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宣紙傳統制作技藝搶救性挖掘整理研究”
工作簡報第11期

江西遂川民國宣紙產地考察記

曹天生

作者文前自序：在宣紙的發展史上，有許多謎底需要揭開，需要時間，需要時機，需要等待，需要耐心，需要有責任感。我們解開了一個個的謎底，剩下的為數不多的謎底也要揭開。曹廷柱，宣紙發展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由于他生長于亂世，留下來的材料很少，經過我們的搶救性挖掘整理研究，其生平事跡越來越清晰了。今年夏天，項目組克服困難，到江西遂川深入調查，其成果了卻了作者40多年來心中的塊壘，也為項目研究積累的寶貴的研究資料。這篇考察記作為簡報之11期，向各級領導和專家匯報我們的研究工作之點滴。

在宣紙發源地小嶺，長期流傳一種說法：曹廷柱于民國期間到江西傳授過宣紙制造法，一度造宣紙成功，后由于各種原因又停產。但其具體情況，一直知之未詳。后又見戴家璋等著《中國造紙技術簡史》中提到，“抗戰時期，曹廷柱以其古稀之年，還受聘于江西贛州遂川縣盆袒鄉造紙廠，傳授宣紙制造法，開江西造宣紙之先河。”其它更加詳細的情況，也是語焉未詳。不過，這小嶺曹氏族人口碑相傳和書上的記載畢竟給我們留下了調查研究這一情況的寶貴線索。順著這條線索，項目組組織了尋訪之旅。

（一）在遂川縣方志辦果真查到關于宣紙的記載

2016年8月1日下午，我們一行2人首先來到遂川縣地方志辦公室，在主任蔣燕同志的熱情接待下，查閱到有關史料。查《遂川縣志》，上載：

土紙生產，為縣內民間傳統工藝。清道光年間，已具相當規模，后逐漸發展成為全縣一大宗土特產品，主要產區分布于碧洲、橫嶺、衙前、營盤圩、巾石、上坑、大汾、禾源、草林、盆珠、五斗江等10多個鄉，尤以碧洲鄉為縣土紙生產的重要地區。縣產土紙的主要品種有：毛邊紙、表芯紙、綿紙、草紙等。民國期間，土紙生產繁榮。民國23年（1934），全縣有紙槽668戶，從業1710人，年產草紙12.8萬擔，表芯紙2.4萬擔，重紙、宣紙、粗紙各1.2萬擔，以及書皮紙、連史紙、楮紙等共21.79萬擔。三十年代，今碧洲鄉境內，有三分之一農民，從事土紙生產，更優常年和季節性紙槽420個，年產土紙2.25萬擔，最高可達3萬擔。而安之前、豐林又為全鄉產量之冠。高垣、大坑、漢坑、九姑仚、赤坑還聯合建立過紙張生產運銷合作社。

此上明確記載了遂川縣土紙生產的起源和到民國抗戰期間各種紙張生產的地點分布、品種和產量等，其中提及產有宣紙1.2萬擔。

《遂川縣志》還記載了民國期間該地宣紙生產的簡要情況：

民國30年（1941），安徽難民17人，在盆珠上煙坑辦起造紙廠，置有洗料、碓屋、槽房、焙屋、剪紙、堆房、曬場等設施。以稻草和洋桃藤為原料，制造宣紙，月產100余刀。成為縣內土紙生產由家庭作坊向專業生產廠家發展的開端，后因原料不足，改制書面（畫？）紙，月產800刀。

我們這次考察手工制作技藝，歷經云、貴、湘、贛四省，當我們在這最后一站查到這份珍貴的史料時，連續在夏日炎炎里考察的勞累頓時煙消云散，感到十分興奮！這些白紙黑字的記載，使蔣主任和其他同志也感到意外，因為1996年出版的縣志是前人所修，他們這些現任工作人員對民國期間的宣紙情況并不知情。短暫的休息交談間，他們也產生了一種從事修志工作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興奮之余，問題又來了：

根據原先見到和這次所查到的材料，我們發現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造紙技術簡史》上說的江西造宣紙的地點在“盆袒鄉”，而我們利用“百度”“搜狗”查詢，均沒有出現這個地名，這次在縣志上也沒有見有“盆袒鄉”這個地名，向蔣主任了解，他也明確表示只有盆珠鄉，沒有盆袒鄉。盆珠鄉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當下，都是該縣產紙的地方。那么，盆袒鄉會是在哪兒呢？

第二，宣紙制作，其原料是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撈紙時所用懸浮劑材料是楊桃藤（又稱洋桃藤）。而1996年版《遂川縣志》上卻并未提到青檀皮，何故？

在蔣主任辦公室，項目組成員和蔣主任都陷入了沉思。安徽大學的曹曦博士首先提出查查民國期間的地名有無變更的情況，我則提出要注意地名的諧音、同音不同字的情況，因為往往一些史料中人名、地名的記載上因為諧音或同音而出現誤載誤記的情況。蔣主任則用電話向熟悉地方文化歷史的同志征詢了解。

果不其然，我們又在1996年版《遂川縣志》“民國時期的行政區劃”查到：民國28年，遂川縣實行新縣制，改寶聯為鄉或鎮。“30年（1941）1月，全縣為6區、31鄉、377保、3873甲。4月，增設一鄉為32鄉。” 其中在一區中，分別設有“水北、水南、鵬摶、裕塘、禾源”，到民國36年（1947）年5月，對保甲做出調整，全縣轄31個鄉鎮、262保、3342甲。其中設有“鵬摶鄉”，鵬摶鄉的所在地在“鵬摶書院” 。我們認為，史料上的“盆袒鄉”實際上并不存在，而是“鵬摶鄉”諧音的誤寫。“pentan”和“pengtuan”的拼寫和發音十分相近，此經蔣主任確認地理位置后肯定。鵬摶鄉在1950年4月歸轄藻林區，以后，便不再有這個名字的行政建制至今。第一個問題就這樣解決了，“盆袒”應是“鵬摶”的諧音之誤，很顯然，寫書的人誤將“鵬摶”寫成“鵬袒”

剩下來的問題就只有到實地考察了。下午臨近下班時間，在冒雨熱情引領我們到一家小店復印好資料后，蔣主任很委婉地邀請我們吃個工作餐，盡個地主之誼，我們考慮到公請私請都不合適，更考慮到當下全國紀律嚴明，我們更應當做到令出必行，有禁必止，我們相互留了聯系方式后就婉謝回到酒店。晚在酒店就第二天考察當年宣紙制造實地做出詳細文案。

（二）在上煙坑實地考察宣紙作坊遺址

由于提前做好了功課，8月2日的實地考察比想象的要順利，有許多意外收獲。上午8:00，我們一行3人，在縣城打出租16元約11公里到達了泉江鎮的盆珠村，然后向人打聽解放前造紙的地方，路旁年老的知事者給我們熱情介紹，指路，更使我們充滿了信心。沿著鄉間公路步行1公里來到坑口村。走進村旁一家看起來清爽干凈的人家開始調研。熱情的王正蓮和李代稱夫婦接待了我們。談起我們問的解放前造宣紙的事情，主婦王正蓮連連說道，她聽說過，也知道造紙的那個地方，但那個地方不叫“盆袒”，也不叫“鵬摶”，而叫 “上煙坑”。她原來的家就在山里距離當年紙廠不遠的地方。說著，便帶我們去見一個老人，這個老人在過去生產隊集體勞動時經常講到山里面解放前造宣紙的事情。

恰巧，我們在路邊遇到下地干活的81歲的劉傳發老人。劉傳發先生告訴我們，原來他們家上人（父祖輩）曾在宣紙廠干過，地點就在上煙坑，距離坑口村大約2公里不到一點。他本人那時還小，其長輩們在他小的時候經常抱他到廠子里玩。后來，他本人曾在當地的表芯紙廠也做過紙。他推薦說，上煙坑當地還有一位名叫劉家茂的老人，他家就在原來的宣紙廠所在地，當時他家里也住了不少工人，他家對面的一片地方就是原來的廠址所在地。

告別劉傳發先生，王正蓮老人立即回家換上運動鞋，要帶領我們實地考察，說你們大老遠來，我跑個路不算啥。天熱，出點汗也好！（當地天氣預報，最高溫度39度，且悶熱。）

我們4人沿著村村通公路向山里走，邊走邊談。王正蓮大姐（長我4歲，稱她大姐）告訴我們，她1949年出生，1969年從外地嫁到上煙坑村里面的一個村子，上個世紀80年代才從山里搬到交通方便的坑口村，她平時進出山里都要經過上煙坑過去的紙廠所在地。這方圓幾十里地稍有一點年紀的人也都知道解放前這里造過宣紙這檔子事。

大姐還給我們介紹了當地地名的叫法：“這個地方叫上煙坑的‘坑’字，當地人念kang（康），不念keng（坑）。我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么，反正一直都是這個叫法。”這一點使我感到十分奇怪，因為在宣紙發源地涇縣，凡是“坑”，都發“康”音。看看一路的山道和山勢情況，幾乎和涇縣宣紙發源地的許多造紙區一模一樣。我們一道出來考察的幾個人都是涇縣人，都感到宣紙與這樣的山區環境有著某種聯系。

行走談笑間，我們不知不覺到了上煙坑紙廠遺址所在地。這里現在只有兩戶人家。一戶中一個中年婦女走出戶外，王正蓮與她很熟，一見面就介紹了我們的來意。另一戶只有一個老人在家，這就是劉家茂老人，老人拄著拐杖，看樣子身體并不太好，但腦子并不糊涂，語言表達清楚，對當年的事情記憶猶新。

我們先大致看了看當地的環境：這兩戶人家位于村村通公路路北的山腳邊，公里右邊石磡下部分是水田，部分是荒地。荒地上雖然長滿了雜草和雜樹，聽介紹那是工棚所在地。在平地的南面有一條山溪流過。在溪流南和對面山腳之間又是不大但連片的水田和地塊，那時當年是水碓舂碓、洗料的地方。

劉家茂先生告訴我們：

我是1932年生人，從沒有離開過這個地方。1940年至1941年，我當時八九歲了，雖然年紀很小，但已經記事。記得為了造紙，來了十幾個人，是從安徽來的。他們造的紙很好，是用來印鈔票的。這里辦宣紙廠時，我經常在廠里玩。我們家里那時也住過造紙的人。我也經常看他們在一起吃飯。

接著，我們又問了劉家茂、王正蓮、當地中年婦女幾個問題。

問：請問他們再次造紙的時間為什么時間這么短？

劉答：造紙期間，工人中有人害病，死了好幾個。

問：這個造紙的地方有沒有碓臼？

劉、王和婦女異口同聲答：有！其中還有一個大碓臼。

（我們順著他們手指的方向下到長滿水稻的水田埂，到處尋找，沒有見到。又在尋找中見到一個在山溪中摸小魚的中年男子問起碓臼的事，他告知，過去在這里見過，后來漲水較多，可能是因為漲水被泥沙埋到地底下去了。）

問：請問他們當時造紙用的是什么原料？

劉答：用稻草做紙。

問：請問當地有沒有青檀樹和楊桃藤？

劉答：我們當地只有檀黃樹，也能用來造紙，什么是青檀樹？我們不曉得。楊桃藤到處都是。

（我們在附近山上和在路邊尋找，果然未見有青檀樹蹤跡，楊桃藤確實見到幾株。）

問：造宣紙要有曬灘，你們這里有過嗎？

答：有。就在我家屋后山上，我見他們在上面曬了許多的稻草，白色的。

問：請您回憶一下當時造紙的規模。

答：當時有碓臼，碓臼屋是很簡易的草屋，還有紙槽、曬紙焙、檢紙房、堆房等。當時還聘請了不少當地人打下手，如洗草，砍山毛柴等。那個劉傳發的上人就在這里干過。后來廠房這些東西還存在很長時間，可惜現在都沒有了，只有這塊空地了！

問：后來這個地方還造過紙嗎？

劉答：沒有！我們縣很多地方都造竹紙、草紙，但這里從那以后就再也沒有造過紙，70多年過去了，時間過得真快！

問：您知道什么原因嗎？

答：那些安徽人到這里造紙期間，不知怎么搞的發生了人瘟，死了不少人，后來就撤退走了。可能人們害怕這件事，所以安徽人離開后，也沒有人在這個地方接手造紙，很長時間東西也沒有人動。可能與那個人瘟有關。幾十年慢慢倒塌破壞，現在影子都很難找到了，要不是我還在，還知道這些情況，不然，哪個能想象這兒還有當年那些事？

問：您了解造紙人是從安徽哪里來的嗎？

劉答：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安徽涇縣那個地方造宣紙。

問：您知道造紙人姓什么嗎？

答：有曹師傅，有張師傅，還有王師傅等。好幾個姓的人。

問：您怎么知道？

答：聽他們喊呀！比如，曹師傅，吃飯啰！張師傅，吃飯啰！我就記住他們了。

問：安徽人在這兒造紙，這個地方是租用的，還是買的？

答：聽說是買的。這幾片山和這門前到山腳那邊都是他們買的。

下午1:00，我們在上煙坑的考察結束，告別了劉家茂老人等，原路返回，王正蓮大姐長我幾歲，感到有些疲倦了，滿臉是汗，衣服也濕透了，真有些難為她了，遇到這樣的熱心人，真是幸運！我們再三感謝她，他說，難得，我不就是上午沒打麻將嗎？走走路，就當鍛煉身體。

返回到王大姐家，大姐拿出花生等招待我們，還說要招待我們吃個午飯，我們趕緊告別。為了表達對大姐犧牲打麻將的時間陪我們考察的謝意，我拿出偉人票一張放置桌上，她再三推遲，我只好說，這是給您下午打麻將的，千萬不要嫌少！這個理由，王大姐覺得很有意思，感到很開心，連說幾聲：“還有人出錢給我打麻！”笑了！笑的很開心！

鄉間公共交通還不發達，要等交通車返回到縣城，還要在2個小時以后，于是我們要了滴滴車，開車司機是一位退伍軍人，在坑口村附近的正人中學等我們，他現在深圳打工，回遂川家鄉探望父母，臨時沒事跑點油錢，用他的話來說，只要有機會，再少的錢也不能嫌少，人要勤快。交談間，他認了我這個曾經的大校“老首長”。他把我們一直送到縣城住地“新華天”酒店樓下，并仔細地給我們介紹了下一步我們要考察的出行路徑。臨走，還按照軍隊習慣，給我敬了一個徒手軍禮。同行人一看，滴滴快車果然省錢，只有8元。我心里想不通，就算10公里路程，難道滴滴公司和司機都能賺到錢嗎？下午3時，我們到達住店，但錯過了用餐時間，我們被迫無奈，吃了方便面充饑。

（三）總結與猜想

根據在江西遂川的考察，結合之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上煙坑制作宣紙的情況就較為明晰了。

1.關于在上煙坑制作宣紙的時代背景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由于宣紙銷路被打斷，安徽涇縣的宣紙生產受到打擊，從該年起開始由宣紙鼎盛期轉向衰落期，紙槽歇業，工人紛紛離走，逃亡家鄉。1940年間，可能是通過親友介紹等關系，安徽涇縣有十幾個宣紙技藝人員來到江西遂川上煙坑建廠造紙。為何選擇在上煙坑，即便是從現在的眼光看，這里環境和涇縣造紙區很為相似，具備造宣紙的基本條件，而且在山區，較為隱蔽，難以受到外界干擾。

2.關于上煙坑造紙廠的規模和產量

上煙坑造紙廠的規模和產量，從十多人口碑和《遂川縣志》上載“安徽難民17人”的情況來看，二者是高度吻合的。17人的技術力量，即原料制作、撈紙、曬紙、檢紙、燒焙等搭配，可以形成2簾槽的生產規模。2簾槽按在涇縣正常生產，可以年產12噸紙。按照記載，當時月產100刀，而且用于印刷紙幣，又考慮到初來乍到，處在初創時期，推算實際年產能力為3噸左右。

3.關于生產宣紙的原料問題

無論縣志還是當地人講述，都是說用稻草做原料造紙，沒有提到青檀皮，我們考察當地也沒有青檀樹，但宣紙是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為原料的。《遂川縣志》記載當地是1941年生產宣紙，此說有一個問題需要解釋。稻草加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至少需要1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如果1941年生產宣紙從做原料開始，至少要到1942年才能生產出產品。如果1941年就產出了宣紙，至少應在1940年開始制作原料。此上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后者，似乎不可能，因為縣志記載和劉家茂的回憶都沒有提到1942年造紙之事，而且當地多人都提到發生人瘟，后迅速停止造紙，這樣1942年以后該地沒有造紙這是肯定之事。

這樣有了另外幾種可能的情況：

一是1940年安徽難民先到上煙坑制作稻草原料，然后于1941年正式生產，縣志紀事就是以1941年正式生產時間來記載的。從口碑相傳造紙人用當地稻草造紙來看，此說法從時間上成立。但考慮到所造紙是用來印制紙幣的，質量要求高，僅僅用稻草是不行的，此紙必定摻用了皮料，而皮料中青檀皮纖維最佳，當然桑皮、山椏皮的纖維也較適宜。1941年生產的宣紙極有可能是摻和了皮料的，否則就不能用來印制紙幣。

二是安徽難民于1940年帶著原料燎皮和燎草先來到當地，在緊鑼密鼓地建設廠房后于1941年迅速生產紙張，同時也開始制作宣紙原料燎草，后因發生變故放棄。

三是稻草在上煙坑先行加工制作，安徽難民帶來青檀皮紙漿干料，然后合制宣紙。但考慮到從安徽涇縣運送制漿干料到江西遂川，路途遙遠，成本太大，不可能持久，但考慮到他們在此實際制作的時間并不長，僅一年時間便歇業，也不是沒有可能。如在封建時代，涇縣宣紙作坊也是經常奉詔帶原料到宮廷中進行現場宣紙制作的。即便是現今，如2008年奧運會期間，中國宣紙集團也是組織攜帶宣紙原料到北京做現場操作表演的。

四是安徽難民用在當地制作的燎草直接生產所謂“宣紙”（因為只有青檀皮和稻草的結合才能稱道宣紙），但這種紙張肯定不易于制作紙幣，無論色面還是整體質量都遠遠超過當地的三六表等草紙，再加上這些制紙人都來自安徽，因此被誤認為就是真正的宣紙。在我們今天看來，當年遂川所產宣紙，就是安徽難民在上煙坑用制作宣紙的辦法制作出來的“仿宣紙”。

4.曹廷柱與上煙坑宣紙廠的交集

多年前，根據我走訪宣紙發源地涇縣小嶺雙嶺坑人、民國期間擔任涇縣宣紙公會主席，被后世人公認為宣紙泰斗曹廷柱的后人得知 ，曹廷柱逝于皖南事變發生的那日，如果其后人的告知無誤的話，也就是1941年1月6日。根據《小嶺曹氏宗譜》記載，曹廷柱出生于清同治壬申年十二月十六日，即1873年1月14日，自1872年到1941年去世時，正滿70歲。可以斷定：鑒于曹廷柱的權威，安徽難民一定是由于他的社會關系而帶到江西上煙坑的，廠址的選定、設計，生產過程的組織，一定與他的出謀劃策分不開。曹廷柱晚年身體不佳，長期生病而且脾氣暴躁，他不可能長期住在上煙坑，有可能住在遂川縣城等條件稍好的地方，完成指導任務后便回到涇縣雙嶺坑老家，不久去世。曹廷柱與當年發生在紙工們之間的人瘟的關系，就不得而知了。

（對遂川縣縣志辦蔣燕先生，遂川縣泉江鎮坑口村王正蓮、李代稱夫婦、劉傳發先生，煙坑村劉家茂先生等在調研考察中給予的幫助和指導表示衷心感謝！對丁俊萍和曹曦二位在我2016年7—8月間赴云南、貴州、湖南、江西4省多地的手工紙制作技藝考察全過程中的合作和照顧表示感謝！）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