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間契約文書搜集整理與研究”第五次簡報

從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時間過去了一年多，課題組成員工作重點由以前的以整理契約文書轉向對問題的研究，并在山西高平及河北張家口兩開展了田野考察活動，考察的目的還是尋找線索，豐富各子課題中所設定的晉商商業金融史及明清經濟史、華北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同時課題組也開展了多次學術講座、這些講座有些延續以前的文書讀書班的形式，即集體研讀契約文書或搜集到的山西一些地方的碑刻材料，并發表看法，同時也有課題組成員及研究生報告所撰寫的論文。其中為年輕老師及研究生做報告最多的是子課題負責人之一孟偉教授，領導田野考察的則是楊波研究員（河北大學兼職研究員）、何慕博士、楊建庭博士。以下分三個部分對一年多來的活動及成果概括如下：

（一）

首先依時間順序對一年多以來所開展的學術講座、文書讀書班、田野考察活動概述如下：

第一次，2015年11月7日，課題組主要成員與其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生、部分年輕教師，舉辦了2015年度的最后一回讀書會，內容是在對山西碑刻資料進行了部分閱讀的基礎上，對與山西高平市碑刻相關兩個問題作了報告與討論。一是高平鄉村文廟及其引起的宋元以后高平興學碑刻及其教育發展。北宋理學開創人——程顥曾在澤州為官，據當地碑刻及方志，程顥曾在澤州鄉村辦起了七十二所文廟，但此事似乎又無明碑刻材料記載，在高平伯方村存留的碑刻中，鄉校興起是從元代泰定年間以后才開始的。何慕博士的報告對此進行了扎實的考證及論述。二是高平各地鄉村存留大量自明中后期以來的禁約碑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禁賭碑，對這些碑的時間段及其內容加以考訂，是認識歷史上的晉東南地區鄉村治理的重要側面。陳添翼碩士作了關于《清代禁賭碑與鄉村治理——以清代高平縣禁賭碑刻資料為中心的考察》的報告。

第二次，2015年12月12日課題組舉行讀書會，內容共有兩項，一是碩士二年級的練燕同學報告了所做的《由＜行氏訴訟簿＞看曲沃行氏家族》，此報告以乾隆二十年左右的《行氏訴訟簿》作主體材料，對曲沃商人——行日昌為代表的行氏家族演變、商業經營、家族捐納職銜等作了論證。目錄因為文獻資料匱乏，對于晉南商人研究還很薄弱，對曲沃行家的研究，對這一研究領域有所彌補。二是宋史研究中心楊建庭博士以山西高平市琚莊所見廟宇碑刻中的商業、商人演變情況作了個案分析。另外，楊建庭還做了關于在研究過程中如何查閱網絡資料，尤其是各種數據庫作了報告。使大家開闊了眼界。

第三次，2015年12月26日，舉行了學術報告會，內容包括兩項，一是由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三年級研究生劉建哲以自己參與孟偉教授團隊田野考察所得碑刻材料主體，對清代平定州東村鎮的商人及本地商業進行了全面論述，概述他們在河北平原各地經營的狀況、考察了他們掙了錢之后回家進行的各類公益活動，尤其是對村里各類廟宇修建工程的捐助。是對晉東商人的最新的有學術價值的研究。二是碩士三年級研究生石興榮以賬局放款賬本為主體材料對清代后期賬局存放款進行實證的研究，包括放款金額、放款利率、所服務的字號等。此文對賬本材料進行了仔細的解讀，對賬局業務做了最新的、相當微觀的研究，是頗有學術價值的。

第四次， 2016年1月9日到11日，課題組舉行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宋史研究中心雙聘教授、重大課題子課題負責人孟偉教授作了兩次學術報告，并與課題組成員探討了如何結合重大課題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申報2016年度國家社科課題的問題，整個課題組成員，及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歷史學院與社會經濟史相關的年輕教師及研究生參加了會議及討論，報告內容是晉商與張家口問題，前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鄧亦兵研究員、高福美副研究員也應邀作了北京市清代以來市場及其與晉商關系等方面的學術報告。

第五次，2016年04月16日下午，在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1011室，由重大課題首席專家劉秋根主持，邀請重大課題子課題組重要成員楊波對主要課題組成員及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做了“田野調查的理論與實踐”的學術講座。楊波研究員多年與孟偉教授一起從事山西諸區域社會經濟史、 民間信仰、社會治理及演變的田野考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積累了豐富的與社會經濟史研究、山西區域史田野考察、研究方面的經驗。報告對以下開展的張家口經濟文化的田野考察打下了前期基礎。是一次田野考察技能及意識培訓。

第六次，2016年4月17日 （周日）上午八點半，河北大學二區19號樓201室，劉秋根教授對課題組的部分成員及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介紹了重大課題——《山西契約文書搜集整理與研究》第一子課題中晉商契約文書的情況及其與明清商業金融史、晉商等問題研究的關系，并與大家探討了如何研讀商業商人文書的問題。

第七次，2016年5月8日星期日課題組全體成員及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進行了晉商運輸企業《錫和明記》、及三份晉商“底里冊”的解讀為內容的報告會，地點在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會議室即主樓1011室。關于《錫和明記》由楊建庭老師主講，關于晉商底里冊則唐曄主講，大家就晉商字號規模、晉商運輸字號及其運作諸問題、商業金融文書的閱讀與學習，進行了討論。

第八次，2016年6月20號下午在主樓1011教室舉辦讀書班，由孟偉教授主講，劉秋根教授主持。主要內容是對八集紀錄片——《晉商》的內容進行評述。宋史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方向研究生及課題組主要成員參加了會議。孟偉教授共講了三講，內容很豐富，涵蓋了晉商興衰的各個層面，對晉商數十年研究過程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大量、深入、宏觀的評說，有些評論還相當地尖銳。

第九次，2016年7月4號，舉行了契約文讀書會，按排了兩種文獻的閱讀，一種是山西商人賬本及記賬注意事項，這是山西典商為了促進記賬水平的提高，而對當時賬本體系及記賬方法的一個系統說明，是晉商會計理論及方法的一篇重要文獻，仔細閱讀，對晉商契給約文書的釋讀會有較大的幫助。另一種是民國16年的初級小學補習課用商業課本，這是民國前期，山西小學學習商業基本知識而編的教材，雖然簡單，但反映民國年間晉商經營的一些基本制度，是學習研究晉商入門教材。在大家普遍閱讀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經濟史方向研究生，及課題組大部分成員進行了細致的研讀。

第十次，2016年9月6日（星期二）上午8:30在河北大學主樓1020，舉行學術報告會，孟偉教授作了《晉商與戲曲關系》的學術報告。學術界的戲曲史研究或是對劇本本身進行研究，或是對戲曲演出場所——戲臺進行考察研究。與此同時雖有人提出了商路即戲路的觀點，但研究還相當缺乏。孟偉教授在本報告中，結合梆子、晉商發展軌跡，從社會經濟史與文化史關系的角度，就戲曲發展與晉商經營、商路的進展的關系作了系統論述。為一種戲曲史研究的新方法作了開拓性的探討。

第十一次，2016年10月9日至11日，劉秋根教授與研究生王新磊對張家口進行為期兩天的考察，在張家口著名文史專家常忠義的帶領下，詳細考察了張家口上堡、下堡，尤其是即將被拆遷的、位于上堡外圍的、張家口歷史上最著名的商業街區——草場巷。參觀了察哈爾文化博物館，與張家口著名收藏家——李國欣就察哈爾尤其是商貿史、旅蒙貿易發展史進行交流。并就張家口社會經濟經濟研究達成了合作意向。

第十二次， 2016年10月18日，周二下午2:30在主樓1020又進行了兩次學術活動，首席專家劉秋根教授主持，第二子課題負責人孟偉教授就由他主持的高平歷史文化譜系及其應用的大課題，給課題組成員及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做了介紹，并號召大家進入這一領域研究，因為在這一總課題之下，有大量晉商及山西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課題可以進行。以下是孟偉教授及其助手初擬的高平課題在今后若干年里想撰寫的書稿目錄，也即是研究課題的目錄。

（二）

這一時期，首席專家劉秋根教授與課題組成員積極參加了中國社會經濟史、新史料與歷史研究、契約文書史料的研讀等方面的學術研討論，絕大多數提交了學術論文。這里部分羅列如下：

課題組其他成員多次參加學術會議，并提交了與課題內容相關的論文。

1、2015年10月23—24號在韓國仁川大學中國學術院參加了《實‘史’求是——資料發掘與中國研究》學術研討會，提交了《山西契約文書與中國商業金融史研究》的論文。并與中國學術院簽訂了對明清民國民間契約文書進行解讀的合作協議書。

2、2016年6月24—26日，劉秋根教授參加了首都師大舉辦的《農商社會、富民社會與傳統經濟再評價學術研討會》，提交了《汾陽皮張商人書信研究——以王富堂書信為例》的論文（與孟偉教授合作）。

3、2016年7月15—17日，參加了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河北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史學會第七屆年會及《制度?生態與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提交了《票號的業務和收益研究——以光緒三十二年日升昇天津分號《年總結賬》為例》的論文（與孟偉教授合作）。課題組唐曄副教授、兼職研究員楊波、楊建庭博士、博士生郭兆斌、陳添翼，碩士生張鵬參加了會議，分別提交了《晉商底里冊與晉商企業規模研究》、《澤州廟宇修建中的搖會研究——以碑刻文獻為中心》、《信封的商業信息解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山西票號謙瑞益商號商業文書研究之一》、《清代前期“雙軌制”運算的演變——以晉商年終結算清單為例》、《清代平定大陽泉村商人在華北的經營》、《轉本底賬與晉商印局研究》等六篇論文。

4為了讓參與課題組的學生及年輕老師能夠理解、釋讀契約文書，開闊眼界，已經四次派出學生及課題組成員中的年輕老師參加上海交通大學、安徽師大等地舉辦的契約文書讀書班，學生均提交了交流論文。

以上統計是不完全的，還有子課題負責人封越健教授、何平教授、廖聲豐教授、殷俊玲教授等也參加了一些社會史、經濟史等方面的一些會議，有些與課題內容關系也是有關系的。

（三）

一年多來，課題組成員及與課題組相關的學者，在運用晉商文書研究中國社會史、經濟史、法制史、民間信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計有專著一種，論文十多篇。羅列如下：

一 專著:

1.馮學偉《明清契約的結構、功能及意義》，法律出版社，2015年10月。

二 論文：

1.劉秋根 彭志才《清代典商的經營及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以乾嘉兩份典商訴狀為中心》，《人文雜志》2014年第6期�！吨袊�社會科學文摘》2014年第11期頁69。

2. 宋燕鵬《晉東南二仙信仰在唐宋時期的興起——以碑刻資料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1期，人大復印資料《魏晉隋唐史》2015年第2期全文轉載。

3．劉秋根 楊帆《清代前期賬局、放賬鋪研究——以五種賬局、放賬鋪清單的解讀為中心》�！栋不帐穼W》2015年第1期。頁58—66。

4. 馮學偉《云南馬龍縣猓玀沖李氏文書》，載《法律文化論叢》（第3輯），法律出版社，2015年1月。

5. 馮學偉《明清時期契約的形式及其制作、收藏》，《蘭臺世界》2015年6月。

6. 馮學偉《中國傳統契式初探》，載《清華法治論衡》第24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

7. 馮學偉《束鹿楊家莊張氏文書》，載《法律文化論叢》（第4輯），法律出版社，2015年8月。

8．劉秋根、練燕，《<曲沃行氏訴訟簿>與晉南商人家族的捐納及商業》，《文物天地》2015年第10期。

9. 張強《從“武氏家書”看晉商家庭教育》，《山西檔案》2015年第6期。

10.廖聲豐 孟偉《明清以來山西村落的廟宇與商業發展——基于對高平市寺莊村現存廟宇碑刻的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1.宋燕鵬《金元時期崔府君信仰在華北的傳播》，《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2015年版。

12.孟偉 廖聲豐《明清以來的高平商人研究——針對高平市康營村廟宇碑刻的考察》，《鹽城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16年第1期。

13.王中良《新發現的晉商恒裕典往來信稿整理及研究價值》，《山西檔案》2016年第6期。

執筆：劉秋根； 協助： 楊建庭、楊波、陳添翼、王新磊、趙公智、王晶。

三、問題意識

1.需要注意的具體問題和特別現象：

（1）通過整理碑文，發現碑刻的歸戶性問題。在釋迦寺內，發現《重修靈巖寺佛像圍墻碑記》《補修樊家莊重慶寺碑記》；在玉皇閣內，發現《重修玉泉寺碑記》。

（2）有待深層思考、歸納總結的一系列“地理位置問題”：

①單個古堡的建設結構和村莊的發展問題：在發展過程中，分析堡門朝向、道路、地形地勢，研究新村區域與舊村區域（古堡）的地理位置關系。

②不同神靈的廟宇的地理位置問題：例如，觀音廟位于堡外正對堡門；真武廟位于堡內正北；關帝廟位于堡內正對堡門。

③容易發現廟宇的位置：古堡正中心、古堡東西南北中軸線上、等等。

④考慮地理位置因素的重要性：作為史料的碑刻的數量“不多不少”適中最好；在完全沒有碑文的情況下，亦可根據地理位置分析研究問題。

⑤考慮堡內外的廟宇的不同功能。

⑥五道廟的朝向與村莊民居分布的關系。

⑦在廟宇集群（玉泉山的玉泉寺、龍王廟、藥王廟、玉泉書院等）內部，各個廟宇之間的關系。

⑧關于經濟地理學范疇的一些問題：古代官道周圍的村莊分布，等等地理現象的經濟問題。

⑨可以考慮的問題：墓地與古堡的關系問題——古堡因素是否影響到了墓地風水位置的選址？

（3）有待研究的代縣到北京的商路情況：

①代縣、雁門關、大同、陽高、天鎮、懷安、萬全、張家口、懷來、居庸關、北京。

②代縣、（非雁門關）、繁峙縣、靈丘、廣靈、蔚縣、（非桑干河谷）、涿鹿、懷來......

③代縣、雁門關、渾源、廣靈......

疑問：陽原和蔚縣關于地理位置與經濟地位的關系。

（4）古堡性質：通過古堡選址探討古堡性質，古堡與山的關系等等。蔚縣地區的古堡建造是否真的主要發揮軍事防御功能，還是張家口地區獨特的古村落樣式、生活習慣、思想文化影響？以及建設時間？等等。

個人淺層推論：明代創建城堡起初多為防御蒙古軍隊性質。后來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內化思想，作為民間建筑樣式延續下來。甚至影響后世清代民國新建城堡的村莊風貌。

（5）關帝廟為什么被村民俗稱為“老爺廟”？浮圖村的文昌閣為什么被村民和蔚縣城鼓樓對比并俗稱為“鼓樓”？

（6）古代廣靈縣、蔚縣地區剪紙的性質：民俗性還是商品性？

（7）蘇邵堡的水門專題可以研究：（20160721）蘇邵堡的排洪性質的（考察所見唯一）水門反映了什么問題？

（8）注意區別村莊的正式名稱，例如，“村”“堡”“莊”

（9）現存和曾存廟宇的區別統計，廟會的時間，信仰和性別的關系。

（10）可以考慮村莊的主要農作物等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因素。

2.同一村莊存在很多不同的廟宇，可以從民間信仰和社會經濟史兩個方面解釋：從社會經濟史方面來看，每一個廟宇背后都存在著一個群體性的組織，村莊內部可能存在各種矛盾（社錢等經濟矛盾是根本），導致各種組織的出現。古代商號也是如此，現代快遞行業也是如此。例如，曹疃村的古堡分為“東堡”和“西堡”兩個部分和兩個姓氏（董、劉）的家族，存在兩個堡門及其對應的兩個戲臺和真武廟，推測與此有關。

3.其他的技術性小問題：在同一碑刻中，同字出現不同寫法。

4.在縣城進行考察時，據蔚州署旅游景點的工作人員稱，南安寺塔的地宮中存有大量資料，可惜我們沒有機會見到；還有一些調查點，例如常平倉、玉皇閣，正在修繕，因此，我們未能全面接觸、了解。因此建議，我們需要適當的與當地文物管理部門聯系、合作。

5.對本人碩士學位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幫助和不足：關于戲曲的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整體保存情況不容樂觀，戲臺損毀、舞臺題記漫漶，均十分嚴重。

6.與山西考察活動情況的對比：山西與河北的地上遺存保留情況的差異性和研究的不適合性。

（趙公智系中國古代史方向二年級碩士）

2、關于山西商人興衰及其經營的幾個問題（初稿）

晉商興起的原因、階段性、壟斷性

此前學術界土地貧瘠、人口密度大被說成了各大商幫興起的原因，但這種看法是很有問題的，對山西商人也是如此。實際上未必如此，以山西為例，至少以下幾點值得再討論：第一、山西是非常廣泛的區域，晉北、晉中、晉南、晉東、晉東南各個區域的物產、人文、地理、人口、土地等情況相差極大，所謂人口密度大、土地貧瘠，糧食不能養活相對應的人口等，對于孕育了平陽、澤潞商人的現在臨汾地區、孕育了晉中商人的現在平遙、祁縣、太谷、榆次等地區都是不適應的。如明中葉以來，平陽府、澤州府等地不但糧食夠當地居民食用，百姓還喜歡“窖粟”，即利用山西土厚水深、糧食不易腐敗的優勢，蓋藏糧食，用于食用，甚至用于商品糧出售。而且，如晉中各縣，其地是不能說貧瘠的，相反其農業生產還相當發達。第三 從商人集團所在地域考察其興起的原因，得擺脫單純的農業思維，及自然經濟的價值觀。得更多地樹立商品經濟的觀點。如相對而言，山西地區糧食生產可能并不是充足的，但山西特產，能夠成為商品的并不在少數，著名的、為學術界關注較多的如煤、鐵、絲綢、旱煙皆具有成為長途販運物品的潛質。事實證明，如平陽澤潞商人之所以最早成為著名商人集團的，與他們鐵器、絲綢販賣有密切關系。既使是比較笨重的煤炭在清代也成了長途販運的商品，如晉商平定的煤炭、依附于國家禁榷系統的——解州池鹽也是如此。 此外，“江西商人”的興起也是同樣的問題，江西南部、西部的一些地方是山區，且貧瘠，但并不是所有府縣都是如此。江西商人的興起，也得更多地從其地區特產，如夏布、紙張、茶油等經濟作物的生產及其商品化說起。）第四 生活貧困下的生存是商幫興起的原因嗎？外出經商確實能夠解決部分的就業壓力，但既使是山西，明中葉以后的經濟發展，是否就到了需要考慮生存問題地步了呢？這是值得考慮的，誠然許多地方志都有此類記載，但問題是這樣的記載不是明中葉以后才有的，也不是只有徽商所在的徽州府及山西商人所在的山西一些府縣，也不是只有江西商人所的江西地區有？中國還有許多同樣有此類記載的地區沒有能夠興起一個商幫。故而主體的因素還得從當時即社會分工、生產力發展引起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因這種發展而導致的商幫興起的外在條件，如市場、貨幣、金融、交通、法律，乃至價值觀的變動中尋找。對于以“晉”、“江右”這種以一個省的范圍來命名的商幫必須非常尤其應該注意地域的差異、區別考察。

山西商人興起確實是在開中制的背景下既販鹽、又販糧的，這也因此成為一個為人注目的商幫的重要原因，為不少家族及地區積累了財富，所謂“非數十萬不稱富”也。但山西商人興起是分階段的，其興起的契機也就不一樣。大體說來，就其興起路徑而言，應分兩個時間節點：

一是明中葉，這是平陽、澤潞商人興起的時間節點，其最初興起原因，依賴于當地手工業，即鐵器、絲綢的生產與販賣，當然與鹽、布、江南地區絲、綢的長途販運也有關系，其販運區域后來實際上已遍布全國至少華北、西北、長江流域。山西商人已經突破了單純地區性商幫的局限、突破了本地手工業產品販運的局限，走向全國大市場。并已開始開始羊毛、羊皮等產品的販賣。

第二個時間節點，是講晉中商人的興起，在上一個時間點，晉中商人也是有相當勢力的，但促使以平遙、祁縣、太谷為代表的晉中商人走向輝煌的則是晉中商人由長途販運走向金融業。本來山西商人對金融業的經營也是有悠久歷史的，對典當的經營、對錢鋪、賬局、放賬鋪的經營均是其例，典當可上升到其興起的明代，而對錢鋪的經營可上溯到清代康熙年間，賬局、放賬鋪至少可上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甚至更早一些。但這些金融機構的興起與經營，并不只是晉中商人，是整個山西 商人，包括晉南、晉東南、晉北等。而晉中商人的真正輝煌還是茶葉對蒙古草原的販賣、通過恰克圖對俄羅斯及西方的出口，以及與此相關的專營白銀匯兌的票號業的興起。故而探討山西商人的興起，得從平陽澤潞商人的興起說起，而不是只從晉中商人興起。將晉商興起置換成票號興起，或將晉商故里說成只是晉中是不全面的。

本來可能還有第三個時間節點，這就是晉商的財富走向近代工業、近代金融業、近代商業。但這一過程似乎未能啟動，如至少自乾隆以來，晉商賬局、典當、錢鋪、銀號乃至私人高利貸者都曾對工商業字號及個人家庭進行經營資金及資本的放貸，近代也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一些票號、銀號也曾投資近代工礦業。但晉商作為一個群體的近代化轉型似乎不是成功的，其原因如何？頗值得探索。

山西商人從行業性來看，也能發現其階段性，早期晉商經歷了從手工業到手工業產品的販賣的轉換，這大體相當于明代中葉以來的平陽澤潞商人為主體的階段，具體說來，如鐵產品、潞綢、釀造、池鹽、煙絲等等的加工及其販賣，所及地域以直隸、河南為主；到了清代前期中期，因為茶葉販賣的成功，引發了長途販運商業的興起，由長途販運引起資金融通的需求的旺盛，于是山西商人又向金融方面轉化的階段，此次轉化是圍繞白銀展開的。這表現在晉中商人部分地走向賬局、票號的經營，甚至達到壟斷中國金融的地步，但是最終未引發近代工業，未趕上近代城市化浪潮，大部分晉商資本近代以后都回了老家。

晉商興起過程中還有個走西口的問題，值得專門論述。走西口問題為晉商學術界、移民學術界所重視，但也存在不少的認識誤差，首先走西口的人，與平陽澤潞商人無關，大體上只是晉中、晉北，即從靈石到忻州、及忻州以北的商人。就晉中而言，十個晉商大院，其祖先、興起年代、所從事行業皆與走西口、東口有關，或是闖關東 。但

走西口雖然歷經艱難，但也不是白骨累累，因為走西口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對大草原開荒種地，這些人是“雁行客”，即春暖花開、地開了，可以包地墾種，才過去，到了秋天，收了糧食，天氣也涼了才回到老家。不會數九寒冬出去的，因為沒有必要，晉中到歸化也就十二三天。第二種情況是出去經商，絕大多數是出去當學徒，或是伙計，而能出去的人，多數是商人子弟，由人推薦進入字號工作。

其次，所謂“西口”究竟具體是什么地方，值得重新考證。所謂“西口”應該是針對“東口”來說的，在《金瓶梅》中便有“東口販馬客”的說法，說的是西門慶的馬是從張家口販賣過來的。如果說《金瓶梅》寫作于萬歷時，那么，這就這反映出自從隆慶議和之后，草原上的產品已經長途販運了內地。相對于東口，“西口”，指的是歸化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這是以大同為中心的、去草原經商、種地的人用來區別方位的概念。也是眾多商人賬本、書信、路程、規程等晉商民間文獻中證明了的。到了蘭州，可能就不是那么分了，而且，也就只有晉中人這么稱呼。而為學術界所關注的殺虎口，則只是走西口的人所經過的一個關口而已，是政府的一個稅關。是一個隘口，有戶部關衙門，但不是西口。但說它很繁華，甚至說成是“小北京”，顯然是有渲染之嫌。

關于“走西口”的原因，目前一般認為是因為山西地區窮、老百姓窮，但實際上這一說法是說不過去的，應該說，免不了一部分人是因為家里貧困出去討生活，到了草原各地以后，也是給人傭工，但是大部分不是這樣，不妨說，其中一部分人是因為想出去發家致富而走西口的，即使是出去種地，也是需要一定的資金的，至于出去經商，從整體說來，更是對草原輸出商人與資金了。而且，草原也不是不毛之地。

山西商人走西口及其在草原上的生產與經營，促進了廣闊的大草原商品的交流及開發，也促進了城市化的進展，長城沿線，許多市鎮以晉商字號命名，許多地方因為晉商經營而興起為城市，如“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的說法，西寧、蘭州、朝陽等城市都是如此。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張家口，隆慶議和以后，在城門開了個洞，便是后來的大境門，從此以后，張家口便出了堡子里，已經不是原來的張家口堡了。尤其是與俄羅斯條約簽訂以后，恰克圖貿易興起，國際貿易的興盛，再加上蒙古大草原商業的開展，使張家口成為中國唯一的陸上貿易口岸城市，與廣州、上海、天津并列，至民國年間，三個地方均發展成為省會城市。并且都發展成為區域金融中心。

走西口開始有規模地進行，可能是在康熙二十四年，多倫會盟，允許王爺收留內地漢人經商、種地，至乾隆時，東口各地土地平衡了，便往西，到了西品，往東便到了關東。

我們還要提出來的問題是：鹽作為一種地區特產品、其產銷又是處在政府禁榷制度之下的一種特殊的商業體制控制之下。與糧食、布匹、絲、綢等產品相比，這種商品是沒有商業自由的。那么，對于山西商人而言哪種商品對他們勢力的壯大作用更大呢？鹽業如果經營順利，那么他們得利可能更為穩定，也可能積累更大規模的資本。但同理，如果經營得法，糧食、布匹的經營也未嘗不可以穩定地獲利并積累較大的資本，第一次興起時期的平陽澤潞商人便是如此，當然，這也包括典當、錢鋪等為晉商較早經營的金融業，以及對草原來的毛、皮等產品的經營。這些行業及產品的經營對于山西商人的興起意義是同樣巨大的。應該說，晉商絕不是一兩種行業的經營就可以得利的，他們可以說是對明中葉以后幾乎所有的工商業、金融業、甚至于農業的經營而利的，山西商人的資本往各地的流動，滲透，如水銀瀉地，無所不入，如果機會得當，他們會在某些行業、某些地區的各行各業中形成壟斷局面。

其原因正像徽商興起有賴于徽州地區特有的比較強烈的宗族意識與無所不在的宗族組織一樣，山西商人興起端賴于像水、與空氣一樣無處不在的山西地方村社組織、宇廟祭祀組織、晉商會館組織等，后者正是在前者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樣一種集體主義的作法，它構成了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合伙制形式，聚集資本、及經營人才，出來闖蕩經營的社會的及文化的基礎。因為晉商特有的資本與勞動、即銀錢股與人股合作的合伙正是建立在商人從小習以為常的村社會傳統組織及及文化基礎之上，不僅如此，他們經營理念、思想如誠信經營、沉穩經營、和諧經營，既重資本得利，為股東牟利，又考慮掌柜、伙計及勞動者的利益，謀取最重大、最長遠的利益，而不是單純的短期利潤最大化，等等無疑也是建立村社、廟宇祭祀等集體主義之上的。總而言之，是文化與社會因素成就了晉商。也就是說，也有了這樣社會的、文化的基礎，經營什么行業都有可能作大。其他的條件：如明政府開中制導致的糧鹽販賣、全國范圍內的長途販運的發展、貨幣制度的變革乃至于隨著清朝對全國的統一而來的全國市場的擴大等不過是其興起的外在條件而已。

票號起源、興盛、及衰落的幾個問題

票號的起源、興盛及走向衰落，學術界已經積累了豐厚的成果，從衛聚賢先生算起到黃鑒暉先生等人編撰的《山西票號史料》出版及再版，到現在，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可謂悠久。但就對票號起源、興衰的過程的敘述來看，卻存在著史實及邏輯上的一系例問題。以下大致分三個方面，稍加辯析。

第一 票號的興起與貨幣的匯兌究竟有什么關系。票號是從事貨幣的匯兌的。但如果按照以下的看法，就不那么符合歷史事實了。如有些學者認為：山西商人分布全國各地，他販運貨物開始往往都是運送現銀，那么山西商人就體會到這個問題，體會到這個困難，所以首先由山西商人創辦了賬局、票號，解決了山西商人本身就有的困難，也為其他地方的商人的經營解決了這些困難。

還有學者指出：日升昌的出現，是中國金融領域里邊一個劃時代的產物。首先，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物流通總量的增加，遠途貿易的普遍開展。如何解決資金融通問題，如何解決異地匯兌問題，就迫在眉睫，必須解決，要適應這樣一種狀況，誰來擔綱，歷史地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應該說山西票號是經營匯兌的，后來發展到有借貸、有存款，這樣又為商人融通了資金，但是要注意的是，票號不簡單地是因為商人資金匯兌、融通問題，因為這一問題在票號誕生之前早就解決了，如果說至道光初年票號才正式產生的話，那么，在票號之前至少典當、錢鋪、賬局、有信譽的商號以及眾多的富商大賈、私人高利貸者、一些士紳、貴族之家從明代后期就開展了白銀的匯兌業務，清代此類鋪店更廣泛地對商人及商人字號進行匯兌或資本性、資金性的放貸，商人資金的異地匯兌已經不是什么大問題。長途販運商人也好、本地經營的坐賈也好，乃至牙行也好，資金的借貸及異地匯兌都相當方便，利率也有了相當的下降。

那么票號的誕生意義何在呢？也就是說，她的業務早就產生，它為何還會出現，并在清后期的經濟發展、乃至政府維持運行中發揮那么大的作用呢？應該說，票號興起比較專業化地解決了資金匯兌的問題。也就是說，基于山西商人乃至其他地區商人的需要，依據山西商人在長期商人經營中形成的一系例制度，設立了一種專業化的機構，能夠隨時隨地為商人服務，其經營也相對更專業化、更具有預見性、更保險。這就更能夠滿足商人的需要。在資金匯兌的基礎上，商人有時在本地并不交給銀兩，但可以以匯票形式到異地需要用款的地方取得白銀，商人取得資金之后，依據當時通行的利率給予一定的利息。這樣資金匯兌便有了資金融通的意義。后來，票號還專門對企業放款，有了專門的放貸。此外，在票號資本充足、信譽昭彰時，商號及士紳貴族、富商大賈也常將銀錢存款于票號。有了這些業務，我們可以說，票號有點像個銀行業了，尤其是光緒二十六年以后，票號業務更是以放貸為主了，其利潤結構即收入也以借貸利息收入為主了，這樣存款成了主業，就更像錢莊或近代銀行了，即與依照西方銀行體制建立的通商銀行、大清銀行比，也相差無幾了。

第二 關于票號興起還有不少大而化之的說法，如在解釋票號為什么興起于山西時，有學者指出：因為山西商人積累了財富，資金實力雄厚；信用卓著；山西本地居天下之中，但經商區域卻以北方及西北為主，對資金的匯兌提出了客觀需求；山西商人設立了分支機構，具備了創立票號所必須的組織、人員、技術條件等諸因素。故而票號就在山西、就在清代中葉的時候產生了。實際上，這都是些大而化之甚至似是而非的說法，如有了社會需要就會產生票號，為什么唐宋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便產生這樣的社會需要，為什么不出現票號呢？另外，說資本雄厚、信用卓著、技術手段具備就產生票號也是難以成立的，這些都只是開展匯兌的大背景，有了這樣的大背景，是否就會產生票號，還得有某些與票號經營具體相關的制度。

促使票號誕生及保證其業務開展所據以為基礎的制度究竟是那些呢？大體說來至少有以下幾種：書信經營制度、總分號制度、龍門賬會計制度、白銀貨幣區域化的制度。至于票號的創立者他們所根據的是不是還有其他制度，如鏢局制度、山西商人會館制度等，還值得探討。以書信經營制度為例，清代商人經營多賴書信，但形成嚴密制度則非晉商莫屬。不論何種行業的晉商，只要有相當的規模，不論是否有分號，皆利用書信聯系、溝通、匯報號事，故而設立專門寫信的職位，每封信必編號、必抄存，每一年或數月之信必編訂成冊，于是形成，內部多視之為信賬。與賬本可作為信用的憑證一樣，書信也是一種信用工具，故而某寫信伙計下班或更換寫信伙計，必通知其他分號，每一字號的書信的格式、筆跡最為重要，甚至比后來為學術界普遍重視的票號的所謂密押制度更重要一些。（晉商分號設立是相當的廣泛的，我覺得頗有在各地、各層級市場布局并試圖壟斷經營的理念在其中，當然也有擴大經營、分散風險之意）可見票號經營必有技術手段，而書信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票號匯兌當然有所謂的“票匯”，即運用匯票匯兌款項，但相比之下，在票號初創時運用尤其多。相比之下，書信可以將匯水之類詳細通知。對于票號而言，信匯無疑也能表示信用、信任，總分號之間、分號與分號之間，只要是編號書信，如是總號發出的，分號必須執行，并回信，不能短號，如果短號，總號的賬就會不平衡；

票號產生前書信便在各行業經營、及家人、親友往來中運用，而且已經形成了一些制度性的東西，如家書中也有編號、給人介紹工作時，給這個被推薦者一封，但同時還會給相應的字號寫另外一封信，以便更真實地介紹此人能力、人品等；有時通過書信來延長信用，這就是各憑各信的問題，如甲借給乙，這個錢又得由丁付給，但丁又只聽命于丙的。那么這個信用過程是如何形成的呢？這就是當時一項有名的辦法，就是各憑各信。形成信用的鏈條�？偟恼f來，晉商書信制度源于山西地方性的熟人社會。

票號的產生還與清代中期以來白銀貨幣的區域化有關。白銀的區域化指的是不同地區比較固定使用某一種、兩種或幾種成色、重量不統一，但為市場所認可的白銀。這為票號通過不種類、不同成色、不同重量的銀兩之間換算來賺了利潤提供了條件。因為篇幅所限，這里不再詳細論述。其他關于龍門賬制度、總分號制度也是如此。

中國金融史發展至清代前期，因為某種專業化趨勢的進展，金融機構表現出兩種趨勢：一種日益綜合化的趨勢。即原本業務單一的機構日益走向業務化，如以抵押放貸為主體業務的典當鋪，開始進行存款、匯兌，甚至信用放貸、發行錢票等；以銀錢兌換為主錢鋪、錢店開始接受存款、對商戶及城鄉居民放款，比典當更普遍、更大量發行錢票；康熙雍正時代產生的賬局本以對官員放京債、及對商人、工商業字號信用放款為主，也發展到進行存款等經營。票號初起時以匯兌為主，后來也開始進行存款及直接放款。

一種是專業化趨勢。這一趨勢既表現如上所述的某種類型的金融機構以某一種業務為主體，如賬局以信用放款為體，更重要的是表現為對某些業務經營方面專業化，最著名的如票號對資金的匯兌的經營，原本票號形成之前已經有了相當普遍的匯兌經營，當時的銀號、當鋪、大商號乃至富商大賈、士紳官宦之家，凡為人所信用者均兼營匯兌。票號形成之后，開始了票號的專業化經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能夠為商號、個人提供全國性的服務、隨時能夠提供服務、而且能夠保證資金的安全、滿足各層次商人、居民的需要。更重的這種專門化的服務，還表現在：能夠更好與手工業商業乃至礦冶業的運行相配合，為之提供資金服務，如賬局擅長于給城鎮坐賈提供資金融通服務、票號則擅長為長途販運商人提供資金事通服務、印局則善于為城市中小工商店提供額定較小的資金融通服務、放賬鋪則擅于為農村、農民提供數額較小的、且表現為銅錢的資金服務。

關于票號的衰落問題。學術界提到了票號與清政府的關系過份緊密、帝國主義侵略論、沒有能轉化成近代銀行等原因，尤其是后者，更為學術界所重視，因為清末兩位重要的票號掌柜——李宏齡、毛鴻翰，都在奔走呼號，李宏齡還自著《票莊成敗記》、《同舟忠告》記載其過程及總結其成敗經驗教訓。但這里有一個悖論就是：票號改組成銀行就不衰敗了嗎？自清末以來，且不論外國銀行，中國自身創立的銀行先后衰敗倒閉者不知凡幾，此其一；其二、票號資本轉化成了銀行資本，票號變成了銀行，如票號銀行，還是原來的票號嗎？這不同樣表明了票號的衰亡嗎？此其二。其三、實際上有些票號其業務實際上已經具有了銀行業的特征，很像是近代銀行業機構了。至于是不是搞公司制，是不是搞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似乎不是什么問題。銀行就沒有個體銀行了嗎？就不許搞有限公司嗎？

至于與清政府的關系密切導致它的衰落，或者說帝國主義的侵略導致票號衰落就更是不符合邏輯了，雖然道光票號起源時，與清政府沒有直接關系，但票號后來為了業務需要，與政府及政府各級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來往越來越密切。尤其是咸豐接管餉銀匯兌之后，就更是如此�？梢娖碧栕呦蜉x煌，與清政府關系相當密切，難道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同理，帝國主義的侵略導致票號衰落的說法，也應作如是觀。

至于不少票號為什么在白銀制度廢除之前一段時間即已走向衰落，就就要根據每個票號的具體情況加以分析，主要從其經營周期、其利潤結構變動等側面加以研究。

實際上，所謂票號的衰亡根本不是個什么問題，因為票號本身就其主體業務來看，他就是依托白銀制度來進行其業務的，白銀制度結束，其衰亡的歷史命運就不可避免。就像銅錢不用了錢鋪必然衰亡一樣，民國時代的銀行玩的是那個時代與國民政府相關的紙幣， 民國時代的約幣制度結束，當時的銀行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票號至此可以說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從歷史評價角度，作為后人，我們也沒有什么惋惜的，因為它該為中國經濟作的事，它都做了，并適應當時經濟及國家政治的需要，發揮了相應的歷史作用。他所培養的金融人才，成了中國民族銀行業中的重要人才，它的業務也由銀行更好地擔當。

關于山西商人會館（行業公會）的幾個問題

山西商人與其他地方商人一樣，也在其他地方建立起了他們的會館，這種會館遍布全國，在山西商人的經營中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但與對一般商人會館的認識不同，我們在對山西商人會館的考察中也發現了大量山西商人會館的獨特的東西。如只有在清末商人建立以后才出現的大量行業公所，大量清代中期以前碑刻等文獻中便有這種行業公所的記載，如在北京，平遙商人會館中有顏料商業公所，太原會館中有煤炭行業公所，汾陽會館會館中有皮張行業公所。并常在會館中討論本行業的問題。

山西商人是依靠行會的，但票號、茶葉販賣兩大行業卻無行會。（也沒有結算中心）

山西商人會館，主要是由平陽澤潞商人所建立，其建會館的繁盛階段是在乾隆以前，到乾隆中期，大部分館已經建筑完畢，等到晉中商人興起，他們主要利用原有的會館網絡，較少新建會館。故而會館建成與晉中商人基本沒關系。會館的建設，當然模仿山西本土樣式，于是乎會館建筑樣式便多晉東南的樣式。而且其建筑樣式直接影響到了晉中大院的建設。

關于張家口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幾個問題

隆慶議和以后，張家口的地位的日益重要，草原貿易、對俄外貿的開展，使其很快成為重要商業城市之一，作為對外貿易的旱碼頭，它在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可以與天津、上海、廣州等沿海水碼頭媲美。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是清代以來全中國最重要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因為對外貿易的開展，也傳統的內貿一樣，采取的是賒貨，即商業信用的辦法。在廣州也是如此，外國貨輪載洋貨，買絲、茶，在中國不需要這么多的洋貨時，便來運來了大量的白銀，有時直接就在船上熔化，或按七錢二、三左右的價錢折算成白銀。于是，形成了每年兩次定期結算的制度。

關于恰克圖國際貿易及草原貿易中的結算問題，有兩個著名的傳說，一是說草原貿易為了防止土匪，商人有時候就地將銀子鑄成千斤錠，以便將它運到東口，再運回晉中，如榆次、太谷等地。這種說法實際上帶有文學色彩，是不可信，因為商人可以運輸大銀錠，劫匪也能運輸。再說，銀錠也頗便于鑿開，以減輕重量，便于運輸。但交易中用銀子，在與俄國的交易中，一開始俄國家不允許白銀離境，商人便將銀子鑄成各種器物，與中國商人交易，償付商品價格。嘉慶以后，俄國不再限制用銀，但山西商人因為同時要購買回頭貨，也就不太大量的銀子了。這時有時便采取了物物交換的方式。這種物物交換，不是自然經濟之下的物物交換，這里在貨幣基礎上的物物交換，雖然不必有大量實體貨幣的交割，但貨幣以記賬貨幣的形式存在的。故而恰克圖貿易究竟采取什么樣的交易方式、什么樣的貨幣形態，值得注意。

在張家口，采取的是以貨易貨的辦法開展貿易，其結算則按照每年四次的辦法，即形成了春夏秋冬四個定期結算，即四個標期的辦法。

在張家口為販茶商人、皮毛商人、綢緞商人的資金的需求，晉商除了匯通天下的票號之外，還建立了以對商人放貸流動資金、甚至開辦資本的賬局。與華北甚至全國各大城市、商鎮建立了緊密的貨幣調撥、資金借貸聯系。形成了繁榮的金融市場。

這樣，在這種商業基礎雄厚、制度構架明晰的前提下，形成了祁太平與張家口、歸化、庫倫一體的、以標期結算為特色的金融市場。

張家口因晉商而興，沒有晉商及其開展的貿易，張家口只是個小村子，只是個軍事堡壘。更重要的是：適應商業貿易的開展，它還演變成了全國最為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關于山西商人的壟斷性經營問題

壟斷經營，不是近代大資本家的專利，明代中葉以來，晉商在許多行業、許多地區的經營都表現出了壟斷的趨勢，據筆者所知，華北地區各府縣的典當業、鹽業、票號業、清代對外、及對蒙古草原的茶葉加工及運銷，毫無疑議的是晉商壟斷，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實際上，除此這外，不少行業，只要有晉商參與，就容易走向壟斷，其中有些商品不如以上所舉鹽、典、茶等商品通過長途販運走向如此廣闊的大區域市場，但仍能在一些小區域形成壟斷態勢，如豫東及與山東、安徽相鄰的一大片區域農村放賬鋪的經營；北京煤炭的開采與供應、北京賬局的經營、華北、東北、西北各地琉璃的燒造、華北各地顏料的生產、運銷，全國尤其是華北、東北、西北食用油的運銷、全國各地針的生產與運銷。

但似乎晉商壟斷經營并不是因為使用了什么“不正當”的、或違法的手段形成的。似乎是一種集團經營形成的自然結果。也就是說，村社精神、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合伙制組織，及其絕不用本家族成員的用人、雇傭人的原則，是其能夠盡快擴張資金規模、擴張經營地域、解決經商人員人才缺乏的重大制度及組織基礎。這種文化及精神使得山西各地區商人能夠盡快在一種行業、或一個地區盡快地占領市場，形成壟斷經營。還有就是山西商人缺乏競爭意思，山西商人之間，多分工，多相與，不搞你死我活的競爭，而是用分工的辦法。形成一些地區性的分工，如晉中商人善票號、靈石、介休商人善典當、榆次商人善長途販運茶葉、較早的平陽澤商人善販鹽、善搞礦冶業等，如一個群體善于某一行業，別的群體要想加入，是不容易的，既使原來的群體不加過份的排斥。

本文就土地貧瘠、人口密度大與山西商人興起的關系、萬里茶路的幾個問題、票號起源、興盛、及衰落的幾個問題、書信傳遞、民信局、鏢局及其與票號的關系、如何描述平陽澤潞商人、山西商人會館（行業公會）的幾個問題、張家口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幾個問題、山西商人的壟斷性經營問題等闡述了一些看法，并無一定的系統，也未提出材料來證明。是近年來閱讀山西民間商業金融文書、民間廟宇碑刻，查閱其他傳世文獻、報紙雜志材料，閱讀學術界一些學者的研究論文的初步的認識。

（這是孟偉教授報告的記錄、整理稿。劉秋根記錄。寫于2016年6月，增補于7月12號等，再修改于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

3、王晶《解讀錫和明記、晉商底里冊的會議記錄》

本次討論于2016年5月8日，在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會議室舉行，此次會議共有兩項議程：第一、唐曄老師和與會的課題組成員、青年學者及研究生針對底里冊的解讀情況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探討了不少解讀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第二、由楊建庭老師以《錫和明記》為例，就如何解讀運單及如何從紛雜的史料中提煉要素作了詳細解答。

關于第一項議程。唐曄老師對底里冊的解讀情況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課題組的成員對于材料的理解都存在不少問題，解讀文書是當前較為重要的一個環節。關于此次會議上用于研討的材料，是清末民初時期的關于張家口的一些材料，主要記載了當時一些大商號的投資情況，唐老師主要是對此展開研究分析。關于商號的投資，唐老師首先講到了關于沈祖煒先生從經營的角度將近代企業制度的標志總結為七個變化：從小本經營到社會化大生產；從單體經營到集團化經營；從直線制管理到分層制管理；從產權主體單一到產權主體多元化；從所有權經營權合一到所有權經營權兩權分離；從獨資合伙制到公司制；從無限責任公司到有限責任公司。實際上，這七個變化都可以歸結為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規模擴大能帶來許多好處，例如他可以幫助企業實現生產上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是指通過擴大生產規模而引起經濟效益增加的現象。規模經濟反映的是生產要素的集中程度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優越性在于：隨著產量的增加，長期平均總成本下降的特性。）但是這并不僅僅意味著生產規模越大越好，因為規模經濟追求的是能獲取最佳經濟效益的生產規模。一旦企業生產規模擴大到超過一定的規模，邊際效益卻會逐漸下降，甚至跌破趨向零，乃至變成負值，引發規模不經濟現象。也就是說企業最佳規模是一個受限值。

企業最佳規模，從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分別是企業個體和行業整體。就企業個體而言，最佳規模要受到內部（主要是企業家個人籌資及經營管理能力）與外部條件（如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市場規模、上下游的產業配套情況、法規、習慣等）的雙重制約。在多數情況下，企業家個人能力所給出的企業規模邊界要小于社會現實條件所給出的邊界，此時企業最佳規模實際上是由企業家個人能力所決定的；但是，也一定會有一部分優秀企業家，他們所能駕馭的企業規模會達到甚至超出外部條件所規定的邊界，此時他們的企業最佳規模由外部條件決定，這就是行業層面上的企業最佳規模，企業家個人能力差異極大，以此各企業間規模差異也很大，外部條件實際上是社會現實條件，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狀態，以此行業層面上的企業最佳規模應該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值。根據這個定理，唐老師提出可以根據當時晉商商號所投資的規模，大體上得出當時社會的一個最佳投資規模，即由內部條件來推斷外部條件（當時的整個社會行業層面），因為當時的晉商幾乎可以代表當時中國商業發展的最高水平了，而且當時的企業家個人能力（如喬致庸）在整個中國范圍內也是相當卓越的，因此，唐老師提出可以反向推導的方法來。但是，楊建庭老師對這一方法提出異議，因為楊老師認為材料上出現的商號有些并沒有記載準確的行業，因此，這樣推導的話會因為各行業的投資情況不同出現錯誤，由此建議在更加詳實的資料上進行這一推斷。

除此之外，唐老師還針對關于當時商號的投資額和股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關于投資額，唐老師繪制了生動形象的折線圖幫助大家加深理解，得出當時的最佳投資額大概在2萬輛之間，這和當時各個家族的財力相比是相當小的一個數字，而且大部分都是各家聯合投資，幾乎沒有獨資的商號，這里固然有分散風險的因素，但可能也有關于企業破產時的一個賠償問題，因為古代實行的是無限責任制。而且當時的股份構成也比較復雜，如某商號的投資人除了個體還有商號進行投資，那這樣的分紅情況也會有些疑問，因為這整個商號投資所得紅利的分配是如何進行的，并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除資本投資之外，即錢股，還有伙計的身股，除此之外，關于一些細節方面的問題，大家也進行了討論，如某商號的投資人之后，有這樣一句話：“共項（頂）空俸3個”，郭兆斌師兄認為此處的“項”應為“頂”，這樣做是為了防止身股超過錢股。

關于第二項議程，在會議后半段，楊建庭老師重點解讀了以《錫和明記》為例的運單分析，在解讀有關錫和明記的運單時，楊建庭老師從規格、形式、內容、專業術語等方面將選取的材料分析得十分清楚明了，目前整理出來的錫和明記的有關商業文書都是運單，其數量有百余張之多，這批運單就是它在河北等地買棉布的憑證。時間集中在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六年這兩年，即1845 到1846年，這個時間點為第一次鴉片戰爭和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不久的時間，此時外來因素遠未沖擊到中國的傳統手工業和商業，仍保持傳統中國的生產和運輸方式。與錫和明記相關的這些運單主體部分格式大體相同，最上面是表頭，上面文字一般為賣家商品號。各個商號開出的運單有些微差別，但內容大致差不多，空白處時需要發貨的商號填寫信息。當代運單的概念是指由承運人簽發的，證明貨物運輸合同和貨物由承運人接管或裝船，以及承運人保證將貨物交給指定的收貨人的一種不可流通的單證。除此之外，楊建庭老師還提到了歷史時期的運單契，主要是唐代和元代的史料，由此可知我國的運單契出現較早。對于運單的解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交易雙方：考察交易雙方，需要獲取最重要的信息是地點，這是一個歷史地理的考量，還有物產的問題和市場位置的問題：生產地、集散地、消費地，可以進一步探討市場體系。二、關于運單中出現的腳夫有些問題，如運單上的腳夫是運輸企業還是個人？賣方是否有相對固定的腳夫來運輸？通過對腳夫姓氏統計，每一家布店的承攬腳戶姓氏都相對集中，腳戶是否是家族從業？比如鹿天順亨店的趙姓、任縣九如老店的張姓和王姓。一個腳戶完成客戶一個“訂單”才能接下一個“訂單”？楊建庭老師重點講解的是要素的提取與整理，如：買賣雙方、腳戶、商品的種類和數量、腳價、發貨及收貨時間、交貨的期限及逾期的賠付辦法。關于這一點，楊建庭老師做了細致的表格分析，讓人一目了然。

總體來說，我認為我們這些初學者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問題：第一、閱讀量太少，不能形成系統的知識結構，對材料的定位不準確，部分專業術語不是很明白；第二、做經濟史研究也需要跟金融學、經濟學、會計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相結合，雖然看過一些文書材料，但多學科領域的學習并不夠；第三、之前很少有機會接觸此類文書材料的學者和研究生，剛開始入門，看不懂毛筆字書寫規范等專業書寫方法和格式。最后，老師在會上對剛入門的學者和年輕學者提出了多讀材料，多提問題的中肯建議，也希望大家多讀書，積累更多知識，能從小細節中發現大問題。（王晶，系專門史二年碩士生）

4、練燕、由《行氏訴訟簿》看曲沃行氏家族

一、家族捐納

捐納制度是明清時期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雖然學界多將之定性為弊政，但其能夠從臨時性政策發展至定例，前后存在了近五百年，這當中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捐納制度生命力之頑強，及至當今社會，其影響久久還揮之不去。

其實，就捐納制度的本質來說還是“賣官”，而“賣官”的歷史則可以追溯至戰國時期的《管子》、《五蠹》、《八奸》等書中，并于秦王政四年得以明確記載于史書，之后兩漢、魏晉、唐、兩宋、元等朝均有明確“賣官”的記載，直到明朝景泰年間，“捐納”一詞才始出現于官方文書中，至此，捐納制度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并活躍于明清兩朝 。

明朝后期，捐納仍是臨時性政策，意在緩解政府財政的壓力；清朝前期仍沿襲明制，雖多次開捐，卻視情況而定開停；及至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皇帝指出“夫議捐納者，未嘗不出于士子之口。而留生童捐監一款，是士子首以捐資為進身之始矣�！� 至此，“生童捐監”成為定例被保留下來。之后，此定例伴隨著“現行事例”、“暫行事例”，一路走至該制度的消亡。

明清兩朝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后兩個王朝，封建社會各項制度發展已經盯當成熟，封建時代一直強調的“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也仍然深入人心。在封建時代，通過科舉取士獲官畢竟非常困難，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乃至錢財；及至捐納風氣一開，繳納錢財即可獲得任官資格，大量世人便趨之若鶩，稍有家財，便積極投之于捐納。

行家捐納有捐官職、捐封典兩種。首先，捐納官職。《訴訟簿》中多次提及“捐納”，案件源起即因冒用三代捐納，并且涉案7人中有6人參與捐納：行有條（候選府同知）、行有偁（候選員外郎）、行有任（貢生）、行有儲（候選州同）、行有俽（候選州同）、行日昌（候選知縣）。此為乾隆二十一年時6人的捐納情況，而根據《曲沃縣志》所載，此6人捐納之路并不止于此，下以行有偁、行有儲墓志銘所載為例：

《廣東肇羅道德堂行君墓志銘》：君姓行氏，諱有偁，字君平，號德堂，世為曲沃望族……循例筮仕，授工部虞衡司員外郎……仕滿，升刑部廣西司郎中，出知云南武定府……旋授山東沂州府知府……君引例量移，知直隸順德府……君仍調任沂州……三年，升授河南河陜汝道之任……尋遵例引避，改授粵東惠潮嘉道，調任肇羅道……。

《運同仁堂行君墓志銘》：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庚子，長蘆都轉監運使司青州分司運同，仁堂行君卒于官……君諱有任，字柱廷，號曰仁堂，世居曲沃……君兄弟四人，長有偁，歷官于東分巡惠潮嘉道；次有俽，候選同知；次有傪，候補知府；君其季也……歲甲午，遵例授職長蘆監運使司青州分司運同……。

乾隆二十一年時行有偁仍為候選員外郎，時“年已三十歲” ，而后“歿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六” 。如行有偁在乾隆二十二年就開始為官，那他便在宦海浮沉了二十余年，歷任5處，“二十余年間，縞帶滿京華，宦跡半天下” 。

據《訴訟簿》所載：“有偁于上年十月內為伊胞弟有任在京捐納貢生，換來部照”。 即有任為乾隆二十年捐納貢生，乾隆二十一年時身份并未改變：“具呈候選員外郎行有偁，同弟候選州同行有俽、童生行有傪、貢生行有任，為一堂奉母，不忍分居”。 及至乾隆甲午年（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才得以“授職長蘆監運使司青州分司運同”。 從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三十九年，行有任共用十九年獲得了官職，任官僅4年即過世。

如行有偁由捐納而官至知府，乃至更高層級，是明清大多數世人理想中的光明大道。無疑行有偁是幸運的，能夠獲得官職，并且為官二十余年。然而由于清朝統治者多次實施捐納，官場上出現了“冗員”現象，即使有月選、在外候補、在籍候補、花樣等不同措施的保障，仍然有大量通過捐納出身的人很難獲得出仕機會，即使是幸運如行有任等候選十九年得官，卻僅得以為官4年，更有甚者終其一生也無法圓他們的“出仕之夢”。

除行有偁、行有條、行有任等6人有捐納行為，《訴訟簿》中有提及的行大巚（例貢）、行世遵（例貢，候選通判） 、行世纘（職同知） 、行有傚（例貢）、行日昱（候補知縣）、行日昂（例貢） 均曾參與捐納。

從高祖學孔起，經“惟”字輩、“大”字輩、“世”字輩、“有”字輩，至“日”字輩，共計25人，其中捐納14人，占總人數的56%，占比之重，實為震撼。

《訴訟簿》中有一份《乾隆八年二月至二十一年八月清單》 ，為行有條持家清單，開列如下：

共收入銀一十九萬八千九百零一兩零五分二厘

平長銀九百二十七兩零二分五厘

除十八年賬錯少銀五百四十七兩七錢八分八厘

凈長銀三百七十九兩二錢三分七厘

計開使用

買地共使銀一萬七十兩

典地共使銀一千七百零七兩

助軍需使銀三萬零八百三十五兩

捐納共使銀九千五百六十三兩

捐封典并級共使銀二千五百二十九兩

修侯馬南門外石坡使銀五百五十二兩

建崖上滾橋使銀三千二百二十一兩

建修共使銀一萬五千零三十八兩

濟饑雜米使銀六百六十八兩

借貸出并隨會共使銀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兩

生意入本銀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三兩

日用雜事并紅白事共使銀八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兩二錢九分

以上十二宗共使銀十八萬九千一百零八兩二錢九分

現存銀一萬零一百七十二兩

此清單中助軍需、捐納、捐封典并級共使銀42927兩，約占十二宗共使銀兩的22%，可見捐納制度對行氏家族的影響之深。相信這并不是個例，稍有錢財便舉家捐納的在當時一定大有人在。

其次捐封典。在上文《乾隆八年二月至二十一年八月清單》中有提及“捐封典并級” ，在《訴訟簿》中也曾多次提及“孺人”，如“先考邑庠生行府君洎先妣董孺人行述” 、“皇清耆賔瑞吾行公洎配程孺人許孺人合塟墓志銘” ，皆為封贈。《曲沃縣志》中行有條的墓志銘對于其所捐封典有詳細記載：

《中憲大夫樂山行君墓志銘》 ：諱有條，字植南，一字樂山。其先聞喜人，高祖學孔，禮部儒官；曾祖惟善，鄉飲耆賔，弟季三人友睦，共羹行氏，六世同居，其所坊也。以孫世纘候選同州循例請贈奉政大夫。祖貢生，諱大巍；考庠生，諱世法，并以君職循例請贈中憲大夫。妣周、妣王俱贈恭人……。

行氏一族并非行有條一人捐封典，可考有捐封典者至少有以下幾家。如下表。

表1 行氏捐封典情況

姓名 因何人獲封 與獲封人關系 獲得封典

行惟善 行世纘 孫 貤贈奉政大夫

行惟麟 行世遵 孫 貤贈承德郎

行惟新 行有任 曾孫 貤贈朝議大夫

行大崑 行世纘 子 贈奉政大夫

行大崙 行有儲 孫 貤贈儒林郎

行有偁 侄孫 貤贈中憲大夫

行大巚 行世遵 子 贈承德郎

行有偁 孫 貤贈中憲大夫

行大巍 行有條 孫 貤贈中憲大夫

行大峩 行有條 侄孫 貤贈中憲大夫

行世法 行有條 子 贈中憲大夫

行世欽 行有儲 子 贈儒林郎

行世遵 行有偁 子 贈中憲大夫

行大和 行有任 孫 貤贈朝議大夫

行九錫 行有任 子 贈朝議大夫

行世纘 行日昌 孫 貤贈奉政大夫

行有修 行日昌 子 贈奉政大夫

行有俽 行日曦 子 贈奉直大夫

行氏家族確實有足夠的資本，在本身家族開銷外能夠撥出大筆錢財進行捐納、捐封，反映出晉南商人財力的雄厚。

二、家族生意

行氏家族用大量錢財進行捐納，背后定然存在賴以支撐的生財之道。早在票號的輝煌時代來臨之前，山西的典當業就已經頗具名氣。成書于清朝乾隆六十年四月的《晉游日記》中就記載了時人對典當業的印象：“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物價值十者，給二焉。其書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惡其物，所以賤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贖，則物非己有矣。贖物加利三分，錙銖必較�！� 這有力地證明了清中期之前晉商典當業的興盛。通讀材料，發現行氏家族或多從事典當業，將它定性為典商家族應是可以的。

在《訴訟簿》中判分家產部分，出現了14個店鋪。

表2 《訴訟簿》中出現的行家字號情況表

鋪名 所在地 今所屬地 生意行當 本銀

義興當 山東齊河縣 山東省德州市 當鋪 11000兩

天章當 愽平縣韓管屯 山東省茌平縣 當鋪 38410兩

夏津當 夏津縣 山東省德州市 當鋪

冠縣當 冠縣 山東省聊城市 當鋪

日益當 曲沃縣史店莊 山西省曲沃縣 當鋪

長發當 聞喜縣 山西省運城市 當鋪 12700兩

山聚當 聞喜縣 山西省運城市 當鋪 9200兩

邯鄲當 邯鄲 河北省邯鄲市 當鋪 ＞2萬兩

義興鋪 東昌府城南 山東省聊城市 雜貨鋪 20251兩

元泰號 山東 山東省 雜貨生意 13213.46兩

日章號 山東 山東省

甄見莊鋪

北定鋪 直隸 河北省邢臺市

聚一鋪 山東 山東省 9000兩

由于材料中并沒有準確提及每一處店鋪的具體位置，只能根據已出現的明顯信息進行考證。材料中義興當在山東濟南府齊河縣，所屬地或為今山東省德州市；天章當在東昌府愽平縣韓管屯，所屬地或為今山東省茌平縣；夏津當或在山東東昌府夏津縣，即今山東省德州市夏津縣；冠縣當或在山東東昌府冠縣，即今山東省聊城市冠縣；日益當在本莊，即山西曲沃縣史店莊，所屬地為今山西省侯馬市曲沃縣史店村；長發當和山聚當均在聞喜縣，所屬地為今山西省運城市聞喜縣；邯鄲當或在直隸邯鄲，所屬為今河北省邯鄲市；義興鋪在東昌府城南，所屬為今山東省聊城市，具體城南何處不可考；北定鋪或在直隸順德府，即今河北省邢臺市任縣下轄之北定村；元泰號、日章號、聚一鋪僅知在山東；而甄見莊所屬何處已不可考，可能是山西曲沃縣離家很近的地方，因為只有這樣才不必要在訴訟狀中具體指明�？梢�，其家族生意分布在山東、直隸、山西等華北地區。

因為史料的匱乏，目前并不能肯定以上表格中的14家店鋪即為行氏家族生意的全部。然而，由表3并結合《訴訟簿》的內容，也可大致知曉行氏一門所從事的行業：典當、雜貨及販茶。

首先，典當生意是行氏家族的重要產業。《訴訟簿》中出現的典當鋪即有長發當、天章當、邯鄲當、夏津當、冠縣當、日益當、山聚當、義興當8處，另有行當不詳者4處。在現有史料佐證的情況下，應基本可以斷定典當業為行氏家族主要從事的行業，是行氏家族主要的財富來源。而且，這些當鋪獲利應比較豐富�！对V訟簿》中有一份行有偁所支利銀的“花單” ：

二十一年七月支取本年利銀花賬

邯鄲當支銀五百兩

夏津當支銀五百兩

韓管屯支銀三百兩

冠縣當支銀五百兩

以上四項共支取利銀一千八百兩

其余寄書之處分文未給，山東日章號雖與銀五百兩，而有條兄已從常習玉手中劫奪去矣，與伊呈單對勘自清，謹此附

呈

以邯鄲當來說，乾隆二十一年，“有偁五月回家，在邯鄲帶來銀五百兩，是以日昱七月回家亦在邯鄲帶來銀五百兩，如許兆熊回家係帶公中銀五百兩，交明日益當，有收賬可查” ，單行有偁、行日昱、許兆熊就從邯鄲當支銀1500兩，其他人還未曾支取。雖然邯鄲當本銀具體多少暫不得知，但至少有2萬，因為行日昌曾稱“邯鄲伙中亦存昌本銀二萬有零” ，顯然，有這么雄厚的資本作為后盾，邯鄲當每年獲利確實不少，故而東家支銀數目也是不少的。

從這紙花單的內容可知支取利銀的方式是“寄書”。書信往來一直是晉商在經營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支撐起整個生意網絡。但書信亦有其弊端，即不能辨真偽。花單上指出行有條將山東日章號的來銀500兩劫奪，實際上就是在書信往來的過程中發生了真偽莫辨的情況：“日章伙計常習玉帶本號銀五百兩親來交送，照應真假，條乃知其事”。可知此時書信尚未有防偽之說，至于在票號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書信必定也是多次因此類現象而逐漸有所改進的。

其次，關于雜貨生意，表2中已經提及，義興鋪和元泰號為雜貨生意，其中義興鋪本銀有20251兩，元泰號本銀至少為13213.46兩，皆為財力不俗之字號。

在《訴訟簿》中，就元泰號而言，有兩個值得被關注的地方：一是“元泰係日昌所繼曾祖母馬氏釵環首飾應運”，與公中并無干系；二是元泰號“係雜貨生意，寄居別人雜貨行中，罟具皆店主供給”，并無店底什物。

關于第一個關注點，在中國封建傳統的觀念中，女子只能仰望男子而活，社會地位低于男性，然而此《訴訟簿》中卻提及行日昌所繼曾祖母馬氏，即行大峩之妻，用自己的“體己”遠赴山東經營雜貨鋪。在13213.46兩本銀中，僅有1513.46兩為行氏公中族產，其余11700兩皆為馬氏私財。可見在山西，人皆可為商，不分男女，女性的財產權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尊重的。

關于第二個關注點，所謂雜貨生意寄居別人行中，并無店底什物。應指未設獨立角面，只是寄居雜貨，只需出本，即可運轉。此處所寄居的“行”有多種可能性：可能是作為“中介”的牙行；可能是本行的字號“代銷”；也有可能是為商人存貨、發貨服務的行棧。然而，無論是哪種“行”，皆顯示出晉商在經營過程中已經具有了相當完備的商業制度。

再次，行氏家族也曾經營過茶葉生意。晉商從事的行業雖然很多，但為人所關注的向來是鹽、茶葉、布匹、票號等，而作為茶商，有名的商號有長裕川、長盛川、大昌川、大玉川。在清前期，山西商人多是選擇福建武夷山作為茶葉貨源地，后由于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又重新選擇湖北武昌府的羊樓峒及湖南的羊樓司等地為貨源地。有清一代，晉商在茶事一項上付出了無數的艱辛，也收獲了豐碩的成果。作為在晉商發展過程中占重要地位的茶葉，行氏家族亦有所嘗試。

經營茶事一項在行氏現有（于乾隆二十一年）的字號中并未有所表現，然而《訴訟簿》中不止一次提及曾經經營過茶事：“在雍正年間遭茶事之變，眾皆畏縮，而儲父一身擔當” ，“雍正二年，儲父盜竊公財販賣私茶，事覺后關文指名拿伊，并非家眾遴選才能，央其出頭。后偁伯父恨伊盜財禳禍，大破家財，逐伊歸宗�！� 。

由于“茶事之變”的史料缺乏，現在并不能得知全貌，僅能通過只言片語得知行氏在雍正年間確實經營過茶葉生意，隨后生意出現問題，在驚動官府后由異姓繼子行世欽出面頂罪，最后通過錢財化解了危機。

著名的長裕川、長盛川、大玉川、大昌川均為祁縣商號，故在人們印象中經營茶事多為晉中商人，而這份不太全的資料則非常明顯地顯示出晉南商人對茶葉經營同樣熱衷，應當能夠稍稍彌補晉南商人在經營茶事一項上的空白。

三、結語

自明朝起便享有盛譽的山西商人，引領了諸多行業的興盛與發展，在古代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使得經濟史領域一直對研究晉商有著濃厚的興趣。鑒于當今對晉中地區的研究過于傾斜，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晉南商人中較少出現儒商大賈，與晉中商人不可同日而語，但晉南商人為晉商的發展，為古代中國的經濟和金融發展同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本文對曲沃行家商人社會生活、經濟活動的初步探討，使我們對晉南商人應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首先，晉南商人熱衷于捐納。捐納制度是明清兩朝一項重要的財政政策，在儒家思想統治了近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人們本能地追逐士人身份，這項政策的出現正使得處于社會末等的商人有了改變自身身份的機會。曲沃行氏族人行有偁、行有任、行日昌便是通過捐納獲得官職，成功立足于上層社會。學術界此前的研究重點大多在晉商的商業活動上，認為山西人皆以經商為榮 ，然而《訴訟簿》的內容則提醒了人們，山西人從未停止過對士人身份的追逐。

其次，晉南商人有其獨立的生意類型與商業足跡。以行氏家族為代表的晉南商人選擇了典當和雜貨為家族生意，應是在當地具有普遍性；而行氏家族將生意設于山西、山東及河北甚至其他地方，在當地應當也有著普遍性。典當、雜貨生意以及異地設號的普遍定然會催生出相應的商業制度。

當然因為史料的稀少，學術界對晉南商人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還值得繼續關注。也期待學術界、收藏界關注晉南商人紙質文獻、文物的收集，以使我們對晉商的認識更加全面。

（練燕，專門史三年級碩士生）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完稿

5、王新磊《張家口調查報告》

——清末民國張家口城市商業區分布探究

時間：2016年10月9——11日

調查點：張家口草廠巷、堡子里、大境門、市圈、張家口博物館、察哈爾歷史文化展覽館

明清時期的張家口由一座軍事要塞轉變成一座重要的商業城鎮，在演變的過程中張家口城市的商業功能遠遠超過了其軍事功能，城市商業職能的建設不斷發展。再到清朝末年，張家口對外開放，大量的外國商人涌入張家口，以及對俄貿易的開展，使這座商業重鎮注入國際影響力。京張鐵路的開通以及張庫公路的修建又為這座城市增添了近代化氣息。直到清末民國時期張家口市區內形成了幾大具有代表性的商業區，對這些商業區的認識有助于加深對張家口工商業的認識。

一、張家口城市商業性發展的過程

張家口建堡要追溯到明代，明宣德四年（1492年）指揮使張文筑張堡以張家口作為堡的名稱 。這就是張家口作為軍堡的開始，以軍堡為主也有為士兵和軍事服務的商業，但這不是主要的。后來在張家口堡周圍形成了許多的村莊和聚落。張家口商業市鎮的開始是在隆慶和議以后，張家口被開辟為蒙漢互市之地，成為茶馬貿易的重要場所。但是標志性的事件還是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宣府巡撫汪道亨在長城之下修建了來遠堡（即張家口上堡），來遠堡緊靠長城，當時為了方便貿易在長城上開了個小門就是今天的小鏡門直通來遠堡，張家口的商業發展從此起步。

進入清代以后，張家口的商業迅速發展，清朝統一全國，蒙漢互市更為頻繁、重要。政府在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設立三個歷時廳，會稱“口北三廳”。專門辦理與蒙古人民交涉之事。 雍正五年，清朝指定喜峰口、古北口、張家口、歸化城、殺虎口和西寧為出入蒙古經商的貿易孔道， 張家口的對蒙貿易地位更加突出，張家口的商業地位更為突出。張家口作為中俄貿易口岸開始于清代康熙年間，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雍正五年（1727年）簽訂《中俄恰克圖條約》商定俄國官方商隊每三年可來京城免稅貿易。乾隆三十年（1755年），清政府停止俄國商人來京城貿易，將貿易口岸定在了恰克圖，據方觀承乾隆二十四年的奏折稱查赴恰克圖、庫倫貿易商民多在張家口設有鋪屋，其中資本較為雄厚的六十余家，依附于票商的散商八十余家。 可見從乾隆年間張家口就成了重要的對俄貿易“基地”，張家口的商業更加繁榮，張家口“北方旱碼頭”的地位更加鞏固。

鴉片戰爭之后，1860年中俄簽訂《北京續增條約》，其中第五條規定“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準行銷” 而后俄國又通過許多條約獲得更多的商貿利益，京張鐵路1909年通車后，為張家口傳統商貿業又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了張家口商業興盛，直到1927年中俄斷交而后外蒙古獨立，張家口的商業一落千丈，商業重鎮的地位開始下降。

二、清末民初張家口主要的商業區

在張家口商業發展過程中，城市商業區不斷拓展。到清末民初張家口形成了以上堡、下堡、怡安街為核心的三大商業區，這些商業區的形成反映了張家口地區商貿業的繁盛，這些商業區也有自己的特點。

1、以上堡為核心的商業區

以上堡為核心的商業區主要包括：上堡、大門街、大境門外元寶山下正溝、西溝地區以及西壩子。上堡又稱來遠堡，俗稱市圈。明朝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修建，堡方長1021米、長343米、高10米，加上107米女兒墻，全堡共有兩個門，一是永順門，位于堡的西南方向，是上堡的主要通道，門外就是大門街。二是北城墻下的小北門，小北門正對長城的小鏡門。 這是對俄、對蒙貿易的集中點，也是張庫商道的起點。市圈內商鋪林立，主要的大街稱市圈大街。根據波茲德涅耶夫的記載在1989年的上堡大商號主要有：祥發永、匡全泰、恒隆廣、大盛裕、裕莊成、興隆永、萬慶泰、公和全、大金裕、屠正、裕源永等等。 到1923年上堡主要的錢莊、銀號主要有：裕源永、裕成莊、興隆永、天興昌、瑞通、義和源、義順成、永義隆等6家。 到1927年俄國、外蒙古與中國斷絕外交關系，阻斷了張家口至蒙古庫倫和俄國恰克圖貿易往來后，上堡貿易市場的生意一落千丈，我們到市圈時市圈已經沒有了一點商業和繁華的味道，沒有了一點歷史的感覺，到處都是新的城建工程。

上堡西側墻外就是大門街，大門街北從大境門門洞起向南一直延伸到南面的牌坊（1951年拆除，現重建）這一條大街靠近上堡墻的一側有一排商業店鋪，大多經營與旅蒙商人相關的商品，按照波茲德涅耶夫的描述，張家口的稅關就在這條街上。這條大街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非常熱鬧。

大境門外元寶山西溝、正溝一帶也是重要的商業區。據《萬全縣志》記載：“張家口清中葉商賈輔輳，市面繁榮，殷實商號麋集市圈，光緒二十八年中俄條約……大境門外元寶山開為商場，遂成為陸路大商埠之一”1917年以后，大境門元寶山一帶從事蒙地貿易的商店和貨棧櫛比鱗次，大約有1500家，平均資本額為白銀1200兩，大街上終日車水馬龍，駱駝云集，熱鬧非凡。這些旅蒙巨商中以大盛魁、天義德、元盛魁為最大，根據1941年崇禮縣商務會對旅蒙業調查表可以看出西溝地區主要的字號有：億會元（光緒三十一年）、永誠銘（光緒三十二年）、隆盛元（民國四年）、億合通（民國五年）、積慶祥（民國十七年）、福興隆（民國二十年）、德義�。�民國二十四年）、合盛隆（民國二十七年）。 大境門外峽谷中有一片空曠的地方叫“壩崗子”，本地區的牲口交易就在這里進行，“尤其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各旗蒙古人和察哈爾各旗的蒙古人在秋冬季將近幾百千頭牛羊趕到這里來出售，陰歷五六月份壩崗子的牲口貿易特別興旺”。 當地也流傳著“大境門外一半牲口，一般人”的說法，可見牲口貿易的繁盛。

2、以下堡為核心的商業區

下堡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張家口堡，也就是張家口的發源地。張家口上下堡被八旗兵的校場隔開，在校場的南側有一排堿店，土堿也是張家口特色的商品，土堿主要產自塞外察哈爾的正藍、鑲白等旗境內，土堿的經營也需要得到政府的特許，在張家口向政府領有鹽引、正式從事土堿的字號有：德懋堿店、合成堿店、元隆堿店、全成堿店、德元堿店、天合堿店、元盛堿店、泰成堿店和裕源堿店。

在下堡最主要的商業街是武城街，武城街是張家口最古老的一條商業街，相傳在明成化年間因守將是武官，有武將思武之說，因而命名這條街為武城街，武城街南北長約為一華里。明成化年間在北武城街北口建了一座高大牌樓，上書“武城勝景”。到清朝乾隆二十六年在武城街南口筑起牌樓，上書“武城煙景”。根據《漫話張家口》所描述武城街主要的字號有“永發和煙酒茶糖雜貨店”、“裕成泰綢緞莊”、“裕元銀號”、“天一香茶樓”還有大昌元、德源茂、永德魁三家帽鋪、永昌生香油店、順泰聚瓷器店、南山藥堂、中華藥房、德興元、森茂號糕點鋪、文古齋畫店、利文、晉文紙店、莊祥成五金店、天成店等等。 下堡還有一個金融聚集地——棋盤街。棋盤街有許多小巷，其中有一條是稱為興隆巷，這條小巷聚集了大量的錢莊、銀號，前文所述下堡的錢莊基本上都集聚在這里，后來蒙疆銀行、察哈爾銀行也都集中在這里。

在下堡外也有重要的商業區，草廠巷就是其中之一，草廠巷為東西走向，東起新華街口，西至通順街，全長622米，寬3.5米。其巷內南北均有小巷，有武家大門、缸房巷、南北萬升玉巷、井棚巷、老茶店巷、東西駱號、三元巷、面鋪巷、陽溝巷、口袋巷。草廠巷有許多大院，這些大院多是經營旅蒙貿易的大商號的貨�；蛘呤菫樗麄兎�務的小商號。在旅蒙貿易中從南方運過來的茶葉都需要在這里停留、分包。

3、以怡安街為核心的商業區

怡安街就是現在橋東區的發源地，這些商業區的出現和京張鐵路的開通分不開。1904年前后在修建京張鐵路之處，張家口一些商家紛紛在火車站周圍購買地皮修建商鋪和住宅，在火車站的西南角一帶修建了怡安街、長安街、寶善街、長壽街等四條商業街，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后又修建了張家口東安市場、福壽街。根據《漫話張家口》考證，怡安街上大商號主要有：慎昌鐘表店、南山堂中藥房、開源布莊、恒源達百貨莊、啟元茶莊。

張家口的城市商業區的發展隨著不同時間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點，從市圈正溝西溝到堡子里在橋東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城市發展的軌跡，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我們還不能更明確的考證商業區內部不同行業的集聚和在時間上的前后延續。到1927年以后旅蒙貿易的衰落，張家口的整體商業地位快速下滑，“塞外明珠”開始暗淡無光。

三、以商業字號命名的張家口街道

張家口商業繁榮各種商業字號都非常多，許多街道就以本街道上比較有影響力的商業字號來命名街道。打開民國時期的地圖就非常明顯，者也恰好證明張家口城市商業的繁榮和商業文化的豐富。現將以字號命名的街道整理于下表：

序號 街道名 字號名稱 街道地點 備注

1 日升昌巷 日升昌 橋西區上堡西太平山下，南起朝陽洞廟，北至牌坊 1977年和德順齋巷合并，改名西山底

2 德順齋巷 德順齋 橋西區上堡西太平山下 1977年和日升昌巷合并，改名西山底

3 東、西駱號巷 東、西駱號 橋西區草廠巷

4 南、北萬升玉巷 萬升玉 橋西區草廠巷 萬升玉可能是面鋪

5 隆昌巷 隆昌洋行 橋西區東起馮窯廠、西至美人溝 俄國商人經營

6 三合店巷 三合店 橋西區北起古宏大街、南至西沙河路 鏢局

7 四順店巷 四順店 橋西區東起三合店巷、西至西沙河路

8 大源永店巷 大源永店

9 錦泉興巷 錦泉興 堡子里棋盤街

10 豐茂巷 永豐茂

11 義順齋巷 義順齋 橋西區明德南街

12 怡安街 怡安公司 橋東區宣化路到花園路之間

注：以上資料來源于《漫話張家口》和《張家口文史資料》，目前還不能找到十分清晰的民國時期張家口的地圖，現在張家口地圖大多沒有這些小巷名稱。

張家口除了大量以字號命名的街道，還有以行業命名的街道如：當鋪街、面鋪巷、缸房巷等等。這些街道名可以反映出張家口繁榮的商業歷史，這種情況在全國也是少見的。

最后把張家口地區疑似字號的村莊名整理于下，由于不了解這些村莊的歷史，只能從字面上判斷是否是字號，還有經驗不足，不能十分肯定。

保德堂、昌發厚、大美義城、德巨龍、德巨興、福全美、和順興、合義莊、四順永、天昌魁、天合永、天興元村、通海店、永太昌、永太梁、永德堂、玉順店

疑似和手工業有關的村莊名：

醋醬坊、大木廠、燈盞碗子村、東豆腐窯、缸房村、缸廠村、郭油坊村、木匠窯、銅匠灣

以上村莊名來源于張家口市政府網站

2016年10月20日

（王新磊系中國古代史二年級碩士）

2017年1月9日星期一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