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伽達默爾著作集漢譯與研究》重大課題包括翻譯系列和研究系列。翻譯系列主要以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的主要內涵、基本特征與學術效應為核心,圍繞已公開出版發(fā)行的10卷本德文版《伽達默爾著作集》、單卷本德文版《詮釋學綱要:演講與文章》、4卷本德文版《短論集》等伽達默爾的著作進行翻譯。最終成果為11卷中文版《伽達默爾著作集》。旨在通過準確、通達而典雅的翻譯,探索集研究與翻譯為一體的典范性翻譯路徑,為漢語學界提供一套足可傳世的中文本《伽達默爾著作集》,同時規(guī)范化、定型化哲學詮釋學主要概念術語、命題范疇的漢語對應表述,為創(chuàng)造性開展哲學詮釋學研究奠定堅實的文本基礎。研究系列著重在翻譯基礎上展開對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的綜合研究,包括對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基本觀念、核心義理的深入梳理,對哲學詮釋學的生成演變、傳播流布,特別是在漢語學界所發(fā)生的思想效應的系統(tǒng)研究。最終成果為學術專著《哲學詮釋學綜合研究》。目標在于,一方面努力達成對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完整而權威之階段性研究結論,促進漢語學術界對于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更為準確、系統(tǒng)和全面的理解,一方面厘清哲學詮釋學與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之互動關系的作用方式和效應模式,探尋哲學詮釋學向著未來發(fā)展自身的可能路徑。
該重大項目于2016年6月舉行了開題論證會以及專家咨詢會,就課題組確定的研究戰(zhàn)略和課題研究的總體架構,征求海內外專家意見,進行修正提高。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該課題對促進漢語學界伽達默爾詮釋學研究乃至中國詮釋學研究與發(fā)展的重大意義與學術價值,并從強化翻譯質量、解決著作版權、區(qū)分各領域研究、統(tǒng)一重要概念術語,以快速有效的信息溝通促進課題研究進度和合作效果,如何完成推動中西詮釋學研究與交流的目標等方面紛紛提出了建議。綜合這些建議和意見,課題組對研究方案進行了進一步優(yōu)化,對部分研究內容進行了適當調整,對研究力量進行了必要的補充,對部分研究任務進行了更為合理的分配,并按照整體設計、分工推進的研究模式展開項目研究工作。具體調整和執(zhí)行情況如下。
翻譯系列涉及第一子課題“作為理解之存在論的詮釋學”、第二子課題“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第三子課題“作為想象藝術的詮釋學”、第四子課題“詮釋學與哲學史”。
第一子課題由《詮釋學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詮釋學II:真理與方法——補充與索引》的修訂和《短論集 I:哲學詮釋學》、《短論集IV:別類》的翻譯構成。目前,《詮釋學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詮釋學II:真理與方法——補充與索引》的原譯本修訂工作、《短論集I》新譯工作已經(jīng)完成,計劃2018年出版。
第二子課題由《新近哲學II:問題,人物》、《希臘哲學I》、《希臘哲學II》、《希臘哲學III》的翻譯構成。目前,《新近哲學II:問題,人物》翻譯基本完成,計劃2018年出版;《希臘哲學II》翻譯已經(jīng)完成三分之一;《希臘哲學III》翻譯完成四分之一;《希臘哲學I》翻譯工作也已啟動。
第三子課題由《美學與詩學I:作為表達的藝術》和《短論集II:解釋》的翻譯以及《美學與詩學II:詮釋學的實施》的重譯或修訂構成。該子課題由于所涉及的《美學與詩學I:作為表達的藝術》和《美學與詩學II:詮釋學的實施》兩本著作中文版權目前歸屬國內某家出版社,課題組正在積極協(xié)商和爭取版權。
第四子課題由《新近哲學I:黑格爾、胡塞爾與海德格爾》、《詮釋學的回顧》、《詮釋學綱要:講演與文章》、《短論集III:觀念與語言》的翻譯構成目前,《新近哲學II:問題,人物》翻譯基本完成,計劃2018年出版;《希臘哲學II》翻譯已經(jīng)完成三分之一;《希臘哲學I》、《希臘哲學III》翻譯工作也已啟動。
翻譯系列根據(jù)課題開展需要,在保持原有研究團隊主要成員不變前提下,擬增補山東大學田潔、南京大學居俊、同濟大學周愛民、北京師范大學田書峰、西北師范大學師庭雄、西北工業(yè)大學蔣勇君、蘭州大學夏一杰等翻譯力量,并將專案上報國家社科基金規(guī)劃辦核批。
研究系列主要包括第五子課題“哲學詮釋學綜合研究”。該子課題原計劃由“哲學詮釋學的源流及其當代論爭”、“哲學詮釋學的內在發(fā)展邏輯及其前沿問題研究”、“哲學詮釋學在英語世界的流布”、“詮釋學與中國經(jīng)典詮釋的互動”等研究板塊組成,現(xiàn)在結合專家意見,調整并整合為:哲學詮釋學前沿問題及其當代爭論研究;英語世界中的哲學詮釋學:對話與批判反思;詮釋學與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互動關系研究。目前,已經(jīng)完成部分個案研究,主要集中在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中的實踐轉向、中國學者接受并轉化哲學詮釋學的經(jīng)驗(已完成的研究主要涉及東亞儒學詮釋學、本體詮釋學)等方面,亦對哲學詮釋學東傳背景下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型路徑問題提出了獨立的學術觀點。部分研究成果發(fā)表在境內外學術期刊上,也在國內外重要的相關學術會議上發(fā)表了部分前期研究成果。
研究系列根據(jù)課題開展需要,在保持原有研究團隊主要成員不變前提下,擬增補部分研究人員,包括山東大學鄒曉東、王冠、臺灣輔仁大學王慧茹、山東省委黨校劉岱、山東建筑大學王姍姍、山東財經(jīng)大學陳太明、山東政法學院潘松等,以加強“英語世界中的哲學詮釋學:對話與批判反思”和“詮釋學與中國經(jīng)典詮釋的互動關系研究”兩個方向的研究力量。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與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該重大項目自立項尤其是正式開題以來,按照項目研究的總體部署,首先進行了與研究密切相關的資料收集,通過學術合作方式,從相關學術機構獲得了較為充分的研究資料和圖書的贈予,同時,通過購買方式,收集到研究所必需的部分緊缺圖書及研究資料。其次,通過組織、主辦、協(xié)辦一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就項目研究中的一些疑難和熱點問題與來自不同國家、地區(qū)或學術領域的專家進行了交流和討論,也展示了部分階段性研究成果,并有效地推動了漢語學界對詮釋學與中國經(jīng)典詮釋研究的持續(xù)關注、深入研究乃至相關普及工作。主要學術交流與學術會議等展開情況如下:
(1)2016年4月22-25日,組織并協(xié)辦召開“接受、轉化與創(chuàng)造:詮釋學與中國——第十三屆詮釋學與中國經(jīng)典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詮釋學專業(yè)委員會2016年年會”(遼寧大連)。
(2)2016年11月19-21日,主辦召開“詮釋學與漢語哲學高層論壇”(山東濟南)。
(3)2016年11月18-20日,主辦召開“詮釋學與古典哲學的新開展——首屆中國詮釋學青年論壇”(山東濟南)。
此外,本課題組還聯(lián)合山東大學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笑敢、臺灣清華大學特聘教授楊儒賓,臺灣東海大學哲學系主任、臺灣哲學學會會長史偉民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潘德榮、中山大學教授楊海文等訪問山東大學,就哲學詮釋學、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等問題進行交流,發(fā)表學術演講。課題組核心成員傅永軍教授和陳治國教授還利用到臺灣參加學術會議機會專程拜訪了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黃俊杰,就哲學詮釋學對東亞儒家經(jīng)典詮釋學建構的影響交換了學術觀點,并達成進一步合作的具體計劃。
二、研究成果情況
1.翻譯系列代表性成果簡介:
翻譯系列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詮釋學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詮釋學II:真理與方法——補充與索引》兩部著作的修訂譯本,以及《新近哲學II:問題,人物》和《新近哲學I:黑格爾、胡塞爾與海德格爾》兩部著作的新譯本。四部著作中譯本預計2018年出版。
《詮釋學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詮釋學II:真理與方法——補充與索引》代表著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的正式創(chuàng)立及其基礎形態(tài),即作為理解之存在論的詮釋學。它涉及伽達默爾對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詮釋學理論形態(tài)的批判和超越,對藝術經(jīng)驗和歷史經(jīng)驗中的真理與理解問題的探究,以及以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存在論轉向,哲學詮釋學與意識形態(tài)批判理論之間的分歧與爭論,等等。而這兩著作的修訂譯本作為第一子課題的重中之重,著力在進一步深入理解和充分把握《詮釋學I-II》的基本思想、根本精神和表達風格的基礎上,希冀高度實現(xiàn)“信”、“達”、“雅”的翻譯效果,并為其他作品的翻譯和研究確立一種典范性的標尺與樣板。
《新近哲學II:問題,人物》作為第二子課題的重要內容之一,涉及“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之詮釋學新形態(tài)的建構和發(fā)展。它的翻譯和出版對于理解哲學詮釋學的這種新規(guī)定和新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作為理解之存在論的詮釋學與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之連續(xù)性和差異性,詮釋學作為實踐哲學的動力、內涵與表現(xiàn),詮釋學的實踐哲學中理論與實踐的融合或統(tǒng)一,詮釋學的實踐哲學對于當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意義等。
《新近哲學I:黑格爾、胡塞爾與海德格爾》作為第四子課題的重要內容之一,著重是從西方哲學史的語境中來考察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的地位、特征及其趨向。它的翻譯和出版對于更為深入、準確地研究伽達默爾對哲學和哲學史的定位與理解,伽達默爾與德國古典哲學、與現(xiàn)象學以及與同時代西方哲學家的對話和爭執(zhí)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2.研究系列代表性成果簡介:
課題首席專家洪漢鼎教授的研究論文“橫跨中外,通達古今——詮譯學與中國傳統(tǒng)現(xiàn)代轉型的反思”(刊于《文史哲》2016年第2期,轉載于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哲學》2016年第5期),圍繞“西方與東方”,“古代與現(xiàn)代”的關系這樣一個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特別是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批駁了那種流行觀點,即借鑒西方哲學來發(fā)展中國哲學,乃是在按照西方模式建構中國哲學,而對古代經(jīng)典進行詮釋,則是強迫古代經(jīng)典現(xiàn)代化。他認為,實際上,不論中外關系,還是古今關系,凡“學”都是學“共相”,學優(yōu)于自己的東西,從觀念的進展來看,都是一種融合過程。當代詮釋學的宇宙恰好包含這兩個主題,它既橫跨中西又通達古今。從詮釋學角度探討中國哲學的“中西”與“古今”之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心靈的共振既能夠逾越中西又能夠通達古今。這種研究對于中西文明的互鑒與對話模式的重新思考,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發(fā)意義。
第五子課題負責人傅永軍教授和課題組重要成員楊東東副教授的研究文章“作為過程之東亞儒學的詮釋學建構”(刊于《山東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2016年第24期《新華文摘》“論點摘編”)聚焦于東亞儒學的詮釋學建構形態(tài),指出,伴隨著東亞儒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研討課題已不僅限于對東亞儒學具體存在樣態(tài)、特征的靜態(tài)把握,而是轉向“東亞儒學何以可能”的問題,亦即對一體而多元的東亞儒學之動態(tài)生成過程的探究!白鳛檫^程的東亞儒學”的重要性由此凸顯。就此而言,東亞儒學之所以能夠將具有超時空價值的儒家經(jīng)典落實于具體而特殊的時空場域之中,做到推新意于陳編,并形成寓一于多、一多相貫的儒學共同體,就在于儒家經(jīng)典與解經(jīng)者之間的“時間間距”帶來的詮釋張力。因此,根據(jù)哲學詮釋學,時間間距非但不會構成經(jīng)典文本詮釋的障礙,相反,這正是維持儒學理論之不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東亞儒學之現(xiàn)代建構得以可能的詮釋學前提。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