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tài)》2017年第（2）期

會議預備通知

關于召開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

預 備 通 知

根據(jù)《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第二批）“中華民國新聞史”投標書》中關于本項目研究工作計劃的約定和2016年8月項目組核心成員全體會議決議精神，經(jīng)與有關同志協(xié)商溝通，擬于2017年8月中旬召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第二批）“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和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為便于提前做好準備工作，現(xiàn)將有關事宜預備通知如下：

一、會議時間和地點

根據(jù)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和編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決議精神，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地點初步定在安徽黃山學院。會務工作由項目組成員、本項目第一子課題負責人何村教授負責。

為方便各位專家學者有充分時間準備新學期有關工作，經(jīng)反復協(xié)商，會議時間為2017年8月11-16日。

二、會議日程的初步安排

項目組全體核心成員和會議代表2017年8月11日（星期五）到報到，8月12（星期六）-15日（星期三）參加第四次工作會議和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8月16日離會。

三、會議的主要議題

根據(jù)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和編撰委員會第三次工作會議的會議主題分別是：

（一）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的議題

1、總結交流第三次工作會議以來子課題和特約研究專題的進展情況，交流各分卷和特約專題的研究進展，交流“民國新聞專題史”撰稿經(jīng)驗，討論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和《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撰稿中的疑點和難點，商量解決困難的辦法和對策。

（二）編撰委員會第三次工作會議議題

1、初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有關分冊書稿。這次審讀的分冊書稿是：韓叢耀教授撰稿的《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yè)》、劉亞教授撰稿的《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yè)》和鄧紹根教授撰寫的《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yè)》，并提出修改意見。

2、初次審讀本項目子課題負責人撰寫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王潤澤撰）、《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劉繼忠撰）書稿，進一步明確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的撰稿規(guī)范。

3、再次審定根據(jù)編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修改意見”修改后的“民國新聞專題研究叢書”分冊書稿：《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yè)》（艾紅紅）、《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yè)》（萬京華等）、《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業(yè)》（李建新）、《民國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新聞業(yè)》（白潤生）、《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方曉紅等）、《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徐新平、李秀云等）、《民國時期的新聞業(yè)經(jīng)營》（張立勤）。

4、初次審讀特約研究專題負責人根據(jù)2016年項目組工作會議決議撰寫的特約專題稿。

四、會議的主要準備工作

為了提高會議的工作效率，保證會議按照既定計劃完成既定目標，這一階段應該主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準備：

（一）關于會務籌備工作的準備

項目秘書處要保持和項目組核心成員、渤海大學何村教授的密切聯(lián)系，提前做好會議文件的準備，保證會議籌備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關于《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的準備

1、請負責提交會議初次審讀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的專家，于7月10日前向秘書處提交完成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以便秘書處準備會議討論材料。

2、請第二次提交會議審讀的《民國新聞專題史叢書》分冊的專家，于7月10日前向秘書處提交按編撰委員會第二次工作會議的“修改意見”修改后的分冊書稿，以便有充裕時間撰寫特約專題稿——同時請準備向會議作文稿修改情況的說明。

（三）關于《中華民國新聞史》特約專題稿

1、請民國新聞史研究特約專題稿撰寫的專家學者，在分冊書稿內(nèi)容基礎上，按特約專題稿要求抓緊撰稿，并請于7月10日前向秘書處提交所負責的特約專題稿。

（四）關于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書稿

1、請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的各卷主編，抓緊時間完成各卷“社會背景”和“新聞報業(yè)”部分書稿撰寫工作，于2017年7月10前向秘書處提交完成的書稿。

以上有關事宜，請各位項目組核心成員及早做好時間安排和專業(yè)準備，同心同德，齊心協(xié)力，保證“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核心成員第三次全體會議和編撰委員會第二次工作會議順利召開，圓滿完成會議的既定目標。

特此通知。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中華民國新聞史”秘書處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附：關于《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及有關事宜的決 議（節(jié)摘）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暨編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2016年8月26日通過）

【編者按】為便于有關專家學者對《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的修改，現(xiàn)根據(jù)有關專家的建議，把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暨編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關于<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及有關事宜的決議》（節(jié)摘）刊發(fā)，以供各位專家參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于2016年8月20-24日在湖南師范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逐冊審讀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經(jīng)過與會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會議達成如下共識，以作為下一階段工作的參照依據(jù)。

一、（略）

二、會議采取“重點解剖”方式對《民國時期的新聞業(yè)經(jīng)營》和《民國時期的新聞交流》分冊進行了集中討論，提出如下修改建議：

（1）對于“新聞業(yè)經(jīng)營管理”分冊。會議認為本冊書稿已比較完整。建議在視角立足點上可更高一些，理論觀點上還可再提升，注意“黃金十年”的綜合因素；更加客觀地評述共產(chǎn)黨新聞媒介的經(jīng)營；盡量覆蓋到新聞廣播的經(jīng)營，開掘新的史料；注意點面結合，在敘述“代表性”媒介經(jīng)營的同時，用概述的方式拓展內(nèi)容的覆蓋面，建議增加“其他報紙的經(jīng)營”的內(nèi)容；在體系和標題方面緊扣“經(jīng)營管理”；注意闡述管理體制和經(jīng)營的個性特征和階段特征；注意充分利用當時產(chǎn)生的新聞業(yè)經(jīng)營活動數(shù)據(jù)但也要注意核對；注意區(qū)分民國南京政府和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yè)經(jīng)營特點；區(qū)分報人的經(jīng)營理念和報館的經(jīng)營活動的關系；在章節(jié)標題時段劃分上采取模糊處理方式，可不出現(xiàn)諸如“（1912-1928）”等表示明確時間段的信息。

（2）（略）

三、會議采用“逐冊過堂”的方式，對提交討論的各分冊書稿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分別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見：

（1）關于“新聞學研究”分冊。建議對“新聞學研究”這一概念進行明確的階段，區(qū)分“新聞學術”、“新聞理論”和“新聞學”不同概念的內(nèi)涵，如是“新聞理論研究”，應當從研究對象、學科體系、生成形態(tài)等方面闡述，如是“新聞學術”或“新聞學”研究則另有敘述路徑；要區(qū)分“報刊”與“學術”的關系。要統(tǒng)一文稿的敘述路徑，把現(xiàn)在的一部分以“人物與思想”，另一部分按照“問題”敘述的體系格局統(tǒng)一起來。在體例統(tǒng)一方面，子課題負責人要發(fā)揮主導作用，充分尊重、討論協(xié)商，形成共識。

（2）關于“新聞管理體制”分冊。會議肯定該分冊的縱向時段敘述和專題板塊敘述相結合的內(nèi)容體系結構。建議在章節(jié)標題上一方面要突出內(nèi)容的特色性，同時注意標題形式的同一性；在明確敘述重點是宏觀層面的由國家法令法律、政府機構等為物化形態(tài)構建的宏觀管理體制的前提下，用提示的方式涉及新聞業(yè)的微觀管理體制（這部分內(nèi)容以張立勤的《民國時期的新聞業(yè)經(jīng)營》為主體敘述）；為了完整呈現(xiàn)“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建議增加“日偽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的內(nèi)容。

（3）關于“新聞通訊業(yè)”分冊。建議在該分冊的“社會背景”中緊扣“新聞通訊業(yè)”主題，避免通用化；對民國時期的“紅色”新聞通訊業(yè)，建議采用寫實的方式稱之為“共產(chǎn)黨新聞通訊業(yè)”；盡管民國時期的“中央通訊社”是在國民黨的直接掌控下，但和公開稱之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的《中央日報》還是有所區(qū)別，名義上應該屬于民國政府的行政性機構。有專家建議把現(xiàn)在第五章《民國時期中國人在海外開拓新聞通訊業(yè)務》按照時間段分別納入相關章節(jié)。

（4）關于“新聞教育”分冊。建議對“總論”內(nèi)容進行調(diào)整和再思考，是否可以“本真逼近”和“多元呈現(xiàn)”統(tǒng)率；注意各章內(nèi)容篇幅相對平衡（五章分別31頁、16頁、38頁、86頁、6頁）；章節(jié)內(nèi)容劃分標準統(tǒng)一，第五章從教育層次（研究生），其他章節(jié)是從時間，最好統(tǒng)一起來；系統(tǒng)介紹新聞學歷教育的同時注意觀照民國時期“新聞職業(yè)教育”；在系統(tǒng)介紹漢族地區(qū)新聞教育的同時，觀照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新聞教育（如《新疆日報》新聞訓練班）。

（5）關于“新聞廣播業(yè)”分冊。會議認為本分冊書稿已比較成熟。建議加強背景的專題性處理；如有可能建議考慮增加“收音機”的有關數(shù)據(jù)；增加當時較為普遍的“集體收聽”的內(nèi)容；對“國民黨廣播人”的介紹和評述部分的內(nèi)容建議可適當增加；有專家認為可以增加廣播電臺的技術參數(shù)。

（6）關于“少數(shù)民族新聞業(yè)”分冊。會議肯定本分冊史料系統(tǒng)、完整、扎實，是作者集數(shù)十年收集、積累和研究之大成。篇幅從2015年11月時提交會議的22萬字充實到現(xiàn)在的28萬字。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凝練文字，減縮篇幅，以求實現(xiàn)叢書分冊最多不超過25萬字的整體目標。

四、從提交會議討論的八個分冊書稿整體情況看，會議認為：（1）各位作者為撰寫分冊書稿付出了踏實的勞動，使得提交會議討論的分冊書稿基本成型，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各分冊書稿不平衡，執(zhí)行撰稿要求寬嚴不一。（2）各分冊書稿在不同的層面、側面、方面都有進一步修改完善的地方，建議各位作者會后根據(jù)會議意見進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和提升。（3）各分冊是獨立的專著，在保證史料、史實基本覆蓋本專題領域的前提下，分冊的內(nèi)容體系、行文風格、章節(jié)安排等可以靈活處理，不必強調(diào)各分冊統(tǒng)一。（4）繼續(xù)撰寫或修改書稿應根據(jù)國家有關標準和項目組“撰稿規(guī)范”進行文稿格式的統(tǒng)一設定，以提高后續(xù)工作的效率。（5）兩位及以上作者分頭執(zhí)筆撰寫的分冊書稿，子課題第一負責人應起主導作用，以保證一個分冊的內(nèi)容體系、行文風格及敘述角度的統(tǒng)一。（6）各分冊的篇幅大致控制在20萬字左右（一般不少于18萬，不超過25萬）。

五、《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負責人的下一階段工作。（1） 分冊書稿尚未完成的子課題負責人抓緊時間完成書稿撰寫任務；（2）已基本完成書稿并提交本次會議討論的分冊責任人，根據(jù)會議意見對書稿進行認真的修改，并于2016年12月底前將修改后的書稿返回秘書處；（3）適時轉入撰寫特約專題稿階段，以保證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的如期進展。（4）特約專題稿應在2017年度項目組工作會議前完成提交秘書處，以便年度工作會議審讀。所有特約專題稿應在2017年12月底前完成。

六、“特約專題稿”的基本要求。（1）特約專題稿不是分冊章節(jié)簡單移用，而應是“鳳凰涅槃”后與分冊基本史料和主要觀點一致，但表述上有較大差別的新成果。（2）特約專題稿的篇幅根據(jù)該部分內(nèi)容在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有關分卷中的實際需要，由該分卷主編和特約專題稿轉寫責任人協(xié)商確定；（3）特約專題稿時段劃分要和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保持一致，以便按照“民國創(chuàng)建前后”、“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民國南京政府前期”、“民國南京政府中期”及“民國南京政府后期”五個階段納入《中華民國新聞史》有關分卷。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

項 目 秘 書 處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撰委員會議第三次會議

議 程 安 排

（初 步 方 案）

根據(jù)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暨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精神，經(jīng)和何村同志多次溝通，秘書處草擬了在2017年8月中旬召開的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議程安排初步方案，請項目組學術顧問和各位專家學者在百忙之中撥冗賜教。有何意見請及時反饋到秘書處，以便秘書處把會務工作做得更加完善、完美。

一、會議名稱：

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二、會議時間：

2017年8月11日-16日（會議報到～代表離會）。

三、會議承辦單位及負責人：

安徽黃山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何村教授

四、參會人員：

首席顧問、項目組專家及工作人員

五 、會議安排

（一）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

會議主持：項目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

會議議程：各子課題和特約研究課題負責人交流有關情況

（二）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會議主席：編撰委員會主任 吳廷俊教授

會議議程：

1、第一次審定《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

（1）《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yè)》

韓叢耀教授說明，與會專家討論。

（2）《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yè)》

劉亞教授說明，與會專家討論。

（3）《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yè)》

鄧紹根教授說明，與會專家討論。

（4）會議主席在討論基礎上形成會議結論

2、第一次審定《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書稿

（1）《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二卷）

分卷主編王潤澤教授說明，與會專家討論

（2）《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三卷）

分卷主編劉繼忠副教授說明，與會專家討論

（3）《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五卷）

分卷主編艾紅紅教授說明，與會專家討論

（4）會議主席在討論基礎上形成會議結論

3、第二次審定《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修改稿

（1）各分冊負責人依次介紹對書稿的修改情況

【艾紅紅、萬京華、白潤生、李建新、徐新平、

方曉紅、張立勤】

（2）與會專家討論，形成會議結論。

4、討論審定《中華民國新聞史》特約專題稿

特約專題稿負責人介紹有關情況

（三）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及編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總結

會議主持：倪延年

1、與會專家學者討論會議紀要（初稿）

2、首席顧問吳廷俊教授作會議總結

年度工作總結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

2016年度工作總結

項目秘書處

[編者按]：《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tài)》2017年第1期上刊載了秘書處根據(jù)掌握的有關信息起草的《國家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成員2016年度工作總結》（初稿）。根據(jù)有關專家的補充或更正信息對初稿進行補充和更正。現(xiàn)正式刊發(fā)，以作為2016年度項目組研究工作的歷史記錄；也以便在此后進行的中期評估或結項驗收是全面完整地向國家有關部門匯報。

2016年度，在項目組所有成員尤其是各子課題負責人、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分冊作者及特約撰稿專家的共同努力下，項目組較好地完成了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2016年度研究工作計劃要點》中提出的各項任務，具體情況如下：

一、如期召開了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

“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于2016年8月20-24日在湖南師范大學舉行。項目組核心成員：倪延年、王潤澤、張曉鋒、何村、艾紅紅、萬京華、方曉紅、白潤生、李建新、徐新平、韓叢耀、劉 亞、李秀云、張立勤，劉繼忠和王會（新華通訊社新聞研究所編輯）參加了會議。鄧紹根因公請假。項目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主持了會議。會議交流了各子課題研究工作的進展情況，討論了下一步工作的主要安排，進一步明確了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的框架結構。本項目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yè)”負責人、渤海大學何村教授向會議請求關于不再擔任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yè)”負責人和本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主編，會議決定同意接受何村教授關于不再擔任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yè)”負責人和本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主編的請求；同時決定聘請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新聞系博士生導師劉亞教授擔任本項目子課題“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yè)”負責人和本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第4卷主編。會議同意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關于聘請何村教授擔任“民國創(chuàng)立前后的新聞業(yè)”子課題的第二負責人，協(xié)助首席專家完成項目組的有關工作。

二、按計劃召開本項目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2016年8月20-24日和本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在湖南師范大學舉行。參加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的全體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學術顧問兼項目編纂委員會主任、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吳廷俊先生主持。本次會議首先討論通過秘書處提交討論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書本式研究成果審稿工作規(guī)范（討論稿）》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的撰稿規(guī)范（討論稿）》；然后討論逐個分冊討論了《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yè)》（艾紅紅）、《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yè)》（萬京華等）、《民國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新聞業(yè)》（白潤生）、《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李建新）、《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徐新平等）、《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方曉紅等）、《民國時期的新聞業(yè)經(jīng)營》（張立勤）、《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倪延年）等分冊，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詳情見《會議紀要》）。

三、成功承辦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論壇

中國新聞史學會、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第三屆民國新聞史研究高層論壇于2016年11月11-13日在南京師范大學舉行。會議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尹韻公研究員，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執(zhí)行會長、北京大學國家戰(zhàn)略傳播研究院院長程曼麗教授，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鄧紹根教授和南京師范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長張曉鋒教授分別作了《紅星何以能夠照耀中國：兼論中國新聞史研究》、《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清末西方傳教士及其報刊出版活動》、《民國“新聞自由”概念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偶像與鏡鑒：新記<大公報>視野下的“孫中山”（1926-1928）》的專題演講，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好評。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暨南大學、上海大學、新疆大學、新華通訊社、第二歷史檔案館及中國文化大學（臺灣）、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歐洲政治活動研究所等數(shù)十所高校科研院所的8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論壇。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民國新聞史研究所（本項目秘書處）具體操辦了這次研討活動。會議籌備組于2016年2月發(fā)出征文通知，到2016年7月底共征集到論文72篇，經(jīng)過兩輪評審選出62篇論文編成會議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由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在論壇舉辦前出版。項目秘書處在承辦論壇過程中，具體承擔了會議通知發(fā)布、與中國新聞史學會聯(lián)系、組織落實會務，延請專題報告專家、論文征集、參會論文評選、會議論文集編輯校對等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報》網(wǎng)、江蘇社會科學網(wǎng)、中國傳媒與教育在線教育聯(lián)盟等網(wǎng)站對本次會議作了報道，擴大了本項目及本屆論壇的社會影響。

四、積極參加學術界交流，擴大本項目的學術影響力

本項目組成員在推進本項目研究的同時，注重把研究工作中產(chǎn)生的研究成果積極投入學術交流，產(chǎn)生了較好的社會效益。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2015年由學術界主辦或協(xié)辦的中外新聞史方面的學術會議主要有：中國新聞史學會和暨南大學主辦的“2016年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年會暨第二屆新聞傳播學學會獎頒獎典禮”（暨南大學，2016年6月24-26日）、中國新聞史學會、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第三屆民國新聞史研究高層論壇”（南京師范大學，2016年11月11-13日）、“脈絡與洞見：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及其超越——第二屆中國新聞史青年學者論壇”（華中科技大學，2016年11月18-20日）、遼寧大學承辦的第五屆新聞史論青年論壇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年會等。項目組成員積極參加了上述學術會議，一方面進行了學術成果的交流，同時也有效地擴大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社會影響。如項目組成員倪延年和王潤澤應邀在“2016年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年會”上分別作了《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現(xiàn)實意義和應循原則》和《文化對外傳播與國家形象構建的經(jīng)驗與突破——中國孔子學院成立11年的探索》的大會主題發(fā)言；項目組成員白潤生教授在“少數(shù)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論壇”作了《王靜齋與〈伊光〉月報》的論文演講；項目組核心成員劉繼忠在“中國新聞史學會自由投稿論壇”作了《“建國”與“救國”的糾葛與合流：國民黨“負重”抗日輿論研究（1928-1937）》的論文演講；又如項目組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程曼麗教授和項目組核心成員鄧紹根、張曉鋒應邀在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上分別作了《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清末西方傳教士及其報刊出版活動》、《民國“新聞自由”概念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和《偶像與鏡鑒：新記〈大公報〉視野下的“孫中山”（1926-1928）》的大會主題演講；項目組核心成員：倪延年、韓叢耀、艾紅紅、何村、余玉、李建新、萬京華、譚林茂、王會、王潤澤、劉繼忠、李秀云、白潤生、鄧紹根等人的論文被論壇組委會錄用收入會議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并在分論壇作了論文演講；項目組核心成員王潤澤教授以“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身份向大會致開幕詞，鄧紹根以“中國新聞史學會副秘書長”身份作了會議總結；再如在中國新聞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華中科技大學合辦的“脈絡與洞見：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及其超越——第二屆中國新聞史青年學者論壇”上，本項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方漢奇教授向大會作了視頻致辭，本項目組核心成員王潤澤以“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身份向大會致辭、本項目顧問兼編纂委員會主任、華中科技大學吳廷俊教授向大會作了《唯物史觀的學理堅守：對方漢奇先生新聞史觀的理解》的主題演講；項目組核心成員王潤澤、劉繼忠、齊輝、操瑞青等在分論壇做了論文演講、項目組核心成員倪延年、吳廷俊、王潤澤等應邀擔任了分論壇的評議專家。項目組成員、天津師范大學李秀云教授應邀參加第五屆新聞史論青年論壇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年會時應邀擔任分論壇評議專家。項目組成員的學術交流活動既促進了“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的學術交流，也擴大了本項目研究的社會學術影響，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五、產(chǎn)出了一批有影響的前期研究成果

項目組成員在既抓緊本項目研究，又通過參加學術會議進行學術交流的同時，還積極撰寫民國新聞史研究的論文在專業(yè)刊物上發(fā)表，這些論文成果對于擴大本項目在學術界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項目首席專家倪延年撰寫的論文《論民國前國人的對外新聞交流及其特征》發(fā)表權威專業(yè)期刊《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上。發(fā)表在《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5年第8期上的《論民國新聞史業(yè)的起源、發(fā)展歷程及歷史評價問題》一文，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進行的2015年度全國新聞傳播學優(yōu)秀論文遴選中成為入選的10篇“2015年度新聞傳播學優(yōu)秀論文”之一（遴選對象為全國2015年出版的165種專業(yè)報刊上發(fā)表的10831篇論文）。此前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07年度重點項目“中國新聞法制發(fā)展史研究”的最終成果《中國新聞法制通史》（6卷8冊）在江蘇省第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獎中獲得“新聞與傳播學科”的唯一的“一等獎”。項目子課題“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負責人李建新教授的論文《民國時期上海新聞教育的史論理析》發(fā)表于專業(yè)權威刊物《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底期；論文《民國時期新聞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現(xiàn)》發(fā)表于《學術交流》（C刊）2016年第5期；項目子課題“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子課題負責人方曉紅教授)組成員高山冰的《妥協(xié)的自由：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新聞事業(yè)管理體制研究》發(fā)表在專業(yè)權威期刊《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項目子課題“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子課題負責人徐新平教授）組成員李秀云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報人的新聞理論——從〈文藝新聞〉到〈新聞記者〉》發(fā)表在《學術交流》（C刊）2016年12月5日期；論文《試析杜紹文的新聞學理論建構》發(fā)表于中國新聞史學會會刊《新聞春秋》2016年5月期；項目子課題“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負責人艾紅紅教授的論文《鐵蹄下的“協(xié)和”之音：略論抗戰(zhàn)時期日偽電臺的廣播演講》發(fā)表于中國新聞史學會會刊《新聞春秋》2016年第1期；項目子課題負責人劉繼忠的論文《國民黨敗退大陸的傳播學思考——以蔣介石戰(zhàn)略傳播思想為中心》載《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10輯（2016年版）。

六、秘書處運行正常，編發(fā)《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tài)》

在2016年度，項目秘書處運行正常，主要承擔了項目組成員之間的聯(lián)系、溝通和信息發(fā)布、交流；第三屆民國新聞史研究高層論壇征文、評審及會務工作，項目組核心成員經(jīng)費報銷等事務，保持了秘書處和項目組成員之間信息交暢通。

2016年度，秘書處為及時向國家有關部門及時匯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工作的最新進展，也便于項目核心成員及時了解團隊有關方面的研究進展，繼續(xù)編印項目組內(nèi)部信息刊物《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tài)》。2016年1月至12月共編發(fā)5期——年初計劃每季度編發(fā)1期共4期，因為需及時反映第三屆民國新聞史研究高層論壇的有關情況，于2016年11月增加編印了該年度第5期（總20期）。

以上只是秘書處根據(jù)已掌握的信息起草的項目組2016年度工作情況小結。請項目組各位核心成員尤其是各子課題負責人、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作者及特約撰稿專家對該初稿進行修改、補充，充實信息和提出建議。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年度成果匯總通報

國家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成員

2016年度研究成果匯總通報

[編者按]：《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tài)》2017年第1期上刊載了秘書處根據(jù)掌握的有關信息匯總的《國家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成員2016年度研究成果匯總通報》（初稿）。秘書處已經(jīng)根據(jù)有關專家的補充或更正信息對初稿進行補充和更正。現(xiàn)正式刊發(fā)，以作為2016年度項目組成員研究成果的歷史記錄；也以便在此后進行的中期評估或結項驗收是全面完整地向國家有關部門匯報。

一、“民國創(chuàng)立前后的新聞業(yè)”（課題負責人：倪延年；

課題第二負責人：何村）

1、倪延年：《論民國前國人的對外新聞交流及其特征》，載《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2、倪延年：《論民國新聞史業(yè)的起源、發(fā)展歷程及歷史評價問題》（《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5年第8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2015年度全國新聞傳播學優(yōu)秀論文遴選中入選 “2015年度新聞傳播學優(yōu)秀論文”（10篇之一）。

3、倪延年：《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現(xiàn)實意義和應循原則》，在“2016年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年會”（廣州，暨南大學，2016.4.）作主題報告（之一）。

4、倪延年：《論民國前外國人對華新聞交流及特征》，在“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上分論壇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5、劉泱育（課題組成員）：《“服務”因何等于“為善”：以方漢奇為個案的文化社會學詮釋》，“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6、王繼先（課題組成員）：《 “星野”之源——馬星野筆名之考證》，“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7、張朋（課題組成員）：《陳獨秀與中共早期新聞體制的創(chuàng)建》，“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1、何村（課題第二負責人）、葉俊：《抗戰(zhàn)時期海外華文報刊與國內(nèi)新聞業(yè)的關系》，“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演講交流，2016年11月，南京。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二、“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yè)”（課題負責人：王潤澤）

1、王潤澤：《文化對外傳播與國家形象構建的經(jīng)驗與突破——中國孔子學院成立11年的探索》，在“2016年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年會”（廣州，暨南大學，2016.4.）作主題報告（之一）。

2、王潤澤：“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評議專家，2016年11月，南京。

3、余玉（課題組成員）：《多彩與多姿：陳冷的“時評”內(nèi)容及風格論析——以上海〈時報〉“時評”為例》，“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三、“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業(yè)”（課題負責人：張曉鋒；

實際承擔者：劉繼忠）

1、張曉鋒：《偶像與鏡鑒：新記〈大公報〉視野下的“孫中山”（1926-1928）》，，“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主題演講（之一），2016年11月，南京。

2、張曉鋒：“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評議專家，2016年11月，南京。

1、劉繼忠：《〈中外月刊?新聞界〉新聞學話語的糾葛與調(diào)和》，載《全球傳媒學刊》（清華大學），2015年第4期。

2、劉繼忠：《國民黨敗退大陸的傳播學思考——以蔣介石戰(zhàn)略傳播思想為中心》，載《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10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3、劉繼忠：《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執(zhí)行副主編），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

4、劉繼忠：《總理崇拜與主義灌輸：〈中央日報〉總理紀念周報道研究》，“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5、劉繼忠 趙佳鵬（研究生）：《倉促應戰(zhàn)：抗戰(zhàn)前國民黨反日國際宣傳戰(zhàn)研究——以“九一八事變”為中心》，在“第二屆中國新聞史青年學者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與研究所、華中科技大學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2016年6月24日）分論壇演講。

6、劉繼忠、閆潔（研究生）：《 “國難”語境下國民黨青年新聞人民族主義話語探析（1936-1937）——以〈中外月刊?中國動向〉為考察中心》，在“第五屆新聞史論青年論壇”（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吉林大學 主辦，2016年9月24日）分論壇演講。

7、劉繼忠：《 “建國”與“救國”輿論的糾葛與合流：國民黨負重抗日輿論研究（1928-1937）》，在“抗戰(zhàn)時期新聞傳播問題高層論壇”（華中師范大學，2016年4月16日）分論壇演講。

8、劉繼忠：《國家民族主義輿論動員的策略與實踐研究（1928-1937）》在“中國新聞史學會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暨第三屆中外新聞傳播思想史高峰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新聞傳播史研究會，南京大學，2016年3月5日）”分論壇演講。

9、劉繼忠：《抗戰(zhàn)前十年國民黨新聞媒體的受眾認知與宣傳效果探析》，在“第四屆傳播視野下的中國研究論壇”（上海《學術月刊》）、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暨南大學，2016年11月25日）分論壇演講交流。

10、劉繼忠：《訴諸公理與弱勢牽制：國民黨反日國際宣傳戰(zhàn)研究——以“九一八”事變?yōu)橹行摹罚�在�?016年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年會（中國新聞史學會，暨南大學主辦，2016年8月）”分論壇演講。

11、劉繼忠：“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主持專家，2016年11月，南京。

四、“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yè)”（課題負責人：劉亞）

1、劉亞：“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主持專家，2016年11月，南京。

五、“民國南京政府末期的新聞業(yè)”（課題負責人：艾紅紅）

1、艾紅紅：《鐵蹄下的“協(xié)和”之音：略論抗戰(zhàn)時期日偽電臺的廣播演講》，載《新聞春秋》，2016年第1期。

2、艾紅紅：《“史家辦報”與“史家”辦報》，“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演講交流，2016年11月，南京。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3、艾紅紅： “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評議專家，2016年11月，南京。

4、馮帆（課題組成員）：《儲安平“文人論政”思想探析》“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演講交流，2016年11月，南京。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六、“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yè)”（子課題負責人：萬京華）

1、萬京華：《中國人在境外開展通訊社業(yè)務之歷史考察》，“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2、譚林茂（課題組成員）：《民國時期在華外國通訊社發(fā)展歷程及雙重歷史作用》，“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3、王會（課題組成員）：《申時通訊社業(yè)務發(fā)展及運營管理研究》，“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4、萬京華：《中國人在海外開展通訊社業(yè)務之歷史考察》，載《新聞春秋：中國新聞史學會會刊》，2016年第3期。

5、萬京華：《中央通訊社的建立及初期發(fā)展研究》，第五屆新聞史論青年論壇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年會（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吉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分論壇演講，2016年9月24日。

6、萬京華：《新華社地方分社早期歷史研究》，2016年新華社新聞學術年會（新華社新聞研究所）主題演講，2016年12月6日。

7、萬京華：第五屆新聞史論青年論壇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年會（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吉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分論壇主持，2016年9月24日。

七、“民國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新聞業(yè)”（子課題負責人：白潤生）

1、白潤生、陳春麗：《抗日戰(zhàn)陣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報刊》，載《青年記者》2016年第1期；另收入哈艷秋主編：《“勿忘歷史：抗戰(zhàn)新聞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2、白潤生：《匯集正能量 同筑中國夢----在中國新聞史學會少數(shù)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2015年年會及新媒體與民族文化傳播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載《新聞論壇》2016年第1期；

3、白潤生：《抗日戰(zhàn)爭及解放戰(zhàn)爭時期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廣播事業(yè)（1931--1049）》，載《中國廣播》，2016年第6期；

4、白潤生、荊琰清：《王靜齋與《伊光》月報》，載《青年記者》，總534期2016年8月（上）。

5、白潤生 荊琰清：《意識的覺醒 時代的桎梏——論民國時期少數(shù)民族新聞業(yè)發(fā)展的得失》，“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6、白潤生：《我與方漢奇先生三十余年的師生情誼---祝賀方老師九十華誕》，載《新聞愛好者》，2016年第11期。

7、白潤生：《現(xiàn)代少數(shù)民族報刊在民國北京政府時期興起的歷史根源》，載《新聞春秋》，2016年第3期。

8、白潤生：《媒體融合是民族地區(qū)傳統(tǒng)媒體轉型發(fā)展的必由之路》，載《新聞論壇》，2016年第5期。

9、白潤生：《王靜齋與<伊光月報>》，2016年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年會（中國新聞史學會 暨南大學主辦）“少數(shù)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論壇”分論壇宣講交流。

10、白潤生：《試論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新聞業(yè)（1916--1928）》，第六屆“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主辦）作主題發(fā)言，2016年7月16--17日。

11、白潤生：第五屆新聞史論壇暨北京大學研究會年會（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和吉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辦，2016年9月24--25日），分論壇主持專家。

12、白潤生 荊琰清：《意識的覺醒 時代的桎梏——論民國時期少數(shù)民族新聞業(yè)發(fā)展的得失》，“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13、白潤生：2016年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年會（中國新聞史學會 暨南大學主辦）“少數(shù)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論壇”分論壇主持專家。

14、白潤生：《試論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新聞業(yè)（1916--1928）》，第六屆“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主辦）作主題發(fā)言，2016年7月16--17日。

15、白潤生：第六屆“中國報刊與社會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主辦，2016年7月16--17日）主持點評主題發(fā)言論文。

16、白潤生 王洪宇：《<阿良評說三國>：一部濟世育人的好書》，載《法律與生活》2016.10上（2016年第19期總571期）。

八、“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子課題負責人：方曉紅）

1、方曉紅：“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主持專家，2016年11月，南京。

2、虞文俊（課題組成員）：《沙俄統(tǒng)治下“關東州”新聞事業(yè)及其管制——兼談日俄戰(zhàn)爭中的新聞戰(zhàn)》，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11期（25000字）。

3、高山冰（課題組成員）：《妥協(xié)的自由：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新聞事業(yè)管理體制》，載《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10000字）。

4、操瑞青（課題組成員）：《 “有聞必錄”的流行與現(xiàn)代新聞觀念的萌生》，載《新聞界》，2016年第9期（13000字）。

5、虞文俊（課題組成員）：《日本在旅大租借地未完成的新聞立法——〈關東州及南滿洲鐵道附屬地出版物令〉之解析》，載《新聞界》，2016年第13期（15000字）。

6、張弢（課題組成員）：《境內(nèi)與域外：清末民初的新聞事業(yè)與關不住的國門》，“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7、姚瑤、莊曦（課題組成員）：《從〈印刷附律〉之爭看上海租界新聞管控中的權與謀》（10000字），“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8、曾來海（課題組成員）：《試論民國時期報業(yè)廣告經(jīng)營的理論研究》，載《新聞春秋》，2016年第1期（14000字）。

9、曾來海（課題組成員）：《試論民國時期報紙多樣化促銷與推廣的營銷思想》，“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九、“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子課題負責人：徐新平）

1、李秀云（課題組成員）：《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報人的新聞理論——從〈文藝新聞〉到〈新聞記者〉》，載《學術交流》，2016年12月出版。

2、李秀云（課題組成員）：《試析杜紹文的新聞學理論建構》，載《新聞春秋》，2016年5月出版。

3、李秀云、吳云柯（課題組成員）：《抗戰(zhàn)時期左翼人士的新聞理論探討——以〈新聞記者〉為中心的考察》，“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4、李秀云：“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評議專家,。

5、李秀云：第五屆新聞史論青年論壇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年會（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 吉林大學主辦，2016年9月），分論壇評議專家。

十、“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子課題負責人：李建新）

1、李建新：《民國時期上海新聞教育的史論理析》，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3期。

2、李建新：《民國時期新聞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現(xiàn)》，載《學術交流》，2016年第5期。

3、李建新：《謝六逸新聞教育思想的史論理析》，“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4、李建新：“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分論壇評議專家，2016年11月，南京。

十一、“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yè)”（課題負責人：韓叢耀）

1、韓叢耀、蘇渝：《意識形態(tài)架構下的媒介景觀——以〈時事新報〉圖像新聞為例》，“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2、韓叢耀：“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評議專家。

十二、 “民國時期的在華外國新聞業(yè)”（課題負責人：鄧紹根）

1、鄧紹根：《民國“新聞自由”概念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主題演講（之一），2016年11月，南京。

2、鄧紹根：《中國新聞界代表團與1921年世界報界大會》，“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分論壇演講交流。收入《民國新聞史研究：2016》，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

3、鄧紹根：“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2016年11月，南京）大會總結報告。

前期研究成果通報

特約專題稿：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圖像新聞業(yè)

（1916年6月～1928年6月）

季芬 執(zhí)筆

【編者按】根據(jù)2016年8月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和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2017年8月舉行的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暨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重點議題之一是討論在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基礎上撰成的特約專題稿。為便于項目組同行撰寫特約專題稿學習交流，現(xiàn)將南京大學韓叢耀教授團隊承擔的特約研究專題“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yè)” 特約專題稿已全部完成并提交秘書處，現(xiàn)將其中（之二）《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圖像新聞業(yè)》（18800字左右，季芬執(zhí)筆）先行在本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tài)》上刊載，以饗同仁。

1916年至1928年的12年間 ，中國內(nèi)戰(zhàn)頻繁，政治動蕩，經(jīng)濟凋敝，加上帝國主義列強的侵華更使得民不聊生，國無寧日。彼時，北京政府時期又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文化亦非常活躍，期間發(fā)生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這一時期圖像新聞的傳播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專門以攝影為題材印刷發(fā)行的畫報畫刊；二是報紙上刊登的新聞照片和新聞圖畫（多為新聞漫畫）；三是以紀實題材創(chuàng)作的新聞紀錄電影。其中報紙上直接采用的新聞照片和新聞漫畫比較散見，能完整保存到現(xiàn)在的相關資料很少，無法進行有效地歸類分析，這里只做簡要介紹性說明。

一、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畫報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這12年間，中國出版的畫報畫刊大約有100余種，通過多方考證可以確定名稱的有80種左右 ，其中大多數(shù)畫報都刊登了或多或少的新聞圖像。那時不管什么性質(zhì)的畫報，刊登新聞圖像是一種“時髦”做法，不僅能吸引讀者眼球，還能標榜雜志的文化品位。

這一時期，比較著名的畫報有1920年創(chuàng)辦的《圖畫時報》（上海），1925年創(chuàng)辦的《世界畫報》（北京）和《上海畫報》（上海），1926年創(chuàng)辦的《良友》畫報（上海）、《北洋畫報》（天津），1927年創(chuàng)辦的《革命畫報》（上海），1928年創(chuàng)辦的《珠江星期畫報》（廣州）、《大亞畫報》（沈陽）等。

1916年7月創(chuàng)刊的《誠報》，是國內(nèi)專門報道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大型攝影畫報。編輯所設在英國倫敦，國內(nèi)的發(fā)行由上海別發(fā)圖書公司代理。每月出版兩期，每期對開2張，全篇登載的都是有關戰(zhàn)事的新聞照片，內(nèi)容除廣泛報道戰(zhàn)事外，還報道了中國參戰(zhàn)人員在前線的活動。先后刊出《中國留學生游歷西歐戰(zhàn)地》、《在法國從事軍事工作之華人》、《華兵進入天津租界》、《中國與德奧宣戰(zhàn)》等照片。

1920年6月9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圖畫時報》，8開，周刊，自第358期改為三日刊，1935年10月13日停刊，共出1072期。《圖畫時報》結束了中國畫報的“石印時代”，開啟了“銅版時代”，雖云“圖畫”，卻以攝影報道為主，實開中國新聞攝影畫報之先河，被譽為“中國現(xiàn)代攝影第一畫刊”。著名報人戈公振擔任畫報編輯，在創(chuàng)刊號《導言》中稱：“世界愈進步，事愈繁瑣；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必籍圖畫以明之。夫象有鼎，由風有圖。彰善闡惡，由來已久。今國民敝錮，政教未及清明，本刊將繼文學之未逮，一一揭而出之，盡畫窮形，俾舉世有所觀感，此其本旨也。若夫提倡美術，增進閱者之興趣，又其余事耳。”編者不僅闡明了創(chuàng)刊的目的，更強調(diào)了攝影圖片“彰善闡惡”的作用。宗旨雖定，執(zhí)行起來卻并不易。因為來稿中的新聞照片太少，且清晰能用的不多，以致戈公振屢屢刊出“新聞照片優(yōu)先”、“照片以清晰為第一要義”等“啟事”，并開出了每幅照片從5角到4元的高稿酬，且強調(diào)“風景照片雖佳不錄”。 《圖畫時報》刊登的新聞照片有1927年345期刊出“匯山”拍的上海總工會活動照片，347期刊出歡迎北伐軍照片，371期刊出慶祝北伐軍勝利照片等。

1924年12月16日，《圖畫周刊》問世。該畫報實則是邵飄萍北京創(chuàng)辦的《京報》的副刊，16開2張，周刊，逢周五出版，隨《京報》附送。邵飄萍擔任社長兼主編，初期由馮武越擔任編輯兼攝影。《圖畫周刊》以攝影圖片為主，創(chuàng)刊時為普通新聞紙，圖片質(zhì)量不高。從第10期開始，改用洋宣紙彩印，圖片頓時非常精美，并采用黑、藍雙色套印，時而加入紅色，形成三色套印，自稱“此種印刷術為時報《圖畫周刊》所未有，開今日國中畫報之新紀元”。但可惜的是，畫報只出版了11期便宣告停刊。馮武越離開京報后便在天津創(chuàng)刊了著名的《北洋畫報》。

1925年4月1日，《世界畫報》在北京創(chuàng)刊，原作為《世界日報》的攝影附刊，是日報的一個版，至同年10月1日開始每周日單獨出版。畫報4開4版，膠版紙鉛印，主要以銅鋅版制圖。在此以前曾有短暫時期仿照上海的《點石齋畫報》，用石印在日報內(nèi)附出畫報一版，間日出版。自13期改為周刊。先期由褚保衡任主編，57期起開始林風眠擔任主編，后期由薩空了、譚旦同主編。主要刊登時事新聞及其他方面的照片，報道體育比賽等方面的動態(tài)，介紹影劇概況，明星畫家作品，討論婚戀問題等。畫報宣稱“本畫報系中國唯一之大規(guī)模的美術刊物，照片及制版均有完美之設備，圖畫由美術名家執(zhí)筆，用銅版、石版彩色精印”。該刊長期未打開銷路，成了日報的附贈品。薩空了接編后，大力改革，充實內(nèi)容，大量刊載時事照片，后期銷路得到擴大。《世界畫報》主要刊登的新聞圖片如第5期褚保衡所攝奉軍活動照片、“三一八慘案特刊”、社會新聞如學生被軍警毆傷、教育部強行接收女師大、銀行被竊巨款、北京年貨市場等等。

1925年6月6日，《上海畫報》創(chuàng)刊，畢倚虹任主編，后期由錢芥塵主編，三日刊，每期四開四版，道林紙印刷。1932年12月終刊。《上海畫報》是上海早期畫報中出版期數(shù)最長的畫報，《全國中文期刊聯(lián)合目錄》記載其總共為847期。刊頭多仕女照，內(nèi)刊時事新聞、劇照、書畫等，廣告占1版。主要內(nèi)容為時事新聞照片，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為主。創(chuàng)刊伊始，正值五卅慘案發(fā)生，該刊刊登了慘案發(fā)生后《學生在華界沿途自由講演》、《凄涼的南京路》、《圣約翰大學學生罷課》等照片和畢倚虹自撰的《滬潮中我之歷險記》、《約翰潮》等。該報重視社會新聞、刊登了有關軍閥《曹汝霖、陸宗輿之別墅》等并附以文字說。1928年在德國舉辦的世界報紙博覽會上，曾展出此刊。

1926年7月7日，《北洋畫報》在天津創(chuàng)刊，馮武越主辦，吳秋塵主編，4開4版。初為周刊，繼改為三日刊（稱“社會半周刊”），1928年10月2日第225期起改為每周二、四、六出版，以50期為一卷。至1937年7月29日，因抗戰(zhàn)爆發(fā)天津陷落，停刊，共出1587期。《北洋畫報》出版11年，是北方畫報中連續(xù)刊行最久、出版期數(shù)最多的畫報。每期4頁，合計6348頁之多，每期刊照片以5至10幅計算，可達8000至16000幅，其中保存了不少有歷史價值的照片。畫報約請了北平的同生、大光、天津的同生、鼎章等著名照相館為之供稿，東北新聞影片社和東北海軍航空隊等為之提供新聞時事照片，還有蔣漢澄、正曦、李荒生、周振勇等為之提供各種內(nèi)容的照片。該刊還自組“北洋攝影會”，會員不少（周琴夫、馮至海、魏守忠等都是會員），它利用這支力量拍攝和搜集了不少照片。該刊編者還直接向名人索取照片，如梅蘭芳的劇照、演出活動與生活攝影經(jīng)常刊載于北洋畫報，此外還有南方的照相館、攝影社和攝影者也向《北洋畫報》供稿。因此，這本畫報刊載了大量的中國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科學及國際動態(tài)照片，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其新聞時事照片多以單幅或“成組專頁”刊出。

1926年2月，《良友》畫報在上海創(chuàng)辦，先后有伍聯(lián)德、周瘦鵑、梁得所、馬國亮、張沅恒五任主編。1938年遷香港出版，1939年2月遷回上海，1941年9月被日軍查封，1945年一度復刊，后因股東意見分歧于1945年10月停刊。共出版172期和兩個特刊。《良友》刊登彩圖400余幅，照片達32000余幅，詳細記錄了近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變遷、世界局勢的動蕩不安、中國軍政學商各界之風云人物、社會風貌、文化藝術、戲劇電影、古跡名勝等，可謂是百科式大畫報。

作為中國第一本大型綜合性畫報，《良友》特別注重用圖像新聞記錄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生活，如第5期上登載紀念“五卅”一周年的《今年的五卅》，配有血衣亭等照片；第13期（1927年3月30日出版）《革命的血痕》刊有“黃花崗四烈士墓”、“史堅如烈士紀念碑”、“廖仲愷烈士墓”、“朱執(zhí)信烈士墓”等。在《國民革命軍抵滬》一文中，有“革命軍將到上海時，與魯軍激戰(zhàn)兩日夜之工界便衣敢死隊（匯山攝）”、“上海市民歡迎革命軍（2幅，寶記攝）”、“被繳械之魯軍（攝影學會林澤蒼攝）”，《國民政府先后到滬之要人》有蔣介石、汪精衛(wèi)、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孫科等人肖像。第15期（1927年5月30日出版）有《上海五九紀念大會攝影》，刊登了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袁世凱和日方主要人物的肖像。在《勞工神圣》一文中，有“五一勞動節(jié)上海紀念大會盛況”、“五一巡行”（高舉“勞工神圣”橫幅）、“上海工會糾察隊武裝操練”等照片。第16期有《五卅紀念》，內(nèi)有“上海五卅慘案紀念大會”，“五卅上海租界之戒嚴”、“五卅烈士喋血處”。《上海市民慶祝北伐勝利大會》，內(nèi)有“舞龍與提燈”、“公共體育場門前之熱鬧”“總商會之夜景”。第18期有《第八屆遠東運動會舉行于上海（1927年8月27日至9月3日）》。第21期有《蔣介石與宋美齡女士結婚儷影》；《共黨十年之蘇俄》有“列寧遺像”、“列寧夫人近影”。第26期（1928年5月30日）刊有《關于濟南慘案》欄，詳細報道“濟南事件實況”、“五三慘案經(jīng)過”，并配有大量照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

1926年11月，《良友》專門出版了《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用近200幅照片，把孫中山從早期直到逝世的一生經(jīng)歷，編印成專集，熱情歌頌孫先生是“曠代俊杰，豐功偉績，震爍千古”，這是孫中山逝世后，第一本全面記錄他革命一生的畫集。用照片來作傳記，這在中國也屬創(chuàng)舉。該紀念特刊出版后旋即受到極大的歡迎，從國內(nèi)到海外華僑爭相購買，一再重版，當時號稱銷行近10萬冊，這在中國也是空前的。

1927年4月26日，《革命畫報》在上海創(chuàng)刊，周報，8開4版。畫報的征稿啟事強調(diào)了該畫報的圖像內(nèi)容和要求，“圖畫：分時事諷刺畫及照片兩種。甲諷刺畫：須含有創(chuàng)造性及刺激性，而能鼓勵民眾，使民眾易于了解者，方為合格。乙照片：關于革命工作之時事攝影，革命運動之中心人物，及紀念建筑物等。”畫報刊登的新聞圖片有第1卷第1期第3頁上由士騏創(chuàng)作的“擁護國民政府”、“實行三民主義”、“狐假虎威，殘殺同胞”的新聞漫畫，一張歡迎北伐軍勝利之蘇州女同志人像；第2期刊“閘北工潮之一瞥”照片一張；第3期出“五一”專號，刊圖3張，一為英軍抵滬，一為追悼會之場景，還有一張不明；第5期出“國恥”專號，刊日軍在濟南殺我公使蔡公時照片；第8期出“五卅”專號；第9期刊有松濤拍攝的四川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以及二十八軍軍長的就職照；第10期第2頁刊廣州特約記者魯文輝拍攝的“廣州五卅紀念會參與之軍警界”、“廣州五卅紀念游行時之情形”照片各1張，第3頁刊本報青島特約記者梁瘦影拍攝的“日本帝國主義出兵華北之戰(zhàn)艦”、“日兵在青島登陸整隊時之攝影”各1張，由該報江陰特約記者季和華拍攝的“五月二日英美炮艦在攔門沙轟擊江陰之炮彈”照片一張。第11期，第3頁刊“上海六十萬民眾反對日本出兵之激昂”照片三張等。

二、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照片

新聞照片作為現(xiàn)代報紙版面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20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來的普遍現(xiàn)象。最初大量使用新聞照片的，不是報紙，而是上文提到的畫報。報紙上最初刊登的新聞照片，多是照相館拍攝的人像和某些事件的偶然記錄。

1916至1928年間，民眾關心國事，渴望目睹時局改變的心情迫切。因為畫報的周期性局限，多數(shù)報紙在這個時期內(nèi)加強了對新聞照片的使用，許多反映自然災害、戰(zhàn)爭、勞動人民的苦難、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照片都是通過報紙的出版才讓民眾在第一時間了解。這些新聞照片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新聞價值，如今更是極具巨大的歷史文獻價值。

在這期間，我們能在報紙上看到自辛亥革命后發(fā)生的各個重大事件，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2年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的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1925年孫中山逝世；上海“五卅慘案”；廣州沙基慘案；1926年北京“三?一八”慘案等，都有“新聞照片”的實錄。

“五四”運動時期出版的報紙，往往將文字報導和攝影照片一起刊登，如五月七日上海召開國民大會，在八日出版的《新申報》、《時報》上，都將大會實況，用文字詳細報導，并用相機記錄大會時的場景，一文一圖兩者配合，一起刊出。五月三十日《時報》刊出賣國賊曹汝霖住宅被焚毀的的文字報道，配合四張照片，一起刊出。當時的報紙上還有與“五四”運動相關的其他照片，如《上海工人大示威》、《5月31日上海學生舉行郭欽光烈士追悼大會》、《罷市后的上海南京路》、《6月3日上海罷市中的閘北寶山路》等。

這場學生的愛國運動也得到了中國照相業(yè)的支持。上海照相業(yè)職工就以休業(yè)、罷市來聲援，1919年5月9日上海《新申報》刊登了一則大字廣告：“上海英大馬路西首云南路口，中華照相館今日休業(yè)一天。”下邊說明休業(yè)原因；“對于近日外交表示決心，對于北京學界表示敬意，對于今日國恥表示不忘。”其次，利用照相復印通告，如上海徐家匯有一位從事照相之何某，自己擬就一種通告，用照相復制成數(shù)十張，分發(fā)各商店，通告中寫道：“軍警也是國民，為什么要保護買過則？”“不達目的，不納賦稅！”“青島即便歸還，密約不取消還是亡國。”再次，利用照相業(yè)的有利條件，他們走出店堂，到馬路上拍攝六月三日上海全市罷工的紀實照片，洗印后廣為宣傳出售。根據(jù)海上閑人編，1916年6月公義社出版的《上海罷市實錄》中的“罷市之軼聞”記載：上海“大馬路某照相館，曾將此次罷市狀況，分段拍攝十二張，印成毛光照片發(fā)售，每張售洋一角五分，購者紛紛不絕云。”

除了報紙之外，還有一些雜志刊物也經(jīng)常刊登新聞照片。如最早在我國舉起反帝反封建大旗，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刊物《新青年》，就很重視新聞照片的刊登。《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由陳獨秀創(chuàng)辦并主編。從它創(chuàng)刊起，封面上就采用外國名人照片。第6期封面用了我國飛行員譚根的肖像（譚是華僑，在美國自制飛機曾參加萬國飛機制造大會，以后回國籌建航空學校，為祖國培養(yǎng)人才）。自1916年9月第二卷，封面不再采用照片，但刊物內(nèi)的文章常配有照相插圖。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了“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紀念號”，刊登了大量的新聞照片，達33張，配合《上海勞動狀況》的調(diào)查報告一文，刊出的照片有《年老的小工中途休息狀況》、《年幼的小工行路吃力狀況》等。

此外，1918年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勞動》刊物，在該年的6月20日就刊登過上海市小販、人力車夫罷市的照片，在《上海小販暴動攝影——五月一日》標題下，登載的照片有《小販搗毀工部分署后英美防守之圖》、《小販結隊示威印捕據(jù)隘攔阻》、《小販在虹口菜場集議及武裝馬巡之偵查》，這些都是較早反映我國工人運動的新聞圖片。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為了宣傳黨的主張，報道革命斗爭，在上海創(chuàng)辦《向導》周刊，從1922年9月13日至1927年7月18日止，用真實、準確的具體形象，再現(xiàn)了當時的重大斗爭，發(fā)揮它的戰(zhàn)斗作用。在《向導》周刊上，集中出現(xiàn)的圖片報道共有兩次，一次是震動世界的“五卅慘案”，一次是英帝國主義造成的“萬縣慘案”。

1925年的五卅慘案，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帝怒潮，揭開了大革命風暴的序幕。五卅慘案發(fā)生后，6月6日出版的《向導》（第117期）發(fā)表了慘案中兩次流血事件的新聞照片，即日本帝國主義槍殺工人顧正紅的《被日人殺死之顧正紅》，英帝國主義槍殺五卅游行群眾的《南京路屠殺中之犧牲者》，緊密配合《中國共產(chǎn)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書》，以及《帝國主義屠殺上海市民之經(jīng)過》等文章。編者旨在用殘酷的事實去喚醒包括民族資產(chǎn)階級在內(nèi)的各階層人民。

1926年9月，英帝國主義又制造炮轟萬縣，死亡5000人的“九五”大慘案。《向導》于當年10月10日出版的“萬縣九五慘案特刊”（第173和174兩期合刊）中集中報道了萬縣慘案的經(jīng)過，并于卷首用三頁多的篇幅發(fā)表了8幅照片。內(nèi)容有《東較場擊斃居民四人拍照》、《民國十五年九月慘案英國兵輪用大炮轟擊雞公嶺炸斷二百余年之黃花樹受傷軍民廿八人斃命十六人》、《慘薨同胞雪恥會成立大會》、《萬縣九五慘案發(fā)生前英兵艦柯克捷夫將大炮衣卸衣實彈對準縣城預備轟擊之狀》等。其中英兵艦對準縣城的這張照片后面有說明“八月卅號拍”，這說明在慘案發(fā)生前，拍攝者就已記錄下了這一場面，更從側面反映了英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

對于五卅慘案的報道，除《向導》外，其他的報紙也都刊登相關的新聞照片。6月2日，10家報紙同時登載了征求五卅慘案中死傷者之照片及簡略的啟事。隨后，在各報陸續(xù)登載了征求五卅慘案中死傷者之照片及簡略的啟事。緊接著，各報陸續(xù)登載了犧牲者和各地抗議示威游行的照片。如《時報》在6月3日登載了五卅慘案中5名慘死者的遺像；6月4日登載了6月3日群眾示威大會的攝影報道。

國共合作時期的攝影照片多以紀實性的題材為主，主要揭露帝國主義侵華的暴行，喚醒民眾的愛國意識，促進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如1926年國民黨創(chuàng)辦的《你們運動》周刊，封面刊登廖仲愷慘遭暗殺的照片。1927年2月《人民》周刊第44頁照片專欄刊登“帝國主義準備屠殺上海工人市民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真相”的照片。

1927年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失敗，新聞照片主要來自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根據(jù)地，題材大都反映國民黨對紅色革命區(qū)的圍攻和中華民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一時期無產(chǎn)階級攝影事業(yè)開始走上探索之路，出現(xiàn)了不少優(yōu)秀的無產(chǎn)階級攝影家。他們?yōu)榱藝�家和人民利益不畏艱難，不怕犧牲，為后人留下了一批又研究歷史價值的紀實圖片，在中國攝影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功績。

除了在報刊上能看到新聞照片，遇到一些重大的新聞事件時經(jīng)常還能看到以照相帖冊的形式或攝影集公開發(fā)行的新聞照片集，一些地方還出現(xiàn)了救國存亡的攝影展覽。

1922年11月30日，日本被迫交還青島，當時青島的班鵬志拍攝了中國接受青島的實況，于1924年4月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接收青島紀念寫真》攝影集。內(nèi)收照片近250幅，其中除了接收青島之日警察抵青，海軍、陸軍抵青，日軍撤退等照片，還編入關于五四運動的發(fā)展過程，以及巴黎和會與華府會議的紀實攝影。編者在“例言”中說明：“本寫真之照片，除巴黎和會、華府會議等文件系征求國際寫真通訊社外，其余具系編者親歷其境實地攝取。”這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紀實攝影集了。

1923年，由工人俱樂部編印出版的《安源罷工勝利周年紀念冊》，是我國最早的一本反映工人斗爭的攝影集。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礦舉行了震撼全國的大罷工，在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三人共同領導下，經(jīng)過五天激烈斗爭，罷工取得勝利。罷工期間有機構曾組織專人拍攝照片，之后在工人俱樂部展出，一周年后出版了該紀念冊。

1925年，由胡愈之等人主持的《東方雜志》第22卷12期刊出了《五卅事件臨時增刊》，登載了遇難者的肖像，肇事地點、上海租界戒嚴、各地示威運動等新聞照片，第13期又登載了有關事件的45幅新聞照片。這些照片有無辜犧牲群眾的慘狀，有帝國主義屠殺的物證，有英帝國主義繼續(xù)威脅我國和我國人民反帝斗爭場面的實錄。由于照片制版清晰，現(xiàn)場氣氛濃厚真實，激動人心。增刊和雜志發(fā)行后，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竟向會審公廨控告《東方雜志》，誣指關于“五卅”事件的言論和照片“妨害治安”，先控訴編譯所長王云五，后控訴發(fā)行所長郭梅生。經(jīng)過三次開庭會審，會審公廨無理判決“被告交二百元保，一年內(nèi)勿再發(fā)行同樣書籍。”可是，《東方雜志》不屈不撓，拒絕會審公廨的無理判決，堅持出版發(fā)行，并在第22卷15期，繼續(xù)轉載外國報紙《五卅慘案之真相》照片2幅，以示抗爭。

這一時期還有陳萬里和他的《民十三之故宮》。1924年，在國民革命浪潮的沖擊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被迫搬離故宮，這標志著中國封建專制統(tǒng)治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陳萬里及時用鏡箱將這一極具意義的事件記錄了下來。1928年，他將所拍攝的照片編輯成冊，題名為《民十三之故宮》。

三、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漫畫

漫畫本身就是伴隨著新聞報刊產(chǎn)生、發(fā)展而來的。新聞漫畫區(qū)別于報刊上的幽默漫畫，是以漫畫形式對最新發(fā)生的事件進行報道或評論。這種形式的漫畫亦被稱為時事漫畫、政治諷刺畫。

清代末期至辛亥革命時期，是中國新聞漫畫興起、逐漸普及且走向成熟的階段。大多數(shù)新聞漫畫緊密結合當時社會上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在報道新聞事實的同時，融入了反帝反封建的主流中，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16年至1928年間，尤其五四運動前后，“民主”與“科學”逐漸深入人心，國外文化和先進科技不斷為我引進和借鑒，這一時期的新聞漫畫無論在印刷質(zhì)量還是發(fā)表數(shù)量上，都有極為明顯地上升，這也從另一方面鼓勵了漫畫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

1918年9月1日，沈泊塵與其胞弟沈學仁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本漫畫刊物《上海潑克》，為中國漫畫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上海潑克》，月刊，每月1號出版1期，16開本，封面和封底為彩版印制，其余都是黑白印刷。此刊中絕大多數(shù)作品都出自沈泊塵之手，他的漫畫始終圍繞著當時創(chuàng)刊時提出的三步責任“警惕南北當局，使之同心協(xié)力以建設一強固統(tǒng)一之政府；為國家爭光榮，務使歐美人民盡知我中國人立國之精神；調(diào)和新舊，針砭末俗” 而創(chuàng)作，這一切不難看出沈氏兄弟有一種強烈的愛國心、國際視野和社會責任感。

在《上海潑克》創(chuàng)刊號內(nèi)頁上，沈泊塵所作的《南北之爭》是一幅反映軍閥混戰(zhàn)的新聞漫畫，具有強烈的批判色彩。《南北之爭》的畫面上，一南一北兩個軍閥正在刀來槍往，廝殺正酣，被他們踩在腳下的是帽子上寫有“中華”二字、身上寫有“人民”二字、慘遭蹂躪叫苦不迭的中國老百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軍閥爭斗民無寧日，百姓痛苦有增無減。那么，怎樣才能挖掉百姓的“苦”根呢？沈泊塵當然在當時還沒有找到答案，卻已經(jīng)一針見血地通過漫畫暴露出南北軍閥踏著“人民”的身體進行混戰(zhàn)而損害人民利益的罪行，揭示封建軍閥統(tǒng)治階級與勞動人民利益的根本對立，其敢于反映百姓的苦難，為人民鼓與呼的精神，實為難能可貴。

五四運動前后，值得一提的還有著名漫畫家馬星馳（1873—1934）創(chuàng)作的新聞漫畫。作為一個曾追隨孫中山進行民主革命，對中華民國具有深厚感情的漫畫家，馬星馳在五四運動爆發(fā)后，迅速通過畫筆表達對時局的看法，用漫畫報道和評論新聞。五四運動期間他發(fā)表的“作品更顯鋒利” ，很多漫畫在當時對凝聚和引導社會輿論發(fā)生過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1918年12月15日，馬星馳在上海的《新聞報》上發(fā)表《妨礙和平之枝節(jié)》，畫面主體為“和平”二字，但這二字卻被周圍一些蔓生的枝條所纏繞，從右往左看，變成為“權利私心”，借以諷刺南北議和會議就是在這種充斥著“私心”和“權利”的爭奪中展開，顯然這些對權利的“私心”恰恰是實現(xiàn)和平的最大絆腳石；后于1918年12月31日在此報發(fā)表《我國民應盡之天職》，畫面上，兩列人員圍坐開會，談判桌上，寫有“南北議和”四字，表明為南北政府之間的談判。而談判室的屏風后面，一人站立，身穿寫有“國民”的長袍，正睜大眼睛，伸長脖頸，往里探視，其眼光所到之處，寫有“監(jiān)視”二字。這則新聞漫畫意在呼吁國民對南北和談加以監(jiān)督；還有《此之謂人民代表》，此漫畫揭露了北洋軍閥于1918年5月間所辦國會選舉的內(nèi)幕和實質(zhì)；1919年2月的《新聞報》上還有馬星馳的《玩弄于股掌之上》，畫面上一個身穿和服、腳登木屐的家伙，滿面堆笑地把一個中國人抱在手里，并一面嘴里叫著“公道待遇”，另一面暗地里把腳伸進了中國山東。那個中國人渾然不覺，雙手搭在日本人的肩上表示親熱，一副懵懂無知的樣子。顯然這是對當時北洋政府中的親日派，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上”而不自知，可憐又可悲的真實寫照。

這一時期，與馬星馳齊名的還有著名漫畫家錢病鶴（1879-1944年）。錢病鶴，浙江人，歷任上海諸報圖畫主筆，先后在上海《民權畫報》、《民生畫報》、《民國日報》和《申報》上發(fā)表漫畫作品。其畫大多反映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對喚起民眾反帝救國和促使清王朝覆滅起到了推進作用。他于1913年創(chuàng)作了長達百幅的組畫《老猿百態(tài)》，矛頭直指袁世凱，曾產(chǎn)生很大影響，為此險遭拘捕。此后，他又發(fā)表了大量抨擊軍閥割據(jù)的作品，成為民國初年極富代表性的漫畫家之一，也是當時最多產(chǎn)的漫畫家之一。五四運動前后，錢病鶴在新聞漫畫創(chuàng)作方面筆耕不輟，其作品三天兩頭就能在《申報》、《民國日報》等重要報刊上與讀者見面，很多重大新聞事件在他的新聞漫畫中均有所反映。

其中較有名的新聞漫畫如《快把害蟲一個一個捉出來》（1917年6月14日《民國日報》），將“民國”比作一個大樹，干粗但不健壯，原來是有很多很多的害蟲隱藏在大樹中，嚙咬危害之。顯然，這些害蟲就似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軍閥、前清余孽、革命投機分子，樹上停有一只啄木鳥，就好比孫中山等人組成的護法義軍，正在將這些“害蟲”一個一個地捉出來，以便讓“民國”這棵大樹健康成長。還有《解放》這幅漫畫（1920年3月21日《申報》副刊《自由談》），畫面上，一位青年婦女的手正指向“解放”二字，意思是要求解放。而在她的前面卻橫亙著三張照片，象征著三種社會勢力，一位戴著瓜皮小帽的遺老斥責說“豈有此理！”，另一位滿腦子陳舊思想的紳士質(zhì)疑：“此聲也胡為乎來哉？”最后一個穿著頗為入時的青年人則半不屑半推脫地說：“我不懂這個道理。”

圖10錢病鶴 快把害蟲一個一個捉出來 1917年6月14日

除錢病鶴外，這一時期丁悚（1891—1972）新聞漫畫的創(chuàng)作也非常活躍，推出了一大批有影響的佳作。如用來評價當時南北議和的《燭影搖紅》（1919年3月3日）、《心殷救國之上海》（1919年3月20日的《神州日報》）；反映了當時教育經(jīng)費短缺、教育發(fā)展停滯不前《何能發(fā)展》（1919年9月28日《神州日報》）；諷刺民國時期所宣揚的民主政治、人人平等的理念，實質(zhì)只是一句空話的《嗚呼民治》（1919年10月13日的《神州日報》）；反映五四時期學生運動遭到軍警鎮(zhèn)壓的《勢不兩立》（1919年10月19日的《神州日報》）等。

五四運動之后，1920年8月至1924年10月直系軍閥統(tǒng)治時期內(nèi)，有關新聞漫畫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出相對寂寞的征象。一是媒體上相對活躍的還是馬星馳、錢病鶴、丁悚等幾位清末民初就已成名的漫畫家，新聞漫畫的主題和內(nèi)容，甚至敘述藝術，與五四時期相比沒有太多的突破。二是此時媒體對新聞漫畫的熱情已漸漸冷卻，如《益世報》、《大公報》、《申報》等主流報紙的版面上，新聞漫畫的蹤影似乎不約而同地消失了。這一時期在內(nèi)容和藝術較有可圈可點之處的新聞漫畫，主要有如反映實現(xiàn)真正“民治”艱難的《要想真正的民治的實現(xiàn)，非打破目前障礙不可》（1922年4月4日的《申報》）；反對英國政府提議的國際共管中國的《共管第一步》（1924年2月1日的《小說世界》第5卷第5期）；《內(nèi)亂之源》（1924年7月的《圖畫世界》），揭露帝國主義在中國扶持軍閥所包藏著的禍心等。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卷中國大地，歷史上通常把這一時期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時期。在這期間，1925年爆發(fā)了“五卅運動”，帝國主義為掩蓋真相，對上海新聞界施加了強大的壓力，“上海各報館聽了工部局的命令，連許多事實都不敢登載。即至現(xiàn)在大馬路兩次慘殺，上海各報仍是沒有一點熱烈的批評，連國民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也是這樣。” 《申報》、《益世報》等知名媒體，都由于受到租界壓力，沒有刊載相關的漫畫新聞，不過上海、香港等地出現(xiàn)了一批直接參加戰(zhàn)斗的新聞漫畫傳單，而且出版了專門性的《罷工畫報》，《東方雜志》以及北京《晨報》等知名報刊，也積極投入了戰(zhàn)斗，發(fā)表了大量的新聞漫畫，在動員輿論、推動運動發(fā)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荻圣的《對于五卅案件列強之嫌疑》、乙未生的《文明人的假面揭破了》、張光宇創(chuàng)作的《望求老丈把冤伸》等；后期還有一些紀念五卅運動的新聞漫畫，如《他們的血不是枉流了的呵！》、豐子愷的《矢志》、王之英的《一手難掩天下目》等。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fā)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大革命從高潮走向失敗的轉折點，轟轟烈烈的北伐革命就此結束，蔣介石建立所謂的“國民政府”，自然也少不了新聞漫畫作者的“關注”。如孫之俊的《中美》表達了作者對蔣介石和宋美齡這樁婚姻的理解，巧妙截取兩人名字中的各一個字組成，甚為機巧，意在言外地說明蔣介石政府正在向“美”國投誠。

圖11 孫之俊 中美 1927年12月25日

四、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電影

1896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電影便現(xiàn)身上海。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電影被人們視為“新奇的玩意”，有名曰“影戲”。直到二十世紀20年代中期才出現(xiàn)“新聞影片”這一說法。經(jīng)過了一段蹣跚學步的萌芽期后，隨著民族資本紛紛投資電影業(yè)，20年代的中國電影獲得了較大發(fā)展。盡管這種發(fā)展是混亂、艱難甚至畸形的，但這個時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進了新聞電影的發(fā)展，新聞紀錄片的數(shù)量顯著增加，內(nèi)容更加豐富；蘇聯(lián)紀錄電影工作者的來華拍片打破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拍片的格局，并促使中國電影工作者開始更加關注新聞紀錄電影，人類學紀錄片初現(xiàn)端倪。

作為資產(chǎn)階級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務印書館是較早關注新聞電影的機構。商務印書館在1918年設立活動影戲部，攝制包括時事片、風景片、教育片、古劇片和新劇片在內(nèi)的五大類型影片，其中前4類均可歸入紀錄電影的范疇。新聞片如《歐戰(zhàn)祝勝游行》、《東方六大學運動會》、《第五次遠東運動會》報道了新聞事件，風景片如《上海龍華》、《浙江潮》、《普陀風景》、《北京名勝》介紹了祖國的風景名勝，教育片如《女子體育觀》、《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嚴肅的內(nèi)容，古劇片《春香鬧學》、《天女散花》、《琵琶記》記錄了梅蘭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劇片段。1926年，商務印書館影戲部改組為國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動持續(xù)到1927年。

1919年，幾位民族資本家集資興辦了專營電影的公司中國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飯桶》，該公司拍攝的均為紀錄片，包括戲曲片、新聞片、風景片。其中拍攝的新聞片有《周扶九大出喪》、《張季直先生的風采》、《圣約翰與南洋球賽》、《南京的警政》，這些影片均攝于1921年，總體來說沒有引起很大關注，但它拍攝于1923年的新聞片《國民外交游行大會》受到廣泛歡迎，該公司在拍完此片后宣告停業(yè)。

自1921年起，電影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地建立起來，而且這些公司往往是從拍攝新聞紀錄片開始的。20年代，約有20多家公司拍過100多部新聞紀錄片。與以前相比，不僅影片數(shù)量有所增加，而且許多影片已不只是對旅途風光或新奇景觀的掃描，還將鏡頭對準重大社會事件，使新聞紀錄電影擺脫了卑微地位，獲得了上層人士的關注。這個時期，拍攝新聞紀錄片最多的幾家影片公司分別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對20年代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貢獻最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創(chuàng)始人黎民偉可謂中國紀錄電影史上第一個重要人物。此前，曾經(jīng)在《莊子試妻》（香港第一部影片）中飾演莊子之妻的黎民偉與攝影師羅永祥一起扛著笨重的器材奔赴前線，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鏡頭。與當時大多數(shù)把電影當作娛樂或賺錢工具的電影商人不同，黎民偉認為電影不僅能供人娛樂，而且能移風易俗，輔助教育，改良社會，明確提出了“電影救國”的口號，并在當時中國電影業(yè)遠離中國革命的情況下，拍攝了大量表現(xiàn)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新聞紀錄片。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tǒng)，黎民偉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就任大總統(tǒng)》。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親自擔任攝影師拍攝了有關的新聞片。此后，他又相繼拍攝了《孫中山為滇軍干部學校舉行開幕禮》、《孫中山先生北上》、《孫大元帥檢閱廣東全省警衛(wèi)軍武裝警察及商團》、《孫大元帥出巡廣東北江記》等。1925年3月12日晨，國民革命領袖孫中山的心臟停止跳動，追隨他多年的黎民偉用鏡頭記錄下了偉人逝世的曠世悲痛，以兩部新聞片《孫中山先生出殯及追悼之典禮》和《孫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記》昭示民眾。孫中山為他題寫的“天下為公”，后被鐫刻在南京中山陵，成為中國電影人永遠的驕傲。

由于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北伐戰(zhàn)爭在當時產(chǎn)生的重要影響，還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攝了相關的新聞紀錄片，如長城畫片公司的《孫中山陵墓奠基記》（1926），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記》（1927）、《總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戰(zhàn)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軍北伐記》（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軍戰(zhàn)史》（1927），上海影戲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總理奉安紀念》（1929）。

此外，20年代新聞紀錄片的內(nèi)容也比較豐富。除了北伐戰(zhàn)爭，還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新聞片《五卅滬潮》、《上海五卅市民大會》、《滿天紅時事展》，以及反映當時其他重大社會事件的新聞紀錄片，如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當年拍攝了《滬太長途汽車游行大會》、《愛國東亞兩校運動會》、《徐國梁出殯》、《江蘇童子軍聯(lián)合會》、《萬國商團會操》；復旦影片公司攝制了《上海光復記》（1927）、《濟南慘案》（1928）、《張作霖慘案》（1928）；民新影片公司還拍攝了《世界婦女節(jié)》（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國葬禮》（1924）、《廣東全省運動會》（1925）；還有記錄知名人士活動的影片，如《孫傳芳》、《盧香亭》、《吳佩孚》、《馮玉祥》、《張學良》等。

早期來華拍電影的外國人幾乎全部來自資本主義國家，1925年與1927年先后有兩個來自蘇聯(lián)的電影攝制組的到來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在中國拍攝了兩部新聞紀錄片：《偉大的飛行與中國國內(nèi)戰(zhàn)爭》（1925）和《上海紀事?1927》。前一步影片導演是B?A?史涅伊吉洛夫，攝影師布留姆，影片記錄了蘇聯(lián)自制飛機考察隊首次從莫斯科途經(jīng)蒙古到中國的飛行。據(jù)導演后來的回憶文章《1925年我是怎樣在中國拍攝電影的》記述，1925年7、8月間，正是“五卅運動”之后，全國掀起反帝高潮的時候，他們要拍攝現(xiàn)代中和中國人民蓬勃高漲的人民革命運動的材料，以告訴蘇聯(lián)和世界人民關于中國的真實情況，只是借飛機飛行作為線索而已。這部影片制成后不僅在蘇聯(lián)上映，而且在歐洲以《東方之光》為名映出。后一部影片《上海紀事》，導演雅科夫?布奧里赫，記錄了第一次國內(nèi)戰(zhàn)爭后期上海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斗爭。這是一部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影片，為舊中國和中國人民革命斗爭保留下了難得的珍貴資料。

20年代，人類學紀錄片在中國初現(xiàn)端倪。1926年冬天，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帶來一支包括德國和丹麥人在內(nèi)的探險隊來到中國，吸收了五名中國學者和四名中國學生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從1927年開始對中國西北部進行科學考察活動，這項活動歷時八載，于1935年結束。在此期間，科學考察團拍攝了大量關于西北地區(qū)的活動影像資料。《世界畫報》曾制作特刊“西北科學考察團”，刊發(fā)了大量的照片介紹赫定一行在西北地區(qū)的所見所聞。另有瑞典考古學家J?G?安特生20年代也曾來到中國，利用電影記錄了自己在中國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見所聞，對塞外風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飾等都有所反映。

五、新聞攝影機構的建立

民國初期，各大報館還沒有專職攝影記者，新聞時事照片，大部分由照相業(yè)人員或業(yè)余攝影者提供。后來畫報盛行，報館所設編輯之職，僅一二人而己，有的編輯在編務之外兼攝一些照片，而設專職攝影人員者屈指可數(shù)，畫報所需照片基本上也是依靠外來稿件。對此，林澤蒼等人在《增廣攝影良友》一書中有專門論述：“華文各報之新聞照片，均仰給于各照相館，往往不另付梓。蓋各報館于登出時，照片之旁注明：某某照相館攝。在照相館方面，則為廣告作用，而報館則得免費之資料，是因互相利用耳。” 如：如上海《時報》刊登的上海城廂、英租界、法租界、南市罷市情況的照片，注明“皆寶記攝”；刊登的一幅《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各省代表攝影》，署名“中華照相館攝”。 寶記和中華兩個照相館，是當時上海兩家兼營紀實攝影的著名照相館，此外，還有一些照片是私人捐贈，如《時報》刊登的一幅《國民大會遠望》會場全景照片，注明“張松亭君捐贈”。

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愛國運動，激發(fā)了人們關心時局、參加愛國斗爭的熱情，涌現(xiàn)出一批憂國憂民，面向群眾的紀實攝影的愛好者，報刊采用照片的數(shù)量迅速增加。報刊所需照片，僅依靠照相館供給，已不能滿足需要，于是專門供應新聞照片的攝影機構便應運而生。

20年代初期，我國第一家新聞攝影機構“中央寫真通訊社”在北京創(chuàng)立。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一書中說：“數(shù)年前，北京曾有人組織‘中央寫真通訊社’，每月平均送稿八次，每月取費十元，其材料頗合報紙之用。” 這家通訊社成立的年代大約是在五四運動爆發(fā)之后，因為在 1920年1月4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報》上已經(jīng)刊有中央寫真通訊社的廣告，并且說：“如蒙惠顧，請與本周刊廣告科主干禇保衡君接洽”。禇保衡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從這段記載可以斷定，這家通訊社是由北京大學學生發(fā)起和建立的。禇保衡后來拍過許多新聞照片，編過畫報，是二三十年代新聞攝影界活躍人物之一。中央寫真通訊社的活動也多限于學界。1921年6月9日出版的上海《時報》，曾刊出該社提供的題為《北京學界之大請愿》的一組照片，有全景、中景和特寫鏡頭。每幅照片均附有詳細的文字說明，其中一幅是這樣說的：“北京中小學以上男女學生數(shù)百人，于本月三日舉行大規(guī)模之鞏固教育運動，向國務院作最后之請愿，遂演成教育界之慘劇。此圖系各校代表在天安門雨中之會議。”這次教育界的“索薪”運動是由北京大學進步教授馬敘倫等領導的。6月3日北京上萬名教職員和學生向總統(tǒng)徐世昌請愿，走在游行隊伍最前面的馬敘倫，被軍警用槍柄猛擊，頭部受重傷。這組照片就是記錄這一事件的，馬敘倫受傷住院的照片也刊登在同一天的《時報》上。

中央寫真通訊社的照片質(zhì)量很好，也很及時，正如它自己所說的“消息靈通，真相明析”。但是由于當時多數(shù)報館缺乏照相制版設備，訂購者只有少數(shù)幾家，不久，這家通訊社就停辦了。

在這之后，上海又出現(xiàn)了一個“攝影通訊社”，其章程規(guī)定，照片稿分為時事、裝飾、風俗、風景、名人、藝術六類，每一類又分甲、乙、丙三個等級，照片按級論價。其中時事照片的訂價為甲級5元，乙級3元，丙級1元。在六類攝影圖片中，甲級和乙級以時事照片的價格為最高，這可能與新聞照片攝制不易和意義重要有關。這家通訊社只擬定了章程，因經(jīng)費不足，一直沒有發(fā)稿。

二十年代后期較為活躍的新聞攝影機構為“中國攝影學會新聞部”。該會發(fā)起人林澤蒼談到新聞部的設立時說：“中國攝影學會因鑒新聞照片之重要，預料將為各報競爭之焦點，且能攝有新聞價值之照片者又寥寥無幾，故特增設新聞部，廣聘國內(nèi)外攝影記者，專采新聞照片，供給本埠及國外各種報紙及雜志之用。”

中國攝影學會新聞部大約成立于1927年，部址設在上海南京路20號，同年開始發(fā)稿。除向國內(nèi)及國外的報紙和雜志提供“國內(nèi)緊要新聞照片”外，還代收學會會員的照片，負責轉送給各種報刊。據(jù)中國攝影學會會刊《攝影畫報》1928年7月2日報道，北平會員國振裕、天津會員周誦先拍的新聞照片，經(jīng)新聞部分送國外、本埠中外日報以及《東方雜志》、《良友》畫報等刊物，均已采用。新聞部為擴充業(yè)務，曾登啟事招聘本埠特約攝影記者三十余人，為加強這一工作，特請禇保衡、林雪懷二人駐會辦公。該部還向社會提供攝影服務，如用戶發(fā)現(xiàn)“緊要新聞”，可電話通知新聞部，該部當即派員前往攝影。

這一時期在上海的新聞攝影機構還有1928 年胡伯翔、陳萬里、張秀珍等攝影同好在上海發(fā)起的“中華攝影學社”（簡稱華社）。此外，二十年代后期活動的攝影機構還有首都攝影社和濟南像傳攝影社，像傳攝影社發(fā)稿較少，首都社到30年代還在繼續(xù)供給新聞照片。

外國人插足中國新聞界為時已久，各大通訊社在中國都有派駐機構，上世紀二十年代外國人在中國創(chuàng)辦的較有影響的攝影通訊社為“萬國新聞通訊社”，主要任務是向國內(nèi)外提供關于中國的新聞照片。《良友》畫報創(chuàng)刊初期，經(jīng)常采用萬國新聞社提供的時事照片。據(jù)《良友》畫報第3期披露：“本報圖畫照片材料，多蒙萬國新聞通訊社供給，此后關于萬國時事照片全由該社負責采集，除在大陸報登刊外，只在本報發(fā)表。”萬國新聞社活動時間較長，直到“七?七”事變前夕還在發(fā)稿，攝影記者有美國人范濟時（Ariel L．Vargie）和黃海升（王小亭）、雷榮基等人。

我國早期的新聞攝影機構，大都活動范圍較小，僅限于供給本埠或本地區(qū)的時事照片，只有少數(shù)單位有派駐記者或臨時派員赴外地采訪。這些民間團體，一般人員都很少，組織松散，資金短缺，常常入不敷出，加之時局動蕩，生活沒有保障，其中多數(shù)維持不了多久就自生自滅了。但是他們所做的貢獻，保存下來的大量時事照片，已經(jīng)成為當時那個年代的重要歷史文獻，留下不滅的業(yè)績。

六、攝影記者的出現(xiàn)

我國以拍攝新聞照片為職業(yè)的攝影記者，到二十世紀20年代初才出現(xiàn)。攝影記者作為一種新的職業(yè)，它是從我國第一個新聞攝影機構中央寫真通訊社開始的。但在當時各大報館還沒有專職攝影人員。對此一直潛心于新聞史料搜集與研究的戈公振，在1926年談到攝影記者問題時說：“我國報館，尚未知養(yǎng)成此種專材，故多于照相館合作。”

1926年2月出版的《良友》第一期中縫刊出：“本刊擬招請攝影記者每埠一人，尊任攝取有關新聞性質(zhì)之各種照片……”報刊的“攝影記者”之名，可能以此為最早。招聘啟事甫出，吸引了十幾個著名的攝影者應聘上海、南京的大照相館和攝影社等。1926年，馬相伯主編上海《天民報圖畫附刊》，刊登啟事，以現(xiàn)金征求照片，招聘“特約攝影記者”，國內(nèi)外攝影人員均可應征，但須寄最近新聞照片兩次，合格者則下聘書，酬金從豐。特約記者多為兼職，它可以接受報紙的采訪任務，供給照片，但它不同于報館的專職攝影記者，不能隨時指派任務，不能及時地保證新聞照片的時間性。因而，有的報紙就開始在報館內(nèi)增設專職的攝影人員。

1926年前后， 北伐軍總政治部開始設隨軍攝影員。

1927年初，上海的《時報》設照相室，由唐僧（唐靜元）主持其事，并在《圖畫時報》上不斷刊出署名“時報唐僧攝影”的照片，因此唐僧可能是《時報》實際上最早的攝影記者。1928 年《時報》又聘請郎靜山、蔡仁抱為“攝影記者”，這兩位算是中國新聞攝影中最早的新聞記者之一。郎靜山回憶起這段經(jīng)歷時說，當時他們到處拍照，每天都可拍各類新聞照片一二百幅，報紙刊用僅三五幅而已。上海其他報紙如《申報》、《新聞報》等也開始配備了專職的新聞攝影記者。

二十年代后期報紙上刊登由攝影記者拍攝的照片，主要為重大歷史事件新聞和重要任務照片，新聞性強，圖片更清晰。而在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wèi)發(fā)動反革命屠殺中國共產(chǎn)黨員，許多新聞工作者被迫害，新聞攝影事業(yè)停滯不前。

當時的報刊，攝影記者很少，卻擔負著繁重的任務。如上海的《時代畫報》只有一個專職記者，8開本的畫報，每期出30頁左右，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攝影照片，都是畫報自己的攝影記者拍攝的。當時的新聞照片，大多為名人肖像與合影，即使是現(xiàn)場攝影，也多半是擺好姿勢拍照，這與攝影技術的發(fā)展水平有關，同時也和人們對新聞攝影的特點認識不足，所有現(xiàn)場攝影，具有動作性鏡頭的照片很少。如國民黨第二屆執(zhí)行委員會第四次全會召開時，中央委員何香凝、陳果夫等人，都不愿意照相，看到照相機，故意轉過頭去躲開。憑著攝影記者的耐心和才智，趁何、陳兩人不備之時及時地捕捉了兩人當時的表情，這是我國20年代“抓拍”攝影的一例，這比德國的“堪的派”攝影（Candid photography）早好幾年。可惜在中國，這種“抓拍”，并未上升為理論或在實踐中形成一種自覺的行動，只不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偶爾用之。

攝影記者為了得到比較重要的材料，有時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去拍攝。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到山東，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制造了“五三慘案”。萬國新聞通訊社攝影記者王小亭，在濟南受到日軍的監(jiān)視，但他不顧個人安危，拍攝了日軍暴行，其中有被日寇慘殺的我國同胞的尸體，共10余幅，這是一組難得且極其珍貴的歷史鏡頭，后來刊登在《良友》畫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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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組供稿）