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禮儀制度與古希臘城邦的構建

　　泛雅典娜節等節日為城邦發展提供了歷史認同和神圣解釋。資料圖片

　　【項目論壇】

　　清晰展示古希臘宗教禮儀制度的最早文本是荷馬史詩和赫西俄德的史詩，其源頭卻可以追溯到克里特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甚至可以繼續追溯到更加遙遠的印歐人和東方文明。史詩對當時既有的傳說和宗教觀念進行概括和再創作，展現了遠古人們為表達“虔敬”而履行的各種儀式、觀念、規范和禁忌，構建了古希臘宗教禮儀制度的基礎范式。由于史詩的廣泛流傳，這些宗教禮儀制度被后世奉為圭臬，亦成為希臘民族彼此認同的基礎。從荷馬時代，經古風時代、古典時代，直到希臘化時代和羅馬時代，希臘人獻祭、祈禱和占卜的方式以及對神的觀念基本一致，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宗教禮儀制度表現出強大的穩定性和延續性，而且，這種穩定性不是根植于信念，不是知識分子通過辯駁就能推倒的一種態度，而是深深扎根于希臘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于希臘的社會結構中。

　　荷馬時代的宗教禮儀制度是貴族的禮儀制度，體現了以個人競爭為基礎的社會規范。隨著城邦的興起，宗教禮儀制度逐漸走向平民，不斷強調集體認同和男性公民的集體權力，實現了從以個人競爭為基礎的社會規范向城邦集體意識形態的轉變。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圣地、神廟等宗教禮儀性建筑在整個希臘世界拔地而起，節日大量涌現，為民眾參與集體獻祭活動提供了機會，關于節日的規定、規范乃至所需遵守的風俗習慣也逐漸增多，城邦也開始對此類內容進行立法。這些節日的總體特征就是城邦公民集體參加，有些節日甚至讓外邦人、婦女參加。在城邦興起和發展的初期階段，宗教禮儀制度建立起城邦公民之間的彼此認同，提升了人們的集體意識，同時緩解了人們在時代轉換中的焦慮，順應了城邦意識形態發展的需要。

　　公元前8世紀，英雄崇拜的興起也順應了城邦意識形態發展的需要。英雄崇拜通常是圍繞某個大墓發展起來的，崇拜的對象是史詩里的英雄、建城者或某個具有神奇經歷和業績的死者，他們被認為即使在死后仍然有能力保護在周圍居住的人。因此，對每個英雄的崇拜都局限于比較小的范圍，但是特別多的英雄及其陵墓散落在城邦領土的不同點上，每個點的周圍都能聚集起一個崇拜群體，由此構建起村莊、部落和城邦之間的特殊關系。英雄崇拜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為城邦提供了親緣和地理上的認同，因此具有極強的政治象征意義。英雄崇拜與城邦同時出現并息息相關，城邦衰落之時，英雄崇拜即隨之衰落。

　　古風時代，圍繞各城邦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荷馬時代奠定的希臘宗教禮儀制度出現了新的變化，每個城邦都構建了自己的宗教體系。萊庫古改革為斯巴達城邦開辟了政制發展的道路，也建立了與政制相匹配的宗教禮儀制度。斯巴達的主要節日是敘阿琴提亞節，這是斯巴達合并阿密克利并建立起城邦的重要標志。斯巴達人關于赫拉克勒斯的傳說、對國王的尊崇、“夠格者”制度以及各種節日等，都圍繞斯巴達的軍國主義統治而展開，是城邦政治的反映和表達。

　　雅典城邦的中心節日也與政治有關，泛雅典娜節、城市酒神節、統一節和豐收節等節日為城邦發展提供了歷史認同和神圣解釋。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與宗教有著密切關系，梭倫改革涉及對宗教禮儀制度的改革，對葬禮的規模、女性的舉止等都做了細致規定。僭主庇西忒拉圖統治時期，創辦泛雅典娜節、城市酒神節等大型節日，為厄琉西斯秘儀大興土木，提升了雅典城邦的凝聚力。克里斯提尼建立了10個部落之間的酒神頌歌比賽，消融了派系斗爭，提升的也是城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益于民主制度的推動，厄琉西斯秘儀、狄奧尼索斯崇拜等原來不甚引人注目的小崇拜發展成為城邦慶祝的大節日，反過來也推動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雅典城邦的宗教禮儀制度清晰地表達了民主政治的意識形態。

　　可以說，各城邦的宗教禮儀制度是隨著各城邦自身的發展而改變的，因此也是與各城邦的政制發展相適應的，或者說，所有的宗教變化都與城邦的重組有關，城邦組織變了，城邦的宗教結構也會隨之發生某些變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們都是以荷馬時代的宗教禮儀制度為基礎發展而來的，因此，盡管各地崇拜的英雄和神不同，圣地影響也不同，但在本質上趨于一致，所以不會出現相互排斥的因素。這也是一些名氣比較大的圣地不但是當地人的精神承載體，也會吸引更遠地區的人前來崇奉和獻祭的原因。比如，德爾菲圣地在各城邦政治制度形成和宗教禮儀制度形成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各城邦出臺的立法、改革以及建立新的崇拜，經由德爾菲神諭神圣化了。斯巴達的萊庫古改革、雅典選定10個部落的名稱等，都經歷了這種神圣化的過程。所以，泛希臘崇拜是希臘宗教自成體系的一種反映，而從這個體系衍生出來的宗教禮儀制度是整個希臘民族認同的基石。

　　在泛希臘體系內，各城邦或各地區依據自己的地方特色發展了不同層次的共同體認同，如德謨的、兄弟會的、部落的或者是城邦的，女人的、男人的、秘儀的或者是神圣團體的。每個群體（共同體）都通過宗教崇拜活動進行表達和獲得彼此認同。所有的聯系和紐帶，包括社會和政治上的聯系和紐帶，都通過宗教崇拜來進行表達和定義。這就是新的城邦機構總會帶來宗教禮儀制度改變的原因，也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并沒有使宗教從屬于政治，卻提升了群體認同的原因。這些群體構成了一個個宗教獻祭的共同體，而城邦就是由這些宗教共同體組成的。

　　狹義上，希臘的城邦就是男性公民集體，男性公民組成了最核心的宗教崇拜共同體，其最核心的宗教實踐活動是殺牲獻祭，女性被排斥在殺牲獻祭之外，也被排斥在城邦政治活動之外。女性在希臘城邦是個特殊的群體，與她們低下的政治地位相適應，在宗教上她們也是城邦的“附屬部分”。但城邦為女性的心理和壓抑生活提供了一個安全閥，她們可以建立屬于女性專有的宗教群體，在這個宗教群體中，可以獲得彼此的認同，并通過這個群體為城邦的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貢獻，表達對城邦秩序、豐收的愿望。

　　希臘城邦表達了宗教，同時其本身也被宗教所表達，宗教成為城邦的中心意識，構建并且解釋了構成城邦認同的所有因素。一個希臘人生下來就是希臘人，但要成為公民還需要教育和成長。在成長的過程中，他通過宗教禮儀制度獲得血緣、地域和城邦國家的逐級認同，然后才能成為國家的公民參與政治活動。通過參加宗教節日，孩子們觀摩宗教儀式，學習掌握儀式的主持和操作，這是合格公民必備的能力；通過出生、預備役、婚禮、葬禮等過渡儀式，一個孩子得以順利過渡到另一個年齡段或獲得另一個社會身份；即使在他成為公民之后，他也要觀看戲劇演出，參加各種宗教活動，繼續接受教育，成為能夠有益于城邦的合格公民。

　　古典時代，希臘城邦的政治和宗教已融為一體。城邦官員管理城邦的節日和各種宗教事務，宗教生活政治化、政治生活儀式化的特征日益明顯。公元前5世紀末城邦政治斗爭的宗教事件就是宗教與政治一體化的極端表現。公元前415年，在西西里遠征前，雅典發生了赫爾墨斯神像被毀案；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紐斯海戰勝利后，雅典人因未能打撈遇難將士而對獲勝的將軍進行審判；公元前399年，雅典審判了哲學家蘇格拉底。這些宗教事件實際上也是政治事件，反映了古希臘城邦的實質：城邦的秩序來自于神，對神的虔敬是城邦生存下去的根基，褻瀆神的行為可以帶來民眾的恐慌、擔憂和群情激憤，也會帶來神的報復，進而帶來城邦的毀滅。因此，公元前5世紀末的宗教事件不是以宗教名義發起的政治事件，其本身就是政治事件，政治與宗教難分彼此。對城邦來說，任何不虔誠的行為都會直接威脅到城邦的生存，這是城邦竭力預防和堅決反對的。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后，希臘城邦危機四伏，土地兼并之下，各城邦的公民大量失去土地，進而失去公民身份和公民兵身份，雅典城邦的公民人數銳減，斯巴達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僅有約1000名公民。城邦的集體凝聚力大大下降，城邦集體主導的宗教活動吸引力減弱，相反，表達個人救贖和獲得死后幸福的秘儀宗教大行其道。及至希臘化時代，又興起了對國王的崇拜，而在公元前8世紀就隨城邦興起而出現的英雄崇拜影響減弱直至消失。

　　但是，城邦危機之后，古希臘宗教禮儀制度的基礎猶在，其宗教體系的框架猶在。即使到希臘化時代和羅馬帝國時期，古典時代那種真正意義上的城邦已經不復存在，但城市居民仍然按照原來的習俗和習慣生活著，龐大的節日活動仍在繼續，對神的獻祭也在進行，有的甚至規模更大，舊的崇拜并沒有被放棄，保守和創新之間的沖突通過引進新的崇拜來調節，更多的情況是，新來的崇拜被納入舊的宗教框架內運行，并在細節上根據政治變化做出必要調整。由此，我們看到，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一方面受到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另一方面，宗教禮儀制度既影響著希臘城邦意識形態的其他方面，又受意識形態其他方面的影響，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觀所表達的內容。

　　 （作者：魏鳳蓮，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宗教禮儀制度與古希臘城邦的構建研究”負責人、魯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