——以對檢方證人的質證為中心》列舉了東京審判過程中，檢方列舉大量事實，證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罪行。辯方為了反駁檢方指控，針對檢方提請的證人進行了大量冗雜且瑣碎的質證。在質證中，辯方展現了幾種策略：把中國抗日、日本保護在華利益作為發動侵華戰爭的借口；把侵華戰爭的啟釁歸罪于中國；借驅逐歐美殖民主義之名為侵略中國的正義性辯護；為侵華政策尋找歷史纏結；糾纏于證詞和證據的細節，以達到推翻檢方證詞的作用。這些質證企圖混淆辨明歷史的真相，推卸被告和日本的戰爭罪責，所以幾乎沒有被法庭所采納，但卻大大拖延了庭審進程。從另一方面來看，辯方采取了這些狡猾的辯護策略，正說明他們很難從正面撼動檢方的指控和指證。

上海交大東京審判中心趙玉蕙博士的《東京審判的法庭翻譯及其程序正義問題》看似是一個技術問題，在東京審判過程中卻影響到很多方面。特別是中、日、英文間的互相轉譯，發生過很多誤會和失誤，影響到審判的準確性和公正性。論文探討了從審判前的起訴工作到閉庭的時間段內，檢、辯及法庭三方對審判翻譯工作（口譯與筆譯）的安排與相關制度的建立。同時通過對英日文庭審記錄的比較分析，對法庭翻譯的呈現效果進行檢證，表明盡管面臨種種困難，東京法庭仍然在口譯和筆譯工作中確立起相對完善的監督與檢查機制，確保了審判在未出現重大翻譯失誤的情況下順利進行。這篇論文是在她整理東京審判原始記錄文獻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對于今后的文獻整理工作，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青年史學論壇的四篇論文，都是首次發表。其余的文章，都已經在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要說明的是：當初發表的時候，受到刊物篇幅的限制，這些論文是經過刪節和精簡的。這次是全文發表，使讀者能看到更加完整的內容。另外，各論文之間可能有內容重復之處。我們為了保持論文的原貌，沒有進行刪節。因為這個領域的研究剛剛起步，沒有定于一尊的結論。每個作者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有不同的視角和觀點。我們把這些都呈現給讀者，也給讀者一個對比和思考的余地，這樣是有益于推動研究的。

3、嚴海建自課題立項以來新發表的論文：

《跨國界的歷史認識：顧若鵬<日本戰爭罪行與中國審判>讀后》，《抗日戰爭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國民政府對乙丙級戰犯的審判》，《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被遺忘的審判？——戰后國民政府對日審判研究的回顧與探討》，《民國研究》2016年秋季號。

《通向戰后審判之路：盟國對二戰戰罪懲處擬議述論》，《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