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4期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批準號13&ZD154）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于2016年8月20-24日在湖南師范大學舉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學術顧問兼項目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國新聞史學會顧問、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吳廷俊先生，項目組核心成員：倪延年（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導）、王潤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張曉鋒（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導）、何村（渤海大學教授）、艾紅紅（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導）、萬京華（新華通訊社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方曉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導）、白潤生（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李建新（上海大學教授）、徐新平（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導）、韓叢耀（南京大學教授，博導）、劉 亞（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教授、博導）、李秀云（天津師范大學教授）、張立勤（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博士），劉繼忠（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博士）、王會（新華通訊社新聞研究所編輯）參加了會議。項目組核心成員鄧紹根（暨南大學教授、博導）因公請假。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和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合并進行。會議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學術顧問兼項目編纂委員會主任、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吳廷俊先生和項目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主持。吳廷俊教授主持了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和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的工作文件討論、最終成果書稿討論、階段性成果分冊書稿討論等階段會議。倪延年教授主持了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和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的總結階段會議。吳廷俊教授作了會議總結。

根據項目研究工作需要，本次會議主要議題為：（1）根據上次會議決定，第二次討論何村教授提交會議討論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部分書稿；（2）討論倪延年教授提交會議討論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部分書稿并進一步明確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的內容體系；（3）討論秘書處草擬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書本式研究成果審稿工作規范（討論稿）》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的撰稿規范（討論稿）》；（4）討論項目秘書處提交會議討論的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和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總序》；（5）逐冊討論審讀本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分冊書稿并提出修改意見；（6）討論個別子課題負責人的變更事宜。經過與會同行專家的共同努力，會議取得了預期的成果。

一、會議根據上次會議決議精神，第二次討論了渤海大學何村教授提交會議討論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第四卷）部分書稿，何村教授對書稿有關問題作了說明。會議認為：何村教授按照2015年度工作會議決議，在特殊情況下寫出了提交會議第二次討論的部分書稿，精神可嘉。由于何村教授在會上提出另一議題，會議沒有繼續討論他向會議提交討論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第四卷）部分書稿。

二、項目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向會議提交了《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部分書稿。經討論后會議達成如下共識：國家認定的項目招標書中關于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的內容體系設計不應隨意變動。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分卷的內容體系統一由“社會背景”、“新聞報業”、“其他新聞業”及“本卷結語”四個板塊組成。在四個板塊中，“社會背景”、“新聞報業”和“本卷結語”由分卷主編撰寫，“其他新聞業”（“新聞廣播業”、“新聞通訊業”、“圖像新聞業”、“軍隊新聞業”、“少數民族新聞業”、“外國在華新聞業”、“新聞經營管理”、“新聞管理體制”、“新聞教育”、“新聞學研究”等）由特約專題負責人撰寫“特約專題稿”，由分卷主編納入該分卷體系。

三、關于項目組工作規范文件。本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各分冊書稿已基本完成，陸續本次會議后將進入書稿審讀階段。為提高編纂委員會審讀書稿的工作效率和規范化水平，秘書處起草并向會議提交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書本式研究成果審稿工作規范（討論稿）》。鑒于項目組工作重心轉入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撰稿，為提高文稿修改和書稿撰寫的規劃化，秘書處以國家有關文件為基礎，起草并向會議提交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的撰稿規范（討論稿）》。倪延年同志受秘書處委托對文本的有關問題作了說明，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會議決定原則通過上述工作規范文件，由秘書處根據與會專家的修改意見進行修改，經首席專家審定后實施。

四、關于《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根據項目成果體系設計，本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一卷正文前設一篇《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對各分卷不便敘述但又應對讀者說明的諸如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歷史進程、研究對象、階段劃分、研究思想原則、研究成果體系、研究隊伍及工作組織等涉及全書整體的問題作總的介紹。根據這一設計，秘書處起草并向會議提交《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了認真熱烈的討論。會議認為，作為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的“緒論”，文字應盡可能精煉，現有篇幅應當壓縮；對成果亮點表述應力求新意；表述過程應增加使用創新的學術語言；對研究原則表述應仔細斟酌。會議責成秘書處根據各位專家學者意見和建議對文稿進行修改，提交下一次會議討論。

五、關于《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總序》。為體現本研究項目成果的整體性，將在由10個左右分冊組成的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正文前冠一篇由項目首席專家執筆撰寫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總序》，對各分冊不便敘述但又應對讀者說明的相關事宜進行總的說明，使讀者在接觸單一分冊時能對涉及全套“叢書”的如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的進程、研究對象、研究隊伍、研究組織、思想原則等基本問題有一宏觀了解。秘書處起草并向會議提交《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總序》，以便《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作者完成和修改書稿過程中參考。

六、關于“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書稿修改。這次會議的重點是討論特約研究專題負責人向會議提交的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據秘書處了解，《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中的專題分冊如《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艾紅紅）、《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萬京華等）、《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白潤生）、《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方曉紅等）、《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管理》（張立勤）、《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李建新）、《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徐新平、李秀云）、《民國時期的新聞交流》（倪延年）、《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鄧紹根）、《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劉亞）及《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韓叢耀）等已基本完成。會議采取“重點解剖”和“逐冊過堂”的方式對提交討論的“新聞廣播業”、“新聞通訊業”、“少數民族新聞業”、“新聞管理體制”、“新聞業經營管理”、“新聞教育”、“新聞學術研究”以及“新聞交流”等八個分冊書稿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并逐冊提出了修改意見。（另發）。

七、關于有關子課題負責人變動。由于近年的工作單位和崗位變動，工作壓力大，寫作時間很少，為不影響整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進展，何村教授正式向會議明確提出辭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和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分卷主編的請求。經與會專家學者認真討論，會議決定：（1）同意何村教授關于辭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課題負責人和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分卷主編的請求；（2）決定聘請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博士生導師劉亞教授擔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項目“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和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主編，全權負責上述研究工作。研究經費由秘書處保障，與原先劃撥到渤海大學的該子課題經費不發生關系；（3）會議對劉亞教授顧全大局的崇高精神表示敬意和感謝，希望項目組各位專家積極熱情支持劉亞教授的工作；（4）會議責成秘書處將變更第4子課題負責人的這一決定在《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上刊發，并及時報江蘇省社科規劃辦公室和全國社會規劃辦公室備案。（5）會議同意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聘請何村教授擔任“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子課題“民國創立前后的新聞業”的負責人（名列原負責人之后），其職責是協助首席專家完成有關工作。（6）秘書處2014年12月劃撥到渤海大學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課題專項研究經費5萬元人民幣繼續用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的研究工作。

八、關于下一階段工作安排。會議認為：（1）本項目組具有實現本項目組向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參加招標競爭時提交的《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第二批）投標書》承諾的“計劃完成時間為2018年12月”的有利條件。會議確認“2018年12月完成各項研究工作，向國家社科規劃辦公室申請結項驗收”的目標。（2）本項目研究工作應適時進行重心轉移，實現研究協調推進。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主編立即啟動實質性研究工作，2017年度工作會議將對部分書稿進行第一次討論。（3）項目編纂委員會應盡快啟動《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完稿分冊的審讀定稿工作。爭取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期間能基本定稿《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為與出版社接觸商談《叢書》出版事宜奠定基礎。

九、會議希望項目組各位專家學者繼續支持理解和配合秘書處工作，特別是在項目研究成果生產（積極參加項目組秘書處具體操辦的“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征文；在其他報刊上發表論文時標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號：13&ZD154）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學術成果的社會影響（全文復印、轉載、學術界關注等）及研究成果統計匯總（每年末都要上報有關成果的統計信息）等方面繼續予以配合和支持。

十、會議決定2017年下半年適當時間召開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議主題是審讀定稿《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和初次討論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書稿；與有關出版社初步商談《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出版事宜；

十一、會議同意考慮何村教授關于承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請求。具體事宜以正式通知為準。

自2015年11月項目組工作會議以來，項目組成員克服教學頭緒多、研究任務重、家庭事務雜等困難，按照會議形成的共識，思想上高度重視，行動上勉力奮進，時間上精心安排，基本完成了“叢書”各分冊書稿，為本次會議的順利召開奠定了堅實基礎。會議期間，與會專家學者克服高溫酷暑，以高度認真負責的精神狀態投入會議討論，體現了項目組成員“真心幫助”熱情和真誠，為圓滿完成會議任務作出了貢獻。在與會同行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會議實現了交流思想、增進友誼，統一認識、把握形勢，明確任務、解決問題的預期目標，秘書處對此表示真誠的感謝。在會議籌備和舉行過程中，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領導、專家學者及有關師生給予全力支持和周到安排，為會議順利召開和實現預期目標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與會全體同志對此表示真誠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關于《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及有關事宜的決議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于2016年8月20-24日在湖南師范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逐冊審讀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經過與會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會議達成如下共識，以作為下一階段工作的參照依據。

一、自2015年11月編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二次工作會議以來，《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撰稿工作按照計劃如期推進，《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艾紅紅）、《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萬京華等）、《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白潤生）、《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方曉紅等）、《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管理》（張立勤）、《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李建新）、《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徐新平、李秀云）、《民國時期的新聞交流》（倪延年）、《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鄧紹根）、《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劉亞）及《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韓叢耀）等已基本完成。提交本次會議審讀討論的分冊是艾紅紅、萬京華（等）、白潤生、方曉紅（等）、張立勤、李建新、徐新平和李秀云及倪延年執筆的分冊書稿。

二、會議采取“重點解剖”方式對《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和《民國時期的新聞交流》分冊進行了集中討論，提出如下修改建議：

（1）對于“新聞業經營管理”分冊。會議認為本冊書稿已比較完整。建議在視角立足點上可更高一些，理論觀點上還可再提升，注意“黃金十年”的綜合因素；更加客觀地評述共產黨新聞媒介的經營；盡量覆蓋到新聞廣播的經營，開掘新的史料；注意點面結合，在敘述“代表性”媒介經營的同時，用概述的方式拓展內容的覆蓋面，建議增加“其他報紙的經營”的內容；在體系和標題方面緊扣“經營管理”；注意闡述管理體制和經營的個性特征和階段特征；注意充分利用當時產生的新聞業經營活動數據但也要注意核對；注意區分民國南京政府和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特點；區分報人的經營理念和報館的經營活動的關系；在章節標題時段劃分上采取模糊處理方式，可不出現諸如“（1912-1928）”等表示明確時間段的信息。

（2）對于“新聞交流”分冊。建議界定本分冊核心概念“新聞交流”的內涵和外延，可以考慮采用甘惜分先生主編的《新聞學詞典》中的方法，對“新聞交流”從不同層面、側面予以界定和闡述，作為本分冊的理論立足點；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考察民國時期的新聞業中外交流實際情況，重點應放在“思想”和“學術”間的交流；不要把不屬于“新聞交流”的內容當作“新聞交流”；嚴格意義上的“交流”應該是雙向的、平等的、互動的；不僅要看到“交流”的形式，更要注重“交流”的結果；中國人在外國創辦新聞媒介和外國人在中國創辦新聞媒介是否能作為“新聞交流”的內容在本分冊加以敘述，如何避免與叢書其他分冊（如“外國在華新聞業”）內容上的重疊或重復；突出“交流”的效果、特點和特征。能否考慮從不同層面把中外新聞業的交流劃分成一級交流、二級交流予以敘述；建議考慮縮小“交流”的范圍，突出“交流”的結果。文字要緊湊，篇幅應壓縮，能壓縮到20萬字以內最好。

三、會議采用“逐冊過堂”的方式，對提交討論的各分冊書稿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分別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見：

（1）關于“新聞學研究”分冊。建議對“新聞學研究”這一概念進行明確的階段，區分“新聞學術”、“新聞理論”和“新聞學”不同概念的內涵，如是“新聞理論研究”，應當從研究對象、學科體系、生成形態等方面闡述，如是“新聞學術”或“新聞學”研究則另有敘述路徑；要區分“報刊”與“學術”的關系。要統一文稿的敘述路徑，把現在的一部分以“人物與思想”，另一部分按照“問題”敘述的體系格局統一起來。在體例統一方面，子課題負責人要發揮主導作用，充分尊重、討論協商，形成共識。

（2）關于“新聞管理體制”分冊。會議肯定該分冊的縱向時段敘述和專題板塊敘述相結合的內容體系結構。建議在章節標題上一方面要突出內容的特色性，同時注意標題形式的同一性；在明確敘述重點是宏觀層面的由國家法令法律、政府機構等為物化形態構建的宏觀管理體制的前提下，用提示的方式涉及新聞業的微觀管理體制（這部分內容以張立勤的《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為主體敘述）；為了完整呈現“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建議增加“日偽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的內容。

（3）關于“新聞通訊業”分冊。建議在該分冊的“社會背景”中緊扣“新聞通訊業”主題，避免通用化；對民國時期的“紅色”新聞通訊業，建議采用寫實的方式稱之為“共產黨新聞通訊業”；盡管民國時期的“中央通訊社”是在國民黨的直接掌控下，但和公開稱之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的《中央日報》還是有所區別，名義上應該屬于民國政府的行政性機構。有專家建議把現在第五章《民國時期中國人在海外開拓新聞通訊業務》按照時間段分別納入相關章節。

（4）關于“新聞教育”分冊。建議對“總論”內容進行調整和再思考，是否可以“本真逼近”和“多元呈現”統率；注意各章內容篇幅相對平衡（五章分別31頁、16頁、38頁、86頁、6頁）；章節內容劃分標準統一，第五章從教育層次（研究生），其他章節是從時間，最好統一起來；系統介紹新聞學歷教育的同時注意觀照民國時期“新聞職業教育”；在系統介紹漢族地區新聞教育的同時，觀照少數民族地區新聞教育（如《新疆日報》新聞訓練班）。

（5）關于“新聞廣播業”分冊。會議認為本分冊書稿已比較成熟。建議加強背景的專題性處理；如有可能建議考慮增加“收音機”的有關數據；增加當時較為普遍的“集體收聽”的內容；對“國民黨廣播人”的介紹和評述部分的內容建議可適當增加；有專家認為可以增加廣播電臺的技術參數。

（6）關于“少數民族新聞業”分冊。會議肯定本分冊史料系統、完整、扎實，是作者集數十年收集、積累和研究之大成。篇幅從2015年11月時提交會議的22萬字充實到現在的28萬字。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凝練文字，減縮篇幅，以求實現叢書分冊最多不超過25萬字的整體目標。

四、從提交會議討論的八個分冊書稿整體情況看，會議認為：（1）各位作者為撰寫分冊書稿付出了踏實的勞動，使得提交會議討論的分冊書稿基本成型，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各分冊書稿不平衡，執行撰稿要求寬嚴不一。（2）各分冊書稿在不同的層面、側面、方面都有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建議各位作者會后根據會議意見進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和提升。（3）各分冊是獨立的專著，在保證史料、史實基本覆蓋本專題領域的前提下，分冊的內容體系、行文風格、章節安排等可以靈活處理，不必強調各分冊統一。（4）繼續撰寫或修改書稿應根據國家有關標準和項目組“撰稿規范”進行文稿格式的統一設定，以提高后續工作的效率。（5）兩位及以上作者分頭執筆撰寫的分冊書稿，子課題第一負責人應起主導作用，以保證一個分冊的內容體系、行文風格及敘述角度的統一。（6）各分冊的篇幅大致控制在20萬字左右（一般不少于18萬，不超過25萬）。

五、《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負責人的下一階段工作。（1） 分冊書稿尚未完成的子課題負責人抓緊時間完成書稿撰寫任務；（2）已基本完成書稿并提交本次會議討論的分冊責任人，根據會議意見對書稿進行認真的修改，并于2016年12月底前將修改后的書稿返回秘書處；（3）適時轉入撰寫特約專題稿階段，以保證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的如期進展。（4）特約專題稿應在2017年度項目組工作會議前完成提交秘書處，以便年度工作會議審讀。所有特約專題稿應在2017年12月底前完成。

六、“特約專題稿”的基本要求。（1）特約專題稿不是分冊章節簡單移用，而應是“鳳凰涅槃”后與分冊基本史料和主要觀點一致，但表述上有較大差別的新成果。（2）特約專題稿的篇幅根據該部分內容在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有關分卷中的實際需要，由該分卷主編和特約專題稿轉寫責任人協商確定；（3）特約專題稿時段劃分要和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保持一致，以便按照“民國創建前后”、“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民國南京政府前期”、“民國南京政府中期”及“民國南京政府后期”五個階段納入《中華民國新聞史》有關分卷。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

項 目 秘 書 處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關于同意何村教授不再擔任子項目“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及《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主編請求的決議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點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于2013年6月10日正式立項后，因團隊部分成員不能繼續承擔有關工作，項目負責人倪延年邀請渤海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何村教授參加該課題團隊，負責“抗戰時期民國新聞業”研究。2013年9月又邀請何村教授擔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13年度（第二批）“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項目“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子課題負責人兼本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即《中華民國新聞史：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1937.8-1945.9）分卷主編。

何村教授參加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團隊后，草擬了項目投標書中《中華民國新聞史：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分卷章節目錄；撰寫了論文《統一戰線旗幟下〈重慶各報聯合版〉時期的〈新華日報〉》、《抗戰時期民族主義視閾下的國民黨黨營報紙大眾化》(載《新聞大學》，人大復印資料轉載)和《抗戰時期統一戰線旗幟下〈新華日報〉與重慶〈新民報〉的交往與合作》（載《新聞大學》），參加了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第二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和中國傳媒大學和中國新聞史學會主辦的“勿忘歷史：抗戰新聞史學術研討會”等學術活動。完成提交了項目組第二、三次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一、二次會議討論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部分書稿。這些工作和學術活動，充分表現出何村教授厚實的學術積累和研究能力，為擴大項目影響力和推進項目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于近年的工作單位和崗位變動，工作壓力大，寫作時間少，為不影響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整體進展，何村教授先后于2016年7月22日給秘書處電子郵件和8月20日在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上，正式明確提出辭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和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分卷主編的請求。鑒于何村教授的實際情況，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研究決定：

（1）同意何村教授不再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及《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主編的請求。

（2）同意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聘請何村教授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子課題“民國創立前后的新聞業”負責人（名列原負責人后），協助首席專家完成有關任務。

（3）項目秘書處2014年12月向渤海大學轉撥的本項目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的5萬元人民幣專用研究經費，繼續用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相關工作。

特此通報。

關于聘請劉亞教授擔任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及《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主編的決議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 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及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分卷主編渤海大學何村教授，由于近年工作單位和崗位變動，2016年7月22日給秘書處電子郵件和在8月20日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正式提出辭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和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分卷主編的請求。會議接受了何村教授的請求。

項目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研究決定：聘請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人民解放軍新聞傳播史》負責人、我國第一部《軍事新聞學》專著作者劉亞教授擔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負責人暨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分卷主編。

早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2013年6月立項時，劉亞教授就應項目負責人倪延年教授誠邀，加盟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團隊，負責“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特約專題研究，撰寫特約專題稿“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參加2013年10月舉行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課題組第一次工作會議”，參加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的競標團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競標成功后，劉亞教授成為特約研究專題“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負責人、《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分冊作者和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中“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特約稿撰寫責任人。現在，上述研究任務已基本完成。

劉亞教授擔任子課題負責人和分卷主編后，全權負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研究暨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研究和撰稿工作。項目秘書處給予相應經費保障，與已轉撥到渤海大學的該子課題5萬元不發生關系，積極做好統籌協調工作，為本項目第4子課題和《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的研究撰稿工作提供條件保障。劉亞教授為保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工作的整體如期推進，顧全大局，勇挑重擔，秘書處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誠的感謝；請項目組各位同行專家繼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合作共贏，尤其是全力支持劉亞教授負責的研究工作，為順利圓滿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作出新的貢獻。

討論文稿

《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

（討論二稿）

【編者按】根據項目成果體系設計，本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一卷正文前設一篇《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對各分卷不便敘述但又應對讀者說明的諸如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歷史進程、研究對象、階段劃分、研究思想原則、研究成果體系、研究隊伍及工作組織等涉及全書整體的問題作總的介紹。根據這一設計，秘書處起草并向會議提交《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了認真熱烈的討論。會議認為，作為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的“緒論”，文字應盡可能精煉，現有篇幅應當壓縮；對成果亮點表述應力求新意；表述過程應增加使用創新的學術語言；對研究原則表述應仔細斟酌。會議責成秘書處根據各位專家學者意見和建議對文稿進行修改，提交下一次會議討論。

本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第二批）“中華民國新聞史”（編號13&ZD154）的最終主體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亦簡稱“民國新聞史”）是再現和研究中國新聞業數千年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中華民國時期新聞業”（亦簡稱“民國新聞業”）產生、發展、變化的歷史及內其規律的專門史學，既是與“中國新聞通史”對應的“中國新聞斷代史”組成部分，也是與綜合性“中華民國史”對應的“中華民國專門史”組成部分。本緒論主要就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歷史進程、民國新聞史的研究對象、民國新聞史的階段劃分、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思想原則、本項目研究的成果體系和工作組織等涉及全書的問題作一總的介紹。

一

本課題研究是在中國新聞史學界發端“民國新聞史”研究后數十年學術積累基礎上進行的。自孫中山1912年元旦領導在南京創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至今為止的100多年間，中國新聞史學界以“民國新聞史”為對象進行學術研究的發展歷程，大致分成如下四個階段：

（一）民國新聞史研究的起步發展階段

以民國新聞史為對象進行的學術研究始于袁世凱死后的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第一部涉及民國新聞史內容的著作是姚公鶴所撰并于1917年公開發表的《上海報紙小史》。《上海報紙小史》所述內容的時間跨度上自《申報》創辦的1872年起，止于袁世凱稱帝失敗病逝的1916年。作者在書中對“上海報界實體上變遷沿革盛衰興廢之大要”做了圖景式的描繪與分析，尤其是關于“上海報紙的經營與印刷情況”、“上海報人地位的演變”、“上海新聞報紙報道形式的發展”、“民眾對上海報紙的態度”及“上海報界公會”等內容，已具有較明顯的“研究”色彩而不僅僅是史料記錄。

自《上海報紙小史》開先河后，記載和研究民國新聞業的著作就連綿不斷。主要成果有：申報館編印《申報館紀念冊》（上海申報館1918年）、陳冷主編《時報館紀念冊》（上海時報館1921年）、上海新聞報館編《新聞報卅周年紀念冊》（上海新聞報館1922年）、黃炎培編《最近五十年：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申報館1923年）、汪英賓著《中國報刊的興起》（英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1924年）；蔣國珍著《中國新聞發達史》（上海世界書局1927年）、戈公振著《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張靜廬著《中國的新聞紙》和《中國的新聞記者》（上海光華書局1928年）；黃汝翼著《新聞事業進化小史》（上海中央日報社1928年）、上海日報公會編《上海之報界》（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黃天鵬著《中國新聞事業》（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項士元著《浙江新聞史》（杭州之江日報社1930年）、杜超彬著《最近百年中日兩國新聞事業之比較》（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會1931年）、趙敏恒著《外人在華新聞事業》（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1932年）、燕京大學新聞系編《中國報界交通錄：新聞學研究第2號》（編者1932年印）、胡道靜著《上海的日報》、《上海的定期刊物》和《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上海通志館1935年）、楊家駱著《中國期刊社報社通訊社一覽表：民國史稿副刊之一》（南京中國辭典館1935年）；郭步陶編著《本國新聞事業》和謝六逸編著《國外新聞事業》（上海申報館出版）、林語堂著《中國報刊與輿論史》（英文，上海凱利爾和威爾士有限公司1936年）、馬蔭良著《中國報紙簡史》（英文，上海申報館1937）、邵介著《中國報史述略》（福州中央日報社1937年）和吳成著《非常時期的報紙》（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等。

這一階段既是民國新聞史從起源到起步發展的階段，也是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迅速發展階段，更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黃金階段。從南京國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的1927年4月到1937年日本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制造的“七?七事變”爆發前的這十年間，中國學術界包括民國新聞史研究在內的新聞史研究出現一個高潮：1918年至1926年間的8年間一共出版（印行）與民國新聞史有關的書籍6種（5種大報“紀念冊”及汪英賓《中國報刊的興起》）；從1927年到1937年10年間共出版（印行）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34種，除了3種大報 “紀念冊”外，其他都是研究性質著述或編著。這一階段對民國新聞史研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在宏觀研究“中國新聞史”的著作中順延介紹到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歷程，如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該書撰于1925-1926年間，全書6章約28萬字。其中第五章“民國成立以后”和第6章“報界之現狀”即是對民國新聞史的研究，其篇幅占全書一半。二是一些著名大報如《申報》、《新聞報》、《時報》等紛紛編輯出版“紀念冊”介紹到各報在民國時期的發展歷程，勾勒出了中國進入民國時期近二十年間新聞業的發展歷程；三是出現了一批以研究新聞史為學術特長的學者。最著名的是戈公振，其《中國報學史》是20世紀唯一的一種有外文譯本、享譽國內外的中國新聞史代表作。

（二）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戰時”發展階段

就在新聞學界對中國新聞史（包括民國新聞史）研究方興未艾的1937年，中國政治軍事外交態勢發生了重大變故。這年7月7日爆發的“七?七事變”，迫使中國從原先發展軌道轉向“戰時”狀態下全民族抗日救亡階段。包括新聞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也隨之進入戰亂動蕩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在中國抗戰勝利后因美國的介入延續到國共兩黨軍隊決戰塵埃落定的20世紀40年代結束為止。

這一階段產生的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如：趙君豪著《中國近代之報業》（香港申報館1938年）、胡道靜著《報壇逸話》（上海世界書局1940年）、戈公振著《新聞學》（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初版）、（法）淮爾（G.Weill）著，宋善良譯述《日報期刊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中美日報讀訊會編《新聞史綱》（上海羅斯福出版公司1941年）、余戾林編《中國近代新聞界大事記》（成都新新新聞報館1941年）、章丹鳳著《近百年來中國報紙之發展及其趨勢》（上海開明書局[桂林]1942年）、寄鷗的《武漢新聞史》（1943年）、容又銘編著、馬星野校訂《世界報業現狀》（桂林銘真出版社1943年）、管翼賢著《新聞學集成》（中華新聞學院1943年）、趙君豪著《上海報人的奮斗》（重慶爾雅書店1944年）；程啟恒著《戰時中國報業》（桂林銘真出版社1944年初版）；程其恒編《各國新聞事業概述》（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4年初版）；龍之鵬編著《各國新聞事業透視》（重慶大華書局1944年）、蔡天梅編著《新民報社史》（新民報社1944年）、吳憲增編著《中國新聞教育史》（石門新報社1944年）、史梅岑編著《新聞學綱要》（河洛日報社1945年版）、胡道靜著《新聞史上的新時代》（上海世界書局1946年）等等。

這是一個戰亂不斷的動蕩年代——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延續14年的共同目標，圍繞抗戰勝利后中國走什么道路進行的國共兩黨三年決戰所帶來的戰時頻仍和對社會文化積淀以及生產力的破壞，決定這一階段是學術研究極端困難的年代，不少處于學術研究盛產期的學者投筆從戎報效祖國，從而使包括民國新聞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力量大大減弱，成果數量和質量都明顯下降；更是一個魚龍俱下的歷史階段，一方面是為民族獨立和解放不屈奮斗的仁人志士堅持民族氣節披荊斬棘；另一方面是一些認賊作父的漢奸文人（報人、學人）借“學術”之名恬不知恥地為主子效勞，為自己臉上貼金。縱觀這一階段民國新聞史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有如下幾個比較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在極端困難的社會環境中，一批新聞史研究者克服困難堅持研究，使得民國新聞史研究在困難環境下保持了研究脈絡的延續。由于“九?一八事變”是發生在地處相對邊陲東北地區，日本侵略我國東北的行徑對內地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干擾還須時間，所以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內地的民國新聞史研究所受影響還不明顯。從1932年到1937年的6年間，仍然產出了17件成果（其中學術性著述有11種，占所有成果的64.7%）。 二是這一階段的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被烙下了清晰的時代印記。一些成果名稱或成果生產者署名中出現了“戰時”、“非常時期”乃至“戰時新聞檢查局”、“新聞監察局”等，為當時的“戰時”氛圍和管理機制留下了印記；另外一些成果的產出者則是眾人皆知的漢奸文人（報人、學人）如管賢翼的《新聞學集成》、吳憲增的《中國新聞教育史》等所謂“學術著作”出版。三是由于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一部分的屬性，中國抗日戰爭一方面需要世界各國的支持和聲援，另一方面也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做貢獻，所以在民國新聞史研究方面也就出現了一批把民國新聞史放在世界新聞史中研究或是把中國新聞史和外國新聞史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如《世界報業現狀》（容又銘編著、馬星野校訂）、《各國新聞事業概述》（程其恒）和《各國新聞事業透視》（龍之鵬）等。四是1946年6月26日全面內戰爆發。此后，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退卻到戰略反攻，國民黨軍隊則從全面進攻到重點進攻再到全面潰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被解放軍占領后一遷再遷，最后在祖國東南沿海臺灣島茍延殘喘。在全面內戰環境中，“和平建國”成為泡影，學術研究無從談起，包括民國新聞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成果寥寥，幾乎空白。

（三）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曲折發展階段

20世紀中葉的中國，隔著臺灣海峽的兩岸實行兩種政治和社會制度。兩岸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經濟方面互不往來，兩岸人員隔峽相望，軍事外交劍拔弩張。這邊大聲宣示“一定要解放臺灣”，那邊發誓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種現實對海峽兩岸的民國新聞史研究造成了直接影響和制約。

播遷到臺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仍然實行國民黨主導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因為國民黨臺灣當局為穩定政權采用以軍警憲特為主導的“戒嚴狀態”和以高壓政治為核心的“威權統治”，嚴重禁錮了學術界的思想思考和學術探索；另一方面則是臺灣地區新聞史學術界同人按照“隔代修史”的慣例，還沒有對“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進行專門的研究，只是在“中國新聞（通）史”、“臺灣地區報業史”或報人們的回憶性類著作中敘述到這一歷史階段新聞史的內容。由于國民黨政府遷移到臺灣后需緩神喘氣，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有新聞史學者開始牽頭啟動新聞史教材研究和編撰工作。1962年6月，曾虛白在美國亞洲協會主持者巴克資助下，約請在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任教同仁李瞻、陳圣士、閻沁恒、黎劍瑩及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校友常崇寶、卞氷峯、張玉法等分章進行研究，朱傳譽后來也參與其中。1965年1月完成初稿，1966年4月由臺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初版。此后出版的該類著作有：馮愛群著1967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華僑報業史》；賴光臨著1971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1977年臺灣三民書局出版的《中國新聞傳播史》和1981年臺灣中央日報社出版的《七十年中國報業史》；李炳炎著《中國新聞史》1986年由臺灣陶氏出版社（再版）、李瞻主編由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史》則是從臺北市新聞編輯人協會1951至1973年創辦的《報學》半年刊40期中選輯有關中國新聞史的26篇文章匯編而成，從時間角度包括宋代、清代和民國時期、從地域角度則涉及到上海、廣東、東北和臺灣等地報業。程之行著1995年3月由臺灣亞太圖書出版社出版的《新聞傳播史》；鄭貞銘著由遠流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百年報人》（系列著作）；王天濱著《臺灣新聞傳播史》和《臺灣報業史》臺灣亞太圖書出版社于2002年8月和2003年4月先后出版，等等。從臺灣地區出版的上述新聞史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臺灣地區的新聞史學者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研究包含在“中國新聞史”和“臺灣地區新聞史”的研究中。直到進入21世紀已過去近20年的現在，臺灣地區還沒有出版以“民國新聞史”為著作題名的新聞史專著，這一方面有特定的社會環境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傳統文化認知習慣所致。

臺灣海峽對面的大陸地區，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的發展歷程則是另一種情況。由于新政權是在國民黨政權廢墟上建立的，對國民黨潰敗臺灣前潛伏特務的警惕及對地主資產階級“復辟”的警惕，使執掌新政權的共產黨人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一方面是全力宣傳新政府的方針政策，打擊對新政權的破壞活動，全力宣傳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新聞業的光輝歷程，以增強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思想政治運動，改造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思想意識，尤其是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并迅速發展的“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極“左”社會氛圍，更使得學術界人人自危，“中華民國新聞史”乃至與“中華民國新聞史”更成為學術界不愿也不敢觸及的研究對象，尤其是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或者是有這樣那樣“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對民國新聞史研究更是避之不及，從解放區出來的共產黨知識分子則因在領導崗位無暇從事學術研究。因此這一階段大陸地區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研究主要是對這一階段中共產黨和民主新聞業發展史的研究，對當時處于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及其政府新聞業發展史的研究基本是空白。只是全國政協和各地政協從1959年開始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中收錄的民主人士回憶錄中涉及到這一階段新聞業及一些業務單位編印的內部刊物上登載了一些為數不多的研究文章。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師方漢奇1965年完成了《中國近代報刊簡史講義》（1973年1月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印成冊）。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大陸地區經過“真理標準”討論并開始“改革開放”后才漸次改變。盡管大陸地區學術界的“思想解放”不斷深入，學術視野不斷開闊，但一是數十年積壓下來需研究的問題實在太多，二是在學術界唱主角的仍是從民國時期過來或建國前十七年間培養的知識分子，思想觀念轉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三是新的學術隊伍形成更需要一個時間過程，所以直至20世紀結束時，大陸學術界一直沒有出現以“中華民國新聞史”為著作標題的學術專著。但大陸學術界對“中華民國”這一歷史階段新聞史的研究沒有完全停滯。只是盡管研究的“民國時期”新聞史內容，但卻不以“民國新聞史”的標題出現。研究成果問世主要有幾種方式：一是在“中國新聞史”的大框架內從古代一直延伸到“中華民國”時期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種情況在各種“中國新聞通史”的專著或教材中常見，在中國大陸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如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三卷本）、白潤生編著的《中國新聞通史綱要》、吳廷俊著《中國新聞史新修》、劉家林的《中國新聞通史》及方曉紅的《中國新聞簡史》（再版時改名為《中國新聞史》）等；二是在“中國古代新聞史”、“中國近代新聞史”或“中國現代新聞史”著作或教材中涉及“中華民國新聞史”中的某一階段內容，如王洪祥主編的《中國新聞史》（古近代部分），其中第五章“北洋軍閥初期的新聞傳播和名記者的出現”介紹的是民國創立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這八年的新聞史；又如方漢奇著《中國近代報刊史》最后一章（第七章）“民國初年和北洋軍閥統治初期的報刊”以“五四運動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工人階級報刊的出現，中國報刊的歷史也進入了新的階段”為結束，表明該書也研究到民國初期八年間的中國報刊。三是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及其他專門史的著作或教材中作為背景或陪襯的內容出現。在1972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后，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由李新、孫思白牽頭開始編寫《中華民國史》。1981年出版了1949年以后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第一部民國史《中華民國史》第一卷。到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時，《中華民國史》十二卷全部出齊。在這期間，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自1979年開始陸續出版；徐友春主編的《民國人物大辭典》于1991年出版；韓信夫、姜克夫主編的《中華民國大事記》于1997年出版，南京大學張憲文等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大辭典》于2001年出版；接著張憲文等著的《中華民國史》（四卷本）于2005年12月出版；朱漢國、楊群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十卷本）于2006年1月出版，這些“民國時期”史學著作多有涉及“民國新聞史”的內容。

（四）“民國新聞史”成為學術概念的階段

2007年第8期的上海《新聞記者》雜志上刊載了時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王詠梅撰寫的書評《研究民國新聞史的新資料——讀〈胡政之文集〉》，這是1949年以后大陸學者所發表的學術文獻標題中較早出現“民國新聞史”這一學術概念的文獻。2008年12月，胡小平著《民國新聞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1949年后大陸學者撰寫出版的學術性著述中較早出現“民國新聞史”學術概念的專著。該書大32開，有“引言”1頁。全書339頁。內容體例是全書分四“編”（“第一編 北洋時期新聞業的成長”、“第二編 國民政府時期的新聞業”、“第三編 抗戰時期的新聞業”、“第四編 內戰時期的新聞業”），每“編”設“章”，數目不等（第一編12章，第二編8章；第三編10章，第四編5章），“章”不分節。如“第一編 北洋時期新聞業的成長”中“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的暫時輝煌”內容共6頁加3行，不再分“節”。附有“主要參考書目”（含21種圖書及其責任者、出版單位、出版年月及版次信息）。 2011年1月出版的《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1期上刊載倪延年《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意義、體系和實施》一文，這是大陸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以“民國新聞史研究”為主題的專業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同年第5期全文轉載）。 同年3月，作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成立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之一的由中國新聞史學會、臺灣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和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院共同主辦的“成舍我與民國新聞史國際學術探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是目前所知大陸地區新聞史學界舉辦的、在活動名稱中較早出現“民國新聞史”概念的第一個學術交流活動,也是臺灣地區新聞史學研究單位參與主辦的第一個與“民國新聞史”研究直接相關的學術交流活動。2014年5月，由中國新聞史學會主辦、南京師范大學承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計劃中承辦的全國性學術會議“再現歷史，探尋規律：首屆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論壇”在南京師范大學舉行，這是中國新聞史學會舉辦的、立足大陸地區新聞史學界、以“中華民國新聞史”為主題的第一次專題學術研討活動，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4）》。2014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創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學科文摘系列”之一的《新聞學傳播學文摘》正式創刊出版2014年卷（總一卷），選取論文時段為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這本文摘分為三大板塊：其一是全文轉載，即編者認為這些論文值得你花時間認真閱讀的；其二是觀點摘登，即我們認為這些文章中的觀點有新意，值得你了解一下的；其三是論文題錄，即我們認為這些論文有一定價值，值得向你推薦，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按圖索驥地查找原文”（唐緒軍：《（新聞學傳播學文摘）編纂說明》）。該文摘“新聞史”中全文轉載兩篇論文，一篇是復旦大學出版社姜華《從良心自由到出版自由——西方近代早期新聞出版自由理念的形成及演變》（原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8期）；另一篇是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倪延年《論民國時期的新聞史研究進程及階段特點》（原載《現代傳播》2014年第5期）。2016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進行了第四屆（2015年度）全國新聞傳播學優秀論文遴選，從165種期刊2015年發表的10831篇新聞學與傳播學論文中選出10篇優秀論文，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倪延年《論民國新聞史業的起源、發展歷程及歷史評價問題》（載《現代傳播》2015年第8期）入選其中，近幾年間大陸新聞史學界“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所受關注之一斑。

二

民國新聞史的宏觀研究對象是民國新聞業的發展進程及其內在規律。涉及到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

一、“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內涵

“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內涵是指“民國新聞史研究”這一特定學術性研究活動所涉及的社會事物總和。就我們目前的認識水平而言，“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內涵應該包括如下方面：

（一）民國時期新聞業發展變化的社會環境要素

新聞事業的出現和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中華民國時期新聞業是中國新聞業發展到中華民國這一特定階段的產物。只有民國時期特定的社會環境才有可能出現民國時期新聞業。回顧民國新聞業（乃至中國所有歷史朝代或世界上所有國家或民族新聞業）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社會環境與新聞業構成要素間的密切互動——社會環境為新聞業的產生發展提供了人力、物力、技術、理論、經驗、需求及社會認知等基本條件和動力，新聞業的出現和發展則為社會環境中的傳統文化和新的知識、技術、觀念的社會性“流動”和普及增加了新的傳播途徑和提高傳播效果的可能。

在民國新聞業起源、發展、變化的不同階段，新聞業所處社會環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宗教、科學技術等構成要素，一方面具有歷史文化傳統延續性，在眾多變化中難以改變數千年形成的民族傳統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又具有時代潮流推動下的變化性，各種要素如“移步換景”一樣在不斷變化和運動的同時塑造“新聞史”的形象。研究民國新聞業發展歷程中不同階段社會環境的差異和變化，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新聞業為什么會在那個社會階段發生那些具有顯著特點的變化？為什么會在那個社會階段中出現那些具有個性的新聞媒介和新聞人？為什么會在那個社會階段出現那些具有重要影響的新聞事件和新聞團體？這些既是研究民國新聞史必須回答和闡述的問題，更是離開了對當時社會環境要素的研究無法解答的問題——毫無疑問地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二）民國時期不斷發展變化的新聞業物理要素

假如把民國時期新聞業產生、發展和變化的社會環境比作表演的舞臺，構成新聞業的物理要素就是在舞臺上表演的演員。人們感知民國新聞業存在的最直接體驗是構成民國新聞業的具體物理要素。這些要素主要包括：

1、民國時期的新聞人。是構成“民國新聞史”這一研究對象的所有要素中最具有主動性和革命性的要素。“民國時期新聞人”是指“民國時期社會成員中專門從事社會新聞傳播活動的那一部分社會成員”。“社會新聞傳播活動”是一個包含眾多工作環節的完整社會活動過程，具體包括新聞消息的采訪（獲得）活動，新聞消息的選擇（編輯）活動，新聞消息的荷載（印制）活動，新聞消息的傳播（發行）活動，對新聞消息的采訪、選擇、印制、傳播等活動進行的行政性管理活動以及新聞傳播活動所需特殊專業人才（采訪人才、編輯人才、管理人才等）進行專業性教育（培訓）活動等等。從上述方面認識，民國時期的“新聞人”就涵蓋了采集新聞消息的新聞記者及為報紙專欄提供文學藝術作品的作家和藝術家、對記者采集獲得的新聞消息及作者投稿的其他文字（圖像）內容進行篩選錄用和報紙版面設計的文字編輯和版面編輯設計、根據值班編輯編定（當然要經過報社高層管理人員審定）的報紙文稿進行排字、校對及印刷的報紙印刷人員、把印制完成的新聞報紙通過報攤銷售或投送到訂戶等方式傳播到報紙受眾手里的發行人員、從事新聞教育及研究的專業人員，當然更少不了為保證上述活動正常運行而存在的各個環節的新聞和業務管理人員。即使是在“民國時期”這也應該是個龐大的社會成員群體，但并不是其中每個人都能成為研究的具體對象，實際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新聞人”可能成為“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中的“新聞人”之一。他們或是在新聞活動中做出了突出貢獻并得到同行和學界認同，或是因特定新聞事件產生較大社會影響而名留青史；再或者是在新聞媒介運作或新聞學術研究等方面引人關注。而在實際的“民國新聞史”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新聞人”又主要是處于新聞活動鏈上游的新聞采訪、新聞編輯以及新聞管理環節的人物，至于新聞紙制造、新聞報紙印刷及新聞紙發行環節中的人物則更少有機會被新聞史研究人員所關注。

2、民國時期的新聞媒介。是構成“民國新聞史”這一研究對象的所有要素中僅次于“新聞人”要素的基本要素。民國時期雖然不到四十年，但卻是中國新聞媒介家族增加成員最為頻繁也是發展較快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國傳統的舊式新聞報紙完成了從以朝廷新聞為主要內容的傳統報紙向以社會新聞為主體的近代報紙的轉型，從明末就出現的以翻印朝報為主要內容的民間《京報》在辛亥革命后因皇帝退位自行消亡；在代表不同政治理念或治國方略的政黨報紙隨著各式各樣政黨政團的出現成為新聞界主力的同時，由外國在華勢力在背后支撐的少數民營大報影響力不斷增大（北方以天津《大公報》為牛耳，南方以上海《申報》為馬首）；辛亥革命期間登上新聞傳播舞臺的新聞紀錄電影成為新的新聞媒介。武昌起義后由著名雜技幻術家朱連奎和美利公司洋行在前線合作拍攝的記錄武昌新軍起義后幾次重大戰斗實況的《武漢戰爭》于當年12月1日在上海南京路謀得利戲院朱連奎的雜技節目上演時同場映出。1917年秋商務印書館經手盤進美國商人一套攝影設備，1918年拍攝了報道1918年12月上海焚燒大量煙土實況的新聞紀錄電影《上海焚毀存土》，1920年7月董事會決定正式成立我國第一個專門的電影攝制機構“活動影戲部”。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廣播電臺是1920年11月2日開始播音的美國匹茲堡的KDKA廣播電臺。1922年12月，美國人奧斯邦（E.G.Osborn）來到上海和英文大陸報館（The China Press）合辦中國境內第一座廣播電臺“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臺”，并于1923年1月23日晚首次播音。再加上20世紀初就傳入中國的照相銅版制版技術使得辛亥革命后新聞報紙更加廣泛使用的新聞攝影照片，基本完成了民國時期包括新聞報紙、新聞電影、新聞廣播及新聞攝影等中國新聞媒介體系的完整構建。對民國時期新聞媒介史的研究毫無疑問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3、民國時期的新聞活動。民國時期的新聞采訪、編輯、印制、發行和傳播等業務性活動是構成“民國新聞史”的基本要素，也是“非新聞人”感知和接觸新聞的唯一途徑。“新聞”的運作路線圖是“從受眾中來，到受眾中去”，即新聞采訪人員（專兼職記者）在社會生活領域中發現新聞受眾可能感興趣且具有正能量的新聞線索后經過采訪、收集、追蹤或調查等環節寫成新聞稿件，報紙編輯經過編輯、排版、印制后成為新聞報紙，又傳播給新聞受眾的過程。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們思想的進步，新聞活動的理念、技術、方法、技巧及專用設備（設施）等不斷發展和進步，使得新聞活動的質量、水平和效果不斷提高。研究“民國時期”新聞的采訪、撰稿、編輯、排版、印制、發行和傳播等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不斷創新和進步，自然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在“民國時期”新聞活動過程中發生的新聞性社會事件或者是由于新聞活動所產生的社會反響導致的社會性新聞事件，更是“民國新聞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4、民國時期的新聞活動成果。主要是指民國時期新聞活動形成并流傳給后世的物質的或精神的、文字的或圖像的、公開出版物或檔案文獻等類型的成果。它們是當時歷史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具有難以替代的史料功能。現保存在各種類型的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以及其他學術機構圖書館或文獻信息中心的生產于民國時期的數量巨大的新聞報紙、雜志、畫報及其他載體的原始性文獻，肯定是研究民國新聞史最基礎、最寶貴、最有說服力的第一手史料。現收藏在各類檔案館、博物館以及個人收藏處所的產生于民國時期的與新聞有關的大量檔案文獻、照片、膠卷、電影膠片以及實物等，也是研究“民國新聞史”的重要史料支撐和原始信息的重要來源。現收藏于民國時期新聞史人物得后人手中或委托收藏于有關文獻單位的當時歷史見證人的日記、手稿、書信等，同樣是探尋民國時期新聞人的思想、心理、情感變化的重要依據，更是深度研究“民國新聞史”必不可少的參照文獻。由于各種各樣以及眾所周知的原因，民國時期新聞活動的數量巨大的各類成果流散于民間甚至流散于海外，成為當今研究民國新聞史的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把上述各類民國時期新聞活動成果進行綜合的而又有條理的、歷史但又辯證的研究，方能盡可能真實地再現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真實面貌，從中探尋到民國時期新聞史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

（三）民國時期新聞活動的管理和支撐系統。

民國新聞業是一個客觀的社會存在，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發展變化的特定社會活動，即產生并受制約于特定的社會環境，又推動或促進特定的社會環境的改善或變化。

1、國家新聞業管理體制、運作機制。從一般意義上講，早期的新聞活動是自發產生的，到了社會統治階級感覺到新聞活動對其統治權威或地位產生不利影響或威脅時，才會動用行政乃至法律的資源或手段對新聞活動進行管理或限制——這就出現了社會（政府）對新聞媒介、新聞人、新聞活動成果以及新聞人依托新聞媒介所進行的新聞傳播活動的專門管理機構以及作為工作依據的新聞法令制度。研究“民國時期”政府對社會（也包括政黨）新聞活動的管理體制及其組織形態、內在構成、運作機制；研究不同階段政府新聞政策、新聞法制等產生發展的社會動因及社會效果等多種要素的發展歷程，當然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

2、新聞傳播活動形成的社會氛圍。新聞人依托新聞媒介進行新聞活動社會價值的體現方式之一，是受眾在接受新聞傳播以后在思想、觀念、知識、技能等方面表現出來的進步和發展——這就是最近興起的閱讀史研究，新聞報刊由于其荷載內容信息的新穎性特征比圖書更為明顯，所以對受眾思想、觀念、知識、技能的積極影響也更加明顯，而受眾的這些積極變化又必然會在社會整體的進步和發展乃至民國時期新聞業本身的進步和發展中得到體現。民國時期的中國新聞業經歷了一個明顯而又巨大的轉變和進步，除了新聞事業的規模和實力得到迅速發展外，政府及社會民眾對新聞人、新聞媒介及新聞活動的社會認可度等都有了歷史性進步。以民營報紙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力為例，明末清初出現的民營《京報》、鴉片戰爭后出現的如《萬國公報》等外國在華傳教士所辦報刊，19世紀后期出現的《申報》、《新聞報》等外商所辦新聞紙，其影響力的確在不斷增強，但和民國時期由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合辦的《大公報》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相比，其間懸殊之巨不用贅言——形象地說明了民國時期新聞報業的社會認可度和影響力在政府和民眾意識中的提升，這是民國新聞史研究不應該忽視的內容。

二、“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外延

“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外延是指“民國新聞史研究”這一特定學術性研究活動所涉及社會事物的時間、空間范圍。我們認為“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外延應該是：

（一）“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時間范圍以“中華民國”創立后的新聞業為主體，但應從探尋民國新聞業的“起源”開始。

對“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時間范圍，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胡小平《民國新聞史》開篇第一章是“辛亥革命后的短暫輝煌”，該書第一句是“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組成臨時政府，并就任臨時大總統。全國出現一個短時期的前所未有的辦報高潮”，表明作者是從“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月1日”書寫這本《民國新聞史》的。但“民國新聞業”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構成“民國新聞史”主體的為“創建民國”奮斗的革命黨新聞人創辦的新聞媒介及其新聞傳播活動也不是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創立的1912年1月1日才突然出現的；構成1912年1月1日后民國新聞業的主要新聞媒介如同盟會的《民立報》、《大陸報》及商業性新聞報紙《申報》、《大公報》等也不是在民國創立后才創辦的。歷史不能割斷，割斷的歷史不能揭示來龍去脈。要探尋民國新聞史之所以產生、發展、壯大和取得勝利，必須從源頭上探究。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組成和實際辦事人員中，同盟會基本保持了對臨時政府的領導權，所以民國創立時的新聞業是以“同盟會”為主導的“民國新聞業”，因此把同盟會政治領袖孫中山新聞活動的起源時間作為“民國新聞業”的起源時間應是站得住腳的。

（二）“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作為中國中央政府時期的新聞史，不包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為地區政府后的新聞史。

在經歷了自1946年6月正式打響的三年多時間國共兩黨軍隊內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遼沈、平津、淮海、渡江等戰役中獲得完勝，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被中國共產黨領導并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自后來成為國民黨領袖（總裁）蔣介石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后，就一直在南京市長江路292號“總統府”門樓上飄揚了二十多年的“青天白日旗”被解放軍戰士扯下，升起象征革命勝利的紅旗，標志著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已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推翻（國民黨的政府機構倉皇遷往廣州；廣州被人民解放軍攻占后又撤到重慶，重慶被解放軍攻占后又遷到成都，最后落腳在東南沿海孤島臺灣）。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軍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兩廣以外的全國大陸大部分地區。1949年 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了“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等法律，議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國歌、國旗及決定采用公元紀年；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成員、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成員。1949年10月1日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正式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舉行了隆重的開國大典，標志著管治中國大部分領土和人民的中央政府更迭過程順利完成。盡管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依舊打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招牌，蔣介石也仍于1950年3月1日復任“總統”，但其管理權力所達到的地區范圍只有臺灣、澎湖、金門和馬祖等島嶼，與“中華民國”締造者孫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簽署公布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所規定的“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的領土疆域相比較，實在只是個典型的地方政府了。因此本項目研究的時間下限截止到作為曾經的中國中央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被共產黨領導成立的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替代的1949年9月底以前。

（三）“民國新聞史”空間范圍以“中華民國”的領土空間為主體，同時涵蓋當時具有“中國”屬性的海外新聞活動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國度，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友好的民族，我們的先人憑借創造的四大發明源源不斷地把中華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同時也學習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文明。從中華大地出發的華人華僑遍布世界各國，他們在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為當地經濟文化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仍然心系祖國和鄉親，與祖國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民國時期”是一個跨越時間長達近四十年的歷史朝代。從孫中山在南京領導創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前的數十年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護法戰爭、北伐戰爭、國共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國共三年決戰等關系到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事件。為爭取海外華人華僑聲援和支持國內的政治運動，國內政治派別紛紛派出新聞人主動到海外創辦中文新聞報紙進行政治宣傳。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也對世界各地海外華人華僑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少海外華人華僑也以關注國內政治形勢、宣傳國內政黨的方針政策、動員華人華僑關注或參與國內政治運動以及向華人華僑傳播國內政治新聞動態為宗旨的中文新聞報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而在鴉片戰爭后被英國割占的香港地區、被澳門殖民者趁火打劫占據的澳門地區和在甲午戰爭后被日本割占的臺灣地區，因中國政府當時不能行使國家主權，而使不同政治力量得以利用這種特殊社會政治環境創辦宣傳不同政治觀點的中文新聞報紙。這些“中文新聞報紙”盡管不是產生存在于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所能達到的地域范圍內，但它們一是由到海外的中國人或與中國有著天然聯系的華人華僑創辦而不是由純粹的其他民族成員創辦；二是他們創辦這些中文新聞報紙的宗旨是為國內的政治軍事運動服務而不是為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服務；三是他們創辦的中文新聞報紙在國內特定的政治運動結束后就迅速轉向或停辦而不是一直經營下去，因而具有明顯的“中國”屬性，所以本項目也把這些在海外的中國新聞報人、中文新聞報紙以及這些中文新聞報紙的新聞活動納入研究的對象范圍。

（四）“民國新聞史”空間范圍以“國民政府”主權和管轄權所達地區新聞業為主體，同時涵蓋“中國固有疆域”其他地區的新聞業。

“民國新聞史”是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為前提下的中國斷代新聞史。民國時期的中國盡管經歷了外患內憂、政治紛爭、軍事血拼、外交失敗乃至日本軍國主義全面入侵，但中央政府延續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傳統文化文明，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對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秩序進行力所能及的抵抗，促進國內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得到較快發展進步以及盡力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尤其是在抗日戰爭這場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生死決戰中代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中華民國”政府治理區域范圍的新聞業應該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主體。但這一階段又是中國政治格局劇烈動蕩、政治力量消長多變、外敵入侵和民族反抗達到頂峰的時期。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就開始出現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媒介、新聞人和新聞活動等組成的中國無產階級新聞業。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直到“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被推翻，就正式出現并一直存在與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建國方針、治國方略等處于階級對立地位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稱為抗日根據地，國共三年決戰時期稱為解放區）及誕生、存在、發展于這些地區的人民新聞業——它們和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官方新聞業及在政府支持下以新聞和言論與政府合作、為政府服務的民營或半民營新聞媒介之間是一種階級意識對立關系，是國內階級斗爭在新聞界的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軍國主義卵翼下建立“滿洲國”后，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區出現了中國人主持但公開聽命于幕后主子日本人、為日本侵略政策和戰爭利益服務的傀儡新聞業。1937年 “七?七事變”后，日本憑借數十年積累的軍事優勢迅速占領中國的大片國土，隨之出現了以聽命于日本軍部報道部、為日本侵略戰爭涂脂抹粉和欺騙淪陷區中國民眾為主要特征的漢奸新聞業。盡管“民國新聞史”應以“中華民國”政府國家主權和行政權所達到地區的新聞業為研究主體，但日本人操縱建立“滿洲國”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是“中華民國領土”的“固有疆域”，“七?七事變”后被日本軍隊占領的地區被國民政府稱為 “淪陷區”。無論是溥儀的偽“滿洲國”傀儡新聞業還是汪精衛等的偽“民國”漢奸新聞業都出現在“民國時期”中國“固有疆域”內，所以應把它們納入“民國新聞史”的研究范圍。至于“民國時期”共產黨在不同歷史階段（國共十年內戰時期、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國共三年決戰時期）領導創建的紅色根據地新聞業、抗日民主根據地新聞業和解放區人民新聞業，正是在和執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新聞業的艱苦曲折浴血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并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業奠定了精神和物質基礎。因為這一歷程發生在“民國時期”，所以也應是“民國新聞史”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三

自孫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元旦）在南京創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到蔣介石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被推翻后共產黨領導人民于同年10月1日“中華民國”廢墟上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數十年“中華民國”歷史上，國內政治風云變幻，政府權杖屢屢易手，政治力量此消彼長，使得這數十年間的中國新聞業發展歷程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根據這一特點并為敘述方便，我們把作為中國中央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新聞史”劃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一）民國新聞業的起源孕育階段

這一階段從1893年孫中山在澳門參加他土生葡萄牙籍朋友飛南第創辦的《鏡海叢報》發行活動開始，到由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的1912年元旦前為止。中國同盟會政治領袖孫中山先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既標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并進入實質性運轉狀態，同時也標志著以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理念為主要社會特征的“民國新聞業”的正式誕生和“民國新聞史”的正式起步。但是以1912年元旦為標志的“民國新聞業”誕生只不過是民國新聞業經歷了起源、孕育、成長、發展并達到成熟狀態的結果。眾所周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是由中國同盟會為主導力量創建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資產階級共和政體屬性的中央政府。孫中山早期進行的以反清革命為宗旨的新聞宣傳活動，應該可以認定為中華民國新聞業的起源點。為此，本書專設“民國新聞事業的起源和孕育”一章，探討民國新聞業的起源時間點問題，也算是在這個問題上的一點思考和嘗試。

（二）民國創建初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從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的1912年元旦開始，到袁世凱公開稱帝后遭致全國上下一致反對，最后落入眾叛親離的悲慘下場，于1916年6月6日在病恐之中死去為止。以往一些史學著作把“袁世凱時期”劃入“北洋軍閥政府時期”，我們認為這兩個階段盡管有共同的“北洋軍閥”特征，但也有明顯的區別。首先，袁世凱既是“北洋軍閥”，但更是最大的“北洋軍閥”；是可以調動指揮全國北洋軍隊的“首領”，而不是僅僅掌管一個地域、統帥一個派系軍隊（如奉系、皖系、桂系）的區域性“北洋軍閥首領”；其次，袁世凱既是手中直接握有槍桿子的北洋軍閥，但同時又是北洋軍閥的“政治首領”——在清政府中官至“內閣總理大臣”，在“民國時期”成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其政治地位和活動能量與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及張作霖等不在一個層次上。再則，袁世凱之所以得以接任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一職，與他迫使清廷宣布退位有直接關系。從這一點講，袁世凱在結束中國封建專制君主統治過程中發揮了作用，有一定歷史貢獻，我們不能也不必回避。最后，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過程是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于1912年2月15日公議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用記省名投票法，經投票選舉獲得臨時大總統的任職資格。這一過程（即權力獲得過程）是在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軌道上完成的，和袁世凱之后的其他北洋軍閥首領擔任“大總統”的任職過程是有差別的。因此，本書把“民國創建初期”階段的時間下限劃到“袁世凱時期”結束的1916年6月底。

（三）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是從袁世凱去世、黎元洪接任民國正式大總統后開始，至北京“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宣布易幟的1928年12月29日后止。1916年6月6日，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選舉的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后來又通過玩弄政治手腕成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因稱帝遭致全國一致反對和眾叛親離，在病恐之中身死，時為副總統的黎元洪依據《中華民國約法》于次日（6月7日）就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死后，北洋軍系統失去了核心領袖。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等北洋軍派系首領躍躍欲試，個個想稱王，“中華民國”隨之進入了北洋軍閥首領們公開憑借軍隊實力掌控政府權力的時期——俗稱“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以往一些民國史著作把“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即“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的時間下限劃到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制造上海“四?一二政變”后于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國民政府”前為止（如張先文等著《中華民國史》），這種劃分也不無道理。但客觀情況是，盡管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在1927年4月18日舉行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典禮，并于同日開始在南京辦公。但廣大的北方地區仍然在北洋軍閥勢力控制下。1927年4月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變”時，民國北京政府稱之為“臨時執政府”，在“執政”段祺瑞1926年4月20日出逃天津后一直由“國務院攝行臨時執政職務”。上海“四?一二政變”發生后的6月18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成立“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并自任“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因在與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的北伐軍作戰中失敗，1928年6月4日回退東北途中在皇姑屯被炸身死。此后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及熱河等省在奉系軍閥新首領張學良掌控下，直到他于同年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后，遼寧、吉林、黑龍江和熱河等省于“同日”易幟，政府公署及各機關、學校、商店改掛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1日，南京國民政府特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官，標志著被北洋軍閥各派首領先后掌控的“民國北京政府”實際的終結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民國南京政府）實現全國范圍“政令”、“軍令”統一。因此，本書把“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時間下限延伸至1928年12月。

（四）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大致從張學良宣布易幟后的1929年1月開始，到國共兩黨軍隊真正結束敵對狀態進入合作抗日的1937年8月底為止。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大元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1928年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標志著被北洋軍閥各派首領先后掌控的民國北京政府實際終結，作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中央政府“民國南京政府”于1929年1月開始正式運作。關于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以往一些民國史學著作或新聞史著作大多劃在日本軍國主義制造標志全面侵華戰爭爆發的北平“七?七事變”的1937年7月7日之前。但盡管在日本制造“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就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蔣介石也于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解決事變的最低限度條件，表示了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但因南京國民政府在日本政府所謂“不擴大方針”和“就地解決”的煙幕影響下，仍希望能夠把盧溝橋事變作為“局部事件”，通過外交途徑求得和平解決，所以對共產黨提出并積極促進的國共合作和全民抗日并不熱心，還企圖通過國共合作吞并共產黨軍隊，共產黨當然不能接受。致使國共合作談判延宕無果。直到平津淪陷、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近十天后的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才發布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委任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的命令。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于8月25日發布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以及朱德、彭德懷等人任職的命令，才標志國共兩黨軍隊由十年內戰時期的敵對狀態正式進入合作抗日階段。因此本階段的時間下限應該延伸到1937年8月底。

（五）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大致是從國共兩黨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武裝入侵進行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開始，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的1945年9月初為止。1937年8月22日和8月25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分別先后發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的命令，標志國共兩黨軍隊由十年內戰時期的敵對狀態正式進入合作抗日階段。同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于次日發表事實上承認共產黨在全國合法地位的談話，既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也標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中國抗日戰爭正式進入全民族抗戰新階段。20世紀出版的一些民國史學著作或新聞史著作習慣上把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定在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國于1945年7月26日發表的《波茨坦公告》（蘇聯于8月8日正式聲明加入，并同時發表對日作戰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1949年12月23日公布的《全國統一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曾規定以8月15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日軍并沒有立即停止作戰。中國解放區軍民的反攻仍在繼續”，“從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武裝力量在對日軍的全面反攻中，共解放縣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華北重鎮張家口等”。所以不能說在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后中國抗日戰爭就勝利結束了。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日本東京灣的美國 “密蘇里號” 軍艦上，分別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國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自此，中國抗日戰爭才勝利結束。為此，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延伸到1945年9月2日前更具科學性。

（六）民國南京政府末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大致從標志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的1945年9月2日后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為止。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后的中國迎來了寶貴的和平建國“窗口期”。無奈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及其主導的民國南京政府錯誤地估計了國共雙方力量及民心所向對政治斗爭天平的影響，真的以為“也許三個月至多五個月便能解決”中共軍隊（陳誠1946年10月17日對記者談話）。于是在美國的大量“軍援”下終于在1946年6月26日向共產黨解放區展開大規模的進攻，全面內戰爆發。在不到三年之后的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主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被人民解放軍占領。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軍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兩廣以外的全國大陸大部分地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為標志，原“中華民國”國土上的中央政府完成了更迭，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為此，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延伸到1949年9月30日為止。

“民國新聞史”以孫中山1893年7月在澳門參與葡籍友人飛南第創辦的《鏡海叢報》發行為起源時間點，經過興中會和中國同盟會時期的孕育和發展，到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翻開“民國新聞史”的篇章；歷經民國創建初期、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民國南京政府前期、中期和末期等階段的發展和變化，到首都南京被人民解放軍占領、中華民國廢墟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結束時間點。

四

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是一項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兼有、創新性和開拓性并存的學術研究。為此，主持和參與本項目研究的全體人員經過多次討論和商量，確定了進行本項目研究的如下思想原則。

（一）尊重歷史的原則

“民國新聞史”研究屬于專門史研究的范疇。毋庸異議，在相當一個時間階段，無論是大陸地區還是臺灣地區的新聞史學者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研究，一是由于雙方的隔絕使得收藏在海峽兩岸的這一階段的新聞史料文獻難以得到充分的共享和利用；二是由于各種原因，民國時期產生的新聞史料文獻尤其是政府及政黨檔案和歷史人物的日記、書信等，在相當時間內作為機密文件不向研究者開放，致使研究者只能根據有限的文獻史料對復雜的歷史進行解讀或推理。三是海峽兩岸研究者身處意識形態嚴重對立、兩岸軍隊嚴重對峙以及雙方都把推翻對方政權作為公開目標的社會環境了，因此難免在對這一階段新聞史的解讀和敘述中更多地突出政治傾向而相對看輕學術結論的客觀性（這也是學者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自保措施）。現在已是21世紀20年代中期，產生于“中華民國時期”的檔案文獻都先后進入解密狀態，民國時期檔案文獻和報刊匯編出版成為大陸出版界新的增長點；一些民國時期重要政治人物（如蔣介石等）的日記、書信（如胡適等）等也逐步向社會開放，兩岸迅速擴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也為分隔在兩岸的民國時期新聞史料文獻共享利用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都為本項目充分利用歷史文獻史料研究民國時期新聞史提供了越來越有利的條件。這些有利條件項目組成員在研究活動尊重歷史的文獻，尊重歷史的事實，尊重歷史的結論，尊重歷史的環境，尊重歷史人物的個性，以正式出版的權威歷史文獻記載、歷史見證人所見所述及當時產生的歷史著作為研究對象素材，盡最大努力使研究成果及其結論與全面客觀的民國新聞業發展歷程相吻合。

（二）辯證認識的原則

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歷程中的新聞人、新聞媒介、新聞活動、新聞成果及社會對新聞業（新聞人、新聞媒介、新聞成果等）的管理都是客觀存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立黨宗旨、政治路線治國方略及新聞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也是客觀存在；民國新聞史上發生的諸如民國初期“暫行報律風波”、北京政府時期“癸丑報災”、《申報》主人史量才被刺身亡、抗戰時期對新聞業實行戰時體制、抗戰勝利后“拒檢運動”等新聞事件也是客觀存在。在一些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著作中，或是海峽兩岸的新聞史研究者在同一時間段內因身處不同社會環境，或是各自在不同時間段身處發生或不斷發生變化的社會環境，所以往往依據當時的社會環境或不同政黨（政府）或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場觀點出發對這些新聞事件及與此相關的新聞人物、新聞媒介予以解讀或評價。這些評價或解讀因代表特定政黨（政府）或政治力量的立場觀點，所以往往只說了事物的一個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有意識忽視或淡化事物的另一方面（或其他方面），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離學術“信史”標準似乎有明顯差距。我們主張對民國時期新聞業發展歷程取辯證分析態度，既要看到“中華民國”各階段政府在袁世凱及其他北洋軍閥、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主導下從“一己私利”或“一黨私利”出發對新聞業的壓制和統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及非必需性，也要看到作為“中華民國”各階段政府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歷史現實和作為政府行使國家主權及行政管理權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必需性，以求更加客觀全面真實地再現“民國時期”新聞業的發展歷程，探尋其間蘊含的內在規律。

（三）“國家-民族”的原則

“民國新聞史”是中國新聞業數千年發展歷程中特定歷史階段（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史。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各種政治勢力斗智斗勇，此起彼伏；全力博弈，此消彼長。盡管最后的結局不一，但都堅稱是孫中山的繼承者、民眾利益的代表。但新聞史研究是不能光聽民國時期新聞人自己的表白，而應既聽其言，也要觀其行，更分析新聞人在當時的新聞傳播活動及新聞言行對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社會公共道德和民眾的優良習俗以及新聞業進步發展的實際效果，而不能僅僅從政黨、政治或某一階級或階層立場和角度予以認識和評價。從“國家-民族”、“社會-事業”角度來認識評價新聞人，即民國新聞人的言論行動對國家利益是否有利？是否有利于維護中華民族在國際生活中的民族尊嚴？是否有利于國家新聞事業的進步發展？是否有利于民眾百姓養成優良的社會公德和習俗？等不同角度對當時新聞人的言行和社會效果進行認識和評價。中國共產黨鑒于其“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屬性的定位，對黨的新聞媒介、新聞人和新聞活動提出了“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要求，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媒介、新聞人和新聞活動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因此共產黨人在民國時期的新聞活動同樣可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原則進行認識和評價。

（四）學術研究的原則

盡管“民國新聞史研究”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兼有的特點，但必須明確而牢牢地定位“學術研究”基點，以學術研究思維和方法研究學術問題。既不以單純的政治思維方式或階級斗爭觀點觀察分析研究學術問題——把“民國新聞史”這一學術性研究視作階級斗爭的工具，用貼“政治標簽”的方式或依據政治傾向性的好惡來評判民國新聞史的具體人物、媒體和事件；也不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忽視民國時期新聞業在中國新聞人不懈努力爭取下取得的客觀進步和時代性發展，漠視當時中國合法政府采取順應社會進步和民意的舉措使當時新聞業得到客觀發展的實際，把整個民國時期新聞史說得“一錢不值”和“一無是處”的做法，而是采取“就學術論學術”、“對的就說對，錯的就說錯”、“對多少就說對多少、錯多少就說錯多少”的實事求是思維方式，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學術研究，對“民國新聞史”的研究成果體系整體上依照“時間-屬性-類型”的邏輯體系進行內容組織和展開。本書依照“時間-屬性-類型”的邏輯體系進行內容的組織和展開。第一層次把“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的數十年按照“時間”劃分成“民國創建前后”、“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民國南京政府前期”、“民國南京政府中期”和“民國南京政府末期”五個階段，由此產生本項目最終研究成果的國內第一套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二層次是每一階段的新聞業按照“屬性”劃分成“新聞報業”、“專門新聞業”（含新聞通訊業、新聞廣播業、軍事新聞業、少數民族新聞業、外國在華新聞業）及“新聞業其他方面”（新聞業經營管理、新聞管理體制、新聞教育、新聞學研究、新聞業中外交流）等三個板塊十個左右專題，由此產生國內第一套由十個分冊組成的本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第三層次是在《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和《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按照“黨派”、“民營”、“外國在華”或“民族”等不同的“類型”敘述介紹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

五

根據項目投標書研究成果體系的設計，本項目研究在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順利展開并如期完成的基礎上，其研究成果體系將包括支撐性研究成果、階段性研究成果、最終研究成果三個不同層次和內容：

（一）支撐性研究成果：系列研究論文

本項目設計中列出了擬撰寫的55個論文題目。項目組成員十分重視支撐性成果的產出，并努力通過以下途徑生產和發表前期研究論文。首先是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新聞與傳播研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國際新聞界》等專業報刊發表項目研究論文；其次是參加中國新聞史學會、中國傳播學會、中國史學會等高層次學術團體主辦的學術交流活動，在和學術同行學術交流過程中發表研究論文；再則是在項目組內部交流刊物《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上發表前期研究成果。最后是項目組成員積極撰寫“民國新聞史”論文參加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合辦“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等專門性專題性學術交流活動。據不完全統計，項目組成員已通過不同途徑正式發表“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專題論文近百篇。自2009年以來，南京師范大學“新聞學”博士學位點“新聞史學”方向就招收“民國新聞人物研究”博士研究生。已有5位博士研究生先后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他們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后以“南京師范大學民國新聞史研究所學術叢書：民國新聞史人物研究叢書”的形式陸續出版，已出版的有《民國新聞人胡道靜研究》（關梅）、《民國新聞人黃天鵬研究》（曹愛民）、《民國新聞人馬星野研究》（王繼先）、《民國新聞人林語堂研究》（錢珺）和《民國新聞人陳獨秀研究》（張朋）等。

（二）階段性研究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為了使最終研究成果建立在堅實前期成果基礎上，本項目設計了由10個左右分冊組成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階段性成果。具體包括：《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民國時期的新聞學教育》、《民國時期的新聞學研究》、《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管理體制》、《民國時期的新聞職業精神》、《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研究》、《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管理研究》以及《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業交流》等。根據計劃，該叢書各分冊大致在15-20萬字之間。在驗收結項后采用統一設計的版式出版。

（三）最終研究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

本項目最終研究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是集中項目組全體成員智慧和力量的精心之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分冊作者均為《中華民國新聞史》相關專題研究的特約撰稿人，使國內第一套《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得以集中國內相關專家學者的智慧，達到較高的整體水平。對應于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的五個階段，本項目的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由如下五卷組成：第一卷《民國創立前后的新聞業》（1893.7-1916.6），主要敘述民國新聞業（史）的起源、發展和誕生以及民國創建初期新聞業的發展歷程；第二卷《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1916.7-1928.12），主要敘述民國北京政府在袁世凱死后至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前的中國新聞業的發展變化歷程；第三卷《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業》（1929.1-1937.8），主要敘述民國南京政府實現“政令”、“軍令”統一后，至國共兩黨及其軍隊為抵抗日本侵略完成國共合作后為止這一階段中國新聞業的發展變化歷程；第四卷《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1937.9-1945.8），主要敘述民國南京政府自國共兩黨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武裝侵略正式宣告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后到日本代表向盟國代表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前的這一階段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變化歷程；第五卷《民國南京政府末期的新聞業》（1945.9-1949.9），主要敘述民國南京政府在抗日戰爭勝利后至“中華民國”首都被人民解放軍占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的這一階段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變化歷程。

六

為完成新聞史學界共同的重要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按照“借助全國學界集體智慧，體現多管并舉協同創新”的基本思路，組織了體系完整、功能有別，目標一致，分層負責的團隊運行機制。該團隊體系包括三個不同層次功能和組成人員：

（一）決策咨詢層面：顧問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

為了更有效地提高本項目研究決策工作的科學性，項目組聘請著名新聞史學專家、中國新聞史學會創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方漢奇先生等學科專家、管理專家及出版界專家組成“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顧問委員會，在本項目研究的重大問題上為研究團隊出謀劃策，掌舵把關（顧問委員會名單置于本書各卷正文前）。根據國家關于“最終成果為大型文獻典籍或資料整理、多卷本專著、系列叢書等形式的，要成立編纂委員會對成果質量、學術規范等方面進行審核把關，注意編纂體例的科學性、完整性和統一性，避免重復出版；階段性成果出版須經編纂委員會審核同意并報我辦備案”的要求，商請有關專家同意，決定聘請著名新聞史專家、華中科技大學二級教授吳廷俊先生等學科專家、管理專家及出版界專家組成“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編纂委員會，具體承擔本項目研究最終和階段性成果的成果質量、學術規范、編纂體例審核把關和上報備案等職能（編纂委員會成員名單置于本書各卷正文前）。

（二）研究實施層面：項目子課題負責人和項目研究專題負責人

由于國家對子課題設置數量的限制，所以本項目在研究實施的團隊體系設計上采用了項目子課題負責人和項目研究專題負責人兩種形式。項目子課題負責人主要負責最終研究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各分卷的撰稿和組織撰稿工作，是各分卷內容的主要負責人；項目研究專題負責人主要負責階段性研究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的撰稿或撰稿組織和《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分卷中特約專題文的稿撰或組織工作。無論是項目子課題負責人還是項目特約專題負責人，都是當今國內新聞史學界“民國新聞史”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或學術代表人物。他們不僅自身有較深厚的研究基礎，而且所在單位或部門具有代表性。既有德高望重的資深教授學者，更有年輕有為的學術才俊；既有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人員，也有國家通訊社業務部門專業研究人員；既有新聞報刊史研究專家，也有研究新聞廣播史、圖像新聞史的專家；既有新聞傳播學術界同人，也有出版和檔案界的朋友。以求達到集中全國同人智慧，完成全國同行使命，向國家交出滿意答卷的目標。

（三）研究執行層面：項目子課題組或項目研究專題組成員

本項目團隊體系中的執行層面是項目子課題組和項目研究專題組為數不同的成員。每個項目子課題組包括3-5名甚至更多的成員，他們或是在民國新聞史研究方面有較長時間的積累，大部分已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職稱，或者雖然是博士畢業不久但讀博期間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選題）與本項目直接相關，甚至已經是國家項目的主持人或重要參與者，更有一些是圖書館、檔案館及出版社業務骨干。他們的加盟和共同努力，為本項目研究如期推進和優質完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項目組成員對“民國新聞史”研究起步于2010年，第一篇研究論文成果2011年1月正式發表。2012年6月申請的“民國新聞史研究（1895-1949）”于同年11月獲準立項2012年度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013年1月申請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于同年6月獲準立項2013年度國家社會基金重點項目。2013年9月投標的“中華民國新聞史”于同年11月中標立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第二批）。本項目研究自起步至今已有九年時間，國家立項研究也足足五年。在這五年間，來自23個單位40多位參與者共同努力、克服了諸多的困難和不便，終于按預定計劃完成了項目研究和書稿撰寫，向國家、社會和同行交出了我們這個團隊的答卷：近100篇專業論文、一套“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10個分冊）以及國內第一套多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我們希望這些成果尤其是《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能夠反映21世紀20年代中國新聞史學界對“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和認識的整體水平，基本滿足新聞史學工作者、新聞業務工作者及對新聞史感興趣的讀者了解“中華民國時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中新聞事業發展歷史的需要。毋庸諱言，本書肯定患有諸多的不足和遺憾之處：有些觀點不一定十分妥當，內容詳略還可更科學些，對新聞媒介和人物的評價不一定全面正確，分析不一定充分到位，由于作者人數較多而存在文風不夠統一等等。我們衷心期待廣大讀者尤其是業內專家學者的批評和指正，以便在有機會再版或增訂時予以修改，使之不斷趨于完善。

《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總序》

（討論稿）

【編者按】為體現本研究項目成果的整體性，將在由10個左右分冊組成的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正文前冠一篇由項目首席專家執筆撰寫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總序》，對各分冊不便敘述但又應對讀者說明的相關事宜進行總的說明，使讀者在接觸單一分冊時能對涉及全套“叢書”的如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的進程、研究對象、研究隊伍、研究組織、思想原則等基本問題有一宏觀了解。秘書處起草并向會議提交《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總序》，以便《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作者完成和修改書稿過程中參考。

根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13年度（第二批）“中華民國新聞史”投標書關于研究成果體系的整體設計，本項目的成果體系包括三個不同層面的成果組成，由10個左右分冊組成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是該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本緒論主要就“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的歷史進程、民國新聞專題史的研究對象、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的組織以及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的思想原則等等涉及全套《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相關問題作一總的介紹。

一

從孫中山領導在南京創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俗稱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1912年元旦，到我們撰寫“民國新聞專題史”的現在（2018年），兩個時間點相距一百多年。回顧這一百多年“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的歷史進程，真是讓人感慨萬千。這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從大的方面可以劃分為中華民國時期（38年左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建國已近70年）兩個階段；每一階段又可分成兩個小的階段——這兩個大的階段和四個小的階段，正好構成了“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的發展歷程。

一、從孫中山領導在南京創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俗稱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1912年元旦，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為止，目前尚未發現有“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的著作性成果出版。這一現象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目前還很難確定是哪一種因素在其中起了主導性作用。從孫中山在南京宣告中華民國立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的這38年間，大致可以日本全面發動武裝侵華戰爭的北平盧溝橋“七.七事變”為標志分為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主要是國共兩黨合作發動反對袁世凱及北洋軍閥集團專制統治的“北伐戰爭”，直到1927年4月起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右派勢力制造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等政治事件，把原先合作反對北洋軍閥的共產黨人變成了血淋淋鎮壓的政治敵人，并依仗著軍隊優勢一巴掌把共產黨打入血泊之中，迫使共產黨人要么是轉入地下狀態，要么是退到國民黨政權統治鞭長莫及的偏遠山區。盡管共產黨誓言要推翻國民黨政府，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一是比較弱小，二是沒有穩定的保障，三是一直處于被國民黨軍隊追剿、能夠生存下來就是勝利的狀態，所以實際上談不上對國民黨統治造成直接的巨大威脅。以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主導的“中華民國”獲得了大約十年左右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史學界有“黃金十年”之說），國家的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等方面有了迅速的發展。或許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需要一定的時間積累，所以在傳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1937年之前的中國學術界對當朝“中華民國”研究似乎還沒有全面展開，但也有例外。中國學術界在193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些研究“中華民國”憲政、立法及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專著。其中最早是著名歷史學家和法學家吳宗慈的《中華民國憲法史》，該書對從1913年《天壇憲草》議定到1923年《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公布的10年制憲歷程做了詳盡記錄，描繪了1923年《中華民國憲法》從起草到完成的全過程。后來的如潘樹藩《中華民國憲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謝振民編著、張知本校訂的《中華民國立法史》（正中書局1937年版）、吳經熊、黃公覺的《中國制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以及郭衛、林紀東的《中華民國憲法史料》等。盡管中國法史學界出版了多種中華民國“憲法史”或“立法史”著作，但不知何因，筆者至今沒有發現當時新聞史學界撰寫出版諸如《中華民國新聞史》的專著。或許是因為新聞史比憲法（立法）史距離社會現實政治還略遠一些？或許是當時新聞史學界的研究人才和學術積淀還沒有具備撰寫出版《中華民國新聞史》的基本條件？或許是受到“新聞無學”慣性思維影響的人們還沒有關注到“民國新聞史”這一個方面？或許是當時新聞學人主要關注點還是新聞報刊采編發售等實用技術總結而無暇關注相對比較“虛”一些的“民國新聞史”研究？或許是新聞史學界受數千年文化傳統習慣“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制約和影響而認為不應該撰寫還在當朝的“民國新聞史”？盡管還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一種或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構成了這一階段尚未撰寫出版“民國新聞專題史”學術專著的原因。

后一階段是從日本發動對中國的全面武裝侵略、中華民族奮起進行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開始，到抗日戰爭勝利后政治談判破裂，國共兩黨軍隊兵戎相見，國民黨軍隊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徹底打敗，最后潰敗至中國東南沿海臺灣諸島為止。“中華民國”的這13年，先是外敵入侵被迫迎戰的抗日戰爭。抗日戰爭時期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世界各國承認的全國性政府。由于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付出的巨大民族犧牲和重大經濟損失，在奪得抗日戰爭徹底勝利的同時，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國際地位因此得到明顯提高，國際影響力迅速增強。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由美國、英國和中國等同盟國家設計新的世界秩序并成立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時，當時的“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后，全國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眾一心希望國共兩黨能夠實現孫中山先生“和平建國”的遺愿。但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及其主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依仗在抗戰時期撤到大后方保存下來的軍隊和美國巨額軍事援助，在自認為準備到位之時撕毀了國共兩黨簽署的《雙十協定》，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地區的中共部隊發起進攻，拉開了國共兩黨軍隊公開內戰的序幕。這場內戰又是一打數年，直到“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被人民解放軍“占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在抗日戰爭前期，日本侵略軍依仗先進武器裝備迅速向中國腹地推進，在占領城鄉的同時進行滅絕性的文化、文物、文獻以及文人的掠奪。為了保存實力堅持長期抗戰，也為了保存數千年的文化遺產，當時的民國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的“南遷”（從北方遷向南方）和“內遷”（從沿海遷向內地）。大批年輕的學者作家投筆從戎與外敵血戰，大批學養深厚的專家學者失去了基本的研究條件，大批年輕學生因戰爭失學而流落社會，大批文獻史料由于搬遷損壞或被日本人搶掠而不能為研究利用，“整個華北已經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包括新聞史研究在內的學術活動被迫中斷，沒有“民國新聞專題史”學術著作問世也在情理之中。

二、從“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占領”，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實行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到我們撰寫“民國新聞專題史”的現在（即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第八個年頭）的近70年內未能出現“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著作的主要原因是學術界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

在國共兩黨軍隊內戰中潰敗到臺灣的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仍打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招牌，不承認“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已被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軍推翻的歷史現實，并由于得到一些西方國家支持庇護，在聯合國于1971年10月25日通過著名的“第2758號決議”前的相當長時間里占據著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時為了鞏固國民黨在臺灣地區實行的“一黨統治”而實施“戒嚴體制”長達38年之久，期間因言論獲罪的個案舉不勝舉。一方面是臺灣地區新聞史學界研究者身處在“中華民國”氛圍中，二是當局實施的“威權體制”統制和禁錮人們的思想，因而不可能出現“斷代史性質”的“中華民國”為時間標志的新聞史學研究成果。臺灣地區新聞史學者如曾虛白、賴光臨、李瞻等人所著（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事（業）史》中延伸到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內容，也是作為民國南京政府時期的延伸性敘述。在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滿周歲就被迫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國民黨潰敗前潛伏的大批特務和不法地主資本家趁機興風作浪，臺灣國民黨當局高調宣稱“光復大陸”并不時派遣武裝特務騷擾沿海地區；美國在介入朝鮮戰爭的同時把第七艦隊開進中國臺灣海峽阻擋解放軍進攻臺灣，爾后又不斷在中國邊境地區和周邊國家制造局部戰爭和政治事件，企圖把年輕的人民中國扼殺在搖籃中；當時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做法和蘇聯共產黨在黨際關系方面以“老子黨”自居的傲慢態度，使剛剛獨立建國的新中國領導人為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據理力爭，最后導致矛盾公開化和激烈化。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人民新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勢不兩立，與海峽對岸的國民黨當局處于嚴重的軍事政治對立狀態，在社會主義陣營又因“反修”和蘇聯勢不兩立，階級敵人時刻都虎視眈眈，新生政權時刻受到嚴重威脅。而另一方面，共產黨在創建人民共和國以后，也通過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營、知識分子改造、高校院系調整及專業改造等一系列政治和行政舉措，盡快淡化和消除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在大陸統治時期的影響和痕跡，以鞏固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執政基礎。一些人片面地認為研究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統治時期的有關歷史內容是“樹碑立傳”、“鼓吹復辟”或“招魂”。在這種社會環境氛圍中，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生怕引火燒身，實際上形成了諸多的學術禁區——沒有出現“民國新聞史”及“民國新聞專題史”的研究成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盡管中國大陸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但由于數十年積壓下來的研究任務太多以及思想解放的漸進性，直到2007年8月才在上海《新聞記者》（第8期）刊載的《研究民國新聞史的新資料——讀〈胡政之文集〉》（作者王詠梅）一文標題中出現“民國新聞史”這一名詞。盡管這僅僅是一篇介紹《胡政之文集》的書評，但因其在文章標題中率先使用了“民國新聞史”這一學術概念，同時開始了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民國新聞史人物專題研究史）的探索，因而在中華民國新聞史的研究歷程中具有特別的意義。2011年3月26日在北京大學舉行“成舍我與民國新聞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目前所知在中國大陸舉辦的第一個由中國大陸地區學術團體（中國新聞史學會）、臺灣地區學術團體（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和美國相關學術團體（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院）共同主辦，大陸地區高校新聞院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和學術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協辦的民國時期重要新聞史人物“成舍我與民國新聞史”的專題學術活動，也是大陸新聞史學界舉辦的第一個由中外學術界人士參加的“民國新聞史”專題學術活動，更是中國新聞史學會舉辦的以特定新聞史人物（成舍我）為研究對象的專題學術活動，把“民國新聞專題史”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自2011年1月10日《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刊載《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意義、體系和實施》（作者倪延年）一文后，大陸地區學術刊物不斷有研究“民國新聞史”的論文發表。盡管一些論文標題沒有出現“民國新聞史”，但研究對象、主題或內容都屬于“民國新聞史”研究，其中大部分屬于“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2013年11月，國家社科規劃辦公室宣布參加競標的“中華民國新聞史”中標立項（項目編號13&ZD154）。該項目研究成果設計包括階段性成果和最終研究成果，其階段性研究成果就是由10個左右分冊組成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似乎是大陸新聞史學界關于“民國新聞專題史”方面的第一次成系列設計和有計劃的研究。根據項目研究進程的設計，2014年5月由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聯合主辦，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承辦了第一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評審出42篇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4》，來自對岸的新聞史學者跨過臺灣海峽，來到南京參加由中國大陸地區唯一的國家級學會中國新聞史學會主辦的首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并通過大會報告的形式向與會的新聞史同行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2015年11月由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聯合主辦，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承辦了第二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評審出48篇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5》；2016年11月由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聯合主辦，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承辦了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評審出40篇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臺灣地區有新聞史學者參加并向會議報告了論文——其中絕大部分都屬于“民國新聞專題史”的研究論文。

二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總體問題是對在特定國際和國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乃至軍事等要素構成的社會環境中，孕育、產生、發展和變化的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在數十年中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經驗教訓進行學科的研究、歷史的總結和符合實際的評價，既探討這一階段新聞事業在社會環境的制約和促進下向前發展的社會背景，更思考新聞事業的發展和運行對特定社會環境因素的推動和改變，全面考察新聞事業和社會變革之間的互動關系，再現民國時期新聞業的歷史圖景。研究對象涵蓋了民國時期整體新聞業、新聞報業、新聞法制和新聞政策、新聞業管理體制、新聞業經營、新聞教育、新聞學術研究以及新聞通訊業、新聞廣播業、少數民族新聞事業、圖像新聞業、外國在華新聞業、新聞業交流、新聞業與社會互動關系及民國新聞業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等諸多方面。

為充分發揮全國新聞史學界民國新聞史研究領域相關專家學者“協同創新”的整體優勢，“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邀請國內在民國新聞史研究領域具有一定優勢和學術影響力的知名專家學者組成編委會，以民國時期新聞業發展的歷史進程為主線，以民國時期新聞業發展的專題研究為支撐，建構起一個上下支撐、左右聯動、有機互補、保證質量的完整的研究成果體系。本項目研究的最終研究成果是編撰我國第一套多卷本的《中華民國新聞史》，作為產生最終成果直接學術支撐的是階段性成果即由10個左右分冊組成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在按照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的各卷設置五個子課題的同時，設立了十二個特約研究專題，即“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研究”（負責人艾紅紅）、“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研究”（負責人萬京華）、“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研究”（負責人白潤生）、“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研究”（負責人方曉紅）、“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研究”（負責人李建新）、“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負責人徐新平）、“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研究”（負責人劉亞）、“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研究”（負責人韓叢耀）、“民國時期的新聞經營研究”（負責人張立勤）、“民國時期的在華外國新聞業研究”（負責人鄧紹根）“民國時期的新聞職業精神研究”（負責人張曉鋒）和“民國時期的新聞交流研究”（負責人倪延年）。這十二個特約研究專題的直接成果是就是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各個分冊，即《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艾紅紅著）、《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萬京華著）、《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白潤生著）、《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方曉紅著）、《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李建新著）、《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徐新平等著）、《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劉亞著）、《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韓叢耀著）、《民國時期的新聞經營》（張立勤著）、《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鄧紹根著）、《民國時期的新聞職業精神》（張曉鋒著）及《民國時期的新聞交流》（倪延年著）。

之所以確定上述專題作為“民國新聞史”的特約研究專題，主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因素：首先是這些“特約專題”所研究的領域在整個“民國新聞事業”中具有比較豐富的研究內容即“有內容可以研究”，它們的存在和發展對當時“民國新聞事業”發揮社會功能具有獨特重要的作用；其次是這些“特約專題”的深入系統研究對于構建完整豐滿的“民國新聞史”體系具有重要作用即“應當予以重點研究”。對這些特約專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可使這些在民國時期新聞業整體結構中具有相當地位的重要領域得以充分反映和再現，為后人展現一個更為客觀全面的民國新聞史體系；三是這些“特約專題”領域已出現具有較深厚學術積淀、豐富研究經驗、較高水平相關成果并得到公認的學術領頭人即“有人勝任研究”，為進一步深入全面研究這些“特約專題”提供了人才隊伍支撐，使這一系列工程的實施成為可能。項目組所選擇的“特約專題”負責人也的確是這些專題領域公認的專家，如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史專家白潤生教授（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新聞教育研究專家李建新教授（上海大學）、中國圖像新聞業研究專家韓叢耀教授（南京大學）、中國新聞廣播史研究專家艾紅紅教授（中國傳媒大學）、外國在華新聞史研究專家鄧紹根（暨南大學）、中國軍事新聞史研究專家劉亞教授（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中國新聞通訊業史研究專家萬京華研究員（新華通訊社）等等。但也有例外，如從研究內容分量看“民國時期的新聞報業”理應作為“特約專題”，但中國大陸地區改革開放后首先恢復的就是“報刊史”研究并已出版較多成果（如《中國近代報刊史》和《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等）及“民國時期的新聞報刊”內容在20-25萬字左右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難以容納。又如“民國時期的新聞法制”也是很重要的“專題”，但復旦大學黃瑚教授1999年8月就出版《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史論》；2007年6月馬光仁的《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史》也是研究“民國時期的新聞法制”，2007年立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新聞法制通史研究”最終成果《中國新聞法制通史》（八卷本）中第二卷“近代卷”研究的也是“民國時期的新聞法制”，且已在2012年底通過驗收結項。因此就沒有對“民國時期的新聞報業”及“民國時期的新聞法制”等設立專題進行“特約研究”。

在“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完整的成果體系中，作為項目最終研究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的功能設計是把中華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歷史放在當時特定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教育等諸多因素構成的完整社會環境背景下，探討其孕育、發生、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內在規律及經驗教訓，從縱向對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的發展開展研究，體現新聞業與社會同進互動的思想。由10個左右分冊組成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則承擔了兩個功能，一是作為本項目最終研究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的學術支撐。這些分冊的著者都是在民國新聞史研究方面具有領先優勢的專家學者，確定分冊研究課題是“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的“特約研究課題”，承擔者的角色定位是“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特約撰稿人”。《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的內容精華將以“特約專題稿”形式成為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內容的有機組成部分，實際上為提高項目研究最終成果的質量和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二是向新聞史學界集中展現民國時期新聞史中此前少有學者深入系統研究的若干側面的專門發展歷史。項目組邀請那些在民國新聞史領域特定方面的專家學者就各自的優勢領域進行專門研究并撰成獨立專著出版，為深入系統地了解民國新聞史的這些方面提供可資閱讀的文本。

項目組旨在通過《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整體宏觀展現中華民國新聞事業的起源產生、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通過《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各個分冊，從中觀的層面展現民國新聞史若干側面的發展進程；《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研究成果的精華以“特約專題稿”方式成為多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內容的有機組成部分，則旨在為提高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的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權威性提供保障。

三

為了圓滿實現《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設計功能，項目組在全國新聞史學界范圍內選聘了一批具有深厚學術積淀、良好學術道德的專家學者，組成了《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強大著者團隊。他們是：

艾紅紅，（《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獨立作者）女，博士，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后，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已出版《中國廣播電視史初論》、《新時期電視新聞改革研究》和《〈新聞聯播〉研究》等著作3部；與他人合著《中國廣播電視史教程》、《中國廣播電視圖史》（副主編）等著作7部；在《國際新聞界》、《山東社會科學》等發表《從黨派“營地”到民眾“喉舌”：民主黨派報刊屬性與功能之變遷〈1928—1949〉》、《民國時期基督教廣播特色初探》、《中國廣播電視的歷史發展及其動因考察》等論文數十篇。參與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2項，其中之一《中國廣播電視通史》獲教育部科研成果二等獎、吳玉章獎一等獎。參與完成國家廣電總局重點課題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1項。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中國宗教廣播史研究”，參與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第二批重點教材《中國新聞傳播史》編寫。

萬京華，（《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主編兼主要作者）女，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新聞理論與新聞史研究室副主任，高級編輯（研究員），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從事新華社新聞史研究近20年。曾參與《血染的豐碑——新華社烈士紀實》、《新華通訊社史》第一卷、《新華社80年輝煌歷程》等圖書編撰工作。參與制作的十集電視紀錄片《新華社傳奇》獲第六屆“記錄?中國”創優評析三等獎。已先后發表論文100多篇，其中較有影響的有《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與新華社》、《周恩來與新華社駐外記者》、《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創建的新華分社》、《解放戰爭時期新華社軍隊分社的創建與發展》、《紅中社參考刊物〈無線電日訊〉及其歷史研究》《從紅中社到新華社》等。

白潤生，（《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主編兼主要作者）男，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特邀理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名譽會長、中國報協民族地區報業分會顧問。曾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新聞學與傳播學專業委員會理事會理事，教育部新聞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主持國家“十五”社科基金項目“少數民族語文的新聞事業研究”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項目。獨著（或第一作者）出版著作14部，五次獲省部級獎。《中國少數民族文字報刊史綱》1996年獲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998年獲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2010年獲國家民委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獲2011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新聞事業調查報告》獲教育部第六屆普通高等學校科學研究（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自1995年開始《中國青年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及《中國民族報》等國家級媒體先后發表《鬧中取冷白潤生》、《使歷史成為“歷史”——訪韜奮園丁獎獲得者白潤生》、《薪火不斷溫自升——記少數民族新聞學學者白潤生》等專訪約計10余篇，是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史研究的開創者和帶頭人。

方曉紅，（《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主編兼主要作者）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后，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教育學會理事、武漢大學媒介發展中心研究員，鄭州大學新聞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江蘇省新聞傳播學重點學科帶頭人。主要從事中國新聞史、大眾傳媒與農村研究。出版有《中國新聞史》、《報刊?市場?小說》、《大眾傳媒與農村》、《農村傳播學研究方法初探》等，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項、三等獎2項。在《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江蘇社會科學》等發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報刊事業的特點》、《論梁啟超的報刊理論與小說理論之關系》等數十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2項，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江蘇省高校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各1項。

徐新平，（《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主編兼主要作者）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傳媒倫理與法制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特聘常務理事。先后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新聞倫理思想的演進”、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新聞倫理學研究”和“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主持湖南省教育廳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外新聞倫理規范比較研究”，參與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的研究。已出版《維新派新聞思想研究》、《新聞倫理學新論》等專著，在《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等學術刊物發表《晚清時期中國對外新聞傳播思想》、《論維新派新聞自由觀》、《中國新聞人才觀的變遷》等新聞學論文50余篇。有關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全文轉載。專著《維新派新聞思想研究》獲湖南省第11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參著《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史》獲第五屆吳玉章社會科學成果優秀獎。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第二批重點教材《中國新聞傳播史》骨干成員。

李建新，（《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獨立著者）博士，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新聞傳播系教授、博導。先后出版有《中國新聞教育史論》（2003年新華出版社出版）、《媒體戰略策劃》（200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和《采訪述要》（2008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等專著，其中《中國新聞教育史論》被時任中國新聞史會會長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方漢奇教授稱為“填補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要空白”，“整體構建了中國新聞教育史的理論框架”，并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新聞教育的歷史畫卷”。

劉 亞，（《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獨立著者）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新聞系教授，博導。長期從事軍事新聞理論與歷史的研究。發表了《新中國我軍新聞事業50年》、《我黨歷史上的優秀新聞工作者》等論文數近20篇，出版有《軍事新聞學》等著作。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人民解放軍新聞史研究”。

韓叢耀，（《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主編兼主要著者）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聞傳播實驗中心主任，兼任法國歐亞印象交流協會（ISASES）顧問。長期從事圖像傳播領域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在國內外發表攝影作品2000余幅，發表專業學術論文50多篇。代表性成果有《圖像：一種后符號學的再發現》（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圖像傳播學》（臺灣威仕曼文化公司2005年出版）和《中國近代圖像新聞史》（6卷本）。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中國近代（1840-1919）圖像新聞出版史研究”（項目號：07BXW007），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代（1919-1949）圖像新聞傳播史研究”（批準號：11BXW005）和以色列SIP基金項目：“Unbound Vision:Early Chinese Ideas on Photography”（擺脫束縛的視野：中國早期關于攝影的想法和意識）和江蘇省文化發展基金會重大項目項目“中華圖像文化數據庫建設”。

鄧紹根，（《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獨立著者）暨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博士后，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外新聞傳播史論和新聞心理學等方面的研究教學工作，出版有：《美國在華早期新聞傳播史，1827-1872》等著作4部，先后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主持課題6項，參與教育部重大課題2項，目前主持2012年國家社科青年項目《美國在華新聞傳播史1827-1953》。擔任教育部“馬工程”第二批重點教材《中國新聞傳播史》課題組成員。

張立勤，（《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管理》獨立著者）女，博士，原任浙江財經大學財經新聞研究中心主任兼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現為華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從事媒介經營管理和新聞史研究。主持浙江省社科項目“1927-1937年民營報業經營研究——以〈申報〉、〈新聞報〉為考察中心”，并獲得浙江省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資金資助。出版有《1927-1937年民營報業經營研究——以〈申報〉、〈新聞報〉為考察中心》等專著。

張曉鋒，（《民國時期的新聞職業精神》獨立著者）博士，南京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臺灣與東南亞華文新聞傳播史研究會副會長、臺灣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協同研究員、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創新基地兼職研究員。獲南京師范大學“青藍工程”優秀中青年骨干教師、青年教師“教學十佳”等稱號，是南京師范大學“百名青年領軍人才培養計劃”首批培養人選。主要從事新聞傳播史論研究，出版《新聞職業精神論綱》、《傳媒協同發展論》等著作和教材10部，在《新聞與傳播研究》、《現代傳播》、《江海學刊》等發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香港地區新聞法制的歷史考察》、《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地區新聞法制的歷史考察》等論文40余篇。曾獲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項、國家一級學會獎3項。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子項目“中國新聞法制發展史研究?港澳臺卷”、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2項和臺灣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博士后研究項目1項，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臺灣近代新聞史研究（1885-1949）”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臺灣廣播電視發展史研究”。

李秀云（《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主要作者），女，天津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

上述團隊成員來自國內北京、上海、廣州、杭州、長沙和南京等地10個教學研究單位，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學術界前輩帶頭人如中央民族大學白潤生教授，又有一批“70后”的朝氣蓬勃“新生代”學者，而團隊主體則是從事新聞史教學研究數十年既有豐富經驗又有豐碩成果的“50后”學者專家；他們中間既有來自國內著名高等學院的教授，也有國家通訊社研究單位的學者；既有擅長研究新聞廣播史、新聞通訊業史、新聞經營史、新聞學術史及新聞管理史的專家，更有擅長研究新聞教育史、少數民族新聞史、軍事新聞史、圖像新聞史及外國在華新聞史等方面的專家，整個團隊專長互補、信息共享、精誠合作、攜手同進，為上述各特約專題研究順利完成和《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順利完成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四

和從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暨撰寫項目最終研究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一樣，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特約專題研究和《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撰稿任務的學者專家一致認為，在專題研究和書稿撰寫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尊重歷史的原則

“民國新聞史”研究屬于專門史研究的范疇。毋庸異議，在相當一個時間階段，無論是大陸地區還是臺灣地區的新聞史學者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研究，一是由于雙方的隔絕使得收藏在海峽兩岸的這一階段的新聞史料文獻難以得到充分的共享和利用；二是由于各種原因，民國時期產生的新聞史料文獻尤其是政府及政黨檔案和歷史人物的日記、書信等，在相當時間內作為機密文件不向研究者開放，致使研究者只能根據有限的文獻史料對復雜的歷史進行解讀或推理。三是海峽兩岸研究者身處意識形態嚴重對立、兩岸軍隊嚴重對峙以及雙方都把推翻對方政權作為公開目標的社會環境了，因此難免在對這一階段新聞史的解讀和敘述中更多地突出政治傾向而相對看輕學術結論的客觀性（這也是學者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自保措施）。現在已是21世紀20年代中期，產生于“中華民國時期”的檔案文獻都先后進入解密狀態，民國時期檔案文獻和報刊匯編出版成為大陸出版界新的增長點；一些民國時期重要政治人物（如蔣介石等）的日記、書信（如胡適等）等也逐步向社會開放，兩岸迅速擴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也為分隔在兩岸的民國時期新聞史料文獻共享利用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都為本項目充分利用歷史文獻史料研究民國時期新聞史提供了越來越有利的條件。這些有利條件項目組成員在研究活動尊重歷史的文獻，尊重歷史的事實，尊重歷史的結論，尊重歷史的環境，尊重歷史人物的個性，以正式出版的權威歷史文獻記載、歷史見證人所見所述及當時產生的歷史著作為研究對象素材，盡最大努力使研究成果及其結論與全面客觀的民國新聞業發展歷程相吻合。

（二）辯證認識的原則

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歷程中的新聞人、新聞媒介、新聞活動、新聞成果及社會對新聞業（新聞人、新聞媒介、新聞成果等）的管理都是客觀存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立黨宗旨、政治路線治國方略及新聞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也是客觀存在；民國新聞史上發生的諸如民國初期“暫行報律風波”、北京政府時期“癸丑報災”、《申報》主人史量才被刺身亡、抗戰時期對新聞業實行戰時體制、抗戰勝利后“拒檢運動”等新聞事件也是客觀存在。在一些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著作中，或是海峽兩岸的新聞史研究者在同一時間段內因身處不同社會環境，或是各自在不同時間段身處發生或不斷發生變化的社會環境，所以往往依據當時的社會環境或不同政黨（政府）或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場觀點出發對這些新聞事件及與此相關的新聞人物、新聞媒介予以解讀或評價。這些評價或解讀因代表特定政黨（政府）或政治力量的立場觀點，所以往往只說了事物的一個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有意識忽視或淡化事物的另一方面（或其他方面），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離學術“信史”標準似乎有明顯差距。我們主張對民國時期新聞業發展歷程取辯證分析態度，既要看到“中華民國”各階段政府在袁世凱及其他北洋軍閥、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主導下從“一己私利”或“一黨私利”出發對新聞業的壓制和統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及非必需性，也要看到作為“中華民國”各階段政府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歷史現實和作為政府行使國家主權及行政管理權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必需性，以求更加客觀全面真實地再現“民國時期”新聞業的發展歷程，探尋其間蘊含的內在規律。

（三）“國家-民族”的原則

“民國新聞史”是中國新聞業數千年發展歷程中特定歷史階段（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史。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各種政治勢力斗智斗勇，此起彼伏；全力博弈，此消彼長。盡管最后的結局不一，但都堅稱是孫中山的繼承者、民眾利益的代表。但新聞史研究是不能光聽民國時期新聞人自己的表白，而應既聽其言，也要觀其行，更分析新聞人在當時的新聞傳播活動及新聞言行對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社會公共道德和民眾的優良習俗以及新聞業進步發展的實際效果，而不能僅僅從政黨、政治或某一階級或階層立場和角度予以認識和評價。從“國家-民族”、“社會-事業”角度來認識評價新聞人，即民國新聞人的言論行動對國家利益是否有利？是否有利于維護中華民族在國際生活中的民族尊嚴？是否有利于國家新聞事業的進步發展？是否有利于民眾百姓養成優良的社會公德和習俗？等不同角度對當時新聞人的言行和社會效果進行認識和評價。中國共產黨鑒于其“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屬性的定位，對黨的新聞媒介、新聞人和新聞活動提出了“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要求，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媒介、新聞人和新聞活動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因此共產黨人在民國時期的新聞活動同樣可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原則進行認識和評價。

（四）學術研究的原則

盡管“民國新聞史研究”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兼有的特點，但必須明確而牢牢地定位“學術研究”基點，以學術研究思維和方法研究學術問題。既不以單純的政治思維方式或階級斗爭觀點觀察分析研究學術問題——把“民國新聞史”這一學術性研究視作階級斗爭的工具，用貼“政治標簽”的方式或依據政治傾向性的好惡來評判民國新聞史的具體人物、媒體和事件；也不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忽視民國時期新聞業在中國新聞人不懈努力和爭取下取得的客觀進步和時代性發展，漠視當時中國合法政府采取順應社會進步和民意的舉措使當時新聞業得到客觀發展的實際，把整個民國時期新聞史說得“一錢不值”和“一無是處”的做法，而是采取“就學術論學術”、“對的就說對，錯的就說錯”、“對多少就說對多少、錯多少就說錯多少”的實事求是思維方式，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學術研究，對“民國新聞史”的研究成果體系整體上依照“時間-屬性-類型”的邏輯體系進行內容組織和展開。在按照“時間”和“屬性”邏輯關系構建最終成果內容體系的基礎上，再按照“屬性”和“類型”的邏輯關系構建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內容體系，以求從不同側面反映或再現民國新聞業不同側面的詳細面目。

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特約研究專題承擔者和《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撰寫者，我們當然希望這套《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能反映21世紀20年代新聞史學界“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和認識的整體水平，基本滿足新聞史學工作者、新聞業務工作者及對新聞史感興趣的讀者了解該套叢書所涉及的民國時期新聞史不同側面比較詳細歷史的需要。毋庸諱言，這套《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肯定還有諸多不足和遺憾之處：首先是首席專家設置“特約研究專題”時考慮未必妥當，可能使一些更重要的民國新聞史“側面”沒有能作為“特約研究專題”進行研究，以致“民國新聞專題史”內容體系上留下缺憾；二是由于各分冊由不同專家學者分頭執筆，各人表述習慣和行文風格不盡一致，致使整套叢書的風格在各分冊之間難以實現完全統一；三是因為各位執筆者的社會閱歷、學術積淀、人文素養及研究重點等不盡相同，對有些認識的全面性和分析的科學性及表述的嚴密性等方面也未能達到統一水平，甚至有些評價不一定全面正確，有些觀點不一定十分妥當；四是受主客觀條件限制，盡管所有的執筆者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還是有些原始文獻和檔案資料未能充分利用，致使有些內容比較單薄，詳略不盡得當。我們衷心期待廣大讀者尤其是業內專家學者的批評和指正，以便在有機會再版或增訂時予以修改，使之不斷趨于完善。

情況通報

關于項目各子課題成員

應征“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論壇”論文的

情 況 通 報

由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民國新聞史研究所承辦的“第三屆民國新聞史研究高層論壇”征文工作已圓滿結束。自中國新聞史學會于2016年3月1日通過網站、微信公眾號等途徑向新聞史學會理事和會員發出征文通知后，征文截止時間的2016年7月31日左右，共收到70篇應征論文，其中由國家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成員撰寫的有23篇，占32.86%。現將國家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成員應政論壇征文的情況通報如下：

序號 子課題序號 子項目

及負責人情況 子項目論文數

作 者

論 文 標 題

1

一

民國創立前后的新聞業

負責人：倪延年

5

倪延年 論民國前外國人對中國的新聞交流及特征

2 王繼先 “星野”之源——馬星野筆名之考證

3 劉泱育 “服務”因何等于“為善”：民國時期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校訓精神及方漢奇個案的文化社會學詮釋

4 張朋 陳獨秀與中共早期新聞體制的創建

5 倪延年 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現實意義和應循原則（未錄用）

6

二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

負責人：王潤澤

3

肖江波

以“自由”的名義：清末民初的《申報》改革與剪辮運動

7

譚澤明 試析傳統動力對民初新聞業短暫繁榮的深層影響

8 余 玉 多彩與多姿：陳冷的“時評”內容及風格論析——以上海《時報》“時評”為例

9

三 民國南京政府

前期的新聞業

負責人：張曉鋒

1

劉繼忠

總理崇拜與主義灌輸——《中央日報》總理紀念周報道研究

10

四 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

負責人：何村

1 何村、葉俊 抗戰時期海外華文報刊及與大陸新聞業的關系

11

五

民國南京政府末期的新聞業

負責人：艾紅紅

2

艾紅紅 “史家辦報”與“史家”辦報——以《申報》史量才形象塑造為例

馮 帆

儲安平“文人論政”思想探析

12

13

六

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

負責人：萬京華

3 萬京華 中國人在海外開展通訊社業務之歷史考察

14 譚林茂 民國時期在華外國通訊社發展歷程及雙重歷史作用

15 王 會 申時電訊社業務發展及運營管理研究

16

七 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

負責人：白潤生 1 荊琰清白潤生 意識的覺醒 時代的桎楛——論民國時期少數民族新聞業發展得失

17 八 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

負責人：李建新 1 李建新 謝六逸新聞教育思想的史論理析

19

九

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

負責人：方曉紅

3 曾來海 試論民國時期報紙多樣化促銷與推廣的營銷思想

20 張弢 境內與域外——清末民初的新聞事業與關不住的國門

21 莊 曦 租界新聞傳播管控中的權與謀

22

十 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

負責人：徐新平 1 李秀云

吳云柯 抗戰時期左翼人士的新聞理論探討——以《新聞記者》為中心的考察

23

十一 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

負責人：鄧紹根 1 鄧紹根 中國新聞界代表團與1921年世界報界大會

十二 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管理

十三 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

24 十四 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

負責人：韓叢耀 1 韓叢耀

蘇 渝 意識形態架構下的媒介景觀--以《時事畫報》圖像新聞為例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