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中國”認同與中華民族形成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課題研究按計劃正常進行，課題組成員搜集有關“中國觀”和“中國認同”方面資料約四五百萬字，完成著作3部，論文23篇，超額完成預定計劃任務。

課題組成員通過課題組成員會議討論、個別交換意見、社會調研、咨詢專家等多種方式進行討論，在以下一些問題上形成了共識并有了新的認識。

（1）課題組在何為中國、中國古代“中國”認同的內容等方面形成了共識并有了新認識

第一，何謂“中國”？學界雖然幾經討論，但還是有人認為華夏漢族及其政權是“中國”，少數民族及其政權不是“中國”。確實，在中國古代留下的主要出于漢儒之手的浩如煙海的文獻之中，常常將“中國”和“四夷”對稱，用華夏漢族及其政權代表“中國”，認為“四夷”等少數民族不是“中國”。其實，在中國古代，“中國”一詞不僅僅指稱漢族及其政權，還有指稱“中原”的地理涵義、指稱“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即“懂禮即中國”）的文化涵義、指稱政權的“國家”涵義，以及后來政權稱歷史上以中原地區為主且有相互遞嬗關系或沒有遞嬗關系但為自己政權所繼承的多個政權為“中國”的涵義，等等。當用“中國”一詞指稱“中原”時，則包括進入中原地區的少數民族；用“中國”一詞指稱“懂禮”的文化涵義時，也包括“懂禮”的有文化的少數民族；用“中國”一詞指稱漢民族國家或中原國家政權時，也包括受漢族國家或中原國家政權管轄的少數民族；后來政權稱歷史上以中原地區為主且有相互遞嬗關系或沒有遞嬗關系但為自己政權所繼承的多個政權為“中國”時，更是與少數民族及其政權密不可分。可見，中國古代的“中國”一直與少數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何謂中國？一句話，“中國”不僅僅是華夏漢族一個民族的“中國”，而是包括各個少數民族的多個民族的“中國”，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第二，在中國古代“中國”認同內容方面，課題組通過討論，認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國”一詞涵義眾多，既有指稱一國之中心的“京師”，指稱中原、九州（十二州）及其政權，指稱“華夏漢族”及其政權的涵義，又有指稱“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涵義，還有指稱國家政權的涵義等等。因此，本課題所討論的“中國”認同，就包含有對“中國”各種涵義認同的意思，包括中國古代的民族認同（中國古代的民族認同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認同，是指各個民族對本民族的認同；第二個層次的認同，是指各個民族對本國國家民族（國族）的認同；第三個層次的認同，是指超越某一個民族和某一民族國家的整個“中國”的民族認同）、地理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國家認同、歷史認同等各個方面，而各個民族及其政權自稱“中國”、自稱“中國正統”，則是這一認同的最高表達形式。

確實，中國古代，不僅華夏漢族及其政權自我認同為“中國”，少數民族也具有“中國”認同意識。這種“中國”認同意識，既包括各個民族及其政權的自我“中國”認同，也包括各個民族和政權對中國古代具有各種內涵的“中國”的認同，還包括后來政權稱歷史上以中原地區為主且有相互遞嬗關系或沒有遞嬗關系但為自己政權所繼承的多個政權為“中國”的認同，等等。認真檢索歷史文獻，我們會發現，中國古代各個民族及其政權均存在自稱“炎黃子孫”、自稱“中國”、自稱“正統”，互稱“南北朝”等現象，他們均視中國歷史為自己的歷史，視中國傳統文化為自己的文化，具有強烈的“中國”認同意識。正是這種“中國”認同意識，才使各族逐漸從多元走向一體，共同凝聚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不僅為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及其疆域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也為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2）經過討論，課題組對民族、民族形成于何時，以及中華民族的形成等問題形成了共識并有了新認識

第一，關于什么是民族的問題。近年來，由于西方民族概念的傳播，使我們的民族研究有些無所適從之感。我們課題組通過討論和研究，認為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的民族定義，以及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的“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來說，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的作用”的民族定義，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性作用，但要將民族區分為狹義民族和廣義民族兩大類型：

狹義民族是指具備斯大林所說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體的某一個民族共同體，如華夏族、漢族、匈奴族、鮮卑族、蒙古族、滿族等等。

廣義民族則指具有或某種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兩個狹義民族以上的多個狹義民族的人們共同體。也就是說，廣義民族應該包括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們共同體，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現代民族、原始民族、資本主義民族、蒙昧民族、野蠻民族、文明民族等等；包括某一語系的民族，如漢藏語系民族、印歐語系民族、拉丁語系民族；包括某一種經濟類型的民族，如漁獵民族、游牧民族、農業民族等等；包括某一區域的民族，如東北民族、亞洲民族、美洲民族等；包括某一政治地位的民族，如統治民族、被統治民族、壓迫民族、被壓迫民族等等；也包括某一個政權內部的多個狹義民族，如唐朝民族、宋朝民族、中華民族、美利堅民族等等，這些國家或政權的民族并非都由一個狹義民族構成，而是由多個狹義民族構成，臺灣學者王明珂將這些國家或政權的民族稱之為“國族”，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們覺得，“國族”只能稱以國號為代表的各個政權的民族，無法概括其他各種廣義的民族，因此，還是用“廣義民族”的概念進行概括為好。

第二，關于民族形成于何時的問題。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學界對民族形成問題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熱烈討論，多數學者不贊成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觀點，認為民族形成于古代。我們很欣賞老一輩學者對構建我國自己的民族理論所做出的貢獻，也認為民族形成于古代，并具體認為中國的華夏族形成于夏王朝國家建立之后。因此，本課題在論述中國古代各族時，均使用民族一詞。

第三，關于中華民族形成問題。“中華民族”即是“中國民族”，屬于廣義民族中的“國族”。“國族”，顧名思義，應該是指一個國家的民族，只要有國家，就應該有“國族”；只要有中國國家，就應該有中國的“國族”，即“中國民族”。因此，本課題不贊成中華民族形成于中華民國建立之后、形成于抗日戰爭之后、形成于新中國建立之后等觀點。實際上，梁啟超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前的1902年，就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說明那時的梁啟超已經開始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存在，開始用“中華民族”一詞對這一民族實體進行概括，而中華民族實體的形成一定是在此之前，只是人們沒有認識到而已。如此說來，“中華民族”的形成必定在梁啟超對這一民族實體有了認識之前，也就是梁啟超等人最早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之前。梁啟超等人使用“中華民族”的時代是清王朝統治中國的時代。清王朝也是國家，也應該有“國族”，清王朝自稱“中國”，清王朝的“國族”就是“中國民族”。本課題組成員通過討論，認為清朝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了乾隆時期，最終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形成了“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于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的“共同地域”，在這一共同地域之內，生活有漢、滿、蒙、維、藏等各個民族。乾隆皇帝反對“華夷之辨”，倡導“華夷一體”，完成避暑山莊的修建，用漢、滿、蒙、維、藏五種文字題寫了麗正門額，同時，采用藏式、漢式、藏漢結合等多種形式修建了外八廟，等等。說明乾隆時期已經建成漢、滿、蒙、維、藏等民族結合而成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那時，經過清人正統形象的塑造，清人自稱“中國”意識增強，各民族“中國”認同意識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強化，統一的“清朝國家民族”的“國族”正式形成。據歷史記載，清朝的國號雖然稱“大清”，但他們又自稱“中國”，因此，“清朝國家的民族”也就成了“中國民族”，“中國民族”就是“中華民族”，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就是在各族“中國”認同的旗幟之下凝聚到一起而正式形成。

子課題進展情況

子課題之一：“中國”認同觀念的形成:先秦兩漢時期的“中國”認同

本子課題自立項以來，研究進展情況基本正常。目前已經初步完成有關先秦秦漢考古材料及相關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工作，搜集相關資料100多萬字；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了本子課題的研究框架和撰寫提綱；8人次參加國內學術會議和國際學術交流會議；出版《遼海地區的史前文明》學術專著一部，發表相關論文6篇。預計于2019年年初，完成本子課題的全部研究內容的撰寫工作。

子課題之二：“中國”認同形式的多樣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認同

本子課題按預定計劃順利進行。自立項以來，基本完成資料收集、史料整理工作，收集資料100多萬字，相對文獻資料而言，考古資料搜集相對欠缺。對子課題研究框架進行了充實與修改。發表《慕容鮮卑“中國”認同觀念探討——以前燕“中國”認同形式多樣化為中心》論文一篇。目前，正在撰寫《高句麗“中國”認同研究》，已完成15萬字。預計2019年初完成本子課題全部書稿的撰寫工作。

子課題之三：“中國”認同觀念的升華：隋唐時期的“中國”認同

本子課題自立項以來，除了參加整個課題組會議以外，還單獨在長春召開兩次本子課題成員會議，按照本課題總體的研究計劃，分工落實任務，并就本子課題的研究工作計劃的實施狀況進行討論，進一步明確下一階段的研究任務，加深對隋唐時期“中國”認同觀念升華的時代特征的認識，注意在研究思路上保持協調和一致。目前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研究資料的收集和整理的階段，個別章節和專題已經進入撰寫階段。

為了爭取本課題研究信息量的充分化，本子課題加大研究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搜集范圍既包括歷代文獻中有關隋唐時期最高統治集團、官員、學者、少數民族社會上層“中國”認同觀念的言論、行為的記載，也包括當代中外學者關于“中國”觀念認同問題研究的著作、論文等。目前已搜集到相關資料大約100多萬字。

個別問題和章節已進入專題研究和寫作階段，完成《唐中葉迄元朝東亞地區藩屬體制的變局及其影響》、《王通的中國觀及其時代特色》等論文。

子課題之四：“中國”認同觀念的多元一體化：遼宋夏金時期的“中國”認同

該子課題自立項以來，除了參加整個課題組會議以外，還單獨組織召開本子課題成員會議兩次，按照本課題總體的研究計劃，分工落實任務，并對本子課題的研究內容、撰寫提綱及所涉及的理論問題進行討論，以便在相關理論問題以及撰內容和風格保持協調和一致。立項之后，該子課題把主要精力用于資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目前搜集相關資料超過100萬字。同時，也進行一些相關專題研究，完成論文3篇。尤其是對遼宋夏金時期“中國”認同的特點進行了探討，并取得了一些新的認識。認為遼宋夏金時期，各個政權均自我認同為“中國”、自我認同為“正統”，雖然沒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認同，但出現了部分他者逐漸認同的發展趨勢。遼夏金在自我認同為“中國”的同時，也認同宋朝為“中國”，但在是否認同宋朝為“正統”的問題上存在不同認識：遼人不承認宋朝為“正統”，夏人則承認宋朝為“正統”，金人承認北宋為“正統”，但在是否承認南宋為“正統”的問題上存在不同認識。宋人既不認同遼夏金為“中國”，也不認同遼夏金為“正統”。宋金后期，金人中出現一部分人承認遼宋金都是“正統”的現象，宋人中也出現一些個別人承認金朝為“中國”的現象。元修遼宋金三史，在遼宋夏金出現復數“中國”和“多統”思想的基礎上，承認了遼宋金都是“中國”都是“正統”的歷史地位，打破了少數民族不能稱“中國”不能稱“正統”的單線性發展模式，創立了“中國”和“正統”的多線性發展模式。遼宋夏金均自我認同為“中國”并得到部分他者認同的發展趨勢，說明中國古代的“中國”極具魅力、極具吸引力，不僅成為漢族及其政權引以為自豪的自稱，也成為少數民族向往的對象。正是這一魅力，才使各個民族和政權逐步凝聚到“中國”這一旗幟之下，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

子課題之五：“中國”認同的定型與中華民族的形成：元明清時期的“中國”認同

該子課題自立項之后，就進行了任務分工，分別對元、明、清時期有關“中國”認同方面的資料進行搜集，目前，已經搜集到相關資料約200余萬字。同時，對有關“中國”認同的理論問題以及本子課題研究內容多次交流和協商，目前已基本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在搜集資料的同時，對部分專題展開研究，發表《蒙元諸帝對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崇與認同》、《清代祭祀文化與“中國”認同》、《“崇德”與“德治”——清太宗“中國”認同觀念管窺》3篇論文，完成《試論朱元璋的“中國”觀》、《清代以法治邊的經驗得失》等論文，預計下半年發表出來。下一階段將進入正式撰寫書稿階段，預計2019年初完成本子課題全部書稿的撰寫工作。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本課題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中國古代的文獻史籍雖然浩如煙海，但根本沒有集中記述中國古代“中國觀”和“中國認同”的文獻資料，需要下大功夫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之中像大海撈針一樣，將有關“中國觀”和“中國認同”的文獻資料輯錄出來。

課題組成員采取分工協作的方式，按各個朝代輯錄各個歷史時期有關“中國觀”和“中國認同”的資料。目前，輯錄相關資料大約有四五百萬字，有關25史（26史）、《資治通鑒》等編年體著作、各朝實錄、十通等文獻中有關“中國觀”和“中國認同”的資料已基本輯錄完成，各種筆記、文集、地方志、碑刻等考古資料、少數民族文獻資料僅輯錄一部分，還有待于今后進一步輯錄。

課題組除了召開項目開題論證會，聽取與會專家學者的意見以外，多次召開課題組成員會議，討論本課題的研究內容、撰寫體例，以及需要把握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等等。

在學術交流和國際合作方面，課題組成員自立項以來，先后有5人次赴日本、俄羅斯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并宣讀論文；有1人赴美國邁阿密大學、圣地亞哥大學等地講學；有3人參加了2015年在鄭州舉行的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并作學術演講；1人次參加“第十屆中國民族研究西南論壇－民族交融、文化變遷、國家認同”學術會議；課題組以“內陸歐亞草原東段史前的人群互動與文化交流”為題，舉辦小型國際會議1次，吸納俄羅斯阿穆爾國立大學教授、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學科帶頭人扎比雅科?安德烈?帕夫洛維奇、蒙古國成吉思汗大學校長、蒙古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哈?拉哈拉蘇榮兩位外籍教授參加了本項研究。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沒有召開成果發布會。曾向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投稿《金人自稱“中國”話語體系構建》一文，尚未刊出。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第一，是理論提升。本課題研究理論性較強，課題組成員雖然在理性思考問題方面下了大功夫，但還是有一些理論問題認識模糊，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

第二，是資料搜集問題。中國古代的文獻浩如煙海，從中將有關中國古代“中國觀”和“中國認同”資料搜集出來，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目前，我們雖然搜集到大約四五百萬字的資料，但有關筆記、文集、地方志、碑刻考古資料、少數民族文獻資料的搜集還很不全面，應該說差得很遠，還應該下大氣力去完成這部分資料的搜集工作。

第三，課題組成員在研究思路及對中國古代“中國”認同問題的認識上還不夠完全一致，需要進一步增強課題組成員之間的內部討論，及時交流研究信息，保持協調和一致。

二、研究成果情況

1、趙永春等著《中國古代東北民族的“中國”認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學界對“何謂中國”的問題，雖然經過持續不斷的討論，但仍然有人認為將少數民族及其政權說成是“中國”，是為今天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其實不然，這些少數民族及其政權在歷史上就具有“中國”認同意識，就曾自稱“中國”。該書即針對上述不正確認識，對興起于東北地區的慕容鮮卑、拓跋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族的“中國”認同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認為這些興起于東北地區的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權，均存在自稱“炎黃子孫”、自稱“北朝”、自稱“中國”、自稱“正統”以及對中國歷史及其傳統文化具有強烈認同的，但并不反對漢族和中原政權稱“中國”的現象。客觀上，形成了各個少數民族都是“中國”的多元一體的民族意識，成為中國各個民族凝聚到一起的重要因素，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該書出版以后，被評為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優秀著作；“民族史”、“邊疆時空”、“中古史研究資訊”等微信公眾號進行了推介。

2、趙永春《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國歷史疆域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該書收錄作者承擔本課題之前和之后發表的相關論文26篇，認為中國古代的“中國”一詞，除了具有指稱一國之中心的京師、華夏漢族、中原、文化中心等各種含義以外，也用來指稱政權。中國古代用“中國”一詞指稱政權時，存在以“國號”為代表的漢族政權和少數民族政權自稱“中國”的情況。也存在幾個政權并立之時，地處中原之外的政權常常依據中原即中國的地理觀念稱占據中原地區的政權為“中國”；當時和后來的“域外”政權（即中國之外的政權）稱中國歷史上某一政權或有相互遞嬗關系的各個政權為“中國”；后來的政權稱以前某一個政權或后來的政權在追述本朝歷史、議論以前各個朝代時，稱歷史上以中原地區為主且有相互遞嬗關系或沒有遞嬗關系但為自己政權所繼承的多個政權為“中國”等他稱“中國”的情況。其中，后來的政權稱歷史上以中原地區為主且有相互遞嬗關系或沒有遞嬗關系但為自己政權所繼承的多個政權為“中國”（即繼承性中國）的認識比較符合歷史實際。如果我們將這一思路延展至今的話，那么，凡是為今天中國所繼承的政權，就都是歷史上的中國政權，認識中國歷史疆域就應該以今天中國的疆域所包括的民族為出發點去上溯中國各個民族的歷史和疆域。

3、趙永春《中國古代“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論辯》，《社會科學輯刊》2007年第3期

該文針對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的“中國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進行了考辨，認為中國古代所建各個政權，皆以“國”相稱，具備國家形態，可以稱之為古代國家。在這些古代國家之中，漢族建立的國家都稱“中國”，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也沒有自外于“中國”，也都稱“中國”，無疑都是“中國”的國家。中國古代各個國家政權的名稱雖然眾多而異，但卻用各個政權都愿意使用的“中國”國家的統稱連接起來，才使“中國”的國家歷代相承、連綿不斷地延續下來，才使眾多的“中國”國家凝聚到一起，逐步發展成為清朝以至今天的中國國家。中國古代的“中國”不僅“是一個文明”，“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也是一個歷代相承、連綿不斷的國家。中國古代“中國”國家的性質是不應該否定的。

4、趙紅梅《慕容鮮卑“中國”認同觀念探討——以前燕“中國”認同形式多樣化為中心》，《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爭先恐后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權，以這一時期慕容鮮卑及其建立前燕政權對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國和漢初封盧綰于“燕”重建燕國為繼承對象的在國號上的歷史認同、慕容鮮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認為東胡系民族是黃帝有熊氏的后代，將慕容鮮卑說成是黃帝（有熊氏）后代的華夷共祖的民族認同、由慕容儁朝時所奉行的“水德”到慕容暐朝改奉“木德”之轉變的正統觀上的國家認同等“中國”認同為代表，突出五胡十六國的中國性及其政權自稱“炎黃子孫”、自稱“中國”、自稱“正統”以及認同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和歷史等問題在“中國”認同觀念在形式呈現多樣化、復雜化特征。

5、趙永春、馬溢澳《金人自稱“中國”的階段性特點及其發展進程》，《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該文認為，早在千余年以前，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就已經自稱“中國”了。金朝太祖太宗時期，雖然以繼承遼統為由而自稱正統，但沒有明確自稱“中國”，是金人自稱“中國”意識的孕育和萌生時期。熙宗完顏亶迫使南宋奉表稱臣，開始自稱“中國”，金人自稱“中國”觀念正式確立。海陵王完顏亮時期，金人自稱“中國”明確見于史書記載。金世宗時期，金人自稱“中國”的史料日見增多。金章宗時期，通過“德運”問題大討論，進一步強化了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衛紹王至哀宗時期，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得到了全面發展和普及。金人自稱“中國”，主要是因為那時沒有一個政權用“中國”一詞作為自己政權的國號，“中國”一詞未成為某一個民族和政權所獨有的專有名詞，而援引歷史上“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等理論而自稱“中國”，當然，也有對“中國”文化認同以及方便統治漢族等各族人民之用意。金人自稱“中國”，對中國以及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民族史”微信公眾號進行了推介

6、孫紅梅《蒙元諸帝對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崇與認同》，《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該文對蒙元諸帝對儒家思想文化的認同進行了探討，認為蒙元統治者雖為北方之族入主中原，統有中國，但并非對中國的漢文化不重視，尤其是蒙元諸帝很早就認識到了漢文化中的精髓--儒家文化的重要性。早在太宗、憲宗時期就已開始逐步嘗試和接受儒家文化，采取了優待儒士等政策；元世祖統治時期加強了對儒家文化的學習、尊崇與認同，以儒治國的思想理念逐步深入和推廣；元朝中后期的蒙古諸帝不改崇儒、敬儒之道，始終將儒學作為其治國的主要指導思想之一。

7、徐潔《清代祭祀文化與“中國”認同》，《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該文對清代祭祀文化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認同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清統治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高度認同意識，是清人“中國認同”的表現之一。認為清人吸納并傳承了中國傳統祭祀文化，他們所沿襲和創建的祭祀文化，體現了他們的先祖認同趨向、中華傳統的忠孝觀念，以及對中華帝系帝統和儒家道統的傳承，具有重要的“中國”認同意涵。

8、李玉君、崔健《“崇德”與“德治”——清太宗“中國”認同觀念管窺》，《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該文對清太宗的“中國”認同觀念進行了探討，認為清太宗皇太極是清朝（后金）得以入主中原成為大一統政權的承前啟后式關鍵人物。在后金從雄踞東北一隅的地方政權轉變為全國性政權之前，清太宗本人對“中國”的認同經歷了一個逐步轉變和加深的過程；年號從“天聰”到“崇德”的變換，也反映了清太宗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德治”的認同。其“德治”思想不僅左右了太宗朝政治運作的內容和方式，對清朝成為大一統政權之后的治國理念也有深遠影響。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