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我國傳統產業向中高端升級發展的微觀機制和政策創新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

根據項目申請書中的研究進度安排，目前項目的執行要點如下：

收集、分析國內外有關文獻和數據資料；

開展理論研究及確定理論分析框架；

對中國合作研發促進技術升級的微觀機制進行研究及設計；

中國制造業升級發展路徑研究；

舊技術范式轉化及新興產業演化過程分析；

環境規制倒逼傳統產業生產率提升和產業綠色升級的實現機制研究。

其中，文獻資料收集整理以及理論基礎研究是本年度工作的重點之一。項目組通過網絡調研、典型企業、機構的實地調研、國內外有關文獻整理等方式獲得了大量的資料，為推進本項目后續工作的開展做好了鋪墊。在理論基礎研究中，項目組對中國傳統產業發展現狀、產業升級的演進過程及特征分析、中國企業技術聯盟的實現機制、組建策略及運行機制和基于科技中介的技術轉移平臺建設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以此構建了理論研究框架。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項目組進行了第三到第六部分的研究。

第三部分對中國合作研發促進技術升級的微觀機制進行了研究及設計。課題組在對制造業升級的三條路徑（即外商直接投資、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合作研發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影響機理，以及產學研技術聯盟、R&D結構對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的作用，并對合作研發促進技術升級的微觀機制進行了研究。

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是歷史的必然，是全球經濟持續發展的結果。眾多先進制造的分支演變中，服務型制造無疑是最具分量的一個。只因服務型制造不僅是制造業演變的結果，更是制造和服務融合的結果。因此，研究服務型制造對制造業升級的帶動作用至關重要。第四部分對中國制造業升級發展路徑進行了研究，其中重點分析了服務型制造帶動制造業升級的階段性特征以及其效應。

如何突破傳統主流技術的限制，促進新興技術逐漸成熟，直到被消費者廣泛接受，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因此，第五部分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對舊技術范式轉化及新興產業演化過程進行了分析。

傳統產業亟需利用合理的環境規制來推動綠色創新以及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并最終驅動產業高端化升級。因此，第六部分對環境規制倒逼傳統產業生產率提升的作用機制進行了研究，其中重點分析了環境規制倒逼傳統產業升級的傳導機制，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創新、綠色績效提升的激勵效應，以及環境規制的科學設計與創新趨勢等問題。

（2）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子課題1：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的合作研發機制及相關政策創新

? 制造業技術升級路徑比較

外商直接投資、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是實現技術創新的三種重要途徑。自主研發能使企業獲得優勢與領先地位，通過研發活動創造和積累知識，促進產品和工藝的創新升級，從而實現制造業整體的技術升級。隨著社會技術進步速度加快，技術創新難度增強，重大科技項目的組織和實施日趨復雜，企業進行合作研發的趨勢日益顯著，通過與不同的外部組織開展合作研發，獲取發展機會，交換各種信息、知識和其他資源，實現優勢互補、知識資源共用、利益共享，從而獲得持續發展。

研究運用2005-2014年制造業行業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FDI技術溢出、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三種不同創新模式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影響機制。主要結論如下：（1）就制造業總體樣本而言，自主研發與產學研合作研發對制造業技術升級呈顯著促進作用，自主研發的作用效果更明顯。（2）考慮三種創新模式在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作用，FDI技術溢出與合作研發均存在門檻效應，隨著對知識溢出吸收消化能力的增強，FDI技術溢出與合作研發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作用逐漸增強。這表明，吸收能力是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驅動力，增強企業對外部知識的識別和吸收能力，獲取對手的新知識并轉化為自身所用，在合作中實現“干中學”，有利于培養企業的創新能力，突破創新發展的“瓶頸”，進而促使我國制造業的整體技術升級。（3）就制造業分組研究而言，勞動和資源密集型制造業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回歸結果具有行業間差異。自主研發對兩組回歸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合作研發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技術升級呈正相關關系，而與勞動和資源密集型制造業呈負相關關系，表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集聚了大量資本和科技資源，創新意愿較強；而勞動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知識存量與儲備較差，對創新敏感性不高，容易產生創新“惰性”。另一方面，勞動和資源密集型行業中FDI與技術升級呈負相關關系，這與該行業依賴勞動資源，以加工組裝為主和技術溢出“封裝化”等密切相關。

研究對實現我國制造業的升級轉型的創新模式和外資引進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啟示。隨著外資外規模的進入，要著眼于產業間關聯的大環境，對FDI技術溢出的影響進行全局衡量，多管齊下，趨利避害。同時要注意提升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加強國內研發投入、教育投入和人力資本投資，培養高層次、高技術的人員，以此增強FDI的技術轉移效用。實現我國制造業的升級和轉型，突破制造業升級中的“瓶頸”，需要實現由技術跟隨向創新驅動的升級轉型，政府應繼續大力提倡并推進我國制造業行業的研發活動，包括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加強對科研人才隊伍建設的投入，進一步強化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發展戰略，同時完善對研發成果的產權保護機制，加強誠信體制的建設，為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環境，提高技術創新補貼與稅收減免的力度，為企業自主研發與合作創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 合作研發影響制造業技術升級的機理分析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增速換擋、產業升級轉型攻堅時期，創新驅動逐漸替代資源投資和人口紅利等驅動方式成為實現技術升級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合作研發作為實現創新驅動的重要機制，通過與不同的外部組織進行技術合作，獲取信息、資源和發展機會，應對技術升級中的復雜性、系統性和社會協作等問題，幫助企業突破自身資源和能力限制，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

研究以中國制造業為例，探討合作研發對當前中國制造業技術升級影響與作用機理。研究結果表明：（1）兩種合作研發模式均與制造業技術升級呈“U”型關系，合作水平較低時，制造業技術水平落后處于起飛階段，未形成合作慣性與默契，對其他資源存在擠占，合作研發對制造業技術升級呈扭曲效應；隨著合作深入和規模擴大，跨過極小峰值后，正向效應抵消負面效應，合作研發成為促進制造業技術升級中堅力量。（2）中國絕大多數制造業行業中合作研發處于“U”型曲線右側，越過極小峰值，表明技術積累達到一定水平，對制造業技術提升有推動作用。其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本身集聚著大量資本和資源，合作意愿較強，處于U型曲線右側較高位置。（3）就制造業分組結果而言，不同要素密集型行業回歸結果有差異性。考慮線性關系，產學研合作研發對兩組結果均有顯著正向作用，企業間合作研發對勞動和資源密集型制造業的作用系數為負，對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作用顯著為正。表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具有較強的創新激勵，形成自我強化機制，能通過企業間合作研發實現技術進步。而勞動密集行業以簡單加工、組裝為主，對勞動力較敏感，知識儲備和基礎相對較弱，易產生創新“惰性”。

研究探討不同合作研發模式作用機理，該研究對制造業技術升級轉型模式和實現途徑有重要意義。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制造體系完整、產業大而不強的國家，如何有效利用各類創新資源實現技術升級有重要意義。首先，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抓住協同創新契機，將合作研發放在重要位置，促進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深度融合，改造和提升制造業整體技術水平。其次，應根據行業特征需求，選取適宜合作模式，有側重進行合作創新。合作研發不僅是對某一特定技術研發，研發中帶來諸多共性技術積累，轉化為其他產品、技術和領域的核心競爭力，有助于技術進步。最后，完善對研發成果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加強誠信體制建設，為合作研發提供良好社會保障與制度環境。

? 產學研合作研發與區域創新產出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和引進的FDI大幅度增加，大量涌入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提升了區域創新產出，但隨著國內外技術差距的減小，FDI對區域創新的促進作用在逐漸減弱。與此同時，以產學研合作為代表的內部創新模式越來越得到國家的重視，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產學研合作創新在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提升中的作用日益凸顯。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創新資源稀缺，研發能力薄弱，應特別重視內外技術溢出的吸收和利用，以及如何能夠合理協調不同溢出方式在區域創新中的作用。

研究利用1999-2013年中國30個省級行政地區（不含港澳臺、西藏）的面板數據，基于超模博弈和互補性理論構建了區域創新生產函數的拓展模型，以系統廣義矩估計的方法檢驗了以FDI為代表的外部溢出途徑和以產學研合作為代表的內部溢出途徑對區域創新產出的影響，并對FDI和不同創新主體的產學研合作的互補關系進行了檢驗。研究發現，FDI與產學研合作存在互補效應，FDI外部溢出和產學研合作內部溢出相得益彰，兩者同時發生能夠顯著提升區域創新產出；FDI外部溢出對區域創新產出具有積極效應，沿海地區尤其顯著；產學合作能夠促進區域創新產出，但產研合作對區域創新產出的促進作用不顯著甚至有負面影響，政府過度干涉會影響內部溢出的效果；產學研合作能夠顯著提升全國和內陸地區的區域創新產出，但不能顯著提升沿海地區的新產品銷售收入，在開放、競爭的環境下，沿海地區的產學研合作內部溢出需要與FDI外部溢出積極結合才能更好發揮作用。

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研究提出如下的啟示和政策建議：中國的區域創新戰略選擇應堅持多樣化和因地制宜，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在產學研合作中，企業應該逐步成為研發投入的主體、技術創新的主體和成果應用的主體，加大與高校、科研機構在資金、人員和研發過程中的聯接程度；在吸引外資方面，應結合實際有選擇的引進，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為出發點，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外商企業在本地設立研發中心，鼓勵外商企業與區域內的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進行深入的創新合作；減少對產學研合作的直接干預，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成果與市場需求的有效結合。

? R&D結構與產業技術升級研究

中國R&D經費占GDP的比重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然而R&D結構卻不盡合理。中國企業97.5%的R&D經費被用于試驗發展類項目，這表明多數R&D是以“高效利用既有技術”為目標的發展型創新，僅有不足3%的R&D經費被用于以發明新技術為目標的探索型創新。這一數字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與其他追趕型經濟體相比也大幅落后。橫向跨國比較表明，中國企業R&D“重技術發展，輕技術探索”的傾向非常嚴重。鑒于探索型研究對技術進步的重要作用，當前的R&D結構顯然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

中國企業的R&D結構呈現出“重技術發展，輕技術探索”的特征，這越來越成為產業技術升級的障礙。本研究基于大中型工業企業數據，研究了企業規模對R&D結構的影響，以及不同技術獲取方式的調節作用。研究的主要結論為：企業規模與R&D結構呈倒“U”型關系，即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R&D經費中用于技術探索的比重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線性變化；內部研發和購買國內技術正向調節企業規模對于R&D結構的影響；引進國外技術對企業規模與R&D結構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

結合研究結論，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啟示：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積極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打破區域產業政策的壁壘，鼓勵優秀企業的重組和并購行為；應鼓勵企業建立更為靈活的創新機制，通過企業間或產學研之間的合作研發，擴大企業的創新資源和市場；應針對性地鼓勵相關行業的企業競爭，首先應逐步消除政策壁壘、放寬行業準入，推動行業的市場化發展，同時限制低效企業盲目的擴張行為，抑制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應鼓勵企業將內部研發和購買國內技術作為主要的技術獲取方式，促使引進外國技術的企業在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基礎上自主開展技術探索，以真正獲得核心技術和創新能力。

子課題2：制造業與服務業互動升級的產業共生機制研究

? 服務型制造帶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階段性特征總結

服務型制造是推動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是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然而，當前服務型制造理論研究遠落后于產業實踐，僅籠統地定義了服務型制造的產業邊界，缺乏進一步的行業深入，不利于多維度開展研究。且制造業升級非一日而就，服務型制造與傳統制造的關系也并非一成不變，處在不同的帶動階段，主體地位、表現形式、內容特征及效應也都有所不同，需要分階段進行闡釋。

研究綜合其他學者的觀點，借鑒制造與服務的融合演變過程，著重分析服務型制造帶動傳統制造的互動關系、主體內容和方式特點后，將帶動階段分為頂點帶動、核心帶動和系統帶動三個階段，具體如表1所示。在服務型制造頂點帶動階段，處于行業領先地位的制造企業掌握著全球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的最新信息，擁有較為先進的制造轉變意識和主動傾向，擁有較為雄厚的制造基礎、較為領先的制造聯盟和合作伙伴，是各行業發展的領頭羊和創新標桿，因此，領先企業將獲得來自制造和服務的雙重支持，加速制造升級和創新轉變。在服務型制造核心帶動階段，制造服務的融合將進一步深化，服務型制造核心企業來源中，生產性服務業企業轉型比例將大大增加，新生的服務型制造企業將逐步成長和發展，由此形成核心企業對低端制造企業的帶動效應，在區域上，服務型制造帶動效應向中西部加速擴散。在服務型制造系統帶動階段，制造系統會對服務型制造重新加以考量，一些制造行業由于本身特征等原因并不適合進行服務型制造的升級改造，需尋求其他先進制造方向的轉型升級，伴隨先進制造的不斷發展和演變，產生的新矛盾和新挑戰將逐步解決，服務型制造將逐步成熟和完善，區域間發展差異也將逐步縮小。

表1 服務型制造帶動傳統產業升級階段

工業發展階段 帶動階段 相互作用 帶動形式 帶動的主要領域

   產業視角 分工視角 縱向分類 橫向分類 專業化分類

工業化中期 頂點帶動 傳統制造為主 服務型制造組織逐步獨立和完整 傳統制造價值鏈中下游低端環節 低端制造 物流、銷售服務融合 一般性、普適性服務

工業化中后期 核心帶動 向服務型制造轉變 彼此間相互融合深刻影響 傳統制造價值鏈中高端環節 中高端制造 資本服務融合 專業性、針對性服務

工業化后期 系統帶動 服務型制造主導 產業升級轉型完成 傳統制造價值鏈高端環節 高端制造 知識信息技術服務融合 創新性、定制性服務

? 服務型制造帶動傳統產業升級的效應分析

研究發現，服務型制造帶動效應包括三方面，即服務型制造要素投入對傳統制造的溢出帶動效應、服務型制造與傳統制造彼此依賴交互的關聯帶動效應以及服務型制造由內而外的輻射帶動效應。

基于產業分工和價值共創角度的服務型制造對傳統制造的溢出帶動效應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微觀的企業層面，服務型制造企業知識技術的創新對傳統制造產業投資、生產研發、模仿學習等過程中所產生的外部效應；二是產業間層面，服務型制造發展到相當規模和影響力，可視為新生的制造產業，由此產生產業間溢出效應。

基于產業關聯角度的關聯帶動效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產品和服務方面間的關聯帶動效應；第二，知識傳遞和技術關聯效應；第三，增值關聯效應；第四，服務型制造和傳統制造在人才流動和就業方面的關聯效應；第五，市場競爭方面的關聯帶動效應。

基于結構調整和區域發展角度的輻射帶動效應是指，制造業的整體升級對其他產業的發展和區域間的經濟發展也會產生重要促進作用，其他產業發展和區域經濟升級又會反作用于制造系統。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受到制造業推動的同時，又會輔助優化制造結構，為服務型制造企業提供支持，服務型制造對傳統制造的帶動同時，會促進區域性的制造業轉移、轉型和升級。

子課題3：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耦合升級的微觀機制研究

?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研究新舊技術范式轉化與新興產業演化過程

在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下，傳統技術經濟范式陷入了收益下滑的困境。新一輪技術變革開始孕育，催生了新技術經濟范式和新興產業的萌芽。從演化的角度看，新興產業發展伴隨著新舊技術范式的主導地位更迭。如何突破傳統主流技術的限制，促進新興技術逐漸成熟，直到被消費者廣泛接受，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而生態位管理理論為此提供了適宜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

研究基于戰略生態位管理理論，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考察對象，分析技術范式轉換與新興產業的演化過程，按照新舊技術范式的轉換過程，將新興產業的發展分為范式導入期、范式構建期和范式成熟期三個階段，其中范式構建期按照新技術主導設計是否成型細分為構建Ⅰ期和構建Ⅱ期。在范式導入期，少數敏銳的創新主體發現舊技術無法滿足經濟長期發展的要求，預見未來產業發展的新趨勢，創造性探索新技術，新的技術經濟范式開始導入。在范式構建Ⅰ期，舊技術的潛力達到極限，新產品開始進入市場，但產品性能存在明顯不足，產品成熟度較低，市場變化較為頻繁。在范式構建Ⅱ期，制造商通過漸進式創新對其進行改良和優化，高性能的表現和日趨合理的價格使新技術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市場認可。進入范式成熟期，新興產業的市場空間逐漸趨于飽和，新的技術范式基本完成了對舊技術范式的替代。從世界范圍內產業發展的情況來看，到目前為止，新能源汽車產業大致已經經歷范式導入準備期、范式導入期和范式構建Ⅰ期三個階段。

研究還認為，在新技術范式由導入期步入構建期再到成熟期的不同階段，新技術系統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也在隨之演進。技術系統分為內外兩部分，系統內部由創新因子和創新主體組成。創新因子包括物化技術和工藝性技術，以及知識、信息、經驗和技能等，創新主體是技術研發活動的主導者和承擔者，主要包括企業、大學以及其他科研機構。在對新技術系統的結構演進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研究進一步發現，當前新能源汽車技術突破的障礙因素主要包括創新因子儲備不足、創新主體合作缺失、創新資源供給有限和創新環境建設滯后，因此也應該從這幾個方面對新興產業技術的生態位進行培育。

子課題4：環境規制倒逼傳統產業升級的政策傳導機制及創新

? 環境約束下傳統產業升級的度量與評價

產業升級可從生產率提升和產業技術升級兩個維度衡量。項目組運用數據包絡法（DEA）和方向性距離函數測算傳統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以及技術效率、技術進步的變化。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速度及其對產出增長的貢獻被看作是判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質量提升的主要依據，且隨著數據包絡技術和方向性距離函數等方法不斷發展和完善，生產率指數經歷了從Malmquist生產率指數、Malmquist-Luenberger（ML）生產率指數到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的演進，從而能夠將污染排放作為投入或非期望產出引入模型，實現了考慮環境約束下對傳統產業TFP的測算。由于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可同時考慮投入的減少和產出的增加，而無需選擇測度角度，比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和ML生產率指數更具一般性。因此，運用數據包絡法（DEA）和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離函數（SBM）測算傳統產業考慮非期望產出的環境效率、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及技術效率變化、技術進步變化，用以度量環境約束下傳統產業升級的績效，并通過對相關指標詳盡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總結了我國傳統產業動態演進的階段性特征。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傳統產業升級過程中的問題進行了總結，以作為該子課題的研究基礎。

? 污染減排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倒逼傳導機制

產業結構調整是企業微觀行為的疊加。因此，研究環境政策倒逼產業結構調整的傳導機制，關鍵是研究環境政策如何影響企業面臨的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制度結構等，進而最終改變企業的行為選擇。項目組分別從企業產品供給和生產要素供給兩個角度，研究了環境政策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微觀機制。

（1）商品需求結構變化引起企業產品供給結構的變化

隨著消費者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者對高質量、清潔型產品和服務的偏好和需求不斷增長。需求結構的改變必然將影響企業的生產決策和產品供給結構，企業將自發退出高污染行業，由生產以污染密集產品轉向更多的生產清潔的綠色產品，以及如計算機、電子產品等高端消費品，技術、知識集約化的高端制造業得以快速發展，并促進了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的成長。

（2）對生產要素需求的改變引起要素供給結構的變化

能源消耗是企業污染物排放的主要來源，因此項目組以能源為例進行了研究。在污染減排壓力下，下游企業對能源的需求將產生兩種可能的變化：一是對石油、煤炭等可產生大量污染排放的傳統能源的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二是增加對天然氣、風能、太陽能等清潔型新能源的需求。這一改變，一方面將直接驅動能源開采部門的技術改進和升級，而升級失敗的企業將被淘汰；另一方面將驅動新能源、新材料等相關新興產業的發展。

? 環境規制倒逼產業升級的可計算一般均衡（CGE）分析

CGE模型把基于微觀經濟學的各種經濟主體的行為描述納入到一個系統框架內，在其所描述的經濟網絡鏈條上，無論是哪個節點發生了變化，不管是外生沖擊還是政策變動，只要它與經濟主體的供給或需求決策相聯系，它就會根據經濟主體的最優化決策行為，將其影響波及到整個經濟系統。環境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在此基礎上，通過引入能源消耗或環境政策等變量，模擬環境政策沖擊對宏觀經濟系統各方面的復雜影響，從而實現對“能源—環境—經濟”系統的耦合分析。因此，環境CGE模型是分析環境規制經濟效應的一個有效工具。本子課題構建了環境CGE模型，首先構建了環境CGE模型中的生產模塊、收入和需求模塊、價格模塊、國際貿易模塊、均衡閉合模塊、環境能源模塊和動態模塊等，完成了CGE模型的數據基礎—社會核算矩陣（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的構造以及模型參數的校準和外生變量的估計。進而利用環境CGE模型對我國宏觀經濟系統的運行狀況進行模擬，以水污染稅和硫稅為例，模擬分析了我國環境政策的創新和實施對傳統產業升級的倒逼效應。

? 中國環境政策創新趨勢研究

本課題研究的重要創新點之一，是提出了中國未來環境政策創新的6大趨勢，即：

①由命令—控制型政策向市場激勵型政策轉變。市場激勵型環境政策能夠通過市場機制合理配置自然資源，促進企業外部成本的內部化轉變。

②由事后治理向事前預防轉變。事前預防是指將環境整體預防的戰略持續體現于生產過程、工藝流程以及產品服務中，是一種從源頭對污染進行預防和控制的綜合性治理手段。

③由強調生產性技術進步轉向鼓勵綠色技術創新轉變。綠色技術創新，即指相關主體（如企業、政府、科研機構等）為減輕環境污染和經濟可持續發展采取的新的行動，包括改進技術、提升理念、應用引進新的產品和制造工藝等。

④由復雜、離散的狀態向趨于整合與一體化的方向轉變。對復雜和離散的環境政策進行整合，使得目標協調一致、政策之間相互配合，從而節約資源并提高效率。

⑤更加重視環境政策在污染治理的國際協調中的作用。重視國際環境協定主要體現在環境管理制度和國際環境標準的制定兩個層面。

⑥由作用于生產者行為向作用于消費者行為轉變。增加消費者導向的環境政策是未來政策創新的重要趨勢，如引導綠色消費觀念、征收消費稅、對生活污染收費等。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1）調研數據整理運用

為了開展關于合作研發促進我國產業技術升級的微觀機制及政策創新的研究，課題組還對若干遼寧省裝備制造企業和遼寧省科研實力較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進行了調研，通過產學研技術聯盟的組建、合作、利益分配和成果轉化，總結聯盟成功的經驗以及合作研發在產業技術升級中促進效應，為我國更好地開展產學研技術合作，實現合作研發對產業技術升級的帶動作用提供思路。

課題組以沈鼓-大連理工為研究對象，探討了產學研技術聯盟的組建、知識轉移機制和技術對接機制。大連理工大學與沈陽鼓風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歷史悠久，基礎雄厚。在長期的合作中，盡管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沈鼓集團方面也受益匪淺，但雙方從未停止對深度合作的期待和思考。因此，經過精心的運作，在打造“國內一流、國際高水平研究院”的總體目標驅動下，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沈鼓-大工研究院于2005年7月8日掛牌，2006年5月10日正式啟動，沈鼓-大工研究院以更高層次的合作模式，建立起新型靈活的科研管理、人才培養及用人制度等，形成了有利于校企協同創新和解決企業重大需求的長效機制，宣示了一個全新“科研特區”的誕生。

從理論上看，沈鼓-大工研究院正是產學研雙方實現技術對接的場所和平臺，其主要功能就是通過知識共享或技術轉移的方式，實現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轉移，使企業和學研方的知識和技術都能夠得到提升。

沈鼓-大工研究院將校企合作推向事關雙方戰略性、全局性發展的高度去運作。沈鼓集團與大連理工大學之間的技術對接，不僅能夠幫助產方解決生產技術上的問題外，還能夠促使學研方凝練出重大工程領域中的科學研究問題，校企雙方共同進行研究，實現共贏，不僅提高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也提升了校方的科研能力。

近幾年來，通過研究院平臺合作，沈鼓集團多項重大產品填補了國內空白，突破了核心技術，如百萬噸乙烯壓縮機組、天然氣長輸管線壓縮機、大型煤化工壓縮機、核電機組用泵四大核心產品，均實現了性能高效、結構可靠、材料優異、制造精良的特點。百萬噸乙烯壓縮機組核心技術，被行業譽為摘得壓縮機皇冠上的明珠，使沈鼓集團躋身世界壓縮機行業前三名。研究院攻破的技術難關助推沈鼓集團實現銷售收入77.6億元，利稅7.27億元，為用戶創造數千億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同樣顯著，在此僅擇一例：核二級泵的研制成功，平抑了國外同類設備的價格。沈鼓集團核電裝備國產化的重要突破，終結了國外的長期壟斷。

課題組認為，沈鼓-大工研究院的產學研合作模式對產業技術升級有重要的推動效應。該效應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體現：1）資源共享。沈鼓-大工協同創新的知識共享過程是一個由知識技術源（大連理工大學）向知識技術受體（沈鼓集團）轉移流動的過程，而合作雙方良好的互動有利于沈鼓集團和大連理工大學之間知識的順利共享，促進沈鼓集團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大連理工大學科研項目的市場化。2）人才培養。人才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也是實施自主創新活動的核心要素。通過校企強強聯合，可以打造高端科研團隊，完善人才培養機制。到目前為止，研究院已引進國外優秀人才2人，國內優秀人才1人。6年多來，研究院引入企業、學校50多位研發人員，聯合培養碩士以上人才80余人。3）政府引導。在政府的引導下，沈鼓-大工研究院通過建立“科研特區”，實現穩定科研方向、穩定科技投入、穩定產出成果、穩定培養人才、穩步提升企業科技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快速產業化，初步建成校企協同創新體系，這對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2）文獻資料收集整理

課題組對各個子課題的相關文獻資料進行了收集整理。文獻資料主要包括中英文的圖書和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其中中英文的圖書資料主要來源于國內網上書店或實體書店購買、北京國家圖書館復印、大連理工大學圖書館借閱等渠道，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資料主要搜集、獲取自大連理工大學圖書館所購買的20余種電子期刊數據庫，如荷蘭Elsevier Science公司出版的2000種核心電子期刊的全文數據庫Science Direct Onsite（SDOS）、德國New Springer公司出版的2600余種期刊的全文數據庫SpringerLink，美國出版商John Wiley公司出版的700余種國際性期刊的全文數據庫Wiley-Blackwell，以及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CNKI）等。

課題組成員按照各子課題研究內容的需要，對所有紙質文獻資料進行了分類整理，并按照時間先后排序；對于電子版的文獻資料，課題組成員借助NoteExpress軟件進行了文獻資料的管理。

（3）學術會議

為確保重大社科項目的順利進行，項目組加強與其他高校和學者的學術交流，多次參與學術會議，為實現“加快我國傳統產業向中高端升級發展的微觀機制和政策創新研究”這一項目提供新思想和新觀點。參與的學術會議概況如下：

會議名稱：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學術年會，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產業發展”研討會

參會項目組成員：原毅軍、陳艷瑩、孫曉華、黃菁菁、孫大明

參會報告：

環境認證、企業績效與股價效應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環境認證對上市公司股價的影響，研究環境認證對企業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問題已經無法回避，關注環境認證公告披露對上市企業的股價沖擊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另一方面，探討環境認證的股價效應現象下的影響機制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對今后我國金融市場上的非財務信息披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研究中，將管理體系認證與產品認證放在一起考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國二級市場上投資者對利好信息的偏好及其影響，進行分類分析也讓我們更方便探究到環境認證如何影響企業股價的機制。

文章的結果表明，環境認證對上市公司股價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特別是產品環境認證可以對上市企業的市值產生顯著正向提升效應而管理體系認證正向作用相較而言則顯得微弱，其中自有我國資本市場上投資者熱衷于短期正向刺激以及對長期投資的不信任情緒因素影響，同時也暴露出我國政府主導標準第三方認證下的管理體系認證確實存在著有效性不足的問題。而對不同國際化程度企業進行的研究也發現，在國際化初級階段的企業更容易獲得環境認證的正向作用而獲得未來整體績效的提升。考察不同污染監察程度的企業的表現使我們發現，較之高污染行業中的企業，低污染傾向上市公司在認證公告披露當天獲得更為顯著的股價提升，即低污染企業在環境認證上擁有更小的“綠色”包袱，成本更低，獲得的凈收益也更可觀。

工業集聚效應的來源：勞動還是資本

集聚式發展是各地方政府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戰略舉措，然而現在文獻關于產業集聚效應是來源于勞動集聚還是資本集聚，沒有給出明確的研究結論。本文以產業集聚的三個基本特征，即地理上的絕對集中、專業化分工和產業間經濟往來程度為依據，對產業集聚程度的衡量方法加以改進，測算了中國2001-2011年13個制造業行業勞動集聚和資本集聚的水平，并與現有方法進行了分析比較。進一步，通過計量經濟模型構建和內生性問題的處理，按照通行的要素密集度標準，將制造業分為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三種類型，分別就勞動、資本集聚對單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如下主要結論：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勞動集聚和資本集聚對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均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且以倒U型關系為主，說明過度的要素集聚會帶來擁擠效應；在資本密集型行業中，資本集聚的生產率效應都十分明顯，而勞動集聚的效應不顯著或為負；在技術密集型行業中，適度的勞動集聚有利于提高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資本集聚對三種生產率依然存在明顯的作用。綜合來看，就現階段的中國制造業而言，生產率的提升更多地依賴于資本集聚，勞動集聚的經濟效應只體現于部分行業之中。

產學研合作驅動制造業技術創新的空間計量檢驗

產學研合作是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在遵循“風險公擔、利益共享”的原則下，運用各自的優勢資源相互協作所進行的優勢互補的創新活動。制造業企業要實現技術創新，越來越離不開大學與科研機構的知識供給和人員合作。大學和科研機構擁有大量的學術精英，并且掌握著世界前沿科學技術，參與產學研合作是制造業企業降低研發風險，加速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

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以中國2012年31個省域制造業為例，研究了產學研合作與制造業技術創新的空間現象。結果表明，制造業的產學研合作和技術創新存在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產學研合作形成了以江蘇、上海為代表高-高集聚區和以西藏、青海為代表的低-低集聚區；制造業技術創新形成了以江蘇、上海為中心的高-高集聚區和以甘肅為中心的低-低集聚區。根據空間滯后模型的估計結果可得，產學研合作對制造業技術創新產出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鄰接區域的制造業技術創新水平也會對該區域的制造業技術創新水平有正的影響。

政府政策在綠色供應鏈創新激勵中的作用

綠色供應鏈是一種在整個供應鏈中綜合考慮環境影響和資源效率的現代經營管理模式，以綠色制造理論和供應鏈管理技術為基礎，涉及供應商、生產者、銷售商和用戶，目的是使產品從物料獲取、加工、包裝、運輸、使用至報廢處理整個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最小，資源使用效率最高。在綠色供應鏈中，政府行為對生產產品創新激勵的形成和縱向聯盟的建立均有一定影響。政府的稅收和補貼行為能夠改變綠色供應鏈中各成員的討價還價能力，進而影響縱向聯盟的建立和聯盟中各成員的利潤分配問題。

本文從綠色供應鏈中縱向聯盟的視角出發，探討綠色供應鏈中生產者與逆向物流供應商結成縱向聯盟后，政府行為對縱向聯盟成員產品生產的創新激勵作用。運用三階段的納什博弈模型，證明政府的補貼和稅收政策對可再生原材料價格和產量的影響、對生產者和逆向物流供應商的創新激勵，以及對整個聯盟的創新激勵作用。基本結論如下：可再生原材料的價格與生產者的討價還價能力負相關，可再生原材料的用量與生產者的討價還價能力正相關；政府的補貼和稅收與逆向物流供應商的利潤正相關，進而說明政府干預對逆向物流供應商的創新活動有正向的激勵作用；由于政府干預主要是向生產者征稅，因此政府干預對生產者的創新活動呈負相關，政府的稅收越高，對生產者的創新激勵越弱，越不利于生產者進行創新活動。反之，政府的稅收力度越低，越有利于生產者進行創新活動；政府干預在創新激勵方面，與上游的逆向物流供應商有正相關關系，與下游的生產者有負相關關系；政府的稅收和補貼與社會福利呈倒U型關系，存在最優的稅收和補貼額度使社會福利最大化。

會議名稱：中國工業經濟2016年學術年會，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產業發展”研討會

參會項目組成員：原毅軍、董琨

參會報告：

FDI、產學研合作對區域創新的促進作用

隨著全球化競爭的加劇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技創新已經成為中國保持長期競爭力、推動經濟穩定發展的必要手段。近年來，中國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方針。區域創新系統作為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部分，區域創新產出的多少直接反映了國家創新能力的大小。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增加區域創新產出的一條重要途徑是以FDI為代表的外部貿易投資溢出，通過技術示范、市場競爭和人員流動等效應提高東道國的技術創新水平；另一條重要途徑是以產學研合作為代表的內部研發合作溢出，通過依靠自身的創新資源和創新能力在知識創造、積累的過程中實現創新產出的增加。兩種知識溢出方式都對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對于中國研發資源和能力相對欠缺的現狀而言，充分、合理的開發、利用和協調這兩種知識溢出途徑對有效提高區域創新產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研究利用1999-2008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運用經過拓展的區域創新生產函數的動態面板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產學合作、產學研合作分別與FDI存在互補關系，產研合作與FDI不存在互補關系，在一個區域內同時采取產學合作和FDI或產學研合作和FDI的創新策略更有利于區域創新；政府的支持作用可能存在門檻值，產學研合作中過高的政府投入會影響產學研合作內部溢出與FDI外部溢出的互補作用；區域研發投入和人力資本對區域創新產出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通過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的啟示和政策建議：（1）加強產學研合作的力度，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2）合理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其對區域創新的正向的溢出效應。（3）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高層次人力資本的積累；增加研發投入，做好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吸收內外溢出、提高區域創新水平打好基礎。

FDI技術溢出、自主研發與中國制造業技術升級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除了依靠自主研發實現技術進步外，通過充分引進、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也是實現創新的重要途徑。因此，在當前制造業亟待轉型和升級的形勢下，研究FDI技術溢出和自主研發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運用2002-2012年我國制造業行業面板數據，實證考察了FDI技術溢出（水平和前、后向關聯）和自主研發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作用，研究結論主要如下：總體看來，FDI技術溢出和自主研發對我國制造業技術升級具有正向影響，且后者的作用更加顯著；在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作用中，FDI技術溢出存在門檻效應，隨著吸收消化能力的增強，FDI的水平和后向技術溢出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效果逐漸增強，而FDI前向關聯溢出并未有明顯的門檻效應；從資源和勞動密集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分組結果來看，FDI水平溢出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技術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而對勞動和資源密集型行業的影響依然為負；FDI前向關聯溢出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技術升級作用效果更顯著，而FDI后向關聯溢出則對資源和勞動密集型行業效果更顯著。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相比，自主研發對資源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技術升級作用更顯著。

研究結論對我國實現制造業的升級轉型以及對外資引進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啟示。隨著外資外規模的進入，中國應著眼于產業間關聯的大環境，對FDI技術溢出的影響進行全局衡量，多管齊下，趨利避害。同時要注意提升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加強國內研發的投入和對教育的投入，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本的投資，尤其是培養高層次、高技術的人員，以此帶動FDI技術轉移作用的增強。實現我國制造業的升級和轉型，需要實現由技術跟隨向自主研發的升級轉型，政府應該繼續大力提倡并推進我國制造業行業的自主研發活動，加強對科研人才隊伍建設的投入，進一步強化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發展戰略，為企業自主研發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4）國際合作

邀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Anderw N. Kleit教授作為“海天學者”來校進行訪問和交流，開展了多次學術交流活動以及舉辦了如下講座：

講座一：Estimating the Market Impact of a Natural Gas Pipeline Expansion

講座二：How to write and publish English articles

項目組成員陳艷瑩于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進行制造業與服務業互動升級的產業共生機制的相關研究。

二、研究成果情況

1.著作：“環境政策創新與產業結構調整”，科學出版社，2017.7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目前，中國的污染減排主要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地方政府受到來自中央政府的強制性要求，企業則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壓力。這一系列被動傳導的結果就是經濟個體缺乏污染減排的內在激勵。因此，依據我們的研究目的，構建污染減排的倒逼傳導機制從而促進傳統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是本書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本書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重點從政府角度研究污染減排倒逼產業結構調整的機制設計，政府角度則主要是指以行政手段為主的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二是重點研究排污權交易和環境稅這兩種主要的市場激勵型環境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倒逼機制，其主要的研究內容包括：市場激勵型環境政策影響企業行為的微觀機制、中國市場激勵型環境政策的設計及創新、倒逼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證分析等；三是基于中國現有環境政策體系存在單一化、碎片化等不足，提出了按照短期和長期、影響企業行為和影響地方政府行為而進行的環境政策創新的6大趨勢。該著作的主要研究成果和主要觀點闡述如下：

? 污染減排倒逼產業結構調整的政府機制研究

我國現有的污染減排一直以政府為主導。項目組將污染減排倒逼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政府機制，界定為以政府行政、命令手段為主的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作為研究對象。中國實施的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可大致分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三類。項目組首先從制度體系（主要指環境法規）、環保機構以及環保人員狀況、環境污染治理成效等方面，對命令—控制型政策的實施現狀進行了系統的刻畫。

繼而，運用2000-2012年中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就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倒逼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就全國整體而言，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并未對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是呈現了明顯的地區差異：對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對西部地區卻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對中部地區的倒逼效應并不顯著。這一結論意味著，由于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各地區對污染減排壓力的承受能力和應對能力亦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應根據不同地區的現實情況，制定差異化的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

? 污染減排倒逼產業結構調整的市場機制研究

要想更為有效的促進結構減排、倒逼結構調整，必須使企業的污染減排壓力由外生轉為內生，激勵企業自發退出高污染行業而向低污染路徑演化，這就需要運用市場的力量。市場激勵型的環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排污權交易和環境稅兩種。

1）排污權交易與產業結構調整

排污權交易市場中，企業是最重要的參與主體。項目組運用演繹博弈的方法，從利潤增長的角度分析了排污權交易政策下企業的行為選擇。假設市場上存在三類企業：H企業屬于優勢環保行業，P企業屬于普通環保行業，以及W企業屬于非環保行業，因此三者污染治理邊際成本存在如下關系： 。模型推導的結果顯示，隨著排污權交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企業獲利的空間也越來越大，這將鼓勵環保類企業H、P增加對污染治理設備和先進技術研發的投入，以進一步提升減排能力，取得更多的剩余排污權；在環保優勢企業超額利潤的吸引下，高污染排放的企業W將進行行業內部的綠化和升級，努力達到排污標準，并產生剩余的排污權份額以進行出售。因此，微觀主體在利潤最大化動機的引導下，實現了污染型企業向“清潔”生產的轉型，最終實現了整個產業的結構升級。

由于中國排污權交易政策尚處于試點階段，數據信息尚不完善。項目組選取參與排污權交易的22個歐洲國家為樣本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排污權交易能夠通過增加科技投入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

2）環境稅與產業結構調整

中國目前尚沒有成熟的環境稅收制度，而是依據“污染者付費”原則而實施的排污收費制度。然而，中國的排污收費制度是一種超標排污收費制度，對企業的排污約束力不夠，且缺乏強制性，難以征收到位，協商收費是普遍現象。因此由“費”改“稅”是未來的必然趨勢。項目組理論分析了環境稅政策倒逼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4種作用路徑：①加快淘汰落后產能。環境稅能有效控制“兩高”行業的新增產能，并對高污染行業進行強制性的“精洗”。②推動綠色技術升級。開征環境稅將激勵企業選擇自主創新從而用綠色技術替代傳統生產技術和工藝、推出新型環保產品。③推動環保產業發展，并進一步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對其上下游產業產生積極的影響。④稅收用于成立環保基金，推動環保服務業發展。通過數據分析可知，如果把環境稅收的十分之一納入環保基金，將使環保基金會的規模擴大三倍之多。

? 中國環境政策創新趨勢研究

項目組首先對現有環境政策體系存在的不足和面臨的困境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主要歸納為5點：①政策自身的缺陷。②環境管理體制的障礙，如地方政府對環境政策執行的敷衍、歪曲和抵制行為，地方政府與排污企業的“合謀”行為等。③環保投入不足，環保資金在使用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④全社會環保意識的淡薄。⑤市場機制的不健全，限制了市場型環境政策工具作用的發揮。基于此，項目組提出了未來環境政策的6大創新趨勢。

①由命令—控制型政策向市場激勵型政策轉變。市場激勵型環境政策能夠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企業外部成本的內部化轉變，激勵企業自發的進行污染治理和創新活動，有效彌補了命令—控制型政策的缺陷。

②由事后治理向事前預防轉變。事前預防是指將環境整體預防的戰略持續體現于生產過程、工藝流程以及產品服務中，是一種從源頭對污染進行預防和控制的綜合性治理手段。

③由強調生產性技術進步轉向鼓勵綠色技術創新轉變。技術進步已經被公認為實現污染減排的關鍵手段。然而大部分傳統技術進步反而是導致污染排放大幅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單純強調技術進步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是誤導性的，必須引導和鼓勵社會積極開展綠色技術創新，包括改進技術、清潔生產、提升理念、應用引進新的產品和制造工藝等。

④由復雜、離散的狀態向趨于整合與一體化的方向轉變。環境政策的整合與一體化是指摒除政府的冗余部門，提高政策制定的效率；對復雜和離散的環境政策進行整合，使得目標協調一致、政策之間相互配合，從而節約資源并提高效率（見圖2）。

⑤更加重視環境政策在污染治理的國際協調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聚焦于環境管理制度方面，包含全球范圍內的信息共享、技術合作和環境標志等；二是指國際環境標準的制定，包括多層協調、中心協調和目標協調。

⑥由作用于生產者行為向作用于消費者行為轉變。現有環境政策主要針對生產者行為進行規制，而忽略了消費者行為對環境污染和環境治理的影響。因此，增加消費者導向的環境政策是未來政策創新的重要趨勢，如引導綠色消費觀念、征收消費稅、對生活污染收費等。

社會影響：該著作于201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依據該著作的主要成果而形成的政策建議《知識界動態：專家建議從四方面入手完善和創新我國環境政策》發表于《光明日報內參》，體現了本課題研究較強的現實價值，在社會上和政府部門獲得了一定的影響。

2.論文：“環境規制與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對“強波特假說”的再檢驗”，中國軟科學，2016年第07期

主要內容和觀點簡介：論文首先運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和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對考慮“壞”產出的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及其來源進行了測算，進而分析了費用型環境規制和投資型環境規制對中國工業綠色增長產生的不同影響。基于1999-2012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年均增長3.04%，其中技術進步是其增長的主要來源；②費用型規制與工業綠色生產率之間呈“U”型關系，而投資型規制與工業綠色生產率之間具有負向線性關系，表明“強波特假說”成立與否，不僅與環境規制的強度密切相關，也取決于環境規制的類型；③費用型規制與投資型規制在促進工業綠色生產率提升方面存在互補關系，意味著多樣化環境規制組合使用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驗證并完善了“波特假說”理論，同時對中國環境規制的創新及規制工具的選擇具有指導意義。

在論文研究結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1）加快中西部工業經濟低碳、綠色增長模式的建立，避免重蹈東部地區“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和環境保護需要中央政府更為審慎的頂層政策設計，不僅應吸取東部地區發展模式的“前車之鑒”，阻止可能伴隨產業轉移而發生的“污染西遷”；亦亟需轉變發展理念，加快其綠色生產率的提升，縮小與東部地區間綠色發展的差距。

2）借助環境規制的“創新補償”效應提升工業綠色生產率，使其成為中國工業綠色增長的“助推器”。一方面，應不斷提高中國排污費的征收水平，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是環境保護和經濟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應利用環境規制的約束力，激發企業環保的主觀能動性，倒逼企業增加環保投資和研發投入，以加強污染的深度治理，使企業不僅成為創新主體，亦成為環保主體。

3）進一步完善環境規制體系，加強環境規制創新，實現多種規制工具的配套、組合使用。中國目前的環境規制工具較為單一，因此不僅應盡快消除現有不利于激發企業環保行為的環境補貼等優惠政策，更需加強環境規制創新，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綜合考慮排污費、排污權交易、環境稅等多種規制工具及其配套措施的設計及完善，以實現多種規制工具的配套、組合使用。

社會影響：論文發表于《中國軟科學》，該期刊被JST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數據庫和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收錄，屬于CSSCI檢索。該論文在中國知網被引次數為5次。

3.論文：“工業集聚效應的來源：勞動還是資本”，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第11期

主要內容和觀點簡介：在中國工業化深入推進過程中，產業集聚是實現工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而集聚效應來源于何種生產要素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本文從產業集聚的三個本質特征入手，基于地理絕對集中、專業化分工和部門間經濟往來，重新構造產業集聚指數，測算了2004-2013年中國制造業的勞動集聚和資本集聚水平，發現勞動集聚程度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資本集聚程度則逐年攀升。進一步地，按照通行的要素密集度標準將制造業分為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三種類型，對要素集聚與生產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資本集聚對三類行業的單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都具有顯著的影響；相反，勞動集聚僅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生產率存在一定作用，但在技術密集型行業中的效應有所減弱，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生產率沒有產生推動效果。因此，中國工業的集聚更多地來源于資本要素，工業集約式發展應該重視和發揮資本集聚的正面功能，同時避免過度集聚造成的擁擠效應。

在論文研究結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政策建議：

1）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在促進工業集聚式發展的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資本集聚的潛在收益，發揮資本積累的規模經濟優勢，鼓勵大型企業使用更為先進的成套技術裝備，產業鏈上下游的中小企業加以配套，推進專業化的深度分工協作。

2）要加強制造企業之間的合作交流，促進生產設備的租賃和制造外包，這樣既有利于先進知識的流動和學習，又能夠避免同一類資本的重復投人和低效率使用。

3）要防止一哄而上的工業園區發展模式，加強基礎設施和配套環境的建設，消除工業企過度集聚產生的擁擠效應。�崳�

學術價值：該論文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注重理論基礎研究。與現有研究不同，本文以外部性理論為基礎，創新性的構造一個能夠更加全面地反映產業集聚特征的測算方法。

? 分別選取勞動和資本作為要素集聚的代理指標，測算中國30個省份2004—2013年的工業集聚指數，按照國際上通行的要素密集度標準把制造業分為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三種類型，實證檢驗要素集聚與生產率之間的關系，以尋找和驗證中國工業集聚效應的來源，對現有研究普遍忽視的問題給予解釋。

4.論文：“范式轉換與新興產業培育：自新能源汽車觀察”，改革，2015年第09期

主要內容和觀點簡介：進入21世紀，全球氣候變暖與不可再生能源耗竭的問題日益突出，在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下，傳統技術經濟范式陷入了收益下滑的困境。新一輪技術變革開始孕育，催生了新技術經濟范式和新興產業的萌芽。從演化的角度看，新興產業發展伴隨著新舊技術范式的主導地位更迭，如何突破傳統主流技術的限制，促進新興技術逐漸成熟，直到被消費者廣泛接受，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而生態位管理理論為此提供了適宜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這里基于戰略生態位管理理論，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考察對象，分析技術范式轉換與新興產業的演化過程，提出新技術系統結構的演進特征，根據新能源汽車技術生態位的構建障礙，提出依靠制度協同解決技術困境的思路，進而設計新興產業技術生態位的培育機制。該論文提出了以下觀點：

? 新興產業演化實質上是一個新舊技術范式轉換的動態過程，在該過程中，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按照新舊技術范式的轉換過程，將新興產業的發展分為范式導入期、范式構建期和范式成熟期三個階段，其中范式構建期按照新技術主導設計是否成型細分為構建Ⅰ期和構建Ⅱ期。

? 在范式導入期，少數敏銳的創新主體發現舊技術無法滿足經濟長期發展的要求，預見未來產業發展的新趨勢，創造性探索新技術，新的技術經濟范式開始導入。在范式構建Ⅰ期，舊技術的潛力達到極限，新產品開始進入市場，但產品性能存在明顯不足，產品成熟度較低，市場變化較為頻繁。在范式構建Ⅱ期，制造商通過漸進式創新對其進行改良和優化，高性能的表現和日趨合理的價格使新技術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市場認可。進入范式成熟期，新興產業的市場空間逐漸趨于飽和，新的技術范式基本完成了對舊技術范式的替代。

? 就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而言，雖然已開發出具備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整車平臺，初步形成電機、電池系統的產業化能力，并且確立了短期內以混合動力汽車為主、燃料電池車等新能源汽車為輔，長期用純電動汽車逐步替代混合動力及燃料電池汽車的技術路線，但是，由于關鍵技術發展尚未成熟，在電池壽命、續航能力等核心性能指標方面存在缺陷，產品更新和市場變化較為頻繁，主導設計尚未成型，與國外先進技術的差距已經有所顯現。

? 當前新能源汽車技術突破的障礙因素主要包括創新因子儲備不足、創新主體合作缺失、創新資源供給有限和創新環境建設滯后，因此也應該從這幾個方面對新興產業技術的生態位進行培育。

學術價值：本文從新舊技術范式轉換的視角，可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演化過程分為范式導入期、范式構建Ⅰ期、范式構建Ⅱ期和范式成熟期四個階段。現階段，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突破面臨四大障礙，分別是：創新因子儲備不足、創新主體合作缺失、創新資源供給有限、創新環境建設滯后。借鑒戰略生態位管理理論，新能源汽車技術生態位培育應著力創新因子培育機制、主體激勵機制、資源供給機制和環境優化機制。針對研究結論，提出了以下新興產業技術生態位的培育機制：

? 創新因子培育機制。包括創新因子的集聚機制、創新因子的交換機制、創新因子的再生機制和創新因子的融合機制。

? 創新主體的激勵機制。第一，推進技術標準的統一與規范。第二，鼓勵產學研創新主體的深度合作。第三，縱向關聯企業的協同發展。

? 創新資源的供給機制。一方面，構建多渠道、多主體的研發資金投入機制。另一方面，構建多層次的研發人才培育機制。

? 創新環境的優化機制。第一，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第二，地區市場的統一協調機制，推進建設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新能源汽車市場，形成良好的技術競爭氛圍。

5.論文：“服務型制造帶動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階段性特征及其效應”，經濟學家，2016年第11期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作為21世紀先進的制造模式，服務型制造具有價值鏈整合、創新增值的特性，是我國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有效途徑。然而，當前服務型制造理論研究遠落后于產業實踐，僅籠統地定義了服務型制造的產業邊界，缺乏進一步的行業深入，不利于多維度開展研究。且制造業升級非一日而就，服務型制造與傳統制造的關系也并非一成不變，處在不同的帶動階段，主體地位、表現形式、內容特征及效應也都有所不同，需要分階段進行闡釋。本論文提出了以下觀點：

? 制造與服務的融合分為初步、高速和深度融合三個階段。初步融合階段，傳統的產品制造和銷售逐步向單一產品服務化轉變，生產要素開始部分流向服務環節。高速融合階段，相當于產業發展的成長期，要素向服務聚集，由單一產品服務化向產品組合服務化轉變。進入深度融合階段，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漸趨成熟，要素向生產環節回流，服務型制造正興起于此階段。

? 研究綜合其他學者的觀點，借鑒制造與服務的融合演變過程，著重分析服務型制造帶動傳統制造的互動關系、主體內容和方式特點后，將帶動階段分為頂點帶動、核心帶動和系統帶動三個階段。

? 服務型制造帶動效應包括三方面，即服務型制造要素投入對傳統制造的溢出帶動效應、服務型制造與傳統制造彼此依賴交互的關聯帶動效應以及服務型制造由內而外的輻射帶動效應。

學術價值：服務型制造是推動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是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研究認為，全球產業變革與中國經濟新常態雙重背景下，服務型制造帶動傳統制造轉型升級需經歷頂點帶動、核心帶動、系統帶動三個階段，不同階段溢出帶動效應、關聯帶動效應和輻射帶動效應亦有所不同。在處理產業發展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的問題時，應根據理論分析得出的產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及“三效應”的強弱，對中國制造業發展的階段作出準確判斷，以便明確產業發展的目標和重點。在研究結論基礎上，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議：

? 加強服務型制造頂層設計和規劃，加速制造升級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演進。充分發揮先行行業的引領作用，推動服務型制造產業集群和技術聯盟的建立及發展。

? 以趨利化、市場化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基本推動力，深化國有制造企業改革，推動政府、社會、市場關系向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方向轉變。

? 積極參與國際產業市場競爭，制定服務型制造戰略規劃并保證其動態完善和有效實施。

6.論文：“FDI技術溢出、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的比較——基于制造業技術升級的視角”，科學學研究，2017年

主要內容和觀點簡介：技術創新是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實現制造業技術升級的重要途徑。運用2005-2014年中國制造業分行業數據，考察了FDI技術溢出、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三種技術創新模式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影響。研究發現，總體上自主研發與產學研合作研發對制造業技術升級具有正向影響，企業間合作研發與FDI技術溢出的作用效果并不顯著。加入考察本土企業對知識的吸收能力后，隨著吸收能力的增強，FDI技術溢出與企業間合作對技術升級的促進效果逐漸增強。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行業中，三種創新模式對技術升級的影響與作用機制存在差異。這表明，在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階段，自主研發與產學研合作研發的創新模式是最佳戰略選擇，同時需要增強企業在合作中對知識的轉移和吸收能力。

在論文研究結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對制造業升級發展的相關啟示：

1）要著眼于產業間關聯的大環境，對FDI技術溢出的影響進行全局衡量，多管齊下，趨利避害。同時要注意提升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加強國內研發投入、教育投入和人力資本投資，培養高層次、高技術的人員，以此增強FDI的技術轉移效用。

2）政府應繼續大力提倡并推進我國制造業行業的研發活動，包括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加強對科研人才隊伍建設的投入，進一步強化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發展戰略。

3）完善對研發成果的產權保護機制，加強誠信體制的建設，為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環境，提高技術創新補貼與稅收減免的力度，為企業自主研發與合作創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學術價值：該論文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文章探討了外商直接投資、自主研發與合作研發對促進制造業技術升級上不同的作用效果，并指出三種不同模式的創新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作用影響。

? 將合作研發進一步細分為產學研合作研發與企業間合作研發，深入探討那種模式更有利于制造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利于理清當下我國產業轉型升級階段更適于采取何種方式實現創新和技術進步，對于提升產業技術水平以及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7.研究報告：“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的合作研發機制研究”

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也是實踐產業升級的最終力量，這使得由多種異質性企業組成的各類技術聯盟和產業升級之間必然存在密切關聯。企業技術聯盟主要包括產學研聯盟、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和跨國技術聯盟三類。為了有效利用各類技術聯盟通過合作研發實現產業升級，有必要對不同類型的技術聯盟對產業升級的微觀作用機制進行分析，探討技術聯盟對產業創新能力的提升路徑，建立企業、技術聯盟與產業升級之間的對接機制。本研究報告共9章。第1章為緒論，第2章為合作研發在推動產業技術升級中的作用，第3章為合作研發的主要類型及其運行機制，第4章為技術聯盟視角的合作研發微觀機制，第5章至第8章分別從產學研技術聯盟、產業技術聯盟、跨國技術聯盟和中介平臺四個方面分析其對產業升級的促進機制，第9章為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的相關政策創新。該研究報告的主要研究成果和主要研究成果闡述如下：

? 合作研發在產業技術升級中的推動作用

技術聯盟尤其是產業技術聯盟是成為企業網絡優質資源、提高創新效率、擴大市場規模、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方式，是知識經濟社會一種重要的組織創新，也是國家、區域和產業響應知識經濟時代挑戰、自主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技術聯盟在產業技術升級中的推動作用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交易成本理論的視角考慮，技術聯盟中的企業能夠通過聯盟降低創新活動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分擔研發中的巨額投入，規避可能存在的創新風險，縮短研發周期，從而減少企業的創新成本，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率，從而提高整個產業的創新績效；第二，從創新來源的視角考慮，通過技術聯盟，在開放式創新的情況下，企業能夠充分利用內部和外部資源，實現外部資源的有效獲取與內部資源的充分整合，其創新模式實現由線性向網絡模式的轉變，增加了產業創新的機會；第三，從共生網絡理論的視角考慮，技術聯盟形成的網絡關系，擴充了企業的社會資本，為企業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源和更廣闊的創新空間；第四，從知識學習的視角考慮，技術聯盟增加了企業獲取知識的途徑和學習的深度，縮短新產品的研發周期，有利于企業獲取與顧客需求相關的信息，對現有產品加以改進，有利于企業及企業所在產業的創新活動。

? 技術聯盟視角下的合作研發微觀機制設計

產學研技術聯盟主要可以分為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技術聯盟和高校、科研機構主導的產學研技術聯盟。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技術聯盟是指，一家或者多家實力強大的企業，根據市場的需求，主動聯合高校，并在企業的組織和帶動下，在政府、中介機構的配合下，合作進行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的產學研合作模式，其技術對接模式主要有共建經濟實體、圍繞龍頭企業的產業鏈體系和技術并購，其技術對接機制可以分為技術合作機制和雙向約束機制。高校、科研機構主導的產學研合作模式是指，在產學研技術聯盟中，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占據主導地位，決定著研究的方向和進度，其技術對接的實現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通過內部協同創新實現技術對接，另一條是通過外部協同創新實現。研究進一步通過運用2001至2012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了產學研協同創新對技術升級的推動效應。

產業技術聯盟是指由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或其他組織機構，以企業的發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以提升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為目標，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契約為保障，形成的聯合開發、優勢互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技術創新合作組織，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引導、支持、協調和服務的作用。產業技術聯盟推動產業升級的著力點在于大力開展規模化的產業集群區、選聘并培養優秀的產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和制定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合作方案，推動產業升級的路徑在于發揮規模優勢、加強產業技術聯盟優勢、制定優化產業技術升級政策、提升產業生產技術及加工技術、緊密聯系國家政策、強化產業技術中質量監管以及積極利用國際條約應對產業技術升級摩擦。

跨國公司技術聯盟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跨國公司為對整個世界市場的預期目標和企業各自總體經營目標的需要而采取跨國知識傳遞，知識分享，知識整合以及知識管理等多維互動過程在內的跨學科，跨部門，跨區域的合作創新組織形式。要實現跨國技術聯盟對產業升級的推動作用，應完善跨國技術聯盟與產業升級的運行環境，加強跨國技術聯盟與產業升級的結構設計，合理審視跨國技術聯盟與產業升級的對象。

? 基于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的相關政策創新

通過對經濟發達國家相關政策以及國內相關政策進行梳理和總結后，研究認為，從合作研發的角度推動產業技術升級政策應集中從技術創新能力、人才培養、合作研發模式三方面著手，在以激勵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擺脫低水平重復性生產、全面促進合作研發、提高相關政策的針對性和促進產業升級轉型為政策目標的前提下，從以下方面進行政策創新：通過政策鼓勵充分調動企業自主創新積極性；總結國際經驗和教訓，吸引國外技術和人才；通過搭建科技中介服務平臺促進產學研合作；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建設激勵創新的環境，完善成果獎勵制度以充分調動全社會創造性；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推進產業集群的發展；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保障合作效率；鼓勵產學研合作，建立健全科技服務中介平臺；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學術價值：該研究報告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注重理論基礎研究。本研究對我國產業升級和產業技術升級的內涵進行了區別與分析，并且結合當前我國產業技術升級面臨的問題，提出了合作研發作為產業技術升級的有效路徑的思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技術創新、技術擴散和合作研發與產業技術升級的關系、合作研發在產業技術升級中的效應、合作研發的運行機制等，彌補國內現有研究在合作研發與產業技術升級理論方面的空白。

? 設計了合作研發促進產業技術升級的微觀機制。本研究將合作研發細分為產學研技術聯盟、政府引導下的產業技術聯盟、跨國技術聯盟等類型，分別分析了每個類型的合作研發在產業技術升級中的促進機理和微觀實現機制，同時對基于合作研發的中介平臺的組建和運行也進行了分析。

在對經濟發達國家相關政策和國內現有政策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了推動產業技術升級的政策著力點，提出了營造開展合作研發的政策環境和實現產業技術升級的相關政策建議。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