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危機”與法國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這是20世紀法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發生于19、20世紀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為法國知識分子身份意識的產生提供了時間和空間條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力在二戰結束至70年代中期的“輝煌三十年”期間達到頂峰。進入80年代，知識界出現認同危機，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社會角色。從法國知識分子史的視野來看，知識界在30年代發生的變化，對二戰以后的歷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社會參與成為

知識分子的首要責任

20世紀三十年代是法國社會全方位陷入危機的年代。空前的大蕭條和世界大戰的雙重陰影籠罩著法國，法西斯勢力甚囂塵上，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與“進步”的信念退居邊緣，搖搖欲墜。面對嚴峻的現實，知識界改變了“德雷福斯事件”中維護普遍正義的超然立場，開始全面介入社會生活，知識分子日益政治化和黨派化。作為三十年代民主運動的巔峰，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運動既是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場文化運動，它推動知識界確立了應該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的原則。二戰結束后，通過讓?保羅?薩特等人的系統理論闡述，社會參與被視為知識分子的首要責任，促進了知識分子社會參與活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擴展，例如，從捍衛國內的民主發展為批判全球范圍內的殖民主義，從保障男性勞動者的合法權利發展為爭取女性的平等權利等。這種對知識分子社會責任的強調，為法國知識分子贏得了世界性聲譽。

青年知識分子進入到公共領域

影響更為深遠的變化，是20世紀初——大致從1900年至1910年出生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進入到公共領域。這些年輕人在一戰影響下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許多人的父親、兄長在戰爭中陣亡或傷殘。與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少年相比，他們擁有更多災難性的記憶，但思想上更為早熟并且更具獨立性。面對三十年代的危機，他們普遍認為舊的世界面臨崩潰，新的世界即將到來，因此從知識分子生涯的起始階段起，就對現存秩序展開了全面的批判。在政治領域，傳統的議會民主制度受到質疑。很多加入政黨的青年知識分子要求政黨實行改革，有的甚至創建了新的黨派。在經濟領域，資本家的各種財務丑聞以及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遭到抨擊。在社會文化領域，青年知識分子譴責資產階級的奢華生活和唯利是圖的價值觀，試圖把國家從精神和道德的困境中解救出來。法國思想史家讓?圖夏爾將這種普遍的批判性稱為“三十年代精神”，另一位歷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則稱之為“反因循主義”。

馬克思主義吸引青年知識分子

較之作家為代表的前幾代知識分子——埃米爾?左拉、莫里斯?巴雷斯和夏爾?佩居伊等“德雷福斯事件”的一代和羅曼?羅蘭等一戰的一代，這些知識分子身上的文學藝術氣息相對淡薄，他們更多地致力于政治、社會和哲學的思考，嘗試以新的思想資源推動社會變革。作為批判資本主義最有力的武器，馬克思主義首先吸引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早在1928年，保羅?尼贊和亨利?勒費弗爾等巴黎高師學生就創辦了《馬克思主義者》雜志，開啟了法國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研究、接受和傳播。尼贊隨后參加了法國共產黨，列斐伏爾則在二戰后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深入剖析，創立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論。

天主教民主派想用人格主義思想改造社會

作為“教會的長女”，天主教一直在法國的文化傳統中擁有深厚影響。許多天主教背景的青年知識分子同樣提出了變革的呼聲，被稱為天主教民主派。1932年，艾曼紐埃爾?穆尼埃和喬治?依扎爾、亨利－伊雷內?馬魯等人創建了《精神》雜志，希望用天主教人格主義思想來改造人的靈魂，進而改造社會。此外，在傳統的右翼團體如“法蘭西行動”內部，許多青年知識分子試圖以法西斯主義取代原有的君主制和極端民族主義主張，自稱“青年右翼”。呂西安?勒巴泰和羅貝爾?布拉齊拉赫等人于1936年創辦了《我無所不在》周刊，在傳媒領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另一些人則創辦了《戰斗》雜志，專注于理論探討，共同為法西斯主義推波助瀾。

二戰爆發之后，尼贊投身抵抗運動并在斗爭中犧牲。穆尼埃起初采取觀望態度，期待借助維希政權實現自己倡導的理念，然而當維希政權開始實行文化專制，尤其是追隨納粹開展反猶排猶活動之后，他轉而支持抵抗運動并因此被捕入獄，直到法國光復才重獲自由。勒巴泰和布拉齊拉赫則積極參加了與納粹占領當局和維希政權的合作，在戰后法國對附敵分子的審判中，兩者都受到了懲處，布拉齊拉赫被處以極刑。

戰火洗禮了法國知識分子

經過戰火的洗禮，這一代知識分子成為戰后知識界的領軍人物，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報刊幾乎都處于他們領導之下。于貝爾?伯夫-梅里主編的《世界報》發展為發行量最大的日報，薩特創辦的《現代》和阿爾貝?加繆創辦的新《戰斗報》共同成為左翼知識分子的重要陣地，穆尼埃的《精神》雜志復刊，繼續為天主教知識分子提供表達的途徑。雷蒙?阿隆長期擔任《費加羅報》的主筆，并加盟《證據》雜志，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保留了參與知識界論戰的平臺。同屬這一代的還有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著名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著名作家兼政治活動家安德烈?馬爾羅、現象學代表人物莫里斯?梅勞－龐蒂等。盡管他們的政治主張各不相同，例如約里奧-居里支持蘇聯和社會主義事業，擔任了國際知識分子保衛和平大會的主席，而馬爾羅則在戴高樂掌權時期出任文化部長，但是共同繼承了三十年代的傳統，積極介入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二戰后的法國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迎來“輝煌三十年”，與這批學養深厚、思想深邃、行動堅決的杰出代表的涌現，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三十年代危機”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出現及其取得主導地位的歷程，并非新老交替的自然現象，而是知識界內部的新陳代謝，因此具有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法國社會全方位的危機促進了法國知識界全方位的反思，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主張體現出前所未有的批判性和多樣性。通過二戰的蕩滌，與歷史潮流相契合的思想獲得了發展，堅守良知、勇于擔當的傳統得到了發揚。他們的思考和行動，塑造了二戰之后法國知識分子的歷史。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法國知識分子史視野中的雷蒙.阿隆研究”負責人、浙江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