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簡報2016年第2期

01. 艾沖教授攜論文參加2016年7月16-17日在吉林長春市召開的全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

2016年7月16-17日，全國歷史地理學年會“新時代的歷史地理學暨東北歷史地理研究——2016年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在吉林省長春市召開。艾沖教授攜論文《東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的民族分布與變遷》參加此次學術盛會，并同與會的其他代表展開積極的學術討論及交流活動。在聽取其他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同學術認識與見解的同時，擴展個人的學術視域和思考范圍。

會后，部分與會代表考察了位于長春市的偽滿皇宮、吉林省博物館、中朝邊界附近的長白山天池區域和圖們江的中國一側。。

02. 艾沖教授率研究生參加8月14-17日西北研究院召開的“西北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年8月14-17日，陜西師范大學西北研究院在雁塔校區崇鋈樓召開“西北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艾沖教授偕其博士研究生孟洋洋、碩士研究生劉曉姍和馬玉潔，皆攜各自的論文參加此次學術交流會議。

艾沖教授向大會提交題為《兩漢時期奢延澤故址初探》的專題論文，并在大會上做主題報告。三位研究生也相繼在研討會分組會上作學術發言，宣讀個人撰寫的學術論文，報告自己的專題研究成果，同與會的其他代表進行學術交流，拓展其學術視野。

3. 在讀博士孟洋洋的專題論文《西漢朔方郡屬縣治城考》正式發表

在讀博士孟洋洋的專題論文《西漢朔方郡屬縣治城考》已在《西夏研究》2016年第3期（9月）正式發表。

西漢元朔二年( 前127) ，漢朝中央政府在新收復的“河南地”北端增設新的郡級政區———朔方郡，并陸續設立10個屬縣。關于西漢朔方郡所轄10縣的治城位置，《中國歷史地圖集》有所標注，但因未公布文字考證成果，故難以得知是哪一座古城遺址，且其所標繪的某些縣城所在區域，漢代城址不止一座。侯仁之、王北辰、張郁等就某些縣城位置有詳細探討，且存在分歧，故該問題尚有繼續研究的空間。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南河”為界，分南、北兩個區域 對西漢朔方郡屬縣的治城位置試作探究，以期系統地復原西漢朔方郡屬縣治城的空間分布原貌。

該文認為：窳渾縣治城即今磴口縣沙金套海蘇木的土城子古城；三封縣治城即今磴口縣哈騰套海蘇木的麻彌圖古城；臨城縣治城即今磴口縣河拐子古城；沃野縣治城即今臨河區黃羊木頭古城；臨河縣治城即今五原縣塔爾湖鎮西北約30公里的五星村古城；廣牧縣治城即今烏拉特前期西小召鎮的西局子古城，修都縣治城即今杭錦旗敖楞布拉格古城；朔方縣治城即今杭錦旗獨貴塔拉鎮的什拉召古城；渠搜縣治城當在獨貴塔拉鎮東、中和西鎮西黃河兩岸附近，故城可能被黃河沖毀，或湮沒于庫布其沙漠中；呼遒縣治城當在今杭錦旗塔然高勒鄉政府駐地北，可能湮沒于庫布其沙漠之中。

通過對西漢朔方郡10個屬縣縣城的系統定位，可發現其地理分布呈現出兩個特點: 第一，窳渾、三封、臨戎、沃野、廣牧、臨河、渠搜等縣城分布在陽山南、北河與南河的附近。這既有利于軍事防御，又便于發展灌溉農業，符合邊疆地帶寓兵于農的政治軍事形勢需要。第二，呼遒、修都、 臨戎、窳渾、三封諸縣城分布在漢代從西河郡沿今東勝梁西去、由雞鹿塞出塞的交通線附近。 在人口稀少的邊郡，置縣城于交通線附近，扼守交通要道，也是出于軍事防御的需要。。

04. 王興鋒博士的論文《西漢五原屬國都尉駐地——蒱澤縣城初探》在核心期刊發表

王興鋒博士的論文《西漢五原屬國都尉駐地——蒱澤縣城初探》已在《歷史地理》（復旦大學主辦）2016年第2輯發表。該文作者認為，西漢時期蒱澤縣故城遺址應在今內蒙古達拉特旗白泥井鎮城圪梁村附近。得出這個結論所持證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其一，蒱澤縣名稱的來歷。蒱澤縣得政區名稱乃因該縣境存在一個名為“蒱澤”的大型湖泊而來。而作為天然湖泊名稱的“蒱澤”，蓋因其湖濱生長大面積挺水植物——蒲草而命名。巧合的是，在今達拉特旗的諸多黃河支流河川的河床上就生長著蒲草，甚至有的湖泊就因湖濱及淺水區生長著蒲草而被稱作“蒲淖”。

其二，古代湖泊遺存的證據。西漢時期的“蒱澤”究竟在今何處呢？據《達拉特旗地名志》載：白泥井鎮北有巴彥淖爾等村，意為“富饒的海子”。白泥井鎮西北的王愛召鎮有小淖村、大淖村，民國初年此地為“硝淖灘”。可見在今白泥井鎮、王愛召鎮以北的哈拉什川下游曾經有一個面積廣闊的湖泊沼澤。在這個湖泊存在的古代，湖濱低洼地帶生長著茂盛的蒲草，該湖因而得名“蒱澤”。而坐落在湖濱的縣級行政區域遂因此湖而得名為“蒱澤”。

其三，漢代墓葬群和“城圪梁”村的地名學證據。考古工作者在達拉特旗白泥井鎮白泥井村內、村南及村西近3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發現均有漢代墓葬分布。在白泥井鎮西稍偏北4公里的城圪梁村發現了面積約4萬平方米的漢代墓群。一般而論，大范圍漢代墓葬群的存在，標志著其附近必然存在過一座較大的漢代居民點。白泥井村、城圪梁村一帶大型漢墓群預示著其附近極可能存在漢代蒱澤縣故城遺址。在此基礎上，“城圪梁”的村名頗引人關注。依據地名學原理，城圪梁村之得名必然來自建村之初此地仍存的漢代古城殘址。換言之，該古城經過千百年的風雨侵蝕和人力破壞后，僅在地表遺留下一個或一道夯土圪梁，“城圪梁”村名即由此遺址特征而確定。地名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雖然隨著晚近農事活動的發展，建村時的古城圪梁也已被平毀，但“城圪梁”之村名則沿用至今。這標志著漢代古城就在其側近。“圪梁”意為小土丘。此“城圪梁村”之北面地勢低洼、南部地勢平緩。其附近曾有一座古代城址，或湮沒于千百年風雨侵蝕中、或被當地居民平毀。因此，城圪梁村側近應是西漢蒱澤縣故城所在。

通過以上分析，判定西漢蒱澤縣故城址在今達拉特旗白泥井鎮城圪梁村側近，五原屬國都尉府治城就在此處。據此，五原屬國管內的匈奴族牧民大致分布在今達拉特旗大部和準格爾旗西北部地帶。

05. 李宗俊教授的論文《<漢書·地理志>所記先秦地理與石峁城為上古帝都之解讀》正式發表

李宗俊教授的專題研究論文《<漢書·地理志>所記先秦地理與石峁城為上古帝都之解讀》已在核心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6年第3期正式發表。作者認為，秦漢 “上郡”之 “上”是對黃帝之敬稱或避諱，因黃帝陵所在和黃帝生前活動之地即為上郡。《漢書? 地理志》遠紹 《禹貢》和《周官》，其所記秦漢上郡與其境內的有關遺跡及地名應該都是周代的地理，保留了存留在周人記憶中的關于黃帝部族活動的歷史信息及周人早期興起與遷徙過程的重要信息；《漢書?地理志》等史書互相印證，反映出秦漢上郡曾為黃帝部族活動的中心地，以及黃帝部族后來向南遷徙的歷史事實；石峁城作為目前所見中國 史前時期最大的城址，以及其與上古史之緊密聯系和巧合，稱其為上古帝都應該是名副其實。

近年來石峁遺址被譽為本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史前考古發現之一。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 成果的相關報道中，初步認定 “皇城臺”建造年 代最早，屬于龍山中期或略晚一些，距今4300年左右；內城、外城興盛于龍山晚期，約在夏初時期（4000年前）毀棄，該“石城”使用壽命超過300年。規模宏大的石砌城墻與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是目前所見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城址。已經有學者關注到此，并根據一些古籍文獻資料推斷其與傳說中的黃帝有關，而也有人提出了異議。那么，石峁遺址究竟是否與傳說中的黃帝有關？有關黃帝傳說的可信度究竟怎樣，今天能否將古籍文獻與現代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等學科緊密結合，進一步探究考察？另外，若用戰國、秦漢之際的有關黃帝傳說的文獻，首先必須探明先秦有關文獻之間的傳承與史料來源問題，此問題不解決，就不能用后世文獻去印證上古歷史。

綜合石峁城及其周邊遺址說明，位于今陜、山、內蒙三省區交界處包括石峁遺址與陶寺遺址在內的上述聚落遺址，在歷史上曾為古人類集中生活、居住的一個地帶。需要指出的是，上古時代我國北方先民最早培植出的糧食作物是粟、黍，都是產量較低的耐旱作物。而自古以來，這一地帶就是粟、黍的主要產區（至今陜北的小米蜚聲中外）。人類社會的早期，在農業尚不發達而不足以為人類生活所依賴的時代，在這個宜農宜牧的地區，發揮農業與游牧業各自的優勢，半農半牧，二者互為補充，一并為早期人類社會所依賴，便為自然之事。而這一地區成為上古人類集中生活、居住的一個地帶也是自然之事。

在這個地帶，其中以石峁遺址為中心的黃帝部落及早期周人活動的地域，其實是共同以洛河、無定河為中心分布的。這里其實是一個氣候適宜，水源充足，農牧業發達，非常適宜于人類繁衍生息的地區。加之，這里西北背負庫布齊沙漠，東臨大河，南屏橫山，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安全的地理單元。三面環河，以河為守，在軍事上顯然具有防守的優勢。而且以此為中心，明顯具有向四周輻射擴散，以及文化向后世延續的特點，向北可以輻射到河套地區，向東輻射河東汾水流域，向南輻射關中地區，向西輻射隴東、河西，在條件成熟時出現統一強大的部落聯盟或早期國家政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于石峁遺址發現一定規模的城垣與大規模的玉器，應該就是一個幅員寬廣，賦役來源穩定，影響范圍廣泛而初具規模的一個早期文明國家政權曾經在這里出現過的明顯標志。

06. 呂卓民教授的專題論文《石峁古城：人類早期文明發展與環境選擇》正式發表

呂卓民教授的專題論文《石峁古城：人類早期文明發展與環境選擇》已在核心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6年第3期發表。

作者認為，石峁古城的發現揭示了一段被塵封的歷史，也說明北方農牧交錯地帶的環境具有孕育和發展人類早期文明的有利條件。以石峁古城為中心和典型代表的龍山石城文化圈，可能是當時黃帝部族的活動區域，石峁古城可能是黃帝部落聯盟的政治中心。石峁古城的衰落，或言與氣候變遷有關，但還有一種可能，即進入青銅器時代后，掌握先進生產力的人們開始追求開發經濟效益更好的中原地區，遂促成了經濟中心區域的變遷。

2011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榆林市文物部門開始對位于神木縣的石峁遺址進行系統考古調查與重點試掘，陸續有一系列重大發現，啟發人們對該遺址的新認識。特別是屬于龍山文化時期的古城址的發現，為探索中國遠古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石峁古城的時代得以確認，其歷史地位得以確立，再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不難發現，這一現象是有規律可循的，即新石器時代首先在北方的農牧交錯地帶產生和發展了中華文明的高級形態；至青銅器時代，則促進了中原地區文明中心的形成；隨著鐵器時代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又推動了江淮流域的開發，從而使中國經濟中心開始了逐漸南移的過程。故在石峁文明時期，發達的史前文化能在生態相對脆弱的農牧交錯帶地區產生，應是早期人類社會對生存環境的合理選擇與適應。這在理論上也是符合邏輯的。至于石峁文明的衰落，學者多用氣候變遷來解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隨之提高，于是爭取開發經濟效益更好的土地和區域就成為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中原地區就取代了原以石峁為中心的區域，成為新的文明發展中心，即夏商周以來中華文明發展的成就與過程。最后，關于中國史傳說時代的黃帝部落聯盟及其活動區域，我認為還是應該在今陜晉蒙毗鄰地區尋找，因為有歷史信息給予的線索和方向，大致不會出現大的偏差。至于有學者認為石峁古城為黃帝都邑，則涉及黃帝具象化問題，以及黃帝活動的時間范圍問題，均難以說清道明。沈長云先生認為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 明確提出石峁古城與黃帝部族之間的關系，自有見地。但考古調查已在石峁古城周邊發現多處石城遺址，規模有大有小，面積從數萬平方米 到數十萬平方米不等，考古工作者還將這些石城址分成至少四個層級的聚落。如此，就不好解釋這些不同規模的聚落之間存在著什么關系。因此，較妥帖的說法應是：石峁古城可能是黃帝部落聯盟的政治中心。

07. 王興鋒博士的專題論文《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綜述》正式發表

王興鋒博士的專題論文《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綜述》在《唐都學刊》2016年第5期發表。

作者認為：匈奴是北方草原上一個歷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影響了當時歐亞大陸的歷史進程。 最早開啟匈奴歷史地理研究的是清末學者丁謙。自此以后，關于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越來越引起學界關注。百年來，研究范圍涉及匈奴族的相關地名考證、城址考證、人口數量、行政區劃 以及民族遷徙與分布等方面，成績斐然，其中，在匈奴族筑城問題等方面學界已達成共識，但仍需借助新發現、新技術、新觀點，加強匈奴族歷史地理的研究。

匈奴族是中國歷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數民族之一。它興起于戰國末年( 公元前 3 世紀前后) ，西漢中期以后，在漢朝大規模軍事打擊下日益衰落。直至東漢初期( 公元1世紀) ，匈奴族分裂為南、北兩支，南匈奴附漢內徙，其屬部在中原地區活躍了近兩百年; 北匈奴逐漸西遷，其后裔在此后的幾百年間不斷向西征服，直達地中海西岸，引起歐洲大陸民族大規模遷徙。縱觀匈奴族歷史，其活動區域涉及歐亞大陸，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進程。長期以來，匈奴族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筆者就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的研究狀況略作梳理，以供學界參考。

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其表現如下: 1. 研究內容廣泛，涉及地理名詞考證、城址考證、人口數量、行政區劃以及民族遷徙與分布等等；2. 某些觀點在史學界已經達成共識，如關于匈奴活動區域的筑城問題。以上是筆者對百年來匈奴族歷史地理研究成果做了一個大體的回顧和總結，雖然成果豐富，但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和薄弱環節，如缺乏整體系統的研究。筆者認為，今后隨著匈奴考古工作的深入，應繼續加強野外實地考察，采用 GPS 定位、測距儀等技術手段，取得可信的第一手資料。結合比較語言學等方法的同時，注重外文相關論著的翻譯，廣泛吸取國內外研究的最新成果，進一步提高匈奴族歷史地理的研究工作。

08. 項目組野外考察隊再次展開鄂爾多斯高原內流水系與湖泊實地考察

2016年9月23日至9月29日，“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研究”考察組對鄂爾多斯高原境內的內流河與湖泊進行了實地考察。考察組由陜西師范大學艾沖教授、博士研究生孟洋洋、碩士研究生馬玉潔、劉曉珊、吳豐享組成。考察組對鄂爾多斯烏審旗境內的昂柏淖爾古城遺址，杭錦旗境內的吉爾廟古城遺址、霍洛柴登古城遺址、摩林河古城遺址等進行了探尋、考察和測量；對烏審旗和杭錦旗境內的摩林河、陶賴溝、邁勒溝等河流，哈日芒仍淖爾（鹽海子）、烏蘭桃兒木（紅海子）、阿日善因淖爾（桃兒木海子）、木凱淖爾、邁勒溝尾閭湖盆等湖泊，以及毛烏素沙地和庫布其沙漠部分地區的地勢地貌包括河流分水嶺等進行實地踏勘。納林霍拉霍古遺址，則因道路中斷而未能抵達其地，只好留待日后有機會再去。

通過七天的野外考察，考察隊搜集到很多重要身臨其境的感性認識、實測數據和遺物資料，包括對地形地貌（分水嶺與湖盆洼地）、沙地植被和內流水系現狀的觀察與記錄，古城遺跡的新發現與復查結果，以及獲得諸多實地測量數據。通過此次野外實地考察，糾正了現存的相關專題調查資料在位置、方向記載上的若干失誤。這些新獲考察成果將為繼續推進“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相關專題研究提供必要論據資料。

09. 艾沖教授出席天津大學主辦的“歷史空間信息與中國長城防御體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

2016年11月18日至21日，“歷史空間信息與中國長城防御體系國際研討會”在天津大學召開。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天津大學、中國長城學會主辦，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承辦。艾沖教授應邀出席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國內10個省市及法國、希臘、意大利、日本等國的6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

11月19日上午八點三十分，舉行研討會開幕式。其后，出席“歷史空間信息與中國長城防御體系國際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會議主題展開熱烈的研討，內容包括遙感技術探測、HGIS技術與中國古代史研究、歷史地理學與古長城研究、長城軍事防御體系、長城空間分布、明代海防體系、無人機應用與長城研究等。艾沖教授向大會提交了題為《近三十年中國古長城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的論文，并在大會做主題報告。艾沖教授在肯定近三十年中國古長城研究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論述了近三十年長城研究發展中相繼出現的五個方面問題，包括古代地名使用不當、長城長度數據不準確、歷史地理學基礎薄弱、判斷古代遺跡出現失誤和個別論著存在抄襲諸舛誤與問題，并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五種途徑與方法。最后，期待在切實糾偏的基礎上共同推動中國古長城研究從深度、廣度兩方面向前發展。艾沖教授的報告發人深省，引起聽眾的熱烈反響，在研討會間隙和會后紛紛展開交流與討論，使與會學者收益良多。

10. 艾沖的專題論文《東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的民族遷徙與分布初探》正式發表

艾沖的專題論文《東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的民族遷徙與分布初探》已由《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正式發表。

鄂爾多斯高原（即河套高原）地區在歷史時期是諸多民族活動的舞臺。在不同時期，生活于此地區的民族不同。東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的民族構成與分布格局就具有其時空特征。與西漢時期作縱向比較，可知東漢時期陸續遷入鄂爾多斯高原的民族包括鮮卑、烏桓、羌族，而漢族、匈奴族人口也較前出現明顯的變化。各族在該高原地區的分布狀態也較前發生顯著變化。探討鄂爾多斯高原東漢時期民族分布格局及其變遷，有助于復原區域歷史、民族遷徙、民族關系和自然環境演替的真相，有助于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東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民族構成與空間分布呈現新的時空特征。與西漢時期作縱向比較，該區域民族成分出現了新變化，烏桓、鮮卑、羌諸族部落陸續遷入鄂爾多斯高原，成為區域民族群體新成員；而漢族、匈奴族人口也較前發生明顯的變動。各民族在鄂爾多斯高原交錯分布，相互交融。烏桓人從東方遷入本區，匈奴人、鮮卑人由北方遷入該高原，羌族人自西方遷入本區，與本地漢族共同開發自然資源，相互影響。至漢靈帝熹平元年至五年間（172-176），鄂爾多斯高原的匈奴多數部落隨單于庭遷往黃河以東的西河郡離石縣境；漢靈帝中平元年至獻帝建安二十年（184-215）間，漢族人口也因戰亂而移徙。

鄂爾多斯高原東漢時期民族構成與空間分布具有新的時空特征。1.區域民族成份較前出現新變化，烏桓、鮮卑、羌族成為區域民族新成員。匈奴族部落自北遷入鄂爾多斯高原后，游牧于其大部區域；烏桓族部落由東進入鄂爾多斯高原東北部；鮮卑族部落由漠北遷至漠南，再越過黃河進入該高原西北部；羌族部落由黃河上游東遷黃土高原，再遷入鄂爾多斯高原南部，其數量不斷增長。漢族人口較西漢大減，空間分布則相對均衡。2.各民族在鄂爾多斯高原交錯分布，相互交融。烏桓人、匈奴人、鮮卑人、羌族人遷入本區后，與漢族居民同處一域，交錯分布，互相碰撞學習，相互借鑒交流。3. 東漢后期，匈奴族多數部落、漢族人口先后遷出鄂爾多斯高原。漢靈帝熹平元年至五年間（172-176），該高原多數匈奴部落隨單于庭遷往西河郡離石縣左國城及其周邊；漢中平元年至建安二十年間（184-215），漢族人口也因戰亂相繼移出。

該文探究鄂爾多斯高原東漢時期諸民族遷徙歷程和空間分布及其變化。這有助于精準認知北部邊疆史、區域歷史民族演替真相，有助于把握歷史地理演變的進程與規律，為當代文化發展提供歷史動力。

11. 艾沖教授的專題論文《兩漢時期“虎澤”地理位置探索》正式發表

艾沖教授的專題研究論文《兩漢時期“虎澤”地理位置探索》已由《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3輯正式發表。

“虎澤”，是兩漢時期“河南地”區域的重要湖泊之一，位于西河郡谷羅縣境。其周邊地帶草原廣闊、牧草茂盛，成為游牧部族從事畜牧業經濟的重要牧區之一。東漢時期，“虎澤”周邊曾經長期作為南匈奴單于及其直屬部落的游牧草場。然而，由于時移境遷，今人已不能確指兩千年前“虎澤”具體位置。探明漢代“虎澤”的地理位置，對于復原漢代鄂爾多斯高原水文環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虎澤”（武澤）的地理位置在美稷縣城的西方。且看如下分析：在勘定南匈奴單于檀叛亂的戰爭進程中，遼東郡太守耿夔統率鮮卑部族武裝和諸郡兵進屯雁門郡（今山西省北部與內蒙古南部），繼而與耿溥、劉祉諸將合軍俱進，度過黃河，推進至屬國故城（今內蒙古達拉特旗吉格斯太鎮南部城圪梁村城址），與南匈奴奧鞬日逐王的三千騎兵作戰。顯然，耿夔所部的進軍路線是由東往西推進。而行度遼將軍梁慬駐扎在五原郡曼柏縣城（即曼柏營），他于永初四年正月馳援耿種、解救美稷城之圍的進軍路線是自北向南推進的，即自曼柏營城（今達拉特旗白泥井鎮黑慶壕古城）向南推進至屬國故城（今達拉特旗東南部），再進至美稷縣城（今準格爾旗暖水鎮榆樹壕古城），擊敗南匈奴單于檀的八千騎兵。至于美稷縣城的南方，屬于黃河的支流——湳水（今黃甫川）、訚水（今窟野河）等河川，并無形成湖泊的地理基礎，況且這些河谷正是東漢政府軍由內地北征的進軍途徑，南匈奴單于檀失敗后絕不可能逃向南方。鑒于上述戰場兵力格局和水文地理情勢，南單于檀“遂引還虎澤”的歸宿地——“虎澤”的位置，絕不可能在美稷縣城（今榆樹壕古城）東、北、南三個方向，而只能是位于美稷縣城（今榆樹壕古城）的西方某地。依據史籍關于永初三年南匈奴單于檀叛亂事件的記載和區域地勢地形初步推斷：漢代湖泊“虎澤”大體位于今鄂爾多斯市東勝區西部與伊金霍洛旗、杭錦旗接壤地帶。其次，再參照如今該區域古城遺址與現存湖泊或干涸的“海子”遺址的空間關系，可以判定“虎澤”的具體位置。在今東勝區西部的泊江海鎮南境，的確存在符合歷史文獻所載空間對應關系的古城與湖泊。這座古城遺址的名稱叫“莫日古慶古城”，坐落在莫日古慶村西側1公里處，東北距解家村（原漫賴鄉政府駐地）約8.2公里。這是一座漢代古城遺址，占地面積較大。莫日古慶古城的平面布局呈東西向的長方形，東西長約300米，南北寬約150米，面積約為45000米。尤其令人關注的是，在其西北方存在一個水面廣闊的湖泊，平面呈不規則的長方形。這就是泊江海鎮境最大的湖泊——陶日木海子。此湖泊東南距莫日古慶古城約4.1公里。依據《漢書?地理志》所載“谷羅”縣城與“虎澤”的空間對應關系判斷，莫日古慶古城和陶日木海子適相符合。因此，判定今莫日古慶古城即西漢時期谷羅縣故城、今陶日木海子就是漢代名為“虎澤”的湖泊。再次，從地貌地勢維度論析，當今的陶日木海子，位于鄂爾多斯高原中部的東勝區西境，南接今伊金霍洛旗西北隅的蘇布爾嘎蘇木地界、西毗杭錦旗阿門其日格鄉地界。此地屬于東勝梁的西段。東勝梁橫亙在高原的中部地帶，成為其南北兩側流入黃河諸河川的分水嶺高地，更是東西、南北交通道路交匯之區。陶日木海子的北側是縱貫達拉特旗西部的布日嘎斯太溝、黑賴溝、西柳溝的發源地：布日嘎斯太溝（亦稱卜爾色太溝）源頭出于杭錦旗塔拉溝鄉，海拔約1539米；黑賴溝源頭出于東勝區泊江海鎮博龍梁，海拔約1505米；西柳溝源頭出于東勝區泊江海鎮宗兌壕張家山頂，海拔約1534米。陶日木海子的西方是內流河——陶勒溝的源頭所在，即今杭錦旗阿日斯楞蘇木阿斯爾嘎查油房梁村，其東側高地海拔分別在1620米、1615米、1521米、1500米。這種地勢使之成為內流型湖泊。據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測量數據，陶日木海子的湖面面積為5.38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0米。其水質較好，屬于淡水湖泊。

依據《漢書》、《后漢書》、《資治通鑒》等古代文獻所提供“虎澤”（武澤）的重要信息，結合現今莫日古慶古城與陶日木海子的空間對應關系、陶日木海子所在區域的地勢地形條件和其附近地帶出土的匈奴族遺址遺物，可得出結論：兩漢時期湖泊“虎澤”就是今鄂爾多斯市東勝區泊江海鎮南部的陶日木海子所在地。這應是沒有什么疑問了。

12. 艾沖教授的學術專著《河套歷史地理新探》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艾沖教授的專題論文集《河套歷史地理新探》已由科學出版社于2016年3月正式出版。

該書首先界定出“河套”的空間范圍。所謂“河套”，其基本含義是指一個特定的自然地域，即黃河河道從西、北、東三面圍繞的特殊的高原地域，是中國諸多高原之一。這個高原地域位于中國黃河中上游流域，南以白于山、大羅山等分水嶺接鄰黃土高原，自然地域特征十分明顯。在中國歷史的不同階段，人們賦予這個高原地域不同的名稱。戰國秦漢時期，這個高原地域被稱為“河南”、“河南地”；十六國至北朝時期，這個地域又被稱作“河曲”、“河西”；隋唐時期，以“河曲”之名為人們津津稱道；明清時期，這個地域被人們冠以“河套”之名。在該地域南部的紅柳河畔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化石，被考古學界命名為“河套人”化石。河套高原自明代起，蒙古族鄂爾多斯部落移居于此，于是當代也有人依蒙語發音稱道此地為“鄂爾多斯”地區，學界也稱作“鄂爾多斯高原”。盡管在中國歷史的不同階段，這個地域的名稱各異，所指地理范圍也不盡一致，但都代表著時人的地理觀念。這個地域是一個自然地理單元，無疑應以自然環境特征命名才是最為科學、客觀的名稱。在對諸多歷史地名相比較之下，“河套”之名是最具有客觀性、科學性的反映其自然地理特征的名稱，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因此，本論文集作者經過慎重考慮而采納這個地域名稱。這是“河套”的基本區域。此外，“河套”地域還有其外延區域范圍，即指從西、北、東三面圍繞河套高原的黃河河道外側支流流經地區，包括其西方賀蘭山東側的寧夏平原、北方陰山南側的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東方呂梁山西側的黃河支流區域在內。

這部專題論文集收集了作者近三十年間關于“河套”地域歷史地理問題的32篇學術論文。其中的大多數論文是探討歷史時期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的相關學術問題，還有少部分論文的論述內容涉及到“河套”地域的外延區域。這是必須向讀者報告清楚的信息。

在收錄的32篇學術論文中，依據探討的專題不同而分劃成五編（五個部分）。第一編“河套地區歷史政區研究”收集14篇論文，分別探討戰國至唐代河套地域的行政區劃建制發展與演變過程，既有宏觀論述，也有個案研究。第二編“河套地區古城研究”匯集5篇論文，探索河套地域隋唐時期夏州城、鹽州城、靈州城、榆林關城的地理位置，以及黃河大河灣南、北兩側的駐防城體系之發展與變化。第三編“河套地區古代民族與交通研究”收入4篇論文，主要探究唐代河套高原的民族地理分布格局及其變化、民族遷徙真相，以及該區域交通道路的分布格局、夏州城與豐州地區的交通干道之位置與走向。第四編“河套地區古代人地關系研究”收錄5篇論文，分別探索“河曲”地域的人類經濟活動發展與變化，包括農業、牧業、手工業和商貿業的發展與分布，人類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產生的影響力度和原因，以及唐代早期毛烏素沙地的形成原因和擴散過程、早期庫布其沙漠的基本范圍等問題。第五編“河套地區古代長城研究”則有4篇論文，分別研究明代榆林、寧夏兩鎮長城的營建過程和分布格局、若干尚未探明或存在爭論的歷史問題，以及定邊縣唐凹村長城工役碑的考證。

收入這部論文集的32篇學術論文，都具有一個共同之處：作者力圖在每篇論文中探究未知或未明的問題，求得新的認識——創新的學術觀點、歷史地理的真相和學術思想的共識。例如《戰國至西漢時期郡縣制在鄂爾多斯高原的建立、發展與分布》、《東漢時期州郡縣體制在鄂爾多斯高原的確立、調整和遷徙》、《北朝時期“河曲”地域行政區劃建制的演替》、《論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區》、《唐前期東突厥羈縻都督府的置廢》五篇論文，就是分別從宏觀上力圖再現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及其外延區域歷史政區地理發生、發展及其演變的歷史真相，屬于面上的整體研究。而諸如《兩漢時期大成縣故城初考》、《唐代六胡州和宥州故地新探》、《唐代靈、鹽、夏、宥四州邊界考》、《關于唐代單于都護府的三個問題》、《唐代安北都護府遷徙考論》等篇，則是從微觀上探討一個行政建制單位的治城位置與遷徙歷程、轄區范圍、邊界位置及走向和相關待解的問題，屬于點上的個案研究。而這些學術問題都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學術難題。這是因為在迄今為止的很長時期中，關于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及其外延區域的歷史政區建制的定位與演變之系統研究處在空白狀態，乃至于《中國歷史地圖集》無法直接在圖面上顯示相關歷史政區地理要素。因此可以說，這14篇論文的研究結論較好地填補了長期以來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及其外延區域歷史政區地理研究的學術空白。

正因為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人們對該區域歷史地理研究著力不多，因此，許多古城遺址的真實身份無法判明。這就極大地影響著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進步與深入。因應這種客觀狀況，論文集第二編的五篇論文分別對古代夏州城、鹽州城、靈州城、榆林關城和駐防城群體的地理位置逐一展開探索，判定其各自的地理位置，解決了過往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古城定位問題。尤其是歷代靈州治城的真實地望問題，經過筆者的仔細爬梳史料和多重考證，從而得以復原其真實位置。其他諸多古城亦然。

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歷史時期民族分布格局及其演替、民族及其部族部落的遷入與遷出等人文地理現象尚未有系統的學術研究成果問世。在本論文集第三編中，《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數量與分布》、《論唐代后期沙陀突厥東遷的四個問題》兩篇論文對此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復原出特定時期河套高原各民族人口的空間分布狀況、個別民族遷徙的真相。《論唐代“關內道”地域交通道路的空間布局》、《唐代夏州城通向豐州地區的道路考述》兩文則在復原包括河套高原在內的“關內道”地域交通道路布局的基礎上，重點考察夏州與豐州地區間交通干道的經行地和相關古地名，澄清了一千多年前的古道位置及走向問題。

在歷史時期的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由于宏觀氣候條件的波動和人類經濟活動的影響，自然環境發生了巨大變遷，先后形成兩大沙漠化區域——庫布其沙漠、毛烏素沙漠。論文集第四編的五篇論文對于該地域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演變的互動關系做出具有積極意義的學術探索和思考。尤其是《論毛烏素沙漠形成與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關系》、《公元7—9世紀庫布齊沙漠分布范圍考實》兩文，依據歷史文獻記載、文物考古資料和實地調研資料，對兩大沙漠的分布范圍及其形成原因作了初步探索，得出接近歷史真實的結論。其他三篇論文主要考察區域經濟活動的發生、發展和空間變化，以及各類經濟活動對所在區域天然生態環境產生不同力度的影響。

河套高原歷史時期軍事工程設施的營建及其分布是歷史軍事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本論文集第五編的四篇論文以史實考證為主要研究類型，《明代延綏長城建置考論》、《陜西定邊縣唐凹村長城工役碑考實》分別從宏觀和微觀視角考察延綏鎮長城營建過程、唐凹村長城工役碑所反映的長城建造史實；《余子俊督筑延綏邊墻的幾個問題》、《關于寧夏明長城的幾個問題》則透過考證而探明兩大軍鎮長城建造與分布的若干重要問題，從而辨清了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南部明代延綏、寧夏兩鎮長城歷史的幾個至關重要的疑難問題。

在同一歷史地理專題研究過程中，不同研究者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或認識，這是正常的學術現象。通過討論、商榷和辯論等學術交流，可達致研究者學術認識的趨同。在本論文集中的兩篇論文屬于學術商榷的文章，即《唐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有待繼續探索》、《再論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這兩篇論文對于唐代“六胡州”治城位置進行了十分有益的學術討論與鳴放，相信對于學界同志辨別正確與舛誤、運用適當的研究方法，皆有啟示與警示作用。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